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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如何认识创新思维重要性论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将主要体现为创新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和摇篮，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全方位更新观念，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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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价值规律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如何使价值规律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08-12-11 &匿名提问 发布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日益开放。与此同时，也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以使我们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时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我们需要很好掌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区别，前者起基础性作用，即主要调节者作用；后者则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主要调节者；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 我国之所以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因为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发挥了一段积极作用以后，其弊端日显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货不对路，致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拉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很慢。与此不同，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市场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发展加速，25年间年均增速达9.4%，处于世界前列，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均GDP到去年超过1000美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这表明，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能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资源，取得更为丰硕的发展成果。 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支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最主要的是价值规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供过于求时上涨，供不应求时下跌，各个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决定和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维系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平衡。这就是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含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讲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名言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此，我们说在经济工作中要尊重客观规律，首先就是要尊重价值规律，以及相关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各项市场经济活动，除属于自然垄断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应放手让价值规律调节即市场调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方面，目前还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审批过多，有些靠市场机制能优化资源配置的，政府却采用计划经济办法，因而带来浪费和损失。有时还因政府对市场进行垄断和封锁，而影响公平竞争的开展，造成市场信号失真。因此，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就是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场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企业主要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作出生产经营决策。 二、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做到这一点较为容易，尽管政府的行政干预至今还不少，需要逐步解决。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就不容易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从作为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一方面，从企业来说，原来事事靠上级主管部门，照他们的指令办事，经济效益好坏不在乎，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活力。现在要转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必须努力适应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承担风险。搞得好，就能不断发展壮大，经营者和职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则就可能亏损甚至破产。市场机制如同一条无情的鞭子，督促着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从政府来说，原来直接指挥各项微观经济活动，对企业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审批和下达指令。由于对企业往往多头管理，多龙治水，企业生产经营搞得好，各个部门争相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问题，则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因此推进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撤销一些原来主管企业的专业部门。由于这样的改革触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官员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这些部门的阻挠而困难重重。当“婆婆”惯了，一旦不能发号施令，便很不适应。所以，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必须有政府职能转换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职能转变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即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现在，政府职能转换，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来行政主管部门转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使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政企就很难分开，因为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说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并未做到政企分开，仍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还有政府部门，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往往“爱护有加”，不但通过封锁市场为本地企业产品打开销路，排斥外地产品，而且从立项、融资、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包括违法违纪地为本地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方便条件，如2004年江苏省出现的“铁本事件”便是例证。一个只有3亿元资本金的民营小钢铁企业主，一下子要建投资100多亿元的年产8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不申报立项，不经环保部门审核，违规侵占农地2000多亩，没有当地政府大力帮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业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或债务缠身时，地方政府又会站出来，充当保护伞，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门要钱或请求贷款解救，相当于为企业负无限责任。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也是企业尚未成为真正市场主体的表现。 为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但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即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政府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能时，只是当老板、股东，不能当婆婆，不能扮演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角色，否则就成为老板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见，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首先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应当看到，这方面的问题还未解决，仍要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而是有国家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把上述四个方面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外的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很好地处理增长与稳定的关系，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保持经济稳定。从长远看，在经济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经济稳定，不在稳定中求增长，就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带来生产力的浪费和损失。这样一来，走了弯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标中，头一个是促进经济增长，后面三个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内容。因此，可以把国家宏观调控概括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要点在于，在经济稳定条件下，市场信号比较稳定、准确，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可以较好地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较快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搞好宏观调控，就要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重要总结。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实质是协调，五个统筹的实质是做到五个协调发展。