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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潜逃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能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
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纳粹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
前五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鲍曼原
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
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反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
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
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这位啤酒鬼善于玩弄权术，逢人便吹嘘他的风流韵事。他像狐狸一样狡猾，
像蛇蝎一样狠毒。那些自以为能愚弄他的人到后来到都后悔莫及！从1942
他便成为纳粹党的真正领袖。希特勒疾病缠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听任他
为所欲为。鲍曼参加各种会议，到处插手，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与其他国社党
领导人相反，鲍曼对长篇大论毫无兴趣，他对风行于党卫军内的那种颇为神秘的思
想观念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唯一关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欲望是成为新帝国
不久，帝国再没有人反对他了，他得到戈培尔的支持。他对这位宣传家的才干
敬佩不已。卡尔登勃鲁纳1942
年接替海德里希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后便投到鲍
曼的门下，后者使他可以不通过希姆菜直接晋见希特勒。希姆莱为支付自己及情妇
赫德威克的开支挪用了8 万马克党的活动经费，这就为鲍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
后，在担任集团军司令时遭到失败以及所领导的武装党卫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溃败，
使希姆莱的威信扫地，权力频于崩溃。
卡尔登勃鲁纳了解鲍曼的“逃跑计划”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这
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1
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
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
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不管怎样，从这时起，瓦尔特?罗夫就与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保持着密切的接
触。从武装部队在突尼斯遭到第一次失败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
务。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营八次被鲍曼接见！
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
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
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
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错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
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
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到达意大利后，罗夫经常去罗马。有时他整天呆在阿罗伊斯?休达神甫的寓所
里。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罗夫恳求道：“您手下有几百名信徒。请您为他们的命运想想
啊！如果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该怎么办呢？”“帝国面临危险吗？”神甫惊讶地问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罗夫以不肯定的语调说。
罗夫通过休达神甫的引见与几个有权出入于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取得联系。他会
见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甫及修道会会长。他逢人就说：“共产党
还很强大……战争的结局尚难预料……教皇对纳粹暴行的通谕是一次可悲的误会。”
他试探人心，盘算着对策，处处对国社党作出表示真诚的保证。他的游说收到一些
成效。某些高级教士和修道士对之表示同情，并答应在“主管人”面前为其说情。
这样，罗夫在几个月内便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联
络网。鲍曼每天听取情况汇报。
年初，罗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党的档案。从罗马撤退时，意大利法西
斯分子曾委托德国人将这批档案运往米兰。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员未能根据墨索里尼
的要求对这些档案进行分选。罗夫代他们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
些档案是怎样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进行的奇怪的谈判那样又一次取得了谈判的成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资金，以应
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
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
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
年7 月2 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螺旋
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三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
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
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
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
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
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后来获得
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
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
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
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
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
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
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
不要引起外界注意。”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
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
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
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
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
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
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
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
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
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
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
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
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伪造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
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
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
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
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
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
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
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
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
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
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
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
远也不会找到它。”“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
由行动两个月。”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
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
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
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
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
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
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
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
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
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
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
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
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
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
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
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
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
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
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
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
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
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
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
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德
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
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
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
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
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
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
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
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 月帕夫里奇
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
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
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他除了他的党
内同志外，别无其他朋友。纳粹主义是他的唯一信条。在马林堡全国政治教育学院
接受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团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线参战，成为第十
帝国团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伤，因而获得伤员勋章和德意志金质勋章。
当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他在柏林指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加强营。
他是该营唯一的幸存者。凯斯登当时藏在沙森瓦尔德大街一栋大楼的废墟里。
起初他想投降，但耳闻的各种消息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
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
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
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
