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史上唯一不会骑马射箭的大将军
一、官宦世家、大器晚成
杜预，字元凯，生于魏皇初三年（222年），卒于晋太康五年（284年），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
说起这京兆杜陵的杜姓，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的大臣杜周身上。杜周是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汉书·杜周传》说他“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由于善解上意，杜周官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从刚上任时“有一马”摇身一变，成了“家訾累巨万”的大贵人。杜周发达后，便居家搬迁到了长安城外的茂陵。汉宣帝时，杜周的儿子杜延年因为有拥立之功，也成为了九卿一级的官员，富贵一时，杜延年又把家从茂陵迁到了杜陵。
一晃眼两百年过去了，大汉王朝已不复往昔的繁荣富强，杜预的祖父杜畿便诞生在这汉末乱世之中。京兆杜陵的杜氏到了杜畿的时代，早已没了往昔累世公卿的风光。杜畿字伯侯，为杜延年九世孙，少孤，初为郡小吏，后举孝廉，为避战祸而弃官逃往荆州。几年后杜畿重返关中，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平定袁绍势力后，让杜畿做了河东太守，杜畿在河东兴农耕、倡学校、平诉讼，迅速使河东地区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并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重要给养来源地之一。杜畿镇守河东十六年，在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初，以功封为丰乐亭侯，官至尚书仆射。曹丕想讨伐吴国，就让杜畿监造御船，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御船在孟津试航的时候竟然沉没，杜畿就这样给淹死了。
由于杜畿的死，魏国急需一个干练的人出来主持后勤工作，同为尚书仆射的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懿也就渐渐浮上了台面。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总之日后这杜氏一家还要不断的和司马家扯上关系呢。
杜畿死后，他的儿子杜恕袭承了爵位。杜恕字务伯，从年少时起就十分低调，常常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浮华好清谈的魏国世家子弟中算是一个异类。杜恕对儒学的这份尊崇，起自他的父亲杜畿。在杜畿担任河东太守的时候，就“举孝子、贞妇、顺孙”，“修戎讲武，又开学宫”，杜畿亲自出任执经教授，《三国志·杜畿传》说“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日后，杜预能成为西晋时期著名的儒者，他祖父、父亲的影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继续说回到杜恕身上，杜畿死后，魏明帝曹睿以他父亲有功，又因公去世，让他担任了散骑黄门侍郎。散骑黄门侍郎属于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实际的任务，不过这个官职通常只授给世家子弟，为他们日后从政积累经验。三国时的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夏侯尚、曹爽、司马师，都是从这个职位上起家的。
在魏明帝时代，杜恕屡次上书，向皇帝称述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过他强调个人修为的儒家见解始终不为尊崇法术的皇帝所重视，意见发表了很多，就是没有几条被采用的，并且还得罪了很多人。杜恕也因此被放外任，出为幽州刺史。杜恕在幽州任上，被小人征北将军程喜构陷，丢了官职，成为庶人。这一年，是魏嘉平元年（249年），这一年魏国出了一件大事。
正月，太傅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携八岁的小皇帝曹芳去高平陵祭拜的时机，发动兵变，免去了曹爽及其亲信的官职，不久之后又诛灭了曹爽三族，曹爽的一干亲信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之流也因此丧命；二月，司马懿任丞相，曹魏的大权从此被牢牢的掌握在司马氏手里。
有一种看法认为，杜恕曾经上书直言得罪了司马懿，因此程喜构陷杜恕也是出于司马懿的授意或者是在其默许之下。杜恕以庶人的身份远徙武章郡，四年之后就去世了。《晋书·杜预传》对此的记载是：“初，其父（杜恕）与宣帝（司马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想来对于恪守儒家信条的杜恕来说，司马懿独揽大权的种种做法绝对可以称作“大逆不道”了，可是这个时候任何反对的言论都会招来杀身灭族的大祸，因此杜恕被罢官后仅仅四年便在幽禁中郁郁而终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杜恕死时，杜预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担任任何的官职。魏晋时代，一般的世家子弟十七、八岁就能入宫担任皇帝的侍从官，二十出头便能担任重要的官职。像杜预这样的世家子弟以三十岁的“高龄”还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则完全是苗不正、根不红的缘故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杜预的父亲杜恕曾经得罪过司马懿，对于这样一个政敌的儿子，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用。
魏正元二年（255年），大将军司马师去世，权力移交到了他的弟弟司马昭手里。这个时候，魏国统治阶层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实力的曹氏余党都被司马氏父子陆续翦除干净，司马氏取代曹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招揽人才，开始对一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杜预成为司马昭重点笼络的对象，司马昭甚至亲自出面，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为人直耿的杜恕在九泉下若是知道自己的儿子最终娶了政敌的女儿为妻，不知道究竟会做何感想哩。不过这个时候司马懿也已去世多年，两家上一代的恩怨在杜预和高陆公主的婚宴上，算是一笔勾销了。
魏甘露二年（257年），河东有位叫乐详的九十多岁的老寿星上书回忆起杜畿当年治理河东的功绩，司马昭乘机恢复了杜预丰乐亭侯的世袭爵位，不久又把他征辟为尚书郎。杜预自此才算是正式踏上仕途，在魏晋时代，像杜预的这样经历绝对可以算作一个大器晚成的典型了。
