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地区当前的农村反邪教工作的成效工作

苏南地区农村居住发展及其模式探讨苏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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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农村居住发展及其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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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村环境的区域差异与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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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促进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研究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 马成荣  
江苏省统计局人口处 徐国强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宋华明  
  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有序转移,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变成市民,改变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这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规律。江苏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水平。因此,分析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积极开展有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从而加速“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江苏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及分布
  1.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
  劳动力资源是指全部人口中可能或已经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即在一定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扣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加上在劳动年龄以外实际参加劳动的人口。我国规定的劳动年龄为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2000年人口普查全省农村劳动适龄人口2577.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61.11%,占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54.84%。
  笔者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江苏人口及劳动力资源进行了预测(未考虑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见表1)。
表1  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其中当年新进入劳动适龄人口数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江苏省人口预测资料汇编()。
  预测结果显示:到2010年,全省农村劳动适龄人口达2741.32万人,比2000年增加163.65万人,十年共增长6.35%;平均每年增加16.3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0.62%。其中,年农村劳动适龄人口逐年增加,平均每年增加27.22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02%。新进入劳动适龄人口是影响劳动适龄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年这部分人口稳定增加,2006年将超过100万人 ;年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逐年减少,将致使农村劳动适龄人口逐年减少,平均每年减少8.9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0.33%。
  2.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苏北地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占全省的50.20%,比苏北地区总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高7.03%。其中,徐州市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最多,达340.93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的13.23%;其次,盐城市为323.08万人,占12.53%。苏南地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占全省比重较低,为25.00%,比苏南地区总人口占全省的比重低8.71%。其中,镇江市、常州市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分别为91.69万人、111.47万人,分别占全省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的3.56%、4.32%。
表2  2000年总人口及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分布
(单位:万人,%)
农村劳动适龄人口
各市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苏南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2000年为59.56%,农村人口相对较少;而苏北、苏中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2000年分别为37.69%、31.18%,农村人口相对较多。其次,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非农产业增长迅猛,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得苏南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较高;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吸纳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对缓慢。第三,历史上苏北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妇女生育水平较高,生育孩子较多,人口增长较快;而苏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早、抓得好,妇女生育水平低,出生的孩子少。
  (二)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
  1.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教育的广泛开展,我省人口文化素质得到较快提高。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见表3),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占0.83%,接受高中教育的占11.15%,接受初中教育的占52.17%,分别比1990年上升0.46%、2.03%和15.81%。近几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02年上升0.06%,2003年上升1.55%。与此同时,2003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比2001年上升0.06年,但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仅略高于8年,不足初中毕业的水平;接受小学教育及以下的人口占35.85%。整体上,江苏农村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一个“知识贫困”的群体。
  有关调查资料证明,农村中20~34岁人口是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最具有转移的可能。但普查资料显示这部分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学占1.24%,高中占10.31%,初中占66.66%,小学及以下占21.79%,必然制约他们向非农产业或城镇转移。因此,提高农村人口整体文化素质迫在眉睫。
