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兴奋剂问题之道，是不再让运动员承担所有责任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解决兴奋剂问题之道，是不再让运动员承担所有责任
奥运会 禁赛 国际奥委会 被禁药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严格责任原则 职业体育 收益矩阵 利益相关者
本文作者:Silvia Camporesi
（李文岐/翻译）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运用十分广泛，并且毫无减缓迹象。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正因此大量退赛。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因被查出米曲肼（meldonium）阳性而禁赛两年；一支罗马尼亚皮艇队未能通过药物测试，在进一步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他们也被取消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宣布他们可能会对多达31名运动员实施禁赛，因为他们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采集的样本在后来重新检测时发现被禁药物。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里约奥运会可能会成为近些年来最少代表团参加的一届奥运。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和国际田联（IAAF）因俄罗斯田径代表队系统性使用兴奋剂，前所未有地禁止其整个队伍参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即不管运动员是否意识到自己曾服过禁药，他们都被认为是有罪的。
然而，尽管反兴奋剂的工作持续进行，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却仍在继续，在职业体育中如此根深蒂固：无论对使用兴奋剂的制裁多么严厉，都不能彻底消除它。
研究体育运动中兴奋剂问题的科学家们指出了一系列它持续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都可被总结为运动员在职业体育中所面临的“收益矩阵”。简单来说，使用兴奋剂所获得的名次、金钱、纪录、名声等收益，一直超过被发现并受到惩罚、以及伤害自己身体等使用兴奋剂所带来的风险。
很多运动员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进而持续地用未来的健康问题来换取短期的竞争优势。职业体育系统用奖项、金钱和头版头条来激励运动员打破纪录，表现得更好。同时，对于要在最高水平层次竞争的运动员来说，逃离这一收益矩阵会异常困难。实证数据指出，运动员经常因极端心理压力而使用兴奋剂：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举例来说，一名曾效力于费斯蒂那车队，在1998年被查出红细胞生成素阳性的前瑞士职业自行车运动员亚力克斯·楚勒（Alex Zülle）说：
谁都知道整个主车群都在服药，而我面临选择：要不我就屈服，跟随这一趋势；要不我就打包回家，重拾我画画的旧日职业。我后悔自己撒谎，但我别无选择。
所以，尽管理论上选择不使用兴奋剂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对于运动员来说，选择放弃服药可能代价惨重，它代表你放弃自己的竞争力，甚至退出此行业。尽管“别无选择”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对于数十年来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专注于在自己运动领域取得高成就的运动员来说，退出或在更低水平层次竞赛看起来可能甚至不是一个可选项。
1995年环法自行车赛，费斯蒂那车队的选手理查德·维克兰（Richard Virenque）。图片来源：Anders/Flickr
最重要的，兴奋剂的长期存在——不管是个人单独使用，还是全队使用（作为兴奋剂系统使用程序的一部分）——意味着当今的整个职业运动几乎不可能保持纯洁。很多运动员已经沦落为这个系统的试验品。
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一个听起来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将兴奋剂合法化，使其成为体育运动的一部分。哲学家、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萨乌雷斯古（Julian Savulescu）曾提出此建议，附以在医学控制可控条件下使用的限制条款。只要兴奋剂药物是“安全的”，运动员便可采用，而安全的标准“应设定在我们允许运动员作为个人可承担的风险水平线上”。
这能解决在体育运动中广泛使用兴奋剂的问题吗？我不这么认为。
隐秘性在任何场景中都是获得成就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部分，如果兴奋剂被合法化，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秘密地使用”仍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博弈论问题的经典例子——其他的选择分别是“公开地使用”、“秘密地不使用”和“公开地不使用”。只要职业体育的收益矩阵不做改变，取消兴奋剂的禁令就不会导致医学监督下兴奋剂的安全使用，反而会引向兴奋剂使用的双层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运动员仍会秘密地继续使用危险的兴奋药物。
我认为，能使职业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是改变支持这一行业的财务矩阵。
该如何做呢？我们可以从运动员不应作为使用兴奋剂唯一责任人的想法入手。实践中，这意味着改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针对运动员的严格责任系统。为了实现这点，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利益相关者，来知道每个队、每个运动员或每项运动的利益相关者是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可以要求每个队或运动员及他们的随行人员提交经典组织架构图一类的图表，来呈现谁向谁汇报，谁付钱给谁，以及谁帮谁做决策。
