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忆旧录
太湖之滨的一座小镇
我诞生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十一月初三日（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出生的地点是在苏州盘门内的驸马府堂。但是自我有记忆起，似乎是在木渎镇，那时父亲做木渎巡检司（注），有如现在的镇长。木渎是江苏吴县所属，太湖之滨的一个小镇，距离苏州城垣约四五十里，有运河及旱路都可通达。木渎虽是一个小镇，因地滨太湖，河汊纵横，阡陌相连，一望无际，农业发达，交通便利，素称苏州附郭鱼米之乡；人民生活富足，镇上市缠栉比，商贾熙攘往来，极为繁盛；更因附近有灵岩、天平、狮子诸峰之胜，亦为苏州人士郊游流连之地。苏州之乡绅富户大都在木渎之四乡，拥有良田农庄，而山峰丘陵地带，又为大族祖灵所在之地，每逢春秋扫墓季节，山塘路上，车马来往，运河道中，舟楫相接，真是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气象。在苏州到木渎的中途，有一小镇名横塘，有一家很大的酱园，名潘万盛，所制的酱油和酱小菜，远近驰名，而他们酿造的洋河高粱和浸制的玫瑰烧，更是闻名遐迩。苏州仕女不论到灵岩山进香，春秋扫墓，或是郊游，水陆两路经过横塘镇的时候，都要驻留些时，带点潘万盛的酱菜、豆干、烧酒等，回去馈赠亲友。
在满清专制时代，社会经济以农为主，所以农业发达的地方，社会经济一定繁荣，政府的行政费用，也以田赋收入为主要来源。木渎四乡有如许之良田，对县政府之税收关系重大；更因木渎地滨太湖，沿湖四乡之地，港汊纷繁，又为省县作奸犯科之徒逋逃隐藏之区；世称太湖强盗，即经常隐藏太湖之中，以及滨湖各地之暴徒；故每遇省县重大盗窃奸杀案件，多索之于太湖及沿湖之四乡，因此木渎又为地方治安关键所在之地。木渎巡检司一职，虽官卑职小，但因集当地民政、税务、警察、司法等职于一身，非精明强干学识特优之人，难以胜任，故省县行政当局对此职位之选任，相当重视，在行政体制方面，均与知县相仿佛。木渎虽吴县县属一乡镇，但因地方富足，文人辈出，地处太湖之滨，又为治安重镇，远非边远小县所可比拟。巡检司署（即衙门）建筑恢宏，衙前有照垣广场，除竖有旗杆外，东西各有吹鼓楼一座，遇有国家庆典或司官升堂时，作为奏乐之用。司署之建筑，也均同知县衙门，前有班房，是公差衙役等人工作休息之所；再进则有大堂、二堂，其两庑则为司署职员办公之所；大堂、二堂则为巡检司官问案之地。后进则为官舍，似为五开间之楼房，那时我们全家眷属都住在衙门后进的官舍。其时约在光绪末年，我只有三四岁，对衙门情形恍惚犹能记忆。我有一姊一哥，姊哥各长我七岁及五岁，一家五人共住官廨之内，此外就是一大群仆妇，供我们使唤。记得父亲出门，都是坐的四人抬的绿呢官轿，前有衙役顶马开道，后有护轿跟班等相随，好不威风，虽是小小县丞，却有大官的排场。在冬防期间，每天晚上要坐大轿去巡查，都是前呼后拥，要到九、十时或深更半夜才回来。平常父亲处理民刑官司，都有定期，坐堂审问，偶有捉到了江洋大盗，每在夜间坐堂审问，亦有用刑呼冤等声，直达后堂居所，除了偶一由听差抱了我在屏风后偷看打犯人屁股外，我们胆小，很少敢去看。木渎镇外不远，就是闻名的灵岩山，山有丛林古庙，有僧数百人，以后我居住苏州就读中、小学时，虽也曾随学校远足或与同学同往游玩几次，但在居住木渎期间，似乎有一次，我骑在一个听差的肩头上去的，那时不过三四岁。在木渎住了大概二年，因为父亲奉派解京饷进京，顺便引见过班，经引见过班，即可以知县分发任用（“引见”就是叩见皇帝），我们全家就搬到苏州城里居住。
注：巡检是七品的官职，在地方上仅次于知县的地位，因为知县也是七品官阶。
四叔公与我家的世系
到了苏州，最初的家住在城里葑门内的醋库巷，这是城区东南部东西的一条街，我们住在距巷口约七八家，房子是租来的，坐北朝南，前面六扇大门的墙门间，进内是院子和轿厅，厅后正屋是一所三合院，我们就住在这里。屋后有厨房、下房，并有一个很大的后园，种有桃、李、桑树等，房东是一位旗人寡居的老太太，也是姓王，所以大门口挂有“太原王”三字的牌子。王老太太是旗人的打扮，穿高底鞋，抽旱烟袋，她有一养子约二十岁左右，已娶媳妇，另有一个十几岁的丫头。这位老太太手上有几文，似乎是寓居苏州旗人官员或贵族的遗孀，因为在满清的时候，宫内所用的绸缎，都是在苏州定织的。所以苏州城内有许多织造厂，都是小规模设在家庭内，大的有五六台织机，小的只有一二台，都是人工手织，我们住的附近也有几家这种工厂。另外在苏州官方设有织造衙门，所派的官员都是旗人，直接受命于皇宫的内务府，专管内用绸缎定织及收购等事宜。所以当时苏州的社会经济建立在蚕桑纺织及刺绣方面，城里有许多桑园，供养蚕之用。自春迄秋，大家小户都以养蚕为副业，一般妇女不是从事养蚕，就是缫丝或是从事刺绣，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房东老太太大约四五十岁，在当时我的心目中，已是很衰老，她有大烟瘾，每天中午才起身，要吸鸦片三四次，都是养子侍候她。房间内的烟铺终日摆着，我们小孩晚间有时也到她房间去玩，听她讲故事，吃她的蜜饯。吸大烟的人经常在烟铺上备有好茶一小壶及甜食蜜饯等。我们也看见熬烟膏的情形。鸦片俗称为“土”，有大土、小土或印土、云土之分。“土”是像西瓜或球一般大，外面是烟叶所包，内中是生膏。鸦片吸食者，大户人家多整批购买“土”数十个，堆存家内，随时取用。“土”需经熬熟收膏方能吸用，房东家大约过两三个月，就要请师父来家熬土，师父大约二三人搬来大炭炉及大小紫铜锅数个，又有筛子及表芯纸等，将土剖开，弄碎掺水，在大小铜锅中煎熬，然后过滤收膏，常常要忙一天，才能弄好。小时候看的熬大烟情形，至今犹能记忆。房东老太太每天除了躺在烟铺上抽烟，无所事事，平常种花养鸟及畜猫狗消遣。她的养子我们叫他王哥哥，多才多艺，非常能干，常带我们做各种游戏。他会变魔术，会扎花灯，会糊大风筝，带我们到土堆上去放风筝。那时在我心目中，他是全能的，也是我崇拜的偶像。
我们到苏州不久，父亲就出门去了，据说是押解京饷进京，那时好象还是银元宝（不知多少数量），是江苏省的公款，解送进京，故要人押运，父亲就当了这个差使。那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交通不便，从南京起程，要经过山东大道，用车马起旱运送，父亲是押运官，责任非常重大，而况山东大道是响马出入之地，风险非常之大，如有丢失，押解官是要砍头的。不过听说公家的官银，绿林好汉是不敢动的，而且所过州县，地方官也有责任，都要派兵保护，虽然父亲带有听差等人，但一路起旱，跋涉数千里，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母亲带了我们姊兄三人，住在苏州，哥姊已上洋学堂，我才四五岁，母亲教我认字，读三字经启蒙，后来方送我到住处附近西小桥的日日小学读一年级。我只记得学校照墙前面种有二棵槐树，树冠圆圆的如伞盖，非常美观，学校后面有荒地土堆，开辟操场之时，曾挖出骨殖，我很怕，不敢去看。
在醋库巷西端，离我家约三四十家，住有我家的族祖，是母亲和我们兄姊经常去的地方。族祖讳仁东，行四，字旭庄，又字刚侯，晚号完巢老人。光绪二年丙子科顺天乡试举人，有才名，为居京清流之中坚分子（台湾联合报副刊高阳所著清宫外史民国六十一年自三月一日连载，劾军机大臣王宝鋆、景廉、翁同和、李鸿章、张佩纶等，有其事迹）。我见到时，大约五十多岁，我们叫他四叔公，是一位道貌岸然，正直无私的长者，他是我父亲的堂叔。但因我父亲身世特殊的关系，亲情比亲叔父还要亲近，这话要打我们的世系从头说起。我的高祖贤烈公讳家钊，字英甫，是我族九世祖圣谋公的长子，因无子嗣，以圣谋公次子贤关公（谥文勤）讳庆云，字雁汀的长子讳传瑚，字子珊为嗣子。年三十五去世，又嗣圣谋公三子贤绅公，字竹汀，讳书云之孙传玮公之次子讳仁笃，字迪臣，又字吉夫，为嗣子，即我的祖父。祖父生有三子，长子讳孝浔，嗣仁让公；次子讳孝亮，行三，字詠蓼，是我的三伯父；我父亲是幼子，行四，讳孝同，字叔抚，又字述武。因我祖父弃世时，祖母同日殉节，父亲才两岁，伯父也仅四岁，突失怙恃，孤苦无依。由我曾祖母康孺人带领两孙，赴京投靠夫弟讳传灿公，字子恒，他就是我二叔公讳仁堪，字可庄及四叔公的父亲。不料父亲随他的祖母到京不到一年，祖母又撒手人寰，那时伯父和父亲都在稚年，乃由我二叔公仁堪抚养，饮食起居之照料，学业之督促，都是二叔公、二婶婆林太夫人亲自料理，视同己出，而伯父及父亲侍叔婶如父母，终身不渝，故父亲取名孝同，字叔抚，以志亲恩也。父亲较二叔公诸子年长，在京与诸弟共塾读书，照拂诸弟，亦亲同手足，及成年，追随二叔公宦游各地，二叔公官镇江知府，有政声，嗣调苏州知府，惜天不假年，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二月殁于苏州任所，年仅四十五岁，时人惜之。
