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电子邮件 中国足球界大佬落马前后内幕 - 中国钢材价格网
神秘的电子邮件 中国足球界大佬落马前后内幕
　　南勇落马前后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钱辰& 秦歌& 魏姜
　　日，星期五，中国足协所在地东玖大厦内，如往常一样平静。中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求南勇和杨一民下午到总局开会。谁也没想到，两人一去不回，中国足球史上“最强烈的地震”就此发生。
　　三个大佬集体“失踪”
　　中国足协财务部主任苏小春，是最先发现南勇“失踪”的人。1月15日下午，他有一些涉及财务报销的事情要找南勇处理，但发现南勇的手机已经关机。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足协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以往，南勇的手机是长年开机的。
　　1月18日，足协要召开全国女足座谈会。然而，女子部主任张健强也不见了踪影，手机同样关机。随后，工作人员又发现，分管女足工作的足协副主席杨一民也联系不上了。
　　3位重量级人物同时“失踪”，致使很多工作无法开展。足协女副主席薛立，只好拨通了国家体育总局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的电话。崔大林说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但同时要求薛立暂时取消女足座谈会。
　　其实，崔大林并非不知南勇的去向。早在2009年11月中下旬，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班子，就已得到公安部门的通报：南勇、杨一民涉嫌腐败。12月的一天，崔大林前往足协召开中层干部工作会议时，“有意无意”地说：“南勇同志近期就不要出国了，留在北京处理足协事务吧。”实际上，那段时间，公安机关正在紧张地搜集南勇、杨一民等人涉案的证据。崔大林要求南勇留在北京，实为公安机关的要求。
　　日，南勇和杨一民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会议室里，被公安人员带走。当晚，张健强在住宅附近散步时，也被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带走。随后，三人被迅速押往专案组的所在地沈阳。
　　事发后，南勇的妻子多次到国家体育总局询问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要相信公安机关。&#日，公安部证实，南勇、杨一民等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第二天，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免去南勇、杨一民的职务，任命原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消息传出，不少人认为，南勇和杨一民的命运不容乐观。
　　起初，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被羁押在辽宁省武警总队位于沈阳北郊的一座宾馆内。有消息称，中纪委也派了工作组，与公安机关联合办案。1月24日，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到这家宾馆门前，但被武警拦住。两天后，记者们发现，这里已人去楼空，没人知道专案组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月27日，公安机关宣布，南勇、杨一民、张健强已正式被刑拘。他们将被转往看守所，继续接受公安机关的审讯。在此前后，南勇的一位朋友在拨打其住宅电话时，无意中发现，公安人员正在他的家中取证。
　　神秘的电子邮件
　　南勇到底涉嫌犯了何罪？对于这一问题，多数足球记者都会想到一封在足球圈内广为流传的匿名信。
　　日，国内数家媒体的体育部和部分足球记者，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随后几天，这封邮件又以《中国足协黑幕揭秘》的标题，在各大网站的论坛上传播。
　　这封邮件，集中揭露了南勇两方面的问题：一、通过隐秘手段，使英国爱福克斯公司成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名赞助商，并在这一过程中涉嫌腐败；二、凭借个人职权，使荷兰人阿里·汉成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2006年，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只身飞到欧洲，神奇地为当年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拉到了一个冠名赞助商——英国爱福克斯公司。“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没见过签约时的合同，好像很多人也不知道双方究竟是怎么签的，这事只有南头(南勇)一个人清楚。”很多足协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不但没见过合同，甚至不知道爱福克斯公司是如何被“请”来的。
