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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回故乡（自序）
　　浓浓的乡情
　　挖塘泥
　　种菜秧
　　割猪草
　　摸螺蛳·抲黄鳝·捉老鼠·罩麻雀
　　箍桶匠
　　剃头匠
　　赤脚医生
　　磨剪刀·锵菜刀
　　补缸·补碗·补锅
　　打铁·打锡
　　阉猪·阉鸡
　　弹棉絮
　　纺纱·织布·裁缝
　　老行当
　　布鞋·草鞋·木拖鞋
　　手臼·麦磨·踏碓
　　坐椅·站桶
　　过时节
　　上梁·迁居·建灶
　　试水龙
　　以狗为名
　　有线广播
　　露天电影
　　露天电视
　　上学记
　　放风筝
　　玩泥巴
　　滚雪球·打冰凌·敲冰锣
　　水上乐园
　　森林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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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豆腐·柞子豆腐·木莲豆腐
　　茶·蛋·面
　　麦饼·米筛爬
　　冻米糖·年糕
　　麦喷香·火笼饼·饭团
　　肉冻·鱼冻·羊膏冻
　　牛清汤
　　鸡毛兑糖
　　麦芽糖
　　酽酽的亲情
　　母与子
　　大竹岭
　　讲故事
　　两个跟斗
　　小舅舅
　　碧芳阿姨
　　双胞胎爷爷
　　小姑姑
　　新正伯伯
　　龙其哥哥
　　新宝哥哥
　　“表哥”
　　绵绵的友情
　　先同学
　　手足情
　　方老师
　　数学老师
　　“小辫子”
　　西瓜宴
　　同名同姓
　　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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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中的心语 抒情里的纪实　　沈祖安　　王向阳先生的《六零后记忆》即将付梓了。他的文笔不算犀利，但是平顺中有跌宕，娓娓而谈中偶而停顿，留给读者思考和反思的空间，每篇文章都含有对生活的相当的憧憬。这部书的立意，是通过对往事的追忆，来转述对现实的思考。文章的格局，是用轻松活泼的语气，来抒发他对儿时的记忆，对民俗民风的描绘。实际上，在一块小点心、一件小念想和一件小琐事中，有作者对历史的回眸、对时代的呼唤和对道德的提倡。　　小块文章有大题旨，有大作用，是大文章，乃是好文章。使我想起胡厥文先生的一副楹联：“插科打诨，都有庄严主题；侧击旁敲，皆为大块文章”！　　王向阳并非皆陶醉在童年的梦忆中，而是让读者从往昔的旧梦里醒来，擦亮眼睛，抖擞精神，努力地打造我们和谐美好的文明家园。　　王向阳是个有心人，也是个热心直肠的人。粗看他个子虽不高，却膀大腰粗，虎背熊腰，语速较快又思绪敏捷，是位粗线条的鲁男子。细读他的文章和熟悉他的工作节奏和治学方式的人，方知他对生活的感情很是细腻。读他笔下的浦江的民间特色糕点，引起我的食欲，也引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我从三岁开始，就住在杭州下城东街路太平桥弄口到落舵桥和靶子门之间的东街上。从我的故居所巷出来，巷口右首就有一间单开间的豆浆店。据我的外祖父吴敬唐先生说：道光初年，这里就有江山人摆浆儿摊，最著名的就是七色咸浆。在深底阔边的青花粗瓷碗里，放了虾皮、榨菜、油渣和剪碎了的桧儿（油条），洒一把碧绿青翠的小葱花，然后提起一把长嘴铜茶壶，把煮得滚热沸烫的豆浆“凟凟凟凟”地冲进碗里，豆浆就像鸡蛋花似的“勃勃勃勃”往上涨起来，刚好齐碗沿再高出半公分，不会洒出来。此时，米色的豆浆中冒出金黄色的油条、淡黄色的榨菜、褐色的油渣、银白色的虾皮和翠生生的葱花，再浇一瓢酱油和半勺红辣酱，刚好是七色。且不说那成色和那香味、那热气，并且浆儿浓而厚，喝一口，一个洞，慢慢细嚼吞咽，不用调羹，只需舌尖调节。所以，从前称为吃豆浆和吃浆儿。尤其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或寒风凛冽的春秋的早晨，拉人力车和挑箩担的贩夫走卒，都纷纷前来驱寒解馋。即使炎热的长夏，早晨依然门庭若市。卖浆儿的江山人精巧的手艺和浆儿的特色口味，是百年来杭州东街路所巷口的一道特色风景。如今的一碗价格不低的豆浆，清汤光水，用汤匙用力舀，只掏起一点豆花，名不副实，都是敷衍塞责造成的偷工减料，再有江山人也出不了好豆浆了。