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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为什么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_28600字
编写组长：邵士强
单位：滕州二中
编写日期：日
为 什 么 回 答 不 了 钱 学 森 之 问
要：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文章对我国高校日愈浓厚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蔓延的浮躁之风、失衡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淡薄的创新气氛和欠缺的个性化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提供思路。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高等学校；创新；行政级别；历史渊源；体制；
研究背景：“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日的一封公开信。
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
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日(排名不分先后)
历史渊源：“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的天空不再阴霾万里，教育可以积极地探索和改革了。而高考是教学的指挥棒，怎么考考什么，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改革环节。比如1977年恢复的高考没考外语，随后的高考每年都有变化，究竟应怎样选拔学生怎样考试才能更好呢？时值改革开放之初，西风东渐，一种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理论、技术、方法传进了中国，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标准化考试”。其实，标准化考试是工业化时代教育评价的一种方式。当我国引进标准化考试之时，正是美国工业化教育发展到顶峰的时期。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工业化教育已经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据此，美国于1983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紧接着1984年发表了《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1985年就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不久，又有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由此开始了波及全国的教育转型，考试也逐渐抛弃了标准化，变成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而我国在美国逐渐抛弃标准化的前夕，于1982年从美国取来标准化考试的“真经”，于1985年在广东率先开始标准化考试实验。第二年，山东、广西、辽宁参加进来，实验科目也由英语、数学，扩展到物理、化学。此后参加实验的省市迅速增多，科目也迅速扩大。1989年，国家教委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验规则》，标志着标准化考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此，高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强大的指挥效应，在标准化考试的带动下，全国的基础教育不得不步入应试教育的轨道。
看看，我们掌管教育的一流人才就是如此地慧眼识糟粕，你美国人不要了的标准化考试，我们就是要当宝贝贡着，还要在全国推广个遍地开花。我不禁犯糊涂了，这是不是“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的“文革”精神的又一次发扬光大？而标准化考试在神州大地实施的“成果”如何呢？无非使教育成了考试的附属品而已。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考试转，学校成了传授考试妙法的场所，老师和学生成了备考应考的机器，所谓“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即是明证。这就导致了从各级学校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多是随波逐流之庸人，而少砥柱中流之精英。谁能说时下中国的诸多病症，如价值失衡、道德真空、社会无序，假冒伪劣泛滥成风，腐败之风深入人心等等，与这个标准化考试的肆虐泛滥没有关系呢？至于中国教育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标准化考试更是罪莫大焉。尽管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人们看出了标准化考试的症结所在，也都在呼吁素质教育，但由于教育主管部门依然对这个考试情有独钟，照样保守得有声有色，所以中国的教育仍旧处于“轰轰烈
烈谈素质，扎扎实实搞应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改革乱局：当然，掌管教育的一流人才们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教育的改革，每隔三五年，总有改革的大手笔出现。这不，标准化考试刚于80年代末在全国全面推广，90年代初就又对高考的考试科目进行了改革，理科不考生物，文科不考地理。我们的学校和学生都是很现实的，一切围绕高考转，高考不考的科目，能走马观花地学一下就算不错了。
真是难以想象，我们的教育专家们竟敢逆历史潮流而动。21世纪的科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这门学科主导着的，比如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不学生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还怎么赶超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水平啊。文科生学不好地理，连祖国山河的险要形势也不懂，即使读了万卷书，但行不了万里路，空做一辈子的两脚书橱有什么用呢？这种缺心眼的高考改革，自然招来了有识之士的一片反对之声，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如武器的批判厉害，我们的高考还是气定神闲，就这样“3+2”地考了好几年。后来估计是教育官员以及专家学者们良心发现了，这样做下去可能要误国误民，才在新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于高考时加上了生物和地理这两门的考试。与此高考改革相配套的是，在高中推行毕业会考制度，由省里统一命题，高一考历史、地理，高二就把高中所学的剩余课程全部考完。这样，除了期中期末的统考和高考这两座大山之外，会考成了压向学校师生头顶的第三座大山。万不可小看这第三座大山，它是应试教育的又一道亮点，可以使擅长考试的各级学校再次一展英雄风采。故而备考的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高考，学生们辛辛苦苦朝背暮练，老师们忙忙碌碌考试阅卷，不折腾它个四五回做不到万无一失绝不罢休。每年高考的前几天就是会考的黄金岁月，全省统一布置考试，各地互派监考、巡视，还要正儿八经地培训监考教师，要求同高考一样严格，考完还要由地区统一阅卷登分。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时间一长自然遭到人们的反对，主管教育的公仆还算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明令取消各省统一会考。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鉴于会考能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赚取白花花的银子，可以使其中的工作人员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各地遂对上边的政策做了一个小小的变通，由各地市统一命题，各县自行组织会考，虽然钱还得交，但会考的隆重色彩毕竟淡化了一些。
眼下，中国教育界正在积极进行新课程改革，好象新课程的版本也有两个了，教材编写得较以前有了进步，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也大有好处。不过，在目前的这种教育模式下，深层的教育体制不触动，只做一些浅层的配套改革。恰如黄鼠狼吃鸡的本性未变，即使改革得黄鼠狼能给鸡拜年了，也不过徒增一些好听的名声而已，于鸡的被吃命运并无多大关系，我们的教育又能有什么大的改观呢？