　　根据合同，爱福克斯公司应向中国足协支付约6000万元人民币的赞助款。然而，中方最终只得到了约600万元，损失高达5400万元。有媒体披露，实际上，爱福克斯公司与中国足协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公司，以及一个中间人——名叫白川的比利时华人。爱福克斯公司支付给中方的款项不止600万元，但多出的部分去向不明。
　　另据报道，早在2007年，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谢亚龙，就要求彻查爱福克斯公司，但南勇以对方正在筹款为由，进行搪塞。当时，他甚至还拍着胸脯说：“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
　　至于阿里·汉成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2002年-2004年)一事，据那封匿名信透露，这是南勇和白川早已商定的事。“他(指南勇)去国外选帅时，第一站就是到(德国)斯图加特同阿里·汉见面，双方当时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为了掩人耳目，南勇随后又走访了多位名帅，但都是在走过场。”
　　南勇被刑拘后，“阿里·汉事件”和“爱福克斯事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消息称，南勇在这两起事件中收受了大量金钱。但迄今为止，这一说法的真伪无从考证。不过，据一些媒体的最新报道，“被传讯时，南勇身上的银行卡内有600万元……这击溃了南勇一度固守的防线，迫使他迅速招供”。
　　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两次发表涉及南勇案的声明，其中都明确提到了一个说法——操纵比赛。对此，有分析指出，南勇和杨一民分别在不同时期负责过管理裁判的工作，且都与各足球俱乐部关系密切，操纵比赛易如反掌，“回报”自然滚滚而来。
　　另据报道，南勇敛财的手段十分隐蔽。2000年前后，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南家菜馆”，找南勇办事的人，都要到这里吃饭，办理额度不等的消费充值卡，起步价是5万元。大多数人在此吃过一次饭后不会再使用该卡，剩下的钱自然归南勇家所有。
　　那么，是谁供出了南勇？据透露，之前被公安机关带走的前广州足协官员杨旭、成都谢菲联足球队董事长许宏涛、副总经理尤可为等人，皆与南勇交往甚密，很有可能是这些人供出了他。
　　是否还有“大鱼”
　　连日来，媒体纷纷猜测，在南勇之后，是否还有“大鱼”。
　　据上海《青年报》报道，在南勇、杨一民等人被警方带走之后，中国足协对一些部门进行了调整，其中将裁判委员会从技术部分离出来，组建新的办公室，以前分管此工作的技术部主任李冬生不再负责这一工作。李冬生何许人也？在南勇主管足协期间，他担任足协技术部主任，曾任裁判委员会负责人，是足协中层干部中的实权派人物之一。为探明李冬生目前的真实处境，不少体育记者打电话联系其本人。对于自己被调离岗位以及行动受限等情况，李冬生表示：“现在真的没法说什么，有事还是找新闻官董华吧。”对于他的未来，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足坛扫黑先锋”陈培德早就有过暗示：“当初我们发起足坛扫黑行动的时候，足协派来工作组，其中就有李冬生。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表示反对，后来足协其他的人留下来了，李冬生第二天自己走了。”
　　据河南《大河报》、《重庆商报》等媒体报道，以中国国家足球队现任主帅高洪波为首的诸多国字号教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批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的主要群体。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就对高洪波进行了公开质疑：“我要给足协打电话，请求面对面采访高洪波，希望他能澄清11场假球传闻，望批准，勿找借口。”李承鹏说的11场假球，正是传言中尤可为在狱中承认的其在厦门蓝狮足球队期间所操纵的比赛。当时，尤可为是领队，高洪波是主教练。尽管李承鹏的采访请求至今没有得到批准，却使外界对高洪波的质疑达到高潮。
　　此外，李承鹏还公开表示：“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我从不相信谢亚龙、阎世铎是清廉的……&#日，新华社著名体育记者杨明，也提到了阎世铎主管足协期间的一些问题。广东《信息时报》认为，“中国足坛存在的种种怪象和乱局，并不完全是由南勇这届班子造成的，更多的则是在前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阎世铎时期出现的。因此，单抓南勇、杨一民显然不够。据圈内人士透露：在南勇、杨一民被查前后，还有两位体育总局的高层官员也正在被调查，只是目前没有公布他们的姓名。”《信息时报》还分析了“大鱼”的4个特点：“曾在中国足协出任高层”，“现就职于体育总局”，“一位被在指定地点交待问题”，“一位则被要求随时接受调查”。
　　中国足坛三毒瘤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耳东每
　　从1997年9月到2010年1月，南勇在中国足协工作了12年多。其间，足坛“怪现象”愈演愈烈，假、赌、黑成了难以切除的毒瘤。作为管理者，中国足协及其领导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假——
　　“假球”，最通常的理解就是：利用金钱交易等不正常手段，操纵比赛结果。知情人士指出，假球丑闻已困扰中国足坛很多年。