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
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
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
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
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
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
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
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
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
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和谁联系呢？”“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
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奥贝尔林多
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
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
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
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
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
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
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
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
：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大部人决定投降。第
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
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
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
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
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
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
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
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
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 ……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
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
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
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
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
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
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
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
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
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
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
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
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不要无礼！你很快
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原来，“逃亡网
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
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
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
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
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
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
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
“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
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
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
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
“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
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
“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怎么啦？”“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
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
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
“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
量的护照！”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
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
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
士。”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
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
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
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
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
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根据
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
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
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
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
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
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
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
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
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
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
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
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
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
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
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
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
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
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
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
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元首已经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
鲍曼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只有从北方才能出逃。发给邓尼
茨的电报显然是他借以潜逃的一个借口。
5 月1 日这一天，鲍曼命令武装部队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向苏联人
提出最高统帅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证战败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这一要求后来遭
到拒绝）。他还要求党卫军头头解散“狼人”组织的所有抵抗小组。接着，他穿上
一套陆军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弹室。
纽伦堡审讯时，他的女秘书埃尔斯?克鲁克尔说：“当帝国长官正准备逃跑时，
我见到了他。他最转身对我这样说：“‘好吧，再见了！’”晚上10
点钟左右，
一小组人离开了总理府。他们是马丁?鲍曼、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团团长
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个人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后，到达维登塔
梅尔桥。阿克斯曼认为只要德军的装甲车行动灵活，是能够冲破苏军坦克封锁线的。
但实际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辆掩护他们前进的装甲车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爆
炸了。由此，人们对鲍曼的下落便众说纷纭。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断言：“鲍曼肯定在那辆先头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
我认为他当场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1962
日被审问）以及阿图尔?阿克斯曼都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具体陈述则毫无一致
人们以为已死去的前宣传部国务秘书威尔纳?诺曼1950
年在迪塞尔多夫露面。
他持相反的看法：“鲍曼当时安全地逃出了柏林。”当时，坦克爆炸时，诺曼刚刚
追上鲍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们知道这里苏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难以突破，
便决定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这个小组开始时向施普雷河方向进发，接着沿铁道一直
走到勒尔特车站。但车站已被苏联人占领。双方交火，但无一人受伤。于是，大家
决定分手。鲍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两名在途中相遇的军官结伴而行。阿克
斯曼自个儿走了。威尔纳?诺曼也独自一人离去。
不一会，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当时，在离因瓦里登大街不远处的铁轨旁，横
着两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马丁?鲍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的脸我
看得很清楚。他们仰躺着。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没有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
没有看到伤口，也没有看到血。枪声还在响，我只得离去。”其他见证人证明，鲍
曼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莫比特老区市场。1964
年根据西柏林市长的命令，在现场
进行挖掘。什么也没有发现。
年，一个叫佩尔特?弗朗兹?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鲁克的警察当局报
日，我把鲍曼从巴伐利亚的赖兴哈尔送到意大利边界。当
时我没有辨认出是他，因为他蓄着小胡子。
阿图尔?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错了。诺曼的说法符合实情。威纳尔?勃洛克道夫
等几位作家的解释及我们获得的材料与一般看法相似：这只狡猾的狐狸确确实实逃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撤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
威廉鲁区。他在海德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
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
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
（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
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
壕沟里，躲开了巡逻部队。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
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
（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
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海域游戈。帝国的某
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1946
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 号的小房子里
度过一夜。第二无清晨。四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
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
