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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我国航天工程建筑设计的辉煌
　　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于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经过40年奋力拼搏，我国航天技术终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在丰台区内还聚集了一些重要的航天骨干科研生产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原七机部七院）等，他们都曾为发展我国航天技术作出过辉煌的贡献。
　　1964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的重大决策。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国防工业各部门，而七机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前身）的三线建设则又是重中之重，并被国家列为“战备重点抢建项目”。为了适应七机部艰巨繁重的三线建设工程设计任务的急需，1965年2月组建了七机部七院。七院建院伊始，房无一幢，车无一辆，从原第二、三、四、五、六各国防工业部有关设计院调来的187名技术骨干以及从原国防部五院基建工程部和各分院调来的同志们，来到七院根到后，鞍马未息，风尘未洗，就匆忙奔赴原七机部各三线基地现场工作。近500名1965年应届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们在参加了9个月农村“四清”运动之后，随着三线战鼓紧催，也分别奔赴各三线基地现场工作。
　　在现场踏勘选址期间，有的设计人员奔波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为了寻找“靠山、分散、隐蔽”的厂址，每天爬越崇山峻岭，跋涉沟壑河川。汗湿淋淋，树荫下纳凉；倾盆大雨，大树下遮蔽；细雨霏霏，就继续行走；饥肠辘辘，冷馒头充饥；口渴难耐，用凉水解渴。每天60余里的山路，踏破胶鞋，历尽艰辛。在现场设计初期，有的设计人员住帐篷，支炉灶，有的设计人员住进了被老乡们当作牛棚的“王维庙”，没有图板用床板代替，没有电灯就点蜡烛。夏季，白天在帐篷里犹如蒸笼，闷热难忍，冬季夜晚，当朔风怒号时，山鸣谷应，黄沙滚滚，冻得住在帐篷里的人们彻夜难眠。在三线建设的十年奋战征程中，七院广大勘察设计人员把自己能参加祖国航天科技工业战略后方的建设，看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高度信任，他们视国家、民族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人民需要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党指挥到哪里，他们就冲到哪里。在三线地区穷山恶水的工作条件下，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巴山蜀水、云贵高原、秦岭山麓、渭水之滨和湘西山区等地留下了奋斗过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完成了061、062、063、064、067、068等一个又一个新的航天科研生产基地的勘察设计任务，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三线基地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通过三线建设的十年磨练，广大勘察设计人员掌握了专业技术，培养了优良作风，为七院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三线建设的勘察设计任务进入收尾阶段时，“三抓”任务接踵而至。1975年，党中央作出了七机部承担的三项重点型号研制任务上马的重大决策。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0年期间，七院同志全力以赴投身于完成“三抓”任务的勘察设计，豪迈地提出了“绝不让‘三抓’任务在七院误点”的战斗口号，做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终于按时保质完成了大批的为“三抓”任务直接服务使用的工程勘察设计。
　　日，一条乳白色的“巨龙”从祖国大西北的发射场腾空而起，落入太平洋预定海域，新华通讯社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获得成功。七院同志和全国军民一道欢呼雀跃，兴奋与幸福的泪花情不自禁地溢出眼角。广大设计人员记忆犹新，数年前在承担为该“巨龙”直接服务使用的工程设计任务时，面临的是一项时间急迫、工程浩大、技术复杂的洞室工程，经过认真调研，奋力拼搏，终于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按时绘制出一张张蓝图，往日洒下的辛勤汗水如今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由于该洞室工程在防水、防潮、防噪声设计方面完全符合“巨龙”的生产使用要求，因此该洞室工程于1980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
　　日，我国在公海上由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为该固体火箭直接服务使用的火箭总装厂房曾于1975年下半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列为“重点抢建项目”，并要求于年底前完成施工图设计。为此，七院迅速组成设计队伍深入现场，日以继夜，争分夺秒，精心设计。时值隆冬严寒季节，室内无暖气，设计人员冻肿了手，冻坏了脚，但仍坚持工作，按时出图，保证了施工急需。由于该总装厂房在空调、防爆、防静电设计方面完全符合固体火箭的生产使用要求，确保了生产安全，因此于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试验通信卫星，4月16日，卫星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它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开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七院设计的通信卫星系统工程的天线试验场地，其天线基座在整体刚度、温度变形、结构频率、基础沉降等方面均有严格的要求。建成后经测定，该基座顶部的水平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天线场于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此外，由七院勘察公司承担的为发射通信卫星直接服务使用的闽西地面站450―1工程测量，于1987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勘察银质奖。通过承担上述“三抓”任务的勘察设计，使七院的队伍素质及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当艰巨而光荣的“三抓”勘察设计任务基本完成后，七院自1980年开始逐步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1984年开始进行了设计体制改革，实行了技术经济责任制，取消事业费，改为低收费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自收自支。七院在进行设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确保航天”作为首要任务和院的工作指导方针。广大勘察设计人员继续发扬了当年奋战“三线”和确保“三抓”时的优良作风，以“绝不让三线调迁工程和专项工程在七院误点”为奋斗目标，完成了061、062、066、067、068等三线基地调迁工程以及四项国家批准的航天高科技专项工程的勘察设计，还完成了国家重点工程：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亚洲最大的火箭全弹垂直振动试验塔、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仿真群体之―――北京仿真中心、北京惯导测试中心、航天演示厅、航天博物馆、风洞环境治理工程、航天微电子中心等一大批航天高科技工程的勘察设计。其中：风洞环境治理工程于1987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银质奖，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及火箭振动试验塔分别于1989年及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这些工程项目的建成，对我国航天技术攀登新的高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条件。钱学森同志在七院建院初期时就提出：七院应当建成有七机部科研特点的工程设计院，经过30余年的奋斗，这一目标现在终于圆满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七院在“确保航天”的同时，积极面向社会，走向世界，多种经营。在首都北京、天涯海角、罗湖桥畔、大连海滨、齐鲁泉城、黄浦江边、厦门特区、山城重庆、海河两岸、古都汴梁等城市中均留下了七院设计人员的杰作。1992年经国家经贸部批准，七院首批获得对外经营权，先后在8个国家承担了有关工厂、飞机场、高层住宅、国贸中心大厦冷库等项目的咨询、设计，向6个国家出口了现代化温室及紫外线饮水消毒器等产品。在多种经营方面，积极开拓了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工程监理、岩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监测、技术开发、房地产开发等业务。
