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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今世界的一个现象是，不少文明国家的各界领袖级人物受过美式教育；一些传统国家的政治转型，由受过美式教育的政治人物推动；甚至一些独裁国家的首脑，也把子女化名送到美国去学习。
美式教育在影响世界，也在改变世界。而代表着美式教育精神与荣耀的常青藤联盟，也在与日新月异变化着的周遭世界震荡磨合，培养“完人”、“绅士”的传统理念，优待富贵阶层子弟的惯例，不断受到挑战，从而影响到大学理念的嬗变，尽管阻力重重，变化毕竟是发生了，常青藤联盟正向从前它所歧视的阶层与族群敞开大门，而培养学生的方向也从绝对侧重于领导能力向着学问与研究倾斜。
留学曾经改变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除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终止过，中国的开放史和留学史同步进行。没有开放就没有留学，而留学的成果则给改革和开放带来崭新的观念和各领域的人才。
140年前，五十多名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孩子从上海启程，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入读哈佛、麻省理工、耶鲁、哥大……这是中国人与常青藤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些孩子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后来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10年前，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型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如今，中国的留学潮从研究院蔓延到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培养的理念，也被广泛讨论，成为批判中国“应试教育”的武器。
时至今日，留学再也不是稀罕事。万千中国学生去国离乡，怀着欣喜与骄傲步入常青藤。他们是幸运儿，与大多数同龄人一起钻进传统教育的模子，又在面临日益贬值的独木桥时，扬长而去，“冲出中国，走向常青藤”。
新一轮留学潮比上世纪初叶更加汹涌。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他们是踌躇满志的少年精英，没有成为高考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是成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要出国远行，也许不再回来
高中生范树昊和同学打完网球，这是他在国内的最后一个暑假学习项目。星巴克仍然是他与同学信任的见面集合场所。
他的同学施佳瀛已经踏上了去往崇明岛游玩的旅途。尽管施佳瀛暗下决心，在仅剩的一个月里，要让自己安静下来。“从知道录取开始，就一直在玩，心情平静不下来。”
将与范树昊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下简称“宾大”）同学的佘世奇坚持每天回家和父母一同吃饭，往常随意在外就餐的惯例被将要到来的离别打破。
被普林斯顿大学提前录取已有大半年，殷枚然还像出国考试前一样到处参加英语辩论赛锻炼口语。虽然离儿时的律师梦越来越远，却没有半点遗憾，“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用参加中国的高考。”“小导演”朱冰聪在获得去百老汇看戏的机会后，仍然要担起上海国际电影节志愿者的任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将离开中国，离开父母，进入常青藤学校开始四年的国外游学。他们都刚刚18岁。
美国时间3月31日，中国时间4月1日凌晨5时许，是大部分常青藤学校的统一发榜时间。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的范树昊就没有睡觉。他出去听了场音乐会，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心怀忐忑，范树昊决定上网找同学打牌。一边打牌，一边把他所申请的各所学校的网页打开。康奈尔大学的网页上有发榜倒计时，最后他就开着这个倒计时的页面，继续打牌。
“时间越来越近，心里越来越紧张”，最后的几分钟，打牌的页面干脆成了同学聊天吐槽内心的不安。
当康奈尔大学页面显示的倒计时为0时，范树昊同时收到了邮件，他被列入该大学的waiting lists（等待列）。这意味着，他得等待一位被录取的同学弃权，在他看来，这几乎等同于拒绝。