做到五个统筹，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经济稳定，又能不失时机地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这同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有根本区别。具体来说，就是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或出现过热倾向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反，在经济过冷或出现通货紧缩时，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努力熨平经济波动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时人们把这种操作称之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经济上升时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时期延长一些；经济萧条时不要降得太多，延续时间不要太长。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实施从松或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为的实现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经济平衡，而不能将其长期化。据此，如果将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似与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功能不太一致。与此相联系，我们似乎也不应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在发生通货膨胀或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我们能否笼统地谈扩大内需，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对投资需求则不但不能扩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为从2003年起，我国投资总的已经过热。 在我国，产业政策也常常作为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来运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在经济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过去，由于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在实践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励的产业往往发展不起来，限制的产业则发展得很红火，因而不少人怀疑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考虑到中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和数额超过年GDP的国有资产，政府的经济职能一直较强，政府常用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宏观调控除了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还可运用产业政策，以改善产业结构，加强薄弱环节，约束某些产业的过度扩张。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和较快发展。 四、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效果，难点不在企业，而在于政府，特别是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 过去，人们一般用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年年评比排座。GDP增长率高的，政绩就优；GDP增长率低的，政绩就差。结果各地竞相攀比，全力以赴争取GDP的快速增长，而且都想争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们形容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样做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主要指标，必然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腿长社会发展腿短的不协调局面。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环保、文化、医疗、卫生、健身、旅游、休闲、娱乐等事业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最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既要求经济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也要求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医疗、保健的条件，生活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经济发展、GDP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事业的发展。所以，看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绩，不能只看GDP增长。 第二，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标，还会助长政府的短期行为，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可以采取有水快流的办法，即用粗放外延扩张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在一个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生态脆弱，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报载，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也增长了40多倍。去年我国消耗的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呵见，对我国来说，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看GDP增长，还要看GDP增长后面付出了哪些代价。近来，有少学者建议改用绿色GDP作为评价经济发展的指标，即从GDP增长中扣除为此付出的自然与环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规定空气、水、垃圾等环境污染的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GDP中扣除，按此方法，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这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标，还会促使有的政府官员造假。过去流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说法，指的主要是官员造假虚报GDP数字，夸大成绩，然后骗得升官。有的地方官员不是根据实际数字，而是先探听周围地区的GDP数字，然后指示统计部门报高于其他地区的GDP增长数字，以显示自己政绩比别人高出一筹。而GDP数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难以监督的。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就全国或一个地区来说，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长单一指标为多方面指标，比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社会、环境、经济、制度四个方面的指标。我们可以借鉴。其次是将GDP指标逐步发展为绿色GDP指标。再有就是加强对统计数字的核实，严肃查处作假者，增强统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可见，寻找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效果的指标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中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比较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减轻因其自发调节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实行公平竞争，以提高效率。这就必须对如何竞争进行规范，形成有效的竞争规则或游戏规则。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是我国从人治转为法治的重大转变。与此相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为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服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即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使各类市场主体真正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完善产权法律制度，规范和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各类产权权益。完善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完善预算、税收、金融和投资等法律法规，规范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按照法治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依法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特别是要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遵守环保、安全、契约等法规。同时，要依法保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各项权益，保护企业法人财产权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对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随便发号施令。国务院于2004年初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中国将通过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第三，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第四，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第六，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并与行政权力的主体利益彻底脱钩。第七，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可见，今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要依法进行，不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发布指令。既然政企分开，政府的经济调节就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采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来进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确界定政策、市场和企业的关系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凡是靠市场能解决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业、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等能够自主有效解决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纳税人交纳的钱财时，要节俭、高效、清廉。政府官员要懂得，不仅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纳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官员提出，要做到政府给老百姓的，多于从老百姓取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交的，老百姓交纳的，能够将钱用之于民就不错了。政府不是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点，为人民服务的事多办一点就不错了。