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九六九：恢复总政治部的前前后后（罗版）
&&&&&&&&&&&一九六九：恢复总政治部的前前后后（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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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 灵犀一指
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批示：“宜加李德生。”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当场主持召开中共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原军委副主席建议继续当选新的军委的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军委领导下的三总部是我军历史传统，是行之有效的办事机构。仅仅依靠军委办事组下的政工小组是远远不能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的。九大召开之后，恢复总政治部就开始列入议事日程。
5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周恩来、林彪、康生、陈伯达参加，汪东兴列席会议做记录。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
&5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改组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以及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说：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要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北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7月28日李德生奉命到京，周恩来同他谈话，已经明确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会议，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并且明确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此时，总政已经在1967年被“砸烂”：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批斗、抄家，副主任也无一幸免，都戴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成为所谓的“判官”，处长成为所谓的“牛头马面”，一般干部也成为“小鬼”。一时间，总政治部有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机关和直属单位有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有17人被迫害致死。总政治部被说成是“一筐烂梨”。11月，林彪指示在军委办事组下设立政工组、干部组，直接取代了总政治部的职能。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由野战部队派干部战士到总政治部，把所有机关干部集中起来，编成班、排、连，离开机关办学习班，把被审查的部级干部集中起来加以“监护”。就这样，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管制”，这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荒谬的旷古奇闻。
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提名并且任命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0月24日，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向中央提请要求批准并任命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1日，总政治部正式在旃檀寺大院总政办公大楼开始办公。
&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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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提名
从《李德生回忆录》看，李德生是实事求是的，他讲了林彪推荐李德生当总政主任的事实。
从林彪接见总政干部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最后林彪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治部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
&&&&&&&但是，李德生在回忆录中，表示不相信他任总政主任是林彪推荐的。这肯定是以后的思维了，当时他敢这么想吗？如果他当时有怀疑，为什么不问问许世友呢？
当然，谁推荐李德生当总政主任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甚至无所谓，林彪推荐李德生，毛泽东不同意，不也等于零吗？
而且林彪有必要在如此小事上“骗人”吗？当场那么多人，万一有谁向毛泽东打个小报告。林彪掠毛泽东之功，还能有林彪的“好果子”吃？
林彪为什么要推荐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当时传吴法宪或李作鹏任总政主任，这在李德生回忆录中有记载。吴、李主持空军、海军，都是重要岗位，谁来替他们？这是一。
吴、李都是一方面军的，总参、总后已经是一方面军的黄永胜、邱会作，总政再换上一方面军的吴法宪或李作鹏，毛泽东会起疑心，架空了他，这是二。
也许这是林彪迟迟没有提议吴、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原因。林彪注意到毛泽东对李德生厚爱有加，不仅把他塞进了中央政治局，还让他脚踩两只船，既在国务院，又在军委办事组，并指定他负责军队政治工作。恰恰因为李德生是四方面军的，林彪提议他当总政主任，没有推荐李作鹏或吴法宪的顾虑。
而且最重要的是，决不能让张春桥掌握总政治部的大权。
&张春桥此时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恨死了他。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恨死了他，邱会作差点儿死在他的手上。
至于林彪，更是恨死了张春桥。他认为张、姚搞乱了军队。
所以林彪提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日，张春桥才担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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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进总政
1969年7月下旬，周恩来打电话给李德生，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
7月28日中午，李德生坐专机到北京。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主要在国务院呢，还是主要在军委工作？李德生表示愿意干地方工作。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他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兼安徽党政军的职务。
李德生到北京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李德生提出兼职太多，毛泽东一挥手，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毛泽东又说：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李德生自己说，他那时的工作顺序是，首先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
这就是说，李德生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而在北京的三分之一中，又只有三分之一在军委办事组。换句话说，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每个月只有三、四天时间。李德生在回忆录中说，我隐隐约约觉得黄吴李邱好像在戒备我，他们会前会后，往往一起谈四野的历史，或谈文革中你争我斗，或者练习书法，不同你交流。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正像李德生回忆录所说，我1969年7月来到北京，正式进入国务院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政治局的意见，分工我管军队政治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69年12月完成恢复总政治部的工作。听说在我来北京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我当总政治部主任，当时谢富治不同意。说我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我的任职命令，直到日才公布。
&日，林彪接见李德生和总政二级部部长以上的干部，讲了“就是要用‘丘八’管秀才”，就是针对谢富治“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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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岩：李德生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前前后后
1969年l1月的一天, 干部室任免组组长张世兴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份干部任职批件,说:"让起草任职命令呢。"
我接过来一看,是"军委办事组"写给毛泽东的请示, 内容就一行字:"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毛泽东批了"同意"
二字。 请示打印在一张l6开的单页纸上。
我分管各总部和院校的干部任免,一眼就发现这件请示不是干部室经办的,大概是办事组的哪个成员亲手或者委托秘书草拟的。
我对张世兴说:"哎哟,这 怎么写呀,写第一副主任还 是主任?总不能把两个职务 都写上吧!"
