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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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罪行纪实　
《黑尼江文史资料》第 19 辑，《不能忘记的历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54 页。日本兵的枪，想同日军同归于尽，吓得日军松开了手。最后一位遇难者是一 未成年的半大小伙了，日军骗他说：“用绳子把你送到井里，把枪拿上来就 放你回家”。然而，当他把枪拿上来后，没等站稳脚跟，就被日军一刺刀挑 进了井里。　　侵华日军在黑龙江省汤原具进行的归屯并户，建立“部落集团”中所犯 下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曾恬不知耻地向全世界宣称， 他们入侵中国是为了中日“相互提携”，与中国“共存共荣”，在中国建设 “王道乐上”，让贫穷落后的中国人过美满幸福的生活的最好的写照。　　日本帝国主义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实施的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 其罪行昭著，铁证如山，不仅有中国农民刘奎昌、李仁、张和等人的控诉书，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认罪签字，还有曾是罪行制造者的日本人在战后正义审 判台上的认罪书。曾任伪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就汤 原县“集团部落”的认罪书上交代：　　“汤原县刘其昌等十五名控诉书、汤原县人民检察院的鉴定书，以及查 讯证人笔录，经翻译向我宣读，其内容全部是真实的。我任总务厅主计处长 兼中央治安维持会委员参与策划所谓‘匪’民分离政策，编制有关的实施预 算的责任。由此在汤原县设立‘集团部落’，不仅完全剥夺人民的自由，破 坏其生活，并以逮捕、拘禁、拷问、屠杀等对人民犯了极其严重的侵害罪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车霁虹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大连“抗日放火团”惨案　　大连市（过去称旅大）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共 扼渤海湾，素有京津门户之称。1905 年 1 月 2 日，日俄战争中俄军失败后， 大连市从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下转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强化，大连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人身自 由，经济上遭到野蛮掠夺与剥削，所受剥削压迫之深重，生活境遇之悲惨， 实属罕见。不仅如此，日本统治当局更是把大连作为侵华战争的基地，大批 制造并积累军用物资。　　为磨灭大连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日本统治当局严密封锁一切消 息，妄图使人们淡忘祖国。大连人民被囚禁于殖民主义的牢狱之中。　　然而，同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大连人民终究是不可侮的。他们不甘受奴 役和被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斗争。其 中，抗日放火团就是同日本殖民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典型事例。但是，日本 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以破获放火团事件为由，实行一系列恐怖政 策，残酷镇压和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无人道的 大搜捕、大迫害案。　　据不完全的材料证实，从 1937 年底到 1940 年 5 月，关东州厅警察部因 放火团事件捕捉了两干多名工人和居民，许多人被施以酷刑，并被迫害致死， 至于被毒打丧失健康或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放火团成员 12 人被处以极刑。 象这样大规模地逮捕、拷打、监禁与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一）　　1934 年，中共满洲省委派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由哈尔滨去苏联 莫斯科郊外秘密训练所，进行了 6 个月的电台联络法、燃烧爆破术、秘密联 络等技术训练。1935 年由苏联回国，分别被派往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建立 地下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热潮风起云涌。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放火团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数次烧毁日军军用工厂、仓库 及破坏铁路。仅在大连就放火 50 余次，先后烧毁大连码头仓库、大连满洲石 油会社工厂、130、131、132 三仓库、伪大连日清、三泰油坊、大连关东军 被服仓库等。复仇的火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激发了许 多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使日军侵华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沉重地 打击了日本统治当局的嚣张气焰。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地下放火团，1938 年 4 用，选拔了 134 名特工人员，组成了特殊的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大和田任队长，高等课刑事课长 潮侮辰亥任副队长；下设 7 个班，各警察署署长分任班长。特警队象恶狼一 样扑向抗日放火团。　　尽管如此，抗日放火团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侵华基地放火事件时有发生。 日本侵略者更加惊恐万状，又增设了外事警察课，建立了各级“防谍委员会”， 收买了一些汉奸、特务以十倍的疯狂来破坏放火团。关东州厅警察部除每次 在火警现场实行非常警备外，还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盘问，如被看作“不顺眼” 者，即成了“嫌疑分子”，加以逮捕。　　逮捕这些“嫌疑分子”后，日军以及汉奸大施淫威，施以灭绝人性的刑 罚，如灌凉水、压杠子、吊打、过电、皮鞭抽打、竹签等，迫使其“招供”。 其中惯用的毒刑是灌凉水，尤为残酷。日伪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巡捕长刘　　会川这样供述灌凉水、吊打的残酷情形： “各警察署都设有灌凉水的小屋子和胶皮管子、皮鞭子、板子等刑具。每次在审讯时，先用胶皮管子、皮鞭子等拷打，再把人拖到小屋子里施行灌 凉水，把衣服剥去（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也是如此），令其躺在离地半尺高的 板凳上，将四肢绑住，用一个木盒套在头上，用水笼管子往嘴里灌，小肚子 即涨起，再将肚内的水压出，凡遭受灌凉水的人两三天吃不下饭，大部被灌 得了胃肠病或肺病。除了灌凉水刑罚外，还有一种刑法是吊刑，就是把受刑 人反背用绳子吊在空中，双脚不得着地，用棒子打，受刑人脸部即出现黄豆 粒大的汗珠，将其放下时，脸无颜色，象死过去一样，然后用凉水喷其头部， 待苏醒过来继续审讯。”　　1938 年 4 月，大连满洲石油会社起火，日伪大广场警察署及宪兵队派人 前往捕人。据当时受害者王毅、杨忠海、王殿臣等揭发日军罪行时说：　　“日寇把山九窝铺工人全部集中在石油工厂排成一行，然后命令工人从 工厂的一个小门出去，朝对面的小汽车里看，两面站满了鬼子和汉奸，一个 一个地验工人脸色，如有‘面目改色”者，即视为可疑分子加以逮捕，这一 次共逮捕了百余人，其中李境等工人被屈打后判处徒刑，工友卢某被打死 了。”1938 年 6 月，码头 4 个军用仓库起了大火，日伪宪警特把住整个码头不准工人出入，还把前几天在 4 个仓库附近干活的工人全部逮捕，大约有 300 多人。1940 年正月十五日夜里，大连日清、三泰两个油坊起火，日伪宪警立即前往捕人，前后共捕捉了 70 多名油坊工人，两个月间不许工人出院，一律遭 到非刑拷打，工人孙吉尧及马车店的一个老工人，抓捕后被活活打死。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采用这些高压手段并不产生效力，于是，又想收买一些人，混在工人中间，充当其耳目。大广场警察刑事小林清。一就曾把名 片发给日清、三泰油坊中的工人，企图进行收买，但工人并未按他们的意图 办，后来他不得不将名片收回去。关东州厅警察部除了在起火现场逮捕工人外，还不分昼夜地到旅馆、茶社、市场和工人居住区进行搜查、逮捕。从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刘会川供 述中，便可见一斑：“1938 年大广场警察署特高系副主任侨本保之，带领高等系全体人员和警务系 10 余名警察，到转山屯、石道街进行大规模的搜索，搜查方法是在晚 间半夜，首先在村头政上岗哨，然后挨户进行搜查，把门踢开，吓得老婆孩 子叫，有的警察特意揭开妇女的被子，用手电照其裸体，任意打骂老百姓。” 由于捕捉过多的放火“嫌疑分子”，市内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各拘留所传染了斑疹伤寒，据特警队副队长潮海辰亥 1954 年 8 月 11 日口供： “对这些非法逮捕的中国人民不但进行了刑讯，并且由于拘留所过于拥挤，设备极差，再加上百般虐待，引起了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当时患者约 60 余名，得不到医药治疗而死亡的约 10 余名。”　　1940 年 5 月，福昌华工公司工头牛嗣义，从工人许元丁口中听到黄振先、 王有佐是抗日放火团人员之后，即通过福昌华工公司大工头宋洪泰报告给关 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汉奸巡捕长隋云葑又命牛嗣义进一步地了解抗日 放火志士黄振先、王有佐的住址及每日活动情况，并捕捉了许元丁，强逼讲 出黄、王情况（许元丁被押在大广场警察署，放出后数日即死去）。汉奸隋　　云葑遂带领牛嗣义等人去荣町抓捕黄振先、王有佐。当时，抗日放火组织领 导人赵国文在东关街大桥洞子与黄、王约会，分手后，赵被逮捕。　　日军加藤广治、滨本清道、小林恒雄与汉奸隋云葑用酷刑强迫赵国文供 出了放火组织情况，于是，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布署了有 60 多人组成的逮捕 队伍，不分昼夜到沈阳、山东、天津、上海等地开展了空前的搜捕。至此， 抗日放火组织人员 13 人及其外围帮助工作的人员以及并未参与放火只是与 放火人员相识的又有 100 多人被逮捕。　　日军逮捕这些人后，经过近一年的审讯，有四五十人被警察部外事课移 送关东高等法院检察局，检察官长池内真清充任总指挥，次席检察官西海枝 信隆、检察官田中魁口、后藤范之、安藤国次担负审讯工作。1941 年 10 月， 关东高等法院以检察官长的名义，将放火团案起诉到关东地方法院，请求公 判。经过关东地方法院数月的审理后，于 1942 年 3 月进行了宣判。判处纪守 先等 12 人死刑，判处李泽民等 4 人 10 年徒刑；判处邹包氏等 13 人 7 年徒刑。 被捕人员在日伪警察署关押期间，受尽了灭绝人性的酷刑虐待，被他们 活活折磨而死的，经查明的就有王芝盛、赵锦江、孙中桂、王进臣、李顺滨、 徐高氏、张守仁、邵世仁、王世安、刘文禄、唐中选、于守安、陆炳义、黄 老太太等 14 人。