表3 分年龄受教育程度构成(单位:年,%)
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2.就业人口素质
  2000年全省农村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和只上过扫盲班的占8.00%,受小学教育的占34.90%,受初中教育的占47.51%,受高中教育的占7.66%,受中专教育的占1.24%,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0.69%,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4年,不足初中二年级的时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较大。早在1975年日本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1.7年,大体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53%的农民受过2~3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初中毕业的占19.4%,而我省农村就业人员中42.9%还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文盲。
  同时,我省农村就业人口即使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也因岗前职业培训机会较少,难以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据2000年有关部门对全省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调查,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只占14%,从学校毕业后就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占86%,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据有关资料,调查前一年内参加过培训的比例,芬兰为46%(1990年),美国为38%(1991年),瑞士38%(1993年),挪威为37%(1991年),瑞典为36%(1993年),加拿大为30%(1991年),法国为27%(1992年),德国为27%(1991年)。韩国从70年代起,实行在职技术培训制度,规定拥有2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设立职业培训班,对15%的职工进行强制性职业再培训。(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跨越世纪的挑战》,2003年版,第225页。)
  3.科技素养与创业能力
  农民不仅文化素质较低,而且普遍缺乏职业技能,农村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1.42%。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能力不高,不能有效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有些新技术,由于农民科技素质不高、掌握不了技术要领而难以全面推广,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新技术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掘。农业就业人员创新、创业意识不强。江苏农民在创新意识和创业意识上均不如浙江农民。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从事的行业分布便可见一斑,江苏居前三位的分别为工业占35.87%,建筑业占28.25%,服务业占14.8%;而浙江分别为工业占40.72%,服务业占19.33%,商业饮食业占13.14%(见表4)。浙江务工、经商和从事服务业的人数比重明显高于江苏,可见其商品意识强于江苏。而且,江苏打工者多,做老板的少,而浙江则反之。
         表4   2000年转移劳动力行业分布(单位:%)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跨越世纪的挑战》,2003年版,第226页。
  (三)农村劳动力资源结构
  1.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年龄结构
  随着低年龄人口逐步进入和高年龄人口逐步退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见表5)。
              表5   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年龄结构(单位:万人,%,岁)
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根据200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从表5可以看出:青年人口比重较低,中年人口比重较大。劳动适龄人口中,16~29岁的人口较少,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仅为25.94%。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得到有效控制,进入劳动资源行列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也为未来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35~39岁人口最多,占15.80%,30~34岁占14.03%,两者之和接近30%,这部分人口正处于体力、精力最旺盛时期,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也面临着劳动力转移的机遇和压力。40岁及以上人口依然众多,占44.23%。这部分人口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技术特长,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成为劳动就业的困难群体,而且该群体规模较大。
2.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性别结构
  2003年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中,男性占51.12%,比2000年下降0.84%;女性占48.88%,上升0.84%;性别比为104.59(女=100),下降3.55。除16~19岁组外,各年龄组性别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25~29、30~34、35~39岁三个年
龄组性别比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12.63%、9.81%和9.82%。总体依然是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略有下降。
  从2000年年龄性别比变化看,16~21岁的性别比逐渐下降,最低在90,然后略有回升至23岁的95,23~36岁的性别比基本稳定在95左右,37~42岁的性别比呈上升趋势,由95上升到107,43岁以上性别比在107左右波动。18~39岁的性别比均低于100,说明这部分人口男性少于女性(见图1)。
图1  2000年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性别比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四)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
  1.就业水平略有下降,就业人数依然庞大
  2003年人口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人口占89.71%,比2000年下降3.71个百分点。各年龄组就业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16~19岁和20~24岁的就业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25.26%和5.88%,其他各年龄组下降幅度在1%左右。
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农村教育不断发展,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学龄人口入学率逐步提高,享受文化教育的人口增加,就业比重相应下降。第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造成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构成发生变化,经济活动人口由于外出而大量减少,非经济活动人口并未减少,从而使得农村就业人口比重下降。
  事实上,农村人口就业水平依然处在较高的位置,全省农村就业人口总量庞大,2003年为2608.66万人,仅比2000年减少154.48万人,就业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66.17%。农村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口的58.38%,比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高3.15%。这是由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农村中每家每户都有田地,农民除外出打工外,都要种地,还有经营家庭副业,特别是劳动年龄以上的人口继续参加劳动,所以就业水平较高。
