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13年4月份公务员面试社会热点参考资料(个人收集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红会慈善捐助可否VIP
优先救助捐助者，无异于给救助对象附加了额外条件，因而违背了慈善救助中人人平等的法则，也让慈善的公平公正性大打折扣。
“今后捐款者在遭遇困难时可优先得到救助，并可获得相应表彰。”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盐城市红十字会通过《捐薪会员管理办法》，率先在全国建立捐薪回馈激励机制。该机制遭到网友炮轰，有人称其为“生命交易”，对此，盐城红会称办法正在讨论，尚未通过。
& & 那么，捐薪回馈到底可不可行呢？
捐薪回馈举措，善意上可理解为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以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捐款。之所以引起争议，根本在于这种VIP思路是否偏离了慈善初衷，会不会造成慈善救助体系内的差别化现象，甚至是否在普遍意义上挑战了慈善的公义价值，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探讨。
从目的上看，捐薪回馈机制是一种爱心储蓄，但在形式上它更像一门生意，因为这种激励普遍化后，捐助者或许会计算回报，这就多少使捐助像一种“投资”，获救助是“回报”，如此则慈善的爱心与责任色彩退却。更为关键的是，慈善救济的本质是一种无差别的正义供给，其公义性决定了救助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如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平时德性不好就不予救助，红会也不能视救助对象的捐献额度来决定施救程度。危难时究竟优先救助谁，其标准只能是需要救助的紧急程度，而不能看救助对象的捐款额度。
采取市场化的路子破解慈善募捐困境无可厚非，我也不反对给予捐款多的爱心人士名誉奖励，只要不偏离红会宗旨和慈善本质，都无关要害。但是，优先救助捐助者与荣誉奖励存在本质区别，它是拿慈善的目的作为手段，无异于给救助对象附加了额外条件，因而违背了慈善救助中人人平等的法则，也让慈善的公平公正性大打折扣。
当然，回馈机制究竟是激发爱心的“正循环”，还是扭曲了慈善初衷的“生命交易”，舆论争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慈善本质，进而端正今后慈善业发展的法治轨道。不过就事论事，我觉得盐城的做法或许只是一个噱头。因为，按照规定，公民每年捐款100元即可申请为会员，享有优先救助的权利。这样几乎人人都能成为会员，最后所谓的优先救助也就形同虚设了。如果从执法的可行性继续分析，其更面临诸多可操作性难题，诸如救助的“优先”规则如何确定？救助的具体标准又如何与捐献挂钩？当真细究下去，只怕是盐城红会自己也会不厌其烦，只能作罢而已。
红豆局长为何敢瞪眼说瞎话
对一个当事人的免职，未必不是另一种敷衍。而无论此事如何结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严格的机制建设，治理“瞪眼说瞎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称“地下水红色并不代表不合格”的河北沧县“红豆局长”被免职了，此次当地应对可谓迅疾。而此前，工程院院士痛斥其“瞪着眼说瞎话”，可谓快人快语，直指本质。
但痛快之余，我们却无法高兴。为什么？因为，官员“瞪眼说瞎话”，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积弊之一。可以预见，一个区区局长的倒台，难以遏制官员“瞪眼说瞎话”的歪风。民间有言，吹牛不上税。这次红豆局长因为“吹牛”而快速被黜，固然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重视”，但也与侃得太“大”，引发媒体关注和院士痛斥有关。
“瞎话”太出格，当然只好自认倒霉。今年2月的“学酒哥”闹剧，之所以引发关注，也是因为拿红酒瓶当“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的说辞太不靠谱。但是，症状轻微的官场瞎话就较为普遍而安全了。譬如同在2月曾经引发热议的三亚旅客袭警事件中，网民的持续质疑，说明执法机关公信力亟待提升。而最近，在河南中牟的碾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事发20多小时后便宣布，这是一起“意外事件”。而同样的结论，也非常“巧合”地出现在同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的碾轧事件中。
无论是三亚袭警事件中，警方选择性公布视频，抑或中牟碾轧事件，政府宣布“意外事件”，都已经被证明是表达得比较“艺术”的“瞎话”，但是，很少需要个人为之买单。在另一些情况中，调查结论也许是真实的，但由于调查过程的仓促，以及细节的不公开，从而成为民众眼中的“疑似”瞎话。上述现象蔓延的结果，是既带坏了官场风气，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出了事，官员“瞪眼说瞎话”，背后往往存在着行政不作为或者官商利益勾结。平时不谋其政，甚或做了坏事，出了事不能自圆其说，自然只能通过“说瞎话”来糊弄民众。而细究某些官员之敢于或者习惯于“瞪眼说瞎话”，根本原因还在于，一方面，调查机制存在问题，调查既不独立也缺乏公开，相关官员习惯性地不严谨；另一方面，“说瞎话”缺少责任追究机制，低风险高回报。事实上，不少官员或部门的“瞎话”，最终都湮没在不了了之之中。
目前，民众正等着看沧县政府的后续调查。严肃的调查，应该要包括对持续甚久的污染事件本身的调查、对环保部门的调查，甚至，还要包括对政府自身是否渎职的调查。否则，对一个当事人的免职，未必不是另一种敷衍。而无论此事如何结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严格的机制建设，治理“瞪眼说瞎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截留补偿款是“保姆式”行政思维
“保姆式”的行政思维，只怕每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公民权利被“托管”起来，然后安上种种漂亮的借口。
500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按规定必须一次性足额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却被当地镇政府私自截留，改为每年每亩1000元的形式发放。发生在江苏柘汪镇的这起截留事件，再次暴露出基层权力的强悍与私心。
与以往一些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不同，此次截留镇政府百般辩解的态度耐人思量。从合法性上我们不难判断截留补偿款的违法性，但镇政府却认为这么做是为了保障村民的利益，不让他们“坐吃山空”。
这样的辩解延续了一些政府部门“替百姓做主”的习惯思维。暂且不论依法行政原则并不容忍“好心办错事”的特例，即便理由如何正当也不能成为政府违法行政的借口；仅就目的正当性而言，村民拿到补偿款会“坐吃山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求解的片面判断，凸显出政府对村民的不信任心理和管教的思维模式，其潜在的暗语就是：村民们不会经营自己的财产，所以需要政府替其理财。照这般“保姆式”的行政思维，只怕每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公民权利被“托管”起来，然后安上种种漂亮的借口。
