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到底有哪些 - 武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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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场自发的农民起义，在当时社会矛盾急剧加深的情况下，义和团以其独特的方式对自己受压迫的现象进行了抵抗，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发展，很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义和团运动者们，然而从开始的被镇压到后来的被扶持再到最后的中日双方夹击，义和团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作为了结局，其实这些都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所导致的。那么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是什么呢？义和团运动图片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是这场运动最终不能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在当时的条件下义和团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在全国各地也纷纷有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可是义和团却始终没有一个具体而统一的首要领导，在组织方面农民运动本身就有的局限性，在义和团身上无限的被扩大了，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的一个方面。另外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还体现在非常浓郁的迷信色彩上，这样的封建思想是属于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也始终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和步伐。除此之外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也包括义和团运动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凡是国外的东西不论好坏一切都秉着毁坏消灭的原则，这样的思想带给义和团的只有落后和失败。其实归根结底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主要还是在农民起义的本质上，以上这些方面最终注定了义和团运动始终是不能成功的。义和团运动背景义和团运动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一次运动，而且对历史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运动当中，虽然受到了很多次政府的镇压，但是义和团运动还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也将规模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另外义和团运动成功的唤醒了人们的觉醒，对于未来仿佛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如今人们已经了解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那么义和团运动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义和团运动图片义和团运动背景还要从1894年开始说起，当时中国刚刚在和的作战过程中失败，无奈之下就算明知道是不公平的合约也只能签订，同时中国地大物博也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目光，他们的再次集合让战争的局势一触即发。义和团运动背景其实情况是十分不好的，除了上述情况外在山东还发生了农民和教堂之间的纠纷，这件纠纷让西方国家纷纷进入中国准备进行强取豪夺。可以说在义和团运动背景中外国的进攻占有很大的决定力量，这件事让山东等地的情绪更加激愤，于是义和团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采取的行动也加剧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开始的时候还是采取的安抚政策，在这之前义和团的名字还是义和拳，之后便改为了一直沿用的义和团，而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背景的内容了。从义和团运动背景中也可以看出，反压迫和反对外国侵略一直义和团的目标，但是因为自身局限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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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
)。A．甲午之战和战后德国入侵山东B．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传统文化根深叶茂C．1898年和1899年，山东地区连遇天灾人祸D．山东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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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于义和团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1898年秋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山东直隶等地B．1899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C．义和团运动由载漪和刚毅统一指挥 D．义和团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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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以下关于义和团的叙述中，正确的是[]A．1898年秋义和团运动蔓延到..”主要考查你对&&义和团运动&&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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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含义：
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排外运动，“突显中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义和团运动：（一）爆发原因：1、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2、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3、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本身的缺陷性和盲目性。①义和团作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②义和团本身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2、义和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3、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 4、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三）历史意义： 1、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2、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之野心。 3、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
1、相同点： ①所处时代：都发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前期；②运动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③领导者：农民阶级； ④斗争方式：斗争武装斗争为方式的农民革命运动； ⑤组织形式：都利用宗教结社形式来发动群众，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⑥结果及原因：都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的。⑦作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2、不同点： ①时代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其爆发的根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矛盾是其根本原因。 ②矛头所向：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③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义和团运动持续时间14年（），波及范围大半个中国，转战18省；义和团运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山东、京津地区活动，时间和范围不如太平天国运动。 ④组织的严密性：太平天国有严密的组织(拜上帝会和太平军军事编制)，有公认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义和团组织松散，没有公认领袖,缺少统一指挥。 ⑤斗争水平：太平天国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斗争水平高，其《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的思想结晶。义和团没有纲领,斗争水平低,被清政府利用。 ⑥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领导人吸收基督教的合理成分，形成拜上帝教，组织动员群众，太平天国有平等的外交思想,有灵活的外交策略，主张向西方学习，《资政新篇》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方案，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义和团盲目排外，不能区分资本主义侵略和外来的先进文明，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落后性。 ⑦指导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借助西方基督教理论，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义和团信封神袛，持符念咒，设立神坛拳厂，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 教案频发的原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1、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2、仇外心态&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3、守旧势力煽动。