  2.就业人口产业结构仍为传统类型
  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省农村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71.41%,成为我省农村就业最主要的行业;第二产业占19.95%;第三产业占8.64%,为就业最少行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比第二产业高51.46%,比第三产业更是高出62.77%,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又比第三产业高11.3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为1∶0.28∶0.12(以第一产业为1),是典型的传统型产业结构。
  图2农村就业人口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从区域看,农村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各不相同(见图2)。苏南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较高,其农业与非农的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44.82%和55.18%,说明该地区是以非农产业为主,其中又以从事工业为主,无锡市从事工业的就业人口已占48.8%,苏州市为46.2%,常州市为32.5%。苏中地区农业与非农的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7.5%和32.5%,即从事农业的占三分之二强,从事非农的为三分之一弱。苏北地区农业与非农的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86.8%和13.2%,说明以农业产业为主,且主要为种植业。
  可以看出,在农村就业人员第一产业占主体的传统格局中,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已占一定比重,这种现象在苏南地区比较突出。而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普遍不足,比例偏低,说明我省农村就业人员仍主要集中在所谓“基本生产”领域内,而与其对应的“基础结构”则相对薄弱,一方面表现在产业内部,第一产业中的农业服务业还极为弱小,另一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测算
  1.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分析  
江苏农村劳动力过剩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诸多因素决定未来十年是江苏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最大的时期。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2000年~2003年全省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50千公顷。目前,江苏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少,2003年仅为1.43亩,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有耕地承载力较弱,负荷过重,容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二是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000年的2925.29万千瓦,增加到2003年的3029.10万千瓦,相应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三是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入世虽然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但从短期看,入世将使第一产业就业机会减少。入世后,从国外进口优质低价的大宗农产品,可能使我国粮食和棉花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走低,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影响农村就业。如果按进口3%的粮食计算,同比减少的就业机会约上千万个,这将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测算
  目前理论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方法比较多,这里选择两种对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
  (1)理论测算法。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林牧渔业资源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算出“农业劳动力需求量”(Ld),然后算出农业实有劳动力(Lt)与需要量的差额,即农业剩余劳动力(SL)。计算公式为:SL=Lt-Ld。根据我省2003年农业机械拥有量、机械化作业水平、农村水利化、农村电气化和化学化应用程度,以及农业适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水平,综合起来考虑测算出我省每个适龄劳动力有能力耕种10亩左右的耕地(据我国有关学者做的定量分析调查,估计出1984年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最大限度可以耕种9.93亩土地,这中间没有考虑农业机械的闲置或者运输工具等问题)。我省2003年末耕地面积为4858.34千公顷,仅需要(Ld)729万劳动力耕种耕地即可,仅种植业劳动力将剩余(SL)880万人。
  (2)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法。这是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应该达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如果农业部门达不到这一理想值,则农业部门就有剩余劳动力存在。显然它否定了农业部门的弱值性,测算结果会偏高。计算公式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实有劳动力-农业劳动力需求量
  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农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者人数)
  我省2003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12460.83亿元,社会劳动者人数为4468.67万人,农业增加值为1106.35亿元,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为397万人,将剩余1200万人。
  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虽然存在差距,但通过多方论证,目前江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900万人左右比较客观,剩余率为34%左右。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的分析,说明江苏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财富,而且,诸多因素决定未来十年是江苏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最大的时期。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封建传统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市场意识淡薄,不懂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而且,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接受过有关经营管理的教育或培训。
  虽然近几年教育的大发展为我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从总体看,江苏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知识和技能等新要求,因此惟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才能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进而实现江苏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分析
