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路（一）
（看了老鲁的博文，我完全同意，为了引玉，我把自已写的回忆先抛出来，请学友们多提宝贵意见。堂人）
一．我的学生时代
&朦朦胧胧进学堂
勤工俭学上初中
难忘高中众恩师
大学撞上闹“文革”
（1）千里求学蛇山下
（2）同窗四年情谊深
（3）“文革”前夜风云涌
（4）南下学生“闹”江城
（5）难忘武汉“七、二0”
（6）“八、一渡江”凄惨惨
（7）再次北上逛京津
（8）军垦农场再教育（一）
军垦农场再教育（二）
军垦农场再教育（三）
军垦农场再教育（四）
二．我的统计工作
（一）基层摔打受锤炼
（1）毕业踏上回乡路
（2）初入社会受磨砺
（3）简朴婚礼亦欢乐
（4）虚心跟师学统计
（5）蹲点三年收获多
（二）一家团聚苦亦甜
（1）分居五载终团聚
（2）养儿方知父母恩
（3）终于有了一个“家”
（三）风风雨雨话统计
（1）宜昌统计起步艰
（2）三中全会春风起
（3）统计工作上新路
（4）依法统计上正规
（5）计算手段迈大步
（四）点点滴滴干中学
（1）课堂初识“GDP”
（2）加强学习强素质
（3）重视基层抓基础
（4）关注民意重调查
（5）接受重任搞“工普”
（6）统计调查结硕果
（五）地市合并展新貌
（六）再次领衔搞工普
（七）写作水平步步高
（八）宜昌统计上台阶
（九）笑迎五湖四海客
（十）参加考察赴英国
三．我的晚年生活
1．学无止境再入校
2．旧时学友重相会
（1）首届聚会在武昌
（2）携手欢乐宜昌行
（3）三届聚会鄂西北&
&同窗学友谷城会&携手薤山欢乐游
武当金顶同合影&车城十堰叙友情
（4）钟祥再叙同窗情
（5）五届相聚清江源
3．山河壮丽任遨游
四．我的诗文选录
新年期望（一）
新年期望（二）
我们都曾年青过
祝学友新年快乐
夏天&到神龙架去听雨
致“闲人”小弟
阳春三月游钟祥
学友相聚清江源
学友相聚巴人寨
纵情诗海话友谊
攀高峰&&&——和《仍从容》
&&——也和《仍从容》
学友情深（一）
学友情深（二）
学友情深（三）
学友情深（四）
我站在三峡大坝眺望
神奇的“靓丽
我和老伴游三亚
“鱼儿”笑
（1）我的长辈
我爱我的家乡——宜昌
带你网上游宜昌
屈原故里——秭归
----峡江深处的江边小镇（香溪镇）
峡江古镇――新滩
三峡江心岛——流来观
峡江奇观——九龙奔江
如诗如画的西陵峡
迷一样的兵书宝剑峡
听母亲拉家常
神龙架纪行
统计战线不老松
——记宜昌市统计局退休干部周秉权
3．统计分析
宜昌市工业发展战略初探
我市大中型企业的潜力亟需努力挖掘
我市发展水平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21位
宜昌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及今后发展的建议
加快改革步伐&
发展壮大国有工业经济
宜昌产业结构演变与现状分析
宜昌市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述
4．统计改革思维
中心城市的统计工作现状及改革思路
一．我的学生时代
我母亲生了九胎，最后只留下我和我弟、妹两男一女。在我婆婆六十四岁那年，我母亲生了我大哥，婆婆非常高兴，为他取小名叫“六四”。小“六四”长得白白胖胖、机灵活泼，整天和一群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我哥十一岁那年，有一天，当父母亲早上把生意忙过以后，发现“六四”今天没有起床，等他们去叫的时候，发现孩子早就没气了（可能是在夜间因心脏病突发）。成天活蹦乱跳的孩子一下没了，父母亲悲痛欲绝。以后几年，母亲接连生了两胎，都不幸夭亡了。
1944年10月18日，我出生了。因母亲长年起早贪黑的炸油条卖豆汁，她生我后竟没有奶，由于缺奶，我瘦得皮包骨，不久就病了，不吃不喝。为了我，母亲四处求医问药，还请端公来驱邪，但总不见效；到处请奶妈，但我就是不吃她们的奶。拖了几个月后，仅剩下一丝弱气，这时有人对我母亲说：你接连几胎都没保住，这孩子看来也没救了，狠个心请人把他摔进张家滩，只有丢了这个才能保住以后的小孩。但我母亲却说不，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也要把他养着。就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她听人说，小学后边的杨姐前不久丢了小孩，听说她奶水很好。母亲急忙把她请来，可能是缘份，我一头扎进她怀里，第一次吃足了奶。
可能是怕我不好养，长辈们不教我喊妈而改喊幺婶，由于从小习惯了叫幺婶，直到上了大学我还是这样称呼母亲，有一年署假我回家后还是喊幺婶，弟妹们不满的说这大的人了，不叫妈还叫什么幺婶？从那时起我才改口喊妈妈。
有了杨妈妈，我的病慢慢好了。断奶后，我仍然由她带，跟她一起吃住。杨妈妈的丈夫白明扬，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正直、勤劳。他和大多数镇上的人一样，靠劳力吃饭。由于我母亲生我三年后又生了我妹妹，所以我没有回家，继续由杨妈妈扶养我。
后来，杨妈妈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她们俩非常高兴，我也很喜欢这个胖呼呼的小弟弟，常常哄着他玩。不幸的是，这个还未满岁的小弟弟因高烧久久不退而不治身亡。从此以后，杨妈妈一直郁郁寡欢，整日里伤心流泪。杨伯伯见她整天痛苦不止，就开始劝她喝酒消愁，慢慢地，她喝酒上瘾了。后来，她不仅好酒，而且常常是一喝就要喝醉，一醉就要哭、就要闹。我父母知道她常常酒后发疯，请她吃饭时，往往故意不上酒。这时，她就不高兴，就会扭头就走，这时我也会跟着她走。我父母没办法，只好让她喝，并且，让她喝够。她喝够后照例醉倒，照例会哭、会闹。这时，我会照例将她搀扶回到她自已的家，哄她躺下，直到她鼾声响起。可怜的杨妈妈，自家很穷，不可能天天有酒喝，只好不顾面子，一有机会就到别人家去喝，但酒后又要发酒疯，弄得大家既怕她、又可怜她。
杨妈妈除了经常在我们家喝酒外，另一些人请她去吃饭喝酒是因为她会接生，还会给人家看一些小毛病，特别是会小儿科。解放初期，小镇上缺医少药，更没有医院，杨妈妈的推拿手法很管用，许多小孩，经她看一、二次，很快就好了。杨妈妈只要不喝酒，还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好人。
在杨妈妈家中，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粗茶淡饭。我在她家过惯了这种俭朴的生活，偶尔回到自已的家中，却总觉得很蹩扭、不自在。她家中一但没有粮食了，我就去家中要粮、要油。母亲心疼我，每次都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我的童年是在香溪镇度过的。我的家在下街石桥旁边，打开吊脚楼的后窗一眼就可看见米仓口，奔腾咆哮的江水日夜不停地在峡谷中轰鸣回响。我是在这日夜奔流轰鸣的江水声中渐渐长大的。
我从少儿还不懂事时起，就天天望着江面的张张白帆，听着船工们哟嗬的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幻想着将来也当一名勇敢的水手，驰骋在万里长江上。
家乡解放时，我才六岁，还是一个朦朦胧胧小孩儿，后来听大人们说，那是1949年8月初，天气很热，从兴山沿香溪河出来的的山路上，一支衣冠不整的部队断断续续的过了三天三夜，他们在香溪河口渡过长江，往恩施方向走了。那几天，枪炮声不断，小镇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门。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败军在解放军的打击追赶下由宜昌向四川溃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一师一举攻克秭归县城，至11月5日，秭归全境解放。
解放了，人们欢欣鼓舞，贴标语、放鞭炮，庆祝解放。那一年直到年末，小学校的操场上，经常有戏看。我和一群小伙伴们，每天下午总是早早端个小板凳，在戏台前抡个好位子。由于经常看戏，也学着会“哼”几句了。那时唱得最多的歌是“东方红”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解放后的第二年，当人们仍然沉浸在解放后的喜庆之中时，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由于年幼，当时小镇上的情形已模糊了，在脑海深处，留下的只有一首歌最清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在杨妈妈家，我总喜欢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到小沟里去玩水，搬螃蟹；到河边去捡小石子；到沙滩去玩沙；到山坡上去挖螺蛳；爬树上去捉蜘鸟
……那时后，我和我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小伙伴们整天只知道玩。不愁吃、不愁喝，无忧无虑的玩，愉快的童年生活，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朦朦胧胧进学堂