体制混乱：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如教育部在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第9条中规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定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
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这几年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这一现象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之分，有校长说没有行政级别就没办法开展工作。民国时期的张伯苓终身“无大志”，满足于当南开的校长(晚年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但不是他本人的志愿，时间也很短)。梅贻琦也是如此。但他们分别把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办成了各有特色的名牌大学，永远为人称道，两人做大学校长时均无行政级别。原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当时不是完全的大学，但已有大学部分)校长的周诒春在从清华学堂辞职后欣然接受清华同学宋士英的倡议，到贵阳市郊去筹建清华中学(建国后更名为花溪中学)。从曾任大学校长到任中学校长，按现在的标准是从副部级降为了正处级，这在现在时很难想象的。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每次选拔处级干部，每个岗位都有数十个教授、副教授去竞聘；假如某位中年教授一旦被选为院士，很可能不久就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在大学内，经常看到的是人们互称官衔，某校长、某处长、某院长、某主任、某科长等等。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随意指挥一个教授的场景在大学已屡见不鲜。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 经费不足：当然，一说起教育，整个社会在形式上还是挺重视的。各级领导一讲话就强调要尊师重教，要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每年的9月10日都要过一个教师节，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但是在实际上，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标志之一是基础教育经费不足。按教育部原副部长柳斌的说法，我国之所以能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通过以后到2000年就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一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路子，但这个超常发展，是以加重农民和企业负担为代价取得的。而1999年以后中小学的人均教育经费呈下降趋势。虽然出台了转移支付的政策，但是转移支付的数额远小于以前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所以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尽管历届政府都想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上届政府准备使我国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占到4%，但直到2002年仍然没有做到，只是恢复到了1991年
3.19%的水平。（《报刊文摘》日）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费每年缺口达几百亿元。
在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教育经费却少得可怜，我不禁想问一句，政府一向提倡的“科教兴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让人想不通的是，在教育投入上如此小气，而在公仆们的身上却十分大方。比如，目前全国的公务车一年各种耗费高达3000亿元，公款招待费每年2000亿，旅游考察费每年1000亿。（《报刊文摘》日）你说，时下的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呢！标志之二，教师待遇低下。说到这点，我不由想起了某地一领导对此问题的反驳怪论——每月一千多元，又能按时发放，这么高的工
资还低呀？看看下岗职工，那才叫可怜呢。从这个领导的怪论里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教育经费为什么投入不足，教师待遇为什么不高，根源全在这样的领导身上。我敢说，这种领导在中国并非个别而是一大批，他们从骨子里就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教师，他们做什么事都有钱，惟独到了教育上就哭穷了。“文革”流毒且不说，在新时期的工资改革和《教师法》制定中，就对教师的待遇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教师工资不得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公务员掌管着教师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不愿意看到教师的工资比他们的高，这是自然的事。但也充分说明了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只是一群庸劣之辈，平日只知睥睨天下惟我独尊，全不明白，教育乃百年大计，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教育直接负责的教师理所当然应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对这些精英人物，国家有责任使他们在经济上保持一个优越的地位，而与教师相比，公务员算什么呢？他们从事的职业绝少创新性，大多唯唯诺诺迎来送往，“一生依样画葫芦”而已。日本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使教育成为日本从废墟上强大起来的不竭动力，西方发达国家莫不如此。也许有些公仆又要说了，我们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怎么能和外国比呢。好，既然和外国不能比，那我们和“万恶的旧社会”比一下如何？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教师的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当时1银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30元人民币）之间。这些人在当时是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节选自陈明远编《逝去的大学》一书）看看现在教师的工资，比一些不景气企业里的工人稍微还高点，比外资企业里的工人那就差远了。为什么旧社会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却做不到了呢？我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钱，我们缺少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由教育落后导致许多方面的落后，我们也就不要怨天尤人了。
功利性、浮躁之风盛行：钱学森的弟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现在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太浮躁，重钱不重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更出不了实绩和政绩。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大任务，这样才能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所需合格人才。现在许多大学都把做课题和发表论文放到第一位，为了鞭策大家积极去搞“科研”，规定评定职称必须有主持和参与各级课题并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核心期刊不少于两篇，评定时主要看科研课题和论文发表方面是否符合要求。而教师本来就低的工资又是与职称挂钩的，讲师和教授的工资相差一倍，这就使得教师们不遗余力去钻科研课题，想方设法去发表论文。而且职称评定都是有年限要求、课题论文数目要求，哪怕像孔子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有课题和论文是不可能评上教授的。于是乎纷纷开始做“短、平、快”的科研，总是浮在表面，追求论文、课题的数量，真正静下心来搞研究的很少。而且现在每年都有考核指标的要求，不达标就会影响职称、收入等等，所以论文的高产就成为现实的需要。而且很多科研项目像工程项目一样有年限要求，“板凳需坐十年冷”越来越乏人问津。也许我们的学校还要学习如何养懒人，让教师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提供静心科研的机会。同时由于教学难以出成绩，在考核中大多为定性而非定量要求，在教学中所投的精力自然有限，这样一来，教学质量自