　　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七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1992年跻身于“中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单位”的行列，1992年至1995年连续4年被北京市评为“首都文明单位”，1993年至1995年连续3年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自1978年以来，七院获部级以上奖励的各类优秀成果共107项计130项次，其中获国家级奖励的优秀成果17项。七院现有职工近千人，其中高级和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各约有300人。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七院拥有全国工程设计师2人、全国优秀勘察设计院院长1人、部级劳模5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6人、获“航天奖”的5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2人、航天优秀企业家1人、部级三八红旗手2人。
　　40年来，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从而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增强了民族自豪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大三角之一，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再过几个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我们将洗刷掉150多年前由于贫穷落后而遭受的欺凌和耻辱，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大昌盛的结果。七院的同志和全国人民一样翘首企盼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并牢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继续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力拼搏，开拓前进，当好尖兵。
　　作者介绍：曹祖恩同志系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享受政府津贴。现已退休。
中国第一座航天城矗立在丰台东高地
卜雨亭& 潘昭汉
　　在北京以紫禁城为标志的中轴延伸线南端，与大兴县毗邻的丰台区东高地，座落着我国第一座航天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40年前，当共和国的经济和科技基础还十分薄弱时，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国防尖端事业，构筑我国独立的核反击力量。1956年10月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11月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应运而生。周恩来总理任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
　　1957年12月，一分院自城区四六六医院迁到长辛店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旧址办公。当时，全院只有175人，成立了8个研究室。月．研究院从长辛店分两批迁往南苑地区，以国营二一一厂为依托，年底发展到1200多人。38年后的今天，全院有13个研究所和7个工厂，形成了大型火箭总体和各分系统完整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及生产配套的实体，长征火箭最大的研制基地，总占地面积8000余亩。全院有干部、职工27000人，内有高级技术人员3000多人，中级技术人员4800人，还有数千名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
　　在党中央三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单位，尤其是北京市和丰台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几十年来，研究院的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献身航天、勇攀高峰的精神，把周总理生前关于“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教导作为行动指南，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运载火箭型号由小到大，从单级到多级，从发射中低轨道卫星到发射同步通信卫星，不仅发射国内卫星，而且发射国外卫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火箭技术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1960年11月我国仿制的近程火箭试射成功，之后，又以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火箭。1980年5月成功地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火箭，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研制战略火箭的基础上，又研制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截止1995年底，研究院已成功发射了各类卫星34颗（包括9颗国外星），其运载能力近地轨道从300公斤发展到9200公斤，同步转移轨道从1450公斤、2650公斤正向5000公斤前进。
　　长征一号于日一举成功发射了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它揭开了我国空间活动的序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长征二号及其改型长征二号丙，自1975年11月至1993年10月，连续14次成功发射我国返回式遥感卫星，1988年获国家质量金奖。
　　经八年攻关，我国在成功地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氮氧发动机的基础上，日，长征三号发射我国同步静止通信卫星获得成功，从此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美国宇航局长贝格斯写信祝贺说：“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为了抓住机遇打通进入世界航天发射服务市场的道路，经国务院批准，研究院冒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风险，签订了发射“澳星”的合同。为此，全院上下一心，拼搏奋斗，在全国25个省市。3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大力协同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于1990年7月大推力捆绑火箭――长征二号E试射成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一个奇迹。1992年8月第一颗“澳星”圆满入轨，北京和全国各地众多机构和单位，纷纷对研究院职工进行慰问、祝贺和奖励。由李永安、郭俊彦同志带领的丰台区四套班子慰问团，第一个给研究院送来了锦旗和奖金，极大地鼓舞了航天战士奋勇直前。
　　1994年2月和11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首射和再射均获圆满成功，它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继续位居世界前列，同时，进一步向基本型、系列化发展。