四叔公以知府分发江苏候补，做过一任南通州知州，后来到苏州候补，因为那时江苏巡抚是驻在苏州的。四叔公的住宅很大，我们称之为老公馆，门前有照壁，有门房、轿厅、大厅、内厅、花厅、书房、上房、厨房、花园等，公馆里居住的眷属、亲朋、丫鬟、佣妇、差役、厨子、上下人等，不下数十口之多。四叔公之继室冯夫人已亡故，并未续娶，由黄姨娘伺候起居，我叫她姨奶奶。母亲则喊她姑娘。四叔公有五子四女；长子孝绰字向裕，大排行行五，我称五叔，患癫痫病，病发时笑骂打人，俗称武痴，家人都不能制止他，也不敢接近他，所以单住一屋，由一佣人名陆升（原是我父的听差）服侍，经常有一日本医生（名盐足）来为他治病，他很服从伺候他的听差，所有五叔饮食、衣服、沐浴、吃药，均由陆升料理，五叔畏之如鼠，无论何人都难制服，只有陆升的话能制之，而且惟命是从，所谓一物一治也；次十叔，名继曾，留学法国（不在苏州），有一子名世富，乳名小辛，比我大二岁；十二叔，名孝缜。字允恭，留学日本（不在苏州）；十九叔名孝缄，字彦直，为管理产业经常在昆山；二十一叔孝纾，字彦通，与我同年，是幼年同玩的伙伴，姑母则有大姑，名荃芬，小名黑姐，嫁太仓陆状元之子陆长蓓，字篯士；四姑名苹芬，后嫁林是夔；五姑名季淑，后嫁赵尊岳，字叔雍；最小的姑姑名孝缇，是黄姨奶奶所生，后嫁刘崇瑀。婶婶中则有孝绰五婶、孝缜十二婶、孝缄十九婶等人。母亲差不多天天都要到老公馆去陪伴五婶，谈天饮酒或打牌。因为五婶是福州刘崇佑的妹妹，名季瑶，从小配与五叔，后五叔发疯病，以为花痴，希望娶媳妇冲喜，病可以好，哪知过门后并未同房，病也未好，五婶出于名门，幼娴诗书，遭此际遇，情形甚惨，故自四叔公以次，全家人对五婶均寄以同情，善意逢迎之。五婶则纵情诗酒以自遣。我与哥姊也经常在老公馆玩，一同玩的有四姑、五姑、小辛哥、二十一叔和五婶的丫头三元，以及我奶妈的儿子阿兴等，玩的地方又大，玩的花样也多。我的兄姊念洋学堂，他们则从家里请的老夫子念四书五经，其中要算三元年纪最大，约十六七岁；四姑、五姑、我姊则十三四岁；我哥和小辛哥约十一二岁；我和二十一叔、阿兴、都不过五六岁，这一群人有时玩得天翻地覆。那时这个大家庭名义上是五婶管家，事实上她是不大管事的，日常开支及各房月费、佣人工钱等等，都是由帐房先生经手。这位帐房也是亲戚，大家叫他张表叔，是一位好好先生，姨奶奶有时好管闲事，但是婶婶、姑姑们都不大看得起她，那时侧室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大家怕的只有四叔公一个人。四叔公脾气很坏，有时要大声骂人，但从不打人。他经常要上衙门，晚上也多半有应酬，要出门拜客，每在出外赴宴以前，在家总要吃了点心再去。四叔公对饮食非常讲究挑剔，他的伙食是由小厨房办的，煮的菜如不对胃口，常常把厨子叫来大骂一顿。家里晚间也常有客来拜访，都是官场中人，补挂顶戴穿戴齐整，有红顶花翎、有蓝顶花翎、也有水晶顶子，藉以分别官阶，但我们小孩子分不出几品，只知红顶最大，蓝顶较次。其中有一位常来的同乡，姓何名肖雅，好象是苏州知府，我们都叫他何烧鸭。（注：何刚德字肖雅，宣统一、二年间任苏州府知府，四叔公为江苏候补，时相过从。）
父亲解饷进京引见，似乎很顺利，并且分发江苏省候补知县，不久奉派江北宿迁县厘经的差使，父亲带了一些朋友差役前去到任，我与母亲仍留苏州。次年，我已经七岁了，母亲带我回福州去，哥姊寄居住四叔公家。
我们母子在福州舅舅家和大伯父家两边住住，不觉已是一年光景，那是宣统三年，我已九岁，母亲带我回返苏州，我们住到胥门内的护龙街通关坊附近，一家郭姓同乡的余屋，是一座楼房，哥哥、姐姐也回来与我们同住。四叔公也搬到养育巷附近的一个大宅房子，比以前醋库巷的更大，我记得左边有一湖南会馆，右边有一个火神庙。四叔公家还是那样的排场，四叔公任江苏提学使（就是现在的省教育厅长），并兼府中学堂监督（即校长），后改为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在三元坊），母亲和我们也是照常经常在老公馆玩乐。
辛亥光复和苏州的遭遇
满清末年，政治腐败，外侮频仍，中国有立被瓜分的危险，有志之士，救亡图存。先后有广州和安徽等地的起义，虽未成功，而且牺牲了许多志士仁人，但革命的风气因此形成，这股热流风起云涌，彼落此起，不可遏止。苏沪一带，人文荟萃，开风气之先，到了宣统三年，报纸杂志（有吴稚晖办的民报等）鼓吹革命，不遗余力，满清政府风声鹤唳，到处捉拿革命党人。四叔公是满清的官吏，满肚子忠君报国的思想，对革命党人深恶痛绝。哪知他的儿子孝缜就是十二叔，原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在光绪二十三年偷偷爬上了去日本的轮船，藏在别人的铺下，偷渡去了日本，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随同黄兴（字克强）从事革命；而家庭之中五姑季淑，素有才女之称，也是四叔公最宠爱的女儿，由她领头带同四姑苹芬、小辛哥及我哥姐写文章、办壁报、鼓吹革命（我和二十一叔还小，不会写文章），老太爷朦然不知。因为公馆里房子大，空屋多，写文章贴壁报的地方，他不会去，也看不到的。
到了宣统三年，辛亥阴历九月，武昌革命成功，湖北总督瑞澂，带了家眷从总督府的后门，逃上了启和军舰，捡到了命（那时形容瑞澂是钻狗洞逃出的），真是狼狈不堪。武昌革命成功后不久，江苏提督程德全是驻在苏州的，首先通电响应，于是苏州城厢，家家户户都悬挂白旗，欢迎革命军，不过那时江苏握有兵权的提督张勋，他是听命于清廷的，他雄踞南京，声称要带了他的辫子兵，前来攻打苏沪，消灭革命军。其时苏州的百姓都十分害怕，深恐苏州难免要遭灾殃，有许多人纷纷逃难，有的去上海，也有去四乡的，真是人心惶惶，乱成一片。母亲带了我们兄姐等三人躲在家里，静听消息。幸好不久，陈英士（其美）在上海率领党军攻打制造局的成功，夺下上海，成立军政府，苏常一带才安定下来。后来公馆的听差传说，曾看见十二少爷骑马进城，但并未回家，以后确是跟从黄兴到了南京做旅长。四叔公在家，深居简出，时时发脾气，大骂革命党，并且自己改号为完巢老人以自嘲。
就在苏州光复的前后，父亲在江北宿迁任所的消息中断了。据上海的报纸说，江北一带，土匪风起，地方混乱，消息不通，从中秋节起，就得不到父亲的消息，写信打电报都无回音，以后连信和电报都不通了。母亲和我们全家都急得不得了，托了许多亲戚友人去打听，犹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一天等一天的过去，不但我们全家着急，还有父亲带去的朋友和听差的家属，也都来我家打听消息，母亲除了内心焦急之外，还要好言安慰别人，每日除了烧香问卜以外，简直无法可想。到了年底，父亲带去的听差陈福狼狈不堪的逃回来了，他说老爷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批土匪，钱财衣物都被抢光，当时纷乱中，大家逃命，被分散了，老爷的下落他也不知道，他是化了装逃回来的。就这样一等再等，过了年，有一天父亲偕同另一听差，名叫高玉的一同回家了。父亲说在江北乱的时候，带了一班人坐船在运河中响水口的地方，遇到了强盗，不但所有财物被抢一空，而且强盗要杀人见红，父亲被绑，自思难免，后经从人哀求，宰了船家的一双鸭子见红，方才免了父亲。后来父亲由高玉推了手推车起旱，一同投奔当地一位同事的大寨子里躲了几个月，等到路途稍为平静，才取道海州，坐船到上海回来。那时我记得父亲身上只有三块大洋，行李衣服都没有一件，虽然如此，我们见到父亲安然回来，已是合家欢天喜地了。
苏州的安居和求学
苏州在辛亥光复后的次年，就是民国元年，社会秩序渐渐安定下来，市面又恢复了繁荣。吴县的县长换了宗家弥先生（光复后称县知事），是父亲的朋友，邀父亲在县府工作，父亲也就欣然答应了，从此父亲一直在吴县县政府工作，到父亲去世，有十年之久。记得父亲的待遇每月只有银元四十元，可是在当时物价便宜情况之下（小学教员的待遇每月只十几元，佣妇每月工资最多一元，父亲每天坐藤轿去衙门接送，每月才二、三元），我们一家五口，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不虞温饱。后来父亲虽然也取得了江苏候补知县的资格，可是因为缺乏援引，始终未曾补授实缺，所以居常抑郁。父亲善书法，在追随可庄二叔公宦游之时，常为状元公代笔书写应酬性之楹联等，以后居苏州之十年中，还是天天练字，并写楹联，所以父亲遗留在苏州的字迹很多。父亲善饮，但不酗酒，平时就餐，都要饮一小壶花雕。父亲的性子很平和，在家时很少疾言厉色，对子女尤其慈祥，管教我们也不很严。父亲的嗜好是收集字画、古董，休闲时常逛古董店，有便宜好玩小玩意，就买下来，但从来不买珍贵的东西，因为没有这力量。所以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家过着融融泄泄的美满生活，真是非常的幸福。
我姐姐长我七岁，小名“元”，但姐姐上面还有一位大姐，小名“镇”，幼年即殇，姐姐名世贞，字秀森，又字兰畹，是我们中最聪明秀慧的，父母亲也都最宠爱她。民国初年，姐姐已在苏州女子学校毕业，为更求深造，考取了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是姐姐就只身到南京就读，校长是女的，名吕惠如，姐姐初到南京，好象是住在十二叔家（十二叔当旅长带兵驻防南京）。以后二次革命失败，十二叔离开南京，姐姐才搬到学校住读。我哥哥大我五岁，名世毅，小名“胥”，字刚森，小学毕业后即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也是住校的。我在民国元年才进了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因为我到福州及辛亥革命时的耽误，所以才读初小二年级。那时附属小学是一所实验小学，也是研究教育理论、教育方法的一所实验学校。当时的主任，名俞子夷，是留学美国小学教育之权威，所以教学方法都采取美国最新的理论，不用灌注式，而用诱导性的启发式，实行美国教育权威“杜威”博士倡导的所谓道尔顿制教学方法。我们读小学时已无考试，平常只重测验，以定学童成绩之高下。可是十一二岁的男孩，正是好玩的时候，能自幼自发勤学不倦的，究竟少之又少，我也是顽皮不用功学生之一，父亲看我成绩不好，就叫我在学校放学后到一位父亲友人家请的一位私塾老先生处补习四书五经。老师是一位秀才，同塾的是父亲友人俞同甫的爱孙，名叫贵儿，就这样读了二三年，我才有一些旧书的底子。等到初小四年级毕业，就转升到同校的高小部。高小一共是三年，开始就教英文，父亲就教我停止补习中文，放学后改补英文，也是到开补习班性质的私人老师那里去补习。先后换了几个老师，最后换到一位传教的美国老太太高师母家去补习。念完了高小三年，也断断续续的补习了三年英文，但因少年玩心重，学业并不太好。高小毕业我已十七岁，父亲叫我考进了草桥的府中学校，我仍是走读生，朝去晚回，中午在学校寄膳。