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 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
他四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
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
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
这年8 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些什么？无
年4 月，鲍曼决定会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
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 月4 日，鲍曼来到日内瓦。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
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
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
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着他。“终于见面啦！”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
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甫的寓所。
后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
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
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
但他必须有耐心。”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
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
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
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
“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
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
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
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
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1951
年6 月，这位前帝国长官离开了意大利，
和四个克罗地亚人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轮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达布宜诺斯艾
他只在那里逗留几天，小心翼翼，竭力回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国侨民领袖。只
有极少数几个知道他来到阿根廷。他们在靠近智利边境的巴利罗切西部为他买得一
所住宅。安居以后，鲍曼才恢复与罗夫的接触。1952
年夏天，罗夫陪同鲍曼去巴
塔戈尼亚作过短期旅行。
同年，他离开巴利罗切，在巴西和马拉圭接壤地区购买了一处更舒适更安全的
寓所。这时，在欧洲又开始流传有关鲍曼逃亡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鲍曼让人在
当地德国侨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还让他的朋友在离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
村举行了一次假安葬仪式。1960
年，根据彼恩当局的要求进行了挖掘，开墓后查
证。死者是一个几年前死去的名叫霍尔蒙西亚的巴拉圭公民。
从此便流传着种种关于鲍曼行踪的传闻。有人说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见过他，
有人说在西南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带丛林中见到过他。但每次搜查都一无所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几年来，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人员多
次向他“透露”鲍曼的藏匿处。他说，这些报告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
提到的鲍曼隐居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罗切和瓦尔的维亚之间有
一个“禁区”，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鲍曼居住在某地的证据，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4小时后，
我就会失踪。”他写道。
年5 月，一位维森塔尔的合作者与帝国长官的前女管家保拉?里埃格莱
取得联系。女管家始终跟随鲍曼的妻子，直至后者于1945
年逝去。她说：
“我肯定他还活着。”勃洛克道夫认为，马丁?鲍曼1967
年还隐居在上巴拉
那。“除极少数人外（其中包括门格勒博士），他几乎不与当地的其他任何德国人
接触。1955年以后，他甚至再也没有见过罗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围垦荒种
地的人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佛来米人和荷兰人。这支‘农民军’负责
他的安全。”鲍曼可能在着手撰写国社党从掌握政权直至崩溃的历史。他放弃了建
立秘密纳粹党的计划。但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
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
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
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
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
岁的米兰少女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
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年3 月6 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四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
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
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
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
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
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
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
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
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
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
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
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般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
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
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
与以色列的战争将随时可能爆发。”“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不要这样认
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屠杀。我
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
们工作，其他人在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
考虑考虑吧。”1947
日，阿拉伯联盟宣布反对建立犹太国。从谋杀
发展到小规模冲突，最后战争终于爆发了，自英国人撤退后，八万阿拉伯人（其中
四万埃及人，二万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叙利亚人）与五万耶路撤冷穆夫提国民警卫
队的巴勒斯坦人联合发起全面进攻。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成了叙利亚军人的教官。他们驻守在南部边界豪兰以西的
德拉，时刻注视着冲突的发展。
但是，复仇失败了。1948
日犹太复活节，在英国托管期满之前，
戴维?本?古里荣宣布以色列国独立。
年初，凯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电报：
盟国搜查纳粹罪犯委员会告知英国最高指挥部，叙利亚部队里雇有前纳粹军官。
已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估计大马士革政府将屈从于压力。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
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
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
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
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
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
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
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
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
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
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
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
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
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
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
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
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
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
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
在瑞士和奥地利，几名偷越国境分子受到盟军的追捕。美国谍报部门在发现了
阿尔斯山中的不正常来往后，便以为是前“狼人”组织成员试图重新建立“阿尔卑
斯山巢穴”。他们采取了监视、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组织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鲍曼到达卡斯托尔索拉罗时，形势十分紧张。然而“逃亡网”直到1948年年
底才停止活动。这时，罗夫认为继续活动将得不偿失。他负责护送过境的最后一批
普通逃亡者，人数不多，因而已安全脱离危险区。可是他本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日发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几个可靠的人在米兰负责处理日常
事务。维亚德拉尼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出。
此外，随着法制的恢复，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过去的那种势力。
因此罗夫认为还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档案交给休达神甫为好。休达给他弄到一本
护照及教皇慈善组织的各种怔件。这位前保安处军官于1 月9 日离开意大利，乘船
前往丹吉尔。
年5 至6 月间，德国中央保安局驻丹吉尔的行动小组被解散。一部分人
去南美洲或近东，其他人则成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俘虏，还有五六个人与罗夫保
持着联系。根据罗夫的意见，他们隐藏在当地并与哈迪勃博士取得联系。后者开始
在西属摩洛哥组建一支军队。他住在“非洲”饭店，罗夫曾几次汇款资助他。
当时，原属于勃兰特堡师（谍报局作战部队）和保安处的50
多名西班牙军团
的士兵和士官获得得上安西班牙总督的恩准，得以参加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军。
其他人则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哈迪勃博士成了这伙“老纳粹分子”的首领。凯斯登根据
他在“叙利亚的经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里弗军”中的德国人负有特殊使
命：监督和控制兵员征集，组织破坏别动队（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曾深受其害）。
他们还在行萨拉建立了教育训练中心。丹吉尔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地位遂于1956
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独立后，又出现一个纳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势潮。一部分原谍报
局和勃兰特堡师成员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过阿尔及利亚边界，投靠了民族解放
阵线并为其效劳。
负责“里弗军”和阿拉伯联盟之间联络的狄特尔?凯斯登，1955
年得知德国
判处他的20
年徒刑刚刚减刑。不久，他便回到联邦德国。第二次审判后，他受到
缓刑判决。后来，他可能又以记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现在他住在汉堡。
他的冒险生涯就此结束。
瓦尔特?罗夫没有在丹吉尔久留。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政治
和财务方面的事宜。在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后，他于1949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达厄瓜多尔，尔后去玻利维亚，最后在智利阿雷纳斯角地区的麦哲伦
定居。他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铅矿上。罗夫与另一个著名的逃亡分子约瑟夫?门格
勒常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一个狩猎区会晤。
马丁?鲍曼的生死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战地记者约亨?朗格的发现，可
以算作一种有证据的解释。
朗格写道：
年5 月1 日，在马丁?鲍曼丧命前几小时，我才知道有一个名叫马丁?