所有这些，都要用法律法规确定下来，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行为准则。 此外，必须公平执法。无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执法不严、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执法，再好的法律也用处不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不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形成良好的司法环境。在这方面，除了进行宣传教育等外，政府领导干部要带头执法，严格执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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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择优汰劣，激励创新 一）择优汰劣，激励创新        价值规律是商品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正常经营，如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个别劳动时间越低，在竞争中越处于有利地位，收益也越多。但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呢?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技术。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刺激商品生产者为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而在生产中不断改进技术。每个商品生产者在一心获得更多收益和竞争压力的驱使下，都力求采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方法，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便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按比例合理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实际上成为市场的晴雨表，给生产者提供信息，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当某种商品价格涨到价值以上，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这些部门，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扩大和供应增加；当某些商品的价格降到价值以下，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些部门抽出，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缩小和供应减少。价值规律就是这样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社会资源按比例合理地配置。作为价值规律实现形式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统称为市场机制。在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发挥分配社会劳动作用的惟一机制。直到当代，市场机制仍然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性机制。 市场机制的特点是它的自发性，千百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下自发地调节各自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而他们这种互不相属、各行其是的经济活动，又引起价格信号的进一步变动，从而引发新一轮调整。市场机制的优点是：首先，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不断的微调，使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自动趋于一致，从而使价值规律的要求作为一种自动趋势表现出来。其次，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这种“自动化”的优点显得更加突出。现代经济的特点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产品种类数以百万计，技术创新呈加速状态，人们的消费偏好多种多样，社会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空前复杂。几十年前，我国经济运行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通过计划机制、行政指令直接配置社会资源，已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如果在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坚持用传统的计划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其后果如何，不难想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自动化”的市场机制收集、处理和发布有关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的巨量信息，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它既有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这表现在：首先，市场机制在收集、处理和发布经济信息方面存在着缺陷，因此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调整对资源的配置，难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根据价格的涨落来扩大或缩小生产，往往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并不能恰当地达到供求平衡，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次，市场的不完全，致使市场机制作为商品生产者行为的调节机制，是不完全的。这种调节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因为商品价格的涨落变动，是在供求关系已经失衡，原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已经暴露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事后的调节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引导生产者乐意生产价高利大和见效快的产品，只顾追逐私人局部利益的短期行为，而不愿投资于微利或见效缓慢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因而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中长期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必然的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要求要通过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机制——市场和计划的结合来实现。现在，连长期将经济“自由放任”奉为神圣教条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市场机制的缺陷也有了认识，从而建立起政府调控、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旨在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政府干预机制。一些西方国家还曾实行经济计划，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自然形成上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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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对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和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这一阶级结构，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由于他们是把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和阶级结构看作是当时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无所顾忌的，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他们的学生则越来越丢弃他们老师的科学性，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关系作辩护当成自己的唯一任务了。政治经济学日益走向庸俗化。否定劳动价值理论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它的历史性质，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创立并完成的，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 　　１.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 　　关于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的逻辑固然要以资本作为中心范畴，但决不能把资本作为逻辑起点。因为资本本身就需要论证和说明。“资本，如果没有雇用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莫也不是。”资本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具体。因此，要揭示资本这个具体丰富的许多规定的全部内容，科学的方法就是按照商品—货币—资本这样的上升路线，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才能在后面的上升过程中把构成资本总体的各个环节和内部结构复制出来。 　　2.使用价值及其特点 　　关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是先从有用物的质和量的角度来讲的。他这样写道：“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然后他用到了“使用价值”这个词：“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关于使用价值的特点，马克思这样写道：“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5]” 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使用价值的几个特点：首先，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其次，使用价值同人取得它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第三，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量的规定性为前提；第四，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第五，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3.价值及其质和量 　　价值是马克思在对交换价值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一个概念。他先讲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决定“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马克思先从一种商品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于是他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接着，马克思又从两种商品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由这个等式，马克思又得出了一个推论：“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那么，这“第三种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首先排除了商品的天然属性：“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而“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接下来，马克思谈到了商品价值量的问题：“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为了避免误解，他进一步写道：“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影响商品价值量变化的因素：“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 经过这样的分析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4.