读了一年，结识一位好友是溧阳县甓桥镇的王志怀，我们相交甚好，周末假日他都常到我家玩。我觉得念中学没有什么意思，毕业后不一定能再进大学，将来一无所长，难以立足社会，所以第二年我就再考苏州工业学校。这个学校程度较高，在苏州是一个难考的学校，光复以前，是铁路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还有一所第一工业学校是设在南京的），设有土木、纺织及应用化学三科系，我考取了土木科。当时同班共录取了四十八人，我的名次在后面，入学后功课非常繁重，第一年留级的同学即达二十多人，我侥幸过关，其时因省教育厅改学制，小学规定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专科学校则为三年，我们学校奉令改为江苏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第二年，我们这班算是预科的高三程度，以后三年，念的是土木专科课程，其时的校长是武进的刘百禾，土木系主任沈慕贞，教授有钱琢如、陈子静、裴冠西、杨承训、冯简、叶秀峰等人，都是一时名彦。我起初功课不好，学期考名次，总在后面，自进专科，那时父亲去世，自忖靠山已倒，我家并无积蓄，若不发奋用功，何能出人头地，以立身处世，于是发奋用功，夜以继日，每晚辄念到深夜不休不止，如此下来，功夫总算没有白废，三年考试的名次都是第二名，三年都得免交学费的优待。我如此的用功，为何得不到第一名呢，原来这位考在我前面的学生，叫孙图衔，他是刘校长的外甥，本来应该早两年就毕业的，因留过两年班，才留到与我同班，也是因为自觉奋发拼命用功，而且每门功课，他都读第二遍、第三遍，习题都熟得不能再熟，人又聪明，所以我总是拼不过他，到毕业时拿到的文凭，我还是第二号（因为我们毕业时是改专校的第一届，他第一名排第一号，我排二号），也只得认命了。
我们这班同学，本来有四十多人，因为有一部分留级，有一部分中途插班大学去了，所以我们毕业时只有十七人。这十七人中比较知交的有杭县汪敦仁、陈墓陆传约、江阴周广平等几人。毕业后本想插班上海交通大学或北洋大学，或直接去美国深造（那时如去美国再读两年，可得硕士学位，需要路费及两年费用约银圆四千元），因为家庭经济力不从心，只得休学，焦急的去找事做。
父亲和姐姐的去世
我姐姐名世贞，字秀森，又字兰畹，长我七岁，秉性聪明秀慧，端庄贤淑，深得父母的欢心。民国五年年方二十，就毕业于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名列前茅。姐姐不但国学根基深厚，并精于音乐及绘画，毕业后即就聘于昆山县立女子学校为老师。昆山离苏州很近，在苏州上海的中间，坐火车约一小时半，交通非常方便。在昆山教书，放假时才回家，与我们团聚，所以我与姐姐相聚的时间并不太多。那时的社会，男女社交尚不公开，男婚女配大多是由媒人说合，家长同意。我姐姐已达标梅之年，父母亲亦亟为择婿，虽多有来求亲者，每不称意。其后因十五叔（名孝缃，字彦芸，仁堪公十子）留学日本，时时与父亲通信，曾来信介绍福州陈俶达君，字觉尘，与十五叔同时游学日本，品学兼优，且陈君也就是我彦和四叔的（名孝缉，仁堪公四子）的内侄，父母亲颇属意这门亲事，于是征求姐姐的同意，使陈君与姐姐先行通信，彼此获有深刻了解再行定夺。经一年多的书信往还，双方同意，乃由陈家下聘求婚，于是姐姐乃许配与陈俶达，但两人尚未谋面。本来要等陈君学成归国，即行迎娶，哪知那年（民国八年）暑假前，姐姐就因身体不适，提前返回苏州，延医治疗，当初不知道何病，只是腹痛，以后渐渐厉害，不能起床，母亲日夜侍病，不见起色，心内非常焦灼。此时姐姐的一位同学好友，泗泾张志学女士，来我家陪伴姐姐，并看护侍奉。父亲也很着急，请的是江苏省立医院院长，每天来诊治。医生诊断是肠结核重症，因那时我姐姐曾吃鲜牛奶或鲜马奶，是牧人将牛或马每天牵到家门挤奶给人吃，以作滋补，不知姐姐的病就出在曾长期饮鲜奶的原因上。因为那时人们尚不知消毒，奶牛奶马患有结核病，就会传染给健康的人。当时医生对结核病尚无什么办法，只是多休息，多吃滋补，培养身体抵抗力，听其自然恢复而已。所以叫家里天天炖鸡汁给她吃，如此病情并无进步，秋季尚未开学，姐姐就淹然病逝。那时全家人都非常惨痛，父母亲顿失掌珠，更悲痛逾恒，而我幼小的心灵中，也是第一次受到骨肉生离死别的悲伤。灵柩停在家里约一个多月，每天都由我上香祭奠，以后出殡，灵柩寄存善堂，我和母亲每周都要去善堂祭奠查看，到次年，姐夫陈俶达在日本学成归国，曾来苏州，将姐姐的灵柩，运回福州，在陈家的祖茔安葬。
自从姐姐病逝以后，父母亲的心情一直不好，居常抑郁寡欢，而父亲虽未逾五十，身体也非常羸弱，时常生病。在民国十年，父亲被调往苏州洞庭东山，任行政专员，也好象以前在木渎所任的职务，父亲带了老听差高玉及一个厨子去，可以随身服侍，每个月回苏州几天。虽然苏州去洞庭东山不远，可是父亲病体已感难任。翌年是民国十一年的春天，最后一次去东山，是母亲随同前往，不久父亲就扶病回家，已卧床不起，请的苏州最有名的中医御医曹沧洲之子曹黻侯来诊治。但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肺结核，医生也束手无策，终于在民国十一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父亲离我们而去。那时我哥哥在北京大学读书，正值考试毕业，那年不能请假回家，父亲的丧事是由母亲和我办的，因家境并不好，筹措费用也煞费周章，这是我初次担当大事，才领略到人情冷暖，当困苦无援时，只有自己坚强起来，一切要靠自己。丧事办完，灵柩也是停在家里，等我哥哥暑假毕业回到苏州，才办理出殡，灵柩也是暂寄善堂，一直到民国十五年，才由哥哥将灵柩运回福州芋杭祖坟安葬。
在那时人们不知道卫生防患于未然，而医药也不甚发达，许多病症都无法医治。就以当时的苏州而言，大家吃的都是井水河水，每家都用便桶，天一亮，乡下人就摇粪船进城，倒取粪便，以作肥料，所以每家不是在大门前就是在后门河边洗刷便桶，往往上游在洗便桶，下游就在洗衣服、洗菜、洗米，又因环境卫生不好，蝇蚋营生，大家又不注意清洁卫生，所以传染病非常厉害，其中尤以霍乱、肺痨、伤害、疟疾、痢疾五种病患，大量威胁人类的生命，不论小孩、老人，以及年青力壮者，随时都有被传染，面临死亡的危险。所以每年夏秋的时候，左邻右舍，前街后巷，住户的大门上，增加了许多麻布白条，表示有人死亡。因此，当时人们的生命如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的，已称上寿，而在青年有为之时，一旦物化者，比比皆是，我这一代，就在这种环境之中生长。我从小身体就很瘦弱，自然也难免时时为病魔侵袭的苦恼，可是还没遇上严重的病症，能安然度过幼年和青年时期，可算幸运之极。
烽火中的联姻
自从父故后，我已二十岁，并且也进入了专科学校读书。哥哥就在父亲亡故那年，由北京大学毕业回来，暑假后就应聘在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就是我姐姐毕业的学校，其时校长是张默君女士），我们的家，就由哥哥接替父亲来支持。过了一年，哥哥调回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就是哥哥的母校），我们母子三人，可以不必分开，自然大家都很高兴。哪知好景不长，到了秋天，哥哥患失眠病，精神萎顿，且时有潮热，到博习医院去看，诊断说是肺疾。我家已有姐姐和父亲先后被结核病夺去生命的教训，不但哥哥自己已知道患下了难治之症，面临生命的威胁，情绪低落，精神萎靡不振，而母亲和我更是非常的着急，哥哥就到博习医院的四楼天台肺病疗养室疗养。据医生说，肺病是无药可治的，要靠新鲜空气和食物营养来恢复体力，等其自然痊愈。所以住在天台上的小棚屋里，没有门窗，前面是空的，晚上也就拿屏风在床前挡一下，说是这样可以吸取新鲜空气，母亲和我每天去送食物探视。那时医院离家又远，我学校功课很重，且我又兼一家教，每天下课后要去梁伯伯（字肖云）家为他一子（名松生）二女补习功课，又要跑医院，觉得非常忙碌而辛苦，母亲也是一样，要步行好几里路，去医院探望。
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忽然江浙两省爆发军阀争权的齐卢战争，就是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系的上海镇守使卢永祥两方的军队对峙，并在南翔、昆山一带开火互拼，苏州正在战线上，一时秩序大乱，前线伤兵退下，住满了医院，哥哥也被医院赶了出来。其时学校都已停课，乃搬到学校里去住，因为那里空气较好，离家也近。就这时，哥哥有一位师范毕业的同班好友郁家驹君（字昂士），从东北回家探亲，因为他家已搬到宜兴去了，这时苏州宜兴间因战事关系，水陆两路都不能通行，滞留在苏州行不得也，住到师范学校去。郁君在苏师读书的时候，因是哥哥的好友，也是我们家中的常客，与我也非常熟悉，所以就在滞留苏州的时候，一面在学校陪伴哥哥，一面也常来我家吃饭聊天，顺便向母亲提起他有一妹名佩芳，随父嫂移居宜兴（他家原住苏州盛家带，他父郁辅献，字馥棠，是我三伯父詠蓼在浙江抚台衙门的文案同事），与我年龄相当，门第相配，想与我家联姻，母亲征求我同意，先行交换照片，介绍通信认识后，再行定夺。就这样把我的照片拿去，不久战争停止，郁君回家来信说，经他父亲和妹妹的同意，要我们通信开始认识。哥哥在学校养病，一面请私家医生治疗，并每周到上海去专家医生那里看一次，并拿药，病情渐渐好转。学校因战争结束，又恢复上课，哥哥也继续任教，总算压制了夺人生命的病魔。翌年郁君由宜兴出来，回去东北任事，路过苏州，带来了联姻的信物，我母亲也打了一个有我名字的戒指，交与郁君，由此就成就了我和佩芳百年的婚约。
