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始于战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齐稷下学者慎到、田骈、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故又称“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乃是西汉初道家学派尊奉传说中的黄帝以及老子为创始人而名的称谓。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传说有很多发明创造，如：养蚕、制衣、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都创始于黄帝时期。现存《素问》一书，就是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被道家奉为经典的《阴符经》，也传说是黄帝所撰，内容涉及到纵横术、兵家之言和修养、丹术。并提出“阴阳相胜”；“心生于物，死于物”；“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的命题。老子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曾为东周“守藏室史”（管理图书的史官）。退隐后，开始著《老子》一书，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虽生长万物，却是无目的，无意识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听任其自然而然的发展。后来，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这和西汉初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有一定的联系。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道家著作《经法、道法》和《十大经·果童》所载“阴阳备物，化变乃生”，以及“静作相养”，“执道者生法弗敢犯”大同小异。因此，黄老学说经庄子发扬光大后，盛极一时，而被道家奉为圭臬，这也是后人以黄老代称道家的来由。　　从鹖冠子到汉阴丈人　　老庄思想体系来自隐者，其历史可追溯到尧唐时代。传说尧曾以天下相让与巢父和许由，二人拒不接受，而逃进山中，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隐士。是以大多数学者认为：有了文明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有了权力斗争的回避者；有了政治和政治斗争，也就有了遁世的隐者。这些自愿从政治斗争漩涡中逃避出来的人，因为不依附于权力系统，在行动上与社会上层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能够对现实政治抱观察批判态度。他们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博淹古今的历史知识，又从现实政治斗争中退了出来，有可能深刻观察社会矛盾，冷静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退隐在野，能够较多地接近自然，关心甚至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思维必然会产生出两种内在联系，即批判政治、崇尚自然。隐者中有一部分人，埋名隐姓，遁迹山林畎亩之间；而另有一些人，则潜心思虑，发扬其反思与批判精神，著书立说，弘扬论证自然之道，形成崭新的理论体系，于是就出现了“老子学派或庄子学派”。他们以老庄“自然天道观”为主，提出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世之首”。从而与儒墨学说形成对立，却与名家、法家学说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　　据马中先生《中国哲人的大思路》介绍说：在先秦，可以被称为道家的思想家很多。如：杨朱、老子、关尹、列子、詹何、子华子、魏牟、宋钘、尹文、庄子、彭蒙、田骈、慎到、环渊、鹖冠子等等。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中的鹖冠子，就是个大隐者，曾经生活在楚地巴人之间，他的学术思想，对东汉末安康道教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论述他的学术思想之前，先谈谈鹖冠子其人其事：　　《汉书·艺文志》曾录有《鹖冠子》一篇，原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隋书·经籍志》录《鹖冠子》三卷，也说作者是“楚之隐人”。1989年版《辞海》介绍鹖冠子说：“相传为战国时楚人，姓名不详，隐居深山，用鹖羽为冠”。并引宋陆佃《鹖冠子序》云：“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从以上记载可知，鹖冠子并非作者姓名，而是人们根据他的行迹所加的称号。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楚史》一书，作者张正明说：“楚国有一位鹖冠子，隐居深山，姓名不详。以鹖为冠，因有此号。鹖为雉类，喜斗，虽败不退。隐居而鹖冠，可见其壮心未泯，道家的本色正是这样，其身固与世无争，其心则萦世不已。鹖冠子的学说也以黄老为本，而兼治天文，术数。”乐后圣先生主编的《道经精华·鹖冠子》一书，马振献《后记》亦云：“此人到底姓甚名谁，已难稽考。他在楚地隐居，是位隐居民间不仕的读书人，有一定的才学，为时人尊重。庞煖曾拜他为师。及煖出仕赵国，有名位，鹖冠子不愿出仕又怕弟子荐举，遂隐匿不出。其书《鹖冠子》十九篇，主要宣扬道家之说。因后人不断编辑增删，杂以儒、兵、刑名之学，始成今貌。因其文辞博辨宏肆，倍受刘勰、韩愈称道。”　　史籍中关于鹖冠子为“楚之隐人”的说法，不过是泛泛之谈而已。其实，鹖冠子的源流，并非毫无线索可证，东汉末应劭撰《风俗通义》，在《姓氏篇》中有这样的考证：“賨人以鹖冠为姓，鹖冠子著书。”《辞海》：“鹖通褐，引申为黄黑色”。褐冠子即鹖冠子，賨人，亦即巴人。古代巴人纳税的钱或布称“賨钱”或“賨布”，即谓赋为賨。秦至南北朝期间，因成为巴人的称谓。四川大学蒙默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的賨人》一文中分析说：賨人是一个古老民族，《华阳国志》所载古代巴地八族之一，诸书又称“白虎夷”或“板楯蛮”，是古代巴人重要组成部分。并引邓少琴先生《巴史新探》说：板楯即木盾，是一种武器，又称彭排或彭旁，使用这种武器的民族，遂被称为板楯蛮或彭人。到汉以后，因口（指人口）出賨钱四十，始有賨人之称，故板楯賨人即彭人。而所居之地，多有以彭为名之水名、地名。邓先生还举例说：自今川东北城口县北至陕南紫阳县注入汉水的任河，就是《水经·沔水注》之彭溪，（汉水又东迳直城南……历汉阳、口而届于彭溪、龙灶矣）。此外，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条中，还提出一个鄂西北的彭，在今湖北房县、谷城县，把上述邓老观点应用到这里，则这个彭地无疑也是板楯賨人所居。是知在紫阳入汉之彭溪与在谷城入汉之彭水，即今汉水中游一地都是彭人所据，安康的平利、镇坪、白河有许多板凳垭地名，凳与楯一字之转，后人传讹，故谓之凳。故知板凳垭，亦即古代板楯賨人的居地。因此，直到清初，兴安州一地还孑遗有以鹖为冠潜修深山的道士，安康诗人刘应秋《山居纪事》中收录了二首《赠羽士》的绝句，便是明证：“汉上有癯仙，日行可万里，鹖冠披氅衣，黄发而儿齿”。“道人不纪年，元会如畴昔。懒问辟谷方，惟知煮白石”。段渝、谭洛非二先生所著《巴蜀文化的历程》一书中关于《道学土壤》一节亦说：“居其深山之中的賨人鹖冠子，被称为‘楚人’并不奇怪。但考镜源流，原来却是巴人。”可知道家之学，在古代巴人之间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渊源。　　从文化地理学上讲，鹖冠子思想能在这一区域内产生出来，也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这一区域内物产丰富，山高林深，云烟多变，客观环境造就了这一区域人们奔涌跌宕，神秘浪漫的心理结构。再加上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楚和蜀势力不断渗透下，这一区域今日隶楚，明日属蜀，因而无论是典章制度，或是两地所弥漫的巫风，都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而成为社会性精神因素。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政，乃至神与人，无不参差斑驳，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君子精敏，小人勇悍”的现象，隐居于此的鹖冠子受当地客观环境影响，也就有了博辨宏肆的文辞。其作品中便包容着巫文化的若干精神因素，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因此，马振献先生高度赞扬《鹖冠子》一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设想出一个‘成鸠氏’时代理想国的蓝图，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之下是令尹、柱国、郡大夫、县啬夫、乡师、扁长，里有司、伍长，并有与之相应的社会体系和行政区划。由于实行了成鸠氏的‘道’；诚、信、明、因、一，使太上成鸠氏”“一族用之万八千岁，有天天、兵强，世不可夺。”“为善者可得善举，为恶者可得诛，莫敢道一旦善，皆以终身为期，素无失次，故化立而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济，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这种乌托邦式社会构建模式，虽然是一种天才的幻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却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山区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渴望。　　《鹖冠子》一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元气”之说，《鹖冠子·度万》云：“阴阳者，气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认为阴阳二气是最高的气，天地是最大的形体，这才是宇宙间最正常的现象。并进一步发挥说：“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鹖冠子·泰录》）。对此，马振献先生解释说：“这里的精微者，就是元气，是最精细的物质，‘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也就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本源。”可以看出，鹖冠子的宇宙观与老子的宇宙观有着性质的不同。在老子的哲学中，“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东西。而鹖冠子的“元气”，则是可言说，可名状的精微之“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鹖冠子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老子哲学中唯心主义的“道”论，加入了诸多唯物主义的成分。　　《鹖冠子》一书中，还极力提倡“任贤使能”的政治主张，《度万》说：“贤人不用，弗能使国利，此其要也。”认为开明的君主，都会用贤人辅作国政，因为只有贤人才能与“道”沟通，通向神明。（《兵政》：“贤生圣、圣生道”）并反复强调：“圣与神谋，道与人成”（《度万》）。任贤使能而外，鹖冠子又非常重视兵道，重视“兵”的作用。《后汉书》说：巴郡板楯“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长期居住在深山密箐中的巴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形成的顽强勇悍精神，无疑为鹖冠子论兵之道提供了根据，《兵迭》说：“兵强者先得志于天下”；“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圣人之道“先人”，而人道“先兵”。在鹖冠子这种“先兵”思想影响下，史籍中所载以“武”著称的巴人数不胜数，而且又以安康一地最为彰著，如：周有史密、汉有锡光、南北朝有扶猛、阳雄、杜青和等等。概而言之，《鹖冠子》是产生于板楯賨人（亦即巴人）中间的“道经精华”，是一本融道、法、儒、墨各家理论而归于黄老思想的政治学说，因此处处表现出“道”的神奇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故一问世即为后人所重视。南朝梁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说：“《鹖冠》绵绵，函发深言”；唐韩愈说：“《鹖冠子》十有九篇 ，其间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正由于鹖冠子失其时，而深居山林不出，才有了“大隐”之名，遂成为后世以鹖冠代称隐士的名词。　　在鹖冠子时代，儒、墨之学正方兴未艾，却盛行于北方。由于山川阻隔，两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主张，并未波及到这一地区。于是活泼奔放的黄老思想，遂独盛于南方。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那样：“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主要集中在楚地。”　　