第二封邮件，依然是拒绝，发自布朗大学。老天在第三封邮件时给了他惊喜，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录取邮件。面对着电脑屏幕，神情紧张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
看到录取邮件后，他跑到父母房间，他们仍在梦中，听说儿子录了宾大，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了。父母起身上网查询更多宾大的信息，了解宾大所在的费城。
范树昊继续一封封收邮件。他一共申请了6所常青藤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不在列。“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其实，范树昊心心念念的是杜克大学，因为那里有他喜欢的篮球，学校在一片森林之中，面试时与面试官也相谈甚欢。而宾大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之喜。
直到中午时分，范树昊才感到劳累，按捺住激动，躺下睡了会。父母则挂着笑容出门上班了，一家人相约晚上要一起吃一顿大餐。
同是宾大的录取消息，对佘世奇来说只是平淡的暗喜。那天，他正在参加一场因出国延误下来的考试。他知道早上会出结果，“可是我得考试，一定要睡觉，醒来直接去学校了。爸妈等成绩。”
考完试佘世奇才看到短信。是妈妈发来的，就“录了”两个字。
考试前佘世奇便已听说他所在的南京外国语学校已经有两人被宾大录了。同学跟佘世奇说：“哎呀，你可能悲剧啦。”佘世奇淡定地回答：“不管，考完试再说。”“其实当时也有点忐忑，但是一考试就不管了。”
佘世奇看了短信，“第一时间心里哈哈大笑，脸上没有动静。因为下午还要考试，怕影响考试，中午吃饭时也没跟同学说。”从吃完饭到开始考试前，佘世奇只告诉了身边几个同学。
同学的反应比佘世奇强烈许多，大声喊：“赶紧请客！”第二天，他就请客了。吃了九百多，刷了信用卡。
回到家，爸妈都很高兴，“以前考试他们都无所谓，考好了没什么奖励，考差了也顶多说几句，这次给了我大大的拥抱。”
那个周一，在学校大操场上，被耶鲁和普林斯顿录取的同学上台发言，其他年级的同学在下面听。佘世奇并没有参加这场“庆功宴”。他在家中睡觉，“我觉得睡觉很舒服，很幸福。早上那么早起太累了，还不如睡觉呢。”
这一天，南京外国语学校同学共收到17封常青藤学校的录取邮件，另有一名同学被剑桥大学录取。殷枚然是上台发言的那个同学，但其实在半年前她已经经历了这场狂喜。
北京时间日凌晨4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提前录取的发榜时间。“爸妈把闹钟定在3点50，我当时还在睡梦中，他们就把我叫醒了。”殷家人打开电脑，把网页定格在普林斯顿大学官网的查分页面，等待结果，不管是好是坏。
凌晨4:00，空气变得紧张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特别卡，刷不开页面，我跟爸妈都急疯了。”直到4：15分，查分界面“腾”地出现。“一只橙色的大老虎突然从屏幕里跳出来，那是普林斯顿的吉祥物，下面写着‘Congratulations’（祝贺你）。我立马尖叫，大声尖叫，叫了一两分钟。不停地跟爸妈拥抱，又叫又跳。”殷枚然捂着绯红的脸，陶醉在那天的幸福里。
殷枚然一家的疯狂是有理由的。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提前招生的名额非常有限，在她之前，她所在的南京外国语学校还没人被这所大学提前录取。不仅如此，她还成功获得了奖学金，每年四万美元，几乎涵盖了一年的学费。“当时只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结果真的被录取了！”
朱冰聪在今年4月1日收到了三个offer，一周前她已经被西北大学录取。她定了凌晨5点30分的闹钟，准点醒来，点开第一封从哥伦比亚大学发来的邮件。虽然她并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是哥大提供的链接却始终无法登录，这让她有些焦急。
很快，达特茅斯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录取通知让她安下心来。这是她所心仪的两所常青藤大学。随后，仍然睡意朦胧的朱冰聪安然地回床继续睡觉。
两三个小时后，爸妈起床，她再尝试登录哥大网页，这一次再获欣喜。父母在获知消息后也显得很平静，“好像长久的心理准备，反倒让他们放平了心态。”
成长的梦想
“为所申请的每所学校做准备的过程，就像做一场白日梦，要去假想自己在那所学校生活学习。”朱冰聪在7月5日发了一篇博客，题为《不如造梦》。
这位迷恋传统戏剧的女孩，最近的作品是导演拍摄的上外附中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短片。十多分钟的片中，用尽各种手法，欢乐和煽情虽显稚气，却有着演绎表达的蓬勃欲望。