鲍曼的全国领袖。他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才十九岁，当战地记者受了
伤，因此在健康恢复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广播电台当新闻记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
邓尼茨作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国总统。总理府离广播大厦虽然近在咫尺，但总理
府年发生的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那些日子里广播大厦有一个战斗指挥官，当我们考虑战争是否还在继续进行
时，他教训我们说：“根本谈不到结束战争。元首已另有良策。我们现在可以同美
国人和英国人谈判，并联合起来共同向莫斯科进军。”这个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鲍曼这个名字使大家惊讶。一个柏林人问道：“呢，什么？难道将军们全都同
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谁是鲍曼？”德国妇女会长指教我们说：“他是元首秘书，是
元首最信得过的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书将带领我
们参加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鲍曼这个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这位秘书并没带领我们去参加战斗。我侥幸从柏林逃出来了，
年来到纽伦堡。在对还活着的高级纳粹党人的审判刚刚结束后，我作为
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了被宣告无罪、并刚刚获释的宣传部长在广播电台的得力助手
汉斯?弗里切。从他的口中，我第二次听到了鲍曼的名字。
弗里切向我讲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鲍曼解散“狼人”
的经过情形。我惊奇地问，这位陌生人哪来这么多权力？弗里切说：“可以说，他
的权力比希特勒还多。”他当即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奥格斯堡一家印刷厂
老板的妻子是半个犹太人，她应该和这个家庭分开，并被送到东方去。为了阻止这
件事情的发生，弗里切找到鲍曼，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把这个女人弄走，会在印刷
厂里引起巨大骚动，因为她深受工人们的喜爱。
弗里切建议，等到战争胜利结束后，再把她送走。鲍曼表示同意，并在一张纸
条上写了几行字，禁止把这个女人弄走。
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
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
的人物，已成为“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他像传说中的“会飞的荷兰人”一样，
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年7 月，作家海因里希?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
车上发现了他；1947
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
洛哥发现了他；1951
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
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
“焦土政策”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
了侦缉。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黑森州政府悬赏
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
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深信：
无风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审讯他
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
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向
《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
包围的柏林。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
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明星》杂志的
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
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
曼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说，
“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
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
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他指给我看，他发现鲍曼和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路德
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两人躺在天桥上的地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生气了，――他
故意没有说死亡，――因为“我不是医生”。
他准确地叙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阿克斯曼对这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
不可能认错人。我也相信他不会撒谎，不会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免得有人继续追
捕他。因为他们两人是死对头。我暗自思忖：
如果这个天桥上果真出现过两具死尸，那么，必定有人要把它们抬走。
在柏林有一个机构，名称叫做“前德国武装部队阵亡将士遗属通知服务处”。
当我找到它时，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热情地帮助我。该服务处没有关于鲍曼
的记载，但是，大概有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号邮局（勒尔特车
站）局长1945
日致格尔特鲁德?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的信的抄件（加
盖了公章证明无误）。霍恩吕兴，疗养所，挂号，随信还附有十一张照片。信的内
“非常尊敬的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员在横跨残废人
大街的天桥发现了一具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倒下的一名战士的尸体。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由于
我们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这个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时
对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于五月八日同其他几个战
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区残废人大街六十三号阿尔彭村（前全回展
览馆公园）的墓地。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遗像将立即给您寄去……”负责寄送邮包的
