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热捧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记者 郝飞）　　观众排队参观“丝路之魂”文物特展。（记者 郝飞）
　　开展一周多来，正在成都博物馆举行的阿富汗古代珍宝文物展受到热捧，每天观展人数过万。此次展览，是四川启动的“一带一路”沿线世界知名博物馆交流展览计划的首展。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关系四川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大局，对四川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出系统部署。省委强调，四川处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走廊，内陆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依托。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既是四川服务国家倡议的应尽之责，也是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强力支撑和重大机遇。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文化要先行。2月11日，记者从省委宣传部获悉，按照省委的部署，四川计划以文物为媒，在未来5至10年内邀请30至50个“一带一路”沿线的知名博物馆来川举办展览。同时，四川文物、四川文化也将大步走向“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交流互动。　　历史上，古代四川曾经是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如今，开放、包容的四川将沿着“一带一路”再出发，以文化搭起交流互鉴的友谊桥梁。　　古代丝绸之路上四川曾是重要交汇点　　90多位中外学者达成共识：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主线之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公元前139年，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开通丝绸之路。　　延续千年的丝路之上，四川从未缺席。因为这里曾经是丝路重要产品——丝绸的主要供给地。　　其实，丝绸之路开拓之前，来自四川的“蜀布与邛杖”，就已经通过另一条古老商道到达今阿富汗境内的大夏。如今，学者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就是从成都出发，一路抵达身毒(古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　　群山环绕的古代四川道路艰险，却阻隔不了胸襟开放的四川人与外界展开联系。　　在三星堆博物馆，静置于展柜中的海贝，已被证实来自印度洋。“从古蜀文明时期开始，四川就体现出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甚至海上丝绸之路与外界紧密联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表示，随着近年考古的展开，丝绸之路沿线新疆、宁夏出土的织绸、织锦等文物中，不少来自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被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锦机。文物实例证明与史料记载的“锦官城”繁华相互印证：正因为四川织锦技术发达，才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供货商”。到了唐代，有“扬一益二”美誉的成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织锦之都”。　　2017年4月，90多位中外学者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上达成共识。现场发布的《成都宣言》显示：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主线之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交汇点、枢纽地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　　“一带一路”上四川正在积极融入　　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与旅游部副部长比安琪：　　我们非常有兴趣把中国文物、四川文物带到意大利展示　　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人类文明史的大交流时代。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承载了人们对文明交流的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四川迎来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难得契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动融入。　　面对机遇，四川文化人也在积极行动，“一带一路”沿线世界知名博物馆交流展览计划一经提出，就得到省内多家博物馆积极响应。　　随着一系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四川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国外期待。　　2月9日，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与旅游部副部长比安琪在参观成都博物馆后无比兴奋，“这里陈列的出土文物让人感到非常震撼。我们非常有兴趣把中国文物、四川文物带到意大利展示。”　　同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保罗·朱列里尼在广汉参观三星堆博物馆后，热情赞叹三星堆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优秀代表，表示：“我们非常希望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将三星堆、金沙珍贵文物请到意大利展出。”他说，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就以能穿上中国的丝绸为荣，这些丝绸，可能就是从四川运送过去的。　　