下一步是将责任分配给相应的利益相关者。这里，我们认为通过分析得出的对该“组织”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应该为其手下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负有个人责任。在一些情况下，该机构本身应负有共同责任。当然，我们认为尽管运动员是在胁迫或压力下服药，他仍应对自己行为负有相当的责任。所以在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的运动员仍应在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参赛。
把责任归于对运动员、随行人员或运动队拥有掌控权的人，这是现实可行的：因为在其他领域中，有类似的规定或法律可供我们参照。例如，在2001年安然（Enron）丑闻（一家美国大型企业就其财务状况撒谎）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使上市公司的高管对其公司内任何人员做出的有关该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负有个人责任。将之运用于体育运动行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队的任何一个成员，随从人员或运动员违反了兴奋剂相关规则，就会有法规使该队的拥有者、该运动员（在他或她位于组织架构上层的情况下）、甚至赞助企业中负责赞助合同的管理人员负有个人责任（例如，使他们付出一大笔罚款）。法规中罚款数额、逃避诉讼和寻找替罪羊等重要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商讨。
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问题远未结束。在医学管控条件下将安全兴奋剂合法化也阻止不了运动员暗中使用危险的兴奋药物。我们能想到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扩大对有咎之人的搜查范围，这不是给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脱罪，而是要认识到，管控这一收益矩阵的人对体育运动的腐败至少负有和运动员同等的责任。
题图来源：Anders/Flickr
（编辑：Ent）
aeon.co, The solution to doping is to extend the blame beyond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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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研究生，摄影爱好者
引用 的话：其实以前兴奋剂都是当个案管理。直到毛子集体开挂……集体开挂其实不是毛子的专利，只是毛子玩太狠了。
引用 的话：必须纯天然人？转基因人行不行？【新闻】奥委会计划进行反作弊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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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建议不错。。至少，直接负责的教练员应该一同受罚。或者，像文中说的自行车运动员那种“没有选择”的严峻情况，如果落实的话，政府部门应该连同该项目的反兴奋剂机构一起处罚了。。毕竟有失职之嫌。不过，话说回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的那种普遍德行，兴奋剂问题恐怕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无非是看道高一丈还是魔高一丈罢了。。。。。。。
天文研究生，摄影爱好者
引用 的话：其实以前兴奋剂都是当个案管理。直到毛子集体开挂……集体开挂其实不是毛子的专利，只是毛子玩太狠了。
就是一人违规，处罚一百个人。
引用 的话：其实以前兴奋剂都是当个案管理。直到毛子集体开挂…… 原来是当个案管理，运动员背锅。 可是按照作者的意见，全部要清算到底了。教练，领队，经纪人，以及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上级领导一个也跑不了。
1.很多时侯根本就是像国际足协一样，举办的是他，查验的也是他，为了名誉，为了在俱乐部贪到钱，而俱乐部也为了赞助，都会逼运动员服药的2.俄子他们也是国家为了荣誉，政治逼运动员，还自己帮运动员掉包血液和尿液样本的呀，你很难把别人政府啥查出和罚的
必须纯天然人？转基因人行不行？
引用 的话：必须纯天然人？转基因人行不行？现在都打算要查基因了
引用 的话：必须纯天然人？转基因人行不行？【新闻】奥委会计划进行反作弊基因检测：
引用 的话：其实以前兴奋剂都是当个案管理。直到毛子集体开挂……= = 中国游泳队（当年也是俄罗斯教练）很久以前的德国。。差不多所有项目都用呢
传言的不可控性，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可传播性，利益的特殊性。兴奋剂是一种法律漏洞。具有消息的传播性。正像伪劣建筑法规，是一种法律漏洞。具有不可控的传播性。唯有这种真正的法律漏洞，在法律发生机会很少，不易发现。并不是像平常人认为的那样多。也许，作者可以用法律漏洞，写一篇文章。
引用 的话：传言的不可控性，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可传播性，利益的特殊性。兴奋剂是一种法律漏洞。具有消息的传播性。正像伪劣建筑法规，是一种法律漏洞。具有不可控的传播性。唯有这种真正的法律漏洞，在法律发生机会很少，不...除了你的结论，我一句也看不懂。
引用 的话：除了你的结论，我一句也看不懂。 就是说，兴奋剂规则，从早期看，是一种规则漏洞。这种漏洞和法律漏洞一样，具有舆论的可传播性。有普通高考作弊的味道。但是，这种漏洞不是很多。一旦重视，就会有严格的完善的监督。
要不直接开放兴奋剂得了，比赛就开谁天赋好，装备好，药品好
引用 的话：其实以前兴奋剂都是当个案管理。直到毛子集体开挂……马家军也是集体的啊。。。这事不就是看谁倒霉踩在地雷上么？
奥运上次爆药物滥用不是灯塔国么
还有欧美类固醇滥用可是很出名的反正一句话 只要不禁止就是合法 ,不合法了就是已经淘汰了.