　　许宏涛曾是中国足球界最成功、最有名的经纪人。孙继海、李铁、郝海东等人，就是在他的运作下到英国踢球的。后来，他成了成都谢菲联足球队的董事长。因此，2009年12月，当公安机关宣布许宏涛因涉嫌“利用商业贿赂，参与操纵比赛”而被刑拘时，很多人都感到惊讶。
　　据公安机关调查，2007年9月，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简称中甲)球队成都谢菲联足球队，要进行一场客场对阵青岛海利丰足球队的比赛。赛前，时任成都谢菲联足球队董事长的许宏涛和副总经理尤可为，商议出钱买下这场比赛。许宏涛后来供述说：“当时正是我们‘冲超’(指争取取得好成绩，以获得下个赛季参加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资格)的关键时刻，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动了买下比赛的念头。”
　　日，成都谢菲联足球队到达青岛后，尤可为约见青岛海利丰足球队的领队刘红伟。经过协商，成都谢菲联足球队以提供30万元现金等为条件，让青岛海利丰足球队在比赛中“放水”(故意输球)。当晚，许宏涛和尤可为再次与刘红伟等人见面，敲定了细节问题。第二天，青岛海利丰足球队果然“放水”，成都谢菲联足球队最终以2比0获胜。
　　日，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许宏涛和尤可为。当天，身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南勇，在足协办公大楼内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这条新闻。电视机前的他“痛心疾首”地说：“就是这帮人把孩子带坏了。”随后，他表示，中国足协要全力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假球。那时，在场的人都没想到，南勇这条“大鱼”，也将落网。
　　赌——
　　赌球现象，是危害中国足球运动的另一大毒瘤。
　　一般情况下，参与赌球的人，通过赌博集团下注，赌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赌对结果者即可获利。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中国足坛的赌球现象日益猖獗，一些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甚至足协官员，纷纷投身其中，利用各种办法操纵比赛结果，从而使自己“赌对”比赛成绩，疯狂敛财。
　　现在被称为“民间扫赌第一人”的任杰，早年曾是一个“资深赌球人”，对中国足坛的赌球黑幕颇为了解。他透露，赌球行为在中国的足球联赛中很普遍，而且形成了一套“潜规则”，甚至已经有了一套“机制”，比如，“如果两家俱乐部‘作一场球’，双方老总是不会直接接触的，必须有一个中间人帮着谈价”。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足球队的老板尹明善，则说得更直接：“这一段时间，我都在关注足球的扫赌，南勇、杨一民出事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太爱钱了，坐在那个位置上迟早要出事。最近我很关注媒体的报道，但都没有谈到或者回避了徐明。‘实德系’(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实德集团，还曾控制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另外几支球队，成为一个默契的体系。徐明是实德集团总裁。)是足坛的一个窝案。”尹明善甚至表示，从2002年至今，“实德系”打了很多假球，其中很多场比赛涉及赌球，这比一两个球队之间或一部分教练、球员、官员操作某一场比赛，规模更大，更为系统。“我清楚记得《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不得同时控制一家以上的俱乐部，‘实德系’从2002年就存在了，剥离了几次都是假剥离，中国足协心知肚明却没有任何动作，他们没有责任吗？”
　　对于赌球之风，中国足协不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少官员还为赌球开道，甚至直接参与其中。2009年11月，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范广鸣，就因涉嫌赌球而被公安机关带走。
　　黑——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是足坛赌球现象的一个衍生物。
　　日，中甲最后一轮，青岛海利丰足球队客场挑战江苏舜天足球队，以0比1败北。赛后当晚，青岛海利丰足球队的球员张翼飞，和朋友一起来到了南京知名的酒吧“乱世佳人”消闲。席间，张翼飞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后脸色非常难看。就在这时，突然有几个人闯进酒吧，径直走到张翼飞面前，拿出刀，冲着张翼飞就砍，结果将他的脚筋砍断。事后，有知情人很肯定地说：“张翼飞在比赛中不听赌球操控者的指挥，十分卖力，根本没有任何打假球的迹象，险些造成青岛海利丰足球队‘难以失利’的局面……更让庄家愤怒的是，张翼飞的认真比赛，造成了青岛海利丰足球队只是输了一个球，这与赛前商量好的‘大比分失利’相距很远，影响了参与本场比赛的赌球集团相关大佬和人员的利益。因此，赌球集团让他付出惨重代价！”
