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及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当前中国的地缘环境形势严峻，又恰逢中国崛起的特殊敏感时期，加强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安全研究理论、内容、尺度和视角四个维度转向的梳理，提出国际安全研究由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向理性主义安全研究继而向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转向，由军事、政治领域为主向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拓展，由国际层面向上延伸至国际体系和向下延伸至个人层面的层次的纵深，以及由安全的客观性向安全的主观性以及主体间性的属性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即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应实现研究理论的特色化，研究内容的宽泛化，研究尺度的层次化以及研究视角的“三维化”，形成一种新的中国地缘安全分析框架。 中国论文网 /8/view-4057613.htm　　关键词：地缘政治；国际安全；地缘安全；研究转向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3.01.002 　　引言 　　中国疆域广阔，海陆边界漫长，邻国众多，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近海临国，复杂的边境关系，不同的民族特征，都加大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风险。这决定了中国周边地缘安全形势长期以来异常严峻。放眼全球，周边有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等强大的地缘制约力量，相隔太平洋又有美国的战略觊觎与地缘遏制。除了中韩苏岩礁之争、中印领土争端、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界限划定问题等直接冲突的威胁之外，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朝鲜半岛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岛屿之争等潜在冲突也同样加剧了对中国的地缘安全的威胁。这种复杂的地理特征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有着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古往今来对于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研究不乏其人。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代感缺陷和研究视角的偏差，无法满足中国当今崛起之下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需要。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受制于传统安全意识，并依托西方早期的政治、军事安全研究理论进行地缘安全评价与分析，缺乏一套有效应对当今中国地缘安全挑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1，2]；（2）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大多学者将地缘安全议题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3-5]，少数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至跨界民族问题[4，5]，而对于地缘安全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则很少涉及；（3）从研究尺度层面来看，不少学者从双边或者多边国家地缘环境关系入手，探讨彼此间的国际关系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并探寻安全困局的解决之道[6-9]，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尺度，而很少考虑次国家和个人等较低尺度或者全球乃至整个人类等较高尺度[7]；（4）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学者都是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进行地缘安全评价分析，忽略了安全属性的主观性和主体间性。例如孔令杰等分析了“颜色革命”的蔓延、“民族分裂势力”的扩展、核武器的周边扩散以及中国周边地缘争端的连锁反应等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影响[8]；赵干城则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入手，对中印两国关系进行初探，指出两国就安全关系现状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必要性[4]，而针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等主观性因素以及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的“主体间性”对地缘安全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所以，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探讨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研究的转向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 　　国际关系学对“安全”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完善。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也指出，“安全”是一个发展得很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本质上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9]。所谓“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是指它不仅存在着“并存使用”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它在含义上是宽泛的、可自由回答、模糊的。这正如赫尔格·哈夫藤多尔所言：“对安全是什么、如何被定义和什么是其最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共同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秩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安全困境（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局面）结束了；第二，相比较而言，更复杂和难以应付的威胁（例如环境恶化、经济崩溃、核扩散、种族冲突等等）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国际安全研究围绕安全研究涉及的主体、威胁来源、安全领域以及实现安全的手段这四个基本问题，在理论、内容、尺度和视角方面均呈现一定的转向。 　　1.1 安全研究的理论转向 　　安全研究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安全观也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征。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战结束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10]。 　　传统安全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国际社会是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的无序社会，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第二，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安全和生存是其基本的利益诉求，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始终贯彻实力界定安全的原则—没有权力，国家就无法确保其生存和安全[11]。由此可见，传统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层面[12]，研究领域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以战争为焦点，以外国威胁为主要威胁来源，以重视专业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由于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有着将复杂现实过于简化的潜在风险[13]。冷战结束后，传统类型的经典现实主义安全观遭到激烈的批判：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过分专注于美苏关系等全球战略问题，而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研究视角过于单一，仅局限于核问题等少数问题，而与安全政策如何与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宽泛问题相偏离[14]。 　　