&二、随军伐蜀、险中得生
杜预在尚书郎的任上一干就是四年，这期间的作为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想来杜预以极其微妙的身份踏上仕途，还需小心谨慎才能求得生存，自然也就谈不上能有什么作为了。总之在这四年里，杜预慢慢取得了自己的大舅哥的信任，最后司马昭拍板，把杜预调进了相府，成为参相府军事。
魏景元四年（263年）的夏天，大将军司马昭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下令伐蜀，以镇西将军钟会为主帅，起三路大军浩浩荡荡的朝蜀汉重镇汉中（今陕西汉中）杀来。在这里，我要简单交待一下这次伐蜀的背景。话说司马昭掌握了曹魏的大权后，篡位的脚步越走越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甘露五年（260年），皇帝曹髦终于忍无可忍，小伙子逞一时之勇，带着宫中的一帮乌合之众去讨伐司马昭，结果连仇人的影子也没见到便被人捅了个透心凉。继位的元帝曹奂吓得够呛，连忙封司马昭“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司马昭却死活不干。这并不是司马昭因为杀死皇帝心中有愧，而是因为当年的曹操是在汉中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的前提下才受封为魏公的，处处以曹操为榜样的司马昭觉得自己也要取得一番像样的军事胜利后能才“明正言顺”的成为晋公，于是才有了景元四年的这三路伐蜀。
伐蜀大军西路三万人，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从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向武街、阴平进发。东路则是魏军主力，由镇西将军钟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余万从斜谷、骆谷和子午谷三道杀奔汉中。
按照魏制，大将率军出征，必须留下家属作为人质，可是钟会却是个单身，没有子嗣。让这样一个人指挥手下十多万主力军队，司马昭自然放心不下，于是让自己的亲信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又让亲信胡烈为钟会护军，田续为邓艾护军，监督诸将。监军和护军都有了人选，最后只剩下了总理将军幕府事物的长史一职了。此时杜预已经取得了司马昭的信任，又素有才干，于是司马昭便让杜预担任了镇西将军长史，随大军伐蜀。
景元四年十月，钟会率军攻克汉中，直趋剑阁，与姜维大军对峙。邓艾见剑阁难以攻克，便奏明司马昭，率本部精锐轻装由阴平小道绕过剑阁偷袭江油，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十一月，蜀汉故丞相诸葛亮之子、行都护卫将军诸葛瞻稀里糊涂的放弃了左儋险道和涪关，最后在绵竹城下与邓艾决战。背水一战的魏军勇气大增，大破蜀军，蜀军主帅诸葛瞻、尚书黄崇、尚书张遵（张飞之孙），羽林右部督李球等人均战死沙场。诸葛瞻之子诸葛尚见败局已定，哀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遂冲入敌阵力战至死。
姜维闻绵竹兵败，由剑阁率军回援成都，钟会趁机过剑阁、下涪城，在绵竹修整的邓艾后路为姜维所断，以必死的决心率领两万人不到的疲惫之师向成都进发。结果出人意料，后主刘禅怯战，率太子、诸王以及群臣六十余人出城投降。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耻于投降，于昭烈庙痛哭一番，先杀妻子，然后自杀。成都投降的消息传到姜维军中，“将士咸怒，拔刀砍石”。
钟会在涪城接受了姜维的投降。对于姜维之才，钟会十分欣赏，允许姜维等暂时保留对蜀军的指挥权，送还了他们上缴的印绶、符节、车盖等物，钟会本人与姜维更是出则同车，坐则同席。钟会这个人精于军事，素有“武库”的称号，无独有偶，日后杜预也被人称为“武库”，于是钟“武库”得意洋洋的对杜“武库”说：“以伯约（姜维的字）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
公休是诸葛诞的字、太初是夏侯玄的字，两人都是司马氏的敌人，诸葛诞为一时俊才、名列八达，夏侯玄号称中原第一名士，被司马师所杀之日，连司马昭都为他请命。钟会将姜维置于二人之上，已经把他放到了国士的位置上。
钟会和邓艾素来不和，又眼见灭蜀首功被邓艾夺去，恼怒之下，和卫瓘、胡烈等人一起上书构陷邓艾造反。一个巴掌拍不响，邓艾进入成都以后，居功自傲，隐隐有拥兵割据一方的意思，司马昭疑心大起，正欲剪灭邓氏，接到钟会的上书后，正中下怀，便一纸令下，让钟会等人逮捕邓艾。钟会暗中定下了借刀杀人之计，他只给卫瓘一千人去收捕邓艾，想借邓艾之手除去卫瓘。谁知卫瓘精于谋事，采用突袭的方式一举收捕了邓艾父子，并成功安抚了想要劫狱的邓艾手下。
一心复国的姜维暗中怂恿钟会割据蜀中造反，钟会虽然有才，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一月十五日，钟会率领大军进入成都。第二天他便借口刚刚去世的太后留下遗诏让自己讨伐司马氏，收捕了成都城中的大小官员，把诸军将领换成他的亲信，关闭成都城门和宫门，严兵围守。杜预此时也和城中大小官员一起被钟会关了起来，命在旦夕。
钟会虽然多谋，但在关键时刻却优柔寡断，他不杀监军卫瓘，反而让他去城外安抚诸军，被关在城里的胡烈等人却暗中和城外的部属取得了联系。卫瓘身为监军，钟会造反本该先拿他开刀，可是此时众人都被关押，唯独他一人无事，可见卫瓘当时多半明确表态站在了钟会一边，因此事后才急于杀钟会等人灭口。
卫瓘装病骗过钟会，暗中派人把自己写的檄文送到城外，让诸军讨伐钟会。原本犹豫不定的诸军一见卫瓘檄文，便下定决心共同进城讨伐钟会。一月十八日，诸军攻入成都，杀死钟会和姜维，蜀汉太子刘璇、左车骑将军张翼、绥武将军蒋斌、太子仆蒋显等人也一并死于乱军之中。
钟会一死，邓艾的部属自然认为邓艾该无罪释放，他们连忙追上押送队伍，打破槛车救出邓艾父子，打算将他们迎还成都。当初构陷邓艾时卫瓘有份，把邓艾打入槛车的也是他，卫瓘惧怕邓艾报复自己，又想独自吞没诛杀钟会的大功，于是他找来了征蜀护军田续。当时邓艾的身份还是囚犯，打破槛车，等同死罪，田续是其护军，有权诛杀。卫瓘只轻轻说了一句“可以报江由之辱矣”，田续就明白了。当初在江油时，田续曾因怯战差点被邓艾军法从事，从此二人就结下了大怨。得到卫瓘授意的田续带军赶到绵竹西三造亭，将邓艾父子一起杀死。
当时成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卫瓘能及时约束乱兵，严明军纪，应该可以阻止兵变的扩大，可是监军卫瓘、护军田续却公报私仇，擅自诛杀邓艾，这无疑给大家带了一个坏头，于是上行下效，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没有冤仇的就杀人劫掠，成都之乱一发不可收拾，就连当初一起构陷邓艾的益州刺史师纂也死于成都之乱。师纂是司马昭的亲信，尚且这样糊里糊涂的被杀，可见当时成都城里无论魏蜀两家的大小官员，都是命如草芥，人人不保。更有甚者，魏将庞会因其父庞德在四十五年前樊城之战时为蜀将关羽所杀，于是干脆带兵把关羽孙子关彝一家灭门替其父报仇。钟会的幕僚几乎全都死在了乱军之中，本来杜预身为镇西将军长史，也不能幸免，可是他却是司马昭的亲妹夫，没有人敢动他，《晋书·杜预传》对此的记载是：“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