当我还不满七岁时，我报名上学了。镇上唯一的一座小学设在两条小沟中间的一个空坝上，教学楼是一栋两层正方型的砖瓦房。一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左右两边各有两间教室，其中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在大厅两侧的墙上，左面用大红字写着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学习，爱护公共财物”。右面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大厅的后边左右两侧各有一架带扶手的木梯，楼上也有一厅带四间教室。教学楼的左侧还有一栋长方形的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间教室，楼下还有一间厨房。教学楼的正前方是一个长方形的操场，操场的西边有一个用土石砌成的台子，可以当戏台用。
上学的第一天，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唱国歌、升国旗后校长讲了话。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要求我们要好好学习，要当一名好学生，要记住大厅墙上写的大红字，要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我幼小的脑海里了。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从“人，一个人，手，两只手”开始认字读书的（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老师教得很仔细，我学得也很认真。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顽皮了。不知怎么搞的，我把一本好好的书，卷成一筒，一学期还没完，一本书就快成了两截了。十分疼爱我的杨妈妈并不责怪我，她细心地用木板把书压平，一页一页仔细的粘贴好，这样，我才总算用这本语文书把“一上”（一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学完。
从小，我就喜欢热闹，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那里候，最热闹莫过于看戏了。解放初，小镇上有一群姑娘、小伙爱演戏。他们除了演一些小歌舞外，还排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的“大戏”，有时一次接连演出好多天。那时，小镇上还没有电，他们就将三四盏煤气灯挂在台前，有时，正演得起劲时灯却没气了，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匆匆将灯取下来打气，每到这时，虽然灯暗了下来，但台上的演员照演、台下的观众照看，没有一个起哄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给灯打气只要一、两分钟！除香溪镇上有自已的演出队伍外，临近的新滩镇也是由一批帅小伙、靓妹子带头，文艺活动开展得更加活跃。他们比香溪的演出队更利害，曾演出过《夺印》、《三世仇》、《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多个剧目；每到春节、元宵、端午等节日，镇上的龙舟、“采莲船”歌午队不仅在本镇演出，还经常来香溪表演。每当峡口的船上有锣鼓声传来时，小镇上的人们都知道，新滩的演出队又来了，大家又有好戏看了。
除了看戏，还有更乐喝的就是看电影了！在那个年代，看电影可是件希罕事了！县里的电影队一年只能来一、二次。不过，由于没有公路，比香溪更闭塞的兴山县的人们进出只能经过香溪乘船去外地。宜昌地区的电影队或兴山县电影队从宜昌领回电影胶片乘船到香溪往往已经是下午了，90里山路迫使他们只能在香溪镇住一晚。每当这时，小镇上的人们就会比兴山县城的人更早地看到一场新电影了。《钢铁战士》、《八女投江》、《赵一曼》、《白毛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都是那个时代自带板凳在小学操场上看的新电影。
小学期间，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镇上在河边的大沙滩上搭台开大会枪毙反革命分子胡龙、熊祖万，当时，四里五乡的人们都来了，河滩上人山人海，我和一群爱热闹的小伙伴们也在人群中穿来串去。我至今还记得，大会开始时，主持人忽然宣布：斯大林因病逝世，全场默哀三分钟。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斯大林、记住了苏联。知道了苏联是老大哥，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同时也学会了一首歌：“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
从进校起，我就喜欢看小人书。“小英雄雨来”、“半夜鸡叫”、“三打祝家庄”、“铁道游击队”等是我爱看的好书。我书包里装有小人书，家中抽屉里放有小人书，那时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小人书。我下课在看，放学后回家的路上在看，有时看到精采处，一边吃饭还一边在看，杨妈妈说我看书都入迷了！就这样书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地都印进了我的脑海，书中的故事也让我经常回味无穷。因爱看小人书我喜欢上了“国语”，也就是语文。从四年级开始，每周的语文课有一堂是“缀法”。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何为“缀”？何为“缀法”？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缀法”的意思是小学国语科中的作文称“缀法”。按老师出的题，我每次多少总可以写几段，老师虽不会表扬我写得很好，但及格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的算术成绩却不太好，脑袋里总象少根筋似的，怎么努力也学不好，一遇到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我就会犯迷糊。到四年级时，又多了一门珠算课，这样我就更惨了。这一年，我留级了。杨妈妈和我父母都没有说我什么，但我自已却感到很羞愧。同班的同学一个个都升级了，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留级，我怎么这样不争气？
在这一年的暑假里，我整天大门不出，同学来约我也不去！我下决心要补一下我没弄懂的算术课。我反反复复地做练习题。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去找同学请教，一个炎热的假期我没有出门玩，也很少看小人书，但算术课的习题我做了不少，过去一直没有搞懂的开始入门了。从第二个四年级开始，上算术课时我特别认真听讲，放学后我在昏暗的用灯草作灯芯的油灯下冥思苦想，有时一道作业题会把我为难到深夜。由于得不到家长的辅导，面对“复杂”的四则运算，我绞尽脑汁，往往也求不出正确的答案。怕上算术课、怕做算术题，成了我小学期间、不，是我整个学生时代最头疼的问题。
升入五年级后，一场政治风暴（反右斗争）来临了。当时宁静的课堂上倒没什么异常，不过每天下午，老师们常常要开会，甚至星期天也要开会。后来，有的老师开始张贴大字报，再后来，学习会升格为批斗会，再后来，听说受人尊敬的王校长有右倾言论，他和另外两位老师一起受到了批判。这年年末，王校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1958年，全国上下热气腾腾的大办钢铁，小高炉、小煤窑遍地开花。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接踵而来、比比皆是。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日《》报道，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
更有甚者，河北省徐水县还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日到徐水县视察，对徐水大加赞许。当时该县的巨大的标语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毛泽东的鼓动下，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一股放高产卫星的热潮。就连我们这大山里，也有抢着放卫星的。我们那里有一位大队书记带着放了卫星的大青椒上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见到了毛主席.
那时人们的想像力似乎达到了极至：四川一首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那种近似疯狂的年代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事！“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那时人们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一片继续大干快上的吆喝声中，也就是1959年的秋季，我考入了秭归县头道河中学（秭归县二中）.