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他这样写道：“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3）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 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4）价值规律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编辑本段]劳动价值理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李嘉图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先进性：李嘉图是科学经济学的先锋，他在方法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放弃了从古希腊延续到斯密的归纳法，而采用演绎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学问题。 　　局限性：一李嘉图把历史和社会同经济范畴彻底割裂开来，因此他永远无法发现剩余价值，也就不能解决他的体系之中的根本矛盾，二是认为演绎法不能证明其前提的正确性，必然导致先验论。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先进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的基石，但却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学说 。 　　局限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缺陷是肯定的，要发展也是肯定的。例如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马克思经济理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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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对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和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这一阶级结构，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由于他们是把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和阶级结构看作是当时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无所顾忌的，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他们的学生则越来越丢弃他们老师的科学性，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关系作辩护当成自己的唯一任务了。政治经济学日益走向庸俗化。否定劳动价值理论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它的历史性质，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创立并完成的，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 　　１.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 　　关于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的逻辑固然要以资本作为中心范畴，但决不能把资本作为逻辑起点。因为资本本身就需要论证和说明。“资本，如果没有雇用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莫也不是。”资本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具体。因此，要揭示资本这个具体丰富的许多规定的全部内容，科学的方法就是按照商品—货币—资本这样的上升路线，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才能在后面的上升过程中把构成资本总体的各个环节和内部结构复制出来。 　　2.使用价值及其特点 　　关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是先从有用物的质和量的角度来讲的。他这样写道：“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然后他用到了“使用价值”这个词：“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关于使用价值的特点，马克思这样写道：“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5]” 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使用价值的几个特点：首先，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其次，使用价值同人取得它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第三，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量的规定性为前提；第四，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第五，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3.价值及其质和量 　　价值是马克思在对交换价值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一个概念。他先讲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决定“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马克思先从一种商品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于是他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接着，马克思又从两种商品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由这个等式，马克思又得出了一个推论：“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那么，这“第三种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首先排除了商品的天然属性：“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而“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接下来，马克思谈到了商品价值量的问题：“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为了避免误解，他进一步写道：“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影响商品价值量变化的因素：“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 经过这样的分析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4.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他这样写道：“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3）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 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4）价值规律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编辑本段]劳动价值理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李嘉图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先进性：李嘉图是科学经济学的先锋，他在方法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放弃了从古希腊延续到斯密的归纳法，而采用演绎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学问题。 　　局限性：一李嘉图把历史和社会同经济范畴彻底割裂开来，因此他永远无法发现剩余价值，也就不能解决他的体系之中的根本矛盾，二是认为演绎法不能证明其前提的正确性，必然导致先验论。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先进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的基石，但却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学说 。 　　局限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缺陷是肯定的，要发展也是肯定的。例如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马克思经济理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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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解放思想本身具有丰富的不断发展着的内涵，在历史实践中显示了多重意义。 解放思想的第一重意义是价值观念的解放。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入和原有价值观念地位的改变所导致的价值体系的某种结构性变化，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直接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 展反映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价值观念的解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顺乎民意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确立了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亿万民众导向致富的方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一变化的实质是通过解放思想把富强作为基本价值确立起来并逐步予以实现。这一价值取向在人民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对富裕的追求，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对强盛的努力，两者结合的战略形式是小康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建设则置于中心地位。此价值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历程中另一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是，从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以致目前形成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系，反映了价值体系逐步全面化的趋势。这一全面化进程的深刻基础是“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 解放思想的第二重意义是在规律认识方面的解放。从过时的或不切实际的乃至教条的所谓规律性表述中解放出来，从基于这种表述的发展路径中解放出来，确立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理念，是这种解放思想的另一表现。 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 第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规律的表述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确立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现代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同时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要“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共十二大报告肯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从而明确肯定了市场规律的普适性。