华丽的丝绸，曾经让古代四川和古罗马发生过紧密联系；如今由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正在成都举办的《庞贝：瞬间与永恒——庞贝出土文物特展》也吸引了公众关注。如果三星堆、金沙珍贵文物能够沿着丝绸之路去意大利，必然会产生不一样的情感碰撞。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正在谋划明年三星堆、金沙甚至宝墩时期的古蜀文明珍品的北美之行。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则透露，包括罗马尼亚、捷克在内的几个国家，对四川博物院馆藏的汉代画像砖、蜀锦蜀绣等文物表示了兴趣。目前，双方正在洽谈外展事宜。　　五至十年大展推动交流互鉴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周明：　　以文物为媒，四川在国际上完全可以讲好四川故事、中国故事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四川希望能以文化为抓手，主动参与文化交流，展现四川甚至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琼透露，从2016年开始，四川已经迈出尝试的步伐。　　2016年12月27日在成都博物馆揭幕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创下108万人次的观展纪录。2017年，《帝国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特展》和《梵天东土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大展》相继进入成都，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正是在此背景下，四川的“一带一路”沿线世界知名博物馆交流展览计划渐渐清晰——大致分为“请进来”“走出去”两大部分。　　“请进来”——　　《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文物展，成为这一交流展览计划的开篇之作。在未来5至10年内，四川还将邀请30至50个国外博物馆到四川举办展览，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今年暑期至国庆期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将到成都展出；12月，《自然的力量——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古代玛雅艺术展》已确定造访金沙遗址博物馆。　　“走出去”——　　神秘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成为排头兵。据介绍，三星堆文物赴意大利展出时，还可能就此展开欧洲巡展；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展览，也有望辐射北美地区。此外，在俄罗斯以及中亚、东欧等多个国家，也有众多博物馆正与四川多个博物馆进行积极商洽。　　“以文物为媒，四川在国际上完全可以讲好四川故事、中国故事。”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周明看来，四川的三国文化以及汉代画像砖、万佛寺石刻、张大千画作等文物，都可以作为文化品牌，展示四川魅力。　　“四川可以联合丝路各国博物馆，举行主题和规模更宏大的‘一带一路’文物展。”周明建议。他说，这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如今沿着‘一带一路’再度出发，文物的交流必然能够激起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形成更为广泛、更加持久的影响力。”　　权威声音　　海内外专家建言：让文化的交流激起共鸣　　“一带一路”大展四川走在了全国前面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但是像四川这样举行大规模文博展的为数不多。这样的展览，既可以让公众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也可以对外展示我们自己的深厚文化底蕴。“走出去”“请进来”两大板块很有见地。在这方面，四川走在了全国前面，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　　在“走出去”的蓝图中，四川文物有很多值得期待。在近年中国文物的国外展览中，外国观众最感兴趣的中国文物除了秦始皇兵马俑之外，拥有太多待解之谜的三星堆文物绝对名列前茅，我曾在美国、日本见证过三星堆文物给当地民众带来的震撼。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四川的，还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　　四川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区域，自古以来历史文化十分发达和先进。结合考古与文献还可以证明，四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是一个沟通南北东西、境内和境外的一个重要区域。但是此前关于四川在丝绸之路、在东西南北、境内境外的古代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得还不是很够。而举行文博大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公众重新了解四川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为四川融入“一带一路”提供启发。　　联合多国办展勾连起丝路沿线文物　　周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　　四川可联合丝路各国博物馆，举行主题和规模更宏大的“一带一路”文物展。最近几年，国家博物馆以及部分省市博物馆做过不少关于丝绸之路主题的展览。包括四川举行的“丝路之魂”文物特展，效果也很不错。然而这些展览一方面文物基本来自国内，另一方面展览也并未全部走出国门。　　古老的丝绸之路，串起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如果能有一个国际性的展览勾连起丝路沿线国家的文物，相当值得期待，它不仅可以让国内民众看到壮丽的丝路文化，同时来自中国的文物，也能打开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这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如今沿着“一带一路”再度出发，文物的交流必然能够激起更强烈的情感共鸣。事实上，文物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可以跨越国界，形成更为广泛、更加持久的影响力。　　