镇政府辩解的第二个理由，是“数千名村民没有一位要求一次性领取补偿”。这种没有主张权利就等于放弃权利的认知，更加折射出政府行政在程序上的重要偏差与无理。与村民代表谈过就意味着“汇聚了村民的意见”，在每年领取补偿款的花名册上签名就视为村民认同，因为村民收入不低就可以将30%补偿款用于村里公益事业，如此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荒诞逻辑，完全罔顾村民权利的法定性以及行使权利的民主方式，不仅完全无法为违法行政辩护，反倒透露出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截留款的利息究竟“花落谁家”？用于公益事业的截留款最终流向何处？政府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百姓心中却是有一方明镜。
其实，与违法行为本身对社会公正的损害相比，政府官员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更容易混淆法治常识和公正底线。像“为的是大家的利益，有时需要有勇气去违反点规定”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是该佩服其一错再错的勇气，还是惊叹其对民主政治的无知无畏呢？孟德斯鸠曾说，没有比“装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这句话对违法行政后动辄拿百姓利益说事的官员，应当是一种告诫。
管住行人闯红灯还需规则文明
治理闯灯顽疾，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更是一道社会管理题。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重塑规则文明，才能实现社会有序而高效的运转。
近来，各地纷纷对“凑够一拨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动真格。在北京，交管部门也正式向其宣战，采取先“理”后兵的治理策略：交警将对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格管理，在宣传教育工作持续一段时间后，将依法处罚，行人闯红灯罚款10元。
闯红灯是一大社会顽疾，不独中国有之。从过往治理史来看，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是普遍做法。而在新一轮治理浪潮中，依法监管的特点更为突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违反通行规定，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行人闯红灯，无论是北京罚10元还是南京罚20元，都于法有据。
不只是法律基础，治理闯灯不乏社会支持。在新浪网推出的相关调查中，近八成人赞成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处罚。在此前的类似调查中，支持者也占大多数。
这样的数据，说明公众的规则意识未泯，对社会文明依然保持一份向往。民心固然可用，但越是面对人们的支持和期待，就越要公正执法、常态治理。闯红灯与从众心理、盲从行为密不可分，一旦实施处罚，就要打破法不责众的藩篱，摆脱“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尴尬，让大家都感受到规则的公平与刚性。更要走出“一阵风”“运动式”等执法误区，让人们感受到规则的持久约束力。法无例外，治不权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争相违规的破窗效应，重建人们对规则的信仰与遵行。
在新浪网的调查中，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思考。有两成参与者持反对态度，其理由是“多地交通灯设置不合理，机动车不对行人避让，不闯红灯很难过马路”。这表明，闯红灯固然有国人规则意识不强的原因，也有规则不健全、设备不完善等客观因素。据记者调查，在不少城市，存在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信号系统落后、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这往往使行人想守法而不得，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于是只好闯红灯以求顺利通过。这种“逼人闯灯”的悖谬现象同样不可忽视。
“人生能有多少个几百米，每天都绕几百米，那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就荒废了。”日前，南京一位大妈针对交警批评其乱穿马路的“神回复”耐人寻味。治理闯灯顽疾，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更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创造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如何以良性规则引导文明行为，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重塑规则文明，才能实现社会有序而高效的运转。
&改革创新要允许失败
上海市政府近日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
《决定（草案）》明确：“对依照本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谋取私利的，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非改革创新无以前进”，这样的处境也是不少地区面对的；既“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改革思维亟须转化为具体行动。
刚刚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一生充满争议，但其改革精神却为人叹服。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虽有在野党的猛烈反对，但撒切尔坚决将对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工会一系列改革进行到底，并最终以10年努力，推动了英国经济的新生。
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已触及到重大利益调整，阶层利益、群体利益、部门利益等种种利益关系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时候甚至是向自己“开刀”。面对严峻的改革形势和艰巨的改革任务，不少干部难免都有畏难情绪。
记者曾听到一些干部戏言，“改革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改革“试错”机制的缺乏，催生了不少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做太平官心态，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不改革可能不会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改革可能会犯错，却能为前行道路探索宝贵的经验教训。
