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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锋：把握经济新常态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
来源： 光明网作者： 丁文锋
辩证法告诉我们，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是不断转化的。经济新常态是从旧常态发展转化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两会”特稿：中国经济新常态专家系列谈二】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主任 丁文锋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我们认识、探究和谋划经济发展的总依据和“金钥匙”。如何正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避免出现片面性、简单化的误读和理解以及借“新常态”为“不作为、懒作为”做“挡箭牌”等不良倾向，笔者认为起码应该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念的关系。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恰逢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对此，有人认为问题很大，担心经济和社会矛盾并发，似有悲观情绪。首先应该肯定，认识和分析经济发展形势，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看到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并不可怕，也是可控，是“新常态”的表现，不是“新常态”所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定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坚定的信念是成功的一半。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第一次提出“新常态”时，就是从“增强信心”说起的，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因此，审时度势，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平常心态，抓住实质，讲求实际，保持坚定的信念。
二是要处理好增速趋缓和“第一要务”的关系。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速趋缓。对此，有一种误解，认为增长速度无关紧要了，经济发展也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轻视了经济发展，淡化了“第一要务”。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趋缓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经济发展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但不能弱化，而且更为重要和紧迫。今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三是要处理好市场决定和担当作为的关系。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对此，有人误读为新常态下政府可以不管或少管，放松、懈怠，甚至于以新常态作为不担当、不作为、懒作为的“挡箭牌”。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市场决定和政府作用是统一的、辩证的，不可偏废。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在新常态下，更要振奋精神，勇于担当，大胆作为，特别是要从我国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特殊背景出发，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佳组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努力推进经济发展。
四是要处理好不唯GDP和稳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抛弃过分追求GDP、唯GDP的做法，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就是说要不唯GDP。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倘若经济增长没有一定的速度，各类隐性风险更易逐步显现，改善民生、生态环保等也可能无力保障。也就是说，不唯GDP并不等于不要GDP,而是要正确处理不唯GDP和稳增长的关系，客观、科学地对待GDP指标，努力实现稳增长目标。因此，在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中，稳增长排在第一位。当然，我们讲的稳增长，不能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不能再走粗放型增长道路，而是要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利就业、生态友好型的增长。
五是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日趋重要。就我国经济增长转入中高速而言，最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内在的发展阶段所致，但也与世界经济状况密不可分。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后，全球经济正步入“新平庸”时代：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伴随较高的失业率。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比2014年10月的上一次预测均下调了0．3个百分点。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地位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第二个经济规模超10万亿美元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高居第一。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美国则为15．3％。就中国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而言，在“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方式正在重构，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提速。由于消费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出现“中国制造”让位于“中国需求”和“中国市场”的趋势，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投资输出国转变。2014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因此，无论是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分析经济形势，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我们都必须重视处理好“内”“外”关系。就当前来说，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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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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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关键词
“广东十大茶乡”评选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广东本土茶发展的关注，有利于广东茶业重振雄风。& & & & 正文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核心提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说明中央敢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央提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经济发展阶段。正确地理解&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经济状态，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念，做好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如何正确理解&新常态&与&三期叠加&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速增长的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将会更加优化，能进一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说明中央敢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难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单位GDP能源消耗较高，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妥善处理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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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校对：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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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常态到新常态需要三大发动机
作者：文眼
　　经济旧常态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召开之前。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积累了比较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三是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四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过渡态时期。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经济过渡态有四个特点：一是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二是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三是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四是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2017年以后的5年、10年或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它有三方面内涵：一是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为六大特征；二是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是均衡的。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三是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李佐军
　　未来中国经济三大发动机
　　制度变革 中国目前许多制度不成熟、不合理。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来释放生产力
　　结构优化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与加速发展阶段，有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
　　要素升级 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健康、可持续的，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
　　时间 特点
　　旧常态
经济高速增长、增长模式粗放、重化工业为主、政府主导经济
　　过渡态
新旧形态掺杂、经济不太稳定、持续时间不长、结构调整阵痛
　　新常态 2017- 出现六大特征、相对稳定均衡、可持续稳健发展
　　最近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新战略。既然有“新常态”，就一定对应着一个“旧常态”，同时从旧常态到新常态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态”。本文重点探讨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的路径和对策。
　　以前的经济旧常态
　　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
　　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年期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并不多见，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余值法估算，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的经济过渡态
　　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未来两三年仍然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过渡态的内涵。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第二，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第三，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第四，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因为过渡态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然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第一，在过渡态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已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方针，如强调推进全面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提出要适应新常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