  江苏是人口大省,也是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21世纪初,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其重点和难点主要在农村,特别是苏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江苏要在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积极推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其关键是要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断扩大非农就业、减少农民人数。从江苏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其转移,当前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提出的经济学概念。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对劳动者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包括用于教育、技术培训、保健、劳动力国内流动、移民入境等方面的支出,其中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途径(范先佐:“论教育与人力资本形成”,《江汉大学学报》,1998年8月,第58页。)。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能动性、可变性及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等特性。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源视作与物力资本相对,并比物力资本更加重要的一种资本形态,把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把教育投资当作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并且通过大量经济资料的实证分析,证实投资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陈彬:“关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历史回顾”,《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21页。)。人力资本是反映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的一种指标,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从劳动力提高的途径角度来划分,人力资本包括源于教育的学历资本、源于专门培训的技能资本和源于工作经验即职场培训的经验资本。
  综观人力资本理论各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4)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为衡量符号。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教育培训与个人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而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将人力投资划分为教育投资与培训两个变量,并建立了个人收入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了人力(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性,从而将人力的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内涵扩大再生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即人力资源的数量增长),进而将劳动力(人力)总量∑1pi=(n0+δn)×1p变为∑1pi=(n0+δn)×(1p+δ1p)(n0表示初始劳动者数量,δn表示劳动者数量的增加,1pi表示单个劳动者的劳动力,1p表示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劳动力,δ1p表示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劳动力的增量);发现了人力资源投入的生产性质,即人力资源投入不仅仅是消费,也是投资,从而将劳动者的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人力资本投资)。换言之,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劳动者的质量(人力资源素质)问题,将劳动者这一概念划分为劳动者质量(素质)和劳动者数量,进而建立了劳动者质量(素质)与个人收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2.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力转移
  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中,土地的数量完全无弹性,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政府投入及转移支付的财力有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重重。事实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转化为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农民收入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资本的数量有限,而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可以源源不断,如果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开发,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转变为积极的生产力,一方面能解决劳动力过剩、土地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劳动力作为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惟有劳动力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大小决定着其产出水平,而劳动力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高,则能动性、创造性就大,劳动者的收入就较高。舒尔茨在多篇有关人力资本的论文中论述了这一主题,他在批驳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土地资源减少及人口日益增长将导致资源枯竭的论调之后,提出“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并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则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这里的能力和素质主要是指人的受教育程度,人的受教育程度高,则能力与素质就高,劳动者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也相应较高,因此人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着劳动者的能力与素质,从而决定着其收入水平。而我国农村有丰富的待开发的人力资源,是否能变负担为潜力、变不利为有利,从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则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因此,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必然要发展农村教育尤其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二)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性
  1.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显然是产业非均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按理这些剩余劳动力是应该配置到第二、三产业上去的,但在现阶段,他们的均衡性行为却遇到了受教育水平低的制约,因为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大都有个起码的“教育门槛”。根据对南京市公开发布的招聘广告的统计分析发现,90%以上的单位和工作岗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高中或以上学历,最低的学历要求也是初中,没有学历要求的也标有“相貌佳”、“有气质”、“懂电脑”等要求。实际上全国大多数地区第二、三产业单位的招聘广告都要求应聘者有初中以上的学历,而1991年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系数才6.77。这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虽是非均衡的,他们转向第二、三产业虽能增加净收入,但由于受第二、三产业教育门槛的制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数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相关研究表明,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系数明显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6(李若建:《黄金海岸到黄土高坡》,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1页。)表6 是部分地区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特征:
表6 部分地区产业及当年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系数
教育程度系数
第二、三产业
当年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
   资料来源:李若建,《从黄金海岸到黄土高坡》,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首先,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其次,当年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及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最后,各地区农村中,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比较接近,但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差甚大。所以,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配置能力,是使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出去的重要措施。
  2.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区域非均衡必然会导致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区域流动,即劳动力资源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过程。人口的区域流动更多地受将来的终生收入差异而非眼前的收入所驱动,而且对终生收入差异的敏感程度与受教育水平正相关。那些受过较多教育的劳动力,其流动能力较强,因此其流动过程的效率也较高。
  张晓辉等人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上述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与一个人的流动能力密切相关。他们的研究揭示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流动率就越大(见图3)。劳动部信息中心提供的数字则表明,农村外出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8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6.42%,文盲和半文盲的占2.68%,分别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各类文化程度的人口高出2.11%、37.5%、和低了10.68%、13.22%。
  图3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率(%)
  资料来源:张晓辉等:“1994: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实证描述”,《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我们应该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技能的系统训练,可以使劳动者掌握某一职业从理论到实践的整套操作方法,为劳动者长期从事某一职业打下基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目前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大历史转折,农民无论是继续从事农业,还是改变职业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都必须接受现代职业技能的系统训练。
  3.劳动力素质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大量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关系,一般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转移速度要快于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同时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层次也较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为了控制城市转移人口和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对素质较低的体力型民工进入做了一定的限制,对高素质民工需求相应增加。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增强劳务输出的竞争力。由于农村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技术水平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受到极大影响。首先,入世后完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了提高自身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提高产品竞争力,我国各类企业将对员工的综合素质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一般文化水平低且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将很难转移出去。其次,不能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和压力,从而减少吸纳农村劳动力。第三,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也将受到较大冲击,由于乡镇企业普遍缺乏资金、技术、生产经营经验,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因此加入WTO后,许多乡镇企业可能会裁员减产或关闭走人,这也将会极大地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所以,加入WTO后,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将面临需求数量减少和素质要求提高的双重压力。
  (三)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决定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值,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是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与收入数量的乘积。因此,外出的预期收益可以表示为:
  Y=∑〖DD(〗n〖〗t=i〖DD)〗〖SX(〗αY1-Y2〖〗(1+r)t〖SX)〗
  Y――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现值,即迁移收益;
  α――城市就业的概率;
  Y1――城市收入;
  Y2――农村收入;
  r――贴现率;
  t――在城市工作的时间。
  因此,迁移收益取决于城市就业的收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及农村收入三个方面。教育程度对迁移收益的影响也来自这几个方面,即对就业概率的影响、对城市收入的影响和对农村收入的影响。对就业概率而言,一般是文化程度越高,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就业概率越高,原因有三:第一,城市雇主一般要求雇工至少有初中文化程度;第二,文化程度高的人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第三,根据教育程度起甄别作用的假说,雇主把教育程度作为从申请工作的人中选择高能力者的识别方法。教育程度还可能通过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收入而影响迁移的收益。然而,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教育程度在中国对增加农村地区的收入作用微不足道,这包括农业产业和农村的非农产业,即在教育程度可能影响迁移收益的诸途径中,通过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
  年龄对迁移收益的主要影响可能是负的,因为年轻较大的人可以用于收获迁移所带来的年收益的年限较少。由于增加土地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作用,因此土地面积应该减少外出就业的收益。
  根据上述讨论得出结论:外出就业的收益被假定为与教育程度(S)呈正相关,与年龄(A)负相关,与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L)呈负相关(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即
  迁移收益=f(S,A,L)
  迁移成本假定与教育成反比,与年龄成正比,主要理由是心理成本一般随教育程度提高而减少,随年龄提高而增加,因此:
  迁移成本=g(S,A)
  迁移的净收益为:迁移收益―迁移成本,则可表示为:
  ΔY=f(S,A,L)-g(S,A)=h(S,A,L)