勤工俭学上初中
小学毕业后我以班上中等偏上的成绩于1959年秋季考入了头道河中学，也就是秭归二中。和我一起进二中的还有向培顺、向立骧、宋国德、胡兴平、甘登秀、赵士锦等十几个同学。
长江横穿秭归，将全县分成南北两片。解放初期，秭归仅有一所设在县城的中学，1956年，在南北两片各新建了一所中学，南边的是头道河中学。这是一所没有院墙的学校。在一个叫头道河的半山坡上建的一所呈品字型的校舍，位于顶端的是老师们的办公楼；办公楼的左下方是教学楼，两排青砖红瓦房教室，教室里有崭新的桌椅和设备齐全的教学仪器；右边是设有上、下铺的两栋学生宿舍；楼房的前面还有一个大操场。学校四周全是农田，一条清彻见底的小溪从山脚下缓缓流过。宁静的山乡真是学子们静心读书的好地方。
上中学，乘小木船过长江后还要顺着山脚的溪河走十多里路，淌四、五道河。这一年我十三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杨妈妈，和几个同学蹦蹦跳跳地背着小铺盖卷一会脱鞋淌水过河，一会穿鞋上山爬坡，乐喝喝地向新学校走去。
进校后第一次与十二位同学同住一间大寝室，第一次睡上、下铺，第一次听清脆的起床铃声，第一次一个人单独使用崭新的面盆、毛巾，第一次用牙刷刷牙……这儿的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新鲜、非常兴奋。带着这种非常自豪的陶醉心情，开始了我独立的学生生活。
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同学以班为单位集合在两栋教学楼中间的小操场上，听校长姚永思作报告。姚校长的报告大意是，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外，还要参加劳动，要养猪种菜，要与学工学农相结合等。教导主任邓应星则重点强调了校风校纪等问题。散会后班主任李琼国老师主持开班会，指定了班长和其它班干部，能来这里读书，我感到很高兴。
到学校后不久，母亲和杨妈妈一起，带着一大钵煨好的母鸡汤来学校看我。面对众多的同学，我脸红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悄悄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吃得饱，睡得好，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
1959年8月中旬，报纸上登载了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消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林彪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当时我们这些仅十多岁的初中学生根本不知什么是机会主义，只晓得这是中央的大事！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极度狂热的跃进风不仅吹进工厂、吹进农村，也吹进了宁静的校园。连我们这些刚进学校的一年级新生也迅速投身进去了。我们的班主任李琼国是位化学老师，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教室，砸矿石、运焦炭、拉风箱，整天围着小高炉转，一个个都弄得灰头黑脸的，大家没日没夜地忙活了两个多月，“钙镁磷肥”出炉后，李老师那整日紧绷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另一拨学生却不太幸运，他们在生物老师的带领下搞小麦高产试验：身强力壮的男同学争着去挑大粪，在一个精心挖好了的长方形的地块里，先浇上厚厚一层大粪，撒上一层用筛子筛过的细土，播下一层密密麻麻的麦种，再撒上一层细土，最后再平地浇水。自播种后，同学们天天去试验田查看，不知是哪一天，一个同学惊呀地喊道：“一个小芽长出来了”！几天后，地里的小苗陆陆续续地都出土了，再后来，在温暖的阳光下，麦苗齐刷刷地往上长，看着绿油油的小苗，同学们个个喜笑颜开。但好景不长，因为施肥过多麦苗一个劲地疯长，再加上过度密植不能通风透气，致使麦杆纤弱娇嫩，尽管老师心急火燎地弄来鼓风机吹风透气，但纤细的麦杆因承受不住麦穗的重量，不久便全部倒伏了，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稞粒无收。想放高产卫星却落了个空！
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令人可怕的严重自然灾害降临了。北方大旱、南方大旱，全国大面积的严重干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
1960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编辑部文章，提出高举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公开了与苏联老大哥的分岐。不久，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1959年我们刚进学校时不仅吃饭不限量，而且每星期还能吃两次肉。到了一九六0年，饭限量了，每人每餐四两；肉，一个月每人半斤。到后来，大米没有了，大米饭变成了包谷饭；到了一九六一年，包谷也很少了，包谷饭变成了两斤蒸红苕、变成了黄豆面糊糊。而且每份饭的份量也渐渐变少了。为了抑制同学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炊事员发明了“双蒸法”：将大米蒸熟后搅开撒上水再蒸一次，这样看起来饭的份量增加了很多，但实际上只是把米蒸膨胀了而矣，所以同学们还是很不满意。有一天，同学们的怨气爆发了：黄豆糊糊盛到碗里后只有黄豆水。大家围着厨房敲着碗，忿怒地质问为什么？这时事务长出来解释说：“黄豆面，不连汤！”。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餐前饭后还在嘲讽“黄豆面，不连汤！”
由于长期没有油水，十三、四岁的小青年个个喊饿。由于长期吃不饱，星期天我回到家后便向母亲诉苦。母亲见我面黄饥瘦，想要我休学算了，但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她只好尽量给我弄点好吃的，另外还想方设法给我磨点炒面，弄点豆豉让我带到学校里去吃。随着饥荒的加剧，家中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带的炒面由小麦面变成了大麦面、碗豆面、胡豆面……豆豉没有了，只能弄点酸罗卜、酸缸豆，再后来，家中实在没有东西给我带了。已是大半小伙儿的我，只能忍饥受饿，艰难的在学校里慢慢地“熬”。
在饥荒开始的1960年，学校为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给同学们联系了运输石膏矿石的“活”：每星期的课由六天压缩为五天，星期六学生们都去背矿石。大家只要每个月到一个叫雄磺洞沟的地方背四次矿石到长江边，就可以抵交当月的伙食费。
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孩子，自那以后，人人都带着“背架子”、“打杵子”上学。每到星期六，天还没有亮，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忍受着饥饿去雄磺洞沟背矿石。背着近百斤重的矿石，十多里路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长江边，而且一路上还要淌水过几次河。有的同学背磨破了，脚上起了血泡，但都不叫苦，大家都默默的忍受着，不知情的人看见这一队队背石头的学生，便问你们不上学，这是在干什么？按学校统一的口径，我们都说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实我们内心里都知道，这是在挣伙食费！
忍饥挨饿背矿石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当时秭归二中这种独创的“勤工俭学”，在大饥荒的特殊年代为我们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坚持上学，的确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收复了被印度军队占领的中国国土。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有名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点。幸好的是那时“阶级斗争”这股风还没有吹进地处深山的偏僻校园。
在二中，同学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学习条件很好，晚上在明亮的电灯下做作业，随时都可以向老师同学请教。而且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在他们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我如饥似渴地向老师请教、向同学学习。初中三年，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在二中，我还碰上了一个好机缘：刚进学校不久，大家推举我当学习小组的读报员和记录员。经常为大家读报，不知不觉地锻炼了我的阅读能力；担任记录员，无形中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从初中开始的看似无形的这种锻炼，为我日后的学习帮助很大，使我致今受益无穷。
在二中读书期间，每学期都要搞一次支农下乡。下乡时要自带被子，通常我们都是两位同学合睡，一人带被子，一人带垫絮。
有一次我们去王家岭采茶叶，在老乡家住了一个星期。这个半山腰上的小山村，是秭归有名的茶乡。每天早上，山里山外云雾飘飘，冷风飕飕。但中午前后，便云消雾散、红日当头。听当地的老农讲，这种阴冷潮湿、冷热相间的气候，非常适合茶叶生长。
因为清晨雾大，我们每天都是吃过早饭后才上山采茶。采茶是种细活，男同学虽然块头大、有力气，但采茶却比不过女同学。每次收工回来过枰，采得最多的总是几位女同学。因此，有几位大块头男生，就经常成了女同学饭后取笑的对象。
还有一次让我记忆深刻，那是到周坪乡荒口村去抢收包谷。这是一个高山村，临去时老师曾要求我们多带点衣服，但是谁都没有料到山上成天都云雾缭绕、刮着冷飕飕的山风。带队老师见只穿单衣的同学在寒气逼人的高山上掰了五天包谷后，有的已经病倒了，便缩短了两天时间，让我们提前返校。
返校时，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下山。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发现自已掉单了，这时太阳已经偏西，走着、走着，我好像听到背后有“的答”的响声。我停下来查看，响声却没有了。我有点心虚地继续往前走，不料“的答”声又响起来了。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后，我以为碰到鬼了，急忙拔腿就跑，我跑得越快，响声也越急；跑得慢，响声就慢。这时我害怕极了，汗毛直竖，全身直冒冷汗。这时我索信不跑了，毅然停下来回头查看个究竟：当我扭头向左边望一下，“的答”声响一次，扭头向右边望一下，“的答”声又响一次。这时我偶然发现，捆被包的绳子末端有一个结，是它，一甩一甩的碰在油布背包上发出的“的答”响声。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瘫倒在地上，这次是我把自已吓坏了。
由于我认真为大家读报、做会议记录，还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经同班的向立骧、崔元昌介绍，1961年初，我加入了共青团，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三年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高中——秭归一中。和我一起考上高中的，还有我们镇上的向培顺、宋国德、甘登秀，以及向家店的向立骧、大麦沱的赵士锦、崔邦同等同学。
难忘高中众恩师
秭归一中设在城关镇，它是全县的最高学府。我考上了高中，全家人都很高兴。虽然当时仍处在生活困难时期，父母亲仍然给了我足够的生活费，让我安心上学。
这一届，一中招了两个班，共一百名学生。进校后我暗暗发现同班同学中个个都不差，有的语文成绩好，有的数学成绩不错；有的很会说话，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有的很会作工作，社会活动能量大，深受老师的器重。我自知这里强中有强、天外有天。不加倍努力，淘汰将是难免的！
为了跟上班，上课时间我尽量集中精力，注意听讲。课后咬牙放弃了看小说，用来复习数理化，努力缩小我和先进同学的差距。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同志对待学习象钉子那样善于钻、象海绵那样善于挤的态度深深地鼓励着我、鞭策着我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珍惜光阴成了我克服困难好好学习的巨大动力。雷锋同志“对待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象夏天般的火热、对待困难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人生格言时时在启迪着我，使我学会要怎样对待生活！不过我们学得最深入、最广泛的还是做好人好事！抡着打扫卫生，对老师有礼貌，和同学讲团结…等等。那时校园中最流行的歌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已成为当时青年心中的崇拜偶像！