从历史课本中我们知道：战国之际，是各诸侯逐鹿中原，又是各种族之间开始大融合的时代。纷纷嚷嚷，社会很不安定。儒墨之学顺应形势，提出“行仁”和“兼爱”的观点，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道家则认为，由于各国纷争，破坏了社会秩序，人们生活很不安定，因此他们追求“无为”而治。老子在他的著作中，把这种政治理想阐述的明明白白：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　　巴人鹖冠子继承了老子这种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于是设想出一个成鸠氏时代理想国的蓝图，与鹖冠子同一时期的庄周，更把这种“无为”的政治理想发挥到极致。庄周在他的著作《庄子》里，针对儒家提倡的“修身治国”主张，塑造了一个“浑沌氏之民”，这就是载于《庄子·天地篇》的汉阴抱瓮丈人。《庄子》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汉阴遇到了一位种菜园的老农，“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便建议这位老农改用桔槔以提高功效，不料被这位老农劈头盖脑地指责和嘲笑了一通。这位老农说：　　“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　　这位老农讲的全是老庄学派言论 ，是针对子贡，亦即儒家“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机巧心思而言的。所谓“机事”、“机心”就是指这种深沉权变的心机。因此，庄周借老农的口，抨击儒家思想说：　　“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益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　　老庄提出的“无为”，就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变化。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道”即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就得以“无”为主。故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前者提到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虽然很小，人民也不多。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甚而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交通工具都弃之不用，文字也不要，使人民重新回到结绳纪事的时代。在此生活的人们自以为食甘服美，怡然自得，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典型的闭塞落后，自居自乐的小国寡民社会，但人们却憧憬向往，津津乐道。因此，自鹖冠子设想出成鸠氏时代理想国之后，延至清初，安康刘应秋也设想出一人浑沌国社会。他说：“此浑沌城去中国数十万里，不知其所自始，城廓宫室皆其固有。国人不知衣食言语，不知死葬、疾病、嗜欲。其土宜黍，亦自生之。黍熟，贮之石池，和水成酒，公取饮之，无所限制。家无私藏，国无公赋。”无饥饿，无赋税，无生老病死，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的确十分诱人。　　刘应秋的“浑沌国”社会，鹖冠子的“成鸠氏”时代，老子的“小国寡民”，就象一条横贯的链条，清晰地把黄老“无为”思想在安康串连起来，从而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层，清嘉庆年间，汉阴厅重修丈人亭和灌台，邑进士茹金曾为文辩证抱瓮丈人的真实性，他说：“古今人物，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固已究之，信亦有可疑，疑非无可信。”他本人则是相信确有其人，因此，振振有辞地说：“吾汉邑周丈人崇祀乡贤祠，流芳已非一代。生于周，故系以周；隐其姓氏，故系以丈人。抱瓮灌园、耻为桔槔，卓然葛怀遗风……乃或以说见《南华外篇》（即《庄子》，后被道教奉为《南华经》），目为漆园寓言，疑焉而不信。夫江汉曾被文王之化，终南上接太乙之精，当春秋时，岂无高尚士潜生其间。况可考者，邑北城外抵龙冈数十武，旧有亭名丈人亭，亭旁有台号灌园，台上删石如瓮状，下承以罄，瓮方圆不盈丈而古色斑斓，字青石赤，其文漫灭难骤辨，摩挲若隶篆然，较《峋嵝庵碑》、《歧阳碣鼓》不多让，望而知为汉唐以上物。”其纪念建筑如此之早，因此其人其事也就真的无疑。于是“前人吟咏凭吊不一而足矣”，于是“望是亭，游是台，发怀古之幽情，不至与漆园寓言疑为荒渺无稽，则古贤哲之遗型芳躅，远播宇内，永垂不朽。”可见影响入人之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安康“活”了起来，成为隐士活动的渊薮。于是赤松子、鬼谷子、西城王君等等著名隐者，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并衍生出许多美丽的神话。　　可感可悟的《鬼谷子》一书　　“清静无为”和“崇尚自然”，是黄老学说的精髓，得道之士，就是真人，这在《庄子》内篇的《大宗师》里有详尽的描述：　　“何谓真人？”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翛（悠）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颙（宽大），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故。”　　对这一段话，著名哲学教授马中先生释如下：意思是，所谓真人者，“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出生不欣喜，入死不拒绝，无牵无挂地去，无拘无束地来，如此而已。他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事情来了欣然接受，忘其作为，使事物自自然然地发展复归。他不用心智去损害道，不用人的作为去辅助天然。他善于坐忘，他的容貌静寂，他的额头宽大，冷肃时象秋天，温暖时象春天，一喜一怒如四时运行一样地自然。对于任何事物都适宜，因而无法测知他的底蕴。他是天人合一论者，认为天与人不是对立物（《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　　显然，这样的真人，具有哲人的一切基本特征，其实就是西汉初认定的道家哲人。可见至少《庄子》成书时，真人还不是神人、仙人，不在神仙之列，也未有“道家”的名称，但是，《老子》、《鹖冠子》、《庄子》之书，博辨宏肆，语多迷离，尤其是《庄子》的浪漫夸张，往往给人一种暗示，很容易被神化附会。如：《老子》“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鹖冠子》“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都使人想到修炼成神、成仙。加之《庄子》寓言中确有神人、仙人的想象，《逍遥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十分容易与真人相混淆，使真人变成神仙的代称。《庄子》之外，产生于荆楚地区的巫文化代表作《楚辞》、《山海经》，就有许多关于真人、至人、神人、仙人境界的详尽描述。这些被修辞神化了的神人，后来便被理解成为长生不死，且能无倚无侍，独来独往于天地间真实的仙体。“天人合一”、“长生久视”的思想遂渐被人接受，于是就有了被后人所称谓的“神仙家”。人们相信通过修炼升华，是可以达到长生不死，而成为“仙人”。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越来越多追求修炼长生的隐士和宣扬神仙不死的方士。　　传说战国时，曾隐居于安康一地的鬼谷子，当初并未以神仙自居，而是隐居深山习“黄老”之术的学者。康熙《石泉县志》载：“鬼谷子岭，在云雾山中，相传先生隐处。有废址，其铁棺尚存，周回奇花异卉，一本而五色者，大如碗，采茯苓者多见之。”民间传说他在山中收徒讲学，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因此《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师事于齐，而习之鬼谷先生。”同书《张仪列传》亦云：“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东汉王充《论衡·答佞篇》：“术则纵横，师则鬼谷。”可见在汉代，鬼谷先生还是一个隐居深山的学者。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鬼谷子便逐渐由一个纵横家变为神仙方术之士。晋代学者郭璞有一首《游仙诗》说：“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生窗户里。借问此谁何，云是鬼谷子。”鬼谷子既然是游仙，说明郭璞已不把他看作是普通隐士，而是得道成仙的人物了。到南朝梁代，梁元帝萧绎作《金缕子》，则完全把鬼谷子看作了神仙方术之士。书中说：“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前219），遣徐市入海求仙与长生之药。徐市即徐福。鬼谷先生大约是战国中晚期生人，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转引老庄、或引申老庄之意、承老庄思想而阐发的文字内容。到了秦始皇时，已是快两百岁的人了，当然是一个得道的神仙方术之士。　　其实，象所有隐者一样，鬼谷子也是想通过修炼升华到“真人”的高尚境界，《鬼谷子》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看法，与老庄学派思想十分相偕，都崇尚自然之道，主张清静无为，天人合一。《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亦主张“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这些话语，明显来自老庄。如：《老子·四十七章》云：“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可见《鬼谷子》一书的基调，是以老庄学说为基础，并融和了法家乃至（刑）名家一类的东西。但是，《鬼谷子》并非都是承袭老庄思想，也有不同于老庄之处。老庄学说作为一种世界观，显得空灵飘渺，宏阔无边，使人很难把握利用，所谓“玄之又玄”。而《鬼谷子》则虚实相生，可感可悟，如《谋篇》讲：“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这些言论，具有很强的实际运演和操作意义，故其对游说之术的阐发，曾启示了战国纵横家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术的实际运演。鉴于此，最新出版的“道经精华”《鬼谷子后记》，评价道：“可否这样说，《鬼谷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又补充发展了道家思想体系，尤其在方法论上，注重实际操作和应用，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鬼谷子与道教发生关系，一是他的著作中处处充斥着老庄学说，如：道、一、无为、阴阳、真人等言论，与老庄言论如出一辙；再就是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鬼”字，很容易诱发人们的联想，加上一些好事之徒的造伪便显得神秘起来。晋王嘉《拾遗记》就有这样一条记载：　　“秦始皇时，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曰：‘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鬼者归也。’又云：‘归者谷名也。’乃请其术，教以干世出俗之辨，即探胸内，得二卷说书，言辅时之事。”　　按照王嘉的说法，张仪、苏秦似乎是梦境中遇见鬼谷先生，并得到他传授“辅时”秘籍。能在梦中传授法术，当然是神仙了。为了神乎其事，唐代中叶，有位名声显赫的星命学家，名叫李虚中。他曾担任过唐宪宗的殿中侍御史，善于用五行干支学说给人算命。后来流传的《李虚中命书》，据说就是他的手泽。在这本命书的序言中，也出现了一段鬼谷子遗事：　　“昔，司马季主居壶山之阳，一夕，雨余，风清月朗。有叟踵门，自谓鬼谷子。季主因与谈天地之始，论河洛之书，箕子九畴，文王八卦，探颐幽微造化。至晓，出遗文九篇，包括三才，指陈万物。季主得而明之，每言人之祸福、时数、吉凶，应如神察，为当时所贵。”　　司马季主是汉文帝时著名的占卜家，这篇托名李虚中所写的序言，把占卜家司马季主、星命家李虚中跟鬼谷子联在一起，具备了更浓厚的神秘色彩。因而后来占卜者和算命先生，都把鬼谷子奉为祖师爷，从而和道教所奉行的道术就有了分不开的关系。于是《鬼谷子》一书，便被道教搜罗进《道藏》，与《老子》、《庄子》一起成了道教的经典。这种情况，前人早已发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说：“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又以斋醮章咒入之”，所以《道藏》必然要把与道教思想相近的《鬼谷子》入之。不仅入之，而且还给了一个“王诩”的名字。《道藏目录》说他是“晋平公时人”，把鬼谷子生活年代升到公元前六世纪，较之战国中晚期提前了二百多岁。所以，《仙传拾遗》等书，干脆把鬼谷列为长生不老的道教神仙。　　鬼谷子其人其事，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这就使得颇具神秘色彩的鬼谷子文化现象更为神秘。古代学者认为：“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汉志》未载其人其书。