针对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遭受的质疑，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新现实主义摒弃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假设，以结构来定权力，将安全而非权力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沃尔兹曾指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15]。沃尔兹以后的新现实主义者，如格拉瑟则指出，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非竞争性政策实现安全目标。其次，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以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均势等问题为主，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南北关系的研究；新现实主义学派则力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通过对南北关系的研究，以期能够全面反映当今世界现实。新现实主义范式在国际安全研究理论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也存在不足：该理论范式用权力求安全，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维护安全，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只有大国才能被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框架中，且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中难以自拔。同时这种简单的“结构影响行为”的模式完全排除了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不能具体解释有关制衡的问题。因此，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16]，认为国家结成同盟不是为了制衡“权力”而是为了制衡“威胁”。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议程，围绕观念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建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分享着一个相似的基本分析框架，均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国际利己本性作为基本的研究假定，同时从理论基础来看，两者都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都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17]，但两者之间就国家合作和利益分配问题却存在严重分歧。首先，新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控制力，其代表人罗伯特·基欧汉基于“国家是有理性的”这一假设提出国际合作理论，认为只要制度合理，国家间就可以通过交易和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效果。其次，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则重视国家在合作中的绝对收益。同时，新自由主义还指出在国际合作的背景和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再有等级之分；其次，军事手段也不再是实现和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手段，“相互依赖的辞令和经济与生态安全的象征意义，可能是传统意象的不完美的替代物”[18]；最后，国际行为主体及联系渠道均应实现多元化，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一“相互依赖”理论明确指出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时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理念，指出单独凭借军事力量已很难实现和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这一客观发展态势，并提出要推动安全主体的多元化。 　　冷战的结束掀起安全研究的又一次浪潮。约翰·盖迪斯和约翰·米斯海默分别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发难，前者提出“为什么自称具有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后者则指出“自由制度主义未能提供了解国际关系和促进冷战后和平稳定的坚实基础”。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逐渐从社会学、批判理论、语言哲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中汲取营养，将目光移向文化、身份、规范等因素，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作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建构主义以批判和重建为重要武器，指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竞争也不是必须的[19]；并在安全研究主体、实现方式和目标等方面提出独具特色的论断。它将安全研究重心由对主权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持相反观点，新自由主义坚持微观经济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个体最大程度地追求自私利益；建构主义则从整体主义出发，主要关注共同知识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它将安全研究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从本体论的高度解释了“均势”和“安全困境”等传统安全政治难题，也解释了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而拒绝承认的新安全现实如“民主和平”。由此可以看出建构主义实现了国际安全研究理论的重大革新。 　　1.2 安全研究的内容转向 　　冷战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标志，赋予传统国际安全研究以强烈的国家特性和军事特性。因此，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内容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安全，主要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20]。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经济安全尤其是资源和能源安全进入到国际安全研究视野中，赋予国际安全研究以经济内涵[21]。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则将环境问题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恐怖主义行为的危害性，至此，国家间冲突以及国家内部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均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截至20世纪中叶，涉及到生态环境、贫困、饥饿、金融危机等“非军事问题”纷纷进入到国际安全研究的视野中，进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也越来越多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 　　真正推动国际安全研究实现宽泛化的是巴瑞·布赞。他指出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22]。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23]。基于这五种安全领域，他提出了“安全领域分析方法”[24]，并强调虽然这五种安全领域都具有独特的逻辑，但是彼此间却是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政治秩序的保障；国家结构依赖于对稳定的认同，同样也对现有的认同形成挑战；政治与文化既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也反过来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如污染控制成本）和社会（如认同和景区）同样密不可分。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人类发展报告》实现了国际安全研究向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转化。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是对传统安全内涵的拓展，它补充完善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内容，并带来了诸多新特点：安全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多元化、涉及的对象与内容多样化、涉及的状态指向多层化、涉及的价值基点多重化、涉及的政策指向多维化[25]，但是不能将安全的概念无限放大，否则将失去讨论的意义。 　　