这也成为朱冰聪最终在3所大学中选择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之一：因为学校在纽约，这样她可以在百老汇亲近自己的梦想。她甚至忽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是学习压力排名第一的学校。
四年前，朱冰聪看电影版《剧院魅影》时，“深深迷上了这部华丽而不乏张力的经典音乐剧。虽然它具有我之前所述的种种‘文艺’甚至‘滥情’的特质，但迷恋就是迷恋，不需要理智的介入。那段时间我不仅把它的各个舞台剧版本、原著和同名电影都研究得彻彻底底，连整个音乐剧的剧本都能背出十分之九。”
沉稳、不多言的朱冰聪是学校团学联主席，乍一看甚至让人觉得有几分和这个年纪不相符的世故。但是她的一部部短片和对戏剧文学的认识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细腻敏感的丰富内心。
“专业尚未确定，也许会学国际关系吧。我想先过去探索两年。”她对自己的“主业”并无多大概念，但是对将来要从事的“副业”却规划细致：“我一定会回国，因为我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会到戏剧学院做研究，办个戏剧工作坊，或者建一个自己的社区戏剧工作坊，让非职业演员也参与到民间戏剧演出中来。”
朱冰聪放弃了布朗大学，虽然她知道布朗大学有着极自由的氛围，对学习成绩没有要求，连《哈利波特》中的“赫敏”都宁愿放弃哈佛去布朗。
被布朗录取对施佳瀛来说也是件幸事。还面试时，布朗大学的面试官就建议他，未来可以从事投资咨询的工作。施佳瀛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他是被布朗大学社会学专业录取的，“但现在还没有定，国外的大学都是从大二才开始正式选专业的。”施佳瀛觉得他可能会选择国际关系之类的专业。
其实，幼儿园时的施佳瀛最想做的是地铁司机。那时候地铁刚刚在上海开通，施佳瀛第一次坐上了大都市的产物，他觉得新鲜好奇，“做个地铁司机算是很先进的吧。”
后来，整个幼儿园的同学都开始崇拜车手，施佳瀛也觉得车手特别帅。这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存活并不久。从初中开始，他又爱上了电影，他喜欢大卫·芬奇的电影，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当一名演员，演绎出那样的电影来，“或许我也能自己讲述故事，导演出一部戏来。”爱电影、爱踢足球的施佳瀛常买的报刊是《看电影》和《足球周刊》。
一个北大外语系的研究生令他崇拜，“他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追求，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有独到的见解，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一直能朝着自己的理想一步一步向前走。他会成功的。他的学识和能力摆在那里，去任何地方年薪五六十万、一百万都没有问题。这是我比较崇拜的一种人，有一技之长、有分量。”
范树昊要比施佳瀛关注社会现实，他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律师。到宾大就学的专业尚未确定，他喜欢哲学，尤其喜欢宾大将哲学和政治学、经济学放在一起教学的特色。
“也许未来会偏向于政治哲学、法哲学。”范树昊在高二便读完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一本读的是英文版，一本读的是中文，为了看看翻译和原版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尼采、康德，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范树昊在日常生活中也关心着自己的这个梦想。他关心最近的刑诉法修改，醉心于法律中的一字之别，“比如一个‘等’字，‘可以’和‘必须’的出现场合。”
范树昊从小就关心规则。小时候看到路边卖鸡蛋饼的摊，“各种管理都落后，时而出现时而不出现，有时出现在这里，有时出现在那里。”范树昊想着将来要开一家鸡蛋饼店，把这些散兵游勇的小摊都整合起来，不再显得无序。理想是做建筑师的同学毛遂自荐要给他设计店面。后来这个梦想发展成“做一个中国饮食特色的连锁，不再是每一个人都拎着一个星巴克”。
殷枚然和范树昊一样有个律师梦。“小时候想当律师，幼儿园和小学都想当，因为大人们说我口才好，口才好的人应该去当律师。”殷枚然曾天真地认为，律师是个神秘而危险的职业，“小学的时候还问妈妈当律师会不会被人追杀，理由是朋友的爸爸就是律师，他看起来很神秘好可怕。”
“赵小兰曾经是我的偶像。” 赵小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内阁中的首位亚裔妇女。“说来好笑，知道赵小兰完全是个偶然，一次老妈去保险公司办保险，卖保险的阿姨特别喜欢我，还送了我一本赵小兰传。我读完这本书就彻底崇拜她。”