故南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说：“周时有豪士隐者，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无乡里、族姓、名字。”鬼谷子居里的出处，是裴骃《史记集解》引证东晋末徐广的话说：“颖川阳城有鬼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更增加了一处：“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颖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惟一与众家之说不同的人，是唐初大臣长孙无忌，他在为《鬼谷子》一书作序中称其为“楚人”。这是《鬼谷子》成书后，见到最早的一篇序文，也是第一个提到鬼谷子为楚人的线索，《鬼谷子》一书是呈献给皇帝看的。考证应该很翔实。序文说：“《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周世安康为庸地，号三庸；竹山、白河、平利为上庸，西城、旬阳在庸中心，汉阴、石泉及西乡部分为西上庸，隶于楚国荆州，应是楚地无疑。生于楚地的人，才能称为楚人。但楚地十分宽泛，鬼谷子到底是楚地哪里的人，序文没有详说。然而北宋编辑的《太平广记》卷四引《仙传拾遗》中却有这样一段神话：　　“苏、张学成别去，（鬼谷）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　　征之长孙无忌“楚人”之说，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所谓“北引二子即日到秦”，也就是日内到了秦国。是否暗示鬼谷子隐处的鬼谷，在秦都咸阳之南的“直谷”，直谷在云雾山下，居宁、石、汉三县交界处，春秋战国时属楚地无疑。如此推演，衍生于今石泉就顺理成章，地方志乘以为鬼谷先生隐于云雾山也就有据可说。　　尽管鬼谷子真名实姓，出生及隐地人言人殊，互有歧异。但从司马迁以来，历代学者大都倾向承认鬼谷子确有其人。正如《鬼谷子译注》引台湾冯作民先生话说：“鬼谷先生经历和事迹的不明并不足怪，而且很可能是一位遁世的隐居人。像《论语》中所出现的长沮、桀溺、狂接舆，就都是为了逃避乱世而隐姓埋名于山野之间，在那里宁静沉思或研究学问，到了战国时代这种隐士更多。有关鬼谷先生的事迹虽说不明，但也不可贸然断定他是一个架空人物。”　　潜心修炼与求仙活动　　神仙方术的出现，大概也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在黄老“长生久视”、“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多企求修炼长生的隐士和宣传神仙不死的方士，他们继承了黄帝、老子、庄子修养学说的遗绪，因而和道家紧密相连；同时他们又在追求修炼成仙，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神仙家（田诚阳《仙学详述》），也被称为方士。其实，隐士和方士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隐士多偏重潜修密炼，不计名利。如与安康相关且存影响的鹖冠子、鬼谷子；而方士多借此游说王侯，以求荣宠。他们宣称自己有仙术，能找到长生不死之药，和能与仙人交通，拥有让人变为仙人的方法。其中的一些人，也的确被齐威王、齐宣王及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汉武帝等赞赏和重用。《史记·封禅书》载：“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到，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齐威、宣当战国初年，已有寻找三神山和不死之药的传说，表明“仙人”的观念一定比威、宣之时更早些。如果追溯其思想渊源，古巫的影子便浮现在面前，可见其直接或间接地与巫术相关。我们在《一脉相承的巫医之术》中，曾引《山海经》提到的“不死之药”、“百药爰在”和十巫“所由上下”的经文，说明巫也是神人、仙人，可以由此升降于天地之间。这里出现的“不死之药”是由巫而不是神仙，显然比战国时人为造作的神仙之说更为古老，更为原始。　　神仙之说的滥觞，是由隐士的影响和方士的宣传，或者方士们附会隐士的奇言异行，如：《太平广记》卷四引《仙传拾遗》说：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衔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鬼谷）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如此神奇的“不死草”，怎能不叫人憧憬向往。这显然是方士借鬼谷子的名头以玄其事，但是却可以看出隐士和方士都在宣传神仙不死之药，从而使修炼成仙之说，成为社会时尚而蔚然盛行，到了始皇帝时达到高潮。徐福率三千童男女，驾船入海求不死药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后来，汉武帝也接受了方士们的宣传，进行个人修炼，先后从事节食、服药、炼丹、祠灶、封禅等方术，时间长达四十五年之久。虽然未能羽化飞升，但是却赢得了七十岁的较长寿命。这在古代帝王中是很少见到的。“隐士和方士们的求仙活动与修炼实践，经过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两次推动，在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仙学详述》）。　　这种修炼成仙，以及神仙不死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古代安康人的脑海中，只不过安康的神仙不是在汪洋大海里，而是在高高的大山上。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出土的魏晋画像砖上，就出现了“羽化飞升”的仙人，画面上的仙人面庞清秀，长着鸟的身体，正鼓翅在蓝天上翱游，他的身下即是高低起伏的山峦。清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一书里，首选的诗歌便是战国末流传的《巴谣歌》，在案语中，编选者引《茅盈内传》的话说：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即荡）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鹤，白日飞升。而在此之前，活动于华山之阳一地的巴人就已经唱响，是以始皇闻歌谣而问其故，当地“父老俱对曰：‘此仙欣然’”。秦始皇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月嘉平。”此首《巴谣歌》是这样唱的：　　神仙得者茅初成，　　驾龙上升入太清。　　时下玄洲戏赤城，　　继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学之腊嘉平。　　其实这是一首谶谣，具有预兆性质，其中就预言了茅盈在安康从西城王君学道，以及秦始皇遣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不死药的事，后来这两件事都兆现了，这首《巴谣歌》，也就成为谶谣经典留传于世。《巴谣歌》的特点为五句，又叫“五句歌”，它打破了四句一首的对偶句式，突出了地域特色，主要流行于鄂西北、峡区、川东和安康一地。安康各县，特别是白河、镇坪、平利、岚皋等县民歌中，就常常见到五句句式。从《巴谣歌》可以看出，古代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的神仙观念，很早就在安康流行，并积淀成底蕴深厚的文化层，以致安康地区成为古代仙人神话的渊薮。　　传说在安康得道成仙的有名人物首推茅盈。茅盈，字叔中，汉初咸阳人。十八岁即弃家学道于恒山，因为没有得到真传，怎么修炼都不能成仙。于是来到安康寻访仙人王群，王群是秦汉之际隐于安康的大隐士，被称为西城王君，也叫西城真人。西城王君曰：“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道之家，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可不勖哉”（《真诰·甄命授二》）。这里的中国，并不是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指“帝王所都为中”的中国。西城王君告诉他学道是很难的事，勉励茅盈继续修炼，并授以道法。在这期间又得到西王母的帮助，才成了仙人。后来在汉王朝做官的弟弟茅固、茅衷，弃官求哥哥授以长生之道，也先后成了仙人。三兄弟成仙之后，来到江苏的句曲山归隐修炼，后世因三茅留治于此，而改句曲山为三茅山，简称茅山，成为道教茅山派的祖源，称为“三茅真君”祖师。安康是“三茅”从西城王君学道之地，有仙人芳踪遗躅，因此在香溪开辟“三茅洞”，供奉“三茅真君”以为纪念，至今香火不绝。　　茅盈之后，又有唐公昉。汉中太守郭芝《仙人唐公昉碑》说：西汉末，城固人唐公昉以王莽居摄二年（公元前32年）为郡吏，遇仙人授以神药，曰：“服此当移意万里。”当时郡治在西城（安康），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影即至。授唐公昉神药的仙人叫李八百。据《神仙传》载：　　“李八百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于道），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为佣，公昉爱异之。八百乃病因死，公昉为迎医合药，费钱数十万。又转作恶疮，遍体臭恶，不可近，公昉为之流涕。八百曰：‘吾疮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举酒，著大器中，八百起入浴，疮即愈，体无余痕。乃告曰：‘吾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今当授子废食之诀’。乃使公昉与妻子并三婢，以其浴自浴。”　　后来，唐公昉与妻子、儿女、鸡犬、房屋一同飞升上天，他的女婿因未赶到，未能同时升天，便在河边逡巡叫号，这条河就叫婿河，至今名字未改，仍沿袭这一名称。唐公昉虽是城固人，但其得道成仙却在西城。对此，汉中洋县中书舍人岳震川承认：“西汉汉中郡治西城。”并以《唐公昉仙人碑》为例说：“碑称公昉以王莽居摄二年为郡吏，遇真人与以神药曰：‘服此当移意万里’。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影即至。西城，今兴安府治，公昉家城固，相去七百余里。因知前汉郡治西城；后汉始移治南郑。”传说李八百是周代蜀人，莫知其名，动则行八百里，因以为号。周穆王时隐居西城郡东金堂山，号紫阳真君，今安康城东五里金堂山，昔人建有道观（清嘉庆间改名药王殿）和禅院（金堂寺），是否为纪念李八百隐居于此而设，因无资料证实，不得妄断。以上茅盈、西城王君、李八百、唐公昉事，虽是道教神话传说，但是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却使我们看到古人以安康一地为“神仙窟宅”的说法大致可信。因此，东汉以后，典籍上记载在安康活动的隐士和仙人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是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上》所载“锡义山”事：“汉水又东迳魏兴郡（魏于安康置魏兴郡）之锡县（今白河县）故城北，为白石滩。县，故《春秋》之锡穴地也，故属汉中。王莽之‘锡’（县）治也。县有锡义山，方圆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门。上有石坛，长数十丈，世传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发饵术，恒数十人。”《舆地纪胜》亦云：“紫荆山，在旬阳县东五十里，有洞深可五六里，号仙洞。世传赤松子旧游处，山后有石池，池旁有石莲花。”这里隐居的神仙甚至有了姓名。赤松子是中国神话中极负盛名的仙人，相传神农时为雨师。《仙鉴》卷三说：赤松子“服冰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不）焚，至昆仑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云，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张良是否来到旬阳从赤松子游，史书上未有说明，但张良在旬阳羊山习辟谷之术的传说却世代流传，《旬阳县志》云：“羊山，终南之支脉也，连络千里。相传为福地修仙之所……世传张良辟谷于此，观址、钟鼎尚存。”正因为有这一传说，在旬阳县衍生出许多与张良有关的地名：有见驾山，“相传汉高祖访张良见驾于此”；有别驾山，“子房别高帝处”；有送驾塬，“子房送高帝处”。既有“子房仙洞”，又有“子房殿岭”，张良从赤松子游而演绎出来的神话传说，几乎无处不在，甚而在汉水之南的闾河旱坝川还有“南子房洞”。　　因为是神仙活动所在，安康遂为一些想通过修炼成仙的人向往之地。明代纂辑的《名山志》载：“心山，山上有异草，风吹不偃，无风乃自摇，汉杨厥（字孟文）守汉中，过而异之，弃官修仙此山。”杨孟文，名涣。是西城王戎所书《石门颂》中的“司隶校尉犍为杨君”。杨孟文在心山修仙的事，也见于《兴安州志·山川志》：“（郡城）西北五里曰心山，有草焉，无风自摇，有风不偃，其在西汉（误，应是东汉），太守杨厥（字孟文）之所以栖隐也。”《名山志》又载：（旬阳）神仙洞，为神仙栖隐之说，洞门镌“紫盖神仙洞天”六字。《旬阳县志》云：“在县南七十里，有生成石莲花十九朵，石狮子一，洞高一丈七尺，深不可测，有古石碑剥落，乡民祈雨甚应。”正由于如此，安康“西城山洞”被道教列为十大洞天第三名，号“太玄真之天”；旬阳“紫盖神仙洞天”，则列入三十六小天，被称为“紫盖山洞”，名“紫玄洞照天”。可见，安康在道教神话的地位十分尊崇，有道教圣地之说。因此，自汉以降，道教中的重要人物，无不在安康留下踪迹，其中就有张道陵在安康点化白虎的传说。　　