　　几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研究院已具有较强的综合技术优势，取得了2000多项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其中有两项获国家技术进步特等奖。改革开放以来，研究院在努力保持航天技术发展势头的同时，积极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将军工技术向民用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发了数百种民用产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自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承揽对外发射服务以来，研究院先后接待了一百多个海外代表团并参与签订了几十份发射合同，成功发射了亚洲一号、亚洲二号、亚太一号卫星、澳星、瑞星、巴基斯坦卫星和美国艾科斯达卫星等，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成就只能说明过去，航天技术是高新技术，航天产业正待进一步开发，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还会遇到许多急流险滩，面对世界航天产业的激烈竞争以及我国与世界航天大国之间的差距，研究院广大科研人员深知任重道远。大家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迎接新的挑战中发扬优良传统，铸造新的辉煌。
　　作者介绍：卜雨亭同志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办公室原副主任。副编审，现已离休。
　　潘昭汉同志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办公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现已退休。
我为航天事业服务三十年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参加工作时，正值全国解放，国家百废待兴，生产要恢复，经济要建设。当时我供职在机械工业系统，一直从事重型机械工厂的土建设计，我曾参加了上海几个钢铁厂的恢复建设，参加了我国第一个汽车厂和第一个重型机械厂的建设。
　　1962年秋天，当我刚从广西和贵州出差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要调动我的工作，我问调到哪里，回答说保密。我只用了一周时间交代了工作，办完了一切离开机械部（当时叫一机部）的手续，然后跟着一位军人同志来到了一个军事单位（就是航天部的前身），方才知道我国已经开始研制航天运载火箭。航天事业是一顶尖端的科技事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要进行多次的试验来证实和修正，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在北京的一些研究用房和试验厂房正在建设，科研人员正在百般困难之中，摸索着研究设计新的火箭型号。而我们作为一个土建技术人员，主要任务是为科研和试验预备好合适的工作场地和条件，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专业设计队伍，所有研究用房和试验厂房的初步设计图纸都是苏联提供的，而施工图纸是委托航空部和电子部的设计院根据苏联的初步设计绘制的，这些建筑和设备，我们大都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来到之后不久，院属的基建工程部成立了一个设计处，要我负责土建技术问题，来研究这些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和进行一些零星的补充设计，当时我们称之为“填平补齐”设计。我就这样开始了为航天事业服务的工作历程。
　　由于航天科技的研究和试验是需要土建给予一定的条件来满足的，所以在苏联专家的图纸上标明了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实际经验，对这些要求还不知其所以然，虽然有些能理解，但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一般不敢轻易变动，担心会给科研和试验带来影响。我记得当时有一座承担承力试验的厂房，其中的承力地面，图纸上要求几十米长的承力轨，好几十根埋在混凝土里，表面无论在长方向或横方向，都不准有任何高低，连个公差值都不给，这样高标准的要求连机械加工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土建施工。虽然我们学土建的也懂得、在做上建构件试验时，也用承力地面，但是并不需要那么平，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试验时还要应用夹具和填块。然而做火箭的试验，是不是有别的要求呢？我们拍电报向苏联方面询问有无特殊要求，能否有公差？允许多少？但是得到的回答是按图纸要求，绝对平，没有公差。我们只能专门设计了一套比较刚强的钢垫梁来架起，调平和固定住所有的承力地轨，在浇注混凝土的时候，又请了专搞大地测量的人员用高级水平仪在四周进行监控，才解决了这个高标准的要求。但是从实际使用的情况和后来我们又设计的同样设施来看，是大可不必提出这种让人难以达到的要求的。我国的航天事业是摸索着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样，为它服务的土建工作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到了1965年的春季，大三线的建设开始，当时航天工业系统也由军队编制改为工业部门，成立了当时的七机部，我们的设计处也增加了一大批由其他工业部支援来的设计人员，建立了设计院，我负责带领了一批同志到三线去进行选点和开始自行设计航天工业的三线基地。当时航天工业的三线基地，面铺得很大，而且是一齐上，我们设计院各个室都分头下去，尚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又由当时的建工部组织了两个综合设计院，配合航天部一同进行三线的土建设计。三线建设，尤其是航天工业的三线建设，特别强调战备。到了1965年的秋天，又专门来了几个防空的“专家”，讲得神乎其神，更突出的是林彪提出了三线建设要“山散洞”，把来到三线建设工业基地的目的，强调为防空是第一位的，把我们原先选择好的比较便于生产生活的场地，全部一风吹了。我们又开始进入到更大更深的山沟里进行选点，所能依靠的是几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到了一站，就住在老乡们的粮仓或牛棚里面，每天晚上聚在油灯下先研究地图，从地图上找附近的深山沟，估计一下距离在廿公里半径之内，第二天一早，每人带上两个冷馒头，拿上两头蒜和几个地瓜，就开始上路了，按着地图的方位和路标特征，每天来回要走约四十公里，有些地方往往需要向当地老乡打听，他们竟然也都没去过。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我们到了不少山沟，大多是由于无法安排生产建设而放弃，最后选定一些山沟作为厂址进行设计。当时在设计的主导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事于航天事业的人员主要考虑将来便于科研生产和生活多一点，而配合航天部设计的人员则从防空的角度强调得多一点，然而当时“山散洞”是大形势，以致对后来的实际使用，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即使这样我们所有设计人员仍是毫无怨言地工作在远离城镇的荒凉山沟之中。我们住的是帐篷和农民的四周透风的板房，在油灯、蜡烛昏暗的灯光之下，我们把图板架在床板上，设计出了一张又一张建设图纸，这真是在最最落后的条件下搞最最先进的建筑设计工作。我们远离了家人，家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地图上的那一方（因为当时的通讯地址是用信箱号代替的），就这样，我们在山沟里全心全意地不提任何要求地干了十几年，终于把我国航天事业的三线基地建设了起来。这其间，十年浩劫的干扰是非常巨大的，我本人也受到了冲击，有五年被停止了工作，但是，我国的航天事业在已有基础的前方和三线基地的后方共同协力之下，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成熟。我国自行设计的各种型号的火箭在这些建筑中进行研究、试验和生产，并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于1970年上了天，这对于我们为航天服务的七院土建设计人员来说，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却也得到了人生最大的欣慰。