其中除了于守安是放火团成员，唐中选、刘文禄是知情不报者外，其余全是毫不知情的人！李泽民在 1951 年 12 月 3 日的控诉书中写道： “有一天，鬼子梅崎孝和汉奸张子久把我提到楼上过堂，我见到秋世显（放火团成员）在那里被审问，就推翻了以前的口供（日警和汉奸多次对其毒打，迫使其承认给放火团成员卖过硫酸等物），凶狠的梅崎孝拿起胶皮管 子又要打我，可是我己被打得皮裂肉烂，无处可再打，就叫我伸出手来，按 在桌子上用方棍子和胶皮管子打，手被打后肿得象玻璃瓶子一样亮。我所穿 的衣服得时常的掀动，否则即被血粘住，往下脱时疼痛难忍，这种痛苦实在 无法形容。后来我被转押到洲厅新修的监房里，被梅崎孝和张子久继续审讯 了数日，后又被更残暴的下松兼雄和特号汉奸隋云葑、张庆和过了六七次 堂。”李泽民还证实：于守安的手脚都被打残废，耳朵也被打聋了，小便不能自主，站着也尿、坐着也尿，最后惨死在监所。 关东州厅警察部，国破案有“功”，被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授予奖状，同时还设宴慰劳参加逮捕与审讯抗日放火团的人员，并颁发奖金，论功提级。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用中国人民的血肉换取功名利禄，罪该万死。（三）　　1942 年 3 月以后，被判刑人员先后被押往岭前监狱和旅顺监狱，在这人 间地狱，他们又受尽了残酷的虐待，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因受刑过重， 惨死在岭前狱中。　　当年在旅顺监狱当过伪职员的马本源 1952 年 11 月 7 日写的见证书就可 看到：　　“在这里被押的人没有一点身心自由和人身保障。被押的人进去先换上 红色罪衣，然后押在三楼“被告室”里，面向墙，背靠背坐着，不准说一句 活，不准动一动，大小便撒在监房便桶里。吃的饭分为七等，按犯罪的轻重 和劳动的情况分给一定的数量，最少的七等只有二三两。每天一顿菜汤，连 油都没有，是用盐水煮的。　　　　“作苦工的工厂有 15 处，一天得干 12 小时的苦工。为防止“犯人”逃 跑，监狱看守要犯人每天早晚脱下全身衣服，从走廊到检查室（相距百米远） 接受一遍检查，检查时每一个都要用日本话向看守报号，再张嘴、摇头、抬 腿、伸胳膊，全身验完后，跨过一根木杠，才许换上衣服，赤着脚随穿随走。 不管是春夏秋冬和风雨冰雪，每天要做两次。许多人在冬天因赤身裸体冻得 说不出话，叫人不忍看下去。　　“这还不算，凡是在窑厂和菜园子干活的人，每人带一付脚镣和铁锁。 不但活累，而且身上还带着 20 多斤重的刑具，用一丈五尺多长的铁链子把两 个人连锁在一起，带着脚镣干活慢了还要挨打。菜园子的“犯人”在看守高 野熊人的严管下，得不到一点休息时间，成天锄地，抬大粪水。一个粪桶能装 100 公斤的大粪水，两个人用大木杠子抬着紧走，身上还带着铁链，若走 得慢些，就得遭受看守一顿毒打。　　“1942 年秋，用囚车送来二十几个抗日放火的人，初来时被押在三楼‘被 告室’里，后来有十几个人，大概是被判徒刑的，被分配到各工厂干苦工??” 被判刑人员张玉江在 1952 年写的控诉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狱中见闻：　　“1942 年 3 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我们捆绑在一块，用车拉到关东地方 法院判罪。在这里我看见了邹立升，他的脸面和以前大不一样，被日本鬼子 折磨得光剩骨头架子了，面如土色。??邹立升对我说：‘我被判了死刑， 你要好好保住身体，用不到 10 年你就出去了，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我听 了这个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岭前监狱不几天就被转到旅顺监狱。第 二天押我们出来干苦工，累得全身酸软无力。吃饭的时候，小鬼子强迫我们 面对面跪在一起‘默祷’、念标语，用日本话报数。谁要不用日本话报数， 就遭到鬼子的毒打和不给饭吃，天天有挨打的。“每天上下班，不分春夏秋冬，都得把全身衣服剥去，光着屁股张着嘴，摇着头，举起双手，抬起腿，经日本鬼子看守检查完了，再过一道木杠，才 准穿衣服。就这样苦苦的过了三年，受尽了日本鬼子的虐待。”放火团成员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他们明知行将死难，但是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自编抗日歌曲及诗词相互鼓励。这些歌曲在“八·一五”光复后， 流传到社会，至今许多人还会唱：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反抗，掀起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战死，身入狱志愈坚，头可 断志不转，看敌人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 华苏维埃，死无憾。1942 年 12 月 9 日、10 日，纪守先等 9 名抗日爱国志士被处以绞刑（有3 人已死在狱中）。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高唱着抗日歌曲走上刑场，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刘一力）安东教育界大惨案　　1936 年 11 月 12 日夜，沉寂的街市忽然警笛四起，警犬狂吠。转瞬间安 东宪兵队谷口少佐指挥数十人包围了安东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将其逮捕。 从这一天到 1937 年 1 月 12 日，在短短四个月里，日本宪兵在桓仁、安东、 宽甸、岫岩、凤城、庄河、辑安、临江、长白、通化等 10 多个县进行了三次 大逮捕。被捕者从教育界到商业、金融界人士都有。如此重大案件究竟缘何 而起？伪安东省长黄富俊于 1961 年 8 月所写交代中道出了部分真相。他说： 这次案件“完全是日本宪兵队望风捕影、假想捏造，并非真正的事实。是关 东军有计划有目的对东北人民实行一次惨无人道的暴力大镇压。”①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安东一带有一支义勇军一直在坚持抗战。这 支义勇军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由一些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组织救国会的支持。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镇压救国会，也为了迫使中国人当顺民，便在“治安肃 正”中，在逮捕救国会的名义下滥捕滥杀。实际上，他们所捕杀的许多“思 想犯”、“国事犯”，绝非真正的救国会成员。　　先有安东教育局长邓土仁、安东县教育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 东县教育会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被捕。继而凡是中国人当的中小 学校长，统统被抓。后来连安东商务会副会长、地方储蓄会长、银行行长和 经理、孔教会长和一些商号经理也在被抓之列。与此同时，日宪在各县也大肆搜捕。据伪满中央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反满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被日本宪兵逮捕的安东县有 97 人，宽甸 21 人，凤城 19 人，岫岩 14 人，桓仁 115 人，通化 26 人，庄河 14 人，辑安 3 人，临江、长白各 1 人，合计 311 人，其中被处死和其他刑 罚的 249 人。其实被捕被抓者，又何止这 300 多人，据当事人王奉璋事后回 忆：“我所知道的被捕去的五六百人中，就有 200 多人被装在袋里，用汽车 拉到桓仁镇扔到冰窟窿里了，还有十人被押到本溪棘沟连山关，活活地喂了 日本狼狗。和我一起约有 200 多人被押到沈阳小南关军警执法处，内中就有 二十几人被砍了头。”被抓去的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思想犯”、“国事犯”，先羁押在警察厅看守所里，后被分批押到一所日本武士道术的演武厅内，被逼环坐在地上。 有些人不经堂讯就被反背着手脚吊在屋梁上，名之曰“坐飞机”。这些人常 常是早五时被提到刊讯房，晚九，十点钟才被拖回。这期间是打一阵问一阵， 昏过去用水浇，醒过来，接着打。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在受审时宁死不讲，日宪便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捺到水锅里“灌凉水”，直到把他活活灌死。安东商立小学校长刘景芳被提 审时，日宪问他做过什么事，刘答，“只教书，没做过别的事”。只这一句 话，日宪便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 灌凉水。刘不招认，便被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又变换花样，把刘的两手 背到身后绑吊起来拷打。刘仍不开口，目宪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 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 4 人、6 人、8 人，只听“咔嚓”一声，杠断腿 亦断，刘当即昏厥过去。
伪满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介夫被捕后，日宪在审讯时先问，“为什 么逮捕你知道吗？”他当然回答“不知道”。于是敌人一拥而上，四个人一①
丹东市档案馆 66—1—75 档案。齐把他捆吊起来，离地不高，四个人拳脚棒一起上，踢来打去，直打得他哀 号声声，气息奄奄，再将他放下来。待喘息片刻后，再架出去打，如是三番。 第二天，日宪见打不出口供，又用辣椒水灌。后来见他确实有心脏病，又改 用恐吓的办法，让他去看别人受刑。　　宽甸财务局长率继先在安东受审时全身被扒光，先灌凉水，然后再满身 浇水，放到外边冻，待结上薄冰后再用铁刷子狠狠刷去冻结的薄冰。此刑尤 如从人身上活剥下一层皮。　　这些人白天受刑还不算，到了夜间，常常是两个人锁铐在一个刑具上躺 下过夜。有的白天受了一天刑，晚间躺下，不一定什么时候，看守会大喊一 声“坐起来！”大家就得痛苦地挣扎起来。对那些受刑过重，动作不灵的， 看守即走到跟前痛打。　　日宪不仅对这些“思想犯”、“国事犯”用刑，就是对他们的老人和孩 子亦不放过。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本属第一批羁捕之列，只因他在日 宪搜捕时躲到门后，才暂得脱身。但日宪抓走了他的妻子、儿子及年近九十 的老母和年仅八岁的小女。八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敌人对她也大打出手， 由于每天哭叫，险些双目失明。日宪对秦有德九十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在给 其孙子灌辣椒水时，让老人在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孙子受刑。不仅如此，豺狼 成性的日宪在刑讯中还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钓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 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残酷的事实教育了这些平素只知安份守己教书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顿悟，这哪里是什么搜查救国会成员，分明是“杀一儆百”，籍此灭绝东北人 民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思想，俯首贴耳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任凭他的宰 割。”