安康缙绅张紫樵、董铭竹二先生纂辑的《感应宝 箓》，乃是集卜筮、符瑞、谶谣、禁忌等而成的巫书，载有张道陵“西城点化白虎神”的故事：传说东汉时，西城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年祭祀时，乡人必杀活人供于神坛，真人听到这事，心中不忍。这一年又到祭祀之期，真人亲往西城，果见乡中绑着一人，百姓以鼓乐引导，送于白虎神庙。真人问其缘故，乡人说：祭白虎神，若一年缺祭，即灾兴祸至，或大旱不雨，颗粒不收；或狂风黑沙，毁坏禾稼，六畜皆瘟。地方上怕神作祟，只得每年重价购求一人，赤身绑缚送至神庙，请神吮血享用。此已成常例，连官府都不敢禁止。　　真人悯及无辜，对乡人说：“你们放此人去，用我代之如何？”众乡民说：“此人因家贫无倚，自愿舍生充祭，得我们五十千钱，葬父嫁妹，花费已尽。今日之死，乃其分内，你何苦要自伤性命。”其实真人早知其人是个真孝子，所以代之，是要人们知道孝父母是人之大德，必获好报。因此故说：“我不信有神道吃人事，若果有此事，我自愿承担，死而无怨。”众人商量道：“他自不信，不干我等事，左右是一条性命。”便依了真人的言语，将绑缚之人解放了，那人得了性命，拜谢而去。众人便要来绑缚真人。真人说：“我自情愿，决不逃走。”众人依允，拥着真人入得庙来，只见庙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供奉着土偶神像，狰狞可畏。案桌上摆着许多祭品，众人叩头宣疏已毕，将真人闭于殿门之内，随将封锁。真人瞑目静待，约莫更深，忽然一阵狂风，白虎神早到，一见真人，便来攫取。只见真人口耳眼鼻都放出红光，罩定了白虎神。白虎神大惊，忙问：“你是何人？”真人说：“吾奉上帝之命，管摄四海五岳诸神，命我分形查勘，你是何方孽畜，敢在此祸害生灵，罪孽深重，天诛难免。”白虎神方欲抗辨，只见前后左右都是一般真人，红光遍体，唬得白虎神眼缝也开不得，叩头求饶。　　原来白虎神是金神，乃是板楯巴人之后，秦昭王时，据西城而反，占四郡，后来中了秦王离间之计，被族人用药箭射杀，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怨气不散，每每出现，生灾作乱，土人立庙，许以岁时祭享，方得安息。西城五行属金，故白虎为金神。真人炼过金丹，养就真火，金怕火克，自然制伏。当下真人与白虎神立誓，不许生事害民，白虎神受戒而去。　　次日清晨，众乡民到庙，看见真人端坐不动，骇问其由，真人遂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今后白虎神不会再妄害民命，有损无益。”众人拜求真人名姓，真人说：“我乃鹤鸣山张道陵也。”说罢飘然而去。众乡民在白虎庙前，另创前殿三间，供养张真人像，从此革了人祭之事。　　道家方术与早期道教　　先秦还没有专称“道家”的名词，《老子》、《庄子》、《鹖冠子》、《鬼谷子》等人的著作，只是各人以“道”为中心的学术派别，他们也从未以“道家”自称。“道家”名称的出现，是西汉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著《论六家之要旨》提出来的。他根据当时的黄老学说，总结流行于世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先秦各派学说，认为道家最能综合各派所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开始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省称“道家”。从而“反映了汉朝政治统一后，思想趋向统一的思潮趋势”（任继愈《道家与道教》）。老子是当仁不让的道家创始人，庄子等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学说，这时的道家还没有和宗教拉上关系，只是一种学术性的哲学思想，与追求修炼成仙的神仙家还不是一回事，而当时的神仙家，也只是追求达到神仙的境界，并未沾染上迷信的东西。因此《汉书·艺文志》作了客观地描述：　　“神仙者，所以保全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　　于此可见，神仙本义，乃是一种高深的修养境界，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但是后来有些人却专门操此为业，宣称自己有修炼成仙、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导人于歧途，和古圣贤修炼宗旨相违背。甚而一些在社会上活动的方土，以神仙方术邀宠帝王和王侯，“虽然使得神仙思想盛行于世，但是也有许多迷信成份充斥其间，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为后世一些伪道所效法”（田诚阳《仙学详述》）。　　《庄子》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唐·成玄英注：“方，道也。自轩（辕）、（颛）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是知，方术也称道术、艺术。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大致分为医经、医方、房中、神仙等四大类，医经、医方为医学知识，说明神仙方术并不完全都是迷信，还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内容。到了后汉，方术又增加了许多。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有天文（包括占候、星占）、医学（包括巫医）、神仙术、占卜、相术、遁甲、堪舆等等，并列入了华陀、左慈、费长房等三十五人。其炼丹、采药、房中、服食养生、祭祀鬼神、祈禳禁咒等都为初期道教所承袭，作为重要的修炼济度方法。因而《晋书·艺术传序》指出：“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这里所说的艺术一词，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满足人们审美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里能够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而主要指的是“神道设教”事。古代人心目中的艺术，有卜筮、占验、医术等术数，也有厌胜、治鬼、捉妖等，其内涵大致与《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方术相当。唐·李贤注云：“艺谓书、数、射、御之法，即古儒所谓‘六艺’。”术谓医方、卜筮。”总之古代艺术，泛指各种技术、方法。后来道教又引申为“法术”。道教未形成之前的诸多道派，也宣称自己是道家，但已不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的道家，而是有浓厚的巫觋气息。对早期道教形成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太平经》，就被当时人评为“多巫觋杂语”（《后汉书·襄楷传》）。明代万历年间，安康进士，南京兵部侍郎刘宇也看到这点。他在所著《太和集》中指出：“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源于道家的神仙信仰和方仙之术，大约产生于东汉中叶。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南文化概览》认为：“在道教发生、衍化和壮大过程中，陕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说，滥觞，巩固于汉中，并形成气候的五斗米道，是后来覆盖了整个中国道教世界的正宗门派。”　　东汉从和帝刘肇开始，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这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给人民带来莫大痛苦，尤其是地方豪强趁火打劫，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以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和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压迫，更多的农民则变为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其时安康也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土地基本上为豪强地主所侵掠，根据考古调查发现：白河有终氏大姓，其族人终常曾作过郡吏，从月儿潭到蓝滩，都是终氏土地；旬阳有许氏大姓，其族人曾官涪凌太守，旬阳的半壁天下皆为许氏所有；汉滨区有锡氏大姓，其族人锡光官至交趾太守，封盐水侯，从关庙镇到恒口镇，都出土过刻有“锡氏”铭文的纪年砖。其余李、邓、庄、王等姓，偶然一见而已。足以说明，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僻隅山区的安康也不例外。再加上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疫病流行，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自然会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于是五斗米道便在这时出现了。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早期道教派别之一。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的道书。上面我们曾介绍过张陵来安康（西城）点化白虎的故事，虽然出自民间传说，但张陵为郡人所信仰却由此可见。据卿希泰先生《中国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云：“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在川西北和陕南一带传道”；其嫡传弟子张修，在川东以及安康一地传播五斗米道。汉滨区东路胥姑垭山上，曾发现传为张修祭祀华胥、伏羲所写诗碣，诗云：“莽封援建后维煌，樟版披针雨金光；九五胥姑凤太后，齐天大圣龙皞皇。”诗中说，华胥为太后，伏羲为皞皇是王莽所封，新城大尹马援为建祠宇。九五者，乃《易经》中的卦爻名。九，阳爻；五，第五爻，《易·乾》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华胥氏图腾为凤，故谓“凤太后”，传说他是伏羲的母亲。皞皇即伏羲，又曰太皞。图腾是龙，故谓“龙皞皇”。是他发明了渔猎，又制作八卦，教民结绳织网捕鱼和捕野兽，是渔猎和春之神，由于他的发明和发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人们赞颂他功与天齐。安康是古代巴人中的賨人聚居之地，巴人拥戴五斗米道，张修作为五斗米道的重要传播者，而成为天师道的实际首领。因而被称为祖师，立庙奉祀。在坝河乡的祖师寨上，至今庙址犹存。　　其时，河北人张角在北方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以《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也借治病传教，徒众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这两个早期道教的大派别，主要在下层群众间流行，都曾受《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并与农民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要求相结合。《太平经》说：“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种自食其力的主张，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准则，剥削者靠别人供给衣食，绝没有这样的感受和想法。《太平经》描述富人剥削穷人时说：“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于幽室，令皆腐涂。凡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在《太平经》看来，天地间的财物，原是用以供养众人的，但是却被少数贪得无厌的富人所占有，广大穷苦农民却被逼饥寒而死。这些同情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道理，讲的很通俗，很切合实际，为东汉末农民大起义造足了舆论。于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太平道发动了黄巾大起义，一时“八郡同时传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张修领导的五斗米道与黄巾军东西呼应，也在巴郡扯旗造反，支持黄巾军。黄巾军被东汉王朝残酷镇压之后，太平道传授情况不甚明了。但五斗米道张修、张鲁因依附益州割据者刘焉的势力，却一支独秀。据李珺平先生《陕南文化概览·道教》说：“早在北方黄巾起义和军阀大战时，益州牧刘焉就跃跃欲试，派人四处攻掠土地。他派往攻取汉中的首领张鲁、（张修），就是道教中人，从此拉开了五斗米道统治汉中，进而控御全国的序幕。”　　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张衡的儿子，其祖、其父是五斗米道的创立和传承者。其母亦好道，《后汉书·刘焉传》载：“（她）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五斗米道世家出身的张鲁，占领汉中以后，创立了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统治将近三十年，是五斗米道的真正开拓者。他自号师君，以鬼道教民，并设义舍为过往行人免费提供食宿，有隐瞒小过者，须修补道路百步，将功抵过，略示惩戒。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尔后再犯，方处以刑罚。