1.3 安全研究的尺度转向 　　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尺度上的“纵深”指的是从垂直维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26]。巴瑞·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曾指出：“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安全有许多潜在的指涉对象，这些指涉对象不仅因国家、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成倍增加，而且经由国家向下移向个人层次、向上移向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层次。因为任何一个指涉对象或层次的安全都不可能孤立于其他指涉对象和层次来实现，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安全都部分地成为总体安全的一种前提”[27]。 　　后来，巴瑞·布赞又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其他学者结合冷战结束后的安全分析，将分析层次细化为国际体系（互动或相互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子系统（国际体系内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各样的次集团、组织、共同体等组成）、次单元（单元内有组织的个体集团，例如官僚机构等）和个体五个分析层次，为安全理论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同时，巴瑞·布赞等人还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地区尺度提上国际安全研究尺度的议程。他指出，所谓的安全复合体就是透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28]。安全地区是由一个地区的行为体的安全互动建构而成的。肯·布斯（Ken Booth）也曾明确指出“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29]，在他看来，国家虽然是提供安全的工具，但只有最终涉及到人，安全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1.4 安全研究的视角转向 　　正如巴瑞·布赞所言，国际安全研究自产生以来，就基本围绕安全指涉对象、安全驱动的内/外维度、安全的领域范围、安全研究的国际政治思想基础以及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五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30]。认识论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传统安全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实证主义认识论构建自身理论，包括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非传统安全研究则更多运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包括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31]。正是认识论立场的转型，即人们对“什么是安全议题”的概念解读视角的变化，使得国际安全研究实现了由客观安全研究向主观安全研究，继而又向“主体间性”安全研究的转向。与之相应，安全状态也由“客观上不存在威胁”和“主观上不存在恐惧”扩展到“主体间不存在冲突”。 　　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概念最早见于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作为模糊符号的国家安全》一文中的阐述：“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现为已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即一种真正的威胁的存在；“在主观意义上则表明不存在一种恐惧——这一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即一种意识到的威胁的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安全的主观概念并没有摒弃其客观定义，它只不过是安全的内涵经过了主观的‘过滤’”[32]。一个问题是否属于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的施动者所决定，而且由安全“言语—行为”的受众所决定。例如，针对朝鲜进行导弹和核试验这样一个生存性威胁的安全化举动，中国和日本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表明不同的受众对于同一种“存在性威胁”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安全最终保持着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存在于主体间的一种特质，即“主体间性”。认识行为主体的关键就是行为主体直接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的共享程度。由此可见，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候它将有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19]。 　　2 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曾经使我们经历了百年耻辱。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危机四伏的地缘安全环境，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国国内外的地缘安全态势，加强中国地缘安全研究迫在眉睫。地缘安全研究作为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可以从安全研究的转向得到一些启示。 　　2.1 对地缘安全理论研究的启示 　　应在中国传统地缘安全战略和西方地缘安全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安全挑战，提出一套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完整的地缘安全理论，用以指导中国的地缘安全分析与评价。 　　“五服制”是中国传统地缘安全意识的根源，至今仍影响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国语·周语》中记载的“五服”是指“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其核心观点就是拒敌以外，依托周边民族的“教化”程度和“梯次”来安排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亲疏，这种思想与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在1896年提出的“国家生长论”中蕴含的“种族血缘”思想不谋而合。受“五服制”意识的影响，中国有史以来维护国家安全都是采用抵御和抗击的较为被动的形式和手段。此外“移民屯田”的边疆战略也始终指导中国的地缘战略方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年来，个别边疆民族的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跨界民族地区也时常受到国际领土争端的影响，为缓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稳定，通过鼓励人口迁移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打破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区的“过渡地带”的主体民族国家对相邻国家跨界民族的绝对优势，以保持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平衡。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后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中国的地缘战略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相继提出了新文明观、新发展观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福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的地缘安全研究理论由现实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向。 　　西方学者围绕安全研究理论的探讨，反映了他们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尝试和拓宽视野，优化完善国际安全研究学科的进程。与之相比，中国地缘安全理论则缺乏创造力和时代性。巴瑞·布赞指出三种“安全”概念的诠释方式：第一，通过一组互补概念（如战略、威慑、遏制、人道主义等）来揭示安全问题的含义和本质；第二，通过一组平行概念（如权力、认同、主权等）来揭示广义的、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第三，通过一组与安全研究对立的概念（如源自冷战时期和平研究的“和平”，或者21世纪广泛讨论的“风险”或“例外”等）来替代安全的概念[27]。但这些概念解释在中国的语境中表现的就截然不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认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主观化。例如，中国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如何定位中国崛起目标，是国家安全至上还是以人的安全为重等等，国内各学者众说纷纭。