面对成都的乱局，连一贯生性谨慎的杜预也无法容忍了，他当众指责卫瓘：“伯玉（卫瓘的字）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杜预认为卫瓘身为名士，行径形同小人，对这场动乱负有责任。若换了别人说这话，肯定会被卫瓘趁乱杀死，可是杜预是司马昭的妹夫，卫瓘偏偏不敢得罪，又恐日后追究责任真算到自己头上，吓得不等备车，马上一溜小跑去给杜预谢罪。
这卫瓘以一己之私欲纵兵作乱，孰不知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日后他以七十二岁高龄死于八王之乱，全家老少也一并死在乱军之中，剩下一个翩翩美少年卫玠，却也被江左人士活活“看杀”，杜预那句“伯玉其不免乎”可谓一语成谶了。
平定蜀国之后，杜预以随军伐蜀的功劳增加了一千五百户的食邑，回到了京师。
三、文武全才、国之栋梁
平定蜀国的第二年，也就是魏咸熙元年(264年)七月，司马昭下令让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司马氏取代曹氏做准备。杜预也受命参加这了项工作，并且负责律法的注解工作。这部法律在晋泰始四年(268年)正式颁布天下，也就是《晋律》。《晋律》的注解工作分别是由张斐和杜预完成的，民国法学家程树德赞其“兼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期于折衷至当”。张斐和杜预二人的律法注解被晋武帝下诏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经张、杜二人注解后的《晋律》又被称为“张杜律”。
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令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
对于律法，杜预的看法是：“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纲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晋律》以前的《汉律》，刑罚苛杂、条目繁多，共有七百七十余万字，分二万六千余条，不仅内容重复，也不便于记忆，还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时虽对此做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裁减，只余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在《隋书·刑法志》里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
魏咸熙二年（265年）八月，相国、晋王司马昭去世，世子司马炎继任，同年十二月，司马炎便迫不及待的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于自己。司马炎登基后，改国号为晋，更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新朝建立、新帝登基，少不得要赏赉百官、封赐文武，对于逝者也追尊封号。皇帝的祖父司马懿被追尊为宣皇帝，杜预的妻子司马氏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也得到了高陆公主的追赠。作为晋宣帝司马懿的女婿，杜预获得了驸马都尉的封号。
不久之后，晋武帝便让自己的姑父杜预出任河南尹，也就是担任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晋朝的建立，和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晋武帝登基以来，一直对世家大族们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这些出身世家的豪门高士占据高位，抢夺田地，属下各级官吏又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弄得国家上下乌烟瘴气，毫无新朝气象。杜预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孝义教化天下，而京师是朝廷教化的发源地，教化的推行总要由京师辐射四方，由近而远。因此他在河南尹任上所发布的一切政令，几乎都围绕着提倡教化这一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在治理地方的理念上，杜预受其父祖的影响至深。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下诏让杜预制订了一个考核百官政绩的办法。杜预系统的研究了古今考课之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杜预建议把以往繁琐的考核制度，改变为各级主管官吏对属下官吏每年考核一次，选出优劣各一人，鼓励优者，警告劣者。连续考核六年后，综合每人的政绩，屡优者晋升，优多劣少者任用，劣多优少者降职，屡劣者革职查办。这套考核办法简便易行，考察及时，赏罚分明，能激励各级官吏不断上进，受到了晋武帝的赞赏，遂颁行天下。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石鉴就上书弹劾杜预，结果杜预被免除了河南尹的职务。这时，鲜卑人拓跋树机屡屡兴兵滋扰陇右，成为晋朝的一大边患，于是同年六月，晋武帝让杜预出任安西军司一职，给步兵三百，骑兵一百，让他出镇陇右。当杜预到达长安之后，又得到了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的任命。谁知道杜预前脚刚到秦州就任，石鉴后脚就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陇右诸军事，成为杜预的顶头上司。这个石鉴出身寒门，《晋书·石鉴传》上说他“雅志公亮”，在朝廷任职时“多所纠正，朝廷惮之”，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克壮慷慨，自遇若少年，时人美之”，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了。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个石鉴虽然仪表堂堂，又有才干，可是人品不怎么样，好大喜功，曾经两次因为谎报军功而被罢官。