把三星堆和金沙文明介绍给世界　　许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16年前，在北美地区举行的“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上，来自三星堆的神秘青铜文化在当地引起轰动。由于当时金沙遗址刚刚发现，还无缘与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箔见面，让我深感遗憾。如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新馆即将于明年扩展完成，我非常希望明年把三星堆、金沙、宝墩文明甚至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明推荐到美国。　　四川虽然处在盆地，但拥有开放的心态，几千年前就与印度、西亚以及近东地区产生了密切联系。四川许多古代故事，有外国人感兴趣的地方，如丝绸、雕像、茶叶。丝绸是古罗马的时髦衣料，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丝绸就来自四川。三星堆雕像背后的意义虽然大家不能马上了解，但视觉效果非常强烈，外国人同样会有兴趣。　　以丝绸为媒举办文化大展　　刘弘：文博专家、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原馆长　　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蚕丝的国家。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最受欢迎。建议以“丝绸”为总纲策划一场文物展，将中国尤其是四川与丝绸相关的精美文物和丝绸文化推向海外。　　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就以盛产丝织品闻名于世，被称为“丝国”。几千年前的古蜀人已学会养蚕，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地之一，是丝绸之路的主要供货商，蜀锦还是天下母锦。如果以丝绸为纲，不仅可以展示蜀锦、蜀绣、羌绣等来自四川的丝织类文物，还能展示来自四川的更多类别的文物。比如三星堆著名的青铜大立人，身上的衣服极可能就是当时四川本地生产的丝织品。著名的万佛寺石刻，其造像中飘逸的衣饰，也是文物的一大亮点。此外，还可以把中国古代诗词诗赋、绘画中和丝绸有关的文物引入，丰富展览外延。 （记者 吴晓铃）　　精彩瞬间　　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从2016年底至今，四川已推出多个“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博大展，为公众打开了了解丝绸之路及沿线国家文明的窗口。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　　时间：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4月10日　　地点：成都博物馆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丝路文物展，汇集来自南、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8个省（区、市）共72家博物馆的200余件（套）文物。共有108万人次入场观展。　　●《帝国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特展》　　时间：2017年6月11日至8月27日　　地点：成都博物馆　　展出243件文物，共吸引观众57万人次。　　●“梵天东土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大展　　时间：2017年9月29日至2018年1月7日　　地点：四川博物院　　展出来自印度和中国的150多件雕塑精品。共20万人次观展。　　●《庞贝：瞬间与永恒——庞贝出土文物特展》　　时间：2018年2月9日至5月3日　　地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展出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珍藏的120件/套庞贝古城文物精品。 （记者 吴晓铃）　　阿富汗古代珍宝展在蓉引热潮　　古代丝路“十字路口”期盼借力“一带一路”谋复兴　　《阿富汗之歌》曾在中国广为传播：“如美玉镶嵌在中亚西亚高山之巅……沐浴过数千年的春风秋雨，我在这万山丛中光华璀璨，我的历史充满了英雄传奇。”“光华璀璨”正是阿富汗古代文明的真实写照。　　2月10日一大早，成都博物馆门前就排起长龙，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览。　　独特的地理位置，让阿富汗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连接点、中心和十字路口。此次文物展开展之时，多位阿富汗嘉宾也专程来到成都。他们表示，这些珍宝文物，见证了阿富汗过去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如今中国提出极具远见卓识的“一带一路”倡议，阿富汗也期盼能够借此机遇，实现文明复兴。　　阿富汗文明史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展览开幕式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使衔参赞马尔丹·阿里·卡塞米表示，此次参展的众多文物，不仅享誉世界，还反映了阿富汗地区的共同精神。其中大部分文物与源自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同一时期，呈现着在历史上作为不同文明的地理和文化中心的阿富汗区域，在历史上的互联互通与繁荣昌盛。　　展览现场，不少观众欣喜地发现，展出的珍宝中，不少都有“龙”的形象。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拉希姆说，这些正是中华文明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来到阿富汗的最好例证。　　拉希姆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阿富汗是四方文化的汇集之地，不同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成为阿富汗文明史的重要精华。“古代商人、旅客们，沿着丝绸之路，把来自外地的商品和文明带到阿富汗，也把阿富汗的文明带到这些地方。”　　借力“一带一路”阿富汗期盼文明复兴　　鲜为人知的是，近年来，这批文物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在当地的文物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英勇守护下才保存下来，近10余年一直在世界各国巡回展览，来到成都之前刚在故宫和敦煌莫高窟展出。　　