思想意识：1、爱国思想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2、排外思想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3、迷信思想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 4、忠君思想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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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110周年纪念 反帝背景不可否认
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
　　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召开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是1960年，到现在，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与110年前的中国，显然是今非昔比了。从1980年开始，中国史学界举办第一次义和团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每10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每次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热心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云集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山东，大家贡献各自的研究心得，共同推进了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我们知道，在中国以外也曾举办过至少四次以义和团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110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这次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长期的、广泛的关注。这些充分说明，110年前在中国华北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当时是何等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一件大事，也表明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时期历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回顾110年前的中国，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尤其是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出兵侵占了胶州湾。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被一次次践踏，真可谓到了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强烈的政治诉求。
　　我们翻开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再到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人民对这一强烈政治诉求的真切表达。
　　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与时俱进。义和团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趋势、热点，以及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等也日趋多元。其中一个显著的总体的趋势就是：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国际视野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历史进入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10年前，法国一家电视台为即将过去的20世纪拍一部电视片，分成100集，每年一集，每年选一张代表性照片进行解说。他们选定的第一张照片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屠杀义和团。这一集是请我来解说的。我认为，法国这家电视台是有眼光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大事，每一件都吸引世界的眼光，每一件都与世界相联系，不是主动地与世界相联系，就是被动地与世界相联系。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中国近代史学者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东西方列强和中国国内各种势力作用之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这个概念也告诉我们，中国近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形势下，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分别提到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广泛运用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是在1940年代以后。
　　认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革命者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概念。正是在这样两个基本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并且在1949年后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最近10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证明了认识上述两个基本概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义和团运动正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运动的性质本身就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品格。义和团本身并不知道何谓帝国主义，何谓封建主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义和团的斗争方向，它符合了反帝反封建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近代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方向。其实这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中国说》的文章，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文章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次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孙中山在1908年就从义和拳看出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高度评价了义和团，说义和团的“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其实外国人何尝没有看出呢。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过，通过义和团的反抗，看出中国人“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英国人赫德，是清朝政府聘请的海关总税务司，他通过义和团事件认识到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侧面。
　　义和团是以中国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松散组织，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这场运动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也是必然的。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一些共同特点，只是义和团运动更具有复杂性和典型性罢了。
　　义和团运动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还有相当一批珍贵的外文资料有待翻译、整理利用，这批资料或许会给我们解决某些重要历史疑案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有学者就利用多种外国档案文献，从国家间战争的角度来解读义和团运动，认为八国联军6月17日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标志着 “义和团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是否是“义和团战争”，或者是八国联军对华战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民教冲突，而民教矛盾的激化除了中西两种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外，其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长期依仗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进行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扩张。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很说明问题。在这个教案中，由于传教士的干预，民教双方围绕一座玉皇庙的争夺，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一直延续了近30年之久，甚至惊动总理衙门和外国驻华公使。民怨长期累积，申诉无门，最终的结果是星星之火一旦燃起，必成燎原之势。
　　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有时还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纯学术的活动，实际上它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社会。近年来，国内有人把义和团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对义和团做了彻底的否定。如果把义和团这样带有蒙昧主义、笼统排外主义的反抗列强侵略的精神都否定了，中国的近代史还怎么解释呢？在历史研究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极端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义和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跨学科发展趋势，学术发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研究领域也逐步拓宽。我们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审视旧课题，拓展新领域，以义和团运动为切入点，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相切磋，共同探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史学会会长)
　　“瓜分危机”引燃民众反帝热情