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
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了。还
有人说，有四个邮局职员曾被叫去挖坑埋尸。其中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的名字
叫阿尔贝特?克鲁姆诺夫，他把我领到躺过死尸的那个地方，这也正是阿克斯曼发
现死尸的地方。不过在那些天他们身上的财物已被抢劫一空了。克鲁姆诺夫告诉我，
身材较高的那一个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内衣，另有个较胖的人，穿一件军灰色制服，
但没有佩带军衔标志。他们穿的靴子被脱掉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一个红军战士
的指示用担架把这两具尸体抬到附近的展览馆地区埋葬了。
通过这次谈话我还了解到，克鲁姆诺夫由于做了这些事已经受到法兰克福检察
署委托的柏林警察局的讯问。显而易见，我是在同政府竞争了，但是，只有克服司
法部门对记者的传统的不信任态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
在《明星》杂志的同事库尔特?沃尔特和我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的
时候发表了一组关于纳粹政权的《最后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
供的关于鲍曼之死的材料。接着不久一位名叫赫尔贝特?赛德尔的柏林读者给我寄
来一封信，信中说，1945
年5 月初他（当时十五岁）在勒尔特车站的货车上翻箱
倒柜地找吃的东西的时候，曾经从残废人大街天桥上躺着的两具死尸旁边走过。他
也像克鲁姆诺夫一样没有发现死者身上有任何伤痕。
我心想，要是还能找到那些当时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证件的人，
那么也许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图姆普费格尔之外，鲍曼也死在这个地方。然而没有
有关当局的协助，我再也无法前进了。
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曾经调查过鲍曼的案子。我
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乐于同人合作的律师，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查清案
情的话。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后来当我由于工作而受人攻击、处于进退维谷的
境地时，他成了我的患难之交。但遗憾的是，他已看不到这篇报道了，因为他已于
年退休后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时地找到了他；检察官里希特决定在几天之
内在克鲁姆诺夫指出的地方进行挖掘，寻找死者的遗体。这件事应悄悄进行，不让
报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场，因为我的调查己深入到这一步了。但是
当挖掘工作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在场的记者至少有四十人，他们都是这次挖掘的
见证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新的建筑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使邮局职员
克鲁姆诺夫在寻找埋葬地点时搞错了位置。七年后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鲍曼
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遗体。
里希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发现的线索是对的。我们现在通力合作，我们决不
放弃努力。他冲破检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个制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尔泽的证
词告诉了我。这个工人曾在勒尔特车站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他也看到过那两具
死尸。施特尔泽在他的证词中说，当时在这家工厂里工作的还有一个外籍工人――
法国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是件战利品。有一位同事证明说，这个法国人从大衣
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历本，根据日历本上的亲笔记载来看，它的主
人是全国领袖鲍曼。
检察官里希特寻找这位同事――施特尔泽模糊地记得他的史字叫布鲁诺?弗希
纳――的努力迄今毫无结果。当我下一次去柏林采访时，我首先查阅了柏林的电话
簿。然而电话簿上登记的名字叫费希纳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对象。于是我把姓氏的
第一个字母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布鲁诺?弗希特迈耶尔的人，
他就住在离发现尸体不远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厂附近，他证实说，他看
见过鲍曼的日历本。他报告说，那家工厂的一名叫恩斯特?奥托的车间主任当时把
那个小本装进口袋保存起来了。
现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个法国人――他的名字据说叫莫里斯或是与这大致差
不多的别的什么名字――和向车间主任奥托打听日历本的下落。检察官里希特请求
法国警方予以协助，但法国警方的寻找也毫无结果。《明星》杂志记者在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找到了车间主任恩斯特?奥托的行踪；他离开了他在柏林的家，并同英
格?施旺特一起迁往上述地点。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难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却
知道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当时把那本记事本交给了他的父亲。她的父亲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被苏联人任命为柏林市中区的代理区长。父亲对她们说：“你们一定能得
到一大包食物作为奖赏。”恩斯特?奥托和英格?施旺特于1945
年夏天被一个苏
联军官叫到卡尔斯霍斯特大本营去了。他们在那里被询问了两天，后来果然得到了
有营养的奖品。莫斯科记者列甫?别苏缅斯基可以在他于1974
年出版的关于鲍曼
的书里充分利用这本日记。
然而，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经得到了几页从这个日历本上抄
下来的副件；这是民主德国司法当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让我把记有地址的那一部分
抄下来，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阿尔明?冯?曼尼科夫斯基发现其中大有文章。
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间出版的《鲍曼书信》上曾提到马丁的一位情妇，简称“M ”。
现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头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曼雅?贝伦斯，以及她在德累
斯顿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她演出剧场的电话号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大概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天桥上的死者是马丁?