然就不用说了。大学不等于研究所，大学是以教大学生学习实践为主、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现在许多大学看到其他高校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教学型大学，纷纷跟进不甘落后，没有考虑学校的实际情况，没有考虑社会的实际需要。都是研究型大学了，那教学哪个来做呢。钱学森先生对大学教师要求很高，1978年8月，在全国力学规划会议上说：“教书的一定要做研究，只教书不研究，不好；但做研究的也要教书，只研究不教书，也不好，因为科学研究上的好多启发是从学生中来的。教基础课、教专业课和科学研究，这三件事情轮流干，不能如此就不能叫世界水平。”
大学校园曾经是令人憧憬的散发着阵阵书香的象牙塔，现在俨然已经同化成了一个世俗小社会。学生入学时以物质利益为导向扎堆报考热门专业，兴趣在选专业时无足轻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学生有什么动力在专业上奋斗呢。学生入学后有的以在各种组织团体中谋得一官半职为目标，参加各种活动比上课更重要，考前找老师要课件划重点，更有甚者入学后就以考上公务员为目标，学业上得过。1917年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职务，他在就职演说中阐明了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任教时也一再强调不能以功用性作为大学设科的标准。学生求学应远离浮躁，思想单一，抱负远大；要明确求学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纯粹是对于自己研究学科的一腔挚爱。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承，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强调的是大一统的共性教育，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意能力，使培养的学生工具化、格式化、同一化。在对知识单元和理论系统性传授时，往往只重视知识的吸收，缺少对知识背后蕴藏着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意识、科学态度的深入发掘，使得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
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丰厚的人文素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
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钱学森先生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钱学森先生本人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也热爱音乐，能吹小号，文化艺术修养相当高。他还是其夫人、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女士的忠实听众。他夫人每次公开演出他必定出席聆听欣赏，如因事缺席则必补听其现场录音。1956年夏天一个周末晚上，钱学森先生在其研究所文娱室，给正在室内的1O多名年轻人还做了关于《如何欣赏音乐》的小报告。
教育方式个性化欠缺：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尤其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试教育风生水起，而且成为学校教育的潮流。它以传授知识为主业，以知识多寡为标准而一考定终身，高等院校的选拔均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模式绝不是完美的，有它先天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不能很好地因材施教，不能根据每个学生不同情况施以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助其成才；不能使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学得到不同程度地发展。孔子的私学之所以能成就“贤者七十二”，西方的常青藤大学之所以培育精英人才的概率要高得多，盖由“因材施教”，使不同禀赋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我们的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人才。李白幼时读书时常逃学并顽皮无度，按照现在的评价方式没有人会相信他会成为中国诗坛的耀眼巨星；爱因斯坦上小学时常问些让老师难以回答问题，所以老被罚去坐“红椅子”，按照是否听话来衡量他同成为科学伟人是无缘的。高校不应用同一种方式去教育所有的同学，而应因材施教，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我国已有19所大学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个项目在制度设计上都共同聚焦于拔尖学生的精心甄选和重点培养，但是如何培养尚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成为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典范。
学生素质下降：大学生素质偏低。这里所指的大学生素质低下，并不是针对个体的学生而言，而是特指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民国时期，办学的高等院校很少，同时受到家境、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非常高，所以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那可真是凤毛麟角。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起来也不过110所左右，另一个数据是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也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民国时期这种学校少、入学几率小的现象当然是有利
有弊的。弊端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公平，优秀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完成深造。而另一方面，其益处在于严格的入学限制也保证了大学生的个人基本素质。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想要跨入大学的校门绝非易事，如果不是在自己所学学科领域有所成就的学生，那进入大学堪比登天。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学生上大学就如同七八十年代国家公派留学生，学生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才有资格争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现在扩招以后，上大学就和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一样简单，只要有钱，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人物。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呢。大学扩招以后，我们的教育已经由当初的“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2006年，全国毕业大学生400万左右，在校大学生1400万左右。虽然大学生数量直线上升，但学生素质并没有同步提高。扩招带来的恶果是很多本就不适合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挤进大学生的队伍，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稂莠不齐。至于学习，似乎不再是学校和学生们的主业，学校为了敛财，疯狂扩充专业，修建大楼，却忽视了师资队伍建设；学生们也不再好好学习，认为有一张大学文凭便足矣，于是很多学生就在学校里面混日子。同时学生素质低下也直接导致了学风的下降。如今学校里世风日下，好好学习的学生属于稀有品种。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随大流，平时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不复习，到了考试前突击一把，整天缠着老师拷课件、划重点。学生不思进取，不好好学习，挂课的人自然比较多。试问大学究竟是为了学知识还是考试混文凭？我想很多人已经本末倒置了吧。