碰上这样的顶头上司，只有自认倒霉，更何况这个上司还和你有仇。当时拓跋树机的兵势正盛，晋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被杀就是战败，石鉴便让杜预领兵出征，摆明了是公报私仇。这等白白送死的差使杜预自然不干，他秉实直言“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然后又提出了“五不可、四不须”的建议。石鉴乘势发威，上书朝廷弹劾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留止军用物资，贻误军机。贻误军机是大罪，杜预被解除职务，押回洛阳交付廷尉审理。好在杜预曾经娶过公主，属于可以享受司法特权的“八议”之列，于是朝廷只是免除了杜预丰乐亭侯的爵位，以爵抵罪。杜预堂兄杜植的母亲严氏素有知人之名，曾写信劝他隐忍：“谚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后来陇右的局势发展果然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贪功的石鉴被拓跋树机打的大败。
通过这件事，朝廷上下认可了杜预的谋略。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匈奴人刘猛举兵造反，从并州向西进到河东、平阳。晋武帝让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参谋军事，不久之后又任命他为度支尚书，掌管全国的财政事务。这时吃了败仗的石鉴灰溜溜的回到京师，并企图掩盖自己的指挥失误，结果被杜预揭发他报功不实。所谓仇人相见、分为眼红，两人在朝堂上相互指责争吵，舆论喧哗。晋武帝亲自出面劝架，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把杜预和石鉴都免去了官职，让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兼任本职，也就是由财政部长降为代理财政部长，几年后才被转正。
从泰始七年到咸宁四年(278年)，杜预前后一共担任了七年的度支尚书，期间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晋书·杜预传》里举了一些例子。
上任伊始，杜预就奏请皇帝批准，在京师以东建籍田千亩，请皇帝和百官定期下田亲自耕作。皇帝以身作则，引起了全国对农业的重视，农业生产很快就有所恢复和发展。他还采取提高粮价的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各地建立仓库，丰年买粮储存，荒年低价卖给百姓，平抑物价，保护了农民利益。
在历法方面，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误差，修订出《二元干度历》。后来这个历法经过检验，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历法。
由于杜预的祖父杜畿死于水难，杜预对此一直心有余悸。他认为孟津渡口水险，有覆舟之患，于泰始十年（274年）上书提议在富平津修建河桥。朝廷中有人认为此地曾为殷商故都，历代圣贤没有立桥，其中定有不可立之理。杜预反驳说：“‘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以周文王在渭水上架浮桥为例，据理力争。后来杜预又亲历亲为，主持架设了富平津的河阳浮桥，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大桥建成之后，晋武帝和百官都到桥边视察宴饮，晋武帝举杯称赞杜预道：“非君，此桥不立也。”杜预则谦虚的回答：“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河阳黄河浮桥自杜预建成，经历代重修，直至宋政和七年（1117年）再建，前后竟达八百余年，是浮桥史上的首创。
在机械制造方面，杜预也多有建树，在他的主持下发明了人排新器，应用在农业上，获利甚多。周朝太庙中有一种欹器，是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则倾，中则正，满则覆，君王常常置于座右以为戒。这种欹器到东汉时还放在御座旁，汉末动乱，此器不复存在，它的制法也失传了，后人甚至连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杜预凭着书上的记载和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设计制造出来，献给晋武帝，武帝对此赞叹不已。
咸宁四年(278年)秋，兖州、豫州诸郡连降暴雨，涝灾之后又遇蝗灾，农田颗粒无收，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以及灾后重建计划。杜预对灾情作过调查研究后认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对于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州府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各级官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这两篇奏章都被收录在《晋书·食货志》里，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
《晋书·杜预传》里说杜预担任度支尚书期间“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
咸宁四年，受命都督荆州诸军事、筹备伐吴事宜的征南大将军羊祜病重，他强拖病体回朝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出镇荆州，于是晋武帝让杜预以度支尚书的身份假节兼任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羊祜病逝后，同年十一月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特赐追锋车、第二驸马。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正式接替羊祜的职务，筹备伐吴事宜。
三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四、出镇荆州、力主伐吴
三国后期的荆州，由晋、吴两国各据一边，分别委派名将精兵驻守。吴国方面出镇荆州的是镇军大将军、益州牧、假节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的陆抗。陆抗字幼节，是东吴名将陆逊的次子、孙策的外孙，是东吴后期倚为干城的一代名将。晋国方面出镇荆州的是征南大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的羊祜。羊祜字叔子，出身显赫，父羊道曾任上党太守，他的前母是孔融之女，生母是蔡邕之女、蔡文姬的妹妹，姐姐羊徽瑜是司马师之妻。羊祜也是魏末晋初的一位名将。