我的祖籍是福建，但我的幼年及青年时期，却是在苏州。自我于二十四岁完成学业以后，就奔走就食于四方。初赴东北黑龙江的哈尔滨，服务于呼海铁路（该路起点于哈尔滨对岸的呼兰县马船口，北至黑龙江省的海伦县，全长约二百余公里）。直到民国二十（1931）年，日本军阀肆意侵略我国，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不得已返回苏州，住了几个月以后，赴浙江服务于公路及杭江铁路约一年多。后因友人之召，赴芜湖江南铁路服务。自江南铁路通车以后，又转赴江西景德镇京赣铁路工作（京赣铁路是江南路的延续，至贵溪与浙赣铁路接轨，西至南昌，再西延至萍乡与粤汉铁路接轨，南下广州，西去桂林，北上汉口）。我在浙江和芜湖服务的期间，因胥哥和母亲都在苏州，所以也常常去苏州探省。此后于民国二十六（1937）年，日军侵华日亟，芦沟桥的战火，引起我全国抗战，政府西迁，初移汉口，继定都于重庆。我也随政府西行，先至长沙，后至贵阳、重庆。八年抗战，均服务于公路的施政中枢。迄三十四（1945）年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南京，我也回至芜湖江南铁路。当我由重庆飞达南京后，即趁此闲暇时间，至苏沪一游。在苏州逗留二日，遍访故旧，但故人零落，或已老去，或已他迁，把晤少数亲友，恍如隔世，而苏州市街情形如昔。经八年日军及汪伪政府之统治，人民死气沉沉，似了无生气，只是观前街已开为马路，马车可由阊门外之环城马路通至观前街而已，其他均无变动。至三十八（1949）年春，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又曾前往苏州游玩了二日，记得曾去狮子林及拙政园游览，那时拙政园的碧桃开放满园，艳红景色宜人。当时以津浦路战事方殷，未克在苏久留，匆促赴沪，飞往广州，转回福州，于是年夏渡海来台，匆匆已三十年矣。
我来台以后，服务于台湾铁路局达十三年，于五十一（1962）年春退休。退休以后，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曾赴马来西亚旅游，与哥嫂相叙达半年之久。回台以后，曾觉生活虚空，精神无所寄托，幸敦美次子友康来吾家抚养，含饴弄孙以为乐。至五十六（1967）年，故友莫葵卿邀我到他主持之交通研究所任一顾问性质之闲差，每日去上班，或全日或半日，藉以消磨暮年之岁月。是年冬，哥嫂来台就医，在台三月，兄弟复得相聚。我一直在交通研究所上班，迄至六十三（1974）年，我已七十有二岁矣，乃辞去该职，完全退休家居。在民国六十年（1971）年，我奉彦功十四叔之命，续修西清王氏族谱，我乃邀约世成、世流二弟为我助手，共同编纂王氏族谱。自调查编纂，尽一年多的时间和力量，方始编纂印刷就绪，共计三百七十七页，一共印了三百册（其中精装者一百册，平装者二百册）。在我七十岁生日之日，遍发在台亲友，并分寄海外族人，藉以延续吾家族谱之流传，这也算我退休以后为吾王氏家族做的一件大事。
自我七十以后，以我生平的经过，就记忆所及，写了我的自传“七十回忆”。这是我三四年来在闲暇无聊的时候，陆陆续续写的，总共也有六万多字，其中以幼年的经过，及在苏州二十余年的印象较深。至中年以后，所经历的都模模糊糊，不能详述。至于老年时期，就是最近之事，今日执笔写时，已想不起来了，我想这是年老记忆力衰退之故耳。
我写的自传，本来是兴之所至，随记随写，并无章法，不计文字之工拙，只是打发暮年岁月，自遣自娱，本不欲以示人，自己闲来看看，觉得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和社会的结构，都有很大的改变（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而人民的生活形态，也大大的不同，想起数十年前之事，与现在两相比照，也甚有趣，而以前人们生活的情形，更非现在一般青少年多能相像得到的。
我写好自传以后，有一次，世流弟来，我交他拿去看，他看了说很有意思，并且改正了其中许多错字还我。后来住在我家的高中女生，也偷偷的拿了去看，她们觉得很有趣味，都抢着要看。我觉得有人喜欢看，乃去影印了一份，今年春天鸿章来，我交他带去与敦美及两个孩子看，他们都说好看。此后莹章来，我将原稿交她拿去看，他们夫妇都看了，最近寄女毓贞来，我又交她拿去看，象山也看了，他说我写得很流利，毓贞看了后说，对我描写幼年在苏州的景象很真实，也使她有故乡之思，她看完了要给她的两个孩子看。
渡海来台，匆匆三十年，想起幼时在苏州的情形，不无乡园故国之思，我写的自传，对我半世纪以前在苏州所见所闻，仍嫌简略。我受到看过我自传人们的鼓励，所以我决定再把想起来的苏州旧闻拉拉杂杂的再写下来。我仍是为着打发时间而写，随想随写，不计文字之工拙，故不加修辞，也不予删改，想什么，就写什么，作为我对故乡之思恋，并作为我自传之补充也可。
苏州的沿革
苏州（又称姑苏）为古吴地，春秋时吴王阖闾建都于此，故称吴，是一古城，城内外多古迹。苏州位于沪宁铁路线上，东离上海约一百公里，西去南京约二百余公里，东经望亭、昆山、南翔诸站，以抵上海，车行约二小时。西去南京，经无锡、常州、丹阳、镇江诸站，车行约四小时许。水路则北有运河、长江，可由镇江经扬州北上，由运河及黄河达直隶之通州，是隋炀帝及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水路。城东南则多湖沼港汊，可通江苏东南各县及浙江邻近各地以达钱塘江，故舟楫交通，四通八达，非常便利。
苏州城垣，筑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显然是一座古城，城墙高宽广厚，城高约二丈许，顶宽一丈多，外墙及雉堞，砌以条石，内侧则为土坡，可以登临眺望。因苏州是在一大平原上，无险可守，不是用兵争夺之地，因东面的昆山，西面的镇江，是屏障苏州的门户，此二地一失，苏城即可垂手可得，故苏州虽有坚固的城垣，甚少遭炮火争夺之战，故城墙非常完整，无受兵燹破坏之迹象。
苏州环城共三十六里，原有城门六座：西北为阊门；西为胥门（相传伍子胥晚年为奸臣所陷害，被吴王所杀，悬首级于西门城楼后，越王勾践灭吴，行兵至西门，伍子胥显灵，吓退了越兵，故以后改称胥门）；南为盘门；东为葑门；东北娄门；北为齐门；共为六个城门。到了民国十几年，因为火车站是阊门与齐门之间，来往旅客，进出城厢，必需经由阊门或胥门，绕道不便（按火车站至阊门或胥门有环城马路，可通马车及洋车），故又在火车站的对面开辟了一个新城门，称为金门，可由城之东北直接进城，方便了许多。城内赴车站的旅客，大约可以节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苏州在前清末年的时候，在行政区分上，原为一府城，设有知府（我的二叔公可庄公，就是由镇江知府迁调为苏州知府，不一年病故于任所，享年仅四十五岁，我们的家也是随二叔公由镇江搬到苏州，此后父亲因在苏州候补，所以我家就在苏州落户住了二十多年）。苏州府共辖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县衙都在苏州城内，而以吴县辖区最广，称为首县。此外苏州又是江苏省抚台所驻地，故又有抚台、道台、藩台、学台等衙门（按清末江苏抚台驻苏州，可称为省会，而两江总督及江苏将军，则驻在南京）。所以苏州的衙门特多，也就成为江苏省的政治中心。迄民国成立，江苏省之省长改驻南京，故有关省政之各厅处，亦均迁至南京，而苏州府之三县，亦合并为一县，称为吴县，又称三吴。
苏城的地理
苏州及近郊是一大平原，城外四乡陇亩相接而港汊密布，颇得水利之便，而少旱涝之灾，春花（指菜花，即油菜，菜籽可榨油，称为菜油，与豆油、花生油同）秋稻收入甚丰，故四乡农家，一年辛劳，无虞温饱，人民丰衣足食。平时农家以农产品肩挑或舟楫运至城内销售，换所需日用品，故苏城商业亦称繁盛。
苏城西北有运河、大江，东南多湖沼河流，水道衔接，东南部分河水穿城而过，在葑门有一水城门，河道经此水门穿过城区，经胥门之水城门，而与胥江（即运河）相连，但城内河道不宽，二、三丈之普，故仅通小舟，但至民国十年以后，城内河道渐渐淤塞（因城内居民常将垃圾倾入河中）舟楫已不能畅通矣。
在前清末年至民国初年，苏城居民约二三十万人，苏州城厢广大，故不觉拥挤。而四乡农民农产销售及用品采购，都以苏城为集散地，故市区商业，亦极为繁盛。当时城内荒废之地尚多，如城内东南之“南园”，占地数百亩，农户数百户，都是一片广袤的稻田和菜圃，每届夏季，一片稻浪，清香四溢。我幼年时，多居城南，每于暑假时，清晨或傍晚，至南园田岸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亦看农人在田间辛劳的操作，田园风味，令人陶醉于大自然中。其他城边及城区也多废园荒地，故当时的苏州城内兼有市区之繁盛及田野之风光。
苏城的市街
苏州是一古城，历史悠久，民阜物丰，生活安定，因此文风极盛，历代文人显宦辈出，故城内多富绅巨宦之宅第，高墙巨宅，庭院深深。苏州又因是江南一带的政治中心，衙门特别多，有抚台、道台、臬台、藩台、学台及县衙各衙门。又有各省的会馆，如：八旗会馆、湖南会馆、广东会馆、三山会馆（即福建会馆，在胥门外，大殿供奉妈祖神像，我父曾任馆董多年，我常去玩），此外又有许多庙宇，都是建筑宏伟，占地极广的建筑群。
苏城的街道纵横，都是南北及东西行，街道不宽，大街一丈多宽，小巷则不及一丈，故两旁房屋，望衡对宇，相隔不远，每遇火灾，不但延及四邻，且易烧至对街，那时救火设备简陋，仅有水枪（以手压的单支唧筒）及洋龙（一个大水桶中有一帮浦，前后二人摇压杠杆，使水由帆布管射出，高度仅二三丈，且水量甚小，效率不大），所以每遇火灾，烧成一片，城内荒地多，此亦原因之一。
城内的街道，除少数几条砌以条石外，大部分都是以鹅卵石砌筑的。街道的命名有许多以衙门或巨宅为目标，如：察院场、道前街、府前街、司前街、县前街、城隍庙前、陆天官坊等等。其他著名的街道则有观前街、护龙街、临登（顿）路、养育巷、十梓街、十全街、仓街、北街等等。