　　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对服务于它的土木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研究和试验出更精密的自动驾驶仪，它需要我们在土建方面设计出能隔绝十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的重力加速度的振动影响的建筑；为了试验和生产极精密的电路和仪器，它需要我们在土建设计方面能做到使每立方英尺的空气中不得存在超过百粒甚至超过一粒的大于千分之一毫米直径的尘粒；有的实验室要求能够达到屏蔽住各种波段的电磁波，有的要求在室内能够像在太空中一样没有反射液，还有的建筑要求有一定的自振频率等等，这些隔振、超净、屏蔽的高技术要求构成了航天事业土建的特征，我们在土建设计中一个个地研究和攻克了它，我们已经有能力主动地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去创造更好的条件了。到了1978年夏天，我被任命为第七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那时为了航天事业更上一个新台阶，需要在我国西北地区建造一个有多项特殊要求的厂房。这项任务由一位主管基建的副部长总负责，一位工艺方面的专家负责工艺设备的引进，由我负责土建设计和配置设备来满足工艺要求。施工任务很紧急，有大量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土建设计人员来说都是新的，还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借鉴，为了按期完成任务，我们的几十位同志日夜战斗在第一线，我这两年也是来回奔走于北京、西北之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把这个厂房建成了，为航天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条件。这些有着特殊要求的厂房和精密度高的实验室的建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科研、试验和生产提供了更合适的场地，航天事业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了。1980年5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报导了我国远程火箭准确地飞向了南太平洋地区预定海域的消息；1981年9月某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位置报导了我国在西北地区发射了用一个火箭将三颗卫星分别送入各自轨道的所谓“一箭三星”的特大喜讯，世界震惊了！人民欢腾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自行制造出来的高科技成果，我们?上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这里面凝聚着多少献身于航天事业人们其中包括我们土建设计人员的辛劳。
　　1980年春季七院成立科技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同年夏季又被任命为七院总工程师和副院长职务，担子更加重了。当时航天部的一些新的实验室正在计划筹建之中，有的被列为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对土建设计又提出了更特殊的技术要求。1981年的秋季，我们于六七十年代在山沟里建设的一些基地，由于当时受过份强调“山散洞”而留下的问题暴露了出来，那年秋季下了好几天的大雨，我国西北的一条铁路和并行的公路被山洪冲断了，我们的一个在山沟里的基地也遭到了山洪的袭击。这是一个为航天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基地，为了调查情况和研究抢险方案，我带了一个专业齐全的小组前往，由于那里已经和外界交通断绝，我们只能从火车上下来改乘军用直升机进到沟口。那里沟长山高，连日大雨，山洪爆发，形成泥石流，冲断了大部分的道路桥梁，还形成了多处的滑坡，我们趟着泥水进行调查，用了四天时间才走完不足二十公里的山沟到了最后一个厂房。我们看到了沟里的职工住房已被冲毁了，因为这些房子大都建在小山口的台地上，那里本身就是冲积扇，是过去历次山洪冲积成的，所以这次洪水来了，不是房屋被毁就是满屋的淤泥，绝大部分人都被迫住到未进水的高处的厂房里。洪水把人们隔断在各个厂区里，通讯断了，只能靠几台步话机来联系；电源断了，只能靠油灯来照亮，但是大家仍然照常上班，在厂房里清除泥水，尽最大的可能维护着机器设备，使其不再受到损害。这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航天人的精神，我们这些为航天事业服务的土建设计人员怎么能不为之感动呢？我们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这里的问题。在回京途中，我代设计院起草了一份送给部里受灾详情的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那里研究后又向国防科工委作了汇报，我也参加会议并作了说明。之后，部里又让我到其他三线基地作了调查，期望能够防患于未然。最后经国家批准，我部的三线基地要作必要的调整，我又忙碌奔走于各三线基地之间，率领着我院的设计人员进行三线调整的设计，保证航天事业的三线基地更巩固，更完备。
　　1983年，我们第七设计院终于在丰台建成了自己的设计工作用房。我们是经历了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曾为航天事业的科研、试验和生产设计出了各类建筑之后，才为自己建设了一个落脚之地，使我们也有了能为航天的特殊要求进行科研的条件了。 1983年 5月，我被任命为七院科技委员会主任，同年又被航天部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为了航天事业更上一个台阶，需要更高级的实验手段，因此计划中的一些国家实验室必须尽早开始设计和建设，这样对于土建的要求也就更高了，由此我们七院在隔振、超净、屏蔽技术上也相应得到了提高。由于这批实验室的建成，航天事业向更高、更精发展，1984年1月航天部发射了第一颗试验定点通讯卫星，1986年2月发射了第二颗更精确的通讯卫星，1987年3月发射了第三颗重量更大的实用通讯卫星，1988年12月又发射了第四颗通讯卫星，同年又成功地发射了气象卫星，并且成为能为别国发射卫星的世界四大国之一。这些确确实实是我们航天人同心协力、千辛万苦、自力更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这里包含着我们服务于航天事业的土建设计人员的一份奉献，也包含了我的奉献。到了1987年的夏末，我将总工程师职位交给了比较年轻的同志，我于1989年被国家评为“设计大师”，到1992年秋季，我又将所担任的科技委员会主任职务交给了新的同志。我国的航天事业在不断发展，为航天事业服务是没有尽头的，他们还将碰到更新、更尖端的技术问题要去解决，为航天事业服务的历史还要写下去。我于1992年冬天患了癌症，1993年退下了工作岗位，我为航天事业服务了整整三十年。
　　作者介绍：钱孝虹同志系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原科技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和副院长。研究员，第一批设计大师，享受政府津贴。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现已退休。
留学回国& 献身航天
　　说起航天，无人不晓，因为每当银白色火箭腾空而起，把卫星送上太空时，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骄傲。可是说起航天在丰台，知道的人却不多了。
　　航天部所属单位北京有六处，而丰台就有三处。航天部一、三院从组建时起就在丰台，航天部七院从1981年迁入丰台后，也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了。
　　七院迁入丰台后，得到丰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我八十年代头五年任七院副院长时，与丰台区领导，特别是当时的杨宗奎副区长有过愉快而成功的合作，到现在我还感谢他的支持。
　　我是一名普通的航天战士，在航天事业中仅仅在航天工程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我有一颗热爱事业的心，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想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人民。
　　1952年初，我正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俄语进修班学习。这个进修班是专为从东北各地参加抗美援朝的青年学生举办的。一天校方通知我，要我准备赴苏学习并立即赴京报到。
　　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能有机会到国外留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于1952年2月来到北京辅仁大学二院留苏预备部（北京什刹海附近），同时来预备部学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在职干部及部分青年学生共六、七十人，其中有原二机部副部长万毅将军，有中国的保尔――吴运锋同志等革命前辈。这批学员准备同年八月赴苏联学习财经或政法。
　　后来教育部决定，将预备部中二十余名青年学生由学财经或政法改为学工，其中就有我，还包括现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内，并要求我们在国内再补习一年数学及物理。补习班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在西单石附马大街），宋健同志任班长。教育部还从北师大专为补习班请了两名教员。
　　中央首长对这批学员非常重视与关心，并寄予了很大期望。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曾亲临北京外国语学院，为补习班的全体学员及当时准备出国留学的其他学生做了长时间的重要讲话，他鼓励我们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欢送会，会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向我们提出了“学习好，团结好，身体好”的三好要求，会后还安排了京戏“大闹天宫”请我们观看。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都牢记在心上，它成为我们学习的座右铭，克服困难的动力。