  则迁移决策的制定依据下列原则:
  如果ΔY>0,则外出
  如果ΔY<0,则留在当地农村。
  假定外出的净收益可以用以下方程模拟:
  ΔYi=αZi+εi
  其中,Zi=(S,A,L)。然而,由于ΔY不能被观察到,我们观察到的只是某个人是否外出。
  我们来定义
  ΔY>0时,观察到外出行为,设外出=1;
  ΔY<0时,观察到不外出,设不外出=0。
  假设样本观察值近似于logit分布,那么模拟方程为
  概率(外出)=概率(αZi+εi>0)
  根据2001年对江苏省盐城市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调查资料,笔者对外出概率进行了回归分析。有效样本户为289户,外出劳动力501人,家庭平均户口为4.15,样本涉及的人数为1200,其中劳动力人数为1006人。调查涉及性别、年龄、人均耕地、文化程度、外出者年收入。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外出概率的影响显著,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包括技校)对劳动力外出概率的影响分别为20%、28%、35%、36%。
表7 不同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比重
文盲和半文盲
中专(含技校)
  资料来源:2001年对江苏省盐城市农村的调查资料。
  因此对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影响程度的顺序为:教育水平、年龄、土地面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劳动力的需求方对雇用的劳动力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近几年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生产的技术性越来越强,也从客观上提高了对劳动力文化程度的要求,基本都要求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水平,劳动力所具有的文化程度成了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是否能就业的一个硬性门槛。文化水平越高,对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因此文化程度成了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的一个关键因素。
  江苏是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尤其丰富,但其自然资源却相对匮乏。要在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非农就业、减少农民人数。从江苏目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在这方面的绩效并不十分明显。而要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这方面的应有作用。
三、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政策建议
  由于受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地域性特点。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受教育对象,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影响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由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决定了其始终处于服务的地位,必须不断地在适应中发挥作用,只不过因时期不同、要求不同、条件不同,所服务的对象、内容和要求也有所不同而已。《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了职业教育与创新工程,把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作为职业教育与创新工程的重要任务。《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科技进步服务,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为推进区域共同发展服务”的要求,这是新时期赋予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它要求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必须实现一个重大转变,即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由过去的自我发展为主,变为以社会需求为主,使职业教育真正融入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职业教育要进一步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就必须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面向本地、本省、全国乃至国际劳动力市场,积极承担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工程,并把它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全局、促进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长远战略加以规划和实施。
  (一)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破除职业教育工作中的体制和机制障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社会事业,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相关政策支持。首先,政府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框架之中。政府在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中要优先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工作,协调和解决有关的宏观政策问题,建立和完善依靠培训增进就业,提高就业水平,促进培训机构与就业机构紧密结合的运行机制。其次,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行业企业、中介组织和民间机构的联系和合作。政府的有效管理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的协作,并在部门利益的实现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实效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要发挥在政策协调、项目开发、经费筹集和舆论宣传方面的主导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的整合和配置,使有限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达到优化,并形成良性运行机制。第三,须制定连续一致的能力标准和评价、承认及证明制度,将学历证书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企业认证证书教育进行整合,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无论是经过正规教育或培训,还是非正规教育或培训;无论是在岗取证还是学习取证,其能力水平都可以获得承认,以此推动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建立以能力标准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二)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移,我省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劳动力加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今后十年将是我省大体完成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人才。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成为当前职业教育的紧迫任务。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无论在办学定位取向上,还是办学实践上,认识比较混乱,始终游离于解决就业和追求升学之间,部分中等职业学校热衷于中专升大专,或者把中等职业教育办成变相的普通高中,办成高等职业教育的预科班,结果两方面的任务都解决得不好,职业教育的内涵、本质和特色难以彰显。因此,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要不断强化教育类型定位,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积极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的独特作用,而不能以升学、文凭为导向。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和产业政策动向,及时调整和确定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努力使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相结合,提高学习者在市场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真正形成与企业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密切结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就业针对性。