城内商业区则在城中央之观前街。那条街是东西行，在玄妙观前，长约一里许，两旁都是商店，没有一家住家，这是城乡的购物中心。有专卖布匹绸缎的匹头店好几家，最大的好象是“立大祥”（注：应为乾泰祥）。卖南货的有“生春阳”、“大东阳”等几家。卖糖食蜜饯的有“稻香村”，以玫瑰梅子、熏鱼及糕饼最出名；“采芝斋”则以玫瑰水炒瓜子、松子糖等为号召；“叶受和”以糕饼为招牌，如它制的大方糕、小方糕、黄松糕等，远近驰名。此外，如“陆稿荐”的酱肉、酱鸭；“黄天源”的团子及甜点、红糖山芋、红糖芋艿等。点心面馆则有玄妙观山门旁的“观正兴”，它的焖肉面、爆鱼面、汤包、烧卖、大肉包子等，均脍炙人口；“松鹤楼”的面点，也同样受人欢迎，每于夏季的卤鸭面，是它的招牌面，因至夏季，鸭正肥嫩，甚是好吃；“广南居”则卖广东茶点，也卖宵夜火锅。又茶馆多处，以“吴苑深处”，简称“吴苑”为巨擎，大部分为教员、学生、商人聚集之所。书店则有“小说林”，是我常去买连环画及儿童故事书的地方。药房也有好几家，以“五洲大药房”为最大，金子店以“恒孚”、钟表眼镜以“亨达利”著称。总之，观前大街，林林总总，日常必须品都有，百货俱全，要买什么东西，跑一趟观前街就好了。而且苏州人对于买东西，都很精明，不论吃食的或使用的，都一定到最有名老招牌的店铺去买。但苏州人买东西喜欢左挑右选，讨价还价，所谓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觉得这才不吃亏，所以俗语有“苏州人杀半价”之称。但是许多招牌硬的老店标明“不二价”、“童叟无欺”，也只好乖乖的上门去买，买回头还要向人炫耀说，我这是哪家店铺买的。
苏州因为城内多河道，所以桥也特别的多，所有的并不十分高大，因河道不宽之故也。桥多为石砌成砖砌之拱桥，桥顶高出路面约一二丈，以石级上下桥。昔时城内无车辆行驶，人们出门都是步行，或坐轿子（女眷们及病人），或骑马驴，故过桥都无困难。但到了民国七、八年，城内有了胶轮人力车，才将桥上铺二道石条，以通行人力车。城内的桥有葑门的砖桥、东小桥、西小桥、带城桥、乌鹊桥、洛水仓桥、饮马桥、平桥、下河桥、吉利桥等等。胥门城外马路上有一洋桥；及阊门城外的鸭蛋桥；又胥门城外跨越胥江有一高桥，高三五丈，下有三孔，孔甚开阔，可通大船，此桥称为万年桥，桥之两岸有许多水码头，为去四乡及他县船只停泊上下人货之用。又在盘门外，有一长桥，共有五十三孔，称为宝带桥，因城东南水路较宽阔，可通达吴江、盛泽，以至浙江之湖州、嘉兴等地。
玄妙观位于城厢的中央，在观前街中段的北面，是一个大的广场，占地约十余亩，原来是道教的寺观，不知何时，部分建筑物毁于火，故留下很大的广场及几处原建筑基地。高台的遗迹，因为地点适中，所以该地聚集了许多小吃的摊贩和各种杂耍的游艺，犹似北京的天桥，为苏州市民吃食游乐的好去处，所以凡是住过或去过的苏州的人，没有不知道或逛过玄妙观的。
玄妙观的入口，面临观前大街，共有三处：正中的一处称为正山门，有一类似殿宇山门的建筑物，中为通道，可进入广场，而山门的两边建有四大金刚的神像，高约丈许，亦有香火；其余二处入口距正山门两边约数十丈，称为东脚门及西脚门。从这三处的入口都有宽大的甬道直到广场的后面，而这三条通道两旁密布各种小吃的摊子及杂耍场地，有吃、有看，是市民闲逛的好去处，故凡遇日丽风和的好天气，扶老携幼，人潮拥挤，常常也有扒手趁机扒取游人的财物，尤其以乡下人为最好的对象，当他们东挤西看忘其所以的时候下手，真是百无一失。
在正山门入口的前面空地，两边摊贩是卖小孩玩具的，有各种泥娃娃及刀枪棍棒等，适合小孩玩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泥土制品，进入山门甬道两旁有许多布棚和卖小米子糖的摊子。小米子糖边做边卖，是以小米和糖煮熟做成方方的一条，然后以利刀切成一公分厚薄片，因有糖胶着，故片与片间仍相粘接，吃时剥开就可。这种食物香脆可口，价廉物美，而且这种糖中还掺以各种配料，如火腿屑或核桃仁、花生仁、松子仁、枣子等等，吃起来很有味道，所以生意都很好。另一种叫炒米糖，是以爆米花和糖做的，有方块也有圆的，颜色为纯白色或米黄色，买回去大人小孩都可当零食，也可以待客，放于石灰瓮（苏州人称梗灰瓮）中久置不坏。此外有卖广东鱿鱼的摊子，现炸现吃。又有卖各种面点的摊位，如炒面、汤面、凉拌面，油豆腐细粉、鸡鸭血汤、炒米粉、斗糕（又称碗糕、是以粗米粉拌糖，置一碗型木模内放于水壶上，以蒸气蒸熟之）种种。这些摊位是在中间及两边甬道两旁的。到广场的中央，有一露台，高出地面三四尺，四面有石级、露台方广三四丈，上面有许多杂耍，如卖膏药的弄枪舞刀，或表演气功，刀砍皮肤不破，棍打背脊不伤。又有变戏法的、说书的、卖梨膏糖的、看西洋镜的（北方叫拉洋片的），一堆一堆，都围着人墙，声音噪杂，人潮拥挤，热闹非凡。由露台再向北不远，有一宏大殿宇（大小与前面的露台相仿，我想露台上以前也是殿宇而被火焚毁，只剩地基了）称为“三清殿”，中央供奉了道教的三清菩萨神像。而这大殿中，摆了许多大桌案，一部分作书写对联，一部分作裱糊对联之用，原来这里已租与卖字画的，所以四壁都挂满字画，这种字画，都很粗俗，专门卖给四乡的农民，到了过年的时候，兼卖春联，生意也非常的好。这三清殿是玄妙观中留下的唯一大殿，本来在三清殿北面还有一座“迷露宝阁”（注：应为弥罗宝阁），有三四层高，但在民国一二年间，被大火烧毁，那晚火光蚀天，全城都可以看到，那时我大约才十岁，晚上也起来看，漫天都是红光。
被烧的“迷露宝阁”（注：应为的遗址，以后也成了一个露台，连同四周的场地亦摆满了杂耍场子，左边有一处用布幕围了一大圈，靠西面有一小戏台，是演傀儡戏的，傀儡的木头人约有一尺多高，手足头部，都会转动，是用绳索，由一人在台上幕后操纵，边唱边动，配以锣鼓胡琴，俨然小型的京戏，也贴出海报，列出戏名，因有布幕围绕，所以要去看，进门时要交三五铜元，方得入内，生意很好，常常有一二百观众，收入不错，苏州称这种玩意叫“牵线木人头戏”。
此外尚有几处围以布幕的场子，要收了钱才能进去看的，如顶缸耍坛的、走绳索及高空飞人的（苏州人叫“三上吊”）等等。而其余杂耍场子，都是耍完了才向观众收钱，随便给一二铜元，不给也可，江湖话所谓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他们最怕场子上冷冷清清，所以观者如不给钱倒无所谓，要是看着半途离场，他们就要骂人了。
在这些场子内外，都有许多流动小贩手提篮筐，叫卖各种食品，在那时人们平常没有什么消遣的情况之下，逛玄妙观是唯一的享受，可以东张张西望望，有合适的场子，在人潮中挤进去，站着或坐着观看，边看边吃零食，其乐无穷，尤其小孩子，每每要挟大人带去逛玄妙观。
玄妙观的东北角，有几家卖油炸猪排的，有大块的猪排，也有小块的称为“无锡肉骨头”。又有几家卖鸡汤细粉的（苏州人叫索粉）生意都很好，座上客常满。再向东北角走，地名叫“牛角浜”，有许多卖碗及缸坛的，是已在玄妙观范围以外了，由此可去苏州城北各街道。在玄妙观西脚门里，记得有一店卖鸟兽的，有各种鸟类如鹦鹉、八哥、画眉、绣眼、百灵、芙蓉等；又有猫、狗、兔、猴等小动物，生意很好。因苏州人也很喜欢小动物，尤其能鸣的鸟类。大户人家的庭院回廊常挂有善鸣的鸟笼。像鹦鹉、八哥等，都能学人说一二句话。在玄妙观东脚门，有一家卖常州酒酿的，它的酒酿香甜而糯，用高脚瓷杯盛，每杯三、四片，吃了不过瘾，往往买三四杯。该店兼卖咸豆浆，加入油渣（即熬猪油剩下的渣子），松脆香酥，泡在咸豆浆中非常好吃，除了苏州，在他处我尚未吃过。
苏州的茶馆
苏州人都爱喝茶，而且讲究喝茶，大街小巷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茶馆，在每座桥上或桥堍，往往都有一间茶馆，茶馆有一特色，就是茶馆前面必有一老虎灶，这是供应冲茶烧水用的。老虎灶是一座长长的锅台，上面安设了三四口大锅烧开水，燃料用的是砻糠（就是稻壳），取其易燃，旁边安放一排大水缸以作盛水之用。那时苏州既无自来水，亦少深水井，虽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一口井，但井水都略有咸味，平常只供洗涤用，而吃的水，都是由水夫自城外大河中取水，挑送各户，有些用船到城外装一船水，运至城内，茶馆用水多，故多自备水及挑夫。老虎灶除供应茶馆用水外，也对外卖开水及冷水。平常住户用开水，都是在三餐烧饭时，灶上附有一二个汤罐，可以兼烧开水，以备饮用。如临时客来要开水时，则以水壶到附近老虎灶去买开水，苏州人称之为“泡水”（老虎灶发行水筹，每一铜元可买十根水筹，每勺开水约需二三根水筹）。至于平常煮饭、煮菜及饮用的水，大半都包给附近的老虎灶挑送，论担包月计算，看用水多少，每天送一二担，或每隔天送一担，所以每家厨下都有一个大水缸，以作盛水之用。
茶馆除必有一老虎灶对内外供应生熟水外，较大茶馆的前面或左右邻，必有几家点心店，卖面点、烧饼等，以供应茶客食用。苏州人饮茶，分为早茶及下午茶，早茶是八九点到十二点，下午茶则自二、三点至六点。茶馆里的客人，都是老客人，经年常去，风雨无阻，各人的坐位差不多都有固定，饮用茶叶的种类，各有所嗜。茶叶名色繁多，有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明前、雨前、云南普洱茶、武夷铁观音、安徽大方片、雀舌、旗枪、香片、花茶等等。饮用的茶具，也有客人自备的。饮早茶的，差不多起身，漱洗后就去茶馆（有些甚至到茶馆漱洗）。老友见面互道早安，于是一面啜茶，一面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顺带就在茶馆叫早点吃，然后或看报纸，或互相下棋，总要磨姑到十一、二点，才回家吃午饭。吃下午茶的情形（苏州人饮茶叫吃茶，北方叫喝茶，广东叫饮茶）大致也相仿。
到茶馆吃茶的人，都是男人，很少有女眷。茶客大部分是家里有些田产或房产者，靠收租度日，那时生活简易，耗费不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只好到茶馆去消磨时光。茶馆中也有一些生意人，每天定时到茶馆，与同业叙会，互谈交易，互换情报。还有一种特别的叫做“吃讲茶”，那就是朋友间有所争论，各说各理，互不相让，那就到熟识的茶馆去，公开各人的意见，请大家来评判谁是谁非，往往一个弄不好，双方大打出手，和事老也卷进旋涡，殃及池鱼。