①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 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岫岩中学教务主任曹甫瀛被捕后，借孩子送 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学 校让其上课，敌人好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 召。曹破日宪昼夜拷打，遍体鳞伤，终未变节。岫岩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 时，不但不供认，反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结果被敌人活活打 死。岫岩中学校长关英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义愤填膺，乘敌不备，抓起 案上的刀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还有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 王明鼎不忍看着父亲受罪，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 何欢，死而何惧？”真是正气凛然！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为了使自己的同 胞免受刑难，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忍辱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给救国会 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一个人承担了“罪责”。
敌人见硬的难以奏效，便改用了软的。王奉璋被敌人连灌四次凉水，也 未问出个子午卯酉。这时翻译凑到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 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的，出去也是 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判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不 管敌人怎样花言巧语，王奉璋始终没有上当。敌人在第五次审讯林贵家时， 日宪没露面，而是让翻译将林领到街上的一家客店里，摆上香烟水果，先以①
丹东市档案馆 66—1—75 案卷。宾客相待，继而许愿要把他救出去，林问怎么个救法，翻译说：“你就把救 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去， 照样当你的女师校长。”林当即回答：“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 敌人一见此招不灵，就又把林押了回去。　　这样，这些人在安东受审后，又被押到奉天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在庭 审中，大部分刑犯都翻了供，日宪仍未问出什么结果，便继续按照他们的既 定国策于下去。分三批将这些人分别处以徒刑、极刑。孙朗轩、秦有德等 11 人被判极刑，临刑时，孙朗轩神态自若，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凤城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在临终前，于狱中写给其妻信中道，“余此次 舍生救国、以身殉难，因属尽国民之义务，亦正是救家救汝也。所恨者：未 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歌。面对敌人的 屠刀而毫无惧色，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英勇精神和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这些爱国志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敌人一面用公开的残杀手段镇压，一面又暗下毒手。当宣判凤城具清真小学于松涛主任和风城文庙小学关子荣主任无罪释旋后，却在释放前给他们 注射了慢性毒针，结果在释放后不久也因毒发身亡。　　“安东教育事件”中殉难者的血不能白流。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 我民主政府即于 1946 年 1 月 24 日在安东宝山剧院举行大会，追悼教育界惨 案中的死难者，公审并处决了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三名罪 犯。1948 年安东市公安局又处决了 27 名当年参与惨案的反革命罪犯，为死 难者昭雪沉冤。（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朱秀兰）丰滦密“无人区”　　日本军国主义者既残暴又怯懦。他们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特别是武装 反抗。入侵中国后，他们在所占领的地区实行血腥的高压政策。为了镇压中 国人民的反抗，把抗日武装与人民隔离开，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及其附近进行 “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北京北面的丰（宁）滦（平）密（云）“无 人区”，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北制造的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的一部分。 它以密云县西部的云蒙山区为中心，东起密云县半城子、西至滦平县渤海所（现属怀柔县）、南起密云县白道峪、北到滦平县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 120 华里，包含了当时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所辖的全部山地。日军采取 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集户并村等毁灭性政策，疯狂地制造这块“无 人区”，罪行累累。　　1910 年 6 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创建了平北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 地。它象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与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既严重威胁 着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干线平（北平）古（北口）铁路，又使冀东、平北、 平两三大块抗日根据地得以连通，从而被敌人视为心腹之患。1941 年 10 月， 由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盘井虎二郎统一指挥，调集日本驻华北及伪满洲 国军队共万余人，对丰滦密发动了持续两个月的“大扫荡”，并自此开始制 造无人区。日军把丰滦密山地全部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笆情剿”等极端野蛮的战术，交叉反复“扫 荡”。“扫荡”中实施“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畜禽、衣 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毁，甚至连能客人遮雨避 风的山洞、石窟窿和长城楼子悉数炸毁。不愿离山的百姓被迫躲进密林，过 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于是日军又开始烧山毁林，先后烧光了牛盆峪、大关上、 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 村的数十万亩山林。日军在“扫荡”中疯狂捕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1941 年 10 月 30 日，日军把密云县朱家峪、罗圈厂、石湖根等村共 33 名无 辜百姓抓到下营据点，当晚分两批砍杀在据点外的坑里，只有罗圈厂村民郑 凤山在被砍头之前挣断绳索，乘夜黑跑掉，幸免于难。此后不到 1 个月，日 军又两次将“扫荡”中抓到的共 47 名百姓带到下营据点集体杀害，无一幸免。 同年 11 月初，日军把从密云县盂思郎峪村抓到的 27 名百姓（多数为老人、 妇女、小孩）集中到该村场院内用机枪射杀，后又架起柴堆，焚尸灭迹。霎 时，烈火冲天，腥臭弥漫，一些受伤未死的百姓在火中痛苦地惨嚎挣扎，日 军则围着火堆观赏取乐。在这次惨案中，只有 10 户人家的孟思郎峪村中就有9 户遭血洗，其中文海江、文士英、文士清 3 户被杀绝，全村 71 间房屋都被 烧毁①。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丰宁、滦平、密云的结合部建立了丰滦密县委。据《中共丰滦密县委 1942 年总结报告》记载：仅在万人“大扫荡”的两个月里， 日军就抓捕山地群众 800 余人，其中 300 余人被杀害，500 人被送往满洲或 日本国内作劳工。
1942 年，日军又以 6000 余兵力长驻丰滦密地区，广设据点，一面对山 地“无人区”反复进行“肃清扫荡”，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一面加紧实施①
见《密云革命史》第 49 页。其以“民匪隔离”为目的的“集家并村”计划。 日伪军采取先用沟壕碉堡将平原和山地分割，然后“集家并村”，作为制造“无人区”的第一步。1942 年 4 月，日军强迫平原区百姓沿着丰滦密山 边突击挖掘“治安沟”。“治安沟”西起昌平县桃峪口，东至密云县辛庄， 全长 90 公里，大沟深 5 米，宽 11 米，沟边每隔 500 米修筑一座炮楼，日夜 监视周围百姓行动。为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日军无偿征用了平原区的所有青 壮年，仅密云县西部平原区就有 5000 多青壮年被征用，出工日累计达 30 多 万个。挖沟百姓被迫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天劳动 10 多个小时，动作稍慢就被 打骂，许多百姓连累带饿晕倒在沟里，却被视为有意怠工，横遭毒打，被打 致死者抛尸荒郊。春耕和夏收季节，日军不许挖沟百姓回家种地、收割，大 片土地因此荒芜。　　1942 年 10 月，大沟挖成，日军宣布：长城以南、大沟以北为“非治安 区”，严禁居住耕作，命令沟北百姓限期搬到沟南指定地区居住。随后，日 军即开始对“非治安区”反复“扫荡”，逐村驱赶百姓，赶不走就杀。除留 下少数村庄的房屋，贴上封条留作“扫荡”时的落脚点外，将其余沟北 100 多个村庄全部烧毁。一时间，沟北到处烟火冲天，哭声震野，多数百姓被押 送沟南“集”入指定村，只有少数百姓躲进了深沟密林中。长城以内、大沟 以北遂成为废墟遍地、人迹罕见、鸡鸣犬吠不闻的荒芜地带。集村并屯，建立所谓“部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这时也搬到了华北来。1942 年，日军选定一些相邻的村庄， 筑起 1 丈多高的石墙围圈起来，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口设岗楼，墙 内四角建起炮楼，由日伪军警、特务驻守，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 即为“武装部落”。