春秋禁止杀生物，又禁酿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他的这些措施受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故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说道：“东汉后期，破产农民大批流亡，痛苦是说不尽的。朝廷刑法残酷，富贵人家奢侈浪费，官吏贪暴，官即是豺虎强盗的别号，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张鲁添加（《三国志注》称为“增饰”）的新办法，多少有合于人民的要求。”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为了分化和削弱五斗米道在汉中影响，即以张鲁为汉宁太守。据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载：“汉阴县，汉置安阳县，属汉中郡，后汉因之。建安六年，分汉中之安阳置汉宁郡，以张鲁为汉宁太守。”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张鲁治汉中时，安康即隶属汉中郡，本是一地。东汉时的安阳县，据考古调查资料分析，当在汉阴县凤凰山之南，其地域包括今石泉、紫阳及汉水之南大片土地。汉王朝分安阳一部分置汉宁郡，则说明张鲁政教合一政权统治范围含盖了安康西部的大部分。从地缘关系上看，自古此汉中（南郑）与彼汉中（西城），常常被人混为一谈，是以五斗米道活动之域，包括安康应无疑义。直到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鲁政权为曹操所灭，曹魏才改西城郡为魏兴郡，隶荆州。　　民间早期道教的产生，从客观的社会条件上讲，主要是东汉后期统治的日益腐朽和黑暗，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痛苦，广大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宗教身上。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而陕南由于处于两山（秦岭、巴山）夹一川（汉水）之间，交通极不方便，对外相对独立，相对封闭，成为自有内在生命力的地域，因而道教能够在此产生发展又有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根据卿希泰先生分析道教渊源和酝酿过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古代宗教思想和巫术 安康是古代巫文化滋生的温床，这在本书开始就作了大篇记述。巴人的“万物有灵”思想无处不在。对日月星辰山岳大川和祖先的崇拜，已然化为一种民俗，视它们为神灵，对它们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天神（即《楚辞》中称的“帝”，或“天帝”）以及地祇和人鬼的神灵系统。早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另外，古代以卜筮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靠巫术为人治病、祈福、禳灾，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先秦时即昌盛于安康一地。鹖冠子、鬼谷子都是在继承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出自己的学说，因此和黄老思想一样，《鹖冠子》、《鬼谷子》中包含了许多“玄之又玄”的神秘因素，何况又有《楚辞》、《庄子》的巨大影响，加之汉初治黄老之学者有不少被称为神仙方士的人，如：西城王君、李八百等等，他们以神仙生长久视思想和邹衍倡导的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神秘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化，逐步形成尊奉黄帝、老子为最高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步合流，成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 早在《楚辞》、《庄子》、《鹖冠子》、《鬼谷子》等著作中，有关神仙思想言论和活动的记述已屡见不鲜。稍后，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安康广为流传的张良从赤松子游，茅盈得西城王君传授以及唐公昉白日飞升的神话传说，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后来神仙家的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亦逐渐衍化为道士。　　谶纬神学 “谶”是一种宗教预言，它的雏形则是原始谶谣，起源较早，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巴谣歌》，预言茅盈成仙，就是谶语。“纬”是相对于儒家经典而言的，即用图谶的观点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推验灾异祯祥。这种风气是由汉初董仲舒开其端。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曾极力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把儒家经典宗教化，并逐渐形成谶纬之学。儒生与方士开始合流，造成极为浓厚的宗教气氛。这对道教的孕育和出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道教融合了谶纬思想，并吸收谶纬术为其方术内容之一。　　五斗米道活动及影响　　东汉末，张角创立太平道，用饮符水治病的方法发动群众，拥有徒众几十万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几十万人能在同一天暴动，乃是因为他们有一套严密的宗教组织系统，利用宗教凭信进行联络。这种凭信就是“符”。符，是太平道、正一道（即五斗米道）实施道术的基本手段。它源自巫术、方士，一以贯之，入于道术。按符的原义乃是兵符，授符意味着率领神兵的本事，也意味着其人在整个军政体制中的定位。太平道在符咒治病中发展的徒众受兵符契信，那就意味着自己处于某军政体系中，自己与教派之间的关系，既有信仰依赖，又有介入和服从，这就是黄巾军能在同一天起义的原因。五斗米道一如太平道，初入道者为鬼卒，或曰鬼兵，都是将宗教组织与军事、政治组织相统一的表现，“符”的这种黏和作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随着黄巾军被汉王朝镇压，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具体情况已不清楚，现在所知最早宗教活动内容及方法的，就只有五斗米道了。　　五斗米道，又叫天师道、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和太平道一样，五斗米道最初也是利用符水治病的方法发展徒众，扩大影响。《三国志注》引鱼豢《典略》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张）修略与（张）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 故号曰五斗米师。”　　从《典略》所述可以看出，太平道与五斗米道都是以符水治病发展道众，只是五斗米道另外多了一条“加施静室”，即以静室思过，鬼吏为病者请祷等方法。传说张修受张陵派遣曾来西城、竹房传道，至今汉滨区东路还有纪念张修的祖师庙，庙在一条山脊上，两壁如削，唯南端有一小径可通，“不连他屋”，“不余杂物”，很符合静室的条件（北周时，蛮帅杜青和曾在这一带反叛朝廷，自称“巴州刺史”）。后来张修率众在巴郡起义，与黄巾军东西呼应。其巴郡是汉水之巴，还是川东之巴，抑或是史书对巴地的泛称，很难说清楚。不过“静室思过”，到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却有了新的发展，如：设奸令祭酒（祭酒是东汉掌管教化的官员，原称仆射。这里以祭酒为五斗米道教职人员称谓），“祭酒立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这里“奸”字作“求”讲，“令”即律令、命令。是以有人释“奸令”为原则，为律令。五斗米教以《道德经》为奸令（原则），祭酒的任务是诵读让大家听、求得人理解。因此祭酒就成了管理道众（鬼卒）的负责人“鬼吏”。鬼吏在为病人请祷时，将病者的名字写在三张纸上，上面写明服罪之意，将其中一张送往山上，谓之“上天”；一张埋入地下；一张投到水中，三张合称“三官手书”，以此为徒众治病。　　五斗米道宗教活动的另一内容是设置“义舍”，义舍相当于今天的旅社，是免费向往来行人提供食宿的地方。入住义舍的人，可以“量腹取足” ，但不能浪费，更不能私自带走。东汉末，天灾人祸，流民被野，义舍之举不但是赈济流民的措施，也是五斗米道招揽道徒的手段。义舍中的米、肉等食物，主要来自众教徒的捐赠。五斗米道道徒不仅要捐五斗米，而且还可以附捐肉、油、盐、布等物品，因此义舍食物才不致匮乏。　　五斗米道管理道众之法称“治”，五斗米师（即祭酒）是最基层的管理者。因为他们身负统领道众之责，故或于家中，或在闾里设置静室，静室就是所谓的“治”。这种以师宅为“治”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以师宅为中心的基层组织，因而师治就成为五斗米道开展宗教活动的基础，最受重视。如：师治可设厨会，厨会又叫饭贤，即设馔请清贤道士若干人，协助五斗米师一同为道众求福，为病者救度，为亡人解罪。此外，清贤道士还要在每年规定的一些会日，协助五斗米师举行祭祀祖师，交纳道米等例行宗教活动。　　为了便于统领广大徒众，五斗米师治之外，又设置了“治头大祭酒”。《三国志·张鲁传》：“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为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样一来，从师君（天师）、治头大祭酒、祭酒（师）、鬼卒，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完整的宗教政权组织系统。师君为了控御全局，又把道众划分为二十四治，由治头大祭酒负责。为了加强二十四治的权威性，五斗米道还造太上老君降正一盟威法的神话，据道书《渊鉴类涵·道部》引《正一经》云：“（张）陵学道于蜀中鹤鸣山，时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竟起，感太上老君降正一盟威之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所谓“始分人鬼”，则完全承袭楚巫文化的“绝地天通”。楚地历史上曾有“民神杂糅”、“家为巫祝”的情况，为此帝颛顼命重和黎两个人一司天，一司地，乃“绝地天通”。安康东区即发现“绝地天通”画像砖，画面上的颛顼头上顶着圆形的天，脚下踩着方形的地，虽说是民间艺人想象的作品，但却十分形象地把天和地分隔开来。“绝地天通”的本意，是改变“民神杂糅”的现象，而使“各司其序”。实际上是氏族贵族（即后来的统治者）将神权抓到自己手中的措施，是原始宗教开始向人为宗教过度的一种折光反映。“分人鬼，置二十四治”，即是吸引人们入道，参加专门的宗教活动。这从五斗米道形式系统的经济、宗教、政治措施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基础就在于“分人鬼”，即将民间自由散漫的巫教，提高为组织明确的人为宗教。其后张修、张鲁各踵事增华，遂形成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但其道官的称呼中仍有“鬼吏”之名，可见其源于巫术的痕迹宛然犹在（刘仲宇《道教法术》）。　　这一段历史，在《三天内解经》有较详细的解释，为了使大家能清楚了解五斗米道的宗教内容，特转录如下：　　“太上以汉顺帝时，选择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别真伪，显明上三天之气。以汉安元年壬午岁（142年）五月一日，老君于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时事，平正三天，洗除浮华，纳朴还真，承受太上真经，制科律。积一十六年，到永寿三年（157年），岁在丁酉，与汉帝朝臣，以白马血为盟，丹书铁券为信，与天地水官太岁将军，共约永用三天正法；不得禁固天民，民不妄淫祀他鬼神，使鬼不饮食，师不受钱，不得淫盗，治病疗疾，不得饮酒食肉，民人惟听五腊吉日祠家亲宗祖父母；二月八日祠祀社灶，自非三天正法诸天真道。皆为故气，疾病者，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科仪章符，救疗久病。因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则差。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化户百日万户，人来如云。制作科条，章文万通，付子孙，传世为国师。法事悉定，人鬼安帖，张遂白日升天，亲受天师之任也。天师之子张衡、孙张鲁，夫妇俱尸解升天，故有三师并夫人。”　　据此而知，五斗米道既然创立于“信鬼神、重淫祀”，巫风盛行的蜀楚之地，为了占住脚，并吸引道众信奉而参加其宗教，就要对不利于自己的种种困难和因素，进行全面排斥和否定。虽然五斗米道曾吸收过巫术，然而一旦形成自己的体系后，为了巩固已成的道法体系，便开始对巫术进行整顿改造，甚而否定。这对早期道法体系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学者说：“五斗米道割据汉中数十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可以从容地开展本教派的组织、理论建设，与之相应，道术的发展也可以综合传习，形成体系。”又说：“它在中国道教法术发展的长河中，虽不是源头，却是上游的大湖。