　　2005年和2006年，深圳金威足球队的队员陈永强和陆博飞也相继遭到追砍。事后，陈永强自称是自己夫妻俩在路边的争执，引起围观者滋事；陆博飞自称两名陌生人是为抢劫钱财而砍他。但蹊跷的是，这些歹徒既与陈永强夫妇无冤无仇，也没有拿走陆博飞身上的4000块钱。因此，著名体育记者郝洪军认为：“由于股权易手等问题，深圳队一直处于动荡中，许多球员陷入涉嫌踢假球的传闻中……尽管深圳公安机关最后把这些事件定性为‘普通刑事案件’，但人们还是把它们和赌球联系起来。”
　　有些球员则因为赌球，最终转变为涉黑暴力事件的参与者。目前被关押在广东韶关某监狱的死缓犯温俊武，曾经是一名优秀的球员，因为涉赌，他最终走上了杀人的不归路。温俊武供述：&#年世界杯我开始赌球，刚开始是赌国内联赛，基本上都是赢的，但是从来不赌自己的球队。&#年，他因被发现参与赌球而被开除，职业生涯基本结束。随后，他曾在广州开过网吧，也做过房地产生意，结果都赔了。于是，赌球成为他“谋生的最后手段”。“我曾经做过赌客，做过中间人，还做过代理，就是拿一个账号，再分出很多小账号，然后将这些小账号发给那些在网上赌球的人，供他们赌。”但是，长期参与赌球，并未使温俊武发财，反而让他欠下了巨额赌债。为了逃避债务，2007年6月，温俊武伙同他人，残忍杀害了债主。
　　温俊武杀人案曝光后，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始终回避谈及此事，电话也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温俊武至今仍觉得：“像我们这种‘问题球员’出了事，足协并不是像医生那样去帮我们治病，反而把我们推向深渊。这也是我当初那么恨中国足球、足协的原因。”
　　领袖们的重托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史全伟
　　1月27日，新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对媒体说：“中央之所以下大力气关注、解决足球问题，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关注民生，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情中央是不干的。”正如韦迪所说，新中国的足球事业，一直受到几代领导人的关爱、呵护和扶持。
　　毛泽东：“13年之后要赢你们”
　　据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志记载，1911年，毛泽东来求学时，该校已有了一支足球队，教练是一位德国人。毛泽东入校不久，就成为球队的守门员。他随队参加长沙地区的校际足球联赛，在整个赛季中力保本队不失一球，被称为“传奇守门员”。当年与毛泽东对阵的长沙师范学校学生陈子展回忆说，毛泽东守门时，头脑冷静，反应灵敏，对手的射门总是被他“没收”。
　　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北京联队与来华访问的苏联泽尼特队，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看到毛主席来了，两万多观众齐刷刷地站起来，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北京联队的队员们更是激动，以高昂的斗志与客队展开对攻。一名中方球员日后回忆说，比赛的下半场，当北京联队射进一球、将比分扳为2比2时，他向主席台望去，看见毛主席笑了，和观众一起鼓掌加油。比赛结束后，毛主席先与客队握手，然后大步走向北京联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连说“打得好！打得好！”球员们本想高呼“毛主席万岁”，但实在太激动了，结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56年，奥运会足球亚军南斯拉夫国家队来华访问比赛。中国队实力不济，输掉了比赛。赛后，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队队员时，豪气地说：“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你们，但13年之后要赢你们！”
　　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激励下，中国的足球事业迅速发展。1958年和1959年，中国国家队逼平了来访的奥运会冠军苏联国家队，后来以1比0战胜了瑞典联赛冠军尤哥登队，甚至还以1比0赢了“老师”匈牙利队。这些战绩，震动了欧洲。
　　贺龙：“踢足球，也是革命”
　　1954年，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此后，他曾说：“三大球(指足球、篮球、排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南地区主持工作的贺龙和邓小平，组建了西南区和西南军区两支足球队。1952年，第一支国家足球队成立不久，他们便把国家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踢了两场比赛。西南军区队的实力不及国家队，踢得很被动，多次靠守门员曾雪麟救险。赛后，贺龙称赞曾雪麟是“橡皮大门”，跳得高、弹得远。后来，曾雪麟一度不想踢足球，贺龙便做他的工作：“搞体育，踢足球，也是革命。”不久，在贺龙的推荐下，曾雪麟进入了八一队和国家队。
　　贺龙就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办了一件大事，就是选派足球运动员赴匈牙利“留学”，向曾获奥运会冠军的匈牙利队学习。此外，他还提出“请外教”，指示国家体委聘请匈牙利、苏联的知名足球教练来华执教。正是这些举措，使中国的足球运动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末得到迅速提高。