在我上高三时，也就是从1963年9月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联合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直到1964年的7月，一共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当时我们这些年青的学生群情激愤：打倒苏修、打倒美帝、打倒一切反动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我们在私下里，还真有些害怕，怕一旦真的打起来，我们这个刚刚从天灾中走出来的疲惫国家能否抗得住！
进高中后我感觉到，这里的每一位课任老师都是学有专长、育人有方的优秀教师。刚进校时，语文老师刘君健说：高中三年是打基础的关键时期，过去没学扎实的现在还可以补课，这三年晃过去了，今后再想补就难了！数学老师胡道风说：代数、几何是数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学不好，就没法学高等数学了！我们的班主任屈定连是政治课老师，他更是用心良苦，从开学时的第一节课起就教育我们：高中三年是每个学生为将来的深造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切莫浪费光阴。老师的殷切希望和淳淳教导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一个“比、学、赶、帮”的学习氛围很快就在班内形成，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一直持续到我们高中毕业。
我至今还记得屈老师有一次给我们上政治时讲授什么是“世界观”时的情景：他先不讲什么是世界观，而是指导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这篇文章给我们上了一堂“过三关”的课，教我们怎样作人。他的“过三关”的课令我至今难忘。
他说：“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是为记念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而写的，这篇文章虽短，但内容极其丰富。它讲到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死观）问题。这“三观”讲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和怎样活着的问题，他说我们要通过学“三观”来过好“三关”！
他说，世界观是第一大关，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讲的就是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一个人活着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要为人民活着，要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这是一个人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关点，是人生的第一大关；
人生观是第二关，它是一个人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世界观在人生领域的一种延伸、一种体现，是一定的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表现。人生观包括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等。生活观、事业观、婚姻观、幸福观、苦乐观都是人生观的具体表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讲的是活着干什么的问题。一个人一生都要奋斗，为什么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问题；
价值观是第三关，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反复实践逐渐形成的对于是非、利弊、善恶的系统观点或评判原则。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讲的是一个人怎样活着的问题。一个人有了正确的坚定的信仰，就要不怕苦、不怕死地为之奋斗，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生死观问题。
屈老师说，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死观）。对这三关有了正确的态度，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学们，要努力啊！“
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经屈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不仅逐步理解了，而且还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我们的语文老师刘君健，也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他能把课本上很多好的范文背下来，有时候上课，他一走进教室，首先将课文的题目用纤细漂亮的粉笔字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用他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极有表情的朗诵出来。他朗诵苏轼的《石钟山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我们听得精精有味；他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听得入醉入痴。今天回想起来，仍然言犹在耳。他告诉我们，学好语文的诀窍是多读多写，多读就是博览群书，多写就是要多多练习写作。他经常把同学中写得好的作文挑出来，让作者自已在课堂上当众朗诵，他鼓励大家多出精品。对个别作文成绩差的同学，他也是以鼓励为主，在作文的批语中指出你写得比较好的某一段、甚至是某一句，总是以启发的形式鼓励你、鞭策你！
老师深厚的知识功底、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我也暗下决心，努力学好语文课，决不辜负老师的殷切希望。
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及外语老师的讲授也都各有特色。高中三年的学习，使我受益菲浅。
高中三年，仍然是生活困难、吃不饱饭。那时我非常羡慕家住农村的同学，他们可以经常从家里带些炒面、红薯之类的食品。锇着肚子看人家吃东西的滋味真不好受！
为了使我能安心学习，母亲千方百计的为我弄粮食，有时是小麦，有时候弄不到小麦，就用大麦、碗豆、胡豆等为我磨炒面，使我尽量少挨饿。那时邻居们都笑话我和猪争食。是母亲用在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救了我，漫长的六年中学，我终于熬出来了。
1964年的夏天，决定命运的高考来临了。同学们个个不分日夜的苦苦钻研。各科任老师也在积极准备，他们根据自已的教学经验，努力琢摸考试重点。同学们根据老师的指点，各自用自已的方式学习，有的临时抱佛脚在那里死记硬背，有的在做习题，有的在找老师请教，寻求最佳的应对答案……在这临考前已是火烧脚背的日子里，除了极个别早已对高考失去信心的同学外，绝大多数人都在暗中较劲、积极备战。
在填志愿表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自已的数理化成绩不好，因此就果断地填报了第三类——文史专业类。我在第一志愿里大胆地填了《中国人民大学》，我知道这所神圣的学子殿堂只是我梦中的奢望。第二志愿我没有填武汉大学，也没有填厦门大学这些有名的重点学校。因为我知道这类重点大学以我的能力是上不了录取分数线的，因此果断地将自已的目标锁定为《湖北大学》。我想，若能在省会城市读书也就很不错了。至于填什么专业，我自已心中无数，也没有人给我当参谋，再三斟酌，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蒙了个“计划统计系统计学专业”（因为我不知道计划统计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考上，仅仅只有一线希望，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复习期间，我使出了全部气力，对老师指出的重点，我反复背诵，强加记忆。深夜里我躺在床上，还在默默的复忆白天学过的内容，久久不敢入眠。
1964年7月的7、8、9三天，带着紧张、惶恐、不安和害怕的心情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考完政治和历史，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老师指的重点恰到好处。考完语文，大家的表情很不一样，有的高兴，有的失望。我暗自庆幸的是作文题《读报有感》这样的议论文我在复习时练习过。文章说的是有一个地方受了灾，各地都去支援。后来他们发现在送去的一车干菜中，藏了几块猪肉。该题要求考生对这篇报道写一篇感想。我从初中就开始为同学们读报，写读报后的感想因此还比较顺手，考完后自我感觉还不错。第三天的数学和俄语是我的弱项，走出考场我心里七上八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在考试期间，每考完一门课，不少同学都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对答案，而我却悄悄的走开了，因为我没有应对同学的勇气，实在是怕丢面子。
高考后，父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恢心的说没希望了。父亲安慰我说：“考不上不算丢人，今后就到林区当工人吧！”
整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惶惶不可终日。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我打算到你大哥家玩几天，你也一起去吧？”我不耐烦的说：“要去你们去，我哪儿也不去！”
那时候，我知道高考的通知快下来了。我每天都焦虑不安的盼着那略有一线希望的消息，那有心事去玩！接连两天我闭门不出，不觉饿也不觉渴，混混愕愕的坐在窗边望着长江发呆。第三天上午十点多钟，上水客班轮到港的汽笛声又在米仓口的峡谷中响起，我想今天会不会有消息呢？我没精打采的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正当我迷迷忽忽、昏昏欲睡当中，仿佛听见有人敲门了，是的，是邮递员老向在大声地喊我，他兴奋地说：“小李，恭喜你，考上大学了！”这时我精神一振，赶紧跳下床跑出去开门，接过信一看，哟，是我自已写的信封！我紧锁的双眉顿时舒展开来。打开信一看，是湖北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统计”，是我填报的专业，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愣了一会，我想，不管它，只要能上大学就行。这时虽然已是下午，但我全无饿意，急匆匆地往十几里以外的黄阳畔赶去，我要将这个好消息尽快地告诉父母，告诉给我的亲人。
在黄阳畔对岸的公路上，我向母亲挥着手喊着，跳着。大哥笑着对我母亲说：“看他那高兴的样，准是考上了！”
过河后，我十分高兴的把录取通知书给母亲看，母亲会心地笑了。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高兴得象过节似的。大家都为我忙碌着：洗被子，洗衣服，准备上学的用品，接待来祝贺的亲戚……。他们有的送牙膏、有的送毛巾、有的送钢笔……大家都为我高兴。在我离家的头一天晚上，父亲给了我七十元钱，说是路费、报名费和一个月的伙食费。我拿着沉甸甸的七十元不敢言少，因为我知道那可是他和母亲俩人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一大家人还指望着它吃饭啊！
离家的那天，年迈的外祖母拉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春堂，不要想家，要好好念书啊！”临别时聆听着亲人们的叮嘱，我两眼泪花、频频点头。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不停地挥手呼喊，我含泪告别亲人，告别家乡，乘船顺江而下，再转道宜昌，向省城武汉进发。
又是一个寂静、凉爽的清晨，透过船舱望去，只见远方的江面上，一条长链象星星一样地在闪灼，有人说，那是长江大桥！啊，到了，大武汉，我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
大学撞上闹“文革”
（1）千里求学蛇山下
清晨，顺江而下的客轮缓缓穿过武汉长江大桥，平稳地向江汉关码头驶去。船靠岸后，我背着装有小木箱的小背篓上了岸。远远望去，码头旁的大道两边是一个连一个的高校迎新站，在洋溢着青春和热情的彩旗丛中，我找到了毛体“湖北大学”四个雄健而又飘逸的大字。迎新站的一位老同学非常热情的帮我卸下行李，并递来了凉开水。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位新同学。还是那位老同学说，我带大家乘轮渡过江去学校，行李会有车送过去的。
湖北大学座落在武昌蛇山脚下的守义路旁。蛇山不高，在我们大山里它只能算是个小岭！可是在这天宽地阔的大平原上，蜿蜒屹立在武昌城头的蛇山与龟山隔江相望，扼守着汉水、长江。蛇山象一座巨大的屏障，秋冬挡住阵阵南下的寒流、春夏撒播醉人的清新空气，庇佑着大半个武昌城。我站在江边，抬头仰望蛇山山顶的黄鹤楼，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湖北人自豪地形容它：“武汉有座黄鹤楼，半头插在天里头。”由此可见，蛇山在人们的心中，是一座巍峨的仙山！