在以后的发展中，浸润后学不止一派，且不止千年。魏晋以后，灵宝、上清、楼观、三皇经派等都相继形成了自己的法术体系，但都或多或少受过正一道法的影响。”　　正一道的法术体系　　五斗米道割据汉中数十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可以从容地开展本教派的组织、理论建设，与之相应，道术的发展也可以综合传习，习成体系。于是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科仪、法术，以及道法符箓。刘仲宇先生认为：后世的《天师世家》及其他神仙传记，对张道陵等人的法术说得神乎其神……这类记述，难以征信。不过，正一道（即天师道）对法术曾作综合、改进与发展，倒是事实。以《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为例，所录法术多达77条，几乎涵盖了古人生活中所遇的一切疑难、矛盾。据《道教法术》一书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　　1、经济类，有《田作瓜瓠》、《护蚕滋好》、《保六畜》、《主斩草》、《主田种》、《主蚕桑》、《主六畜》、《主鱼捕》及《主贾市》、《市买欺诈》等，可以说，当时人的生产、经济活动的各方面都照顾到了，法术琐碎。比如《保六畜》条：“凡畜养牛、马、驴、骡等，列毛色头数，启百虫畜收王相君将吏一合来下主者。”“养畜七十营，肥健蕃息，无有折伤。天仪君官将一百二十八，治休官，主为民（某）养六畜息无死主之。”《主蚕桑》条，则更为琐细周详，有将官专主“崖蚕，自天父母蚕”的，以下所主则为家蚕，内容有泛使“解（除）（损）耗，有倍得。”也有“辟斥虫鼠”、“采桑、馁”，“茧黄白分明”及破解养蚕中犯禁忌惹祸诸事。这种与经济，特别是农桑活动环环相扣的小术，表现了道教在民间传播，力求适应一般民众的情形。　　2、生活类，有《主利宅舍》、《主徙宅舍》、《利居宅》、《主嫁聚》、《主县官口舌》、《解官事》、《县官口舌》、《县官怨仇》、《解系牢狱》、《远行万里》、《入山不渴饮》及《逐盗贼》等术。细分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日常家居生活，包括安宅、迁宅、嫁娶；二是出行，包括入山、远行；三是生活中的人际摩擦和灾祸，包括诉讼官司，被盗被偷。生活类的法术，牵涉到生活的安宁幸福，所以特别要让神将呵护周全。各方面遇到的矛盾，都为之设计了“解决”的方术。　　3、疾病类，有《主治癫痫》、《治目病》、《玉女医疾》、《诸毒立差》、《主收耳聋》、《主收齿颊头痛》、《治劫杀注》、《治蛇蝮五毒》、《治肿痛鼠漏》、《治风痹痿》、《治久病淋露》、《治虐疾》、《治男女百病》、《治呕逆咳嗽》、《治产生胎妊》、《治杂病》、《治众疾》及《治瘖哑》，凡十八小类。这些病涉及内、外、五官、神经、传染（注）等等医学领域。每一类病又依症状分为若干子目。例如风病，有治“大风死饥（肌）”、治“痿跛偏枯”、“苦雨眦上炁风痹，两脚上不随，疼痛不能行步”等，末一项目将得病缘由——“苦雨”也指出。这种对症施治（当然是法术）的情形，比起《五十二病方》等显示的巫法治病情形，更加细密系统。至于所施的方法，有个别治法中提到布炁，即外气发放，如《治风毒癞病》中，有“赤丙子仁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又伤室，主天下玉女布行丹田之炁，主治万虫癞病，毒虫消除之。”想来是呼其将官助法师布炁治病而设，而其神界“医官”之设，相应周全，对人体的结构，脉象也略有认识，例如《玉女医疾》中提及：　　上清太仙明堂玉女千二百人，主致神药一合下，典治（某）身中所苦消灭。天医、官医、太医五官、治病医吏各十二人，一合下，诣（某）处人（某）身中五脏、六腑，十二官室，布流一百二十关节，行神布炁，典治痛处，重敕（某）身治病功曹，为所请官将医吏，共案行（某）身，从头至足，治肺察炁，六脉浮沉，沉处为安，浮处为散，涤除五脏，安稳六腑，辟斥故炁，饮食鬼贼，精妖疾疫，使杀兵寒灾散与人相远离，得蒙恩祈苦除愈以为效信。　　这些方术、医药、内炁发放相错杂的情形，对后世道法皆有重大影响。可以说，道教行法治病的各种方法，在此都有了雏形。（按：炁，同“气”。《关伊子·六化》：“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是古代道家修炼法之一种。）　　4、丧葬类。　　5、雨旸请祷类，特别是后一种，尤为重要，中国是农业大国，影响农业丰稔的重要灾害，是雨涝和天旱。正一道最初活动之地在巴蜀和陕南，主要是山区，易遭旱灾，因此，“请雨”也是一种适应民间要求的举措。　　除以上五类与经济、民生有直接关系外，《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又有：　　6、度厄延生类，包括《寿命度厄》、《灵魂长生》两目，度厄与一般小病小灾不同，是指命中注定，到时必有灾祸，且有生命之忧，要想法禳解。过其厄，则能长寿。是以法术中有“开天门益人寿命”，“脱下死籍，还著本命，消灭三虫”一类内容。此一大类法术，后来皆成为道法中的常见门类。　　7、收精鬼类，古代所谓的“鬼”，常兼百物精怪而言，并非专指人鬼。收精怪本是巫术中巫师使用的手段，正一道继承招纳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鬼名及压胜的方法，同时又针对巫师常依托鬼神“言语”索取酒食的劣行，别创治“收籴鬼之法”。其继承巫法的痕迹，如“军兵收怪”内容有：“天昌君黄衣兵士十万人，主收捕（某）宅中一百二十人殃怪，中外强，十二刑杀，来作病者消除之。“兵星太白君十万人，主收捕精魁崇，灾害之家恐作文字不可知，召“穷奇”使噉怪鬼消除之。所谓殃怪、强，是巫师中一般的观念，“穷奇”为驱傩法中的神兽，显然它们都来自巫法。　　8、教徒专用类，有《主解首过》、《男女解罪》、《录祭酒求录》、《祭酒开心》及《叛道求还》等，是专为道民及教职人员所设。首过、解罪，前面已经提及，实为三张一项重要改革。关于祭酒的两项，是对神职人员专门约束。所谓“开心”，是指帮助祭酒开明心智——使童蒙之人能“化圣”，主要在使“知鬼”以及“隐（稳）定意志”。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请星炁神将下注己身。“录祭酒求录”，则是对祭酒违反箓上规戒所做的诫惩或宽恕的办法。这里边有祭酒违反箓上戒辞饮酒食肉等过失的，重者“杀之”，但仍有原谅他们，帮助免除冥谴的。另外也有祭酒施法不灵招致罪谴的，如治舍炁不安稳、主祭不正炁——祭酒是一“治”主持，治舍不安，当然须得负责。主持禁法，却不能使炁正，是作法不到家，也有过错。此处提到的“录”，应是箓的俗写或讹写，称“箓可用移徙。吏主营护（某）家男女釜灶、六畜，移徙出宅，开通无它，却十二禁忌。”说明当时已广泛实行授箓制度，而对祭酒的“犯箓”处分也特别严厉。《叛道求还》，乃是对背叛道门的人所设，大要在追其还道，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惩罚措施，不过使“化之属道”而已。　　此类法术，全在维护本教派的组织和宗教活动，它们的厘定是道法区别于巫法的重要特征。　　9、反击邪法类，有《诽谤诅咒》、《收邪师》、《口舌诽谤》等目，皆是反击别人的诽谤等恶语恶言及诅咒等邪法。比如《诽谤诅咒》条，一面要克制别人的诽谤诅咒、口舌是非（挑拨离间一类），一面要使“万民同意合心”、“同心笑喜”，杜绝诽谤攻击的源头。《解咒诅》则更具体地针对别人的咒诅巫术而设：“八卦玄天君官将一百二十八人，主收一百二十刑固之鬼，全被咒诅，病积日不差，嬴婴着状，思道者，复不差，请魁注：魁：皆为北斗七星君名讳。吏一合下，主收身中之咒诅盟要恶逆之鬼，强绝之魂魄。道不理者，铁钩其分持天丁甲六千铁杖打杀，无令得脱。晨被刑祷，病咒诅，与人相撸戾，相妒，有二心，分居异处，校计不同，首以除差详破殚君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在山室，主天下男女解此鬼，令人病者愈起。　　以上为《道教法术》一书所分正一道法术类别。这些内容广泛的法术类别曾编为统一的簿册，有千二百官各司其职供法师役使，已然形成井然有序的神鬼体系，再加上法师行法时，各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手段，于是这一体系在实践中更为完整。　　法术之外，五斗米道（正一道）又有完整的二十四阶箓，作为人道凭信，及道阶升迁标志。符、箓都是道法的基本手段，并与其他手段配合使用。从而衍生出新的道法手段。据《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载，这些箓中，有用于保身护命之用的，也有为行施各类专法所设的。箓中的仙吏神将，皆归授箓者的役使。符箓的功能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直接交通鬼神，《云笈七签》卷八云：“符者，文也。五色流精凝而成文也，混化万真，总御神灵。”所谓“总御神灵”，也是交通神人。对符箓的功能，台湾学者李叔道先生作了以下归纳：　　“符箓，道家秘文也。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箓者素书，记诸天曹官属吏佐之名。符箓谓可通天神，遣地祇，镇妖驱邪，故道家受道，必先受符箓。”注：李叔道：《道教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503页。　　如：《太上正一九州社令箓》称：“奉受太上正一九州社令箓，遣察行九州名山川泽、五岳四渎、五湖四海、三十六国、万二千乡亭里城，周遍上下，无极东西南北限，召众邪故炁万鬼立到，不得迁历，救治万民千二百鬼注，依法收箓万神常在左右侍从，延年益寿，除凶度厄。”通天神、遣地祇，箓的作用真是无所不能。是以著名学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引《仙道录》云：符箓与经戒、服饵、房中术并称为道士四宝，在历史上曾广泛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从上流社会到村夫野姑，鲜有不涉符术者。　　概而言之，正一法术的内容既广泛，方法又齐全，东汉社会流行的各类方术和施术手段，基本都已组织在一起，形成庞大的体系。它在以后道教法术发展中，影响后学不止一派。魏晋以后，灵宝、上清、楼观、三皇经派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法术体系，但求本溯源，都或多或少受过正一道的影响，特别是正一派授符箓的方式，几乎为全部道派所采纳，直到宋金元时期，全真道等派出现，方有所改变。而正一上章之法，对道教法术科仪的完善，更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正一盟威道的法术体系，尽管仍很粗糙，但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参见刘仲宇《道教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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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回答 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昼掩门。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不是同年来主郡，此心牢落共谁论。 几曲换得君一笑 2022-05-16 15:42:52相关推荐1-2021-4041-6061-8081-100101-120121-140141-160161-180181-2001-2021-4041-6061-8081-100101-120121-140141-160161-180181-200}

&nbsp百家争鸣&nbsp注：&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鸣：发表见解。　&nbsp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nbsp一、百家争鸣的概念&nbsp　　&nbsp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nbsp&nbsp&nbsp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nbsp&nbsp&nbsp&nbsp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nbsp二、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nbsp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nbsp&nbsp&nbsp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nbsp三、各家的代表人物、作品、主张&nbsp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nbsp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 &nbsp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nbsp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nbsp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nbsp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nbsp 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nbsp 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nbsp 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nbsp 10.