到 1942 年 3 月底，日军在丰滦密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 共建起四合堂、白庙子、番字牌、白马关等 29 个“部落”，命令山地百姓统 统迁入指定的“部落”，居住“部落”外的村庄全部烧毁或拆除，抢走财物， 捣毁其他一切生产和生活设施。这样，丰滦密长城以北方圆百里的山地除 29 个“部落”外，全部被夷为废墟。日军宣布每个“部落”外 10 华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允许“部落”百姓耕种但不许住人，10 华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严禁居住和耕作。 “部落”百姓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他们终日受到监视， 男人每天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上午 10 时集体出去，下午 4 时集体归来； “部落”驻守的日军规定：晚归者罚，借机逃跑者杀其亲属。青壮年全部被 编入所谓的“团员队”，发给长矛棍棒，每天种地之余，强迫接受“军事训 练”，夜里必须“站岗巡更”。妇女的处境更凄惨，不许她们出“部落”， 每天服役干活，经常遭日伪军凌辱。日军以“防八路”为借口，命令各家日 夜不得闩门，经常随意闯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连幼女也不放过。多少受害 者身心受到摧残泪往肚里咽，敢怒不敢言，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 些妇女不堪忍受凌辱，便服毒、上吊而死。　　日军在“部落”内实行“米谷统制，碾磨封锁”的法西斯政策，规定一 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百姓私留或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国事 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百姓王金鼎，仅因饥饿难忍摘了自家 果树的几个果子吃，被发现判为“经济犯”惨遭枪杀。“部落”内实行生活 “配给制”，规定每人每年配给少量混合面（一种用高粱米、玉米骨、白薯 秧等掺杂一起磨成的混合粉）、1 盒火柴、半斤盐、3 尺布，经过日伪层层克　　扣，到百姓手里所剩无几。以布为例，据调查，多数“部落”平均每人每年 仅实得布 9 寸，百姓穿衣极其困难，日子久了，旧衣穿破、破衣穿烂，以至 多数人衣不遮体，褴楼不堪；许多老人全身只围着一块羊皮或麻袋，小孩一 年到头光身子；有些姑娘、媳妇只在腰间围一块布，为了遮羞，只好在住屋 的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部落”内地狭人多，居住和卫 生条件恶劣至极。百姓大多住在一种用木料作架、柴草围墙的“马架房”， 有的几家人挤住在一起。屋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瘟疫流行，无医无药， 体弱者成批染病身亡；冬天冰雪封门，青黄不接，缺衣少食，很多人受冻挨 饿而死。据《中共丰滦密县委 1942 年总结报告》记载，“每个部落里四百人， 今年（1942 年）一年多则死亡百六十余，少则死亡八十六个，死亡数目真是 不常听到的，由此可知部落生活苦到什么地步了。”百姓进入“部落”，就 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等一切自由，只能象牛马一样任凭日伪役使 和宰割，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因此百姓都愤怒地称‘部落’为‘人圈’。” 对待誓死不进“人圈”、不迁居、留守家园的百姓，日军采取了残暴的 “剿灭”政策，长年不断地反复搜寻“清剿”，见一个杀一个，许多百姓被 杀害。据《中共丰滦密县委 1942 年总结报告》记载：该年“被杀的村干部、 群众有 431 人，被捕的村干部和群众有 1111 人，被烧掉房子有 25581 间，群 众损失粮食 3634 石，牲畜 2124 头。什物折价 s98008 元。”日军在捕杀山地 百姓中制造了多起血腥惨案，密云县小西天惨案即为一例。小西天是丰滦密 无人区内的小山村，全村 11 户誓死不进“人圈”，躲进村南沟深林密的南天 门一带，住炭窑，蹲山洞，坚持斗争。1944 年 1 月 27 日，后小铺“部落” 的日伪宪警突袭南天门，抓住了小西天村王庆德、王庆海、王庆田、王庆堂、 王庆顺等户和从后山铺“部落”逃出的李生一家等男女老少共 37 人，当天押 进后山铺“部落”。日伪把男人、妇女逐个酷刑拷问，未得到抗日政府和八 路军的任何情况，便下毒手。30 日凌晨，敌人除留下两名年轻妇女外，押着 其余 35 名男女老幼来到后山铺东南的一条山沟里，刽子手们架起机枪扫射，霎时间百姓纷纷倒在血泊中。　　日军自 1942 年春开始，还连年对丰滦密“无人区”发动季节性的“割青 扫荡”，实施阴险毒辣的“片光”政策。所谓片光，就是把地里的庄稼割片 净。每年当春庄稼刚吐穗灌浆的时候，日军就对山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强行驱赶大批平原区百姓进入“无人区”割片庄稼。日军逐村逐沟的搜寻， 发现庄稼就强迫随行百姓割掉，哪怕是只种有几棵庄稼的石缝石坎都不放 过。春庄稼被割后，山地抗日军民只好抓紧补种晚秋庄稼或箩卜、白菜，希 望多少能收获一点，但当禾苗、菜苗长出时，日军又来“扫荡”，连割带放 牲口，毁得一干二净。日军毁灭性的“割青扫荡”，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日寇 投降。山里可耕地少，日军年年割青又使很多土地有种无收，加之日军严密 的经济封锁，给坚持丰滦密“无人区”斗争的抗日军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 活困难。百姓除偶尔能吃到抗日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粮外，几乎主要靠野菜、 树叶度日，野菜、树叶吃光了，就吃树皮、草根。由于缺盐和严重营养不良， 多数百姓患有浮肿病，身体极其虚弱，且时常有人饿死。仅密云县冷风甸村17 户，1942 年一年内就饿死 12 人。 日军在制造丰滦密“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举不胜举。尽管这段浸满人民血泪的惨痛历史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侵略战争带给 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共密去县委党史办曹友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血雨倾盆天镇城　　1937 年 9 月 12 日，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山西省天镇县城，连续进行了 三天的大屠杀，2300 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非命。因这一于是农历八月初八， 当地人称这次历史灾难为“八·八”惨案。　　9 月初，日本关东军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铁路西犯，进入天 镇县境。奉命固守天镇防线的国民党晋绥军，遂即从北起袁治梁、瓦窑口， 南至罗家山、大桥等阵地，展开抗击。6 日，日军攻克防线的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县城东南方向 8 里处），天镇县城已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 十一军二○○旅三九九团仍孤军顽强地坚守。日军绕过天镇城，西取阳高城， 继而回围天镇城，三九九团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于 11 日夜间，从城西撤出。即 9 月 12 日晨 6 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战事初紧，日军飞机时来轰炸，县城有少数居民将妇女、老、弱者向山 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可保无虑，对日军的入侵缺 乏思想准备，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　　日军从轰塌的城墙处入城后，便兵分三股：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 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住在城东北角的刘五全义，清晨上城墙 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被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手起刀落，将头 砍落城下。继而日军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 许多人都是在刚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据统计，仅这一处遇难人数就达 百余人。就在城陷民危之时，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对凶残的日军竟抱有幻想，张罗着烧茶、备饭、制小旗，准备“欢迎日军”。以东北街街长王国 安为首，敲锣集合起 200 余名居民去北城门搬运堵门的装土麻袋，以示欢迎 日军，致使日军坦克、汽车入城。这些军国主义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放 火，先将这 200 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瓮城（北门瓮圈）奶奶 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成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 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日军一刀将头砍下。人们象发了疯似 的拼命地向庙内碾道或门口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魔鬼的罗网。日 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200 余 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个和尚也未能幸免。 这是天镇县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第一桩法西斯暴行。上午 9 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一马姓大院共十几口人除一名8岁幼女因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70岁老 奶奶死尸边幸存外，余皆惨遭枪杀。同街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 边给孩子喂奶，被日军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 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吮不出奶汁大声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 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西北街贺贤身中 9 枪幸存下来，至今活着。