拉希姆用“十分不容易”来形容这批珍宝能够出现在四川。不过，他却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期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让阿富汗人期盼在此机遇下，推动本国文明复兴。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富汗是首批回应的国家之一。　　马尔丹·阿里·卡塞米说，“一带一路”倡议是极具远见的计划，能从根本上给阿富汗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合作与一体化面貌的转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样的机遇。因此，大家也在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作贡献。　　以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马尔丹·阿里·卡塞米说：“我衷心希望这样的展览能够增进人们对阿富汗地区趋同与互联互通的理解。”　　阿富汗考古界泰斗纳扎尔·穆罕默德·阿齐兹表示，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阿两国的文化主管部门以及文化组织能展开更多合作。“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人员互访等，让博物馆界的人员可以合作，共同交流学习。希望中国的文博界能帮助阿富汗的同仁们一起发展。”（记者 吴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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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对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这个20世纪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葛维汉到底是谁？为什么是这个西方人最先发掘到三星堆遗址？那次发掘对半个世纪后，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相继发现有着什么影响？燕家院子当车驶过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遗址，拐进旁边一条小道后，1986年那次发掘的领队、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与三星堆博物馆周边全是农家乐的热闹的主路不同，这里是一幅平静的村庄景象，大片的稻田，正赶上收割的时节，光着膀子的农民把稻谷撒到水泥路面上晾晒。车继续向前行驶，陈德安指着路边一处与周围别无二致的杂草堆说，我们从这里先经过古壕沟，然后是古城墙，就进入当时的宫城了。在1986年发掘之后的30年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土梁埂又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古城墙的位置，也确定了以古代宫殿区为核心的遗址区域。不过在将近一百年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些小土坡便是古老的三星堆城墙，尤其是那一道斜在古城中心位置的月亮湾城墙，从外表看只是个半圆形的弯曲土坡，好似一轮明月，所以在一百年前被当地人称作“月亮湾”。而月亮湾南面不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山丘，当地人则把它们视为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直到1986年，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52年后，三星堆文化才被世人熟知（敖天照 摄）1934年，三星堆遗址最初的发掘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来到这里后，也没有看出这些土堆底下会埋藏着巨量的古蜀文明遗存，不过他发现了一些端倪，他的日记里说，他在看到月亮湾和三星堆后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风水。“附近这块土地是显著而强烈的风水之地，并且是广汉的风水中心。若能观察到它的正确方位，我们认为该地的风水是极强烈和非常有益的。反之，做了错事，风水就要伤害人。”车沿着小路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一片宅院，燕开建的家紧挨着小路和灌溉稻田的水渠。这里被叫作燕家院子，因为燕家一百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如今燕开建和他的五兄弟七姊妹是左邻右舍，已经有了重孙子。燕开建几乎褪去了农民的影子，他腰板挺直，叼着烟嘴，被无数媒体采访过的他聊到三星堆时侃侃而谈，随口就说出“新石器时代”这样的词。在问起最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地点时，他熟练地带着我走到自家墙根，一跃蹦到了草丛里，“就是这里”。燕开建站在曾祖父1929年首次发现三星堆遗址的地方（蔡小川 摄）1929年春，他的曾祖父燕道诚和祖父燕青保正是在这里为自家水渠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挖出了一块玉器。燕道诚并非普通农民，秀才出身的他一眼就认定这是好东西，于是默默将土填回去，待到夜深人静后，再回来将它挖出。圭、璋、琮、璧，燕家父子陆续挖出来400多件玉石器。孰料自打宝物进门后家中连遭厄运，父子相继染病，一年后，燕家决定破财消灾，遂将部分宝物或送人、或出售，一时间“广汉燕家有宝玉”的消息盛传坊间。消息传到了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Archdeacon Donnithorne）耳朵里，董宜笃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从燕家要走了五件玉石器，存放于当时成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后文全部用其简称）的博物馆内。三年后，刚刚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专家、美籍教授葛维汉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看到了这些玉石器，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古老，具有考古学价值，于是联系董宜笃，带着考古队去了广汉。