　　为了执行中国与民主德国交换留学生的协议，中方在1953年应向民主德国派三十余名留学生，教育部又把我改派到民主德国留学，并决定我的学习专业为建筑结构。
　　1953年8月，我们一行三十一人，作为赴民主德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乘火车踏上赴欧洲的征途。经过六天的旅程火车驶进了莫斯科火车站，然后又乘火车经华沙到达了民主德国首都柏林。我们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工农系学习了一年德语。
　　1954年8月，三十一名同学根据个人专业走进了不同城市的大学校门。我高高兴兴地上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德国名牌大学――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后来改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同年9月开始了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德国学制为五年半）。
　　学习是艰苦的，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首先是语言困难，上课不能完全听懂，给学习专业带来很大问题。虽然此前学过一年德语，但由于德语是一种难学的语种，原来学的只能应付日常生活的对话，离能听懂课程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特别是头二年，听懂的比例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到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下更大的功夫，苦读勤练，用时间来弥补。德国教授们不给讲义，只提供必要的参考书，这给我们又增加了困难，所以课后必须整理笔记，苦读参考书，我们就是这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同屋的德国同学入睡了，我们仍伏在桌前学到深夜，周末不但不能休息，还把它当作学习的最好时间。跳舞我们不能去，郊游我们不能去，酒吧我们也不能去，课外能去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体育馆或体育场，锻炼身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加精力充沛地学习。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和同学们学习劲头不减，思想情绪稳定，心情舒畅愉快，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为了学好本领，参加祖国建设，不辜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期望。
　　在学习中，我们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与帮助。在德累斯顿大学成立了中国留学生学生会，后来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经常保持与校方的联系。
　　学校为外国留学生准备了一栋舒适、安静的宿舍，宿舍内备有一切必要的学习生活设施，包括一个能制作中餐的食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战败国，他们的经济还正在恢复。当我们一踏上德国领土时，到处可见战争废墟，特别是德累斯顿，战争废墟更为严重，倒塌的房屋数不胜数，有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人民生活相当艰难。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优雅的学习环境，可见民德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是相当重视的。
　　学校还为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组织我们去旅游圣地度假，在民主德国作环行旅游，每年圣诞节举行圣诞晚会，赠送圣诞礼品等等，所有这些对我们的艰苦学习都是一种安慰。
　　我们在国外学习，也深切体会到党的领导与关怀。中国驻民德使馆，待利用暑假组织我们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形势。凡是我国领导人到民德访问，如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等都要抽出时间给我们做报告，我们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后，还访问了民主德国，民德政府为了能让我们学生有机会与总理见面，就把我们三十一名同学全部邀请到柏林，与周广理共度几天的美好时光。民德总统威廉?皮克为周总理举行国宴，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席间，民德外交部长领我们向周总理敬酒，我们一个个高兴地排着队举着酒杯走向主席台，此时宴会厅内突然响起“向中国青年学习”的口号，这是民德总理格罗提握的声音，接着“向德国青年学习”的口号声也响彻大厅，我们知道这是周总理声音。是啊！我们到这里来也是向民德青年学习的，民德的青年联盟（相当于我国的共青团）带领全国青年为恢复战争创伤及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下，勤劳地工作着，无私地奋斗着，这不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吗！
　　周总理在德国学习过。为敬重周总理为人类和平及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柏林洪堡大学授于周总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仪式开始之前，全校几百名教授穿着庄严的教授服静静地等候这庄严时刻。我们都在前排就坐。突然大厅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只见洪堡大学校长身穿镶有金边及金花的校长服陪同周总理登上主席台，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微笑着招手致意。周总理庄严地接过证书并致谢词后，我们立即排列在大厅的出口处，等候总理出来，当总理见到我们时，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们要比我学得更好。”是啊！我们怎么能和一代伟人相比，但这是总理对我们的期望啊！这时总理在怀仁堂接见我们时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每个人都暗下决心，绝不辜负总理的期望，我们的学习劲头更足了。
　　1957年是我们离开祖国的第四个年头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吸引着我们，国内的亲人也在想念我们，真想回国看一看国家的变化，看一看亲人。我们的心思，总理知道了，总理非常理解我们，但总理也告诉我们，目前国家还有困难，经济还不富裕，希望我们再坚持一下，学成回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能理解总理的指示，都能服从国家的利益，并把很好地完成学业、学好技术、按期回国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又愉快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了。
　　时间长了，家人也惦记我们，我们常给家里寄些学习生活照片。我父亲是沈阳电缆厂老工人，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辽宁日报记者走访了我家，并以“工人家庭中的留学生”为题发表文章，介绍我家解放前后的重大变化，登载在辽宁日报上，辽宁画报也选择十几张我寄回的照片，刊登在画报上，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也深受教育。
　　1959年末，紧张、艰苦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艰苦的学习，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同学们各个成绩优良，全部获得了民主德国特聘工程师学位。对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校方有个评价：中国同学学习最努力，成绩最好，毕业时间最早（在民德华业时间可由学生自己选择）。我们赴德留学生怀里揣着学位证书，想到即将回到阔别六年半的祖国，想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学成回国参加建设的指示，心情格外振奋。祖国在期待着我们，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多年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每个同学都彻夜难眠。1960年初，我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1960年我被分配到0038部队，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当上了一名航天战士。航天战士，多么神秘而又神圣的字眼儿，我感到自豪，也感到骄傲。我在想，我怎样为航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