　　第二，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需要口袋里有一些“子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子弹。比如说，目前的财政赤字不是太多，还有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同时还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降息降准的空间，还有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一路一带”等重大战略的空间，还有强力稳稳的空间。
　　第三，目前已积累了向新常态过渡的一定基础。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了46.7%，还在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就业的压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更高一些；中西部地区、新兴城镇和新兴农村地区有不少发展的回旋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何种挑战和不利条件。
　　第一，过渡态时期多种问题在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调控智慧。同时，国内问题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二，过渡态时期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和控风险、稳增长与促改革、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都存在两难选择。许多人认为，改革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而且社会公平确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或建生态）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太快。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去解决，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去维持平衡。
　　第三，在过渡态时期需要花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过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积累了一些风险和泡沫，化解这些风险和泡沫仅靠改革、转型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别是挤泡沫和释放风险的手段。
　　今后的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应是均衡的。这也是常态的应有之义。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态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经济新常态是一组由多种新常态构成的画卷，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长，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下台阶。当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排放结构的新常态。其中，产业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比重占主导地位，并越来越高，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区域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排放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减少，氧气、水蒸气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劳动力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简单说即改革、转型、创新）拉动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结构内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转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转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转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财富分配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主要实现国富转为主要实现民富，由少数垄断行业富裕转为各个行业共同富裕，由少数人暴富转为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让广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环境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则由权力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为社会型政府，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按照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由人治转向法治。
　　如何实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对策一：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一方面可为向新常态平稳过渡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培育新增长点，为进入新常态奠定基础。因此，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推动“六位一体”改革，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八组主体之间的关系――党与人大、政府、政协、民众等其他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环境权益方面的关系、民权与特权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对策二：全面推进七大转型。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推进全面转型也就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具体来说，包括七个方面的结构转型。
　　一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资源能源等一般性要素，向主要依靠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转型，实施创新驱动。
　　二是排放结构转型，即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减少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即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或高度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产业信息化等。
　　四是区域结构转型，即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即前面已提到的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或者说制度改革、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
　　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转型，即通过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实现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
　　七是发展目标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向主要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益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向主要追求有形物质增长和无形财富的共同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
　　对策三：推进多层次创新。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含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等内容。观念创新主要解决思想市场的建设问题，培育全民的创新意识。
　　技术创新必须落实到产品和工艺创新层面，而不是制造很多华而不实的“科研成果”。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创新、管理内容的创新和管理服务的创新等。模式创新主要指发展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总之，全面实施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对策四：全力控制风险。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这是我们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向新常态过渡是否平稳，主要取决于能否控制好风险。控制风险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解决好存量风险，主要是锁定、释放和化解存量风险；另一方面是控制好增量风险，主要是减少增量风险，同时要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风险冲击的准备。
　　寻找向新常态过渡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经济增长客观上有哪些动力？
　　第一组动力：需求边动力。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过去多年来，很多人将其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我们不能否认，这“三驾马车”确实是经济增长需求边的短期动力，但也要认清：它们仅仅是需求边的动力，短期的动力，而且是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的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第二组动力：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也能带来经济增长。众所周知，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等号左边是GDP或者产量，等号右边就是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组动力：效率提高动力。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也就是说，提高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
　　其中，制度变革或改革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等途径释放生产力；工业化（含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或区域向高效率部门或区域转移释放生产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通过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释放生产力。
　　第四组动力：中国特色动力――“五驾制度马车”。前三组动力都是经济学比较容易解释、世界各国都通行的动力，除了这些动力之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五个特色动力。
　　第一，“价格制度动力”，即通过价格管理部门的价格管制，将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为地压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促进出口，带来经济增长。其副作用是过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资源，并把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用了。
　　第二，“财税制度动力”。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偏向经济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那些将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优先安排的国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动力”。突出表现在货币制度设计上，在不独立的情况下，货币发行要重点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非主要维持币值稳定。
　　第四，“土地制度动力”。在城乡差别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低价买过来，经过整理后再高价卖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五，“考核制度动力”。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于是各地竞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这五大特色制度动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问题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上述哪些动力开始靠不住了，哪些动力是未来必须主要依靠的动力？笔者认为，未来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组动力越来越靠不住了。如“三驾马车”中的出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显下台阶了，从以往的年增长20%以上，降到了近几年的8%左右，年出口都只增长了7.9%，2014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不到6%。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债务压力。消费一直相对稳定，难以有大的改观。
　　通过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则遇到了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雾霾很严重的挑战。“五驾制度马车”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全面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三大发动机”既健康又富有潜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在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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