湖北大学前身是1948年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建,并由第二书记陈毅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的中原大学。1953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以中原大学财经学院、政法学院为基础，荟萃中南地区六省多所高等学校的财经、政法系科，分别成立了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1958年，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及中南政法干校、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成为湖北大学。
一进校园，迎面是一栋米灰色的四层办公大楼，大楼旁，一条林荫大道连接着北院和南院，北院是财会系和经济系的宿舍楼，南院除了计统系、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宿舍楼外，还有图书馆、教学楼、大礼堂和运动场等。一栋栋米黄色的楼房错落有致的耸立在绿树丛中，大礼堂、小礼堂气派堂皇，图书馆里数不清的书架上排列的各色图书寂静肃穆、深不可测，环形跑道中间的足球场内绿草成茵，篮球场在宿舍前一溜排开……宽敝明亮的教室、饭菜可口的食堂，内科、外科、口腔科等颇俱规模的医务室等等，对我这个刚从大山里来的穷苦学生来说，这里就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统六四四班，这是一个仅30人的小班。后来，一位来自监利的同学因体检查出有肝病而被退学，全班就只有29位同学了。来自省内各个地方的同学操着不同的方言介绍自已、询问他人。团支书是长阳县的孙光益，进校前已经是党员了，班长是广济县的许长根，他为人直爽，办事果断。使我意想不到的是竟安排我担任团支部委员，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学时当过班干部的原因吧。
开学后，学校在校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瘦小精干、戴着一付金丝眼镜的副校长林山主持大会。因病休养的校长李光斗没有露面，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们都没有见到这位李校长。
开学后不久班上开会自报公议评定助学金，我想我是一名团干部，应该起模范作用，于是就如实反映了我父母亲都有工作岗位，每月有60多元的收入。大家根据我家庭的情况，给我评了一个丙等（每月9元钱）助学金。这样，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缺4．5元。为了供我上大学，父母每月硬是从牙缝里扣出10元，雷打不动地按时寄给我，这样我除了交生活费外，每月还有5元的零用钱。
到校后，班上的同学们慢慢地熟悉了，这时大家在一起议论最多的什么是“统计”？有的说统计是搞数字的，有的说就是统计加估计。有个同学十分懊恼地说：“搞统计是一把算盘一支笔，1234567，加加减减无出息！我们算是填错了专业考错了校！”他的一番话象一桶冷水浇在了我们头上，大家的心都凉了。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辛辛苦苦读十几年的书，尔后一辈子要与12345打交道，该多没出息！再看看同是一所学校，人家学计划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一个个喜孜孜的诣高气扬……而我们总觉得矮人一头。这天夜晚，由于心里老想着一把算盘一支笔的事，久久不能入睡。
大学的第一堂课，王翔麟教授给我们讲授《统计学原理》。他首先给我们讲解什么是统计，他说：“统计有三种含义，即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学。统计学是一门科学，你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统计，将来就是国家的统计工作者。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和湖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院校设有统计专业，如果说华中工学院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那么湖北大学计统系就是培养统计师的地方”。这时我方开窍，明白了大学为何要设“统计”专业，“统计师”三字从这时印入了我的脑海。
第一学期，除了《统计学原理》外，还开设了《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和《外语》等多门课程。由于我中学时数学成绩不太好，因此在学习《高等数学》中付出的精力比其他同学要多得多。另外，外语课是由大家任选英语或是俄语。我在初中学的是英语，在高中改学俄语。进了大学俄语是快班，英语却是慢班，我由于担心进快班学俄语可能会跟不上，因此决定再改学英语。这样改来改去，我可是一样也没学好。
大学生活，少了班主任的跟班监督，同学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每个人的学习全靠自已是否自觉。我自学的时间，大多是上图书馆。据说当时湖大图书馆有五十万册藏书，真是书的海洋。在这里，我除了关注和专业有关的书藉外，还十分猎奇的看一些其它书籍。另外，由于在中学里已养成的习惯，几乎天天看报纸。除了班里订有《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参考消息》外，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有上百种报刊杂志任你选读。有这么好的读书条件，我如鱼得水，整天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在这里我感到时间不够用了。
我们的团支书很会搞政治工作。他为了了解同学们过去的情况，自已掏钱给同学们个人简历上的证明人写信，请他们介绍该同学的表现。一时间，大家发现团支书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支书是为做好同学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搜集资料。
大学的第一学期过得很快，转眼间第一个寒假到了，除了恩施等少数几个地方的同学因路远不能回家外，班上其他同学都在作回家的准备。那时宜昌不通铁路，而船票是没有半价优惠的！我因为家中经济比较困难，临近年关，父母实在是拿不出我来回30多元的船票钱，我虽满腹委曲但却无可奈何。
看着众多同学纷纷离校，虽然心中惆怅，但是经过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上江汉路，逛六渡桥、漫步长江大桥，觉得也还不错。可是当春节来临，留校的几个同学，有的上亲戚家去了，有的到其它学校的同学那去了，最后班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虽然大年三十中午的团年饭学校准备得很丰盛，但我却吃得乏味。独身在这高楼之内，虽然有鱼有肉，却难以下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自已的亲人而独自一人过年，我捧着饭碗默默的流泪，深深地思念着千里之外的亲人。
（2）同窗四年情谊深
自“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以来，毛泽东担心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4年２月他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他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甚至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前必须抓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为了贯彻中央通知精神，这年年末学校“组织六三级同学到咸宁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上学期，我们虽然留校继续正常学习，但为了贯彻中央文科学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精神，特意安排我们到咸宁县高桥乡劳动锻炼一个月。当时是六月大热天，同学们在灼热的阳光下挖土、挑土修水渠，大家干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们这些平时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的学生，虽然年青，但劳动强度太大，同学们实在太累，每天晚上都是早早洗漱后就上床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正睡得迷呼呼的，带队的贾启允老师把我叫醒，说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不见了，他要我们几位班干部和他分两头往后边的山坡上去找。当我和两个班干部摸黑往坡上搜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远处传来了贾老师的喊声。他告诉我们，已找到了那两个同学，现在他们已经回去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路边的草丛说：“我是在这发现的，你们团支部明天要开会讨论这件事情。”
在第二天的团员大会上，这两位同学被迫分别承认了错误，表示在校期间不再谈恋爱。贾老师在他俩发言后重申了大学生不准恋爱、结婚的纪律，他说，考虑到他们是初犯，这次就不深究。今后谁要是再违犯纪律，一定从重处理。这件事过后，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都小心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想为这犯错误、受处分。
三十天过后，同学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返校了。回校后，大家洗净了身上的尘土，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新学期虽然增加了《农业统计学》、《会计学原理》等专业课，使我们的学习任务加重了，但政治学习却没有放松，每周都有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
在带头大树“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对于林彪的“顶峰”说，绝大多数同学口中不说内心里是有看法的。也有个别同学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已经是顶峰了，再往后怎么发展？”对于这种十分大胆的看法，团支部没有向上级反映，只是坚持正面说服，要大家按上级统一的口径表态。
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校领导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忆苦思甜活动。我班的郭广英同学在大家纷纷回忆自已家庭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后，她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她说：解放前，她家住农村，缺吃少穿，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有一天，年幼的小妹站在地主家的门口看他家的孩子吃饭。地主婆见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孩站在门口便很不高兴，但她假惺惺的说：“来，小孩，吃肉。”小妹妹信以为真，张口就接。谁知狠心的地主婆竟用筷子狠狠地剌向小妹的喉咙，可怜的小妹当时就口吐鲜血，昏倒过去。不几天，便不治身亡。
郭广英同学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不忘血泪仇，牢记往日苦，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同学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为了增加同学们对旧社会的认识，团支部组织全班吃忆苦餐：一种用米糠和野菜做成的饭团。虽然这还不是最苦的饭，但却很难下咽，不过，大家还是咬牙将忆苦饭团吞了下去。
团支部认为郭广英同学的家史很典型，应该扩大宣传，便组织班上的几位笔杆子赶写了一个小话剧《血泪的控诉》。通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由郭广英主演小妹的《血泪的控诉》在学校大礼堂上演了，满怀阶级仇、血泪恨的真挚演出，受到了广泛重视和一致好评。同学们都说，这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为了加强同学们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教育，团支部组织大家到电影院打扫卫生，深夜和环卫工人一起穿街走巷掏大粪。虽然这是又苦又脏又累的活，但大家都没有怨言。那时间，班上成立了义务理发室，同学们争着打扫卫生。做好人好事，不少人纷纷向组织递交入团、入党申请书，争做雷锋式的好青年一时间成了时尚。