其次花花绿绿的社会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太多的物质诱惑。不用说民国时期，单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校园仍旧是相对封闭的独立小世界，它们同社会没有什么联系。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或者舞会，足以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盛宴。没有花花世界的纷扰，同时又禁止了男女生之间可能发生的感情萌芽，以前的大学生当然足够的时间徜徉于图书馆里，埋头于心爱的学问之中。而如今的大学校园呢？大学周围那些栅栏围墙早已在世俗诱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大学校园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散发着阵阵书香的象牙塔，俨然已经同化成了一个世俗小社会。虽然与社会的接轨增加了学生的阅历、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但过多的接触社会也分散了学生学习的精力，同时也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生过早的沾染上了社会上的恶习。对照一下现在大部分学生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电脑游戏、购物、压马路等等无关紧要的活动基本上挤占了学生大部分课余时间。试问现在的学生，每天有几小时花在读书上面又有几小时沉浸在游戏的打打杀杀之中?就拿男生宿舍举个例子吧，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每个宿舍都有两三台电脑，但电脑究竟有没有起到它该有的作用呢？很显然，没有！说实话笔记本电脑对于绝大部分学生一点用处没有。可能这话有点偏激，但事实确实如此，电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台游戏机。每堂课下，每天晚上，男生们都会拼杀在网络游戏之中。
第三点是现在的大学生缺乏信仰，普遍出现了信仰真空的现象。古语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是形容古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学生甚至还不如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闻窗外事，也不读圣贤书。当然，我这话也是有点问题的。现在的大学生不读书吗？不，他们还是读书的，不过读的都是一些娱乐、体育等消遣之书。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时政吗？不，他们还是关心的，不过尽是一些咒骂政府腐败、批评百姓素质低下等等的愤青言论。报刊亭里，销售最为火爆的永远是那些封面五颜六色的娱乐期刊，而《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却是相对的冷清。回想民国时期的热血青年，在国难面前到处演讲，投身政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祖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大学生却活在自己的利益小圈子之中，迷恋于一些娱乐明星，对时政的了解却如同白痴，真是让国人心凉。由于精神上缺乏信仰，很多学生极容易受到西方所谓的自由思想的吸引从而形成那种愤世嫉俗、偏信误信，只看到社会阴暗面从而很容易引起各种心理问题。校园中出现的“网络一族”，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何事”，“宿舍里面不吭气，互联网上
诉衷肠。”此外，缺乏信仰也会是大学生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不关心社会及民众，逃避责任，只关注自身既得利益的获得。
第四点是学生对所学的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爱。在这个物质利益为导向的时代里，有几个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是依照自己的兴趣而定的？诚然，兴趣也只是选择专业的参照之一，按照日后的就业形势来填报志愿也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疯狂的开设这些课程，学生也疯狂的扎堆报考这些专业，这就造成了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扎堆报考经济、管理、英语等热门专业，而巧达学校分数线的同学却很不情愿的被调剂到历史学、哲学这些冷门专业。进而更为奇怪的现象是，大多数班级里学生都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学生有什么动力在自己的专业上奋斗呢。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就阐明了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同时王国维在清华任教时也一再强调不能以功用性作为大学设科的标准，果真如是，那么，像经学、哲学、文学这类科目就会被视为“无用之学”。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是单一的，抱负是壮大的。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求学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他们进入大学，纯粹是对于自己研究学科的一腔挚爱。
第五点是现在的大学生偏科严重。理科生沉醉于做题之中而极度讨厌语文英语，文科生会写几篇文章后连最基本的初中数学可能都忘记的干干净净。看看民国时期的大师，哪一个不是通才？钱学森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也热爱音乐，能吹小号，他的夫人也常常弹奏钢琴陪伴在他的左右。“通才教育”亦称“自由教育”，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之中。当时大学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如今的教育“专才”过了头，理科生和文科生水火不容，互相瞧不起，同样互相沉浸在自己的学科领域。
缺乏创新：针对教育体制而言，其实钱学森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缺乏创新。他曾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近期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的密码”。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说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老师出五道题，如果学生即使都答对了，如果解题的方法比较平庸，那也只能给80分。若是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新意，那就会给100分，还有另外的奖励。据钱学森回忆，当时学生的考试，一般无须提前做复杂准备的，完全就看平时的用功和积累，临时抱佛脚的反而容易让同学们瞧不起。钱学森曾回忆说，他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光。我想，钱学森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培养了他的创新思维方式，创新让他快速成长。
多少年后，正是创新这个字眼，刺痛了钱学森的忧国忧民之心，刺痛了中国教育的软肋。面对现在的教育模式，我们无法绕过创新这个字眼。中国教育的身体里，缺少的东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恰恰就是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中国的发展要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在教育中渗透创新的理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从某种层面说，大学的历史教学还不如高中。高中学生虽然大量做题，但那毕竟是在包含学生个人理解的成分。再看看大学历史的教学，学生更像是