先行者，要担当起改革先锋的责任，也要承担可能的挫折和风险。只有依靠制度建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改革氛围，才能真正让人“甩开膀子”、迸发出新的改革动力。
当然，“宽容失败”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调整和纠错机制。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给一次失败的机会，给一次纠错的尝试，相信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
管住公款消费扶正餐饮风气
惯于依赖政府非理性消费获取暴利、不必花功夫研究降低运营成本和精细化服务管理的企业，纵使赚钱再多，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餐饮行业分析报告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餐饮业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中央改进作风“八项规定”以及反对铺张浪费、遏制公款消费的常态化赢得民众的叫好声，也让餐饮行业陷入了集体的清醒和思索，全行业首次最大规模的“自救”行动也正式启动。
在本报昨日的报道中，全聚德、湘鄂情等知名高端餐饮企业变得难看的业绩报表，全行业利润下滑的统计数字，豪华酒楼门前冷落车马稀、从倨傲的“燕鲍翅”、茅台拉菲转向大众餐饮的实地调查，都能看出，管住公款消费，对高端餐饮业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也可以窥见，铺张浪费的饕餮风气里，曾有多少公务人员与公款开支的“积极参与”。
经营者十分清楚，支撑起高档餐馆消费的主力，不是自掏腰包、锱铢必较的普通人或商务客，而是政府做冤大头、人人只需胡吃海塞、唯恐排场和面子不够大的公款宴请。
八项规定奏效，不惟限制公款消费，也在带动整个社会的餐饮与消费风气。对于中国的餐饮企业与行业而言，它带来了困顿之“危”，却也是让企业回归商业经营根本、光大“中华料理”正道的转型之“机”。
用业内有识之士的话说，是将“跑偏了”的高端餐饮企业拨正航向的一大转机。因为一个惯于依赖政府非理性消费获取暴利、不必花功夫研究降低运营成本和精细化服务管理的企业，纵使赚钱再多，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跑偏了”的餐饮行业，未来也不可能成为服务性支柱产业。
不止是餐饮业。事实上，因为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三公消费、特权腐败、垄断经营等问题的长期存在和过度膨胀，中国社会还有很多行业、领域都存在这种“跑偏”现象，甚至惯而成习，形成了误导大众、阻碍社会创新发展的观念与风气，比如对于奢侈品的虚荣追逐，比如将过度消费与“拉动内需”混为一谈，比如烟里藏金之类的天价烟“新产品”层出不穷，等等。这样的风习已到了不能不喝止、纠正的时候。
厉行节约、限制公款消费新政立竿见影的奏效，带给人们更多期待与希望。政府公务宴请不浪费，已经很自然地引出了百姓民间的“光盘”响应。但愿，转作风不会成为一阵风，对三公经费公开的承诺能够真正落实，则高档餐饮的“转型升级”不致中途又废，而中国社会弥漫已久的浮躁与特权腐败、道德堕落风气，才有祛除扶正的良好开端。
公安介入医闹要有所克制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将于6月起施行。“办法”对“医闹”行为作出详细界定，并规定“医闹”行为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办法”从2011年起，在三征民意的基础上定稿，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罚作了详细规定，且不乏亮点，譬如引入第三方、设立医调委等，使得医疗纠纷处理有法可依。将“医闹”纳入法规视野，将裨益于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有效解决，有效降低医患矛盾。
“医闹”现象愈演愈烈，成为许多患者家属维权的“路径依赖”，甚至引来黑恶势力参与，出现唯恐天下不乱的“职业医闹”。大量的、非理性的“医闹”现象，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给医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对“医闹”保持最低容忍度是必须的。但是，公安机关介入“医闹”处理，还是要有所克制，不要滥用。因为，医患纠纷成因复杂，“医闹”的责任也不全在闹者身上。
譬如，“办法”将“抢夺尸体或者拒绝将尸体移送太平间或者殡仪馆”纳入“医闹”范畴，公安机关可进行处罚。但是，患者家属抢夺尸体行为也要具体分析，不一定都是以尸要挟，也有可能是证据保全。公安机关如果不问青红皂白进行打击，不但无助于纠纷的解决，甚至还可能激化医患矛盾，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局面更加失控。
除了“职业医闹”外，对普通的医患纠纷，还是要多做规范、沟通工作，谨慎使用强制力量。对医务工作者而言，整个医疗过程都要规范、透明，包括病历的书写、保存；对事故的鉴定，要确保鉴定主体的独立性，打消患者的公平疑虑；在沟通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减少医院、医生、患者三者之间的直接冲突。
在香港，如果患者对医院不满，可以有多种投诉途径，各个接受投诉的部门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给予回复。如果患者还不满意，可以诉诸法律。
“替夫当官”荒诞背后的真实
何家集镇的这出“夫班妻上”的荒诞剧，当然是个案。但是，对这件事反映出来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干部队伍管理混乱的乱象，万不可一笑了之。
正所谓人生如戏。有时候，新闻事件之荒诞、之搞笑、之可悲，怕是再高明的编剧也编不出来。比如，在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的这一出——镇干部加建平长期脱岗，竟由其妻徐某顶班。这种情节若出现在舞台上，一定会被观众斥为瞎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竟然就这么活生生地演了四年半之久。
此事，要说多荒诞就有多荒诞，荒诞到让人没有兴趣去分析它的是非对错。其实，舞台上的荒诞剧常常能深刻地揭示生活中的真实，这出“夫班妻上”，同样如此。
那么，这出荒诞剧的幕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实？
其一，当地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形同虚设：一名干部无故长期脱岗，无疑应该辞退，可是竟然可以由其妻来干他的活儿领他的俸禄，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私相授受。
其二，当地一些干部的法律观念淡薄至极：如果说加父提出让儿媳顶岗纯属无知的话，那么，整个镇领导班子怎么会开会集体同意这样的荒唐请求呢？他们真对干部任用制度和公务员法一无所知吗？整个是一个“法盲班子”。