请 看对他的采访笔录：　　“上午 9 时许，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音，我刚想躲藏起来，谁 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了，日军比划着把我叫 出去，又连着走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 14 个人后，由 7 名日本兵把 我们逼到紧靠我家的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7 名日本兵 7 条枪同时开 火，我当时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么的，下意识的抱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　　在地。后来我母亲等人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共受 9 处伤：左胳膊 6 处，头部、右手中指、背肩呷部各 1 处，养了好长时间 才幸存下来。至今我的背肩胛部仍有明显的伤疤，当时被日军打死在家里、 院内的人到处可见，仅我知道的就有隔壁王三和吴三的儿子。西南街郭举子 被日军逼着撕掉南街马王庙（原牺盟会会址）墙上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 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骂日军，被砍头。张永胜父子 4 人全被 刺死，家中只剩 69 岁的母亲抱着 6 岁孙女痛哭。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 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摸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 3 口人，在日 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投井自尽。”　　与此同时，日军将城内古建筑物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放火烧毁。 继而对城内商号大肆抢掠，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 和成”、“天德公”等商店门窗洞开，货架狼藉，珍贵轻便之物和细软尽被 掠走，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劫后，又将这 20 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 时，各处起火，烟罩全城。　　闯入民宅的日军，肆意抢掠。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一名日本兵 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 怕收藏武器，二是要白洋。东南街王炽和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衣扣，因搜不出 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闯入西街王振文面铺的一伙日军，在王家吃喝一气， 临走时，用食指和拇指圈成个圆圈，比划着要白洋，因逼不出大洋，用刺刀 尖将王振文胸脯划了好几道血口子。从上午 10 时许，日军分别在四道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霜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 集体大屠杀。次日又在东北街大操场进行大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 人间地狱。（二）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 500 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 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多跟随母亲。南、北、西 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 2 丈 5 尺、宽深各一丈 5 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 先让男人们这边的阎毅、张凤祥等 5 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杀在坑内。随 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 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 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 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刽子手们杀人杀累了，就吃喝一 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 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 32 刀，大坑堆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 大石块。余下的尸体，又逼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 满了 3 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窖，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 后，用刺刀猛刺，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窖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窖口盖 住。从上午 10 时一直杀到下午 1 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 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其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 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教员任定国身中 11 刀，幸存下来。西 南街高瓒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残杀。孙子高辅，年仅 13 岁，被刺杀在坑沿。第二天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 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因流血过多死亡。（三） 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 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都是民房。日军把从西南街、西北 街逐户赶出的 300 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准人 群，然后分 10 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鲜血， 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 被日军追上去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 被枪击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 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 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 3 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的大屠杀， 张家共有 9 口人丧生。与张凤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的女婿），眼 看亲人被杀，同胞遭戮，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锛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 4 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 11 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 40 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 枚手榴弹。因洞中间设有一厚木门框掩蔽，有 10 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缒城 而出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薛辛夭时，脱下棉背心，抖出一颗只 划破前胸的废弹（四）　　12 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人也被日军队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 街大奎阁前、县政府大照壁后及公安局院内。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 老俩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哩嘟噜”地喊叫 着，威胁民众。在公安局院内的 200 余人被日军用 3 尺多长的木板追打着囚 进东、西各 3 间房子里。刚结婚不久的 17 岁小青年李喜和，因抗拒入房，被 日军残忍地用东洋刀从后脖颈砍下脑袋，因气管未割断，发出呼噜呼噜的声 响，又被补了一发子弹而死。约下午三四点钟，三处难民共 500 余人，全部 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南洋河北岸霜神庙后崩楼坡下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 五六尺，深 3 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 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呀，能跑就赶快跑吧”！ 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 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日军听见后就用 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的乱捅一气。临走时，日军还往壕内尸体上埋土，因时 值下大雨，只仓促地埋了一层薄土。未被刺死的少数人因此得以逃生。任宏 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得以幸存。王振文在控诉日军罪 行的材料中叙述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家两代 4 口人在一批被万恶的日寇刺杀的，我被扎了 3 刀，最 初一刀是扎在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 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 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象针扎一样的疼，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觉得有水珠掉入口中，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 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被日军埋土时连 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刚才疼痛的原因。 