张世兴说:"可不 是嘛,头儿也不问清楚就交下来了。"
我说:"那你去问 问吧。"
张世兴把请示批件交上去以后,没有再看到下文。
12月,总政治部正式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
直到197O年4月30日,"军委办事组"才向全军公布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这时我已到总政干部部工作
了,但是对那件写有两个职务的奇特的任职请示,一直不知道谜底何在,"九一三" 事件以后才真相大白。
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原本是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吴, 李,邱与谢富治等人反对。早
在l969年7月2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同 刚到北京的李德生谈话时, 就明确要他"固定管理军委 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黄、
吴、李、邱、谢等人却策划由吴法宪或李作鹏当总政治部 主任。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治部主任的问题,谢富治发言说:
"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i 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就你合适?"
日,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办事组居然拖了4
个多月才办。
&黄、吴、李、邱等人排斥李德生,在中共九大后新组
建"军委办事组"时就有所表现。中共九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确定新组建"军委办事组",在林彪,黄永胜等人提名的办事组成员名单草案中,就没有列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德生。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可见,在李德生到总政任职的请示报告中出现难题,不是偶然现象。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的准备工作,于1969年国庆节后启动,首先任命了两位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和田维新。他俩很快到达京西宾馆报到,在李德生和"军委
办事组"的领导下负责组建工作的具体实施。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一是确定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编制,二是按编制选调干部。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人不是照样工作嘛。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200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总政机 关干部的编制,定为199 人;二是这199 人要来自
"五湖四海",按五个 "五分之一"选调。这五个"五分之一"就是: 一 ,从原总政机关选调 1/5；二,从"军委办事
组"政工室,干部室选 调1/5；三,从各大军 区和军兵种机关选调 1/5；四,从军师机关 选调l/5；五,从团营
单位选调1/5。这些干 部,从来源的系统讲, 实际是三个方面:一是 原总政机关,二是"军 委办事组",三是各军区和军 兵种。
"军委办事组"政工室,
干部室工作人员的去留,由两室召集久直接同两位副主任和李德生研究确定,不需要别人帮助。从原总政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选调干部,
则需耍组织一个小组负责。 于是,就从干部室和政工室各抽出两人组成了"选调 组"。
1969 年1O月底至l1月初,全军各大军区和军兵
种按照分配选调干部的任务,陆续将所选干部的名册及档案材料送到了"军委办事组"干部室"选调组"进行 了分工一一我和政工室张宝振
负责审阅各军区和军兵种报 来的干部名册和档案,干部室齐良基和政工室佘宜福负责到总政机关干部学习班及 原总政机关干部中选人。
12月下旬,被选调的干部相继到达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报到,新年前夕全部到齐。
李德生主持动员大会,标志着总政治郝的工作正式恢复。我在"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也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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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想安排谁当总政主任
黄、吴、李、邱四员大将，黄永胜掌管总参谋部，邱会作掌管总后勤部，从吴法宪或李作鹏中选一人掌管总政治部，这样三总部就全部掌握在林彪的手里了。然而事情并不像林彪想的那样如意。毛泽东重用林彪，但又对他保持着警觉。对他重用亲信，很不满意。后来在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期间，他就曾经说：我是一方面军的，我身边没有一方面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
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毛泽东同样有自己的想法。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就是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生“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却一直没有下达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此事，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发言，他表示不同意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在抗日战争时期，很长时间是李德生的上级。
应当说，他对于李德生的全面情况，是应当了解的。但是他在“文革”中，跟上了林彪、江青。他明知毛泽东对李德生作了详细考察，有好的印象，却发言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这个发言，正好说出了林彪一伙想说又不好说的话。毛泽东对李德生在安徽做群众思想工作，印象颇佳，他是赞成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在听了谢富治的发言后，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