在这种规律认知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基于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从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下解放出来。科学发展观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实际性三者的统一，内在地包含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关于社会一般价值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思想，需要重新理解为一种社会一般价值规律：首先是人的价值需求，然后才是以此为前提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个思想链条的一个逻辑起点是人的价值需求。 ——关于社会系统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体现出深刻的整体性。在既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需要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中国的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实际反映了这一客观趋势。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统筹兼顾，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等思想，实际是这一规律认知的直接结果。 ——关于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规律性要求。除了发展格局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外，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也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生态规律、环境规律展示了新的内涵，在太阳系能量转化、地球环境变化、人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知。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是反映了这种新认知。 ——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形式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基于这种分析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也体现了对战略科学的新认识。如此等等，在规律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上述两个方面的解放思想所包含的对规律的新认识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依据，表明解放思想从价值层面延伸到规律层面的重要和必要。 解放思想的第三重意义是思维主体状态的解放，主要是思维主体通过制度、机制的变革导致主体精神状态的一种解放。这种解放是本体意义上的，即在社会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支撑解放思想的整体结构，使解放思想能够成为社会运行的一种常态，一种结构和机制的功能体现。 这样一种全面的解放思想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而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化，形成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保证，使“以人为本”全面地体现于理论、战略、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各个方面。中共十七大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现在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落实这些重要决策，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中，落实到相关的工作部门和工作具体部署中，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机制中。只有这样，才能在体制机制的层面上更好地保障解放思想的进程，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全民族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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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解放思想本身具有丰富的不断发展着的内涵，在历史实践中显示了多重意义。 解放思想的第一重意义是价值观念的解放。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入和原有价值观念地位的改变所导致的价值体系的某种结构性变化，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直接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 展反映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价值观念的解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顺乎民意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确立了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亿万民众导向致富的方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一变化的实质是通过解放思想把富强作为基本价值确立起来并逐步予以实现。这一价值取向在人民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对富裕的追求，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对强盛的努力，两者结合的战略形式是小康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建设则置于中心地位。此价值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历程中另一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是，从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以致目前形成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系，反映了价值体系逐步全面化的趋势。这一全面化进程的深刻基础是“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 解放思想的第二重意义是在规律认识方面的解放。从过时的或不切实际的乃至教条的所谓规律性表述中解放出来，从基于这种表述的发展路径中解放出来，确立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理念，是这种解放思想的另一表现。 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 第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规律的表述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确立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现代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同时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要“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共十二大报告肯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从而明确肯定了市场规律的普适性。在这种规律认知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基于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从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下解放出来。科学发展观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实际性三者的统一，内在地包含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关于社会一般价值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思想，需要重新理解为一种社会一般价值规律：首先是人的价值需求，然后才是以此为前提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个思想链条的一个逻辑起点是人的价值需求。 ——关于社会系统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体现出深刻的整体性。在既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需要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中国的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实际反映了这一客观趋势。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统筹兼顾，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等思想，实际是这一规律认知的直接结果。 ——关于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规律性要求。除了发展格局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外，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也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生态规律、环境规律展示了新的内涵，在太阳系能量转化、地球环境变化、人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知。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是反映了这种新认知。 ——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形式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基于这种分析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也体现了对战略科学的新认识。如此等等，在规律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上述两个方面的解放思想所包含的对规律的新认识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依据，表明解放思想从价值层面延伸到规律层面的重要和必要。 解放思想的第三重意义是思维主体状态的解放，主要是思维主体通过制度、机制的变革导致主体精神状态的一种解放。这种解放是本体意义上的，即在社会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支撑解放思想的整体结构，使解放思想能够成为社会运行的一种常态，一种结构和机制的功能体现。 这样一种全面的解放思想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而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化，形成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保证，使“以人为本”全面地体现于理论、战略、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各个方面。中共十七大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现在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落实这些重要决策，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中，落实到相关的工作部门和工作具体部署中，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机制中。只有这样，才能在体制机制的层面上更好地保障解放思想的进程，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全民族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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