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怎么也爬不起 来。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让我往开掀一 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 往出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 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 衣服，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 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 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痛，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 逃去??”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 30 余丈的一段壕沟内，几乎堆满 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五）　　13 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 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把来不及残杀的 难民们，控囚在北城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 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 均掉在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更有一些 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 军竟将他们强逼着灭完火的青壮年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 严密把守。可怜的 500 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也是死亡。第 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 40 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 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 用（因城内 40 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 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 3 条大壕，壕深约 3 米；东西长 11 米，南 北宽 2 米，3 条壕互相勾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 10 人一批，被 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 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像。（六）　　14 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躲藏起来的 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 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象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 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 高弼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 腐烂不堪，家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认尸。在霜 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 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 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 286 具死尸。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分尸、切腹、刺穿阴户等 等。西街魏科子的头被日军劈为 4 瓣而死。至于被杀或被奸杀后扔入水坑的 男女尸体，更是数不胜数。东南街一个大水坑内几乎漂满了死尸。一位妇女 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男人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地将亲 生男婴溺死后，自己跳入水中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计数，凡是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多被糟踏。 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一伙日军发觉后尽行奸污， 有一位姑娘竟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 临期，却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进大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 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 7 名日军在街上轮 奸后，揪住双腿活活撕裂。西街刘银兰、刘玉兰两名女学生，破日军强奸后 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兽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最多。据一些老人 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几乎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 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还有不少妇女为逃避 灾难，剃发扮男，毁容换装，在脸上抹锅底黑或藏在山药窖，多日不敢露面，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内中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 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抓打敌人，被敌人枪击腹部， 流肠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人们追誉为“贞女坟”。日军兽性令人发指，还有为取乐而肆意侮辱妇女。9 月 14 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伙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 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子，妇女们饮泣吞声地在 横七坚八的同胞尸体边转着，日军却站在一边开心地狂笑。1945 年 9 月天镇光复后，天镇人民在县城建造了“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经过较详细的调查，计被杀害者西南街 332 人，东南街 368 人，东北街 258 人，西北街 290 人，总共 1248 人，铭刻姓名于碑上。另外，估计有绝 户者 400 余人，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约 700 余人，共蒙难 2300 余人。至于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计数。日寇在天镇的大屠杀，仅是其侵华史上的残暴记录之一，也是现代战争上最野蛮最残无人道的兽行，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共山西省天镇县委党史研究室曹宏顺整理） 注：本材料依据吴自成同志的“天镇人民蒙难记实”，又采访了贺贤、段丕功、周炳、王家亮、展贵、高弼、王振文、吴兆吉、安进邦、高日融、马瑞等当事人整理而成。古城正定血泪仇　　正定县位于冀中平原，历史悠久，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南侵。9 月 24 日占领 保定，10 月 6 日 2000 多日军进至正定新安车站一带，随即朝正定一路烧杀 而来。岸下村惨案　　1937 年 10 月 6 日夜，日寇出动步兵 1000 余人，携炮 10 余门，向罗家 庄、五里铺、东柏棠进犯。是夜，国民党守军派便衣队，手持大刀袭击岸下 村日军，毁敌炮两门，炸死、砍死部分日军。气急败坏的日寇，于 10 月 8 日清晨将岸下村团团包围，随后闯入村中搜人抓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 拉到村外即用枪击、刀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屠杀。在村北口张 居亭家坟地里，日军用机枪一次就打死了 155 人；在农民于黑仁家白菜地里， 杀死了 26 人；日军凶恶之极，边搜边杀，在张花子家地窖里发现了三个避难 的村民，当场杀死后，又用木棒把死者的头颅砸碎；在张轱轮家发现二人便 用火烧死。日军在残杀无辜的同时，还到处糟踏残害妇女，使许多妇女含恨 而死。日军的猖狂屠杀使街头巷尾尸体横陈，惨不忍睹。在被杀害的村民中， 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斩成数段，有的被奸杀的妇女裸露着身体，真是惨绝 人寰，令人发指。岸下这个 250 余户的村庄，在这次惨案中死在日寇屠刀之 下的就有 350 人，负伤 18 人，有 55 户被杀绝。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岸 下惨案。今天还健在的张黑妮老人，就是岸下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在访问他时，他说了亲眼见到的情况：“那天，因我娘有病，我正给她做饭，几个日本鬼 子闯了进来，把我抓走。出门后碰到了黄五保，给鬼子拉着几匹马。鬼子叫 着，比划着，让我给他们喂马。喂上马后，我趁鬼子不注意，溜进了一个茅 房，在茅房一直等到那个鬼子走后才回了家。第二天，我在我家柜底下藏了 一天，第三天 10 月 8 日早饭后，我娘让我到村西头看看情况。我一出门，就 看到街里一片惨景：张五妮、张小鸡、张窝狗被杀，尸体横在街头。我赶忙 回家又在柜底下躲起来。鬼子到我家搜查几次未被发现。快到中午了，我想： 光在家里藏着迟早会出事，于是，我背着我娘出门往北逃，看到张秋奎被杀 在王家道口，那里还躺着四个人，学堂门口也有一具尸体。走到十字街，看 到远处有五个鬼子，他们叫我，我急忙钻进胡同，拐弯抹角地到了张喜成家 藏起来，傍晚天凉了，我回家给我娘取棉袄，走到官井那里被鬼子抓住。鬼 子撕了我的衣服，把我绑起来。他们叫喊着，不知道问我什么，我没答话， 他们就按我的头撞地。