苏州的茶馆差不多都有说书的场子，说书大都是在晚上七时左右开始，到八九点结束，也有茶馆在下午四时开始，说一场约一小时半至二小时。说书分为说大书及说小书两种：说大书的是单枪匹马，独个人上台说，所说的大部为忠烈武侠的故事，如三国志、英烈传、说唐（即隋唐演义）、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水浒传等等书目。说大书的道具是一个惊堂木和一把扇子，说书不但要口才好，而且要会口技，会说各地方言、犬吠、马嘶及其他各种声音，并且也要会一些拳脚，说出各种招式，一把扇子可以当作各种兵刀，在台上连说带比划，挥舞自如，说到紧要关头，惊堂木一拍，使听者震惊，提神细听。至于说小书的，是双档，说的大半是才子佳人后花园相会，私定终身等情节，节目有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珍珠塔、描金凤、三笑姻缘等等。说书的两人，在台上分左右坐。导具只有折扇，而无惊堂木，不过都带有乐器，上首的弹三弦，下首的弹琵琶，上来先要唱一遍开篇，大约二分钟，然后说书。一人以小生或老生的嗓门说，一人以旦角说，说完一小段，就唱一段，和以乐器，如此说说唱唱，也要延长一个多两个小时。不论说大书或小书，说到一半的时候必要休息十分钟，以便说者听者方便。说书的不论单档或双档，都是男的。到了民国十五、六年，才有女的。听众则男女都有，女的大都听小书，听大书的绝无仅有，说大书的在台上往往口沫横飞，挥拳踢脚，声嘶力竭。说小书的则骄声骄气，详述细描，加酱添醋，左穿右插，往往一个动作，要说上半天，而听众在台下听到紧要关头，聚精会神，张口结舌，鸦雀无声，如醉如痴，可见说书也是很能吸引人的，而且听上了瘾，天天到时候就想去听。
到了年尾岁首，较大的茶馆，又有说会书的（因大茶馆地方宽畅，可以容纳较多听众）。说会书就是每一场有许多档（约五、六档）上场，说大、小书的都有，每档约说半小时，都是选他们最擅长及最精彩的一段，一档说完，另一档上台，也有互相比赛的意思。所以说者在台上，都加倍的努力，听客往往在会书中，选择自己最喜欢者，等过了年看他或他们加入哪一茶馆，长期说唱，不嫌路远，每天按时追随而去。所以说书的，也要号召他的长期听众，听者愈多，他也愈红而赚钱。我幼年时，也常去茶馆听书，但是我只听大书，不喜听小书，因大书都是说些历史上忠臣孝子的故事，听后对历史也有一些认识，因听书引起我求知欲，买了许多小说来看，如三国志、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等等，虽然是稗官野史，但大致不离历史的事实，并且养成我喜欢看书的习惯，不无益处。
苏城中区的茶馆，以“吴苑深处”简称“吴苑”最大而著名。苏州的男士很少没有去喝过茶的，吴苑距观前街很近，只数十步就到，它是一个庭园式的建筑，有好几个厅，厅中可摆几十茶桌，四周回廊也都排了茶桌，最大的一个厅叫“方厅”，可容纳一、二百人，另外几处厅，虽略小，但也可容纳百人上下。有一处楼厅，是学生们吃茶的地方，也是我常去的（楼叫什么名已想不起来了）。吃茶的茶客，大多也稍有分类，各据一方，如学生、教员、公务员及商人、艺术家等，都各有他们的地盘，毫不混淆，所谓物以类聚也。
吴苑本来是一家巨绅吴家的庭院，他的少主人叫吴子深，比我略长几岁，他是一位艺术家，且深通医道，当民国十五、六年时，他在苏州沧浪亭畔，建造并开办了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我并不认识此人，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在马来西亚，我的哥哥却认得他，因他在日军侵华，东南亚沦陷的时期，他从苏州逃了出来，先去香港，后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住下来，以行医维生，因他是苏州人，加入了槟城的三江公所，所以与我哥哥认识。他因有吸鸦片的嗜好，生活过得并不宽裕，我在五十一（1962）年，去槟城的时候，他已去了香港，等我回台湾后不久，他也来台住在新生南路的一条巷子里，悬壶行医，他也卖画，也开过画展，在台北艺术界，小有名气，直到前几年他去世了，我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谋面。
在观前大街的东端，有一家茶馆名叫“云露阁”，占地很大，有楼，楼下是商人聚集之所，楼上则多为中学生占据。我在中学的时期也常与同学去那里吃茶。再一处茶馆是在城内我居住的附近，在平桥直街乌鹊桥下，名叫“松风阁”，我有时也去那里吃茶或听书，因离家也近（我家曾住平桥直街泗井巷口，又住过乌鹊桥弄）。
苏州的古迹和名胜
苏州是一座古城，留下来的古迹颇多，在城区的中南有一广场，约一、二十亩宽广，叫“皇废基”，不知是哪一朝代的皇宫遗址，北面有一似阅兵台的建筑，四周有老柳成行，在民国初年，当作校场之用，也用作死囚行刑之地。在清末死囚是斩首刑，到了民国才改为枪毙，犯人行刑之先，先要游街，前面有兵勇鼓号开道，后面押了犯人步行，直趋刑场，市民常常一窝蜂的跟随到刑场观看，苏州人叫看“杀人”，或看“枪毙”。到了民国七、八年，行刑不在城中，改在阊门外的荒郊，而皇废基四周也加以围墙，改成了公共体育场，凡有集会或学校开运动会，则借那里举行。在皇废基的西北角，有一土堆（约七八丈高），顶上置有一门炮，每天正午时发炮一声，全城都可以听到，称为午炮，为全城市民正钟表的标准时间，自清末一直沿用到民国十几年，尚未取消。
苏州城内有几座宝塔，都是年代久远，不知建于何时，塔以年久失修，不可登临，为鸦鹊盘踞，塔顶且长有小树。在城之西北区，有一北寺塔最为高大雄伟，是在一寺厅内。其他在城之东隅有一双塔，也在一厅宇外面，是两座塔对峙而立，比北寺塔较为瘦小。在城南盘门以内，又有一座瑞光塔，大小也介于北寺塔与双塔之间。此外尚有一座方塔，不很高也不有名，相传双塔似笔，方塔似墨，所以苏州文风鼎盛，历经不衰，受此二塔风水之影响也。
苏州城内有几所名园，不可不述，但因年代长久，我已不能详忆细述，现在仅就想得起来的，大概的叙述一下：
狮子林是在城内中区，街名已忘记，只记得进门以后，在面前，是一排山峰（以太湖石垒成），无路可通，须由山峰下之山洞，穿越而进，而山洞内路径狭窄，左曲右折，分歧之路甚多，往往不得其径，转来转去又回到了老地方，走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出口，只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前面有一荷池，荷叶田田，鱼游水中，荷池四周，围以假山，曲折逶迤，而池中孤峰插天，上干云霄，池外则回廊围绕，有厅阁水榭，垂柳拂水，花木扶疏，听树枝蝉鸣，数水中片片金鳞，荷花飘香，暑气全消，诚为消暑胜地。我每于暑假期，携三五同学，携带了食物，到园中去饮茶、聊天，消磨一整天，傍晚始归，其乐无穷。相传这园是吴门大家倪云林所设计，所以才有如此曲折幽雅也。
半园在城南仓米巷，园不大，所以称半也。园虽不大，但有山石、有水池、有庭榭厅堂，也有曲折回廊，小巧玲珑，为游人的好去处。是园曾开放卖茶，且有点心，也是一处具有庭园之茶馆，所以游人甚多，座上客常满，生意不恶。
怡园位于双龙街之南端，是一私人花园，为苏州有名的大画家顾氏逸鹤的花园，并无开放，没有熟人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也没有去玩过，毫无印象，只不过知其名而已。
是园是在苏城北区，属八旗会馆的产业，园址宽广，亭台楼阁，布置错落，有假山、有曲径、有花木、有鱼池，平时开放，四时可游，我曾数度去过，只记得园内和碧桃，花放满枝时，特别的娇艳。
沧浪亭在城南学宫附近，南邻南园，占地不广，但它的四周都为水围绕，有似一小岛，在前门有一石桥，与陆上沟通。该园四周临水，均砌有假山，高低错落，园中也有假山、山洞，筑有厅阁，树木蔽荫，有房屋，贮藏图书甚多，曾辟为图书馆，相传唐朝大诗人杜子美曾居此读书。
孔子庙就在沧浪亭迤西不远，因为苏州是一府城，所以孔子庙颇具规模，占地甚广，建筑巍峨，庙前石板大道宽广，东西石牌坊上刻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入正门中路有泮池及石桥甬道，直上丹墀，拾级而上，登大成殿，殿广九楹，高大深邃，中供孔子神位，两旁供亚圣孟子及子思神位，殿前两庑则供奉七十二弟子神位及储藏供祭物品及乐器等。殿外庭院古木森森，每年春秋二祭都照古礼由地方首长领导参加，自清末直到民国，都无间歇，可见人们对孔子之尊重。
留园在阊门城外，马路可以直达，园甚宽广，占地数十亩，园内有许多厅阁，如楠木厅、桂花厅等，回廊曲折，树木扶疏，假山堆聚，错落有致。游至后面，几疑无路，乃入一圆门，又是一番天地，名又一村，小桥流水，茅屋错落。田陇菜畦，一幅乡村景色，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峰回路转又一村”，这题名极为恰当而应景也。园中多高树，浓荫蔽天，有老桂多株，每到秋季，凉风习习，桂花飘香，沁人心脾。桂花厅及楠木厅等，以四周之树木而命名。此园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必为文人逸士所布局，故不落俗套。当清朝末年，园为显宦常州盛宣怀（字杏荪）所购得，置为别业，但在民初，都一直开放，收取门票，任人游览。
西园在留园迤西数百步，虽名西园，却不是花园，而是一座寺庙，庙宇甚大，僧侣众多，庙前有一大放生池，池中蓄养巨鼋颇多，其大者，背如小圆桌面。大殿建筑巍峨，香火鼎盛，殿西有一“戒幢寺”，内塑有五百尊罗汉，均如真人大小，每尊罗汉的面目神态均各不同，莫不栩栩如生，必为名手所塑造，有极高之艺术价值。