1965年的暑假到了，因假期时间长，父亲东拼西凑，给我寄来了路费。这次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高高兴兴的离校回家了。回家后，亲戚朋友都来看我，他们问长问短，好奇的听我讲叙长江大桥的下层可同时对开两列火车、上层是四车道的宽敞大道，站在桥头，武汉三镇的高楼大厦望不到边；还有蛇山上的黄鹤楼、归元寺的五百罗汉、东湖风景区的湖光山色、大型商场和小巧店铺里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以及武大、华工、华师、水院等著名大学的优美环境和宏大规模…等等，这一切都令他们惊羡不已。
在家时，我对母亲诉说春节时的孤单情景，母亲想了一会对我说：“你有一个姑妈在罗田，那里离武汉不太远，春节你若愿意的话，可以到那走走亲戚”。
暑假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父母返校了。回校后我给在罗田电厂工作的姑父写信，表明了想去他家过年的愿望。没过多久，姑父回信说：“你姑妈自从嫁到罗田后，因路途遥远，老家还没有人来过，我们欢迎你来罗田作客。”
1965年的下学期，系里决定六四级的三个统计班合并为两个班，六四四班与原六四三班的鲁正金、钟国柱、陈积善、张孝友、熊良春、张玉珍、曾祥英、刘邦秀等15位同学一起组成了新的六四三班。我和同寝室的毛象鹏、徐良泉、王忠华、朱先玉、晏成煜、杨波、王道龙及双宝玉、刘邦秀、郭广英等为同一个学习小组，每逢小组会，大家都齐聚我们寝室，学文件、谈认识，交流思想、互相帮助。一天下午的小组会后，有人提议全组同学去合影，就这样，光华照像馆的师付快门一按，便留下了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青春合影。
根据系团总支“各团支部工作的重点是抓好同学们思想工作”的要求。支委会号召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广泛开展学雷锋、学王杰、学身边的先进模范人物的活动，提倡大家多做好人好事。
那段时间。支部委员、班干部几乎天天晚饭后找同学谈心，在团支部的带领下，我班在大楼前办的黑板报吸引了全系师生的目光，走廊、厕所天天有人争着打扫；义务理发的、帮同学做好事的不断多了起来。从表面看来，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又一个寒假到了。我按照姑父在信中指引的路线，由黄石过江去罗田。那天我乘火车到黄石时已经很晚了，为了节约宿费，我上了最后一班渡船。船抵兰溪码头后，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我辨不清方向，好在有人也是去浠水，我紧紧的跟着他们不知高低、偏偏倒倒的向前走，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这时我才发现这是一条通往浠水县城的土渣公路，在浠水汽车站买票后，又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颠波终于到了罗田县城。
在罗田电厂，姑父很热情的招待我，饭前他先盛了一碗在火炉上炖的象豆花一样鲜嫩、甜甜的肉脑，由于我一夜没有睡觉，上午又没有吃早餐，因此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不文雅的吃象引得姑父笑了。饭后不久，姑父的大女儿从乡下的家中来了。这位表姐比我大一岁，一米六、七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虽然长在乡下、说的是我听得不太懂的地道罗田话，但却是轻声细语，举止大方。
因电厂未放假，第二天，我便和表姐先行回家。我跟她先坐班车在一个叫骡驼坳的地方下车，然后顺山路向前走，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偶尔讲几句，也是她问我答。大约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到家。
翻过一道山岭，远远地看见姑妈拿着一挂长长的鞭炮在张望，走近后我还未来得及开口，她就点燃了鞭炮，震耳的鞭炮声惊动了左邻右舍，这时大家都知道刘家来了一位稀客。
罗田，地处大巴山余脉，属鄂东山区。姑妈的家处于丘陵地带，房屋四周是层层梯田。站在门口放眼望，只见云天深处，有一道墨绿色的屏障十分耀眼。表姐告诉我，那座高山叫天堂寨，是大别山的主峰，也是湖北与安徽的分界岭。天堂寨下是一片莽莽苍苍的林海，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一般人很少上去。
我的这位远房的姑妈，年青时认识了在鄂西煤矿做工的姑父，解放初期随他回到了罗田的老家。
进门后我刚坐下不久，姑妈端来一大碗鸡蛋肉丝面，因为刚走了几十里山路，也有些饿了，便三下五除二的把一大碗面都吃光了。
刚放下碗，忽然见一位邻居也端来了一大碗面，面里也有一只煎鸡蛋。姑妈一边接面、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多少吃一点，说声谢谢就行了。”我疑惑不解的照做了，那位邻居高兴地把一碗剩面端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只有来了稀客，人家才会送面来、并且还要把未吃完的面端回去。那天我接连吃了三、四碗邻居端来的“客气”面。
姑妈有一儿四女，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后才生了个儿子，姑爹把这个孩取名“安心”，意思是说刘家终于有传宗接代的了。安心满两岁后，姑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名还在服兵役的解放军，刚满二十岁的二女儿年初嫁给了在县城工作的一名工人。按照罗田当地的风俗，出嫁的女儿要在娘家先住一年后才能去婆家。因此姑妈的两个大女儿当时都还住在娘家。
我到姑妈家后，她们把我当稀客，给我单独安排了一间房，整洁的桌椅，崭新的被褥，给人一种十分舒适、温馨的感觉。
腊月二十九，姑父从县城回来，一大家人团园了。
乡下的春节，虽然没有城市热闹，但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从正月初一开始，亲戚间便开始互相拜年。我跟随他们每到一处，姑妈就介绍：这是我的外侄，在武汉读大学，放假后特地来看我的。我也很友好的和他们拉家常，互祝新年好。
当年的罗田农村，只单一的种粮食，很少有现金收入，多数农户经济困难。由于姑父在县电厂工作，有工资，因此他家虽然家大口阔，但比起村里的其他人家，还是要好过得多。
春节过后，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别姑父姑母返校了。
（3）“文革”前夜风云涌
正常的大学学习生活持续到1966年的上学期。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一场“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当时错误的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政治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1959年４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的这篇文章，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列举了2月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并逐条批判。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即五、七指示）。
一个《通知》、一个《指示》，实际上规定了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走向和方法，它也规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很快燃遍全国，是因为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当时大家都认为，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而对搞个人崇拜，人们普遍认为是发明者，其实真正的始作俑者是。
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思想，“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我们的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以个人崇拜为题做讲话，批评不赞成对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期中间，他说“在延安时我就搞的“个人崇拜”，今后我还要坚持，还要搞恩来，小平的“个人崇拜”。
由此可见，林彪是跟在刘少奇的后边搞“个人崇拜”，只不过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罢了。
1960年12月21日，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上批示：
“高举思想红旗、把思想真正学到手，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高地举起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任务。……”
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年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贯彻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鼓吹“顶峰论”，说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6年4月，全国报刊来势很猛的大批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扎记》，邓、吴、廖三人迅速成为全国皆知的“三家村黑帮”.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上有人提意叫“火车头”，有人建议叫“向日葵”，但多数人赞成叫“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不过19岁，小只有13岁的童音中诞生了。
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的全文。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是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全国各高等、中等学校都接到上级指示：组织学生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加上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
湖北省委紧跟形势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三家村”黑帮，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这一连串的政治信号使全国各地青年学生中的一些人最先响应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开始了乱揪乱斗。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我校政治系、法律系的几个老师在教工食堂里贴大字报揭露校领导的问题---矛头直指校长李光斗。这位李校长，我们进校后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据说他一直住在医院养病。学校里的工作，由副校长林山主持。从此，大字报便在校园里漫延开来。
这时学校实际上已停课，转而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活动。写大字报、开大批判会成了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教授、副教授统统被集中起来，要他们个个都写检查，随时准备接受批判。而社会上从北京、上海开始的扫“四旧”之风迅速吹遍全国。庙宇、塑像、古旧书画统统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一律砸乱，金银饰品和长发、旗袍、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统统革除。武汉街头，有人手执剪刀强行剪辫子、剪旗袍！在校内，三五成群的学生闯进教授家中扫四旧，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像片等强行搜走。根据系里要求，我被抽调到系办公室工作，主要是守电话、做记录、搞接待。而鲁正金则被学校抽调到《湖北日报》社协助工作。这时虽然已经停课，我们都未料到，接下来的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
（4）南下学生“闹”江城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七十三岁高龄又一次在武汉畅游了长江。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不，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毛泽东话中有话，暗示他要放开手脚干一场了。
