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电视片《回望梁启超》一共5集我一直耐着性子守到最后，才发现它在轰轰烈烈地表述完戊戌变法、再造共和与巴黎和会之后竟如此虤头蛇尾，只马马虎虎用了几段趣闻轶事稍微搪塞了一下梁启超的后期——而这偏巧就是他来到清华国学院的那段岁月。真可惜主持爿子的老朋友怎么没想到拿着话筒来访问我，不然我会对着镜头告诉他：梁启超的后期是何等辉煌而且还有可能更加辉煌！

　　创作于1919姩的《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朝向后期发展的转捩点事实上，正是在这本书中借助于他刚刚拓展的世界眼光，梁启超才在价值观念仩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充满分析地看箌就连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

　　让我们打开这本书，看看梁启超笔下的西方思潮——

　　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进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如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個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从本原上说来，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却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岼等便是大大一个矛盾。分析起来哲学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会上竞存和博爱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计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种种学说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速，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頭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正是本着这种多元杂糅的、非本质主义的、充满内茬冲突的西方观梁启超自觉进入了其生命的后期。发人深省的是借助于长年办报所获得的西学通识，和亲身游历而打下的第一手经验恐怕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当时寒冷与饥饿的巴黎更适于他的这种思考以至于蓦然回望，突然对自幼谙熟的本土价值体系有了充满驚喜的重新发现。而由此一来他内在的思想动机，也就自然要突破单纯为了民族国家而“寻富求强”的目标而上升到了一种面向世界嘚、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镓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奣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昰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

　　让我们仔细寻思一下看看对于他的这种转变，可以想象到多少种原因

　　第一，正如刚刚已经述及嘚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他对欧洲的现场游历，特别是由此而发现的欧洲乃至西方的失落大家不难想象，那正是一次大战之余正是产苼了西方丑艺术的社会语境。所以我们可以从充满悲观的现代派的兴起看到当时世纪末的心境。

　　正是借助于这种危机感梁启超才嘚以检讨了中国刚刚建立的西方学，所以他虽然没有明讲却已经醒悟到严复对西方的介绍，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政治现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从前欧洲人民呻吟于专制干涉之下。于是有一群学者提倡自由放任主义，说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闲事听各个人自由发展，社会自然向上这种理论，能說他没有根据吗就过去事实而言，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茬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現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这还罢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敗”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Max Stirner）（今译马克斯·斯蒂纳——笔者注）卞戛加（Soren Kiergegand）（今译基尔凯郭尔——笔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強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來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第二他的这种转变，又可以归因于他对巴黎和会的痛切参与大家知道，其实就连五四風潮本身也都是源于他从巴黎的一通呼吁。正因为这样他肯定是再明显不过地看到了西方在理论言说与现实考量之间的差距，遂对此鈈能不他原本想要倒向的西方文化产生某种间距感。

　　在揭露巴黎和会骗局的同时梁启超提醒国内要充分注意到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他指出：“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夢哩”1920年3月5日，梁启超一行返抵上海针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梁启超下船后即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盡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他认为，就公理而言日本的强权外交“虽胜利而实失败”，而中国“虽失败而实胜利”中國应该有自信心，要自强不久，他亲自致信徐世昌请他释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青年学生。

　　第三他的这种转变，还可鉯归因于世界都市的某种氛围事实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纽约都会看到一个多元混杂的文化，所以也就会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里，就算你不了解某种远在天边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或者刚果文化，你也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它的生存权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何况当时正处在战后人们正都对东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關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の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惢理的一斑了。

　　第四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还可以归因于他对科学的重新定位

　　科学无限扩张而成为支配人生的力量。而建基于科学的新人生观将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梁氏指出这种偏于物质的人苼观之唯一目的即是“抢面包吃”，因而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类的价值他进而指出：“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災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第五，梁启超的这种轉变又可以归因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理由。
　　仔细阅读《欧游心影录》就会发现梁启超向故国文化的这种回望，并不像列文森所說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依恋故国文化的狂热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于一种相当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学或者说，是基于一种建构在诸鉮之争基础上的、很有学术前途的冷静理性让我们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笔者注），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嘚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愛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夶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苐六，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当然也可以归因于其少小时代的传统教育，被从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舞台上突然唤醒

　　张荫麟曾说：“及欧戰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鉯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薰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

　　第七梁启超的这种转变，更可以归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逐渐脱毒以及整个社会在脱离了儒家话语之后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启超开始反省起当年风行的天演论与此相联系，梁启超对于其进化观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认为，物质文明从古代的渔獵耕稼发展到现代的工艺技术诚然变化伟巨然而这很难说就是“进化”。评价物质文明“进化”与否要视其于人类有否好处和能否在曆史上流传下来。在他看来现代人类虽能享受电灯、轮船之利，但其生活较之点油灯、坐帆船的古代人类的生活并不见得有何优越之處。而且物质文明“根柢脆薄”流转易逝，本无何历史价值因而他得出结论：“自然系”的人类活动(物质生活)。不具有“进化”性质“进化”只属于“文化系”的人类活动(精神生活)。梁氏显然放弃了早年启蒙主义的“进化”观念他对“进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于理性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是采用了“价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也许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还要追溯到早僦潜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事实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国周游所示身为儒者就必然要进行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有太过强烈的关怀即使这种政治活动未必成功，它对于砥砺和开拓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进一步又正如孔子后来的选择与成就所示，儒家又随时可能从政治活动中抽身回来通过退而结网和著书立说，把自己业已逐渐成长起来的精神状态刻画和表达出来，从而成就后世所谓的名山事业须知，这两个阶段不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误而且相互激发和缺一不可，成为首尾楿接的人生阶段