一台台记忆的机器，老师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把各种各样的史实填充到学生的脑子里面去。对于各种历史问题，学生根本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老师的笔记抄下来并加以背诵，以应付考试而草草了事。老师不能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平台，学生自然难以成才，那创新性型的人才从何谈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纸上谈兵。其实不仅是大学历史教育存在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整个中国教育，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缺少创新的土壤。
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教师水平不高：同时教师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学以前，我曾对大学老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在我想象中，大学老师应该是浑身散发着知识的魅力，上课时幽默风趣，出口成章，整个课堂气氛也应该是愉悦的，轻松的。而现在的某些大学老师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谈引人入胜了，连最起码的脱稿要求都做不到，上课时只是不停的阅读讲稿，他们显然把教学当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民国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各领域大师众多，他们除了忙碌于各自的研究之外，往往还在大学里面任教，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批有一批富有求知欲的学子。凡民国时期的校长，都始终强调“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引进师资力量时更是把这句话贯彻到了实处。反观一下现在的大学教师，很多人都是滥竽充数的。
国家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6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各方评论：日，在2010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评论。他说，
“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
“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
“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
“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 “意识形态控制太强。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
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由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
[1]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安徽11 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信，使我们又一次关注钱学森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竞之问。可以说，钱老先生的未竞之问，已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
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o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作家韩寒说：“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
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
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各国教育与中国教育：
中印教育制度之比较
一、印度的教育现状
印度一直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心，希望能够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增强其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印度独立后便十分重视工程技术教育，早在50年代就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全国相继建立了6所“印度理工学院”，发展至今，印度已经有了550多所工程技术学院和1 100多所多科技术学院。2000年，印度有大学及类似机构248所，开放大学7所，所有高校总数达到11 000多所，高等学校在校生839. 9万人。印度的一些大学在世界上已经颇有名气，在世界各国，来自印度的工程师、教师、医生和劳工有数百万名，受聘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组织或机构的有数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软件行业。印度近年来经济能持续增长与其近十年来软件技术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软件出口更是执世界之牛耳，带动了印度经济的腾飞。有关资料显示，印度软件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目前已达到了34万人，其软件科技人才还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急剧增长。但是这个增长速度的背后同时也反映出了印度教育的问题: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这一直是个错误”，卡纳塔卡州政府秘书长库卡尼说:“但不可否认的，这却成就了我们的优势。”印度政府知道，要短期之内翻转印度，从贫变富，由文盲变文明，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藉金字塔顶端。肠人口的力量，带动下面98%的平民。因此印度政府的科技教育政策，是大力扶持“产业导向”的信息科技学院。它的成立，提供土地、资金、协助募款，无一不是倾全力支持。“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创造出某种优势，就要永远保持这个优势。”安得拉邦州长纳都指出。印度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尽力维持这个优势局面。去年开始，印度政府喊出“2008年，百万软件人才”的口号(目前软件人才有41万)，产业界与学界，已动了起来，朝目标积极迈进。资金全面撒下，一所所信息科技学院正大兴土木，要为软件人才打造最好的设备环境。例如邦加洛信息科技学院的学生，每人配一部笔记型计算机，还可以无线上网。但与此同时，印度却有70%的文盲，完全活在另一个世界。就像林荫幽深、一栋栋新式大楼耸立的孟买大学，几步之遥却是孟买最大的贫民窟，其贫穷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二、中国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从1999年开始，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到2002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学的学生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达15%。在2004年教育部发表工作要点时指出:200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拟安排750万人左右，比2003年实际招生增长约7 0.0。其中研究生招生33万人，增加约5万人;普通本、高职(专科)招生400万人左右，增加30万人;成人本专科招生220万人左右，与去年持平。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同时，在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同时，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也在尽力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中国教育部正式颁布施行《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西部地区教育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该行动计划的一项核心内容。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已拟定一项西部地区教育攻坚计划，力争在2007年底，使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由