两位名将在荆州拥兵对峙，几番交手都互有胜负，不禁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感。羊祜认为对于像陆抗这样的对手，只能采用怀柔的办法。每次两军交战，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下，羊祜都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羊祜的部队进入吴国境内，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要根据收割数量用绢偿还。羊祜常会集部队在江水、沔水一带游猎，但范围往往只限于晋国境内，如有野兽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羊祜命令一律送还。一次部下从边境带回两个小孩，羊祜一问是东吴边将之子，便立即派人送回，其父十分感激，第二天就率部来降。吴将邓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以礼相待，教育一番之后，又放回东吴，邓香感念其恩，也前来归顺。因此羊祜在东吴将士中德声大振，吴、晋两国一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羊祜利用这段时间在荆州兴办学校，减免赋税，鼓励人们开垦荒田发展生产，荆州百姓的生活质量由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羊祜病逝后，襄阳百姓感念他的功绩，在城外岘山为羊祜修碑建庙，四时祭祀不断，襄阳百姓一见到纪念羊祜的石碑，莫不伤感流泪，后来杜预出镇荆州时将这块石碑命名为“堕泪碑”。羊祜出镇荆州九年，使荆州诸军由仓无百日存粮变为积谷足用十年，为杜预伐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初晋武帝立意伐吴，满朝文武都以东吴立国已久、又据有长江天堑为由，劝晋武帝不要轻易出兵，只有羊祜、杜预和尚书张华三人力主伐吴。羊祜病逝之后，晋武帝让杜预出镇荆州，又引起了满朝文武的非议。
杜预拜镇南大将军之时，朝中诸官到府献：兀蠹叶甲谝徽畔由虾染啤Ｑ蜢锏奶玫苤谢ぞ颥L来迟，他一见杜预和大家连榻而坐，便不高兴的说：“杜元凯乃复以连榻而坐客邪”，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杜预连忙让和羊琇一起来的裴楷去追，追了好几里才把羊琇劝回来。杜预起身前往荆州，朝中官员都到洛阳城外七里桥相送，右军将军杨济素来瞧不起杜预，不落座就走了。后来中书令和峤来了，一见杨济不在了，就问客人，一个客人据实相告。和峤说：“杨济一定是跑到大夏门去了。”说完和峤去了大夏门，果然找到杨济，和峤一把搂住杨济把他拉上车，不由分说的又把他载回七里桥，二人又像刚来时那样入座。这两个故事都收录在《世说新语》里。羊琇字稚舒，仗着堂姐是司马师的妻子，自己又和晋武帝从小是玩伴，挥霍无度，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丝毫没有他堂兄羊祜的大家风范。杨济字文通，是晋武帝皇后的叔父。二人和杜预一样都是晋王室的外戚，虽然杜预的功名比他们都高，可是他们却敢公然的表示对杜预的不满。这是因为此时杜预的第一任妻子高陆公主司马氏已去世多年，而杜预和高陆公主又没有子嗣，虽然官越做越大，可和晋室的亲属关系已日渐疏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预的父亲杜恕曾经是司马懿的政敌，并且被构陷入狱，幽禁而死，羊琇、杨济认为杜预是罪人之子，出身微贱，又嫉妒杜预的才干，所以才如此恃贵而骄，看不起杜预。遭到冷遇的杜预心中自然不忿，早年因父亲的缘故久不得任官的困顿日子使他对于后世之名十分看重，决意要在荆州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好青史留名，以雪前耻。
杜预到襄阳就任后，“修缮甲兵，显扬威武”，为即将开始的伐吴之战做最后的准备。这时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镇守的陆抗早已去世，取而代之的是张政。西陵是吴国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直入荆州。张政在吴国是比较有名的将领，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
咸宁四年十一月，杜预上任后不久便选拔了一批精锐士兵，命他们偷袭张政的营地。羊祜在时，晋军从不偷袭吴军，因此吴军疏于防备，被偷袭的晋军杀的大败。杜预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食邑。张政为东吴名将，据守要害地区，却因为疏于防备而被打败，深以为耻，羞愧之下没把战败的实情上报吴主孙皓，谁知这正中杜预下怀。杜预大张旗鼓的把这次战斗中抓到的俘虏送还给吴主孙皓，专横残暴的孙皓果然大怒，召还张政，派武昌监刘宪取代了他的位置。临战换将乃军中大忌，杜预上任伊始便牛刀小试，用离间计除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削弱了吴国的防卫力量，为晋军日后突破吴国西线防御创造了良机，果然不愧“武库”之名。
咸宁五年(279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浚备战多年，见时机成熟，便上书朝廷请求速伐东吴。他说：“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晋武帝认为王浚说得有理，但贾充、荀勖等重臣又抬出东吴立国已久、据有长江天堑、不可轻动的老调子，只有尚书张华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伐吴。
同年八月，杜预在荆州准备就绪后，也上书晋武帝请求伐吴之期。当时驻守在扬州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上表声称东吴要先发制人，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相阻，使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要求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一年。杜预听说后，再次上书道：“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
过了十几天，杜预放心不下，又上书说：“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杜预的表章送到朝廷时，晋武帝正在和张华下围棋。张华当下推开棋盘敛手施礼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这时，贾充、荀勖等人又站出来反对。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竟然强词夺理的说：“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不过经过杜预、张华等人的力谏，晋武帝的决心已下，决定立即发兵伐吴。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万，分水陆六路攻吴，以贾充为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度诸军。贾充怕伐吴不成反累自己，上表推辞，在晋武帝的严令之下才硬起头皮上任。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担任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节度益州刺史王浚的水师。