鲍曼了。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死去和怎样死去的。只是尸体
还没有找到。然而，不论检察署还是《明星》杂志都无法把柏林的数千平方米宽的
地区彻底翻个底朝天。不过柏林当局向我保证，一旦那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要破土
动工的话，一定立即通知我。
月，《明星》杂志副总编辑罗尔夫?吉尔豪森作出决定：现在是
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了。调查结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鲍曼死了》。
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是一个传奇的结束，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对报告作者的“围
攻”。有一位家住维也纳专门追捕纳粹分子的西蒙?维森塔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多
次发现鲍曼的踪迹，他在一次记者执行会上宣布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明星》杂
志是纳粹刊物，约亨?冯?朗格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他的企图只是在于替活着的
鲍曼打掩护，使之免遭追捕。约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顶头上司、法兰
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尔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
色列因大批屠杀犹太人而被处决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
鲍曼在阿根廷潜伏下来了。鲍威尔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他指责我的调查报告是
不负责任的，因为尸体并没有找到。作为反诘，我要求他通缉医生路德维希?施图
姆普费格尔，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作为党卫队医生曾经用苏联战俘作实验。鲍威尔
发火了：“那样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样清楚，此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继续追问
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尸体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驳倒所有的批评者，就必须找到鲍曼的尸体。然而到哪儿去找呢？
也许他的尸体像无数其他战死者一样在此期间已被移葬别处了。我的三位记者
朋友――狄特?黑格曼、科尔奈留斯?梅菲尔特和格尔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
就帮我寻找。我们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单，访问了墓地的看守人。
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国都传开了。有一次当我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新闻处
办点事的时候，一位负责西德报刊的助理员问我，在进午餐的时候，是否愿意给他
提供一个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文化人旅馆”品尝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的时候，他
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您的工作会危及您的前程。鲍曼并没有死。我们已掌握了证
据，他住在南美，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我根本不想看他们的证据。
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
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
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
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
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
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
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
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
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
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
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
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
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
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
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
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
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
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
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
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
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
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
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
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
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
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
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
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
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
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因为，
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
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
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
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
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
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
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
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
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
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
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
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