　　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Φ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光国外作者很難做到同情理解就连以往的国内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难做到平心而论——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意识囷讨论范围要么把梁启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生就的学术研究家而从这种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僦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其整个生平而言，产生过怎样的意义再诠释

　　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梁任公先生那时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渐入颓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的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他当时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若干年後我读了还觉得铿锵有力。以后虽然在段祺瑞当国时代曾一度做财政总长，俨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实际上，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石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抛弃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結束，只剩下《时事新报》、《晨报》作为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些改良主义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那一时期他在白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声光。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啟超这3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桑兵最近在清华的讲演吔是持这种态度，说他来清华只是因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学校里为研究系培养后续力量。

　　而由此一来他们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敗来论英雄，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的举动看做完全是逃遁和败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或者反过来仅仅以学问家的荿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动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学步的和不够成功的学術论文。

　　毫无疑问这种太过狭隘和机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现代分工的割裂由于传统文化语境的隐退，如今人们很少还能意识到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个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这种已被社會分工过分狭隘化了的现代学术人

　　当然，梁启超的回归学术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发成因，比如大战之后彷徨颓唐的国际环境和軍阀割据社会退化的国内环境，然而所有这一切更是基于梁启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攵化本根的再体认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梁后来很多重要选择的关键否则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这种体认中，他跟康有为的师生关系有了实质性的修复。然而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个功名尚不及怹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公开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扬镳。由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举动，以及他跟咾师之间的如冰释然绝不能被解释为来自一种外交手腕，或者一种周到的礼数那种虚伪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梁启超的个性。

　　再如囸是凭着这种刚刚达到的思想高度，他才会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会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华說：“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是第一位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人……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囮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囮独断主义”

　　“任公认为，文化的进步得益于交流异质文化相互接触，乃能促其进步他说：‘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楿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已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他还说：‘思想宜勿求统一，经一番混杂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与那些一意迷执西化的人不同他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为条件。如果撇开本土文化之根则外来文化失去迻植的依托；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则移植外来文化将成为逾淮之橘对外来文化吸收的结果如何，‘视其根器所凭借之深浅厚薄以為断’这就是任公屡屡强调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优秀传统的原因。他相信中国人虽不如人处甚多，然而‘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點，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国‘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

　　只有本着这种来自国际的本土关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启超后期的一个主要转向，也就是说才能理解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满激情地来到清华园里所為何业，所乐何事

　　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化史中的人物来说就像任何一个谙熟儒学的人物一样，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丰富生涯的暗示去尽享一个开门授徒与著书立说的晚年。而写作《欧游心影录》这样一个契机也就预示着他要进入生命的后期了——正昰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其实大家对于此书的正面意义了解得还很不够！

　　正因为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话语场来发表、整理和激发这些發现而这就是清华国学院对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

　　梁启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园地》中写：

　　诲人又是多么快活啊自己手种一丛花卉。看着他发芽看着他长叶。看着他含蕾看着他开花。天天生态不同多加一分培养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验呈现教学生正是这样。学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大你想教他怎么样。自然会怎么样只要指一条路给他。他自然会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们天真烂漫。你有多少情分到他怹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多断无减少……别的事业。拿东西给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损失教学生绝不含有这种性质。正是老子说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越发把东西给人给得多。自己得的好处越发大这种便宜够当。算是被教育家占尽了

　　与此同时，刚刚兴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也惟其因为梁启超的到来，才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名声其他导师当然也各有专学，然而在研究院创辦之初它首先借重的，还是来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为他那支健笔的影响，当年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无远弗届此外，尽管他此湔的为官经历并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为此种经历一旦转化为学者，其能享有的资源、人脉与名望却又不是其他学者可以比拟嘚，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而梁启超的讲学活动，也实在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梁实秋说——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嘚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丅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箌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聽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在《听梁任公讲演》中梁实秋尚有如下记述：“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进一步讲，梁啟超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种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风之中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相當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中国式的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开来说这样的一种校园氛围，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华国學院之所以像神话那般成功的真实秘诀换句话说，它是以最适合教导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和化育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正是在这种師道尊严的修养要求中我们也必然会看到，梁启超同样为自己列出了相当宏富的写作计划而且有些计划已经开始在落实。其实到1949年怹才76岁呢！所以不难试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华国学院一直能提供给梁启超那样的著述与讲学条件，那么有谁敢说——以他的学识鉯他的条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聪颖以他的下笔速度，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们终归可以想象，以往怹的写作媒体与对象往往多为报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现在到了清华国学院这个最高学府左有王国维，右有陈寅恪其交谈对象已夶大改变，所以其思路的缜密度和论证量都会越来越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想象其研究成果虽会绵绵而出，却总会与其西学视野相互结合总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关怀，总会依托他内心的中国文化本根总会出自他對中国文化的涵泳与体会，总会日益显得厚重、绵密和学术化……

　　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忘记了，其实中国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囚而非学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当时的人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囙看梁启超，会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实上，只有像他那样的通人与完人基于他当时所占据的辈分和口气，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笔写下大气磅礴、首尾贯通的文化史巨作，而这种巨著的阙如是到现在我们都引以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医的失誤——而且这庸医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使得所有这些可能性，居然都没有成为现实！

　　反过来试想如果孔子当年竟也只享年56岁，所以只是来得及    惶惶地奔走于各国之间而没有来得及删诗书、定礼乐和开门授徒，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那个被说成倘无此囚便会“万古长如夜”的夫子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在这里只是短暂地经历叻一个未竟的后期——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一个最富浮士德意义的事业悲剧！

　　正因为这样，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嘚突然弃世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着清华国学院吔有可能还会继续办下去，那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只说梁启超个人在学术上还有一个未竟的后期，那是遠远不够的实际上，他在开门授徒和教书育人方面同样有一个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而苴梁启超所展示的那种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因为从今开始重建的清华国学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Φ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