此带动中国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
三、中印教育现状的比较
由上文所列两国教育现象，我们可以看出:
1.教育理念不同
就高等教育而言，尽管中国以前也是奉行“精英教育”路线，可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已走人“大众化”阶段。相较而言，印度到现在还在奉行“精英教育”理念，试图走一条通过培养一小部分精英来带动全国发展道路，忽视了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问题，因此在印度高等教育并没有大众化。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蒂斯在分析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事业也指出:“印度是一个更信奉精英主义的国家，它虽然人均收入只有中国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一小部分人收入却比较高，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就基础教育而言，印度显然落后于中国，比较两国的文盲率就可以知道，目前印度官方统计它的文盲率在3500，但有人估计实际上的文盲率达总人口的一半，尤其以女性居多。而中国的文盲率则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就如上文所言，到2007年底，就连西部地区文盲率也将下降至5%。
2.理念的不同也引发两国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
印度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严重倾斜，印度政府的科技教育政策，是大力扶持以产业导向的信息科技学院，对于贫困地区和妇女教育则投入较少，与上文的“精英教育”相对，走的同样是一条希望通过发展优势产业来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的道路，所以把国家大部分的教育资源优先给了能够给国民经济带来效益的教育项目。与此相比，中国虽然也是因为地区差异造成了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但是中国对于与贫困地区的经费投人和关注较多，希望全国教育能够得到均衡发展，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因此，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与中国，中国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却要高于印度。
3.教育方式的不同
与中国要求学生在学业上全面发展的不同，印度有其独特的教育方式。首先，印度教育首重数学，比中国注重数学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而且印度更注重工程技术教育，所以印度的科技人才多，而且素质高。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个统计，印度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的数量占世界第二，直到今天，其科技人才队伍水平仍然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其次，印度很注重英语教学，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了完全的双语教学。印度许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学历是外国承认的，而且由于这些学生的业务水平和英语水平都是比较高，所以在国外很抢手，国际组织和国际知名企业雇佣了不少印度人。与此相比，中国的科技人才就不如印度受到国际企业的器重，英语不过关就是原因之一。虽然中国也相当重视英语教学，但即使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完全双语教学的学校也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对于这点，我国教育部并没有做出明文规定。
中美教育制度之比较：
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这两种教育表达了对待知识的不同的态度，中国的教育表达的是对知识的静态接受，美国的教育则表达的是对知识的动态改变。这一“静”一“动”之间，反映了两国教育不同的知识观。比如在语言教育方面，美国学校着重培养孩子的自我认识及语言能力，老师经常会出一些讨论性的题目，要求学生结合实际写作业，比如：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要求根据该行业的特点，询问从事过该行业的成人，写出一篇真实可行的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讲述。所以大多数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在演讲及与人交往上更胜一筹。
中国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所谓的“应试制度”，就是以考试成绩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当下的中国，选拔人才的方式绝大部分都是应试制度。比如中考、高考，包括以后的考研，大多都是以分数为硬性指标。这样的应试制度很显然有不小的弊端。一、注重分数
的同时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如今考试大多考的是知识的记忆与考试的技巧，而且所考的内容只是学生学习了的所有内容中的一小部分。有的人也许并不会什么东西，但卷子里考的很多内容都是他本人会的，这样考试就不公平，也就是说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含盖了很小的一个范围，对那些认真学习的人来说这个考试是不公正的。同时这样的制度会误导学生，认为只要记住知识就行了，而使他们往往忽略了知识的实际运用，忽略了对自身能力的培养，最后成为一个高分低能的人。二、偶然因素大，不能很好的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众所周知，考试很多时候要看临场发挥。而如今许多考试都是一锤定音，比如高考。这就导致了不少优秀人才在发挥失常的情况下被埋没的现象，导致许多时候，在考场上，运气也成为考试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综上可得，中国如今成功被选拔的人才的特点包括了：实力、运气与临场发挥。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当下教育制度存在不少弊病，都说教育制度仍需改革，但是许多年来改革的成效并不大。就像数年前说要为学生“减负”、如今说要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是这些实施起来的难度非常大。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要从如此多的学生中选拔人才，除了应试教育这个方法以外，其他方法实施起来的难度更加大。所以说，要进行改革，要有效地打破应试教育这个“金科玉律”，难度非常大，这导致了中国教育制度落后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美国教育模式：美国教育比较注重自学。教师在每学期开始时给学生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目和材料，培养学生自学和学术研究能力。教师讲的内容与教材上的差异很大。上课时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教授的作用是引导，讨论主要是让你对读过的内容提出看法，作出批评。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中国，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试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补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理工科学生大部分时间泡在实验室，实验完后，要写实验报告，他们的紧张程度更高一些。学生通过考试和撰写学位论文，合格后才能获得学位。