初三毕业后，殷枚然一度对中医产生兴趣，“外婆的养生和食疗让我觉得中医特别神奇，当时萌生了想去上中医药大学的想法。”如果这个梦继续下去，殷枚然也许不会出国，也许正在为考取国内最好的中医药大学努力。“但是这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高二出国交流一年让我下定了出国的决心。”
如今，殷枚然的梦想是去联合国工作，“律师和中医都只是不成熟的想法”“去联合国跟来自全世界的人在一起，多好。”
一个月前的新闻称，上外附中参加高考仅10人，高考复习课堂中一度仅有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学校证实，在两百多名高三学生中，47名学生参加高考，10人裸考，即未获得推荐和加分的考生。而两百多名学生中，有一半多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
名不见经传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四百多名高三学生中，仅19名同学参加高考，裸考人数不足十人。同样的，将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到国外深造。
几乎每个选择出国的学生都会把哈佛、耶鲁等看似遥不可及的学校申请一下，“为了让自己不后悔”。虽然哈佛并未明确说明在中国招生是有限制的，“但是每年差不多五六个名额”。
选择留学的学生大部分去了美国。“潮流就是去美国，美国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美国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都非常靠前，在美国能接触到更新更丰富的东西。也有一些同学去了英国、加拿大，但是很少。大部分人在经济上都没有问题，也有要申请奖学金的，一般就申请文理学院，就是college。”
施佳瀛目前还没有出国勤工俭学的打算，和身边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在收到录取通知之后，父母无一例外都会叮嘱：“你不要担心学费生活费，只要好好学习。”
父亲在公司就职，同事中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那成了施佳瀛了解情况的途径之一。但是更多的好朋友都已经在国外读书。
面对南加州大学的全额奖时，范树昊还是纠结了。宾大是常青藤学校，南加州的全奖可以省去4年就学很大一笔开支，“也可以减少父母的负担。”小学教师的母亲一直以来都将范树昊当成小学的“小朋友”，父母的态度自然是要他以自己的志愿和爱好来选择，而不要考虑费用。范树昊最终选择了宾大，也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等待。
佘世奇是宾大提前录取的。“厉害的人很多，常规报考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投很多很多学校，很多人也是非常高的分数，SAT考都有，我们学校有两个2400（满分），有些同学考得非常好，会在提前录取时选择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提前录取，就会在常规录取时投非常多的学校，导致下面的人压力非常大。”
佘世奇的SAT分数是2180，“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不少同学第一次考觉得不满意，会考第二第三次。范树昊便是考了两次，朱冰聪是个“完美主义者”，虽然同学觉得她第二次成绩已经可以了，她还是考了第三次。
人人网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平台，在这里，他们能看到已经在外求学的师兄师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也能借此了解哪所学校更适合自己”。
在人人网上与“前辈”的交流变得非常重要，佘世奇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宾大的师兄，然后可以进一步加QQ，之后有什么问题就能及时请教。
佘世奇最近看了网易哈佛公开课中“正义”这一课。“以前从没考虑过什么功利主义的东西，比如第一课里面说你开火车是撞向一个人还是撞向一群人的问题，我会跟着他一起思考。”
佘世奇喜欢国外的学习模式。“中国的高中结束后去念大学，感觉像放风一样。国外的大学比高中更紧张，他们初中高中有很多时间玩，我们在忙中考高考，他们的大学会更加专注于学术。国外大学上的课可能并不多，但是感觉能学到先进的东西。”
要得到这样的教育机会并不比高考简单。对于这些在外国语学校就读的“普通生”来说，他们并非像社会上盛行的“出国班”学生，或者有些外国语学校的“国际部”学生那样，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留学这件事上。学校并不会为这些学生另辟课堂。
从这个意义上讲，并非选择出国就逃离了高考的压力，相反，这些学生会面临更多的任务。
能让佘世奇痛苦的事情非常少，想来想去，只有6月的SAT1考完之后。