就在政治局讨论确定以后，黄、吴、李、邱仍然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按照惯例，李德生的任命手续，是应当由军委办事组办理的。他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却说：“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由此看来，他们的倾向性很明显，如果毛泽东画了圈，就可以按惯例，按照报告上写的第一个职务，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他们再相机提名任命吴法宪或李作鹏为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毛泽东怎能看不出他们的用意，他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同意和画圈不同，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又没有明说，中央办公厅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那么，究竟是任命为主任呢，还是任命为第一副主任？难题回到了军委办事组。
12月10日，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按说，这一次该明确了吧!黄永胜等居然又把报批手续拖延了4个多月，直到日，才向全军公布了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管理全军高级干部的任免和他们的历史档案，这是林彪集团志在必得的部门。林彪在1960年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毛泽东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时隔10年，林彪在污蔑总政治部为“阎王店”后，又想任命吴法宪或者李作鹏为总政治部主任，依然没有能够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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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
军管总政？
&1967年1月4日深夜，周恩来在劝阻准备翌日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大会的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时谈及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问题，第二天，刘志坚靠边站。
1月6日，萧华自己说：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前这修正主义分子。
&1月11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萧华仅为副组长之一，总政被削权。
&演出中“5·13事件”发生，萧华被指为这一主要是军内两大派的武斗冲突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和操纵者，被打倒。
&关于1967－68年的总政治部，官方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十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7月25日，百万人欢迎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上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
几十年后，邱会作回忆：萧华倒台后，杨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到。而且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萧华的倒台，杨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批准斗萧华，萧华被批斗多次，有一次是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专门叫来一个很会讲话的四川口音的人在大会发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而且还把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袁子钦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不舒服，对萧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7月14日，毛泽东出京南巡，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傅崇碧等随同。
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看守小组”，又称“四人小组”。小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随毛泽东外出，海军由张出任)，吴法宪任组长。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这个组织对外不公开，只是在17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了一下，便在京西宾馆开始办公了。
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亦实际停止了运作。8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
9月16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9月24日，随毛泽东南巡的军委副秘书长、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回京，中央增加杨并指定为临时小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中央决定把小组方正式定名为军委办事组。所办之事，也有所扩延，不止限于军内文革。11月，又增补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为小组成员。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七年九月底，把军队原来的四人小组改为军委办事组之后，杨成武就从组织上接过了军队的全盘领导工作。军队一度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的历史结束了，以杨成武为首的“新政府”出现了。军队工作，开始了新的阶段。对于杨成武时期的军队工作，尤其是三总部和驻京各机关，由萧华、刘志坚、徐向前领导的混乱时期稳定下来，杨是出了力的，也是令人满意的。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说；“军队多灾多难的历史过去了，太平盛世又出现了。”全军上下都为这一好的形势出现感到由衷的高兴！
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报告称：“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月24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
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1968年6月11日，吴法宪在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七二0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