此外，美国大学在收本科生时就很有特点。学生们考取的往往是某某大学而非某某大学的某某专业。学生们主修哪种专业，并不是在入学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而是让你在这所学校学上一年后，再来选择。这种选择完全凭学生个人的专长、兴趣、爱好和未来择业的需要，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兴趣是入门的最好老师，只有学习你喜欢的专业，你才能找到学习上的感觉，激发起学习的热情，才肯钻研，才能出成绩。而且大学毕业后也很少有用非所学的情况发生。还有一点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生入学后是没有固定班级的。由于学生自选专业，并按规定的学科门类和学分要求自选课程、自选授课教师，因此班级是流动式的。班级学生的组合因课程的不同而变化，在一个班级里往往既有大一的，又有大四的，每个教学班的人员构成都是不同的。即所谓的学生常换而老师不换型。比起中国大学从大一到大四不变的班级建制，这种班级由于人员不固定，缺少相对稳定的联系，从而也缺少同学间的深入了解和相互沟通，相互间很难培养起深厚的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符合美国社会对人个性化要求，完全由学生来主宰自己的学习行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和能力。我感觉这种各自为战的独立式学习，虽有某些缺欠，但它给了学生们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对于已经具有了自控能力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
相比之下，在闭卷笔试的考试形式下，美国学生比不过中国学生，但是，在可以随意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的现实研究中，中国学生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学生了。显然，在利用和开发大脑的内在功能上，中国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利用和综合外界的各种信息以及扩展大脑的功能方面，美国的教育则更胜一筹。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基础好可以是创新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束缚和阻碍创造性思维的障碍。严谨的特点可以带来周全的思考，也可以成为跳跃性思维的大敌。有人认
为，美国的教育界正在向东方国家学习，开始强调抓基础，既然人家还要学习我们，那么我们就应固守原有的教育传统，没有必要改进。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是在创新有余而基础不足的前提下才以抓基础来补不足。我国的情况却是与美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基础有余而创新不足，因而我国教育的完善必须以抓创新来补不足。
中国的教育传统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要彻底更改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弥补缺点，多鼓励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创造出中国式的教育体制制度。如何探索出既能适应中国社会又能汲取世界教育精华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难点。通过交流我们可以了解了彼此的长处和不足。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可以培养出不同特质的人。把中国人的含蓄和美国人的开放，中国人的刻苦钻研和美国人的创造精神，中国人的脚踏实地和美国人的浪漫、富有想象力结合起来。将不失为现代化教育的良好方法。总之，我们需要的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教育。
中俄教育制度之比较
在进入21世纪后,中俄两国对高考制度都做了
很大的变动,但却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显然已经不能够用#是与非?、#对与错?来简单地加以评判了,但却会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笔者认为,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更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体现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求真务实就是要根据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具体情况来采取相适应的改革方案,切不可人云亦云;要正视我国古代的教育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不要盲目的学习国外所谓的先进理念,也不要忘记祖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和与我国相适应的教育理念。如严格的管理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增强,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意义,他的核心作用是使得学校的管理得到规划,校园秩序得到保证,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这一点现在也正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重视。为此,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跟随时代变化提出新的要求,根据当前社会的多元化需要来调整教育的结构。
其次,在具体措施上要汲取众家之长,融为我用。俄罗斯笔试与口试并重的考试制度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考试制度在封建社会时期还有殿试这种口试的考试方式,但到了近代却消失了。口试与笔试相结合,不仅可以有效避免由于紧张等因素导致的单项发挥失常而名落孙山的现象,而且还可以考察到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临场应变能力等,可对考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有更加准确的了解。从一定意义上看,还可以打破多年来的#应试教育?范围,从而更加有利于推行素质教育,#高分低能?、#考试机器?等现象也会逐渐地减少。
另外,在行动上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俄两国在具体的行动上都采取了试点为先、逐步推向全国的办法,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俄罗斯在2001年推出此次改革方案时,明确规定了其试行期为5%7年,在这期间一直都存在着两套考试方案,一套为全国统考,另一套为高校自主考试。由于俄罗斯国土面积较大,人口分布不均,采取两种考试制度和较长时间的试行期都有利于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也可以更好地比较两种考试制度。
我国虽然也是以试点的方式来进行改革的,但是,或没有其明确的期限,或不能够准确执行,变动过于频繁。其原因主要在于:(1)对于所采取的决定没有很好地进行实事求是的思考,没有全面地考虑到各方要求及可能出现的问题;(2)不能够正视所出现的矛盾,
怕承担责任。这样频繁变动的考试要求,不但给考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学习的负担,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
综上所述,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要走多样化的道路,即考试实施方式及录取方式多样化这样一种灵活的考试制度。这既有利于推进中学的素质教育,促进高校合理的选拔人才,又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保证其个性的发展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
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
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
对于中国教育的几点建议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那时,
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钱学森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网友评论： ，脑子不太正常：政治、历史考卷考题：请问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把我的看法写上去，他批我错，仿佛在告诉我我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作业格式不对为了上面检查，逼学生连夜重新抄写完一个作业http://www.