　　那时我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在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地撤走了全部专家以后，就更需要大量的工程建设人才。国家非常重视航天事业的发展，仅在1960年这一年，国家就从高校毕业生和留学生中挑选出几十名优秀学生参加了航天工程建设。
　　当时参加航天工程设计的有两家中央部门的设计院，承担施工任务的是几家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我们这批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是从事工程管理，如工程计划、施工管理、质量监督等工作，也有少部分人做点填平补齐的设计工作。我们从南苑到永定路，从永定路到云岗，日以继夜地穿梭于工地之间。经过几年辛勤工作，在设计院及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迅速而高质量地完成了北京地区的工程建设任务。实践证明，在没有外国专家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快速、高质量地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
　　1964年又开始了三线建设。
　　1965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同时也成立了部属第七设计研究院，从此航天工业的基本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设计院成立后，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航天战士们立即投入了工程浩大的三线建设任务。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我带领一个设计室奋斗在荒山野岭、人烟稀少的山沟里。
　　三线建设从选点开始。在那山高、坡陡、沟深的山沟里，不但汽车开不进去，就是步行也是非常困难的。山坡上杂草丛生，无路可走，我们就手持木棍，拨草开路，有时还遭到毒蛇侵袭，蚊虫叮咬；爬山的时候，遇到雨天，一不小心，就滑下山来，刮破衣服，划破皮肤，疼痛难忍；有时行进在山谷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掉进泥水里，甚至摔倒，弄得狼狈不堪，有时渴急了还要喝上几口稻田里的水。
　　在山区，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我们被晒得头晕脑胀，皮肤红肿；时而阴雨绵绵，渐渐沥沥，空气潮湿，闷热难忍。
　　在所有这些困难面前，我们毫不畏惧，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克服地理、气候条件不利所带来的困难，坚决完成三线建设任务。
　　工程地点选定之后，我们即开始进行工程设计工作。设计人员自带行李及图板，乘着大卡车，风尘仆仆地来到设计现场――大山沟里安营扎寨。我们的到来，唤醒了宁静的偏僻小山村，沸腾起沉睡的山林，初到山沟，一切从头做起，我们与筹建单位一起，战胜困难，改造环境。没有现成的房子，我们搭席棚，找民宅。搭好的席棚，四面透风，潮气上升，外面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在棚内支撑雨伞绘图、睡觉。没有绘图桌，用床板代替，没有电灯，点蜡烛或燃气灶。蔬菜很少，鱼肉更难以吃到，有时到山沟小溪中捉螃蟹，到稻田里捉鳝鱼来改善生活。冬季气候寒冷，空气潮湿，又无采暖设备，寒风袭来，入骨三分，洗脸时难以油水，睡觉时被窝冰冷。但这些都难不倒党哺育出来的新一代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在劈荆斩棘中开辟道路，奋勇向前。在困难中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送别了一个又一个春天，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程设计任务。我们把千万张图纸交给了施工单位，在工人师傅的努力下，一个个工厂相继建立起来，三线建设在蓬勃的发展。
　　1974年我带领一个设计分队开始去完成一项巨大的三线工程。这是一项地下工程，时间紧，任务急，规模大，设计难度也很大，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接受任务后，每个设计人员深感事业的光荣，责任的重大，因为我们知道，这项工程建成后，我国新一代火箭将从这里装配出厂。
　　这样大型的工程在国内尚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攻克技术难关。首先我们在北京、成都、广州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走访了有关院校、研究单位及设计院，以博采众长，同时还根据国际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试验，特别是对国外七十年代的最先进的空调技术――变风量末端设备及诱导送风技术进行了科学试验，在取得了有关试验数据后，应用在工程实践中。
　　我们克服了无数困难，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也迎来了成功的曙光。1979年按设计要求，通过施工、安装、调试，一座现代化的地下工程建成了。这是一座“地下宫殿”，一座装配火箭的“宫殿”。当设计人员看到雪白的墙面，二米高的水曲柳吸声木墙裙，桃红色的水磨石地面，银白色的微孔吸声铝板吊顶，加工精细的空调末端风口，一排排诱导送风风口等等，心里充满着喜悦的情感，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感到肩上如释重负。洞室建成后，测试结果表明：温度、湿度及噪声等指标都满足了工艺使用要求。
　　火箭装配正在进行。我们每个设计人员都焦急地等待火箭出厂并飞向太平洋的时刻，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1980年5月祖国大西北发射场耸立着银白色的印有中国航天四个大字的“巨龙”。当发射人员按下电钮的刹那，“巨龙”喷吐火舌，腾空而起，直向浩茫长空的远方目标飞去，飞向太平洋预定的海域，并在预定点准确着落。此时此刻，全国人民为这个伟大的胜利雀跃欢呼，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我们这些“巨龙宫殿”的设计者也坐在电视机旁，从心底里发出了更热烈的欢呼，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幸福的泪花。“宫殿”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此时此刻，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无私的奉献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1979年国防科工委授予这项工程技术进步二等奖，1982年国家授予这项工程的设计“国家优秀设计”奖。同时，组织上也给予我本人很高的荣誉：航天工业部授予“航天工程建设者”称号，航空航天工业部颁发“从事航天事业三十年”荣誉证书，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授予“航天创业者”荣誉证书及金质奖章一枚，评为航天工业部第七设计研究院“航天工程建设”一等奖。
　　我获得如此多的殊荣，心情十分不平静。我是那么地热爱航天事业，有生之年，如果再一次让我选择的话，我说，我还要当一个航天人！
　　作者简介：张庆彬同志系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现已退休。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我是二十年代出生在上海的一名知识分子。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我们的国家处在一个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年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上海解放不久，我便怀着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壮志来到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赴京途中车经卢沟桥时，这个抗日战争爆发地使我想起了过去那一段悲壮的历史，深知只有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中国才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妄图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决定抢建武汉、郑州、广州三个军用机场。根据组织安排我又告别北京，奔赴武汉，参与了抢建汉口三家墩机场工程，按上级要求如期完成了任务。