　　义和团时期最大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这一压向大清帝国的“冲击”是全面性的，不仅是民众社会，知识分子、官界、经济和军事各领域也受到了冲击。它们互相缠绕引起连锁反应，并连续扩散。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公文，诉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远近士庶，闻此皆愤懑”，祈求总理衙门与德国交涉。洋人污辱中国圣贤的行为引起了公愤，士大夫知识分子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丧失“国体”和亡国灭种的影子。梁启超曰：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公车大为愤激”，集合麦孟华等11人向都察院呈递上书，称事件是“欲灭我圣教”，“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皆在此举。”在上书活动中署名的举人超过2000人。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和呼吁组织保国会正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时进行的。
　　为制止德国占领胶州湾，清政府请求俄国出面介入。但俄国舰队没有驶入胶州湾，而是停泊在旅顺港，并违背清俄密约，提出租借要求。清政府为之哗然。陈宝箴、张之洞，最后连梁启超也“上书”反对租让。
　　1899年2月，俄国官吏带兵到刘家店强迫村民立限纳粮，并抓走拒绝交粮的24位村民。次日，又来村绑走绅士，通告限七日完粮。对此村民持械抵抗，遂成搏斗。死者达94人，受伤者多数。事件升级为外交问题，俄方反诬是因租借地设定而厘金收入减少的华官唆使村民引起混乱，所以责任在于他们。俄官在当地挨家挨户催促征粮，刘家店等村的佃户和贫民被迫流离失所。约1000名难民家族来到盛京(奉天)将军衙门，请求分配用于移住的荒地。
　　3月13日，法国代理公使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确保在云南、广西、广东的法国势力，任命法国人充当邮政总管，修筑越南至昆明铁路，在南省海面设立“屯船之所”，要求限期答复。这是一个建立与越南连成一片的华南势力范围的要求。
　　应怎样理解在上述背景中登场的“民众”人物呢？我们可以确定，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反外国国家主义的不屈抵抗精神，是至知县、道员、中央官僚所广泛共有的一个潮流。在“瓜分危机”时，才形成如广袤原野般的反抗瓜分中国和反基督教运动。这里，要捍卫的正是“国家”、“国体”，即“大清国”、“朝廷”。所以，保卫乡土=保卫圣教=捍卫大清国国家和国体。在这基础上义和团展开“扶清灭洋”的战斗，其旗印“扶清灭洋”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反基督教=保卫圣教、乡土=保卫清朝国家。就是说，“中国”、“清”和“中华”属一体。所以对于这个救国救民的民众抗战运动，国家认为“民心可用”，并且自身也下决心抗战。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在义和团以后，逐渐让位于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但是他们的气概和顽强的性格依然留存于社会中，将一直流传下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佐藤公彦 单位：东京外国语大学)
　　帝国主义侵华加剧：义和团兴起最重要背景
　　义和团起因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无法回避且比较复杂的研究课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如今已经分歧日少、共识趋多。
　　百余年来此课题的分歧和共识，成败的关键是在对史料、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探寻与运用上。对义和团的起因主要集中在 “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晚清称帝国主义侵略)两点上，亦有学者提出了山东、直隶地区的一些具体原因。我认为，“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属于普遍因素；山东、直隶地区的具体原因则是特殊因素。
　　关于“文化冲突”，一个基本事实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以及1900年之后的在华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冲突和碰撞，有时甚至形成教案，但其激烈程度远远达不到年期间的状况。当基督教面对一种博大精深、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文化时，阻力重重是确定无疑的；传教与强权政府形成碰撞之时，冲突愈发加剧；两种文化要达到适应和融合，仅仅在一定条件具备的地方或时段才能获得成功。
　　对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和新教在传教背景、思路、方法和效果等环节都是有区别的；教内不同派别、差会乃至传教士个人，也有区别。法国科学院巴斯蒂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教授、台湾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等在这方面做了极富启迪的深入研究。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曾“诚恳承认当时(义和团时期)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并为此表示反省与道歉，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中方传统文化的反应，也应进行理性的具体分析。
　　关于“强权政治”，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其一，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特别明显的不平等性。一方面，“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地位”“都源自于外国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人裴士丹语)。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中国则远远落后，因而西方单方面掌握着判断“文明”、“野蛮”标准的话语霸权。其二，世界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滞后于帝国主义的实践。
　　19世纪下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世界掀起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的狂潮，然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却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一书1895年译成中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才频见国内的书籍报刊，被知识界广泛使用。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出版，1902年被译成中文。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所著的《论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于1902年。列宁有关帝国主义论述的出版已是1916年之后的事了。因此，义和团时期的“反帝”仅仅处于感性阶段，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其未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苏联学者Н.М。卡柳日娜娅即持这种观点，她认为“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应当注意的是，主观上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并不能证明义和团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其三，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确实是义和团兴起的最重要背景因素。对此，中外人士从1900年至现今均有大量论述。
　　日英国《伦敦报》称：“此次团党滋事，其故首在中国外患日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同月也有“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的评论；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同年在《万朝报》上发表反战言论《斥帝国主义》；经历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史和东亚史上的转折点；列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各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在整个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掠夺政策所引起的”。
　　1924年，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疑问，可以无疑无二地答道：‘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1926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说：“当纷争四起、坚船利炮开始出现、强取豪夺不断的时候，中国人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帮凶的压迫。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迫夺走的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1951年，日本学者江口朴郎撰文指出，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事件是帝国主义从“世界分割”走向“为了再分割”的世界战争划时期的分界点，义和团的反帝意义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60―70年代，日本学者里井彦七郎比较集中地研究义和团运动，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发生义和团运动的首要原因。
　　1987年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专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他认为“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传教士)渗透，传统的社会体系发生了动摇，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2003年，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把中国嵌入19世纪全球的殖民主义历史之中，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只是同时发生的普通民众要求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生活破坏的诸多斗争中的一次”。同一时期，佐藤公彦、狄德曼、相蓝欣等人的论著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类似观点。2001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德国会议对此议题的共识均有开拓和发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位智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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