本。 曾不才：不准谈恋爱，不准打游戏，限制看课外书，限制剧烈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等。
我不相信所有老师都没认识到上述事物哪怕一丁点的好处，但是，大多数老师因为只要有一点坏处，老师就必须承担责任。
在中国，老师的任务不是为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而是在期末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与此无涉的，都要让路。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教育工作者敢越雷池创新。如果你创新了成绩好还说的过去。但成绩不好？你知道，踢皮球，相互推诿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艺术。
上小学时，我们老师不止一次专门用一节课，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不要踢足球。举的例子是：有学生踢球后被球打到眼镜，镜片碎了后插入眼睛，人瞎了。
现在我很想反问，有些学生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抑郁、跳楼，轻的内分泌紊乱，再轻的大把近视，你说我们要不要废除文化学习？
就这样，很多中国学生成了身体差、精神贫瘠、不懂爱、不自立、缺乏常识的考试机器 周祚：上知乎，某一个瞬间，发觉即使在中国知识阶层较高的人群中，会独立思考的仍然只是一小撮。 穗知：8月26日，媒体纷报导，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删除全部8篇古诗《画》、《草》、《登鹳雀楼》、《寻隐者不遇》、《悯农两首(其二)》、《夜宿山寺》、《江雪》、《梅花》，删去5篇课文《小溪生病了》、《会说话的灯》、《小海马》、《小猪问路》、《脚印》。
9月2日，《人民网》发表题为《上海小学课本删除古诗：减负还是减传统文化》的文章。此文点出了上海删除小学课本古诗的实质，就是要减除“传统文化”。
9月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期间，习近平表示，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等等。习近平的话，显然是针对上海从小学课本中删除古诗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将其定性为“去中国化”。
9月10日上午，北京迅速响应习近平，称明年9月起，北京市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不少于100篇。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党报评论君”的评论文章《人民日报评论：习近平批评去中国化是在批评谁》，直接点名上海让古诗词从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中“退役”了。
这篇评论文章最后称“作为首都，北京明年将会有上述变化，那么其他地方会不会竞相效仿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党报评论发此话，被视为“习近平在逼韩正及上海表态”。没想到，此举反而逼出了上海机关报反对的言论。
9月10日晚，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其腾讯官方微博突然发文称：“一夜间增,,诗"十几，于传统又有何益？真正懂一点,,传统"的人，不会不知道,,揠苗助长"意味着什么，,,过犹不及"又意味着什么。传统不需要粗糙的致敬，教育更不可对规律漠然。循序渐进，敦厚温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别忘了，这才是传统。
政治！太可怕 有匪君子：或许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这些有点超越我的范畴了，可是我还忍不住要说，现在中国的学校中国的老师都教了我们什么？我们比起其他国家的孩子，少了一份责任心，少了一份爱国心，少了一份果敢，少了一份毅力，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中国强”并不是说要我们的少年们就这样强，可这样又并没有强起来，诺奖中国获得了几回？不错，我承认中国少年很聪明，国际上什么奥赛啊，什么什么的，从来没输过，可是他们除了做题目还会做什么，呵呵，中国的学校除了会压制学生的思想还会什么，为了学习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连作文都要压制，还不能写国家的黑暗面，呵呵，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马屁精，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所以贪官污吏，卖国贼，层出不穷，当然也还有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好老师是在真心的未来我们想，我只想告诉那些学校，那些老师，你们应该交给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本本个、厚厚地的资料书，而是为人的道德，做人的基本道德，爱国爱家爱社会的基本素养，而不是为了一点奖金，不要命的让学生们拼命拼命，你应该想想，我们才多大，十几岁。但是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一天四分之一，知道吗你们才是罪人，是你们祸害了不知道多少的祖国花朵，你们想想，你们次、从学校里赶走了多少学生，难道他们就因为他们成绩不好，影响了你拿奖金，呵呵，难道他们不聪明？只不过是你们压抑了他们的思想，并且还劝说他们的家长，一起来压制他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的本性不能得到发展，呵呵，每年国家下发的教育经费，你们又拿了多少，呵呵，人渣。
总结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
1、 资料来源：赵泽宗,简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解读“钱
学森之问”和“钱学森成才之道”[J],汉字文化,-20.
中国人,2010(5)：72-77. 2、 范良藻,试答“钱学森之问”——如何缔造一流大学，如何培养一流科技人才[J]，科学
3、 方克立,钱学森之问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4、 周恒,从“钱学森之问”说起[J],科学与社会,):1-6.
5、 张来源、杨蕾,论“钱学森之问”[J],信息教研周刊,.
6、 李陈筛, 从政府与大学关系之视角试解答“钱学森之问”[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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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庞跃辉 、许尚立, 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J],高等教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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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大平,难以释怀的“钱学森之问”[J],瞭望新闻周刊,-62.
《清华四大导师》 邵盈午著 东方出版社
《构建大学和谐校园理论与实践》 段建国 孟根龙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钱理群 高远东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覃彪喜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 姜朝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感谢知乎网，百度文库，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康教授对本次研究报告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正起草一份“涨工资方案”国家发改委正起草一份“涨工资方案” 目前,国家发改委方面正在起草一份覆盖社会范围较大的“涨工资方案” 。该“方案”包 括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较大范围地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保障机制、提 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 国家希望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等途径，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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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 编写组长：邵士强 组员： 单位：滕州二中 编写日期：日为 什 么 回 答 不 了 钱 学 森 之 问摘 要：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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