其三，当地的任人唯亲之风相当盛行：此事被曝光后，镇上“压力很大”，马上停止了徐某的工作，这当然是因为妻顶夫班完全不符合程序。那么，看上去符合程序的干部亲属、子女担任公职、官职，背后的猫腻又有多少？不妨借此事，彻底查一查。
其实，有那么一名干部嗜赌欠债、脱岗“蒸发”，照章依法处理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可怕的是制度完全缺失和班子集体沦陷。这么多干部、这么长时间对“夫班妻上”见怪不怪，甚至还表扬顶夫上班的妻子“有本事”，实在令人无语。
停止徐某的工作很容易，可是，要重新建立完善的干部管理制度，要在这些法盲领导的头脑里植入法治意识，要重塑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很难很难。
何家集镇的这出“夫班妻上”的荒诞剧，当然是个案。但是，对这件事反映出来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干部队伍管理混乱的乱象，万不可一笑了之。基层，国之基石也，再怎么重视，也不过分。
凤凰古城收费这笔账该怎么算
身负古城保护和改善民生双重责任的凤凰县政府，在算账时，千万别打错了算盘。本来准备天天坐着数钱的凤凰县领导，这几天却遭内外夹攻，搞得焦头烂额。
从4月10日起，原本免费的凤凰古城，要收148元门票了。古城收费，谁得益？谁受害？
显然，受益的，是收钱者。一方是经营古城的公司，一方是以土地入股的县政府；受害者，也有两方，一方是要掏钱买票进城的游客，另一方是生意大不如前的古城商户。问题就在于，古城收不收钱，收多少钱，是得益的两方说了算，而受害的两方毫无发言权，他们只有抗议的份儿。于是，凤凰先是被全国的媒体和网民痛批，接着，城内的商铺集体罢市并聚集抗议。
内外夹攻之下，凤凰县的领导坐不住了。或许，他们对“城外”的批评胆敢不闻不顾，但对“城内”的集体抗议，就不能不作出反应了。那么，他们是如何安抚城内商户的呢？副县长高湘文如是说：“请大家过段时间再看看，很多人不是在乎这个门票多少的。”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那些“短视”的客栈老板，县领导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不是吗？全国那么多著名景点，门票几倍十几倍地疯涨，就是没有挡住游客的脚步啊。或许，再过些时日，凤凰古城又会重现人头攒动的“景观”。
& & 可是，政府能这么算账吗？
凤凰，有“中国最美丽小城”之誉，又出了大作家沈从文，因地处偏僻，古城风貌幸存。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对这份丰厚的遗产，今人坐享其成或是大肆挥霍，都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历史上的凤凰，美名远扬。可是近年来，却名声不佳。一则，商业气息太浓，古城淳朴之风难寻；二则，拉客宰客现象严重，屡屡登上网友罗列的“旅游陷阱榜”。前两年，更是发生了19名游客被当地人围殴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凤凰古城旅游公司董事长叶文智演了回“变脸”，先是公开致歉，接着又骂游客“简直就是猪”。这样的凤凰，还配得上“中国最美丽”的称号吗？
对于古城乱象，政府难辞其咎。要说当地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吧，似乎又冤枉了他们。这不，他们不是推出了收门票的“改进举措”吗？如果说，收了门票就能挡住人流，就能让古城少一些喧闹多一份静谧，那倒罢了。可是，人家高副县长明明说，游客是“不在乎门票”的。那么，我们只能理解为，收门票就是为了收钱。
这笔账，凤凰县政府看似算得很精。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两条，其一，凤凰古城这笔资产既不属于政府官员，也不属于旅游公司老板，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其二，对古城，政府只有管理保护的义务，却没有借机发财的权利。对于政府来说，管理不善，属缺位，圈地揽钱，属越位。政府如何才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值得深思。
身负古城保护和改善民生双重责任的凤凰县政府，在算账时，千万别打错了算盘。
据报道，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不用上班，只需向企业“出租”个人职业资格证书，就能轻轻松松坐收数万元：一级建造师、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爆破工程师……各种证明码标价，“挂证”行业已经形成利益链。但是，这种“人证分离”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工程质量安全的担忧。
据报道，一般情况下，政府办公室门上往往会标明主人身份。但在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领导办公楼层，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办公室”，6个局领导的办公室隐藏其中。来办事的群众说，这简直就是“迷魂阵”，办事不知该到哪儿找人。
网络举报专区要权威也要便民
网络监督专区的推出，与其说是向网民敞开了规范化的举报通道，不如说是给相应的执法执纪机关提出了更规范化的要求。
网络举报已成反腐利器，为了更好地汇聚网络反腐能量，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国内主要网站，19日同步开设网络监督专区，鼓励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
近年来，问题官员触“网”落马、微博反腐、网帖反腐等蔚为壮观，印证了藏纳民间的巨大反腐能量，进一步激活、吸纳并聚合这些能量，无疑是反腐倡廉深入持久的重要路径。但是，网络举报的零散性、自发性、随意性，也让执法部门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信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举报线索的查实。如何将那些散布于各个角落的举报，引导到规范化的渠道予以有序表达？首先需要提供一个正规、权威的监督平台。从这个角度说，网络监督专区的推出，正是保障公民举报权利、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举措。
对网民而言，选择更加权威的途径举报，不仅能增加线索得到查处的几率，也会强化其对举报信息的责任意识。这样既能防止举报石沉大海、权利诉求难抵执法部门，又能防范举报失真甚至出现“误伤”事件。或许人们会担忧，这种统一规范的举报平台，毕竟不像微博、论坛那么自由随意，会不会失去网络举报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
消除上述疑虑，将各自为战的网络举报聚合为权威高效、规范有序的反腐通途，需要执法机关和网民之间重构信任。从网民的立场出发，微博举报的有效性并不高，权威规范的网络举报平台更合乎他们的诉求。问题是，举报者要从潜意识里摆脱对官方渠道的偏见与不信任，自觉剔除以反腐之名过度使用举报权利的恣意，尽可能理性而负责地进行网络举报，如此网络举报专区才会取得实效。
当然，公众的信任最终取决于执法部门的态度与行动。专区的推出，与其说是向网民敞开了规范化的举报通道，不如说是给相应的执法执纪机关提出了更规范化的要求。平台背后，必须是一整套接受、处理举报信息的规范程序，以及核查、反馈举报信息的执法责任。如果网民通过专区举报后石沉大海，或是出现信息泄露、遭受打击报复等情况，那网民举报最终就会“落草为寇”，转而寻求其他引人注目的途径。