　　但从1960年起，中国足球的水平有所下滑。在1962年的比赛中，中国的球队竟然踢不赢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球队。贺龙火了。在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他用烟斗敲着桌子说：“这次新兴会，足球要是拿不到前3名，回来就解散，重新搞！”但结果，中国队负于乌拉圭队，被挡在4强之外。
　　运动会结束后，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其间，足球、篮球、排球队各派一名代表，给中央领导敬酒。国家队队长陈家亮端着酒杯，哽咽着说：“我们足球队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心里很难受。可是，我们决不气馁……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贺龙听后，拍拍陈家亮的肩膀说：“你们心里难过，我心里更难过，你是在替我向人民作检讨啊！”后来，贺龙并没有解散国家队，而是派有关负责人到国家队去蹲点，还把队员们送到“硬骨头六连”去“当兵”，磨练他们“为祖国荣誉而战”的精神。
　　邓小平：“假球要不得”
　　邓小平也是一位“超级球迷”。他的子女曾透露，父亲生平有三大爱好，一是足球，二是言菊朋的京戏，三是桥牌。
　　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他为了到现场看一场足球赛，甚至拿着衣服到当铺换买票钱。几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邓小平特别痛恨打假球、打默契球的现象。1958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国家足球队的一队和二队举行了一场名为“劳动者杯”的比赛。两队都不想输球，于是私下商定以平局结束比赛。比赛当天，球场内人山人海，邓小平也专门赶去看球。但是，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没看完就走了。比赛最终踢成了2比2。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把相关负责人叫去，批评了一通：“你们怎么讲好了结果再打？这种假球以后绝对要不得！”
　　鲜为人知的是，第一支国外职业足球队来华访问比赛，就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1964年5月，巴西马杜雷拉队飞赴中国，在北京与中国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此前，由于中巴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加之马杜雷拉队提出了中方从未听说过的“出场费”，使得此次比赛差点“流产”。后来人们才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批准，才使比赛如期举行，并就此开创了中国邀请高水平职业足球队来华比赛的先例。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复出的信号，都是在足球场上发出的。
　　1973年初，经周恩来的努力，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现场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他就要复出了。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结束被下放的生活。当年7月30日，他意外地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当时，中国青年足球队和香港队在进行一场比赛。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这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一次纯粹的球迷行为。“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看球，本来是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的。”不料，旁边看台上的观众发现了他，并飞快地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不一会儿，一万多名观众站了起来，开始热烈鼓掌，持续了两分多钟。邓小平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向观众们鼓掌致意。