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请江青将他们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转呈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指出：“不论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同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消息传出，北京各级学校中，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命名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全国各地也迅速效法，红卫兵组织一下子红遍了全中国。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安门上的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在天安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笑着对她说：“要武嘛!”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
这天，林彪在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并号召红卫兵
“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林彪的鼓动下，红卫兵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8月20日，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发传单、贴大字报、集会演说，从道路店铺易名开始、对凡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装、装饰发起攻击，继而对文物、古籍、名胜古迹、宗教场所等统统砸烂。上街后不久竟发展到进屋“抄家”。与此同时，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８月１日—１２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４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６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的是针对刘少奇。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
“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还没有发表，省长张体学就匆匆返回武汉。第二天，张体学来到他老战友的儿子-——漆林就读的湖大法律系（法六三班）开坐谈会，传达全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张省长的启发下，漆林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就在这个会上，漆林被推举为新成立的班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第二天，也就是日，《湖北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刊登《文化大革命好》（记张体学同志在湖北大学法律系与同学们的座谈）》。这天的《湖北日报》刚刚印出，《湖北大学》的学生就打着“文化大革命好”的横幅标语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紧接着湖北大学在武汉地区率先成立了《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漆林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钱运录为副主任。
庆祝成立大会的当天，省委、省政府的一大批领导来校祝贺。《湖北大学》这个在武汉地区极为普通的大学一下子火红起来，成了湖北省委最为关注的地方。
8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等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住进了湖大31号楼。经济系的贾培培等一部分造反派在南下学生的支持下在31号楼成立了《湖北大学红八月战斗队》，曾经是计统系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的龙铭鑫这时也站出来支持红八月战斗队，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湖北省委。党员学生干部公开出来造反，使我大惑不解。从这时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铺天盖地的席卷开来。一时间，湖大成了运动的中心，到学校来看大字报的、贴大字报的人群熙熙攘攘、络驿不绝。
自南下学生来了以后，《湖北大学》的31号楼一下子成了整个武汉地区造反派的联络中心，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学生带来了“最新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也带来了北京“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经验。他们公然指出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公开聚众造湖北省委的反。而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在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和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支持下，在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的浪潮。为了驱走南下的学生，在省委的幕后指挥下，校文革组织一部分人到31号楼去抢被子，但是适得其反，在我校和其它学校造反派的支持下，接连不断的有人送来了棉被，南下学生的声旺越来越大，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力量也日益增强。
9月2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发起，南下学生在洪山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他门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南下学生的行动得到了武汉造反派的大力支持。张体学等省委领导不仅不接见南下学生，反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指使部份保省委的群众与南下学生辩论。武汉出现了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二唱呀……”）。气氛相当紧张，由于张体学拒绝与学生会面，南下学生决定由静坐变为绝食。武汉的造反派与南下学生一起静坐、绝食。当时省委派人送来了面包和汽水，那些拥护省委的学生又吃又喝，故意来气他们。
毛泽东8月18日首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日按照省委安排，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昌阅马场体育场宣告成立，《湖北大学》的漆林任红卫兵政委。当时张体学在漆林等人的陪同下身着军装乘军用吉甫车在阅马场检阅红卫兵。张体学仿照毛主席搞检阅的作法很快便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一夜之间，张体学罪该万死、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刷遍了武汉三镇。
从8月18日起，毛主席接连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中央也正式通知，欢迎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时，保守派的同学们急了，纷纷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校文革头头在大会上说：“大家不要急，我们眼前的工作很重要，等忙完这一阵后我一定带大家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了北京，我要剃个光头，让毛主席摸摸我的头，主席摸了我的光头，定会红光照我天命盖，升官又发财！”
９月１５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接见大专院校里的一批保守派骨干，在会上他带头控诉赵桂林等南下造反派，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在会上他还不断鼓励大家要坚决相信省委，要和一小撮坏分子斗争到底。并且还说到了运动后期要抓一批右派，要抓一小撮。在张体学的号令下，保守派发起了对造反派的围攻，一时间武汉三镇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
不料张体学的讲话第二天竟被一位被接见的“骨干”用大字报
“透露”了出去。一时间张体学又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
由于省委领导拒不见面，南下学生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决定结束绝食进京告湖北省委的状。武汉各学校则派代表一起前往。
9月8日，陶铸在北京接见了学生代表。作了三点指示，其中一点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回到武汉后，造反派大力宣传陶铸的三点指示，掀起了炮打湖北省委的新高潮。可同时，湖北省委却又拿出了一个相对立的三条，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围绕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江城两派争了一个天翻地复。
十月的一天晚上，张体学在省工业厅礼堂再次接见各高校的骨干份子。这次张体学检讨了湖北省委的一些错误，但他坚决表示，他是革命的，湖北省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再次要求大家要紧跟湖北省委，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张省长的这次讲话，也只保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有一位“告密者”将这次讲话的内容全盘泄露了出去，一时间，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又贴满了武汉三镇。
北京南下的学生用造反的火种点燃了江城，他们的“革命”行动把江城“闹”了个天翻地复！
（5）难忘武汉“七、二0”
1966年11月下旬，漆林带领全校师生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抵京后我们住进了解放军后勤学院。
11月26日清晨四点钟起床的号声响了，大家匆匆洗漱后乘军用大卡车由西长安街向天安门进发。长安街上十几万学生在清晨的寒风中站了大约五、六个小时后，人们终于见到自西向东的车队呼啸而来，等发觉先导车后面的敝棚车上站的是毛主席时，大家正准备欢呼，可车队却一晃而过的开远了，过了好久好久,呆呆的人群好象才清醒似的发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半夜起床想好好看看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但是我只看见了一个一闪而过的模糊形象，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
当晚，校文革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了赴京师生大会。会上,政治系中年教师彭勋突然上台抢话筒，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自已自即日起参加造反派。紧接着，又有几个学生和教师也上台公开了自已造反派的身份。政治系的老师起来造反，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保守派的分化开始了。
在北京，我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到故宫排长队等候参观泥塑“收租院”展览，与同学游玩了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另外还穿梭在各个大专院校看大字报，猎奇层出不穷的小道消息。一个星期后绝大多数同学规规矩矩的按校文革的安排，再次统一挤进火车返回了学校。
从北京回来后，我的迷茫和不解逐渐加深。参加造反派？我既看不惯他们的粗俗和“打砸抢”，更不赞成他们“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但是保守派的阵地越来越小，继续坚持下去，的确也看不到前途和光明。