因此，实现安全研究的“中国化”势在必行。要想建构中国自己的地缘安全理论，就必须摆脱单一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束缚，真正地从多元视角和范式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针对这一点，“哥本哈根学派”的宽泛化安全研究议程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他们的综合分析框架呈现出浓厚的“欧洲色彩”，我们应针对他们提出的国际安全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出发，用中国的独特视角去探索，去回答，以形成中国自己的地缘安全理论体系。 　　2.2 对地缘安全研究内容的启示 　　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政治”的思想固然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再加上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持续的民主化改革，世界政治的规则、行为体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对抗已经让位于经济方面的斗争，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对抗意识等越来越支配国家间的关系和政府间的行为准则；国家的地理条件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地理位置决定了气候条件、自然构成、地形地貌、资源分布等地理要素，而这些都是国家所无法自由选择的，因此地缘安全战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探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从文化、社会等角度关注地缘安全研究，以期为国家战略格局提供更有效的理论依据，由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也得以凸显。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最早于1994年被正式引入中国。这一概念的引入，将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边界由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宽到了与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也由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拓宽到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层面。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之处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安全理念基础之上，从传统安全关系中的“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存在”走向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性共存[33]。自非传统安全研究引入中国后，研究者们就纷纷展开讨论。有的根据巴瑞·布赞的整体安全观，即认为安全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确定为生态环境、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科技信息四个基本层面，由此衍生出次级安全概念。也有学者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认为当今面临的主要非传统挑战为：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流行疾病、人口安全和民族分裂主义等。几乎将所有不属于军事层面的议题都纳入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中，造成研究对象间缺乏联系，过于分散。当今中国正日益崛起，必须妥当把握“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外延上的度量，并合理平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以明确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中心议题。 　　2.3 对地缘安全研究尺度的启示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国际安全研究层次划分为国内、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四个互动层次。国内层次主要指区域内国家自身产生的代表国家强弱的脆弱性；区域层次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区域间层次主要指该区域与相邻区域之间的安全互动；全球层次主要指全球性大国在该区域中的作用，即全球与区域安全结构之间的互动[34]。本文根据安全研究的尺度转向的启示，结合地缘政治特征，将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尺度划分为全球尺度、地区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边境尺度。如今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特点。全球尺度问题（如温室效应）、地区尺度问题（如欧债危机）、国家尺度问题（如能源安全）、区域尺度（如“藏独”分裂势力）和边境尺度问题（如中印领土争端）互相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从全球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和环境安全。此时地缘安全研究的周边国家不仅局限于中国的陆上邻国和近海临国，还应包括与中国利益攸关的陆海大国，是一个大周边、大地缘。中国背陆面海，地处东亚的中心，又是不断扩张的“大亚太”的地理中心，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震荡，导致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安全困境”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对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威胁也不可忽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深受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的影响。他指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35]。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边缘地带，连接着“心脏地带”，可谓亚洲的地理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加大遏制力度，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依赖性加强的同时也势必隐含着经济安全的威胁。诸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全球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一定的环境安全隐患，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从地区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以中亚地区为例，它地处连接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民族、宗教、文化等众多层面，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也日益加强，同时中国南疆地区栖息的“东突”分子与中亚的恐怖组织也有联系，这些都表明，中亚地区的稳定情况与中国的地缘安全息息相关。 　　从国家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以中印为例，印度与中国有17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其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都在迅猛发展，是与中国有相似性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G20、中俄印、金砖国家框架下均有一定的合作，但中印领土争端的复杂纷扰、美国“拉印制华”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威胁论”的错误引导，使得中印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从区域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等陆地边疆地区，有不少跨境民族，复杂的民族特征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威胁。“藏独”、“蒙独”等分裂势力、极端势力以及“东突”等恐怖主义势力这“三股势力”不仅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形成挑战，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制造社会恐慌，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从边境尺度来看，对中国地缘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 以中印边界争端为例，印度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藏南地区，改变当地的传统民族洛巴族的人口比例，企图以此造成合理占有的事实，进一步增加了解决中印领土争端问题的难度。 　　