农家，农家代表：许行&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孔子篇&nbsp一、孔子的介绍&nbsp&nbsp&nbsp&nbsp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他的教学理念和思想在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都有深刻的影响。&nbsp&nbsp&nbsp 他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人和政府的道德、与人交往的方法、正义和真诚。这些价值观在汉朝时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了相对于法家和道家等其它学派更为显著的地位。孔子的思想在后来渐渐发展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即儒家。儒学由拉丁人Jesuit Matteo Ricci介绍到欧洲。&nbsp&nbsp&nbsp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nbsp&nbsp&nbsp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nbsp二、孔子的政治生涯&nbsp&nbsp&nbsp&nbsp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nbsp&nbsp&nbsp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nbsp&nbsp&nbsp 鲁哀公2 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2岁，患病，不愈而卒。&nbsp&nbsp&nbsp三、孔子的精神品格&nbsp发愤忘食，乐以忘忧&nbsp&nbsp&nbsp&nbsp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nbsp安贫乐道&nbsp&nbsp&nbsp&nbsp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nbsp学而不厌，诲人不倦&nbsp&nbsp&nbsp&nbsp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nbsp直道而行&nbsp&nbsp&nbsp&nbsp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nbsp四、孔子的政治思想&nbsp德治主张&nbsp&nbsp&nbsp&nbsp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nbsp&nbsp&nbsp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nbsp五、学生陈莜欣对孔子的感想&nbsp&nbsp&nbsp&nbsp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孔子的主张和著述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受到民间和官方的推崇，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以为，他的以德治国、仁政的思想有利于建设民主、文明的社会，他关于为人处世的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自身修养。可以说，读论语，了解孔子，能够品味出很多关于人生、学习、成长、立业的真知灼见。&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老子篇&nbsp一、老子的介绍&nbsp&nbsp&nbsp 李耳（约前580年—前500年之后)(诞辰：西周末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字伯阳，又称老聃，后人称其为“老子”，河南省鹿邑县城东十里的太清宫集（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nbsp&nbsp&nbsp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反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nbsp二、老子著作&nbsp&nbsp&nbsp&nbsp 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共五千字左右。&nbsp&nbsp&nbsp《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nbsp&nbsp&nbsp《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nbsp&nbsp&nbsp 《老子》从古至今有很多种翻译，就光原本也有很多的版本，所以研究起来比较艰难。&nbsp三、老子的价值观&nbsp　 1、无、道、德&nbsp　　老子的价值观由「无」、「道」、「德」三者所构成。　　老子言「无」，尝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宇宙尚未形成，万物不会存在，故称「无」。天地初开，形成宇宙，故称「有」。「万物」由「有」所衍生，而「有」从「无」所衍生，天下万物均起於「有」而终於「无」。　　老子言「道」，尝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体，乃万物之根源，故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先，独立长存于万物之外，不断循环运行，遍及天地万物，绝不止息。老子又认为「道」不可触摸、莫可名状，故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泉。」只能用「道」来代表，亦可勉强称为「大」。故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谓「道」是玄妙深奥的，常人难以理解及形容。若可用言语来描述「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当宇宙万物形成之际，人类会给万物命名，但都不是事物真正的名字，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衍生出来的。人为自然万物之一，故须遵守自然法则，故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赋予万物生机而使各遂其生，故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宗主。&nbsp&nbsp&nbsp 老子言「德」，认为「德」乃「道」之体现，而「德」应服从於「道」，故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家强调人应当好好行道，目的是助己之修养，避免犯过。&nbsp2、守柔　　老子言「守柔」，尝谓：「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刚。」「道」之所以能循环不息，因为「道」具备了柔弱的特质，故言：「弱者道之用。」老子以「水」作喻：「天下柔弱，莫过於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又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强调以柔制刚，认为「强梁者不得其死」，目的在教人谦卑逊让，以退为进。人若如此，方可明哲保身，故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豁；为天下豁，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意谓人可有雄心壮志，但不可逞强好胜，应抱持柔弱谦下之道，保持质朴本性。老子强调「守柔」，皆因认为除了「道」之外，世间万物总有没落的一日。故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又认为世事难测，故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老子强调「守柔」，要求人清虚自守，勿刚强好胜，否则不得善终。&nbsp3、居后不争&nbsp　　老子认为人应有「居后不争」之心，尝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只有仁慈、俭朴、谦让不争的人，方能具备道德勇气，进而博施於人，受人尊敬拥护而成大器。老子尝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只要人能舍弃争先争胜之心，深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理。莫自恃聪明，锋芒太露，应抱持以退为进的处世态度，从而达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nbsp四、学生刘斐彦对庄子的感想&nbsp&nbsp&nbsp&nbsp 爱钻牛角尖的我迷上了老子的《道德经》，经常一边看原文，一边看注释，又去买了百家讲坛的碟子去领悟老子。有时候自己说话对照老子、办事对照老子、吃饭对照老子，生活中到处都是老子，弄得我满脑袋都是老子。 &nbsp &nbsp 这个《道德经》还真是个好玩意，穷我一生也难以解读真谛，自叹今人不如古人。&nbsp &nbsp &nbsp 其实，只要你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看透自我、包容他人。 你就已经可以算是老子的弟子啦！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庄子篇&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 &nbsp一、庄子简介&nbsp&nbsp&nbsp&nbsp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汉族。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nbsp&nbsp&nbsp 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nbsp&nbsp&nbsp 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nbsp&nbsp&nbsp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nbsp二、庄子的品质&nbsp&nbsp&nbsp&nbsp 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正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nbsp&nbsp&nbsp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nbsp&nbsp&nbsp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的热烈，所以他才恨的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nbsp&nbsp&nbsp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nbsp三、庄子对后人的影响&nbsp&nbsp&nbsp&nbsp 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nbsp&nbsp&nbsp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七百二十四年）二月封“南华真人”。所著书《庄子》，诏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封“微妙元通真君”。&nbsp四、庄子语录&nbsp1.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nbsp&nbsp 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nbsp（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便会感到很疲倦；既然如此还要不停地去追求知识，便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nbsp2. 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nbsp&nbsp 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nbsp（名是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相互斗争的手段。两者是凶器，是不可以尽行的。）&nbsp3.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也。&nbsp&nbsp 方今之 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nbsp&nbsp 祸重乎地，莫之知避。&nbsp（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只能保全生命。现在这个时代，仅仅可以避开刑戮。幸福不过像羽毛那样轻，不知怎样才可以去承受；祸患重得像大地一样，不知怎样才能避免。）&nbsp4.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nbsp（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但不懂得无用的更大用处。）