12月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位同班同学乘船去了上海。有幸游历了黄埔江、参观了党的“一大”会议旧址、到上海几所有名的高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地方看了大字报，也借机逛了城皇庙、南京路，游览了上海市容。由于当时已宣布停止大串联，而我又没有钱，因此在上海玩了几天后便乘一条专门接送串连学生回校、沿途不停靠码头的一条旧登陆艇由上海直接回到了武汉。
从上海回来后，学校里的形势变了。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聚合起来的红八月战斗队在学校里始终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名起来造反的龙铭鑫一派却逐渐控制了学校的权力，为了跟旧文革有所区别，也是为了向《新北大》看齐，湖北大学改名为《新湖大》。这时，除了少数继续坚持旧文革观点的人员外，绝大多数同学和教职工都成了《新湖大》的成员。这时候“643”班除了几个人还坚持“三字兵”（红卫兵）的立场外，大家都戴上了《新湖大》的袖章。
学校改名，还得从江城两大造反派的起家说起：
1966年10月2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由杨道远任代司令的情况下宣布成立了，为了区别于原来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改称“二司”。而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是独立的华工总部，湖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没有参加二司，也是独立的湖大总部。
与湖北大学几乎同时改名的有《华中工学院》及《华中农学院》，华工将校名改为《新华工》。华农将校名改为《新华农》。《新华工》、《新湖大》和《新华农》由于观点接近，属于造反派中的温和派，后来社会上称这三所学校为“三新”，又叫“新派”。
这期间各工厂在湖大31号楼的造反派在南下造反学生的串联下发展起来了。11月10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或“工人总部”）；武钢造反派因人多势广便利用毛泽东9月13日视察过武钢便把他们的组织取名为《九一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九一三》。
“二、八”声明后，《二司》、《工总》和《九一三》为了显示自已这一派才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将自已的名字前面加了个“钢”字，这样，《二司》、《工总》和《九一三》便成了《钢二司》、《钢工总》和《钢九一三》，再加上后来从保守派中分裂出来成立的《三司革联》，武汉的造反派就有了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这三大组织。
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认为湖北省委是革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省委有缺点可以批判，但不是打倒的对象，这一派的组织在学校中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在社会上是《百万雄师》。保守派《百万雄师》主要的组织者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夏菊花和马学礼。造反派阵营中，新派的头头是《新华工》的张立国、《新湖大》的龙铭鑫和《新华农》的高玉泽。钢派的头头钢二司的是杨道远，钢工总的是朱洪霞和夏邦银，钢九一三的是李想玉。经过聚合后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从此，两大派的斗争更激烈了。
1966年10月中旬，武汉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保守派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几乎同时召开了批判大会，当然一个是真批，另一个则是假批真保了。
1966年10月份，工总成立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到会，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但不同意成立总部，只同意成立联络站。于是工人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有几百人，其中武重的工人最多。
11月11日，留在武汉的工人和二司红卫兵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并致电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场的巨幅标语是：“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１０月１８日，保守派红卫兵的幕后指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中央“１６条”
公布前错误的责任由他承担。
1967年初，社会上的革命闹得如火如荼。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都为争夺领导权打起了内战。有的地方甚至动了枪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蓝、北航的王大宾及地院的韩爱晶），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在造反派之间搞武斗、打内战。由于不听劝告，并且还动了刀枪，后来是毛主席亲自把他们叫到人民大会堂，经过一阵严厉的批评，他们才决定放弃山头，实行联合。其它地方的联合，也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有的还是几派头头都到北京去，经中央领导作工作，才最后解决问题。
武汉的造反派眼看上海已经夺了权，便急不可待的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正在这时传出了一首据说是王任重写的“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苍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的诗文，造反派说这是王任重攻击毛主席的反动诗词，一时间，打倒王任重、打倒湖北黑省委的标语满天飞。为了揪斗王任重，造反派成立了《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与此同时，揭发陈再道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一时间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响遍了武汉三镇。
1967年1月19日《湖北日报》发表武汉地区41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的《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告全省人民书》，声明“夺权”，建立“无产阶级新秩序”。
1月23日,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8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第二天，《长江日报》的社论中提出：“革命造反派的接管，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
陈再道听说有人以军人的名义支持造反派，顿时火冒三丈：“我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我还没表态，谁敢以驻军的名义支持他们！工人总部号称40万工人，其实全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工总的九个头头，有七个是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随后动用宣传车、直升机将《严正声明》在全市散发。
3月17日晚，武汉军区将朱洪霞、胡厚民、夏帮银等“工总”头头和骨干分子共485人逮捕。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工总”及其所属组织“立即予以解散”。这时“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不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这篇社论的鼓动下，二司“、“新华工”等学生组织重新“杀向社会”，提出抵制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扬言要揪出“武老谭”(意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要求为“工总”平反。4月13日，武汉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工总”夏帮银等一批头头，但朱洪霞、胡厚民仍在押。23日，“工人总部”自行恢复活动。从四月开始，武汉的社会秩序开始恶化，出现了抡枪、武斗事件。六月中旬，武斗升级。这时人们都躲在家中，不敢随便上街，生怕挨误枪。
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到7月中旬，据说已拥有成员120万人。就这样，武汉地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三钢、三新”。“百万雄师”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造反派的口号是“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自此，武汉武斗再次升级。
在这期间，我班一位调干生同学徐良泉，因年令较大，经人介绍与一位脚有一点瘸的女孩谈朋友，有一天他俩从女孩家里出来，走到硚口附近，突然，女青年倒下了，老徐不知她出了什么事,左呼右喊她都没有反映。徐良泉只好把她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她的后背有一个枪眼,一棵子弹击中了她的心脏,因内脏大出血不治身亡.据徐良泉后来说,当时大街上枪声不断,有人看见一个小青年在后边说,一个女瘸子在大街上跟人溜马路,我把你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看你还溜不溜！只见他边说边举枪射击,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就无辜的被打死了.
造反派不顾中央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禁令，在武汉军区的大门外静坐绝食，要揪斗陈再道。其实，绝食是假，闹事是真。因为学校和各静坐单位都送来了食品，不仅如此，大街两旁食品店的食品都卖光了。折腾四天后的一个晚上，造反派不顾一切的冲进了军区大院，高喊“打倒陈再道”！好在解放军没有开枪，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一伙人在大院里胡乱瞎撞后，找不到陈司令，只好怏怏地退出了军区大院。
这时，远在秭归的父母听说武汉形势十分混乱，急忙给我发了一个电报：“父病危、儿速归”。这样我便借机离校回家了。回家后，我将武汉的形势向父母和街坊邻居详细的作了介绍，也谈了我在上海、北京的所见所闻。父亲说，武汉两派激烈争斗的形势已经传到宜昌、传到了我们这山里头来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企图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了各项安排，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与此同时，周恩来在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道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
７月１８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但是，前提是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并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７月１８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
由于得到了王力的支持，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这天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
７月２０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住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王力、谢富治的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把他拉到武汉军区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