可见，执法部门若能以商鞅立木建信的实际行动，将每一个进入举报专区通道的案件，纳入规范化的处理程序，真诚回应举报人的诉求，就不难与网民建立信任，并逐渐将散落在外的反腐能量汇聚到法内渠道，最终达致公民理性举报、机关依法查处的反腐佳境。
厦门重典治理闯红灯的疑问
街头的行人，吐一口痰和闯个红灯过马路，哪个“罪行”更严重？答案是那要看在哪里。现在有个城市决心要对“中国式过马路”说不，这个城市叫厦门。厦门的做法不是口头上说不，也不仅仅是罚款。
厦门的创新是，罚款还是要罚，但罚款之外，还要建立一个“诚信信息共享平台”。不要小看这个平台，据厦门市委文明办透露：平台建好之后，行人闯红灯行为有望被记录到“平台”中，并永久保存，可能将影响今后的就业、保险、贷款等。
原则上，我不反对重罚闯红灯的行人，就和重罚闯红灯汽车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要说，仔细一想，其实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
第一，闯红灯要用“重典”，看来是必须的。但是要怎么样重，重到什么程度，似乎大有商量的余地。比如，你可以加倍罚款，对于不听劝阻甚至辱骂交警协警的，可以说他们妨碍公务。但突然来一个闯红灯记录永久保存，对以后就业、贷款有影响，这个创新的步子也实在是大了一点。
第二，任何规定的执行，都要有相应的基础。用现在流行的话，叫配套设施要跟上。比如，你握起重拳向行人出击之前，那么请想一想：红灯设置有没有道理，繁华路段地下通道通不通，过街天桥够不够……这方面，很多开车的人都知道，有多少道路设施设置得不合理，导致他们被迫违规，然后乖乖交罚款啊。
所以说，我们赞同重典治理闯红灯的做法，但具体情况请三思而后行。至于“诚信信息共享平台”，这个点子是个创新，最好不要浪费。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技术，那么在用于治闯红灯之前，可以把它用到反腐败领域上去——如果哪一天，新闻说哪个城市或哪个省，诸多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部门联手，建立一个“贪官信息共享平台”，一旦发现有贪官，就把信息上平台，而且可以公开查询。上了平台后，会影响贪官的就业、复出乃至家人从政经商等等，那估计赞同的人会更多啊。
对校园命案不宜过度解读
因为这一点，便对中国教育大加贬斥的言语和思维方式，实则也如犯罪者一般，证明了自身的冲动、不负责任的处事态度，传递、放大了某种狭隘与戾气。
复旦研究生投毒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学生斗殴致死案、南昌航空大学宿舍腐尸案、张家港沙洲职业工学院学生持刀伤人案——不过十来天时间里，被媒体曝光的校园命案接二连三，并且勾连起人们对多年前耸动一时的马加爵杀人等类似案件的惨痛记忆，让人心惊而不安。
这一代的高学历年轻人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什么让“象牙塔”沾上了血污？
如果没有芦山地震，对高校命案的关注，几乎便是眼下最热的话题。在网络上，不少人言辞直接而激烈地指责中国的大学“很垃圾”——只顾传授知识，而没有做好学生人格养成的教育。传统媒体虽然平和公允些，但在盘点与追问之间，也大多将其归因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的缺失。
但事实上，不论是投毒室友还是持刀伤人，这样侵害他人生命的举动，不必问大学生，恐怕连最愚鲁的文盲都不可能说是由于“法律知识教育的缺失”。如果命案引发的改变，只是从小学就开始设置“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咨询老师配备和培训等方面再加大些投入，让更多专业或不专业的眼睛时时盯紧大学生，虽不致“南辕北辙”，却也搔不到痒处。
大中小学校里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加强，自然不错。但精神与心理的健康、人格养成教育，其实是全社会的事。大学生刚刚从父母保护的羽翼下走出来独立接触社会，正处在人格发育尚未成熟、易冲动失控又心理敏感的时期，个别年轻人犯下罪错、甚至错到再无机会回头，在数千万在校生中只能算小概率事件，并不能代表教育或社会的主流。因为这一点，便对中国教育大加贬斥的言语和思维方式，实则也如犯罪者一般，证明了自身的冲动、不负责任的处事态度，传递、放大了某种狭隘与戾气。
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多年前的“象牙塔”。连年曝出的，不只是命案，还有冒名顶替他人读大学的，有导师科研作假、抄袭论文的，有腐败的。从这个角度看，校园更像是大社会的小缩影。校园外有的，校园里便也潜滋明长。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年群体大都相信，凭借某种势力如声名、权位、金钱、关系等等，就可以享有高于他人的特权，可以僭越法制、道德等规则，鄙薄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年轻一代自然不会将规则放在眼里，有意无意之间，学得了敬重钱权、计谋远胜于敬畏生命，一点小嫌隙、一个不如意，甚至就害人性命。
可见，加强超乎个人欲望之上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文化建设不是一句空话，是每个人、每所学校都亟须思考和行动的要事。
老人蹲着官站着这么合影不妥当
一张照片引发的批评，并不少见。这次被批的是民政部官员在基层调研时与江西丰城市一家敬老院老人的合影，照片中，十名老人蹲在地上，其他人站在老人后面。事后，照片所涉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王治坤表示，未能及时阻止前排老人蹲着拍照，说明自己在尊老敬老上还有欠缺，诚恳接受批评。
王治坤的态度值得肯定，他可能也觉得无辜，这本来是当地民政部门安排的，自己只是没阻止嘛。
王治坤是客人，他可以无辜，接待方却没有理由失误。无论敬老院还是地方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平时就是和老人打交道的，尊老、敬老不仅是美德，也是其工作。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搬把椅子？说调研组时间紧，显然是苍白的借口。说白了，还是因为欠缺为老人服务的意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漫不经心的细节，也表明当地民政部门和敬老院的日常工作有待改进。
尊老、敬老，需要健全的制度设计，更需要丝丝入扣的贴地而行。我们已经进入银发社会，让老人过一个有尊严的晚年，正需要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如果浸润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富有人性化，老人的尊严便会舒展开来。但愿这次合影教训，不独为江西丰城相关部门和敬老机构所汲取，也为其他地方所深思。
不剃光头就辞退如此规定太霸道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精诚帕尔工程有限公司要求中高层员工剃光头表忠诚，愿意剃的给1万元安慰费，不愿意剃的罚1万元失信费，否则开除。随后，有20多名男士剃了光头，而坚持不交失信金的史女士等5人被开除。
强迫员工剃光头，多么霸道，还美其名曰考验员工忠诚度。这种所谓的忠诚，充斥着粗暴的奴化思维和粗糙的管理错位，实在不可取。更匪夷所思的是，剃光头不仅包括男员工，女员工同样有份儿，这就带有羞辱的意味了。