  (三)改进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职教体制,增强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
  强调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就必须不断增强职业教育体制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以此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市场变化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第一,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办学模式,克服学校本位型所存在的无法深入、完整地体验专业实务经验以及工作环境的不足,逐步向产教合作型和企业本位型转变,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促进教育世界与职业世界的沟通,确立伙伴式合作关系,使学校和企业在统一的教学计划下,以分工合作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促进教学与生产实际的紧密结合,保证学习者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平稳过渡。
  第二,建立全省范围内认可的“学习证书”制度和区域性、校际间学分互认制度。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下,成立学分制推进指导委员会,建立地区间、学校间、专业间学分互认的协调机制,选择骨干学校中的相近专业、课程或培训项目进行学分互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提供多功能、多途径、多形式的学习服务,科学地设计学习内容、质量标准及其学分,使在职业院校学习的模块课程、夜校或周末学校的学习课程、企业内部的培训以及职业实践经历,都可折算成相应学分,使受教育者在不同学习环境或路径之间通过学分制度实现衔接。
  建立省或市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累积与转换信息系统(“学分银行”),把学习和培训成绩及时存入学分银行,统一记入学习者“学分银行”的“学分账户”,待积累到一定的学分又可以折算成相应的证书和学历,从而使包括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在内的社会成员接受“非连续学程、往返式学习、终身造就”的新型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为可能。
  第三,制定灵活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进、出”学习的管理政策。教育行政部门应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连续入学、退学和再入学提供便利政策,取消在年龄、户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在招生注册、学籍管理、考试考核、学生转专业、转学校和毕(结)业证书发放等方面增加更大的灵活性,给职业院校更大的自主权。建立与学分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评价、认证和质量监控机制,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开发或引进经相关部门评测、符合标准的职业学校学分制教学管理软件,为实施学分制提供技术支持,提升教学管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第四,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相互衔接的证书认证制度。目前我国制定的各种人才和各种职业(岗位)的能力标准,主要是有关行业的职业岗位规范,分别由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牵头制定,其基本内容是岗位技能的标准和要求,属于能力结构中的专业(职业)能力部分,表现为职业或专业资格证书,与教育部门制定的体现学术能力的学历证书缺乏有机联系和有效衔接,而且在能力考核和证书发放等方面进行多头管理。因此,必须借鉴澳大利亚等国家资格框架的成功经验,建立全省统一的职业技能认证制度,包括课程的认可、课程之间的学分转换、培训举办者的注册登记和能力评价等,克服以往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之间缺乏统一性、通用性和认可标准不一致的弊端,为教育与社会的沟通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奠定制度保障。
  (四)建立竞争性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我省各地已建有多种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但分属多个部门,相互之间也缺少沟通和协调,与再就业、劳动预备制度、职业岗位资格论证制度的衔接不顺,培训的目标有的也不明确,培训质量与收费不匹配等等。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就业对接、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相衔接的竞争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1.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协调服务中心
  西方国家在治理失业方面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十分重视对求职者的劳动培训和人力资源再开发,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美国自1994年开始实施“一揽子职业中心”计划,即把一系列就业与培训计划组成一个整体,由“一揽子职业中心”负责进行劳动力与招工的信息发布、职业培训计划及实施、对求职者进行评估测试、向雇主和求职者提供职业中介联系等。法国“全国成人职业培训协会”创立了安置和培训相结合的“一体化工程”,主要特点是为每一个接受培训的人员进行培训设计,进行求职和就业计划的一体化服务。德国的学徒培训双轨制,也是把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为此,建议在市或县一级建立由政府统筹、政府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协调服务中心”,联合有关行业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定期开展市场需求分析、企业用工信息调查与发布、受培训人员学习需求调查、开展就业咨询和信息服务以及提供师资和筹措经费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开展培训、就业和信息咨询等一体化的服务。
  2.采取教育界与企业界“合二为一”的整体行动
  (1)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与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咨询组织,并注意发挥行业、企业的作用。
  (2)动员和组织公办职业院校的力量,发挥其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实训基地的优势和对其他培训机构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培训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与此同时,要注重培育民办培训机构,旗帜鲜明地鼓励和支持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在政策上一视同仁。
  (3)社会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要主动与行业、企业联合办学,成立有行业企业代表参加的职业教育咨询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根据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培训目标和要求,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参与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企业提供职工培训、技术咨询服务,积极探索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4)明确和落实企业依法举办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规划,开放企业现代设施设备,整合企业人力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可建立企业模拟培训中心或跨企业模拟培训中心,实施企业内“实训实习联合培训”。与职业学校合作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职业学校课程设置、学习和培训顺序提出要求和建议,并享有优先录用培训者的权利,建立企业参与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机制。