三国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就这样打响了。
五、以计代战、一心为公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率兵进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城历来都是荆州的治所所在，又经过东吴多年修缮，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如果要强攻的话，晋军必然杀敌一千而自损八百。于是杜预下令对江陵围而不攻，阻断长江，既断了上游吴军的退路，又防止下游的吴军增援。
这时，益州刺史王浚已经率水军沿长江顺流东下，直指荆州。杜预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和襄阳太守周奇率兵沿江西上，攻夺城邑，以接应王浚。这支晋军按照杜预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行动，仅十几天便夺下江陵上游沿江的许多城邑，仅仅过了一个月，荆州的战局便已完全处于杜预的掌控之中了。
乐乡城（今湖北松滋）是江陵上游的一个吴军据点，和江陵吴军成犄角之势，时时威胁到江陵晋军的侧翼。杜预于是派遣手下的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从军中选拔精锐敢死之士八百人，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乘船渡过长江，偷袭乐乡。这支晋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摸到了乐乡城下，他们按照杜预事先的安排，一部分人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另一部分人则趁乱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经城外晋军这么一搅和，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孙歆惊恐之下，在给江陵都督伍延的信中说道：“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主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驻守在各处的吴军了，大家都以为晋军的主力来了，城里城外人心惶惶，士兵、百姓争相向晋军投降。事后一清点，当晚向晋军投降的军民竟然超过了一万人。
此时王浚的益州水军一路凯歌高奏，已经沿着长江开到了乐乡城下。孙歆派军出击，结果大败而回，这时埋伏在乐乡城外的周旨、武巢等人扮作吴军，混在败军之中趁乱进了乐乡城。这支执行“斩首”行动的晋军进城之后立刻直扑孙歆帐下，生擒了孙歆。听说主帅被擒，再加上刚刚战败，城里的吴军顿时人心大乱，纷纷作鸟兽散，城外的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乐乡城。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得麾下将士十分钦佩，于是在军中作歌曰：“以计代战一当万”。
攻下乐乡城时，乱军中王浚并不知道孙歆已经被杜预擒获，为了争功，他竟上报朝廷，谎称自己已得孙歆之头。后来杜预把孙歆活着送往朝廷，洛阳人几乎把大牙都笑掉了，王浚一时成为整个洛阳城取笑的对象。
晋军攻占乐乡后，江陵犄角之势已失，成了孤城一座，于是杜预下令攻城。江陵都督伍延诈降，暗中把兵力布置在城上，准备做最后一搏。杜预识破了伍延的诈降，率军猛攻江陵，一鼓作气攻进城里，斩杀了伍延。
杜预有大脖子病，当初他率军围困江陵的时候，城里的吴人十分忌惮他，就把瓠瓜系在狗脖子上拿到城头给杜预看，以此表示羞辱；遇到树上长着瘤状的疙瘩，也砍下一块，露出白色的树茎，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杜预恼羞成怒，攻下江陵后大搜全城，把当初做这些事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了。
拿下江陵以后，王浚率领益州水军继续东进，杜预则一边派人安抚沿江刚刚拿下的地盘，一边遣军继续南下。湘水、沅水以南武陵、长沙、零陵、桂阳等郡的官员一看连重兵防守的长江一线都被突破，再抵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纷纷投降，杜预连忙代表朝廷加以安抚。不久之后，杜预麾下的晋军便顺利攻取荆州全境，追击残敌直达荆州以南的交州境内，斩俘吴国都督、监军一级的官员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级的官员一百二十多人，圆满完成了战前朝廷交给他们的既定任务。
杜预把长江以南投降的大批吴军士卒和屯戍之家迁往江北，以充实该地区人口、劳力，便于管理，又亲自委派得力的官员前往南郡等地安抚吴人，施政理民。由于杜预的一系列举措果断得体，因此荆州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到稳定，吴人纷纷归附。
荆州安抚完毕后，杜预在武昌（今湖北鄂州）会集各路晋军，商讨进攻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有人认为吴国是“百年之寇，未可尽克”，现在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反正晋军已经攻取荆州占据了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不如等到明年冬天再大举进攻。杜预不以为然，他对众人分析说：“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杜预的这番话正是“势如破竹”这个成语的出处。
这时伐吴的总指挥大都督贾充也大唱反调，他上书晋武帝，说：“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当初晋武帝正是在尚书张华的力谏下才下决心伐吴的，贾充心中对张华十分不满，所以才在奏章里嚷嚷着要腰斩张华。杜预听说贾充上表要求罢兵后，立刻上表朝廷与之争辩。晋武帝毕竟是一代开国之君，既然决心已下，就不再为他人所动，他派遣使者前往贾充的军营要他继续督促诸军伐吴。谁知使者刚到贾充的军营，就从前方传来消息，王浚的水军攻至建业大败吴军，吴主孙皓遂反绑了自己，率领太子孙瑾以下官员二十一人到王浚营中投降了。消息传到杜预军中，先前主张罢兵的那个人无话可说，写信给杜预，表示佩服。