员工不是企业的工具，可以任由企业随意“管理”。在一个文明社会，在劳动合同相关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仍有企业主视员工尊严为儿戏，拿法律不当回事，与其说是缺乏法制观念，毋宁说缺乏做人的底线。试问，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企业，能走得远吗？
与其求饶下跪不如早管住嘴
围观，改变的只是一名“下跪官员”的命运，要让官风正起来，还得靠长效机制发挥作用。
19日晚，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在内部接待中心进行豪华宴请，遭到周围群众围堵。该管委会主任张爱华当场向群众下跪求饶，相关视频、照片上网后引起较大反响。22日，泰州市委将其免职。
此事之奇，奇在戏剧性。过去，在官民的“意外”交流中，多见强势之举，而罕有下跪之行。强弱之所以易位，是政策环境使然。“下跪官员”豪华宴请之际，正值“八项规定”出台不久，厉行节约之时。显然，他感觉到了群众围观增加的违纪风险成本。从本质上说，下跪不代表要与群众取得平等视角，不代表要正视群众侧目，只不过是降低风险的机巧罢了。殊不知，一跪下去，既改善不了个人形象，还损害了政府形象。
因为“管不住嘴”而被免职，可以预料。罔顾党纪三令五申，理当惩治。正风气须先正官员，不难理解。免职免得顺人气、顺民心。但不能不看到，“下跪官员”被免职，也与整个事件的戏剧化色彩有关。如果没有群众围观，官员用不着下跪；如果没有网络传播，事件不会放大。如果不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事情又将如何发展？有关部门会如何回应？
很多时候，公款吃喝因其私密性，公众难窥全豹，只能通过对三公消费数据的猜测、推理，来印证自己的日常所见。很多时候，是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后，监管静默不语，是对禁止公款吃喝的社会呼声与纠偏机制的不够合拍。
戏剧化情境，导致了机制对“下跪官员”反应的迅速，但这并非常态。扭转不正官风，让那些管不住的嘴和手端正行为，不能指望戏剧化情节的时时出现，不能指望违纪行为总能曝光于天下。真正可以依靠的，是权力体系内自律与他律的相辅相成。而权力自律的形成，很大程度建立在对他律的敬畏之上。不受约束的权力，总是异化为种种扩张性和自大性，这特别表现在对党纪国法的蔑视和对公众关注的漠然上，比如此次官员下跪。制止权力自大，不能不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八项规定”，就是对官员行为的清晰划界。
让官员形成不越界的自觉意识，仅有文本规定还不够，还必须建立立体的监管机制。体制内主导的监管与体制外参与的监管能够共同发挥作用，立体监管机制才能建立起来。
围观，改变的只是一名“下跪官员”的命运，要让官风正起来，还得靠长效机制发挥作用。这样的机制健全了，官员越界的侥幸心理才能杜绝，下跪这样的黑色幽默，也才不会再现。
消弭恐慌心理别只靠“官员吃鸡”： & &
　　比“带头吃鸡”更重要的，是以看得见的监管行动，给公众信心。
　　这几日，两则“官员带头吃鸡”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一是河南郑州疾控中心的领导和职工连续几天吃“香菇炖鸡块”，二是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干部职工一顿午饭吃了30只鸡，这两个部门官员都表示，希望以此方式，消除公众的恐惧和疑惑。
　　禽流感疫情蔓延，许多人闻鸡色变，消费的疲软，导致禽肉价格连跌不休，据估算，禽流感已造成中国家禽行业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值此危机当头，“官员带头吃鸡”，对于恢复家禽消费的信心，无疑有一定作用。
　　不过，要想让公众放心，比“官员带头吃鸡”更重要的，是以看得见的行动，负责任的监管举措，给公众信心和安全感。
　　民众恐惧“吃鸡”，与其说是担心鸡肉的安全性，不如说担心鸡肉背后的监管。这种担心，平日其实早就存在，而不时曝出的病死鸡流入市场的新闻，以及刚过去不久的“六和鸡”事件，一次次验证了这种担心，禽流感只不过让公众的担心放大了。
　　禽流感肆虐之际，政府部门已经有了强化监管的动作，例如许多地方加强对家禽养殖户的防控监督，严查无证售禽、现场宰禽等。
　　不过，一来，这些监管措施，透明度还有欠缺，不少地方虽然高调宣示自己有所作为，可这些作为是否如其所说那么负责任、有力度，公众往往不能眼见为实；二来，对于家禽业的监管，一些痼疾依然存在，如基层防疫部门工作不力，一些地方家禽检验走过场；病死禽类管控不严，难以杜绝流入市场等。
　　所以，要想让民众恢复对家禽产品的消费信心，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努力。比如，学习香港的经验，将抽检信息全面公开，将各个地方每天抽检的养鸡场、禽类加工企业、超市、餐馆等名单以及相关样品数量，动态公布；建立严格执行的死鸡报告搜集制度，对于不按规定报告的从业人员，追究其法律责任等。
救灾受“堵”：公民要理性，政府多引导
　　对于民间参与救援的热情，也应纳入救灾应急响应机制中，进行引导和规范，做到灾后第一时间的科学管理。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批准近期原则上暂不自行安排工作组和工作人员前往灾区”。截至昨日15点，地震共造成186人死亡，21人失踪，11393人受伤，其中968人重伤。
　　芦山地震救援进入第二天，道路拥堵成了最大的障碍，“一些伤者出不来，救援进不去”。有志愿者形象地表述，“灾区不缺钱也不缺物资，缺的是救命的路”。四川交通部门也已经要求，除救援之外的所有其他车辆停止进入灾区，留下生命通道给医疗救援队伍。
　　这些拥堵在路上的人，有些是志愿者的车，出于朴素的善念，想奔赴抗震一线，参与救援，有些则是心牵震区的家人朋友，要赶回去看看才安心。无论是善念还是亲情，都有其可敬可悯之处，不能过分苛责。
　　何况，灾难面前，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施救，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常态。有人说，这次地震的破坏力和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媒体和公众有些“反应过度”，导致过多人涌向灾区，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媒体只要恪尽职守，遵守救灾报道的伦理，就不存在所谓“过度反应”的问题。何况，灾难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经突破200人，还有超过百万人受灾，放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一场“巨灾”，值得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直到现在，救援还在争分夺秒，震区还有很多人缺乏物资，未得到妥善安置，说对灾难反应过度，显然不确。
　　当然，因为现实交通条件限制，以及人员短时间大量涌入，拥堵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救援，确有值得反省之处。事实上，自拥堵发生以来，诸多媒体和微博用户，就在不断提醒志愿者给专业救援队伍让道，这是社会的自省和成熟。面对灾难，除了需要主动担当的激情和勇气，更要遵循救灾的规律和秩序，做到帮忙不添乱，这是堵在路上的人，需要反思和纠正的。