虎丘是苏州有名的古迹，在阊门外以西约十里，出阊门经七里山塘就到了虎丘山麓。山型似虎踞，故以名。左峰顶有一浮图，形奇特，塔顶秃秃，有些像杭州西湖的雷峰塔（按雷峰塔已于民国十三年倾圮），沪宁铁路绕经山麓，所以东下的火车过了浒墅关，遥遥望见虎丘塔，知道苏州马上就要到了，赶快整理行李，准备下车，可说虎丘塔就是苏州的标志。
由苏城去游虎丘，出了阊门，可以步行去，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到；可以骑马或驴去，只要半小时；可以坐船去；交通非常方便。春秋佳日，游人及香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山塘道上直似山阴道，洵非虚也。进了虎丘山门，循山径前进，路旁有一大石，中劈如削，称为试剑石，相传吴王在此试剑之锋利与否。再前进路左有一平坦的大石坪，可容百人坐立，称为生公台，据说春秋时代有一高僧，名生公，在此讲道，连四周的顽石听了也在点头。由此再前进，至一处，山坡陡峭，筑以宽大的石级，共五十三级，级顶有一观音庙，为虎丘山上唯一的丛林，朝山进香的香客，其虔诚者到此必须一级一参拜，经五十三级才到山上的庙宇，故称呼这石梯为“五十三参”（苏州民谣有句曰“五十三参，参参见观音”），山上的庙宇当然供奉的是观音大士，香火之盛，自不待言。山左有一小山丘，丘顶就是虎丘塔，是由另一山径而上，途经一处断崖，深涧上有一石拱桥，桥上有双井，由井孔可以窥视涧底流水飞溅，称此涧为“剑池”猜想与吴王之剑，又有一些关系吧。
另在一处山腰，山坡平坦，建有楼阁，阁前一片梅林，植梅数百株，游客至此，可以上楼品茗，休息，远眺山景，近看梅林。当初春之季，梅花怒放，清香四溢，一阵风来，花瓣飞落，片片如雪花飞舞，满地花瓣，一片银色，故题名此处为“香雪海”（按梅花初春着花，花满枝头，而无片叶，故梅花盛放之时，满树都是花，确与别的花木不同）。
“山塘街”虽称七里山塘，那只是从阊门到虎丘的一段，事实上它是沿着运河的堤岸。运河西通无锡、江阴、宜兴、常州各县，东连吴江、吴兴、江浙边界各县，故运河中舟楫往来，极为繁盛，而七里山瑭背山面水，山光水色，风景宜人，而山麓坡地，皆为花农辟为花圃，种植四时花木，因吴人极爱好花木，巨宅庭院，一年四季都置有盆景，如春季的梅椿，夏季的荷花（厅前院中必有四个大荷花缸），秋季的桂花，冬季的茶花和腊梅，都是点缀厅堂的好盆景。又吴中妇女，亦喜欢戴花，如发髻上的花环，襟上挂的花球，有许多女孩每早沿街叫卖这些花木，都取之于虎丘山麓的花圃，所以山塘街上，繁花似锦，每当春秋佳日，游人如鲫，诚为踏青郊游的好去处。
这里还有一段虎丘与明末苏州才子唐伯虎的相关的故事，曲折离奇，后人编有三笑姻缘传奇，也有一部唐祝文周的小说。
寒山寺在苏州阊门外约八里枫桥之背。南朝梁天监年始建，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唐人呼之为寒山寺。宋太平兴国初，节度使孙承佑重建浮屠七级，嘉佑中赐名“普明塔院”。元末寺塔俱毁，明洪武中重建，永乐及正统间再修，嘉靖中，本寂和尚募铸巨钟，万历四十年建藏经阁。清康熙五十年冬，大殿起火，咸丰十年，寺塔俱毁。
宣统三年，江苏巡抚程德全重建，落成时，上海各国领事团都来参加开光盛典。山门题曰“妙利宗风”，庙貌一新。入门为御碑亭，镌清帝诗。正殿供奉释迦佛像，“寒山”、“拾得”没有塑像，殿后有碑，刻寒山、拾得二像，原唐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为明文征明所书，镌碑上，诗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碑在寺中廊下，因年久塌碑，文字多剥落，模糊不清，不易辨认，现存张继的诗，是由俞樾另写勒碑的。
在寺中还有联曰“三声马喋关氏血，五伐旗枭可汗头”。笔划苍劲，相传岳飞奉召班师时，经京口兰陵，指临安，曾寓寒山寺中，写下此联留寺，未署姓名。
寒山寺明铸古钟，传在清末被盗，康有为曾题诗勒碑于寺，曰“钟声已渡海云东，泛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千又饶舌，他人再到不空空。”又有说钟在日本，伊藤博文使华，听到此事，另铸一钟送来，仿古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侵华，爆发中日战争，不久东南沦陷，我全面抗战，政府西撤，奠都重庆，八年苦战，我终获最后胜黝，声音宏隆，伊藤在所赠之钟上镌铭曰“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钟遂不能得，乃新铸一钟，斋往悬之，来请余铭，寒山有诗，次韵以代铭‘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法灯灭又明，勿说旧痕迹’明治三十八年四月，伊藤博文子爵杉重笔会大工小林诚义施主十万檀那”。利，还都南京，传闻此钟在日军占领期间，又被日军盗运回日本，此钟又失所在。我于抗战胜利后虽曾二度去苏州，但未能再去枫桥，一勘此钟是否仍在，抑如传说已被日人偷走，此钟之下落如何，又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寒山寺，因有唐张继一诗而身价百倍，钟声且远荡日本，此钟屡镌屡失，可胜浩叹哉！
再查寒山为唐朝贞观时人，无人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贯，因为他住在浙江天台始兴县寒岩，叫成寒山，人很瘦，穿着别人给的破皮袄，拖着一双破鞋，戴着自己编的帽子，游天台国清寺，因他衣冠不整，无法在寺挂单，恰好拾得和尚在烧饭，他就向拾得找些剩菜剩饭充饥。拾得是丰千（注：应为丰干）大禅师在赤诚道中拾回来，因此叫拾得，寒山常常帮助拾得刷锅洗碗，慢慢地二人很要好，两人在意趣相投之下成为好友，有时候像济颠和尚般的买弄些玄虚，显些灵异。
丰干和尚已经心里有数，知道两人根器非凡，可是无法抬举他俩，唐太宗时，闾丘胤出守台州，路上见丰干禅师云游，问道台州有何贤能人物，他说：到任后要去拜谒文殊、普贤两位活菩萨。太守又问：活菩萨在哪里？丰干说，天台国清寺，有两位又脏又疯洗碗的和尚，便是文殊、普贤的化身。
后来太守到了天台，找到二人，纳头便拜；两人大笑说：“丰干饶舌”，也不回礼，手拉手跑出庙去，太守和侍从追了两个山头追不上，说两人钻入岩洞，再找也找不到了。后人说二人缩身入石穴，其穴自合，因寒山常到苏州普明寺结茅，人不理他，后来出了名，人们叫做寒山寺。
寒山寺诗，四库书目有寒山子诗集两卷，丰干拾得诗一卷，随录寒山诗二首如下：“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便与汝立碑记”。“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
寒山诗格，直追渊明，古今和尚诗，要以寒山诗为首，乃因他天机纵横，意境超凡，无书酸气，也无烟火味，实为睥睨千古的白话诗。
注：以上部分取材“秋萤”所写的“寒山寺源考”登台湾自立晚报六十七（1978）年九月二十一日副刊
我的祖籍虽是福州，但我诞生于苏州，我是生于逊清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因变法，被当时掌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叛变，向西太后慈禧告密，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不久传帝病薨，而慈禧太后于次日也老病去世，相传慈禧太后自知将不起，先一日将光绪帝毒死，于是举国官民举行大丧。那时我已六岁，尚未入学，母亲在家亲自授读三字经等启蒙书本，并教我习字。犹忆我姊世贞，那时已十三、四岁，她在附近一处女子学校就读，在国丧期间学校停课，学校设有帝及太后灵位，每日中午上祭，师生都要去灵堂带孝哭拜，那时我曾问姐姐，大家都未见过太后及帝，毫无感情，怎么会哭？她说是规定的仪式，大家干嚎几声而已。当时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后遗诏，立溥仪为帝，那时他才三岁，由其父摄政王抱他登基，受君臣三呼祝贺，不想在登基大典上，幼帝似受惊吓，苦闹不停，摄政王抱住小皇帝说不要哭，不要哭，一会就完了，不想这句话竟成了不祥的谶语，果然宣统登基不到三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清帝逊位，成立中华民国。那是民国元年，我已九岁，在小学读书，次年双十国庆，我也参加，于晚间提灯游行，大街小巷挤满人潮，万头攒动，可说盛极一时。今年已民国七十五（1986）年，我已八十四岁，每年亲自参加双十国庆或观看国庆庆典，也有七十四次了。真是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还，感慨无尽。又在宣统二年我八岁时，已进小学，那年不记得是夏天或初秋，学校同学间及市井盛传有扫把星出现，说此星明亮，尾光甚长，而宽广像扫把，故名，传说此星不祥，如有出现，则将有大灾害，但那时年幼，也无天文知识及兴趣，并未亲眼看到。而今年四月间，此星重现，经报纸及传播机构宣扬，始知是哈雷彗星，也是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每隔七十六年始与地球接近一次，肉眼可以看到，引起许多人到南部垦丁公园看星的热潮，据说在台北定时定向，如遇天气晴朗无云之时，以望远镜也可以看到。我以年老，又不是研究天文的，对此无兴趣，故也未亲见，但此星要隔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而我此生竟遇过二次，亦属异数，其非长寿者，遏能有此。