　　亿万中国球迷能够看上完整的足球直播，也得感谢邓小平。1981年，西班牙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期间，中国国家队在工人体育场迎战一支西亚球队，邓小平在办公室里收听广播，了解比赛进展。中国队刚刚攻入第一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突然中断了解说，开始插播时事新闻。邓小平对此颇为生气，立刻让秘书给宣传部门打电话，要求在以后的比赛直播中，不得插播新闻。1992年1月的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国奥足球队对阵科威特国奥队的比赛。晚上8点，两队激战正酣时，中央电视台雷打不动的滚动新闻开始了。不少球迷纷纷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打断实况转播。对此，中央电视台自己也做不了主。不过，几天后，观众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完整地看比赛了。原来，这次又是邓小平委托办公室的同志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指示今后不要中断足球直播。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成绩辉煌，但足球却迟迟冲不出亚洲。邓小平曾感慨地说：“看我国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为此，他告诫主管体育的负责同志：“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要创办足球特区”。
　　江泽民：“要赛出一种样子来”
　　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对阵韩国国奥队。比赛开始后仅仅9分钟，中国队就连输3球，最终以1比3不敌对手，失去进军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回忆说：“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比赛失利，10分钟后，江泽民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江泽民要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此后不久，伍绍祖根据江泽民的指示，召集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足球界的“遵义会议”。
　　此后，又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男子足球队终于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圈。然而，决赛阶段的三场小组赛，中国队全部败北，没有完成“进一球、得一分、胜一场”的目标。据原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回忆，在中国队回国不久后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江泽民针对足球作了3点指示：一是足球影响很大；二是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不管拿什么成绩，要赛出一种样子来”；三是各方面要支持体育事业。
　　袁伟民还回忆说，一次，江泽民给他打了个电话：“伟民啊，听说‘球王’贝利来中国了，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我小孙子喜欢，拜托你了哦！”这时，袁伟民还不知“球王”贝利来中国的事，打听后才知道，他是应上海一家公司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的。袁伟民很快办成了此事，派人将贝利签名的足球送了过去。江泽民收到后，亲自打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
　　胡锦涛：“发扬‘志行风格’”
　　日，即将参加北京残奥会的300多名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管理中心积极备战。当天，胡锦涛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大家。中国脑瘫足球国家队的队员，在训练间歇，将一个有集体签名的足球送给了胡锦涛。队长吴刚问总书记：“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签个名？”
　　“好！”胡锦涛说着，拿起笔，在一个足球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强不息奋勇争先”8个字。“我送给你们8个字，希望你们在残奥会赛场上，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做到自强不息、奋勇争先！”
　　日，在第11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济南接见新中国60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和全国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中国足球队的原中场核心容志行也在其中。胡锦涛握着他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
　　1948年出生的容志行，1972年入选国家队，是那个时期球队的中场灵魂。198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上，有一场比赛是中国队对科威特队，容志行拖着刚缝了十几针、被纱布裹得密密麻麻的小腿上阵，首开纪录，一脚破门。最后中国队3比0大败科威特队。他下场时，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容志行这种任劳任怨，刻苦训练，技术出众，而且从不做粗野动作，不报复对方球员，不与裁判争执的精神，被誉为“志行风格”。如今，我们听到胡锦涛总书记重提“志行风格”，想到了中国足球目前的一个重要症结——精神面貌问题。如果在精神面貌的整治上取得成效，中国足球运动的进步指日可待！