葛维汉外国人的身份太敏感了，不过广汉县县长罗雨苍是个开明之人，为他申请到了挖掘许可，并派了80名士兵保护他们。他们在燕家院子期间，附近村庄发生过好几次绑架富人索要赎金的事件，于是他们白天发掘，晚上更换不同的留宿地点躲避土匪。1934年葛维汉（左四）与考古队在燕家院子发掘现场（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十天的发掘工作，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写下《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成为历史上第一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葛维汉将出土陶器、玉石器与安阳殷墟、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器物的器形、纹饰进行了比较，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推测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周初，约为公元前1100年，并因此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在发掘过程中，葛维汉就发现，他们挖的每处探坑，离地表很浅的地方都发现有文化堆积层，如果继续发掘，还会有大量陶片、玉石器等器物出土，但“这些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们去清理发掘”，葛维汉在考古简报里这样写道。实际确实像葛维汉预言的那样。燕开建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时，还能在附近的田间沟渠里捡到破损的玉石器。家里堂屋中间的祭台上摆着爷爷捡来的玉琮，巨大的石璧被放在米仓地上当作谷物的防潮垫。5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爷爷把家里剩下的玉石器全部上交国家，和大哥一起将大石璧绑在鸡公车（手推车）上推到广汉市。而三星堆则在经历了1956年的地下文物普查、1963年冯汉骥发掘之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全面发掘，1986年发现“祭祀坑”，2012年发现“宫殿坑”，由此出土大批青铜器、玉石器，成为人尽皆知的三星堆。刘章泽作为实习生参加了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现在是德阳市考古队队长（蔡小川 摄）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中，第一部分展品依然会是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位置排在那些著名的青铜器之前，大石璧上刻着燕家人的名字，证明着这段历史。每次讲解员说到整个三星堆的发掘史，都会从葛维汉开始讲起。那葛维汉到底是谁？从传教士到人类学家葛维汉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胡根戴克（Christopher Hoogendyk）告诉我，尽管葛维汉的一生有过多种身份，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宗教比较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品收藏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但葛维汉最初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只不过他是“少有的受到科学家尊重的传教士，以及少有的受到传教士认可的科学家”。葛维汉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早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随后他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学习，曾影响过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卢申布西（Walter Rauschenbusch）教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卢申布西倡导基督教人文主义，认为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人。1911年，葛维汉与妻子艾丽西亚·莫雷从旧金山乘坐蒸汽轮船抵达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中国，他们在跨太平洋的轮船上得知发生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在经过了一年的中文学习后，他们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四川叙府（今宜宾），自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四川生活。“他相信要帮助穷人，帮助病人，所以他也的确身体力行地在关心、帮助别人。”胡根戴克对我说，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葛维汉在中国经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阀、抗日和解放战争，他在当地却从来没有遭受过暴力对待。20世纪初的四川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1910年时，英、美、法、加等国在四川设有13个教会，传教士515人，所建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所近千处，发展的教徒数量排在全国第三位。葛维汉在叙府的最初几年专注于传教士的工作，他多次到珙县，住在苗寨里，给学校赠书、任教、修运动场，带着苗族学生去成都读书。不过几年后他的兴趣就转移了。当时他看到欧洲各国传教士在四川搜集动植物和历史标本，并将这些标本送到欧洲博物馆，于是他给美国史密森学会写信，后者同意出资聘请他为标本收集员。此后的20年里，在四川各地传教的同时，葛维汉进行了14次历时数月的长途旅行，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收集了4万件鸟类、昆虫、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标本，其中9个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品种。