2.4 对地缘安全评价的视角启示 　　巴瑞·布赞和琳娜·汉森曾指出，安全的基本认知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和“话语安全”。这也是安全的客观性、主观性和主体间性的基本属性的体现。然而，当今中国国内的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大多人都忽视了安全的三个基本属性，有的受西方舆论的影响，认为中国崛起难以实现“共赢”；有的过分强调安全的客观标准，而急于强化军事力量以缩小与强国之间的差距；有的则单方倚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和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度强调安全的“主观性”。实际上安全化的过程，是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它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的安全认知的共享程度，才是认识行为主体行为的一个关键[19]。本文就根据安全研究的转向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提出一种地缘安全分析的新的框架（见图1）。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地缘安全分析框架，是基于中国当前地缘安全形势以及现有地缘安全研究基础，通过对安全研究转向的启示研究分析得出的。当今地缘安全的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和深化，要对中国地缘安全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必须知道研究的主体是什么，即“谁的安全”，将地缘安全研究按照不同尺度进行层次分析，是因为不同尺度的地缘安全的行为主体和其他相关因素是不同的，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评估；其次，将地缘安全研究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分析，是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行为主体、指涉对象、动力和矛盾，需要用自己的术语来加以理解，并且不同尺度的地缘安全涉及到的研究内容也是不尽相同的，将内容进行分领域分析，也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简化作用，当然，分领域分析由分解开始，以汇合而终，最终将不同领域作为整体的一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可以达到更全面而清晰的目的；最后，地缘安全研究不可忽视安全本身的“三维”特征：客观性、主观性和主体间性，只有从安全的“三维”特征入手进行地缘安全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和评判地缘安全，即除了明确地缘安全主体、将地缘安全议程进行分解研究并找出地缘安全在政治上的定位之外，还需要找到在行为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合理架构，才能实现成功的安全化。 　　参考文献： 　　[1] 刘雪莲，霍雪辉.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J]. 东北亚论坛，）：50-56. 　　[2] 邵秀英. 我国东部沿海地缘安全态势分析[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0-13. 　　[3] 殷彦谋，胡维娜，段志彪. 地缘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军费增长[J]. 军事经济研究，2008（3）：9-11. 　　[4] 赵干城. 中印地缘安全关系初探[J]. 南亚研究季刊，2011（2）：19-24. 　　[5] 张建新. 新加坡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地缘安全战略[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40-44. 　　[6] 袁云初.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的地缘安全[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3-176. 　　[7] 胡志丁，骆华松，李灿松，等. 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J]. 人文地理， ）：73-77. 　　[8] 孔令杰，王国梁. 多米诺骨牌效应与中国周边地缘安全[J]. 兰州学刊，2008（6）：21-22. 　　[9] 李琪. 地缘安全视阈下的我国西部跨界民族关系[J]. 陕西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9-128. 　　[10] 吴楚克. 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J]. 广西民族研究，2009（3）：12-16. 　　[11] 宋晓敏. 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启示[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6-70. 　　[12] 刘中民，桑红.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32-37. 　　[13]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s： Theory Building and Disciplin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1（5）：15. 　　[14] 罗天虹. 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32-37. 　　[15]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16] Edward A. Kolodziej. 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 Caveat Lecto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1-438. 　　[17] Peter J.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9] 宋晓敏.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理论范式刍议[J]. 人民论坛，2012（14）：166-167. 　　[20] Stephen M·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21] 甘均先.《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贡献与缺失[J]. 国际政治研究，2012（1）：45-48. 　　[22] 秦亚青. 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3]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4]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in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ed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2. 　　[25] 潘忠歧.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冲击与困惑[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3）：38-43. 　　[26]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431-451. 　　[27] 余潇枫，李佳. 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年）[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1）：89-96. 　　[28]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著.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M]. 潘忠岐，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29]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4）： 313-326. 　　[30] 巴瑞·布赞. 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113-133. 　　[31] 余萧枫. 国际安全研究是一门“学科”吗？[J]. 国际政治研究，2012（1）：6-13. 　　[32] 巴瑞·布赞，琳娜·汉森.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3] 何忠义.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3）：48-55. 　　[34] 郑先武. 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J]. 国际政治研究，2006（4）：173-185. 　　[35] 斯皮克曼，著. 和平地理学[M]. 刘愈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