不管什么问题落后就是挨搞
意思是，不能让运动员一个人顶缸了，后面的利益相关人，不能打着运动员是独立的之类的旗号，装没事人了。 这对欧美很不利，因为苏东国家，包括中国，本来在体制上就无法与运动员摘干净， 而欧美国家则是一支打着自由和市场的旗号，说运动员和国家没关系的。
问题是如文章所述，这做法得先填报组织。于是卖名字就变得职业化了
早上看新闻，毛子残奥会被集体禁赛了……
引用 的话：还记得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这句话吗？单个地雷和地雷区区别还是很大的，威胁度也不是一个级别的。现在无论什么竞技，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现实还是虚拟，有奖还是没奖都是挂逼成堆，全方位立法管制势在必行。 同样一百个雷，在苏联，被称为雷区， 在美国，被称为100个个案。 如果该建议通过，美国也不能用个案给自己洗白了。
谣言终止于智者。各行领域都有专家，并且可信。如果传言是可控的，那么他就要和这些专家抗衡。有那种言论，民科战胜专家群体。也可能有，但少之又少。兴奋剂检查是整体有规律的检测。我想他要比普通高考作弊要有难度。所以说，那些带有整体有规律的传言是不可控的。因为就是专家的加入。专家的话，难道你不信吗？
除了核武器，毛子也就竞技体育可以找回点脸面了。。。
我对文章的提议深感忧虑，扩大惩罚的范围会不会导致有罪推定式的“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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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的心脏　可能有什么问题
运动员的心脏应该是功能最好的，但也会出问题，有人之前有心肌缺血的前科，还有人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而导致猝死。心肌损伤在生活中并不少见，特别是年轻人，一场感冒可能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心肌因此受损，只不过有时损伤很小，感染者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就自愈了。如果损伤大，又没有充分休息，甚至心脏还在过劳，像运动员还要坚持训练，心肌就会出现难以逆转的损伤，甚至发展成一种更为难治的“扩张型心肌病”。前美国女排的海曼患有一种先天性的遗传病，在医学上称为“马凡氏综合征”，她是在1985年12月的一次比赛中因为这个病突然倒地，猝死于赛场。人们对海曼的印象是：人瘦、个子很高、上下肢很长、很灵活。至于消瘦的原因，人们最初认为是由于营养不足、训练过度引起，但尸解的结果证明海曼死于“马凡氏综合征”。有这种病的人，四肢、手指、脚趾细长而且不匀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高会明显超出常人，正因为此，这种人很容易因为身高的优势成为运动员。但可怕的是，这种综合征一般都有心血管系统的异常，特别是合并心脏瓣膜异常和主动脉瘤，而主动脉瘤的破裂往往是他们猝死的原因，海曼当初就死于此。　　“马凡氏综合征”在普通人身上也会出现。这类人除了心脏这种外观上看不出来的病状外，从外表看，他们大多四肢细长，双臂平伸的指距，大于身长，上半身多比下半身长。面容上的特点则是：脸窄、高腭弓。身体的皮下脂肪少、肌肉不发达，虽然很高，但是整体是个无力型的体质等等。只不过每个罹患者不一定具备所有特点，有的特点甚至很隐匿，这也是这类疾病难以发现乃至引发猝死的原因。
责任编辑：lj专家解读运动危险系数 受伤不仅是运动员问题
来源：解放网-申江服务导报
　　15岁的体操运动员王燕，目前仍然全身插满管子在医治中。
　　上周五晚，从遥远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又传来上海男排队员汤淼在训练中受伤的消息。
　　在他的父母和医生赶赴彼市前，本报记者第一时间与汤淼的父亲通话，电话那头，传来他沙哑的声音……我们能送上的，是简短真诚的祝福和关心。
　　心痛。疑惑……为什么？难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仅仅是命运的作弄吗？
　　运动场上，为什么那些巨大的伤害往往总发生在“不经意间”？
　　运动，在为我们大众带来超感精神愉悦的同时，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不令人愉快的另一面？
　　新闻背景：
　　6月16日，上视体育频道在午间新闻播出，上海男排运动员、国手汤淼在圣彼得堡友谊赛前的训练中受伤导致昏迷。据了解，汤淼是在与队友背对背相互背起时，头部撞到墙上，当场失去知觉。汤淼的父亲与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在周六中午启程去俄罗斯，参与汤淼的后续治疗。目前，我们正在为汤淼的祝福和祈祷中等待他的好消息。
　　6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选拔赛上，浙江队体操选手、15岁的王燕在预赛中，在做高低杠“后屈两周下”时由于翻腾不够，离杠太近，在完成第一周空翻之后脚碰到高杠，随后她头部朝下摔倒在场地上，至今仍然在治疗中。
　　在耳闻运动场上发生的那些事故之后，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运动医学专家的话吧。
　　上周日，记者采访了华山医院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外科主任陈世益教授。谈“运动伤害”这个话题，陈教授很感慨，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呼吁和劝告，给竞技场上拼搏的运动员，更给喜好运动的普通人。
　　“运动是双刃剑啊，无论是欣赏还是参与其中，它都充满魅力，然而，它对我们的身体同样充满‘杀伤力’。”这些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敲警钟”。
　　赛车、摩托车和体操运动“危险系数”高于篮球、排球和足球……
　　陈教授不明白，汤淼的“摔倒”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这许多年，他以及他的运动医学研究团队，同各种运动项目队伍合作过，就某些运动损伤做跟踪研究，而排球队几乎是合作得最少的一个。“相对其他项目来讲，排球这项运动产生巨大伤害的系数是比较低的。”
　　还有篮球、足球等，这些运动项目中，运动员发生最多的身体损伤主要是各类“关节扭伤”。然而，陈教授补充说：“运动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就天翻地覆。”因此，当我们在运动时，“全神贯注”尤其重要。