他说过，“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葛维汉坚持为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活动记下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被保存在史密森学会档案馆。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兴趣在20年代中期又开始转移了。1923年他第一次去打箭炉（今康定），虽然此行的目的是搜集生物标本，但他不禁对当地藏族的喇嘛庙、节日和宗教着迷。松潘、黄龙沟、峨眉山、瓦屋山之行同样如此，他以搜集生物标本为名，记录下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及其文化风俗。他开始翻译佛教和道教的书，也曾在文章里试图用英语解释金石学和阴阳理论。这些对宗教的兴趣，都成了他从传教士转向人类学家的催化剂。1926年，他在返回美国度假期间整理了这些年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四川省的宗教》，同时他又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初民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当再回到中国时，他已经写出了三篇小型民族史作品，兴趣从动物世界转向了人的世界。随着不断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他也在思考怎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免遭现代化的影响而消亡。1930年发表的《叙府寺庙》就是如此，他感到当地寺庙有可能会被拆除，便用最笨的方法将每座寺庙都列入名单目录，对佛寺、道观和其他庙宇进行统计，并对庙里的神像进行了描述。“不必罗列出结果，这些记录下来的名字就能自己说明自己了。”这种担心甚至让他对自己的传教士身份产生了犹豫。秉持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家们，最害怕自己前往一个原始村庄做田野调查后，带来的变化将导致一个独特社会在现代化面前彻底崩溃。他们认为，积极介入、干涉当地文化的传教士往往是破坏性的，应该保持不介入。三星堆遗址附近一个考古工地的工作现场（蔡小川 摄）葛维汉在一篇题为《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矛盾。他发现，在中国人开设的基督教教堂里，会有人烧香。文章由此展开，讨论如何处理这种微妙局面：如果外国教士把香拔了，就会激起中国人对外国教士的愤怒，因为这触动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葛维汉在文章中详细解释了烧香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提出了一连串发问：“如果中国的基督教堂里烧香，那么怎么向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徒解释呢？未来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种习俗？非基督教徒中国人是否会因为看到基督教堂里烧香而将基督教与其他迷信混为一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保留烧香又能体现新的价值？”葛维汉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后者认为，一个文化的历史表明了这种文化模式的起源，而只有通过了解这些起源，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由于担心自己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会影响对这一文化的真正判断，每次田野调查，葛维汉都会大量搜集人类学样本，并翻译大量诗歌、传说，但并不急于对这些风俗文化做出结论。他所做的就是搜集素材，等后人有了更高的理论能力再做解释。就在发表《基督教葬礼上的香火》的同一个月，葛维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总共长达两年的学习。等再返回中国时，他已经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篇章，被任命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华西大学博物馆如今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门一进来，有两栋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右手边是当年华西大学的校办公楼怀德堂，左手边则是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外观是仿唐代的歇山式屋顶，进到屋内，却发现与穹隆连接的空间宏大宽敞，有种教堂式的肃穆。踏上木质楼梯来到二楼的环形走廊，屋梁之上错彩镂金的装饰画充满中式元素，而半圆形券的拱柱上则刻着美国的雄鹰浅浮雕。40年代梁思成来华西大学时专门参观过这幢建筑，并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对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ree）的设计做出过评价，认为这种糅合中西建筑的探索之作在手法上并不成熟。20世纪初，成都在逐渐成为华西传教中心的同时，美、英、加三国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华西大学，旨在“借助教育促进基督教事业”。大学行政管理设置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当时在四川的一批医学、教育传教士会聚到华西大学任职教师，该校就这样成为20世纪初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华西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他们相信此地大有可供研究的地方。华西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曾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知道它们，但在华西则完全不同，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里具有亚热带气候，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的宝库”。