　　中国足坛何以有南勇
　　《环球人物》杂志观察家& 汪大昭
　　随着南勇、杨一民、张健强被警方刑事拘留，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非法操纵比赛和赌球的专项行动，有了新的进展，涉案的中国足协官员已经有两名副主席、一名部门主任和一名工作人员。由于警方尚未公布南、杨、张三人的主要案情，媒体对三人犯罪事实的报道，基本都属于推断。
　　在目前的涉案人员当中，南勇是职务级别最高者，因而很容易被当作中国足球水平低下和假、赌、黑频生的第一责任人。南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官？其实，越是身居要职者，其违规违纪违法之事越会在地下秘密进行，做得十分小心，绝非众目睽睽轻易就能看到的。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往会以尽量正面的形象出现，注意规避一切可能的险情。这是社会转型期绝大部分贪官和腐败分子普遍的做法和处事原则。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十几年当中，一度被认为步子迈得太大。早年，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期间，正值改革起步阶段，有求于市场，对老板们迁就过多，乃至后来在球员限薪等问题上出现失控。接下来的阎世铎长于行政斡旋，对俱乐部的掌控更加不灵。再往后的谢亚龙，赶上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尽管他口口声声要治理联赛环境，但在国字号队伍一败再败的压力下，已经做不成什么事情。南勇正是在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时刻走上一线的。足球圈里十几年的阅历，使他深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位置意味着什么，他也流露过对担任这一职务的犹豫。不过，此前，南勇有过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和中超公司董事长等多种角色，足球界很少有这样兼具党务、政务、财务实践经验的高层干部。因此他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曾广受好评。
　　平日，南勇对足协工作人员的要求相当严格，甚至衣着不整、出言不雅者都会被他斥责。足协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南勇做事独断。加之足协高层与中层干部之间在业务思路上出入较大，决策的集权使得很多人不知道“南主席”、“杨主席”在想什么、做什么。
　　在足球圈里，有些人身处足球管理层核心，大权在握，足球改革以后经手数以千百万计的资金往来，既有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有以权谋私的便利，没有负起推动足球运动和开拓足球市场的双重责任，却在两条线上都跌了跤。还有人“高级犯罪”和“低级犯罪”兼行，既有貌似“糊里糊涂”的错误，又有实为“精明算度”的罪行，一手托着球迷对中国足球提高水平的期待，另一只手握着职业足球起步时期好不容易得到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发起了足球财。
　　中国人在诸多体育项目当中，偏好球类，体育迷往往特指球迷。其中，足球运动影响之大，更非其他项目能比。国家体育总局的一处展厅当中，陈列着象征新中国体育60年成就的大量奖杯，只有一座是足球队得来的。由于足球项目在国际上开展得十分普遍，竞争非常激烈，中国足球胜少负多也属正常。正因如此，几代国家领导人说到足球，总是鼓励再鼓励。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步，都为足球运动发展提供了从来没有过的宽阔平台，每年的足球经费从只有国家投入的几百万元，发展到社会各界投入几亿元。与此同时，老百姓对文化体育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更希望通过参与足球运动、欣赏精彩球赛得到精神满足，“把足球搞好”因此成了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如此大业，岂容蛀虫横行！
　　足球混乱至此，足球界不良风气至此，若说完全是由南勇或哪个官员个人所致，那是高估了他们的能量。问题的根源在于规章不健全、管理漏洞多，主管部门没能对种种尚在萌芽状态的违规违纪现象加以严查严管，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寄希望于足协自身能够律己。近来，随着打击足坛非法操纵比赛和赌球的专项行动不断取得进展，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人物”移向“制度”。现行制度需要改革，健全制度能使“南勇”们难于下手。但制度建设又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在寄望于制度完善的同时，莫如将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并举之策，使足坛乃至整个社会少一些“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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