我这段联想，是王向阳的文章中勾起的怀旧，勾起了消失太多的市井坊间淳厚亲和的民俗民风。城市扩建改造，老百姓高兴，但是连同民间传统手艺，尤其在传承中不断丰富的爱心和责任心也一起消失，实在可惜。　　由此，使我想起当年东园巷口右侧的单开间阿荣面点。阿荣是个驼背，我十余岁时，他已有五十多岁，留着一撮山羊胡须。他拿手的干湿虾爆鳝面和牛肉片儿川外，更有在普通沃面上来料加工的“大众面”，收费只是比阳春面多加五分钱。我的母亲和姨妈与舅母，用两角钱油肉前去“加工”，三碗沃面能变成片儿川过桥（锅面），当地清贫而会打算的主妇大受实惠，而阿荣从有钱的主顾中赚来的零头，贴补在贫民百姓的做法，成为贫富皆喜、老少咸宜的经营高招，其影响与吸引力，岂是仅止于一碗面的实惠呢？　　生意是一步步慢慢做大的，经营是渐渐扩大范围的，中国人的商业道德造成了千百年来传统经营的信誉。驼背阿荣看来是为平民着想，其实正是为他自己着想。所以，阿荣面店近七十年来在东街上声誉久远，毫不奇怪。我所以举此例，是为了替文化界力求打造文化市场的决策者们着想。　　由此，又想起了新桥弄口黄五三卖的小笼麻油菜馒头。其实，素菜小笼的价钱不高，利润也低，可是当年黄五三父子起早落夜精心细做的麻油净素菜小笼，其价格要比知味观的虾肉小笼馒头便宜几倍，但所化的细功夫，也许还要多一些。譬如把青菜洗净切碎，馒头皮子擀得极薄细软。今天恐怕素春斋老店重开，也不及黄五三的细功夫。　　做生意当然为了赚钱。但是如今光想赚钱，不在手艺上下真功夫和细功夫，所以现在老牌名店的号召力越来越小，老招牌也被自己糟蹋得变成假冒伪劣的“大兴货”，正是想赚钱而不懂走正道的缘故。如今最大的缺失还不在传统手艺的缺失，而是商业道德的缺失，薄利多销和勤奋敬业的缺失。于此，投机商和奸商不法横行。我说此话，意犹未尽，因为流弊所及，我们素称清高的文化界，包括演艺界、书画界乃至学术界，难道那些偷工减料和坑蒙拐骗的炒作，居然也能无本万利和旱涝保收的吗？我想，读王向阳小文章中引起的怀旧和思考，说它是为了恢复和提高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也并非危言耸听。　　我想，王向阳也并非仅止于回忆儿时的糕点好吃而已。读了这本新著产生的联想，恐怕也不仅止于怀旧而已。是为序。　　——辛卯年惊蛰前，期待第一个春雷响起之长夜急就
　　梦回故乡（自序）　　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蜿蜒着穿过古镇的闹市；两岸葱茏的树木，倒影在粼粼的波光里，微微荡漾；小溪上飞架着十座古朴的石拱桥，连接两岸的长街，人们在桥上往来穿梭；小溪里筑起了九道水闸，三三两两的妇女在这里洗刷，谈论家长里短；青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长街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摊，赶集的人们摩肩接踵；长街两侧的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叫卖声此起彼伏……　　这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墨丹青图，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馨，是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写真。这个古镇，孕育了我生命；这条小溪，滋润着我长大。溪因镇灵，镇因溪活，小溪伴着小镇，静静地流淌了八百年，期间演绎了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后来，公路穿镇而过，商业街横跨小溪，逢房拆屋，遇水架桥，拆掉了许多老房子。两岸的长街，又狭又长，随着商业的繁荣，日见拥挤。于是，人们动起了铺盖小溪的脑筋，拆除了原先的两座石拱桥，建起了钢筋水泥的百米长桥，作为小商品市场。从此，小溪的核心地段成为终年不见天日的阴沟，原先的诗情画意荡然无存。近年来，因为观光旅游的需要，又陆陆续续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名胜古迹，包括原先拆除的石拱桥，可惜时光不能倒流，貌虽相似，骨子里失却了当年古朴浑厚的神韵。　　客寓他乡，不觉已有二十五年。