1914年，华西大学美籍教师戴谦和（D.S. Dye）受校长之命建立华西大学博物馆，“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不过当时因为受资金限制，博物馆没有能力收购藏品，戴谦和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到处说服在四川的各国传教士捐赠藏品。戴谦和本人虽在华西大学教地质学，但他自己喜欢中国传统窗格，收藏过一大批，他的夫人喜欢观鸟，捐给博物馆很多鸟类标本，英国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是华西石器最早的发现者之一，陶然士（T.Torrance）则是当时唯一研究羌族的西方人，也是确认汉朝中国崖墓的首位外国人。这些传教士向博物馆捐赠过很多自己在中国发现、收购的青铜器、陶器和瓷器，也将自己以前在其他地方的收藏拿出来，葛维汉也在捐赠者其列。这些捐赠构成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丰富、独特的数千件馆藏。金面罩，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蔡小川 摄）1929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获得了哈佛研究学社的基金资助，戴谦和于是萌生了请葛维汉来当博物馆馆长的想法。在一封1930年给戴谦和的回信中，葛维汉说华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消亡，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以人类学、考古学为基础的博物馆。1931年，葛维汉返回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柯尔（Fay-Cooper Cole）学习考古学，随后又在柯尔的推荐下去哈佛师从胡顿（Earnest Albert Hooton）学考古和人类学。两年后葛维汉回到成都，正式出任华西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同时开始在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他举家从叙府搬到了成都，在这里一直住到1948年退休回国。四川大学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其前身）研究员谌海霞告诉我说，如今四川大学博物馆还完整地保存着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极其完备，每件藏品流传有绪。总账本记录着每件藏品的详细资料，年代、编号、采集人、采集地、描述、捐赠人，甚至还有照片以及一段中英文描述，这样厚厚的账本有14本，每一本几百上千页。除了账本，还有1.9万多张分类卡，里面同样有着详细的说明，并且检索方便。1934年玉石器从燕家院子出土后便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做了展览（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不过当初这项工作太过繁杂，葛维汉便向学校董事会提出申请，增派一名助手来配合他的工作。同年在华西大学中国语文系毕业的林名均成为他的助手，直到林名均1945年离开博物馆，十余年里两人成了工作和学术上的良师益友。葛维汉称刚到博物馆的林名均是“未经训练的中国秘书”，言语间曾透露着对林名均的失望。葛维汉让他进修自己为华西大学讲授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课程，带他去成都琉璃厂考察和收购器物。尽管缺乏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专业知识，但林名均国学基础深厚，擅长考据，编制馆藏目录时，葛维汉撰写英文部分，让林名均编制中文部分。商代的青铜怪兽，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蔡小川 摄）与此同时，卖古董的圈子里开始流传着外国馆长要买文物秘密送去外国的传说。为了打消这些怀疑，葛维汉邀请成都各界名流来参观博物馆，请他们吃饭。博物馆出不起钱，葛维汉就把人请到自己家里。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他的祖母，也就是葛维汉的妻子艾丽西亚厨艺名扬当地，名流来家拜访，她总能奉上一桌丰盛的宴席，她雇当地厨师，再教他们怎么做西餐，从他们家出来的中国厨师都有了名，搞得成都其他传教士们总想挖走他们家的厨师。胡根戴克现在还留着自己母亲复制的当年祖母的菜谱，上面既有中国菜，也有美国菜，以及自创的中西融合菜。“祖父是个非常乐于交际的人，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胡根戴克对我回忆说，“有一次他回美国的时候，他说他觉得美国人太无趣了，太严肃，都不开玩笑，而中国人就风趣幽默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常常能听他们讲好玩的笑话。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艰难，在充满不确定的危险环境里，幽默也不失为一种令人放松的法子。”葛维汉也邀请平民百姓来看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员，向他们解释这些藏品的教育意义，并承诺所有东西都将永远保存在四川人的博物馆。不久之后博物馆就变得极受欢迎，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商铜鹰形铃是2013年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蔡小川 摄）当然，他也没有忘了考古。在美国系统学习了考古学之后，回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在华西大学附近，他在学校南大门外30里处发掘出了宋代老琉璃厂窑址。随后他又在整理博物馆馆藏时，发现了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当即认定很具有考古价值，便带着林名均去了广汉，第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就此开始。漫长的等待重新翻看葛维汉撰写的发掘简报，依然极其震撼。他在文章中附上了几张手绘的地图，十几幅发掘时拍的照片，发掘现场图表、地形图，标明发现陶器碎片的地层图，以及每一件出土器物的详细图画、描述、尺寸。他借鉴从哈佛大学学来的考古学方式，动员华西大学各领域的专家来协助记录。作为华西大学地质学家的戴谦和用测径器测量了这些出土玉石器的硬度，并在低焦强度透视镜下对其纹饰做了记录，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相似。华西大学化学系的柯利尔（H. B. Collier）对出土的陶钵碎片进行了详细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黄思礼（L. C. Walmsley）是一位美术家，与葛维汉一起用标准色素图鉴定出土陶器的颜色。