　　另一方面，对于民间参与救援的热情，也应纳入救灾应急响应机制中，进行引导和规范。例如，在地震发生之后及早对高速公路进行管制，控制车流，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对于寻亲的民众，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帮助寻找，对于愿意自己去灾区找亲人的，可以免费提供巴士，统一组织前往灾区，而不是任由大量寻亲者驾驶私家车进入灾区。对于民间救援力量进入灾区，应尽量以社团为主，促进个人救援力量从分散走向集中。如此，将交通管制和社会动员纳入整个救灾应急响应中，做到灾后第一时间的科学管理。
　　相比五年前的汶川地震，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救灾的反应速度快了很多，这是汲取了往日的教训，也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见证。民间的互助自救，看起来往往不那么整齐秩序，但这更多的是“成长的烦恼”，社会不必妄自菲薄，政府更要学会善待和引导。
　　现在仍处于震后救援的黄金时间，一切自要以让专业队伍深入灾区，尽可能挽救生命为第一考虑。但接下来的善后援助，还会有很多需要志愿者的地方。所以，不能因为一时的道路拥堵，就挫伤志愿者的积极性，而是要妥善引导，把民间力量用好。这是对救灾的负责，也是对公民社会成长的应有尊重。我们也相信，出于灾区秩序的维护，所有有爱心的人也会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约束自己的行动。
红会面临“重塑信任”的机会
　　雅安地震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总会希望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参与紧急救灾，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对此，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转达李连杰的观点称，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不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传统民政系统震灾期间发挥作用的信任。”
　　据了解，最近两日，各界“力挺”壹基金，甚至将红会收到的善款和壹基金作比较。李连杰的观点，其实不只是一种大度。
　　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当然要肯定民间慈善组织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传统慈善组织的贡献，“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地震救援需要的是所有专业救援者的合力。或许有人会说，“我哪都不捐，真想捐的话直接送到灾民手里”；在慈善机构普遍遭遇信任危机的当下，这样的声音也许容易得到很多人认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够将救灾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里”吗？
　　地震救灾不仅需要有慈善热情，更需要有专业的救援知识和经验技能，参与救援更需要冷静和理性，避免帮忙不成反添乱。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抛弃所有的成见。我们总归不能因为一个组织过去出现了问题，就永远对其失去信心，眼下就放弃对地震灾区同胞的帮助。如果我们真的像有人说的都拒绝向红会这样有资格进入灾区的慈善机构捐款，灾区同胞怎样才能及时得到帮助？事实上，现在网上对红会的某些质疑，本身就有非理性甚至是攻击的成分，或者干脆就是假新闻。
　　当然，对红会而言，芦山地震也是它“重塑信任”的一个良机：如果这次办好了，也许能够重新挽回信任；如果继续让人失望，则必将加大恶性循环的危机。红十字会要想重获公众信任，必须彻底抛掉过往的功劳簿，用真诚的态度和透明的运作，来打消公众的质疑和担忧。所募集款物的管理使用和相关成本，都全程公开，每一笔捐款，都应该让捐赠人知道去向，并且时刻接受社会的监督。
　　实际上，所有的传统民政慈善机构，都应该认识到本次抗震救灾，也是挽回公众信任的最佳机会。这一次是真正的“伤不起”，再次办砸了，再想赢得民众信任，只怕会更加困难。
景区门票不能捡芝麻丢西瓜
五一临近，景区门票再次成为关注话题。湖北318家景点门票降价，云南全省景点门票打八折，山东曲阜推出“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假期，各地景区门票不再是“涨声”一片。继博物馆免费开放、高速公路假日免费之后，一些地方的公共景区门票减免举措，是可贵的公益属性回归，其意义也将逐步显现。
一张湖南张家界的门票价格，相当于法国卢浮宫门票的3倍；一张四川九寨沟的门票费用，如果用来参观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都玩一遍还剩100多元”。这些年来，门票价格之所以牵动国人神经，直接原因是一个“贵”字。
不同于欢乐谷、迪士尼等商业景区、人造景区，那些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公共景区，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富，其精神价值远胜于物质利益。倘若仅仅因为门票价格，就将许多人挡在门外，不仅会带来新的文化鸿沟，也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就景区门票收费而言，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公共景区的维护运营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不太现实，收取一些必要费用属于世界通例；二是在中央委托地方、地方委托机构的逐层代管模式下，如何避免“大众所有、小众管理”异化为“大众所有、小众得利”，这是问题的关键。
对公共景区的所在地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克服景区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私人化的倾向。景区所在地要算总账、算长远账，将景区变成旅游产业链中的一环，并建立关联产业的利益共享机制，从门票经济走向旅游经济、产业经济。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地方政府革新发展理念、摆脱惰政思维，从而打造旅游经济的升级版。
完善信息平台，捐钱捐物才不纠结
　　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昨天上午，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提倡对地震灾区的捐赠以资金为主。对于捐赠物资和装备的，要提前做好与灾区民政部门的协调工作，有组织地运往灾区。同时，民政部还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捐赠人权利义务、资金详细使用计划和成本预算，还须定期公布详细的收支明细。