吴国就这样灭亡了，唐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写到：“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三国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灭吴的首功是由益州刺史王浚所率的水军拿下的。当初伐吴时，晋武帝命令王浚在由建平（今重庆巫县）进入荆州之后受杜预节制，到达秣陵、建业一线后受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浑节制。王浚伐吴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多年来他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杜预十分敬重王浚，攻下江陵后曾对手下说：“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表示王浚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麾下水军，不必受他的节制。王浚到达江陵后，杜预又写信对他说：“足下既摧其西籓，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建议王浚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吴都建业，下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业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浚在长江下游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秣陵、建业一线，节制水军的王浑怕王浚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浚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业、俘获吴主孙皓，建下大功之后，王浑还在向朝廷上书攻击陷害他不听节度、擅自进军。通过王浚水军在长江上、下游的不同遭遇，杜预、王浑二人的人品高下立现。
吴国灭亡，中国重新归于一统，晋武帝大赏功臣，杜预以伐吴的功劳被封为当阳县侯，食邑增至九千六百户，其少子杜耽也被封为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八千匹。
六、功成名就、子孙绵延
吴国已定，还需要有能力的人前去安抚地方才行。晋武帝让杜预仍返回襄阳，镇守荆州。杜预回到襄阳后，多次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家族世代都为文官，武将并非本行，请求退职，但晋武帝不许。杜预之所以要求自解兵权，还是因为怕“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自己长期带兵节镇一方容易引起朝廷的猜疑。杜预在外镇守时，曾经屡次贿赂朝中权贵，可是他光是送礼，却不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现在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他在荆州时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首先是勤于讲武，兴建学堂，以儒家学说来感化当地百姓，结果江汉一带，广被德化。其次出兵打败南方的少数民族山越，交错设置驻屯军营，分别占据要害之地，以巩固安定荆州的局势。然后利用溃水、清水，开垦灌溉万顷农田，并且分疆刊石，使有定分，结果公私都得利。最后是开凿杨口水路。过去的旧水道只有从沔水、汉水到江陵的一千多里，往北便再无水路可通，而巴丘湖又是沅水、湘水的交汇之处，表里山河，十分险固，是荆州的蛮人所依恃的险阻。杜预开凿杨口，从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内，泻导了长江之险；外，开通了零陵、桂阳的漕运。由于杜预的一系列举措使荆州百姓得到了实惠，因此他治理的地区十分安定，荆州人尊称他为“杜父”，并且为之作歌唱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对于公事，杜预总是知无不为，办事之前他总要仔细筹划，制定出详细可行的计划后才着手进行，因此很少有失误的地方。有好事之人就讥讽他做事琐碎，杜预听了以后，不以为然的说：“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平定吴国之后，杜预颇以自己的功劳为傲，《晋书·杜预传》上说他“好为后世名”，他常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于是杜预让手下刻了两块石碑记载自己的功勋，一块沉埋在万山之下，一块矗立在岘山之上，做完这些后，他得意洋洋的对别人说：“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当年羊祜在荆州时，并不刻意彰显自己的功绩，而荆州百姓自发为他立庙建碑，四时祭奠，杜预虽然也在荆州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却时时显摆，处处立碑，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和羊祜之间的差距就显出来了。后人遂写了六四短句来讥讽他这一行为：“杜预纪功之石，虫篆犹存；羊君坠泪之碑，人心尚在。”
杜预出生在学者家庭，从小不习武艺，因此他连马也不会骑，射箭的准头更是出了名的差，但朝廷每有军事活动，都要召他参谋规划，杜预深谙兵法知己知彼之道，善于同敌人斗智，以谋略见长。杜预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参与谋划军国大事，最后还亲率大军伐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一位儒将了。
杜预功成名就之后，消闲从容，遂埋头沉浸典籍之中，着手撰著了《春秋左氏传集解》三十卷，为历代《左传》注本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杜预的文章写成后，当时虽有人评论它文义质朴直率，可是世人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秘书监虞挚大加称赏，他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虞挚的评价很准确，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对后世的《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杜预还参考众家著作，写成《春秋释例》十五卷，后来他又撰著了《盟会图》和《春秋长历》等书，自成一家之学，此外他还著有《女记赞》，这些著作直到他晚年才完成。南朝梁人钟嵘在其文学评论著作《诗品》中将杜预的诗列为下品，说他与王济“诗贵道家之言”，不过其诗已今无所存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初，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晋征南将军杜预集》十八卷。这些著作到了明时基本已经轶失了，明人张溥收录存世的一些杜预的文章，编成《杜征南集》，收入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杜预喜读《左传》，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当时，驸马王济喜欢收集名马，而中书令和峤则特别喜好聚敛钱财。杜预常讥二人道：“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了，问他说：“卿有何癖？”杜预老老实实的回答：“臣有《左传》癖。”