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建设中国强大的钢铁工业，我又一次响应党的号召，留在武汉参加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我作为设计院代表参与了武钢一号高炉建设的全过程。这是一座年产将近一百万吨铁，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高炉，虽然是苏联援建的，但是在设计中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修改设计，例如贮矿槽原设计全部为预制结构，一个构件就是50-60吨重，吊装困难，当时缺乏大型吊装设备，后改为全现浇结构，仅预埋件一项就节约一百几十吨钢材，缩短了工期，保证按期投产，毛主席还亲临一号高炉视察。以后我又参与了武钢2号、3号高炉、大型轧钢厂等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此外还参与了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大冶钢厂的大型锻钢厂等工程的设计与建设。由于党的培养和工作中的锻炼，自己也逐步成长起来，能独立承担大型钢铁厂厂房的结构设计。与此同时也目睹了由于华中地区钢铁工业及其它工业的发展，当地经济得到改观，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工业，使我国国力日益增强。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机部七院刚成立不久，我又从武汉调回北京，由从事钢铁工业建设转到了发展国防导弹事业的工作岗位。当时中央为了加强战备，建立巩固的战备后方，七院承担着艰巨的三线建设任务。我从那时起经常率领设计队伍，转战于晋南、川北。湘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每年大约有一半时间，需离开北京进行现场设计，工作与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是设计队的同志们怀着让毛主席睡好觉、让党中央放心的赤诚之心，在艰苦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各基地的建设任务，其中包括完成了海防导弹型号的制导雷达厂、导弹发动机制造厂、发动机试车台等工厂设计，总建筑面积约十万平方米。这些工厂的建成，对有效地装备部队，加强海上防御力量，保卫祖国领海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五月为了装备战略导弹部队，需建设导弹地面设备总装厂房。我率领设计队在航天都清华机械厂完成了这项设计任务。这是一个大型机械加工和装配的工房，跨度为33米，厂房也很高，仅屋架下弦就高达30米，相当于一座十几层居民楼的高度，吊车起重能力最大为75吨，为了节约钢材，我们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双支柱。由于厂房高，又要能抗八级地震，为了适当减小柱断面，经多种方案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决定大胆突破常规的限定，采取了专门措施，保证了厂房整体的稳定性。在厂房建成投产使用后，经我们考察证明它的总体稳定性能良好，用户也很满意。该厂房迄今仍是航天部系统内最高的大型单层工业厂房。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尽快缩短我国在高科技武器方面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提出了“三抓”任务。我于一九七四年冬率领设计队在现场完成了固体火箭总装厂房的设计，这是一项继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后由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巨浪一号”所必需的工程。这个厂房设计要求高、难度大，有极严格的防爆、防火、防雷、防微振的技术要求。为了保证工艺生产的温湿度条件，整个厂房全部安装空调。但由于工程地质条件不好，我们采用了桩基的办法，经过不到三个月时间的拼搏，交出了全部施工图。在这项设计中，我们采用了多项新技术，如大跨度屋架及大吨位吊车梁，全部采用预应力结构；空调设计采用了分层、流控制技术，既保证了大面积使用空调的质量，又节约了能源。1982年潜艇水下发射“巨浪号”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984年此项设计获得国家级优秀设计奖。这是一件振军威、扬国威，举世瞩目、振奋人心的大事，它标志着我们国家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高科技尖端武器。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开始在我国南方吹起的时候，七院抓住了自我发展的机遇，于1980年打入了深圳。为了进一步在深圳建立一个巩固的立足点，1981年春节刚过我就率领一支由各室抽调的精兵强将组成设计队到了深圳，一方面是为了支援深圳特区建设，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打入深圳建筑设计市场。在深圳市建委的支持下，我院与深圳市建筑设计院、机械部及冶金部所属几个设计院组建成立了深圳联合设计公司，我是公司经理之一，我院设计队也被编为公司设计室。利用联合起来的技术力量优势，公司承揽了当时港商在深圳开发房地产的大部分设计任务，首批承担的湖心花园大厦、翠菊楼、翠兰楼等多数是20―30层的高层建筑，这不仅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高层建筑设计队伍。由于在深圳立住了脚，一九八五年七院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分院，我当时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我们在深圳除了承揽高层建筑设计项目，还承担了深圳市罗湖东区约4．5平方公里的市政规划和道路设计，包括水、电、通讯、煤气等的管线设计。现在该区道路及一切市政工程早已建成，规划的建筑物和居住区也已高高耸立，已经成为深圳繁华市区的一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七院也积极进入国外市场和承担援外工程设计。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七院承担了某援外工程的设计任务，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土建设计总负责人曾多次到受援国进行现场考察、业务洽谈和设计联络。在与对方交往中，有时为了使双方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有正确、明了的看法，避免翻译中产生的误解，我就与对方负责人直接交谈，并对会议纪要及达成的协议进行认真的核对和文字上的推敲，在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前提下能达到公允、准确。在工作中我们与对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与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友谊。这是七院建院以来一个较大的援外项目，也是我在退休前承担的一个重要项目。
　　人生是短暂的，一转眼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也有二年多了。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我是在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完全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通过学习和工作锻炼，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级科技人员。从我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服从祖国需要的过程，就是我成长的过程。我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能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我最大的志愿。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我的人生信条，至今仍然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作者简介：金忠民同志系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原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副总工程师。研究员，享受政府津贴。现已退休。
为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而自豪