　　芦山地震之后，社会援助热情高，捐钱还是捐物，曾经一度困扰很多人。除了信息掌握不够、不确定哪种更切合灾区需要之外，有人担心自己捐的钱物，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民政部门的提醒很有必要，但要消除民众的顾虑，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一些成熟的社会组织，在信息发布上已大有进步，但在重大灾难之后，往往是很多组织和机构共同参与，因而政府在信息汇总和发布上，需要建立一些机制。
　　首先，是救灾物资信息平台的建立。在救灾的最初阶段，灾民更缺乏的往往是各种物资。但信息的不透明以及传播的不对称，使得外界对灾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并不完全清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资的盲目捐赠，也使一些捐赠品在灾区难以迅速派上用场。
　　因而，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的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就会显得特别重要。从这次地震的情况看，媒体和当地一些部门，也都在不断公布一些地方所缺物资的清单，如果能及早汇总到一个权威平台，可能有助于救灾物资的捐赠和发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救灾资金的使用，要有制度化的公布平台。2009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汶川地震后，80%的捐赠资金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六成以上的捐赠人不知道捐款去向。这使得普通公众对于爱心捐赠的去处，存在大大的疑虑。
　　救灾资金，是灾民灾后重建的重要物质基础。捐赠资金的支配应该由专业的团队和公开的信息平台作保障，这不仅是对捐赠人每一分钱负责，也可以接受社会监督，更有效地帮助灾后重建。汶川地震后，有媒体报道，知名度很高的映秀、北川的重建资金都绰绰有余，相比之下，一些不出名、更偏远的地方，比如青川等，所获救灾资金就相对少一些。
　　吸取这些教训，灾后大规模捐赠的信息公开应该做得更细致，并形成一个公开机制。比如，灾区对所接收到的救灾款物，在一个公开平台一一列清，定时公布物资去向，接受社会监督。
　　只要捐赠去处的信息公开、透明、传播对称，捐钱还是捐物，公众自会有自己的判断，就不会为捐什么而纠结，也不会担心自己的爱心被浪费。
名人明星该怎样抗震救灾？
　　近两日，一些名人明星已赶往灾区。应该承认，这些名人们的动机和愿望，或许都是良好的。但雅安至芦山和宝兴一线，唯一的通道是一条左边临深河、右边临高山的险路，多处塌方。
　　因此，任何与救援无关的人员和车辆的进入，对此只有损害，没有帮助。而且，营救生命最需要的是专业的救援设备和人员。如果明星名人们不能发挥实实在在的救援作用，甚至在灾区“打酱油”，那目前不是他们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
　　就实际作用而言，这个时段，一个跳水冠军的作用，肯定不如一个受过救生训练的护士；一个电影明星能搬动的石头，显然不如一个参军不久的小兵。不少人能认出明星的脸，一旦排场比用场更大，再多的热心和善良都可能适得其反。
　　这样说，绝对不是要贬损明星们的良好愿望和实际能力。所谓术业有专攻，明星和名人们的价值和作用，在此时此处确实无法体现，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时候，良好的动机，未必能通向良性的结果。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不是在抹杀明星们献爱心的愿望？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灾区的灾情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到需要所有人都充当救生员的角色。成熟的救灾机制，必须是由专业人员和设备组成的，它需要的是技术和冷静，与激情和热血无关。
　　是不是名人和明星们，与抗震救灾就没有关系呢？回答显然也是否定的。
　　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为灾区募集善款和物资，可以在灾情稳定抢救伤员结束后，用自己的明星效应，为那些在大灾面前惊魂未定的群众和伤者，带去精神的抚慰和重建生活的信心。可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自己专业领域的特长和优势，使灾区的恢复，更丰满更有文化内涵。
　　这些事情，都是长期可以做的，不必急着在最开始的几天去震区现场。给救援添堵或被人怀疑炒作，甚至成为被救助者，就不好了。
国产奶粉“最好”，为啥消费者不信&&&&&
国产婴儿奶粉的声誉需要重塑，但靠的绝不是行业协会不停出来“唱多”，而要靠监管部门持之不懈的努力，通过独立、透明、公正的监管，逐渐打消公众的顾虑。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近日发布调查报告称：国产奶粉质量优于进口奶粉。据悉，该协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北京及周边省会城市市场随机抽样，检测结果表明，16个国产品牌婴儿奶粉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而且实际检测数值都非常好。9个原装进口产品中，有3个不合格。
不能否认，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婴儿奶粉标准大为提高，监管部门也加大了对婴儿奶粉质量的监督，说国产婴儿奶粉的质量如今“历史最好”，或许并非虚言；也不能否认，公众对于洋奶粉，存在一种盲信，许多洋奶粉的质量，其实盛名难副——央视《焦点访谈》刚报道，市售八成洋奶粉都是国内企业贴牌生产。但是，即便如此，说国产奶粉完胜进口奶粉，恐怕还为时尚早。
实际上，中乳协此次并未公开受检测的奶粉品牌，以及详细检测数据。例如，受检测的进口品牌，具体有哪些，其中有没有国内企业的“贴牌货”。例如，中乳协称由第三方检测，那么具体的检测机构又是谁，这样的检测遵循了怎样的程序，有没有做到保密、公正。
可能是因行业协会没有执法权，中乳协对此次检测的信息采取了保密。不过，即便这次检测的信息完全公开，恐怕也难孚众望。要知道，中乳协毕竟是国内乳品企业的“娘家”，收企业的会费，捍卫的是行业利益，所以由中乳协来自证国产“最好”，难逃利益关联的质疑。更何况近些年来，中乳协一些表态争议不断，例如为生乳新国标辩护，拒绝公开三聚氰胺赔偿基金的账本等，这样的情况下，中乳协更难获得公众的信赖。
国产婴儿奶粉声誉需要重塑，但靠的绝不是行业协会不停出来“唱多”，而要靠监管部门持之不懈的努力，通过独立、透明、公正的监管，逐渐打消公众的顾虑。
近两年，相关部门对乳制品安全不可谓不重视，年，国家质检总局共抽检国产乳制品样品128240个，产品合格率99.74%。为何公众还是难以对国产奶粉有信心？为何三聚氰胺之后，又出现了诸如黄曲霉毒素等新的问题？
很显然，乳制品监管，还有继续加大的必要，而且要以透明树立公信。例如，对于乳制品的检测，采样程序必须独立、公正，彻底杜绝人为操作的可能，每个样品情况包括品牌、生产批次、采样地点等应完全公开，每份检测报告都在媒体刊发，供民众检索，而不是仅仅以“合格”二字蔽之。
与其说公众相信洋品牌奶粉，不如说他们信任洋品牌奶粉背后的监管，只要我们能在监管上挽回劣势，以面目一新的行动让公众真正放心，将来国产奶粉完胜进口奶粉，并非没有可能。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