　　就“危险系数”来讲，F1、各类赛车、摩托车、体操等项目发生巨大意外伤害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运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其他运动”不会伤害到运动者。
　　“穿高跟鞋的某只脚踝经常扭伤，同样也会积劳成疾，造成严重后果呢！”陈教授还提醒到：“扭伤之后，不能仅仅依靠X光的拍片结果，因为关节处的软骨和韧带的损伤，是拍不出来的，需要依靠专业运动损伤医生的特殊诊断才能确诊。”
　　刘翔曾为扭伤脚踝足足休息3个月……
　　多年以来，同大量“受伤的运动员”打交道后，陈教授心里自有本账。要他说说个案“故事”，陈教授回答：“伤，是个人隐私，不能说。”他甚至从技战术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若万一给对手了解了去，在竞技中成为对方‘主攻的弱点’，那不是更糟糕？”他钦佩刘翔的教练孙海平的“专业素养”。“刘翔脚踝受伤，孙教练来听我的建议，我说至少养足3个月，他果然认真对待，硬是要刘翔休足3个月，彻底解决伤病后遗症的可能。”
　　早在公元前776年代，古希腊人对青年的教育理想是造就“健美、优秀”的高贵人。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基于此而开展的。那时，古希腊的教练员们（叫竞技教师Gymnnast）,同时都是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他们掌握医药知识，深切了解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在运动员们受伤时有能力施行急救。
　　“NBA球员只要说自己腰痛，就可以不出场。”陈教授欣赏西方运动队尊重球员个体感受的精神。他说了一个病例：几年前有位颇有前途的跳远运动员，在双脚落进沙坑的瞬间，忽然回头看身后的成绩牌，结果造成膝关节错位，膝部位的血管和神经全部扯断……我们要如何强调“在运动中需要全神贯注”的理念呢？或许只有惨痛的代价呈现在眼前时，我们才会更加严谨地对待“美妙的运动”。
　　运动伤害不仅仅是运动员的问题
　　陈教授说，较早前，他们课题组曾经发表过一些西方国家关于运动伤害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是10年前，拥有600万人口的瑞典曾经在社区运动俱乐部做了个2万人次参与的“伤害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伤害来自运动。而在澳大利亚，城市运动损伤的比例超过60％。西方发达国家中，机械操作等职业意外伤害现在变得越来越少，反而，人们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就竞技赛场而言，如何减少或者避免运动员的运动伤害呢？陈教授认为，首要的是运动员“自身要重视”，要正确对待“自己忍受什么样的痛与意志品质有关，什么样的痛是在伤害自己”。另外，赛会组织者的重视更为关键。“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运动医学中心在建立，目前，已经至少有4家医疗中心成立。”最后，对运动伤害知识的普及也很重要，不仅仅是专业运动员，普通的体育运动爱好者同样要了解专业知识。
　　“比如人们常说的肩周炎，就是个笼统而不确切的表述，在运动医学领域，关于肩周炎就有8种肌痛病理，且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陈世益：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运动医学中心主任华山医院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外科主任国际汽联F1中国首席医官亚洲运动医学联合会委员美国匹兹堡大学膝关节外科与运动创伤客座医师澳大利亚悉尼圣乔治医院肩关节与运动创伤注册医师
(责任编辑：风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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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运动员退役问题的思考
□ 陈丽 魏统朋
青岛农业大学体育教学部,山东青岛266109
摘　要:运动员退役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退役运动员管理的人性化、科学化是必然趋势。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搜集国内外运动员退役的相关文献，借鉴国外研究的启示，提出了完善我国运动员退役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3个课题。
陈　丽,魏统朋　　(青岛农业大学体育教学部,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运动员退役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退役运动员管理的人性化、科学化是必然趋势。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搜集国内外运动员退役的相关文献,借鉴国外研究的启示,提出了完善我国运动员退役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3 个课题。　　关键词:运动员;退役;社会保障;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01-004-02　　运动员退役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我国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国家曾经组织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但是仍然出现了像才力、邹春兰、戴国宏、艾东梅等世界冠军退役后生活艰辛的社会问题,说明我国运动员(尤其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　国内运动员退役问题研究进展　　1.1　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研究　　优抚安置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就业安置是20 世纪90 年代国家解决运动员退役问题的主要途径。国家于1989 年- 1997 年间对运动员退役安置方面的4 项研究进行了立项。其中,田麦久(1993)、虞重干(1997)研究提出的安置方案为我国优秀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提供了规范化引导。