第一次考SAT1出来他觉得很难，单词没背好，阅读也没怎么练。去年6月考完后，佘世奇压力非常大。10月份再考，紧接着就是提前录取。最痛苦的也是此时，但他没有特别拼命，“因为我自己知道没有好好看，我觉得我10月份一定能考好。”
后来就是背单词，“刷题”。阅读要求速度和逻辑，还要求词汇量，对中国学生来说并不容易。“我们管做题叫‘刷题’，上午一套试卷，下午一套试卷，模拟卷从06年做到11年，一共二十几套，还有SAT官网上提供的样题。”
除此之外，佘世奇还看了《1984》的英文原版。“每天读一点，一个月后，对长句子的理解更明白了。”
在经历过如此多的考试后，佘世奇仍然觉得自己有个遗憾，“就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严峻的时刻，没有命悬一线的感觉。”
朱冰聪最忙乱的时候是高二下学期。高中的会考、SAT2、5门AP课程要自己学习，加上学校社团负责人和团学联的职务在身，那阵子让朱冰聪感觉到了喘息困难。
朱冰聪的同学朱梦欧被哈佛录取，但是她仍然参加了高考。施佳瀛对此不理解，“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有同学认为她是为了挑战自我。“其实很难说高考和出国哪个轻松，高考毕竟只有一种模式，大家的目标都非常明确，像狙击手一样，对焦只有一个，但是出国不一样，每个人总要申请十所左右学校，对每个学校都要有所准备，火力相对分散，要击中也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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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还是自我
书面成绩对常青藤学校来说只是参考。“招生官参考你的高中成绩和SAT成绩，最终是否录取，还要参考你的社会活动，以及个人对社会和学校的认识。”
申请大学必要的一环是写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你申请的所有学校都能看到的，题目分别为：介绍一项你喜欢并参与的社会活动；介绍你自己。除此之外，不少学校会让你写出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你能为这所学校作出什么贡献……之类的话题。
因此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展现自己的重要一项，“这是无法作弊的。”学校因此也为学生设置了各种社团。上外附中的社团甚至比大学社团更显丰富，有心理社、魔术社、推理社等十多个。“社团是学校的民间组织，学校除了提供场地之外，基本不管社团的管理和运行。”
在上外附中最受欢迎的社团是“模拟联合国”。这也是朱冰聪和施佳瀛希望将来选择国际关系专业的原动力，他们都期盼有机会进入联合国实习，看看真正的联合国是如何运转的。
依托于学校的活动，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最生龙活虎的是一年一度的“学生竞选”。从初中到高中，从班级到年级直至学校，做海报，拉票演讲，在这所学校成了一场盛事。
高二，佘世奇参加了学生会竞选，竞选宣传部长。“本来是比较有优势的，可投票前是个周末，周末我在家睡大觉，没有去拉票，结果落选了。”那个周末，他的同学在人人网拉票，把认识的人叫到学校，再确认。
佘世奇自认为优势很明显，过程也很顺利。在宣传周，从周一前天晚上就住到学校对面，第二天6点多起床去校门口抢宣传摊位。好位置就那么几个，必须要抢才能占到。
“我们占了最佳位置，学弟们从门口走过，都看得到我们的宣传。当时到处拉帮结派，拉支持者过来大喊，我们做了横幅、海报、竞选者编号。”有一天甚至没怎么睡觉，从早上6点开始，到凌晨两三点钟睡，第二天又6点多钟起，宣传完了还得去上课。
学校除了为竞选和宣传创造条件，还设置竞选监督小组和管理会，监督内容包括：不相互诋毁、不在规定以外的地方宣传、不允许给投票人小礼品，被查到会罚票。每次罚50票。佘世奇获得八九百票，对手拿了一千多票。
“虽然很累，但是累得很好玩，很有成就感。”在南外，如果没有竞选的体验，那将是人生遗憾。但是，佘世奇并没有将这次经历写入申请大学的表格中。
学校组织之外，这些学生也有丰富的活动。施佳瀛参加了朋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他们自发组织了到贵州考察侗歌的存在形式和发展保护。因着自己对歌唱的热爱，施佳瀛和同伴将唱侗歌的少数民族百姓带到北京开沙龙，为他们录制短片。
范树昊参加人人字幕组的初衷是为了锻炼英语。在翻译了多部美剧之后，他被提升为字幕组的校对，然后是总监。这种幕后工作让范树昊充满成就感，“有时虽然看到网上自己翻译的影片只挂了一个网名，但仍然很自豪。”
这个暑假，范树昊将身边几位同学“拉下了水”，“因为我要出国了，所以要给字幕组增加一些新鲜血液。”
从小学点乐器几乎是这些学生的共同点。起初都是懵懂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个东西吗？”施佳瀛是在四五年级准备考上外附中的时候放弃钢琴的，他发现相比钢琴他更喜欢吉他。