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3月25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5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刘锦平与张秀川、李天焕等都不再是办事组成员，王宝功、贾军、魏宏武也先后回原部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也如文革中的很多类似机构般，有一个热烈的开头，却无声地悄然消失。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
刘锦平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9月19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召开空军常委会，叫刘锦平去。常委会上，李德生递给他一个条子，说吴法宪揭发他三条，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他和林彪关系密切。刘锦平被收审，20日以后，几个人押着刘锦平进了亚疗。家里也来了几个人抄家，叫刘锦平夫人郁华立即搬家。一年后，刘锦平被押送秦城。
进入1968年，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总政不仅对外早已失却领导功能，内部也处于一种十分无序的状态。这一年的10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海军常务副司令员）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二十一军副军长）为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共八人，王宏坤挂帅，刘江亭负责具体工作，其他六人来自各大军区，一是师级，余为团级。小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海军来的。1969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总政问题。据吴法宪当晚对军管小组成员的传达，毛讲话的大意是：不要把总政看成是坏的，只要领导工作做得好，和清华一样，以后也会赶上去的。林彪接着说：总政都是部队选拔的尖子，不能一锅砸。军管与重新组建总政是两条线。即李德生不管王宏坤，王宏坤也不管李德生。直到1970年4月新总政宣布成立，军管这一摊子人和事，也就不了了之了。1970年4月，黄永胜同意刘江亭求回原部队，说：回去当你的副军长吧！
总政被拆散了
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伟的女儿回忆：
我家原来住在西城区旧帘子胡同一座四合院里，1964年搬到了总政黄寺宿舍大院，住在6号楼。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左右各分为一户，我家住在西边的一侧。
当时的黄寺大院算是地处北京城外。刚搬到大院时，我感到兴奋不已，因为过去一直住在独家独户的四合院平房里，早已失去了新鲜感，终于住进了有楼层的房子，虽然是从城里搬到了城外，却依然有乡下人进城的那种感觉。我时常在二楼的阳台上，倚着晾台的栏杆，向楼下俯瞰。那时黄寺大院的宿舍规模远不如现在这么大，只有1～7号这几栋楼。6、7号楼前边是一个天然的小水湖，环绕着湖水是一条蜿蜒的砖路，湖坡上杂长着一些树丛，从楼上望去，是一片带有乡情的自然景观。尤其到了晚上，天上星光点点，月光泛在湖面，再加上片片的蛙声，好不惬意。湖的西侧隔着一条路就是一个篮球场，1、2、3、4、5号楼就环绕在篮球场的南、西、北三面。时常有院里的男孩子在球场打篮球，场边还有众多观战者，哨声、喊声连成一片，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篮球赛的场面。而我家的楼后面是一片开阔地，荒荒凉凉的，后来才又开始增盖宿舍楼。当时总政黄寺宿舍区就是这么个格局，只占了黄寺大院东南的一个角落，站在我家楼上的阳台基本就可以一览无余了。
原以为我会在这里安安稳稳、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没想到一年多之后，生活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年里，留下了让我一生难忘的记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才15岁，在北京女八中念初二。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真实原因，在当时对于一般人来说恐怕难以明了，何况一个不谙时事的15岁少年，更难理解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只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造反、破旧立新风潮，一种莫名的新奇、兴奋，使得自己热情地投入其中。让我觉的幸运的是自己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属于所谓的“红五类”，可以参加红卫兵，是革命队伍的一员，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可是好景不长，“革命”、“造反”
的浪潮开始慢慢波及自己的身旁。记得1967年的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家中书房里办公（当时他还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的房间紧挨在书房旁边，听到父亲接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还不时地询问着，听声音很紧张，很焦虑，好像是有人汇报什么紧急的事情。过了几天，我坐公共汽车经由长安街去学校，途经天安门时，突然看到天安门灰色观礼台上挂着一幅醒目的大标语“砸烂总政阎王殿，打倒谢堂忠、李曼村、李伟！”谢堂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李曼村是宣传部部长，李伟是我的父亲。我看到这条标语，着实吓了一大跳，怦怦的心跳声似乎可以听得到。车行驶到西单，十字路口的影壁上又看到了同样的大标语，真的让我有一种不知东南西北的感觉了。那天我在学校懵懵懂懂不知怎样渡过了一天。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期间军队海、陆、空三军分成了“大三军”和“小三军”观点对立的两派，大三军是得到林彪、叶群支持的，而小三军是其对立面。5月13日晚大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小三军冲进了剧场，搅乱了演出，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就是在这天晚上事发后接到了紧急电话。这件事后来被称为“5.13”事件，被描绘成总政精心策划的反对林副主席的事件。谢堂忠、李曼村、李伟很快成为被推出的批斗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被描绘成5月13日晚在展览馆现场指挥小三军的冲击行动（天晓得，那天父亲明明一晚都在家里），这是之后给他罗列的罪名之一，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欲加之罪”。