林名均则与葛维汉一起修复了一些出土陶器，他们发现，这些陶器与河南仰韶遗址出土的器型相似，只是略宽一点。1986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修复刚出土的象牙（敖天照 摄）他们比照中国考古学家李济撰写的《安阳发掘简报》第一部分，发现广汉与殷墟出土器物中存在着相同的绳纹纹饰，据此认为，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明显的文化传播上的联系。不过当时葛维汉也清楚，殷墟与广汉文物的明显区别在于，广汉没有像殷墟一样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甲骨文、骨器。葛维汉让林名均草拟了发掘简报，还请他给郭沫若写信介绍发掘成果，这样林名均不仅成为参与发掘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位中国人，也因与郭沫若的学术通信而备受国内学界关注，为他之后代表华西大学博物馆参加40年代冯汉骥、吴金鼎主持的王建墓发掘打下了基础。在回信中，郭沫若说：“我希望将来你们在这项工作有较大的进展……谨记着要迅速地进行发掘，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包括民族、风俗习惯以及认清他们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接触。这些是极为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三星堆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就长期停顿了下来，不像安阳殷墟那样，发掘工作不断地进行。这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明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不前和发展缓慢的状态。随着1933年起开始陆续实施的《古物保存法》，外国人被禁止在中国进行挖掘考古工作，自此之后，葛维汉无法再申请到发掘遗址许可证，不过当地方修建公路或机场遇到古遗址时，地方政府会指定他去做考古挖掘，政府保留发现的文物，而葛维汉可以根据这些文物撰写考古报告。除了去华东长途游历途中参观了安阳殷墟，并不时组织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购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样本以外，葛维汉不再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他的兴趣再次转移，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川苗和羌族山村的考察上。此后他多次深入川苗和羌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学语言、观风俗，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还将苗人歌手带到成都，让音乐家把他们的音乐记录下来。他也研究四川的彝族倮倮的语言、音乐，以及他们的喝酒习惯。中国随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洪流中。他在美国休假时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在回成都的路上困难重重，最后是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同事苏利文（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著名汉学家）开着卡车走滇缅公路将他带回来。后来他又受当时中国政府之命去山里捕捉大熊猫，作为礼物以促成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华西大学的家成了英美军人避难所，昔日负责招待宴会的妻子照顾着大家。与此同时，葛维汉1934年对三星堆首次发掘后提出的“广汉文化”概念正在不断发酵。在郭沫若和徐中舒之后，顾颉刚梳理了当时所记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林名均则在与葛维汉一起发掘三星堆十年之后撰文，提出广汉文化分期的观点。自此，对巴蜀文化的讨论便不再只拘泥于传统考据学框架，一批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讨论，以考古材料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并首次将巴蜀作为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来加以看待。50年代起，“资阳人”、“巫山人”、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新发现陆续出现，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才算正式拉开。不过这些葛维汉都没有参与。1948年，他从华西大学退休，在参加了17场告别会后，他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上海后乘船回国，结束了他在中国度过的38年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他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成果，安心写作。当年他在苗寨收集了苗族歌谣和传说故事700多个，他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发表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2年，他因《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获得古根海姆奖。1961年，他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出版，书中有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做过的庙宇调查，研究过的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以及他与很多方丈、道士、喇嘛、活佛和平民的交谈记录。两年后，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再过20年，三星堆遗址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掘。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