像许多人一样，殷枚然也对音乐有着天然的爱好。从小学古筝，弹《高山流水》，直到高二出国前还在学。“不过只是兴趣，一直没有考级，也没能在同学面前表现表现。”
小学时的殷枚然和大多数女孩一样追星。“迷周笔畅，她的歌我都会唱，家里贴满了周笔畅的海报。”超女来南京，殷枚然挤到现场。“超女决选的时候，疯狂为周笔畅投票，每个手机只能投十张票，自己的手机投完了就抢老妈的手机投，老妈的手机投完又抢老爸的手机投。笔亲（周笔畅的歌迷）的聚会我也参加。”
随着殷枚然渐渐长大，超女周笔畅也悄然转型，“她踩着高跟鞋，梳着女人的头发就不是她了，是被过度包装的明星。”现在的殷枚然听着LadyGaGa、林肯公园，不复当年的狂热，她觉得歌就是歌，歌星就是歌星，如此而已。
上豆瓣、听摇滚，殷枚然像个文艺少年。在豆瓣上，她遇到了一个来自唐山的姑娘，“她大我两岁，我们志同道合，经常会聊些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两人就此萌生建一个心理咨询网站的念头，把国外的心理咨询知识介绍给国内的高中生。很快，这个名叫“拒绝无知”的博客网站建成了，殷枚然和这位朋友轮流维护博客，也寻找有同样志趣的人群。
初二，殷枚然加入了南京义工联。高二结束后，她参与了一个小额信贷的NGO组织，从国外为内蒙和四川的小生意人提供资本，殷枚然在其中担任文件翻译工作。
6月22日，南京外国语学校“小升初”的电脑派位是全城的一件民生大事。4254名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参加了南京外国语学校2012年的“小升初”摇号，其中2240名“幸运儿”获得参加月底南外的英语能力测试选拔，最终将有280名学生被录取。后继者“冲出中国，走向常青藤”的轮回再一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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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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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习学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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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人家的孩子”，不是咱家的孩子。羡慕归羡慕，回到家里，千万别冲着你的孩子唠叨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棒
这是哪位小记者写的？什么“名不见经传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南外大名鼎鼎几十年，出国成风，怎么会名不见经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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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孩子都是神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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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样的！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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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ovecctv 于
14:33 编辑
1870年代，美国最好的学校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那时的MIT很不起眼，刚成立不久，MIT是1930年代后因为二战缘故才凸起成为顶尖学府的。
1930年代中期，MIT和加州理工才被纳入北美名校团体──AAU成员（北美大学联盟），而常春藤8所名校几乎都是在1900年代AAU成立时候的缔造者。
MIT本身也不是常春藤成员，
因此文章中“140年前，五十多名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孩子从上海启程，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入读哈佛、麻省理工、耶鲁、哥大……这是中国人与常青藤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这样突出MIT似乎不妥。