苏州是一个古城，在春秋战国时代，吴王阖闾，即建都于此，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当年伍子胥的父兄为楚平王所杀，逃离楚境，投奔吴国，欲报楚平王杀父兄之仇，吴市吹萧，“吴市”即指苏州。所以苏州的名胜古迹特别多，城垣西门，沿称胥门，城外有水，可通长江，称为胥江，都是纪念伍子胥的，其他名胜古迹，不胜枚举。至于地理环境则城郊群山环绕，有虎丘、狮子、灵岩、天平诸峰，而且地滨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通达苏、浙、皖三省，中有洞庭东西二山对峙。苏州境内尚有大小湖泊多处，如阳澄湖出产之大闸蟹，闻名全国；四乡河流港汊，密如蛛网，可通运河、长江，以达大海，不但交通上四通八达，而且颇多水利灌溉之便；故四郊田畴数百里，并无旱涝之灾，而湖泊河流，富产鱼虾，食之不尽，取之不竭，人民丰衣足食，生活优裕；故不论城乡，文风极盛，前清科举，进士、鼎甲多出于三吴。至于交通方面，除水路交通四通八达之外，陆上则有沪宁（后称京沪）铁路经过，东通上海，仅一百公里，行车一小时即达，且衔接沪杭铁路，换车后可至杭州；西至南京，渡江至浦口，衔接津浦铁路，可达北京，或在天津换车经北宁铁路，可达辽宁（即奉天），然后经南满铁路可经长春直达哈尔滨以至黑龙江满洲里至苏俄接境，东去则可至黑河。而苏州不但是一个鱼米之乡，也是一个文化名城，并且人民生活，均开风气之先，举凡一切生活用品、习俗，上海一有，苏州立即效尤，故一切东西洋新鲜用品、食物，以及仕女衣着时尚，也都比照上海毫不逊色，俗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洵不虚也。
我自幼生长在苏州，青少年时期都在苏州就学，一直到学业完成，出外就业，那时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已二十三岁，换句话说，我在苏州整整连续住了二十三年之久，故对于苏州故乡，感觉特别亲切和眷念。当逊清末年，我尚年幼，对一切事物懵懂无知，以及不清，但民国成立，我已经九岁，一直到我二十三岁离开苏州，这十几年苏州的情景，历历在目，犹如昨天之事，趁此病中无聊，走笔记述，聊以解闷，文句工拙，非所计也。
犹忆民初时期，苏州尚无电厂及电话局。家家都点油盏或煤油灯，店铺至晚也甚早打烊，故街上一片黢黑，行人外出或晚归，必手提灯笼以照明，普通人家在傍晚天未暗前吃晚餐，餐后不久即入睡，以节省灯油，到九时称为二更，一般人都在熟睡中矣。到了民国十（1921）年前后，始有电灯厂及电话局之设立，但普通住家绝少装设电灯、电话，只是公家机关及大商店才装设电灯、电话，那时大街设有路灯，小街街巷，仍无路灯。至于自来水、始终未设，每家都有土井，食用之水，均取之于土井的地下水，城内虽有河道，河水狭窄不深，亦有人浣衣洗涤于河。吴城街道不宽，大街只有一二丈宽，里弄仅一丈之宽，街道大多铺以卵石或条石，城内因有河道流经其间，故石拱桥特多。
苏州人大都性情柔弱，不好打斗，而喜耍嘴皮子，吹牛说大话，不像山东大汉之阳刚爽直。吴语柔软轻细，尤其妇女说话，极为悦耳好听，故有吴侬软语之称。人民喜装饰，妇女尤甚，不论穷富，出门前必整容修饰、穿戴整齐，而购物时，每每满天要价，就地还钱，外人常戏称“苏空头”及“苏州人杀半价”。
民国初年，人民对卫生常识均无认知，苏人亦不例外，故幼年小孩及青少年夭折者极多，人民平均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结婚年龄自十五、六岁起，故活到五十岁，人称年逾半百，儿孙满堂，已是福寿双修，活到六、七十岁之人极少，故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谚语。
人民缺乏卫生常识，对饮食不知消毒，洗涤食物每以浅井之地下水或河流水为用。昧于城内河流污浊，每见上流之洗涤溺器，下流则淘米洗菜。至于卖生果之水果摊贩所卖之梨、藕、甘蔗等，夏日易干燥，不时浇洒生水，保持新鲜，而蚊蝇聚集，驱之不去，大家都随购随食，焉能不传染疾病。故每逢夏秋之季，万疫流行，最严重者为霍乱，往往染病一二天，即不治死亡，其他如肺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均为致命之病，人民大量死亡，那时西医尚不普遍，人们也不信仰。苏州城厢，只有基督教会所设立之博习医院，及省立医院，人们有病，大多就中医诊察，服食汤药，如上吐下泻，发烧头痛，称为发痧子。俗以铜钱沾菜油在鼻梁、额角、背脊刮擦，使出红痕，此种习传之土法，如病不严重，往往也会不药而愈，其严重者，称为吊脚痧，因失水之故，手脚抽筋，不可救矣。至于肺病，至吐血即已严重，不易救治。因那时，大家都有随地吐痰的恶习，故肺病传播甚广，因此丧身者比比皆是。其他如疟疾、伤寒、痢疾等，中医都有些偏方，治愈率颇高。那时一般人尚不知癌症这一名词（我在民国十三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因胃癌（应为肝癌）不治逝世，在报章上始看到这一名词），中医病名中，无此病名。俗称风、痨、膨、嗝，杂病难医，我想“风”就是指中风、精神病、神经痛、风湿病等症；“痨”则是肺病及一切结核病；“膨”则为膨胀病，即现在的一切肝病；“嗝”则是现在所称的食道癌。以上几种病，除了肺结核病已有药物可以控制外，其他各病，现在中西医尚未有特效药可以控制，仍视为棘手难治之症也，是死亡率最高之病症。
满清的没落
自满清入关称帝以后（一六四四年）至宣统逊位，其传十代，计二百六十八年。在道光咸丰年代，国内曾有洪杨之乱（民族革命），烽火遍地，席卷江南各省，洪秀全在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国，清廷赖曾国藩等率湘军消灭了太平天国，自此民穷财尽，而海禁大开，欧西及俄、日各国，挟其坚甲利兵，海上巨舰，纷纷窥伺，蚕食鲸吞我疆土，国势日弱。至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一手掌握国家大权，昏庸懦弱，历同治、光绪二朝，先后有甲午中日之战，海军覆殁；以及庚子八国联军占领京城，慈禧率领光绪皇帝避难西安，割地赔款以议和。自此以后，国势日弱，列强环伺，中国有立被各国瓜分之势，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于是国内外志士纷纷而起，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志尚。
一九○八年，我方六岁，家居苏州。那时由母亲为我启蒙，教我认字书写，首授三字经，知识渐开，也始有记忆。我上面有一姊一哥，姊姊比我大七岁，哥哥大五岁，他们都已在洋学堂读书了，其时社会及生活尚称安定，对国家大事，我尚年幼，当然一无所知，但常听大人说，各地闹革命，也不知道革命党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天姊姊回来说，明天上学要穿素服去，说是国丧，因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同时死亡（光绪先一天去世），学校设有灵堂，学生们要跪拜、上香祭奠，称为国殇。
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宣统小皇帝溥仪才三岁，由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抱着他登基，受君臣三呼跪拜等登基仪式，因时间较久，小皇帝不耐，哭闹不休，摄政王抱着他说，不要哭，一会儿就完了，真正的不到三年，清廷就亡，此一语竟成了谶语。
次年，父亲得差使，放任宿迁县厘经（税务官名，父亲原在苏州省城候补知县），率了仆人去上任，母亲带了我回了福州娘家，住在福州南台。我们母子二人是由一位同乡陪同由上海搭乘海宴轮船前去，这是我初次看见大海。我们在舅舅家住了约近一年，这期间，也时常到孝义巷王家老宅居留，那时我的大伯孝浔公尚在，宅第很大，居住的本家人数众多，我与一些小孩玩，才学会了一点福州话。是年夏，因各地闹革命，人心惶惶，我父亲在江北任所，而兄姊寄住在四叔公家（四叔公旭庄公为名进士发放江苏省候补道台，时任苏州学堂监督）。母亲不放心，故即带我回苏州去，在护龙街一郭姓同乡家借一楼屋居住。那时外面世界很乱，各地闹乱党，此起彼落，而父亲在江北任所，久久都无音讯，寄去的信件及打去的电报，都无回音。母亲焦急得不得了，到处托人打听及求神问卜，都无消息。后来我们迁居到十梓街，四叔公一家也因地方不宁，迁居上海租界。是年年底，忽有一父亲带去的仆人陈福，狼狈的回来了，他说老爷因江北土匪蜂起，地方不静，奉命携带公币到省城交差，不期在运河途中，船遇土匪抢劫，不但公私财物尽失。性命也险遭不测。父亲后躲到附近同事家中，他是当地的仕绅，在地方颇有势力，家有土围碉堡，故颇安全。在那里过了一个年，即于年初辗转取道海州，坐船到上海，才回到苏州，于是合家欢欣团聚。这是在满清末年，我家遭受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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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勋著 &陈军选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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