&nbsp5.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nbsp 不如相忘于江湖。&nbsp（泉水干了，好多鱼被困在陆地上，相互用嘴吐气，用吐沫相互沾湿，但是比不上从前在江湖中生活自由自在，相互忘掉。）&nbsp6.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nbsp 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nbsp（大自然给我形体，用生使我操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所以称善我生存的，也同样称善我的死亡。）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7.圣人不死，大盗不止。&nbsp8.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nbsp9.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nbsp10.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nbsp &nbsp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賷。&nbsp&nbsp&nbsp吾葬具岂不备邪？《庄子 ·列御寇》&nbsp11.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nbsp&nbsp 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nbsp&nbsp 庄子的精神世界&nbsp五、《庄子》&nbsp&nbsp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内篇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六、庄子的精神世界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nbsp &nbsp&nbsp&nbsp 1. 清代学者胡文英在《庄子独见 庄子论略》中写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心肠极热那是怀者一颗悲天悯人之心，而另一方面却又冷酷犀利，这是对人世间种种荒唐与罪恶的仇视，更是对黑暗世界的控诉.表面上看似无情的他，却有着温柔与宽仁的心. &nbsp&nbsp&nbsp 2. 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充分的表达了庄子至人无几，物我合一，神人无功，不染红尘，圣人无名不求在人间立名的人生哲学和宇宙观.从这两点看他不仅仅秉承了老子朴素的道家思想，还将其推向高峰. &nbsp&nbsp&nbsp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那沉睡的《庄子》时，当我们再次一边品茶一边沉迷于庄子的世界时，或许我们所获得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像一阵暖风，像一潭请泉......&nbsp七、学生陈周莹对庄子的感想&nbsp&nbsp&nbsp&nbsp 庄子，我们传颂了很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立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庄子如何成为庄子？是因为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禄，甚至对于死亡，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而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他的文章看起来，漫无边际，但其实其中蕴含大智慧。他的真正思想是天地自在逍遥游。他给了我们的人生一种参考——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说看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囿，让我们风发扬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一句话，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活在当下是人生的最好诠释。&nbsp&nbsp&nbsp墨子篇&nbsp&nbsp　　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一说前479年—前381年），名翟(di），又称墨翟，鲁阳人（今鲁山县），另一说鲁国人（今滕州市）。墨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nbsp&nbsp&nbsp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nbsp一、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nbsp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nbsp&nbsp④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nbsp二、关于墨子的著作有《墨子》一书，这本&nbsp&nbsp&nbsp 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nbsp&nbsp&nbsp 言行的记录：&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宇宙论方面，数学方面，物理学方面，机械制造方面，哲学方面，军事方面。&nbsp三、学生陈凯桥对墨子的感想&nbsp&nbsp&nbsp&nbsp 墨子认为人生价值的内在根据在于对人存在的肯定，其外在根据是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反省；人生价值的本质是“尚利”、“贵义”，凡是“利人”、“利天下”的人生都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合其志功而观、，把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评价个体的人生价值。墨子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发意义。从墨子的话语中我们领悟到人和人生的价值都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只有立足于现代社会，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解读人生价值之本质，也才能真正找到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
&nbsp&nbsp百家争鸣的影响&nbsp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四处游说、讲学。针对社会问题提出不同见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使原来垄断在贵族手中的文化教育逐步扩展，形成了一个拥有学识的文士阶层，推动了文化和教育的传播。在社会动荡、变革的时代，也给人们带了思想的解放。百家争鸣出现的诸多流派、学说，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文化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nbsp结论&nbsp&nbsp&nbsp&nbsp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nbsp&nbsp&nbsp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nbsp&nbsp&nbsp 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nbsp学生林潇对百家争鸣的感想：&nbsp&nbsp&nbsp&nbsp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了解的历史。特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极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直到现在，那段时期的《论语》还被当今世人所推崇，学习，奉为经典。&nbsp参加编辑的学生：1、林潇（组长）&nbsp&nbsp&nbsp1）负责“百家争鸣”材料的整理和全部资料的排版；&nbsp&nbsp&nbsp2）负责小组成员材料前期准备的跟进和初步审核。2、陈莜欣&nbsp&nbsp&nbsp负责“孔子”资料的整理；3、刘斐彦&nbsp&nbsp&nbsp负责“老子”资料的整理；4、陈周莹&nbsp&nbsp&nbsp负责“庄子”资料的整理；5、陈凯桥&nbsp&nbsp&nbsp负责“墨子”资料的整理。指导老师：宋昱&nbsp&nbsp指导老师的评语：&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2009年的此时此刻，福州三中中加出国班07级的这些学生已经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征程。远离父母，独自面对海外求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里，如何尽快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一切都充满未知数。这也关系到他们如何能更快适应国外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如何尽快在异国求学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如何更快被当地的文化和同学所接纳。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我打算先从中国优秀的5000多年的古文化着手开始，引导学生在收集整理这些材料的同时熟悉并掌握一些有益的古文化知识，积淀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能够清晰地陈述一些著名的中国古文化事件和个人的心得体会。&nbsp&nbsp&nbsp&nbsp&nbsp 林潇同学作为此次活动的小组长，能够严格按照文章的结构要求思路清晰地收集整理她自己需要完成的“百家争鸣”的内容，在任务执行的标准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其良好的学习能力。在与指导老师沟通完任务执行的相关细则后，林潇同学能够合理安排任务执行内容并根据具体了解的情况进行适当分工，制定相对完善的任务执行计划，在小组成员材料的准备过程中能够给予相对比较明晰的指导和帮助，在信息传达相对准确的情况下使得同学们递交的材料内容和文章结构都能基本符合要求，体现出在这个过程中林潇同学自身所具备的良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潜质；针对部分小组成员在此期间因为雅思考试无法按原计划完成的情况，及时与老师和同学友善协调执行计划的完成时间，表现出了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灵活应变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nbsp&nbsp&nbsp&nbsp&nbsp 陈莜欣同学虽然目前在准备有些难度的SAT考试，但是对于“高中生的历史文化之旅”的活动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兴趣，并积极参加到了此项活动中。能够基本完整的收集整理了自己负责的有关“孔子”的信息，但是在文章结构整体布局方面稍微有所欠缺，只是罗列一些相关的信息，整篇文章没有很好的体现文章的作者想要告知读者自己的真正意图，反映出在事件陈述思路方面欠缺严密性，希望今后能够在后续的活动中能够逐步改善。&nbsp&nbsp&nbsp&nbsp&nbsp 从整篇文章中看，刘斐彦同学的总结文字最能真实反映其个人的感受，读后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高中生对于自己所整理的材料的真实想法，完全符合此次活动的中心主旨要求。&nbsp&nbsp&nbsp&nbsp&nbsp 陈周莹和陈凯桥同学的文章结构符合此次活动的要求，对于相对比较晦涩难懂的中国古文化知识，在纷繁浩杂的资料当中，他们能够收集整理到帮助自己陈述个人观点的内容，实属不易。&nbsp&nbsp&nbsp&nbsp&nbsp 总的来说，在林潇同学带领下的这个小团队此次活动完成的效果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学生们基本上都能顺利按照协商的方案按时完成任务，而且彼此间的沟通协调配合也比较顺畅，甚是欣喜。衷心地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提供给学生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风采的平台，一个培养和锻炼个人综合能力、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平台，祝福他们今后的求学之路更加光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