这时，一个翻译问我：‘你家有没有姑娘，你老婆那 里去了’，我说：‘没有’，这伙强盗才放了我。10 月 9 日、10 日这两天， 鬼子抓民夫去铁路上扛枕木、我也被抓去，扛枕木往三角村送。10 月 11 日， 我找张洛灰、张秋成商量：村里死了这么多人，四五天了，无人收尸，狼吃 狗啃，实在不忍看，咋办？我们商定，找人先掩埋。我们邀集了半天，集合 了五六十个人。我们分头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先把张风呜埋了。又到村南口， 被杀死在张振中家里有 30 多人，武术教师张辰也死在这里，真是尸横遍地， 触目惊心啊。掩埋好这些人后，又到张香保家，见黄小河死在张家门口，张 香保父子三人都死在他家山药窖子里。村北徐二改家一口井内就跳下去 28 个妇女和 6 个小孩，我们只救活了 10 个妇女，其中于黑仁的叔伯奶奶丁竹姐 现在还活着。为了使死者家属能认领尸体，我们一边埋尸一边在坟头上用草棍和砖头标上了记号。日寇欠下这笔血债，我们全村的老百姓永远不会忘 记。”　　日寇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岸下村民的强烈反抗。村民黄骡驹手持菜刀， 在家门口同冲上来的日寇搏斗，劈死一个，重伤一个，终因寡不敌众，被日 寇打死。村民张丙辰，手持粪杈迎击闯入他家的两个日本鬼子，杈死一个， 杈伤一个，待他越墙逃脱时中弹身亡。拳师张秋，被日寇追赶，他拼力跑回 家中，拿出砍刀，在院子里与追上来的日寇展开肉搏，他先砍死一个，退至 二门，鬼子一拥而上，他又砍死一个，而后，跃上了房顶，又用标枪刺死一 个，日军追到房顶，张秋攀到树上，因再无退路，被日军开枪打死。有两个 鬼子窜到杨金姐家里，看见杨金姐的儿媳马风菊，兽性发作，把枪支和东洋 刀扔在外屋企图强奸。杨金姐听到儿媳的惨叫操起敌人扔在外屋的东洋刀冲 进里屋，趁敌不备，猛地一刀将一日寇砍死。另一个被吓惊的日军企图外逃， 被婆媳俩死死扭住，杨金姐咬牙切齿的骂道：“王八羔子，老娘跟你拼了；” 举刀将这个日寇杀死。婆媳俩急忙将日寇的两具尸体和枪支、洋刀、钢盗扔 进猪圈埋好，上面覆盖一层树叶和乱草，然后离开险境。北兰村惨案　　10 月 9 日凌晨，村民们被枪声惊醒，发现日军进了村庄。人们有的趁大 雾逃到村外躲避，来不及外逃的就在村中藏身，晨雾消散后，日军挨户破门 进行搜捕屠杀，在南街先抓住张洛万，又捉住吕洛旦。三个日军用刺刀挑起 一件国民党部队的军衣叫吕洛旦穿上，吕洛旦拒绝，当场被杀害。日军还把 他的尸体扔到大路上，先让汽车轧烂，然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在崔云鹤家 的地窨子里，一次就被杀死了 18 人，董歪脖被捅了一刀，肠子流出体外，他 钻到死尸下面隐藏，待敌人走后，才抱着肚子逃往村外。村民崔洛合，连拉 带背领着三个孩子向村西棉花地逃跑，被日军发现开枪射击，连打三枪，把 他和两个孩子打死，另一个孩子跌入水沟里淹死了。崔福堂被捉住以后，日 军叫他跪下，然后一手掰住下巴，一手拿着匕首，把他的脖子割断。日军把捉到的群众赶到陈洛开家院子里，哄骗群众说是开会，可他们一面说着皇军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鬼话，一面下令用机枪扫射。瞬刻 间，一排排人群倒下去了，80 多名无辜同胞的鲜血流成了河，屠场变成了一 片血海。北关这个 170 多户的小村，被日军杀害 145 人，杀伤 11 人，直到11 月 14 日幸存的人们才悲愤地掩埋了亲人们的尸体。朱河村惨案　　10 月 9 日日寇进攻朱河时，国民党军队两个连分别在村东口和北口防 守。防守村北口桥头的鲍连长带领全连战士三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在最危急 关头，鲍连长从房上跳下抓起一大铡刀闯入敌群，一气砍死 8 个日寇。后因 中弹牺牲，至今朱河村民还在怀念鲍连长。　　守军因弹尽无援，朱河村民奋起助战，同仇敌忾、视死抵抗。守军全部 战死。在阵地上助战的村民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圈、马傻辈等 18 勇士拣起 阵亡士兵的枪支、投入战斗，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除张双庆逃出外，其余 17 人全被日军杀害。 日军攻入朱河村后，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抢后就一把火把房屋烧掉。尤其是朱河村的付家角最为惨烈，百余户被惨无人道的日军夷为平地，这条 街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被杀光。日军在一天时间里，在朱河村杀死无辜百姓283 人，杀伤 20 人。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 斗。材民张雨子，把一家老小藏在地窖里之后，便往村南突围，走到村口， 被六七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敌人用刺刀扎他，他凭借自幼练就的武 功，赤手空拳与敌人周旋。他先打倒了二个日军、双臂受伤 30 多处，因流血 过多，力不能支，被敌刺中腹部，肠子流出，倒下后敌人又向他刺了两刀。 日军走后，张雨子还剩一口气，被他的母亲救走。当日军在付家角残杀百姓 时，村民焦小多手持铁锨，从敌包围圈的空隙处突围，刚越过他家院墙，遭 遇日军，他劈头一锨，打倒日军脱险。村民张三月，去村西挖战壕，回来被8 个日军包围，张三月挥锨与日军搏斗，他劈死一个，劈伤一个，其他日军 开枪将他打死。后来人们称张三月为“孤胆英雄”，他的事迹在朱河一带广 力流传。牢记血泪仇　　10 月 18 日，日军攻入正定。进城后，他们兵分三路：在 13 个地方对手 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共残杀了平民 1506 人，重伤103 人，烧毁房屋 106 间，抢走牲畜 80 多头。这是日本法西斯暴徒欠下正定 人民的一笔血债。　　为了纪念被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死难同胞，让子孙后代铭记日本强盗在正 定的凶残大屠杀，牢记这国难家仇和民族血泪，激励后人致力振兴中华之伟 业。1984 年 5 月 30 日，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在日本侵略军杀人 最多的岸下村中心，树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 每逢岸下惨案纪念日，岸下村村民扶老携幼，来到纪念碑前凭吊、悼念亲人 的亡灵。“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起日寇大举南侵十月 六日窜入我县境内十月八日围掠岸下奸淫妇女屠戮村民全村二百余户千二百 人死于寇之兽行刀弹者计三百六十五口绝五十五户尸横血淌惨不忍睹乡众恨 怒充膺不甘其侮纷起而抗击有黄姓名骡驹者拼生死以卫乡土持厨刀搏入寇群 劈毙一寇重伤一寇挫敌凶焰张我正气黄骡驹力战血拼终以身殉国壮哉此举中 华之浩气可歌民众之伟力见存国难家劫尔来四十有七年矣前事不忘我中华民 族之能屹立于世界不再任人欺凌者端赖中国共产党之图划领导全国人民之艰 苦奋斗耳喜看今日之域中人民十亿尽砺中兴之志神州万里已呈崛起之势四化 伟业必实现于祖国大地中华富强必瞩目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党史办杨博先）血洗梅花镇　　1937 年 10 月 12 日至 15 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藁城县梅花镇，制造了 骇人听闻的“九·九”（农历九月初九）惨案。5000 多名日本鬼子四天三夜 残杀无辜群众 1547 人，46 户被杀绝；100 多名妇女被侮辱糟踏，600 多间房 屋店铺被烧毁，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繁华富庶的梅花镇变成了满目凄凉， 断墙颓壁的废墟。　　地处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的梅花镇，是蒿城县南部闻名逻迩的商 贾重镇。“七七”事变前，镇内有 550 多户人家，2500 多口人。镇周寨墙高 筑，镇内街道宽阔，房屋整齐，有较大的银号、棉店、粮店、煤店、药店、 染坊、饭店、澡塘等 80 多处，经常驻有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的豪商巨 贾的代理人，是冀中、冀北、冀西交界地带重要的粮棉集散地。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1937 年 10 月 11 日，原 国民党 53 军吕正操部 691 团，掩护 53 军大部队南撤，营进驻梅花镇。这个 团的官兵多数是东北人，参加过西安事变。1936 年，团内就有了共产党的组 织。进驻梅花镇后，吕正操团长征得共产党代表孙志远同意与支持，决定立 即构筑工事，堵死四门，在梅花镇抗击日军。西门是日军从西北方向追击来 的要害处，全部用麻袋装土堵死。东门靠近煤店，全部用大块煤堵严。梅花 镇人民听说要在这里打击日本侵略者，纷纷行动起来，烧水、做饭、烙大饼、 煮鸡蛋，热情慰问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11 日傍晚，日军坂垣师团的两个大队，从西北方向直逼梅花镇。9 点多钟日军开始向镇内进攻。吕正操部 691 团一营利用寨墙、寨门掩护，居高临 下，猛烈袭击日军，连续 9 次打退日军进攻，使日军伤亡惨重。12 日黎明， 日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一营弹药已快用完，又无援军，为避免过重损失， 团长吕正操果断决定：北上找共产党，抗日打游击！一营奉命从东门撤出， 会同进驻赵县四德村的二、三营转移晋县小樵镇。在撤离梅花镇时，战士们 在大街上喊话：“老乡们都走吧！日本军来了，逃命吧！??。”镇西部当 时战事正紧，多数人家没有听到喊声，未能撤走；镇东部多数人家听到喊话 后，一小部分人从东门逃走。有些人虽听到喊话声，但认为兵与兵打仗，不 至于杀老百姓，存有侥幸心理，躲在家里没走。就在这一天（农历九月初九） 天还未亮，多数人家门还没开。5000 多名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兵从镇两南翻过 寨墙，打开西门扑向镇内。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见门就砸，见人就杀，见 房就烧，见东西就抢。顿时，整个梅花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砸门 声、大人的惨叫声、孩子的哭啼声响成一片。　　血染梅花九月九，家家户户血泪仇。日本侵略军砸开马二黑家的大门， 把马二黑临产的妻子用刺刀刺死，还挑开小腹，把血肉模糊的胎儿挑在刺刀 上狂笑取乐。面对日军的暴行，马二黑怒不可遏，猛地向日本兵扑去，凶恶 的日本强盗连开几枪，把马二黑和他的两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打死，马家连同 尚未出生的胎儿全家五口全遭惨害。几个日军闯进王淘气家，一进门就杀死 了王淘气的母亲，其父王保云按捺不住心头怒火，随手抄起一把三齿，喝令 全家人：“跟我往外冲！”话音刚落，三齿就铸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当他刚 提起三齿，又扑向另一个日本鬼子时，中弹身亡。王陶气乘机跑了出去。日 本兵将他怀孕的妻子开了膛，两个孩子也被用刺刀挑死。鲁全成家大院住有6 户人家，20 口人。鲁全成早晨起来上街，刚出门，看到满街都是穿黄衣裳 的日本兵，端着枪在街上乱跑，挨家挨户砸门，他急忙跑回家，闩上大门，告诉家人及同院人家，日本兵进村了。正说着，门被砸开，三四个鬼子端着 枪、拿着绳子进了院，哇啦哇啦乱叫，气势汹汹地把同院屋里的人，全赶到 院子里，示意大家都蹲下，然后把大人、孩子都绑了起来。鲁全成年轻，被 绑后边骂边反抗，一个日本兵边打他边把他往外拉，一家人见状，拼命上前 阻拦，日本强盗开枪打死了他两个不满 10 岁的儿子，并将其 5 岁的女儿踢昏 在地。鲁全成的姥姥哭喊起来，被日本兵一脚踢倒，日军先把老人的双脚剁 掉，再割下乳房，老人活活痛死。鲁全成的母亲、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被 推入院内井里，被日军用辘轳、砖头砸死在井内。