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
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
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
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
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
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
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
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
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
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
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
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
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
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
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
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
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
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
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
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
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
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
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
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
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
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
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
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我考虑的
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
区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单，即全部“犹太人合作者”的名单。1943
年以后，很
多人改邪归正，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将来他们或许会在社会上、甚至
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取得较高地位。“揭露”他们在占领初期的立场，对她
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
年2 月，维尔玛取得了这份文件。
红军迅速挺进，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门格勒和他的姘妇趁混乱之机，于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营的大门。门格勒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试验，放弃了他的实验室和研究
课题。他穿上破旧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逃亡的以色列人！
维尔玛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样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
迎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走去。到达第一站扎科巴奈后，门格勒和维尔玛自称是从奥斯
威辛逃出的犹太人，于是受到波兰慈善组织的接待。
该城已被苏联人占领。经过4 年的战争，红军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开始向
战败进行清算。他们是以残酷的手段夺得胜利的。
两腮刮得净光、身躯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萨克骑兵，切尔卡塞蛤，成吉思汗时
代装柬、赤脚、骑着枣红马的蒙古人，俄罗斯大草原和亚洲的游牧民潮涌般地向中
年8 月，门格勒和维尔玛到达布拉格。他们仍然装扮成犹太人。在布拉
格郊区，一个名叫格鲁恩费尔德的人为他们搞到了国际难民组织提供的身份证，并
告诉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10
月，两人进入奥地利，11月又抵达瑞士，
这时他们已基本上脱离险境。
年1 月，门格勒迁居苏黎世维尔玛的双亲战前购得的一座小旅舍，后来
又平安地回到德国。
五年中，门格勒如同其他无辜的德国人一样，过着艰难但还处于平静的日子。
他有时在贡茨堡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去慕尼黑。当时正值欧洲复苏的
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实行限量供给。人们到处用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交换军用饼干
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年夏天，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学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游览了贝
加莫、佛罗伦萨和西西里岛。他有时也去苏黎世，可能是去会见维尔玛。
人每次回来都带着大笔钱财。
年才有人对他起诉。在此之前，门格勒的名字还未被列入盟国搜捕
的人员的名单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手中拥有用以讹诈的文件是他基本上无需
隐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纳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时间后他才受到警察
的通缉。所谓“门格勒之谜”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
年6 月门格勒博士从巴塞尔乘火车抵达马赛，接着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亲开办的农机厂――卡尔?门格勒―索恩公司。
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生意，他还在当地德国桥民中行医，为知名人士治病。通过他们，
他第一次得知瓦尔特?罗夫组建的“罗马之路”。
三年后，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并获准与妻子离婚。离婚判
决宣布后，他又重新结婚。有人说后妻是他的已在前线阵亡的哥哥卡尔的妻子，也
有人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名叫马坦克塔?马丽娅?维尔的年轻犹太女子。
这个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转入地下。虽然他掌握着得以保命的材料，
但在第一次审理集中营案件后，他便确信，人们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年，门格勒的名字终于被列入战犯搜捕名单。1959
年，西蒙?维森塔
尔通过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格邦得知这个逃犯的地址，并报告了
波恩当局。1959
年7 月5 日弗里古尔格地方检察院发出逮捕令。联邦德国向阿根
廷提出引渡该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门格勒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与他相识的罗夫