从此，父亲就开始了被批斗的历程。我家楼下周围的墙上糊满了“打倒李伟”等的大标语。记得有一次下午在黄寺大院开批斗会，我家保姆张阿姨也被通知去开会。开完会后父亲回到家，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穿的军装上没有了红领章和帽徽。父亲一上楼就边喊：“把针线拿来！”，边从衣袋里掏出领章和帽徽。阿姨把针线拿来要给他缝，他却坚持自己亲手把领章缝上去。他一边哆嗦着双手缝领章，一边对我说：“他们要我承认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和共产党，怎么能够承认！”因为不肯认“罪”，就被扯下了帽徽和领章。父亲和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眼圈红了，眼眶里浸满了泪水。我深深地感到了父亲的痛楚。他从1937年离开清华大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军队几十年，第一次被人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扯下了帽徽和领章，这对他来说是个莫大的刺痛和羞辱。
到了晚间更让人战战兢兢。我们家里人的卧室都在二楼，那段时间，半夜三更经常被楼下的窃窃私语声惊醒，随即就会听到楼下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阿姨睡在楼下房间，通常慢腾腾地打开门，大声说：“李伟不在家！”有些人阿姨不让进也就走了，但有时也会有硬闯入进来抓人的。不过每次听到敲门声，父亲会躲到我的房间里，冲上楼的人看到父母的房间里没有要抓的人，只好作罢。
有一次晚饭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通报父亲，晚上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人要来家里抄家。爸妈听后立即转移出去。果然，晚饭后不久，我正在楼前散步，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满满的人停到了我家门口，从车上跳下一群军人，有几个成年人，但多一半都是穿着军装的十几岁的小孩，估计都是军艺的学员。我看到他们涌到门前，狂暴地将门上的玻璃窗砸碎。这些人闯入家中，在每间房子里乱翻乱砸，屋子里顿时一片狼藉。父母卧室里的抽屉、箱子被翻开，衣物、鞋子乱扔了一地，父母的像框摔在地上，玻璃被踩裂成几半。在二楼书房的一个玻璃柜里陈放着父亲以前出国访问时国外赠送的工艺品，抄家者们毫无顾忌地将这些珍贵的工艺品从二楼阳台往楼下扔，在稀里哗啦声中工艺品成了一堆碎片。书柜里摆的毛主席塑像、像章也不见了，大概进入了抄家人的私囊。我的卧室里也坐了六七个人，正在打开我的抽屉乱翻着。我很生气，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楼下门口聚集了院里一大群闻风而来的孩子，七嘴八舌地指责楼里抄家的人不该乱摔乱砸人家的东西。这些孩子大都是前面几个楼的，虽然有许多我不认识，但那时对他们没有歧视自己的家庭真是心存感激。我想，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孩童纯真的直觉才能袒露出正义之举，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也许这也是让我至今难以忘那一刻的原因。等到抄家人终于折腾够走了之后，我赶紧找出侥幸没有被他们翻出的我的画集。我从小喜欢画画，画了不少中国古代美女肖像，以及国外歌剧、芭蕾舞的剧照，这些在文革期间被称之为“大、洋、古”，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几次想毁掉都没舍得。这次被抄家，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为避免连累父亲，我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非革命内容的画拿到厨房炉火上烧掉。看着火苗一张张地吞噬着我的习作，心里真不是滋味。
后来，总政成立了专案组，父亲就开始被关押了，家人也不许探视。直到1968年冬，我准备到山西去插队，打了个报告给专案组，申请临走前去探视一下父亲。几经波折，终于获准。当时父亲被关押在广安门，在指定的那天上午，我来到了广安门一栋楼里的一个单元，终于见到了近一年没见过面的父亲。房子里的境况使我感到很凄凉。那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方桌，靠墙支着一块床板，父亲和衣躺在床板上，面色苍白、浮肿，身上盖着一件军大衣。看到我进屋，父亲挣扎着想起来，但是没有力气。专案组组长若无其事地说：“他患感冒了。”我摸了摸父亲的头，很热，在发烧，我问他吃药了没有，他也没有回答。我掀开大衣，看到父亲双手和腿脚都是肿的。他穿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棉衣，全身浮肿更使身体显得臃肿不堪。不知怎的，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电影里看到的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的狼狈景象，在以后的多年里，这个印象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我的父亲过去一直是个爱整洁、生活有规律、非常有自尊又和蔼可亲的人。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和父亲的感情是至深的，现在看到他成了这副样子，想到他忍受着被批斗的精神折磨、病痛的肉体折磨，以及和亲人隔绝的心身折磨，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上了眼眶，但我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滚出来。大概父亲看到了我的表情，眼圈也红了，但我们都尽力克制着。我想不能掉泪，这会让父亲更加难过，同时因为专案组的人在场，更不愿在他们面前表露出脆弱。后来父亲还是要起来，我扶他坐在了桌旁，专案组的人自始至终坐在旁边，大概是执行监视的任务吧。我和父亲相向而坐，有一两分钟相对无言，沉默一阵后父亲开始问我母亲和全家的情况，我一边讲述着，但思想总不能集中，只觉得心里酸痛酸痛的。后来父亲开始嘱咐我要牢记几条：一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管身处什么境遇都不能动摇；二要坚持学习，要有真才实学，不能荒度一生；三要我们相信他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但绝不是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听到这里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于是立即起身进了旁边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眼泪如泉涌般地流下来。我在卫生间里呆了大约五六分钟，直到心情平静了一些，才走出来。王&&看我出来，立即就宣布探视到此为止。那天回到家后，我关在房间里尽情地哭了一场，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后来，总政的阎王殿被砸烂了，很多部级以上干部都被打倒了，他们失去了自由，统一归到中央二办，被关押在黄寺大院。
我家住的6号楼后面隔着一大块空场地新盖起了一栋楼，但没有人住，这座楼房就成了“走资派”们的囚牢。从我家的后窗望过去，可以看到那栋楼的很多窗户外面都钉上了木条。楼下四周都有中央二办警卫团的战士在看守，不让人接近那栋楼。我常常从后窗向那栋楼张望，心里捉摸着不知哪个房间里关着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被解放以后告诉我们，他常常拿着个小镜子对着窗外，希望能将阳光通过镜面折射到我家的后窗上，以此来和家人沟通，可惜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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