在鲁全成的院里，15 人被 杀死，2 人被打伤，3 户被杀绝。　　大屠杀从拂晓到深夜，大街上、院落里、粪坑猪圈里??，到处都是血 淋淋的尸体。12 日这一天，日军残杀百姓 300 多人。日军在镇内各处杀人的 同时，又把一批青壮年抓了起来，30 人一伙、50 人一串绑在一起，强迫他们 跪在大街上、真武庙前和镇内几个较大院落里，被看押起来，日本兵把他们 一批批拉出去残杀。鲁全成没有马上被杀，他们在真武庙前一直跪到下午四 五点钟，然后被赶到辘轳把水坑。全镇大的杀人现场有 10 处：镇西头辘轳把 水坑、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镇东头臭碱水坑、打坯坑、血井；镇南头三 十六口坟场；街内的染坊大院和杨洛风的粉坊大院；西门外寨墙沟桥头和南 部的水沟旁。在这 10 处，日本兵共残杀无辜百姓 1200 多人。辘轳把水坑是最大的杀人场。12 日中午，几百名日军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坑的四周架起数十挺机枪。为显示小日本的威风，他们派飞机在上 空盘旋。日军从真武庙前和大街上把群众驱赶来，再用枪托、棍棒打，用刺 刀威逼，一边强迫人们往水坑里跳，一边用机枪扫射。那年雨水多，坑里水 很深，人们被强迫跳进去，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淹死。日本兵一旦发现没有 淹死的老百姓，远处的，他们用枪扫射；近处的，他们用刺刀挑。一霎间， 坑水成血水，尸体横陈，惨不忍睹。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了半道街。在 被强迫赶下水坑的 600 多人中，只有鲁全成、张满仓、刘小三、刘小四等 8 人幸免一死。趁鬼子不注意，鲁全成一头扎进坑里，他不会凫水，一下去就 喝了许多血水，被淹得迷迷糊糊晕了过去。后来，不知怎样被坑里的死尸挤 到了西北角，飘出了水面。他一睁眼，看到身边的舅舅张洛东也没有死。他 舅舅让他跑，他起不来，就躺在成堆的尸体里边，露着脸的上半部装死，没 被日本鬼子发现。等到天黑伸手不见掌时，他乘机越上寨墙，溜到墙外寨沟 跑出了村。张满仓被驱赶到水坑边，没等鬼子往里推，便一头扎进坑里，他 会凫水，进坑后，他慢慢往西潜游，不敢露出头，憋得连喝了几口血水，后 来实在憋不住了，慢慢露出点头来，吸一口气，赶紧又潜入水中，等离岸远 了，才露出水面，半睁半闭着眼睛，仰卧在水面上。为了不让日本兵发现， 他把头夹在一个死尸的大腿中间，靠近他的张秋夫，头被子弹打中，脑浆和 血水溅了他一脸，已看不出他还象个活人的样子，才幸免一死。一坑尸骨一坑恨，满坑血水满腔仇。惨案过后，乡亲们在这里整整打捞了 5 天尸体，有 100 多具尸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一起埋到了镇西一个坑 里。1958 年，在挖坑泥时，发现血水渗地一尺多深。　　在宽大而空旷的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日军把 100 余老百姓强行赶到 院内，强迫他们跪了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喝一口水。13 日，一群日本 兵进来，把这 100 多人全部枪杀和挑死，尸体被扔到院内两个大菜窖和一个 大粪坑里。　　　　12 日，万恶的日本强盗，把从各户抓来的部分妇女，强拉到地主杨洛风 的粉坊大院，强奸侮辱。有 11 名怀孕临产妇女被日军剖腹，并将胎儿吊在树 上练习打靶。有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把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孟小庆 妻子被扒光衣服，吊在门梁上，打得皮开肉绽后，剖出胎儿，用刺刀挑着狂 笑取乐；郑小娥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两个孩子爬在母亲身上哭叫，也被 日本鬼子挑死。还有很多年轻妇女、姑娘被强奸后，割掉乳房活活地痛死。 被赶到染坊大院的 100 多名妇女，受到日军同样的摧残。30 岁的蒋玉氏、34 岁的张邓氏、25 岁的魏武氏等先后被十几名日本鬼子轮奸，光着身子，被 日军百般戏弄，取乐够后，用刺刀将她们一一挑死。唱戏出身的青年妇女张 风兰，两个哥哥和丈夫被日本兵残杀后，她又被日本兵绑来轮奸，并将其裸 体绑在染布桩上，打得鲜血淋淋。日本兵以为她已被打死就走了。深夜，她 挣开绑绳，赤身越过寨墙而逃，幸免于难。　　一群群日本鬼子，晚上经常打着手电筒进家串户，抓去年轻妇女、姑娘， 野蛮地进行奸污和残害。一些妇女、姑娘不敢在家，都躲在村东南角马家卷 子坊里，整整挤满了三个屋子。怕被发现受辱，几个老太太在外间屋，不料 还是被日军发现，三五成群打着手电筒涌进屋里，将妇女们一个个进行奸污。 梅花儿女面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赤手空拳同鬼子搏斗，拿起大刀、 木棒同鬼子撕杀。10 月 13 日和 14 日，张里等 62 人，拿起棍棒，冲出封锁 线逃跑时，不幸落入日军手里。他们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又被 推入打坏坑里，填土活埋。200 多名青壮年被日军捉住后，绑到东门外一处 空地，毒刑拷打后，将他们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 11 人，在豺狼成 性的鬼子的枪口屠刀下，宁死不屈，怒骂不止，气得鬼子哇哇狂嚎。鬼子用 铁丝穿透他们胳臂，将他们打得奄奄一息后，往身上浇上汽油，推入火堆烧死。　　樊保全等 63 人，被日军绑到东门外臭碱水坑旁，先被挖掉眼睛，再被剁 掉四肢，然后日军残忍地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扔进臭碱水坑。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14 日下午，日本兵将 45 名青壮年绑到这个大井旁，日军嗥叫着，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但人们毫不畏惧，宁死不屈。 日军恼羞成怒，将 45 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在树上，尸体扔进井里。南门外大屠杀更令人触目惊心。10 月 13 日，200 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寨墙角下，日军想找到吕正操部队的下落，在妇女和儿童身上打主意。 先是哄骗，而后恫吓威逼、追问部队去向。日军见人们不吭声，即拉出四个 不满 10 岁的女孩追问，女孩一声不语，狠心的日本兵用战刀将四个女孩活活 劈成两半。他们严刑拷打仍然问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象 野兽一样将那 200 名妇女、儿童全部枪杀，尸体被扔到寨沟里。惨案过后， 赵二满等五名老长工，在这里整整打捞了三天尸体，并把 36 具无人认领的尸 体埋在一起，被人称作“三十六口坟”。筹建“梅花惨案”展览馆时，从这 里挖出三颗头骨，其中一颗头骨，从左耳打进去的一颗子弹还在右耳骨上长 着。它将永远记载着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1937 年 10 月 14 日，从小逃荒来梅花镇的张玉振等 6 人，被日军毒打整 整一天，被打得满身是血。晚饭后，日军又将他们捆绑到东门外残杀。看到 这满地尸体满地血，树上又挂着血淋淋的人头，他们肺都气炸了，面对日军 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迟早要跟你们算帐！”他们挣断绳子，赤 手空拳与日本鬼子拼搏。凶恶的日本强盗端着刺刀，乱扎横刺，5 人惨死在　　电子的屠刀下，张玉振被刺 11 刀，倒在血泊里，夜深了，他苏醒过来，强忍 着剧烈疼痛，爬到镇外较远的地方，被人救活。解放后，还健在的张玉振身 上仍然留有 11 处刀痕和半截拇指。这伤疤铭记着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 贫苦农民张二白，从小给地主当长工，受尽剥削压迫之苦，在地主的皮 鞭下，从不低头。在日寇的屠刀面前，更是坚强无畏。他被鬼子抓住后，押 上大街，几个鬼子拿着推碾棍边走边打。张二白见大街上血迹片片，乡亲们 的尸体横三竖四，禁不住怒火冲天起。他冷不防回身，夺过鬼子手里的推碾 棍，手起棍落，一个鬼子的脑袋开了花。二白抡动大棍左劈右打，打得鬼子 滚爬在地，鬼哭狼嚎。几个端枪的鬼子跑上来，二白大喊一声：“狗东西们， 叫你们尝尝老子的厉害。”举棍猛扑过去，鬼子射出罪恶的子弹，张二白英 勇牺牲 50 多岁的阎老聪，沿街乞讨来到梅花定居。当一批批父老乡亲被赶到 辘轳把水坑残遭杀害时，他恨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飕地从人群中跳出来， 振臂高呼：“乡亲们，跟小日本拼！”一个鬼子向他扑来，他顺手抄起一块 砖头，把鬼子的一只眼砸瞎，那个鬼子疼得嗷嗷叫。几个鬼子齐动手把他绑 在树上，他破口大骂。残暴的鬼子兵割去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气力， 喷了鬼子兵满脸血浆。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一刀一刀剐他的肉，他手不能 动，口不能合，两脚跺地蹬蹬响，鬼子又剁掉他的双脚，砍去他的双臂。阎老聪虽壮烈牺牲了，但在他铮铮铁骨的威慑下，鬼子们被吓得目瞪口呆。　　大屠杀持续了四天三夜，到 10 月 15 日中午，日军才离开梅花镇。日军 撤离后，外逃的乡亲陆续回来，隐藏的人们相继出来。看到梅花镇内镇外， 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水坑里，水井里，山药窖里，菜窖里，寨沟里，桥头 上等等，到处都是缺头断腿、少胳膊开腹、割乳、赤条条的死尸，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的情景，无不悲愤满腔。家家户户嚎啕恸哭，四下寻找，辨认亲人 的尸体，进行安葬，一直忙乱了一个月。有 200 余人的尸体因辨认不清，分 几处进行葬埋，梅花镇四周变成了坟场。骇人听闻的“九·九”惨案，给梅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不幸，也使全县人民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梅花 惨案之后，即在藁城大地上崛起了一支支抗日武装。以共产党员马玉堂为首 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带着中国人民和梅花儿女对日冠的深仇大恨，联合 李小贞地方武装，一举攻克藁城县城，俘虏日军 40 余名。从此，独立支队、 平汉挺进队、石东游击队、县大队、农民大队等抗日武装相继建立，四处出 击，抗击日寇。梅花镇和藁城县人民，主动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军鞋 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山区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部队。1938 年，藁 城县被冀南区党委命名为“抗日模范县”。　　建国后，为使广大人民群众牢记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党和政府在梅 花镇建立了“梅花镇惨案”展览馆，并在惨案旧址树碑修亭。每年农历正月 初一和清明节，热爱和平的梅花镇人民纷纷到遇难者墓地，悼念死难同胞的 英灵，永远不忘侵华日军的血腥暴行。（河北省藁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王增辉李香芝常玉梅桑管东整理） 注：1、辘轳把水坑（残杀 600 余人）6、真武庙2、血井（残杀 45 人）7、杨洛风粉坊（残害妇女儿童处）3、臭碱水坑（残杀 63 人）8、粉坊大院4、三十六口坟（残杀 200 余人）9、染坊大院（奸污残害妇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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