　　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日晚9点35分，我国自行研制的三级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地将我国制造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了预定轨道。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喜讯。喜讯传出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海外华人和祖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欢庆之中，几十个国家发来贺电，各国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国二十年来在科学技术上前进的新高峰和里程碑”，“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达到新高度”。
　　我于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的一个国防工厂工作。1957年夏的一天，技术科领导突然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是北京来了工作组要在我厂选人，并告之我被选中了。尔后，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一起，服从组织需要，第三天就乘火车赶赴北京，到原五机部第一研究所后，才知道我们将要从事的是新中国刚刚开始的航天科研工作。我有幸能参加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工作，参加对洋人的高科技竞争，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将科研条件的不足、生活上的艰苦一概置之脑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竭尽全力地努力工作。为赶建试验室，我们的第一任所长吴运锋同志挥动他那因进行武器试验而致残的手臂指挥我们平整地基，男同志挖地打夯，女同志挤在解放牌卡车上围着地基转，权作压路机。为适应航天事业的发展，1965年，我们百余名科技人员集体调入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短短十几年的工夫，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上了天，而且其重量是原苏联第一颗卫星的207倍，是美国的21．1倍。我作为一名参加过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每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越首都上空时，我和家人都要停止其它活动，静静地收听她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卫星的上天，不仅雄辩地向世人展示了我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而且记录着千万航天人的艰苦奋斗、勇于攀登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前身（人们常说的“老五院”）的最早院址，是在丰台边远地区的两个疗养院内，负责火箭研制工作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址就在丰台辖区内。建院初期条件很艰苦，工作人员不足二百名，一些重要的资料文件无处存放，只好放在一辆旧汽车里派人日夜看守，住房不够，就住工棚或帐篷。在三年困难时期，70％的人浮肿，但是大家仍然白天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试验，晚上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技术。没有静力结构试验室，就利用旧飞机库改建，库房高度不够便就地挖坑，没有试验设备就从旧飞机上拆下仅有的5个液压传动简，再自行设计几台专用设备。仅用半年时间，研究院不仅建成了试验室，而且还完成了近程火箭的试验。
　　运载火箭技术的研制困难重重，但都被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中国航天人战胜了，取得了在洋人们看来认为不可能的成功。1958年，原苏联专家说中国的液氧酒精不合格，有爆炸的危险，要从他们国家进口。他们撤走后，我们的技术领导挺身而出向聂荣臻元帅保证，一定能研制出合格的国产产品，1960年，我国就是用国产的液氧和酒精成功地发射了近程火箭。1988年，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用我国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该公司制造的两颗澳大利亚第二代通讯卫星的合同，美国专家提出，中国无力做“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结构动力模型，要我们出美元由他们承担此任务，被我们的设计师拒绝了。航天人硬是用微型计算机，通过精心的工作，建立了结构动力模型，树立了中国高科技工作者的高大形象。
　　为了研制任务的需要，许多同志长期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更多的同志当了“不称职”的丈夫、妻子或爸爸、妈妈。没有固体发动机试车台，研制人员就到荒沟里用土办法做。他们明知这样会有生命危险，却响亮地回答：“如果需要的话，就让我们去做出这种牺牲吧！”1962年12月，由于浇注装药的意外爆炸，陈素梅、韩玉英两位巾帼英雄当场牺牲了，王增孝、刘恩科两同志也因伤势过重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排除“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临射前脉动压力传感器泄漏的故障，老工人魏文举、陆阿宏穿戴上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立即钻进火箭尾舱抢修。故障排除了，但魏文举同志却中毒晕倒，经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
　　我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走过40年的历程，然而却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立的航天体系，已经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这充分地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国力还很薄弱，科技和工业还不发达，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发展航天事业是非常困难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做出了下定决心搞“两弹”（原子弹、导弹）的英明决策，使我国的航天事业得以起步；又是各有关部门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全国大协作，促使我国的航天事业快步前进。
　　在航天事业创业之初，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实施强有力的全国统一领导。“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研制周期只有18个月，当研制任务上马时，国家的例行订货会已经开过，为解决物资的急需，国家物资部、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专门召开了第三次订货会，与25个省、74个市的300多家工厂签订了 5000项订货合同。7个月后，研制急需的7445项、2000多吨金属材料，1100多项机电产品和电子元器件的98％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京。为赶制国内最大的3．35米直径的铝锻件，西南铝厂推迟了能获高额利润的一季度出口合同；为赶制堪称亚洲最大的发射台，天津发电设备总厂损失了2500万元的产值。
　　现在，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第三个掌握氢氧火箭技术的国家，第三个能独立承担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的国家，第四个掌握“一箭三星”技术的国家，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并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第五个掌握运载火箭捆绑技术的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争得了荣誉。我作为一名曾在这条战线上贡献过力量的科技工作者，衷心地祝愿我国的航天事业在今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顽强拼搏，雄居榜首！
　　作者简介：程绍钦同志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第15所副总经济师，科技处长，研究员。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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