1872年清政府大规模排出的几十位留学美国的娃娃，主要是在ronghong的母校耶鲁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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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是学习压力排名第一的学校。”
有这种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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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一年一度的寒假又要来临了，很多家长关注的不仅仅是如何过新年，而是如何解决孩子的假期补课问题。不少人感叹：中国的孩子太辛苦，不如早点送出国，省的一到假期就补课，上各种补习班。殊不知，国外的孩子也是要上补习班的，辛苦程度一点不比中国孩子差。
　　每逢寒暑假必然少不了补习班，孩子们好不容易熬到放假，却又面临着进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爱好特别班等等。很多家长虽然暗自心疼，却又不得不去面对。都说国外孩子学习轻松，不用像中国孩子那么辛苦的去补课吧，事实却是国外补习班也非常盛行的。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课外补习非常盛行，家长每年为孩子请家教或上辅导班补习的开销达数百亿美元之巨。韩国每年补习开支相当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80%;2010年日本家长为孩子支付的补习费达120亿美元;在中国香港，85%的高中生接受课外辅导;在中国内地课外补习更常见。在西方国家，虽说不像亚洲国家那么种类繁多，但各种补习班也是普遍存在的。国外的补习班都补什么课？为何要送孩子去补习班呢？首先，让我们从这几个留学热门国家看起：
　　美国：亚裔家庭是补习班主力
　　在美国，本土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上补习班的传统，即使有，通常也是主科之外的，或是真正有特长的孩子需要提升自己。因此，美国的补习班基本上针对的是来自亚裔家庭的孩子。
　　学生在上了中学以后，由于课程变难和升学压力等，想上补习课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补习以自愿为主，老师和特别辅导员也会单独提出建议。比如某个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瓶颈”时，学校就会与学生和家长沟通，建议学生上补习课程。
　　美国学生学习英语(课程)以外的外语(课程)，主要有两种学习目的。一个是学习自己祖先的母语，这种学习更得到学生父母的支持，因为在这个移民国家里，绝大多数人还是心存寻根情结，各自鼓励后代学习原住国家的语言。
　　从高校录取角度来看，认为考生只会使用自家的语言，有取巧之嫌，所以学生要想考上好学校，还要正式地学习一门“真正”的外语，才有竞争能力。所以补习班里更多的学生是学习如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重要国际语言，他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美国孩子上补习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方面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到高中阶段，有针对性地请有经验的老师和大学以上的学生进行专项辅导，是美国孩子补习的大头儿。美国没有高考(课程)，所以中学和高中的统考以及高中毕业能力考试非常重要。
　　美国绝大部分公立学校的学区都提供相当多的补习选择，而且缴费很低，甚至免费。公立学校的补习优点是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和教学进度相配合，老师的加班费从学校经费中拨，学生成绩提高，对学区的工作业绩很有帮助，所以老师也不辞劳苦。缺点是程式化，与日常教学雷同，而且很难做到一对一的专门教学。
　　加拿大：基础不牢引担忧
　　在加拿大，大多数中小学生所上的公立学校是一种解决“有或无”的普及教育，正课负担在10年级(中国的高一)以下都较轻，副课则更缺乏专业性，如音乐课、体育课，一般只是简单地唱唱歌、打打球、跑跑步，稍微深一点的东西，比如详细的五线谱乐理、复杂的篮球、棒球规则，公校一般都不太讲，或者只讲一点，孩子们如果想多学，就只能去课后班学了。