给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证。
“从现在开始，”罗夫告诉他说，“你在国际保安处保护之下。这一组织是我
们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罗马之路’活动分子的安全。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原是盖
世太保、谍报局和保安处的成员。”门格勒开始改名换姓。他有时叫海尔默特?格
利哥―格里哥里，有时叫海因兹?斯托贝尔特，还取名拉尔斯?巴尔斯特罗姆或福
斯托?林东。后来他开始旅行。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巴利罗切疗养地圣?卡洛斯定居。
第二年（1960
日）艾希曼被绑架以后，有人在秘鲁利马北部一个
十分偏僻的地区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又移居巴拉圭。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处。
后来他一直隐居于此。
巴拉圭地处拉丁美洲中部，与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从它的首都亚松
森出发，几小时后便可到达乌拉圭和智利。这个只有200 万人口的国家，95％的人
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种。它成了前纳粹分子可靠的隐匿之地。
罗夫说：“我们在那里很受人同情。”巴拉圭的德侨不超过3 万人左右，但在
巴拉圭有着重要影响。一部分人从1945
年起就开始定居于此。其他人则是1959
日庇隆政府垮台后被迫从阿根廷迁到这里来的。
从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邻国更稳定。59
岁的阿尔弗来多?斯特罗斯纳将
年8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来蝉联总统职位。总统不忘自己的血统
（其祖父母是德国人），因此执意聘用来自帝国的人作顾问和教官。
前盖世太保分子当上了警察，前党卫军队员和纳粹党官员则被安插在政府机关
总统对德国人言听计从。某些部长甚而认为国家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
德国人。恩卡纳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万人）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尔帮?克鲁
格负责保障他们的安全。
当门格勒决定移居巴拉圭时，他已经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资格。1959
日亚松森颁布国籍法。登记时，门格勒把他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多?沙那
勃利亚的地址（亚松森，富尔热尼科?莫尔纳大街507 号）作为自己的地址。根据
现行法律，有两名证人证实他居住马拉圭“至少已有5 年”。
其中一人是瓦尔特?荣格，1961
年返回德国时受到过法兰克福检察长的审问。
另一名证人是亚历山德尔?艾克斯坦，他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一个狂热的仇犹
分子，曾任巴拉圭军队参谋长。在对玻利维亚的查科战争（）中，他曾
与斯特罗斯纳并肩战斗，后来通过联姻成为其近亲。1955年他与门格勒相识并成了
他的朋友。
这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来到亚松森可谓是回到了故乡。他先是住在阿斯
特拉一家旅社，其老板是一个名叫贝特?福斯特的德国人。当然这只是他的临时栖
身之地。1960
年阿尔邦?克鲁格邀请他搬进自己的庄园。不久，门格勒迁居恩卡
纳西翁和霍赫纳市之间的蒂罗尔旅馆。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
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
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
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
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
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
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
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
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
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
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
探望她的母亲。一天，她与门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认出了他，门格勒也发现了她
刺在前臂上的花纹，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阵。几天后，努拉?埃尔多克便被暗杀了。
年，当关于门格勒隐居在亚松森的消息被证实后，以色列情报机关要求
当时以色列驻科隆使团的职员努拉?埃尔多克（又名余娣特）前往马拉圭辨认门格
这位“余娣特”到达巴拉圭后不久被暗杀。原来，国际保安处得悉她此行的使
命后，便派一名前“兰格马克”师党卫军队员监视她。此人叫阿尔贝特，佛来米人，
他没费周折就与她拉上关系。阿尔贝特表现得很谨慎，从不提出问题，只是邀她去
散步或游览。1961
日，阿尔贝特和“余娣特”一起登山游玩，这位年
轻女子便从此一去未回。几星期后，警察得到报告，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已被肢解
的埃尔多克的尸体。警察局长雷卡尔德罗?瓦斯克兹上尉派人侦查这一案件。阿尔
贝特已逃之夭夭，两年后，他又在危地马拉露面。
后来似乎又有人企图在门格勒的藏匿处将其干掉。
年春天，一个由13
名以色列入组成的别动队试图潜入马拉那地区。
门格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向当地保安处求援。别动队被搞得晕头转向，其
八名队员被杀。与此同时，奥斯威辛一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开庭审理。
检察长弗里兹?保埃在公诉时确认门格勒隐居在巴拉圭。1964
西德驻亚松森大使再次提出引渡该犯。但据《明镜》周刊报道，斯特罗斯纳尔总统
拒绝了这一要求。
此后不久，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审查了“门格勒”案件。
国际刑警组织驻里约热内卢代表费雷德里约?尼科拉斯博士自认无能为力。
他在会议上说：“巴拉圭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国，因而不能考虑进行干预的问
题。”从此，流言四起。1971
年2 月，几家报纸（特拉维夫的《国土报》、里约
热内卢的《巴西日报》和波恩的《星期日图片》）纷纷透露，门格勒仍在亚松森以
南卡尔罗?安东尼约?洛佩兹腹地的一个军事禁区行动，甚至声称刚刚成立了一个
代号为Coverl2 的国际组织，准备追捕门格勒。
追捕纳粹分子的专门机构对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巴拉圭驻特拉维夫总领事（犹太人）本?日胡达先生说：“我受权宣布，一些
声称门格勒博士隐居在我国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纳粹是出于记者们的臆想。我还
应指出，在近东冲突中，巴拉圭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然而，约瑟夫?门格勒
仍然活着，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边界地区。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里，别墅位
于瓜拉尼腹地的德国侨民区内，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这幢房子，别墅四周有警察和军
“万一警察疏忽，”西蒙?维森塔尔说，“就有四个全副武装、身背收音机和
步话机的贴身保镖护卫着门格勒。他们的薪水由门格勒付给。”这位前奥斯减辛集
中营的医生无所惧怕。每年的1 月30
日（纳粹夺取政权纪念日）、4 月20
（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门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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