《晋书·杜预传》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杜预在荆州时，一次饮酒后醉卧斋中，外面的人听到有呕吐声，就从门口偷看，却惊讶的发现一条大蛇正垂头呕吐，于是人们便纷纷相传杜预是大蛇转世。古人认为帝王是真龙转世，而能安定国家的大将则是大蟒转世，后世也传说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和剿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大蟒转世，其实这只是古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而已。史书上还记载那些伟大帝王出生时必有异像，常出现的套路有“黄龙绕体”、“红光满室”、“风雷大作”等等，大家也就当作奇闻逸事权且拿来充做饭后无聊时的谈资罢了，没有必要当真。
太康五年（284年），杜预被征召回朝廷担任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走到邓县（今河南邓州）时，不幸病逝，终年六十三岁。杜预死后，晋武帝嗟叹不已，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为当阳成侯，按照《谥法解》，“成”字的解释是“安民立政”，也算是对杜预一生功绩的总结了吧。
杜预生前曾立下遗嘱，告诫子孙：“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
杜预在遗嘱中说，我任尚书郎的时候，曾因公出差，路过密县（今河南郑州新密），听说该县邢山上有位郑大夫的墓，就领着随从们去祭拜。那座山不高，离郑国的首都不远。墓在山顶，四望辽阔，墓向东北，朝着郑都，意思是殁后不忘国家。墓只填堵了后面，前面却敞开着，表示墓中没有什么珍宝，用不着盗掘。邢山多产美玉，而墓内用的石材，却是洧河边的鹅卵石，意在不劳民力，不费世财。名流去凭吊时，引发的是哀思和敬意；小人到墓内窥视，也无利可取。因此，虽历千载，墓仍完好无损，其原因就是实行了简殡薄葬。我的夫人郭氏去世时，我曾向朝廷申请，在京城首阳山南（今河南偃师）的小山上建一墓冢。这座山高虽比不上邢山，但东与魏文帝曹丕的首阳陵以及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相近，西又可顾望京城宫阙，南有洛河、伊河，北有伯夷、叔齐的墓地，把我埋在那里，是最理想的地方。我死后，把那座墓稍加整理，建墓就用洛河边的圆石，墓道向南，形制以郑大夫墓为准。棺材不要大，能盛下尸体就行了。杜预的子孙于是严格按照他的嘱咐将他和妻子郭氏合葬一处。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偃师知县朱续志访得杜预墓所在，在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晋当阳侯杜公讳预之墓”，这块碑至今犹存，成为后人凭吊杜预的所在。
杜预一生，于儒学、刑律、历法、军事、机械、营建等处广有建树。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朝廷下令将杜预等二十二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出色注释的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孔庙，以表彰其传注之功，是为“先儒”。唐肃宗时修建祭祀姜太公的武成王庙，杜预又因为有伐吴的大功，成为配享武成王庙的先代六十四名将之一。以一人之身，同时配享文、武二庙，杜预“好为后世名”的愿望总算也得以实现了。
《晋书·杜预传》对他的评价是：“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夫三年之丧，云无贵贱。轻纤夺于在位，可以兴嗟；既葬释于储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当代之元良，为诸侯之庶子，檀弓习于变礼者也，杜预其有焉。”
杜预死后，他的长子杜锡继承了他的爵位，杜锡的儿子杜乂“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书圣王羲之见到杜乂后不禁惊为天人：“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杜预的孙子杜乂和卫瓘的孙子卫玠一起被人们誉为江左的两大美男子，这也算是当年杜、卫二人未尽的渊源吧。杜乂的女儿杜陵阳也是名噪一时的美女，后来嫁给晋成帝，是为成恭皇后，杜家和司马家又一次结缘，不过这次和上次一样，没有任何结果，杜陵阳嫁给成帝六年后便去世了，并没有生下子嗣。
杜预长子杜锡的后代世居京兆，逐渐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到唐时和韦家一起，成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大族，杜如晦、杜佑、杜牧、杜黄裳等人皆出自京兆杜氏。杜预的第四子杜耽在永嘉南渡时迁居襄阳，遂自成一支，杜易简、杜审言、杜甫皆是其后。
诗圣杜甫曾写过《祭远祖当阳君文》，全文如下：“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初陶唐出自伊祁，圣人之後，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清东吴，建侯於荆，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莽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膏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苍苍孤坟，独出高顶，静思骨肉，悲愤心胸。峻极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俭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诫，焯序前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于以采蘩，于彼中园，谁其尸之？有斋列孙。呜呼！敢告兹辰，以永薄祭。尚飨！”
杜甫处处以他这位十三代先祖为楷模，不仅在杜预墓附近筑土室“陆浑山庄”居住多年，还要求子孙在他死后也把他葬在那里。当初杜甫在长安求官时，生活窘迫，为得到京兆远亲的照顾，他的口头禅便是：“吾乃晋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十三世孙也。”——和当年的刘皇叔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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