但随着退役运动员的数量增多,就业岗位已经趋于饱和,就业安置面临巨大压力。　　1.2　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的研究　　进入21 世纪以后,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与生存问题引起了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国内研究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生存与发展遇到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就业形势、管理体制等外部因素,也有观念陈旧、伤病困扰等内部因素,导致退役运动员缺少再融入社会的竞争力。探讨新的社会保障机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21 世纪新的社会问题。为适应这一需要,2000年-2006 年间对此领域的4 项国家级课题进行了立项,另有3 篇博士论文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上述研究为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国家有关部委于2002 年- 2010 年间相继颁布了7 项政策性指导文件。尽管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但是我国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在经济保障层面,服务保障、精神保障的研究亟待引起重视。　　国内大量研究指出上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举国体制,北京奥运会前后对于举国体制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学者给出了多种选择路径,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给出了明确回答:“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在运动员的退役问题上如何完善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社会制度以及训练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在对待运动员退役问题上,国外与我国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国外对运动员退役的认识与做法中寻求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2　国外运动员退役问题研究的启示　　2.1　国外对运动员退役问题认识的启示　　首先,国外研究认为运动员退役的原因与社会适应能力密切相关。退役的原因对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oukouris(1991)确定了38 个原因,Lavallee 等(1997) 以图解形式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面对不同的退役原因时,运动员的应对策略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被迫退役的运动员更容易采用防御性机制、被动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而自愿退役的运动员更愿意采用积极的策略,应对策略的差异会不同程度的妨碍运动员对退役后生活的适应。　　其次,解决运动员退役问题不仅要考虑运动员的生存问题,更要注重运动员的发展问题。Patrick H.F. Baillie 建议对运动员进行“思想疗法”,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以及退役后的运动员实施专门的生活发展干预(LDI)。当运动员一旦面临退役时,运动员角色的丧失可能不仅仅影响其运动员的身份,而是整体的自我认识。　　因此,Jonas Stier 将运动员的退役描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心理与社会适应及追求自我认同的过渡进程。Blinde 和Stratta 的研究证实,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终止时会遭遇无法抵抗的身份丧失和绝望,Blinde 和Greendorfer 早在1985 年就提出“预期社会化”概念,关注运动员的“终生发展”,使运动员在退役后可以实现角色的巨大转变,在社会、心理、健康、经济等许多生活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能否使退役运动员迅速转变角色、融入社会,拥有积极参与社会竞争的本领与能力,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退役运动员生活问题的关键。显然,“就业安置”或“货币安置”是无法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给在训运动员以误导,认为“只要成绩好,一切就有了保障”。因此,导致运动员职业危机意识淡薄,这也是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瓶颈,国外的研究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2.2　国外职业过渡理论研究的启示　　以往的运动员退役理论大多是将运动退役界定为单一事件,而职业过渡理论则将退役看作是一个过程。运动员从运动生涯中的某一点开始逐渐思考退役的问题,可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消极后果。Webb 等研究发现,退役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这表明运动员在退役后找到了重新定义自己和生活目标的方法。Perna 等(1999)报道了类似的结果,这就暗示着运动员在接受职业生涯的终止时不需要任何调整阶段,前提是顺利实现职业过渡。David Lavallee 指出教练员理应在运动员的“就业意识、职业规划、职业过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开展有效的职业咨询。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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