  (5)制定公办、民办教育相一致的教育保障政策,通过以奖代补和设立“培训券”等办法,建立公办、民办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自主选择培训机构的新机制。
  3.合理配置地区内职业教育与培训师资资源
  建立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教师资源中心,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广泛吸收有关企业的生产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志愿者等其他社会成员作为教师资源,并向承办教育培训的机构推荐和提供教师。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一批优秀人才致力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4.通过多种形式引进或输出职业教育资源
  继续鼓励苏南的职业教育资源向苏北输出,开展跨地区合作,如教师互访、设备转移、专业共建、共同培养等。鼓励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开展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省际和国际合作,开展职业证书教育,引进国内外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制定政策引导、鼓励省内职业学校向境外、国外开拓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
  (五)改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
  1.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设计要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的需求为导向
  职业学校要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目标,设置专业和培训项目,并充分考虑到转移人员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基础、需求和企业的情况,使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均应突出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特点,适合农村转移人员实际生活、学习能力,反映工作中的应知应会。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内容要着力培养“企业能力”,满足企业岗位需要的生产和经营技能,适应城市和企业管理的生活技能,促进转移人员持续发展和终身学习的发展技能等等,使他们尽早了解、尽快适应企业的工作、生活和生存环境。职业教育与培训有责任向学员提供旨在“学会学习”的良好基础教育与培训,这一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来说也是极为宝贵的“技能”。
  2.构建与完全学分制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体系
  加快建立行业、地区乃至为全国认可、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标准,组织开发适应当地经济和就业需要的、专门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的教育培训课程、模块教材或视听课件。对课程内容实行模块化处理,将原有职业教育学科体系下的各类课程及其各个科目,划分成各个或各组内容相对完整的课程单元或教学单元,形成“菜单式”的课程体系,增加课程体系的弹性和个性化程度。加强专业教育相关课程与职业资格标准的相互衔接,教学内容能够覆盖国家职业资格标准要求的专业,其技能鉴定可与学校的课程成绩认定结合起来,避免重复考核,某些课程内容也可以自学与辅导考核的方式进行。在学习形式上可以部分时间制和业余学习为主,特别注重利用晚间和节假日等业余学习,尽可能方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
  3.拓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渠道
  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学习和工作的特点,通过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学历教育和包括企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其他非正规教育形式在内的各种非学历教育与培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远程学习中心,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的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学习需求的教育培训网络。
  (六)明晰政府、教育、企业、个人的经费分担机制,多渠道筹措经费
  接受职业教育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企业和政府。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使农村劳动力具备就业能力,并帮助他们获得较高层次和较高收入的劳动,避免贫穷与边缘化。企业和社会可以通过其在人力资源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而政府“必须始终承担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初期培训的主要责任,并分担向面临社会排斥或歧视风险的群体投资的最大责任部分”(国际劳工局:《知识社会中的工作学习与培训》(中文版),2002年版,第64页。)。因此,必须建立“政府投入、社会多方参与、个人合理分担”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筹措机制。
  一是按照“政府购买”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制定对举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机构提供资助的具体标准,根据其所承办的教育培训项目的情况(学员人数、选修学分数和质量评价结果等)向符合条件的申请机构提供专项经费支持,对工作突出的机构和个人提供奖励。
  二是动员企业界支持农村转移人员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为其所录用的人员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场地和设备,或提供租用场地和教学条件的费用。录用较多的或采取“订单培训”的企业应建立相对固定的教育培训场所,购置或提供符合教学要求的设备;录用较少的企业可与其他企业或与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建立教育培训机构。企业提供的场所和设备费用可以在国家规定提取的教育培训经费中开支。
  三是个人分摊部分培训费。要兼顾有关培训成本和转移人员实际承受能力,合理确定个人承担的课程或学分收费标准。对采取“订单培训”的,可采取先参加培训、后从就业获取的劳动报酬中逐月返还的办法进行;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员,可通过设立助学金或酌情减免收费等形式予以资助;对于品学兼优的人员,应采用提供奖学金等形式予以奖励。
  四是社会捐赠资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可通过设立社会捐赠账户和捐赠热线,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组织的经费支持。
  参考文献:
  (1)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跨越世纪的挑战》,2003年版。
  (2)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江苏人口论丛》,2003年版。
  (3)《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文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5)郑晔:“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其对策”,《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年第1期。
  (6)赵海林:“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2年第7期。
  (7)崔卫国:《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蔡P:《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蒋选:《我国中长期失业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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