　　类似国内的纯学习类补习班，在加拿大也有。其实加拿大中小学不光只有“快乐教育”，学生过了十年级之后课业会骤然加重，而且加拿大不是“一考定终身”，能不能升学、能不能进名牌大学，要看最后两个学年、共6个学期的综合成绩，任何一次考试考得差些，名校就很可能入读无望。有些学生很难适应这种骤然间从轻松快乐到严肃紧张的学风转变，学习很容易跟不上。
　　不仅如此，不论公校、私校，到了10年级以上(也就是中国高一以上)，一些文化课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英文的阅读、应用文写作、文法理解以及数学等，本地孩子(尤其公校生)因为此前一直“快乐教育”而底子不牢，学起来很吃力，来自东亚等地的移民孩子在数学等课目上倒是游刃有余，但语言方面又会拖后腿，因此各种针对高中课目的补习班也就应运而生。总的来说，华裔移民对这类补习班更青睐，但各族裔上补习班的都有。
　　英国：一对一补习更有效
　　英国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有经验的私教老师爱德华兹说，他所接触的学生，一般选择一对一的补习方式，因为这种补习比在课堂上更专注，学习成绩提高也快。之所以出现补习需求越来越多的现象，他认为，是因为英国学校里的教学效果下降，而为了顾全人数较多班级里的平均水平和教师的就业压力，课堂上死气沉沉，老师没有勇气和动力发挥个人特点，学生学起来也索然无味，不得不求助于校外的补习班。
　　来自牛津的琼斯老师说：“10年前，接受补习的学生每周只上两小时课。现在，我的学生虽然都只有8到10岁，可是我要给每人上6小时补习课，经常是周一到周六共4小时，周日要上2小时，到了考试前，辅导还要增加。这都是学生和家长主动要求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上好学校。几十年前，有能力接受这样密集教育的只有尖子生，可是现在，每个孩子都被推到了他们的极限。如果不如此，他们就没有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前行的能力。”
　　韩国：九成学生上补习班
　　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的课外辅导班大量涌现，现在，家长们对课外教育的关注甚至超过学校的常规教育。
　　在韩国，学校里学不到考大学的知识。想要进名校，必须上补习班。跟中国一样，韩国孩子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被补习班占满了，寒暑假还没到，家长们早早就报上了补习班。不同的是，在中国，常能看到家长带着孩子东奔西走去补课，但在韩国，由于补习班实在太多，家长们一般都能在居住社区或孩子上课的学校附近报上辅导班。韩国人形象地称，学生们放学后要么在学院(实施课外教育的机构名称)，要么在去学院的路上。有分析称，接受课外补习的韩国学生达九成，有些知名学院尽管价格不菲，但想要报名甚至得排队。
　　韩国学院很多，条件好，学生多，所教的知识内容与学校教授的完全不同。它们专门针对高考的内容设计课程、方法和答题技巧，有极强针对性，99%的名校学生都受益于学院教育，也有很多“状元”学生常以“没进过学院”来标榜自己的学习能力。学生每天晚上6点放学，7点开始在学院学习，常常深夜11点才从学院回家。零点后继续营业的学院是违法的，但很多学院依然“顶风上”，经常到凌晨1点才放学生们回家。
　　日本：放学直奔辅导班
　　日本的补习班学费昂贵，但家长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把孩子送去上课。日本文部省统计资料表明，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需总教育费用约为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课外学习费用。
　　日本的各类补习班遍布各个住宅区，几乎所有中小学生放学后都会背着书包去补课。补习班几乎每天都有课，上课时间多为下午四五点开始，因为日本一般中小学放学时间是三点，所以上补习班的学生基本上是走出校门就进补习班的门。补习班一般按能力分班，每班人数不多，老师对每个学生都非常认真、和蔼。很多补习班还开设了自习室，如果学生提前到了，可以在这里学习，这点很受家长们欢迎。
　　日本公立中小学实施宽松式教育，教学进程较慢，教授内容也较少，私立学校讲课则讲究高、深、难、快。因此，学生们要想更上一层楼，去重点私立中小学就读，就必须先进补习班上课。日本的重点公立大学竞争也十分激烈，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各种选拔考试中占优势，所以纷纷把孩子送进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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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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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