夜间多梦，常常回到故乡的小镇，还是童年时代的旧模样，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去年正月初二，回家拜年，重游故地，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突然觉得曾经那么熟悉的街景，似乎有些陌生，大有“古镇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感！口中不语，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童年的古镇在现实中已经一去不返，今生恐怕只有到梦里去追寻了。　　由此，萌生了一种讲述的欲望。我生于六十年代的江南农村，经历了彷徨中突变的七十年代，又在物质生活逐渐繁荣、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八十年代度过了青春岁月。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从贫乏到富足，完整地体验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为理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记录我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点点滴滴，或许能够重新找回好多已经消逝的旧日风景，唤醒人们心中美好的情感记忆，于是有了这本《六零后记忆》。
畈　　春节一跨进家门，母亲一脸兴奋地说：“年前推土机将村前原先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田畈推平了，田亩重新划，池塘重新挖，渠道重新修，道路重新筑，弄得方方正正，像香糕一样，以后种田就方便了。”　　随着母亲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我没有半点欣喜，心里空空的，只有无比的惆怅和迷茫，只得边走边问母亲，哪一丘田如今在哪个位置，哪一个池塘如今在哪个地方，哪一条路如今在哪个方向。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的田畈，阡陌交错，看似杂乱无章、起伏不平，却蕴含着田园自然的随性与灵动。那是童年的我再也熟悉不过的地方，假如要做一个立体的沙盘，可以清清楚楚地标出哪里有一丘田，哪里有一条路，哪里有一条沟，哪里有一个池塘，哪里有一棵树，甚至可以标出地形的高低起伏，说出树木的年轮深浅。　　闭上眼睛，我仿佛回到童年，看到一个鲜活而跃动的生命——我曾经无比熟悉的田畈：路是它的骨骼，田是它的肌肉，沟是它的经脉，池塘就是它的眼睛。　　骨骼——路　　如果把田畈比作一个人，那么纵横其间的道路就是支撑整个人的骨骼。　　上世纪七十年代通公路之前，村里只有两条大路——前大路和后大路。前大路是县城通往邻县的驿道，平坦宽阔，中间铺着青石板，两边砌着鹅卵石，总有两米宽吧。除了村庄前后两条最宽的大路，次一级的就是深入田畈的几条机耕路，稍微窄一点。拖拉机要到田里去翻耕，必须沿着机耕路开进去。最窄的就是田塍了，将一丘丘的田分割开来，只要能走人就行了。　　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乡下人见缝插针，在路边种上庄稼，不浪费一寸土地和一点空间。路边种满了密密麻麻的田塍豆，有的因为长势太旺，蓊蓊郁郁，影响了走路的行人，甚至也影响了田里水稻的长势。　　最让我心醉的是，窄窄的田塍上种了连绵不断的梨树。每当初春季节，千树万树梨花开，田野里一片银装素裹，穿行其间，仿佛徜徉在无边无际的花海。一到夏天，那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把树枝压弯了腰，看了让人垂涎欲滴。　　肌肉——田　　田畈有了路，就有了骨骼，撑起了架子；但要让它可亲可近，还得有肌肉。那纵横交错的田，就是它的肌肉。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每一丘田也要有一个名字。给田起名字，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儿。一般比较大的田，面积不等，就直接叫面积，譬如石八，就是面积一石八斗，还有二石一、石八、石六、石五等等。因为老家是半山区，地势凹凸不平，更多的田面积很小，大小相等，为了把它们区别开来，在面积前面加上所处的方位或者曾经的主人。譬如，门口四斗，就是家门口一丘面积为四斗的田；阴沟口七斗，就是村东阴沟口一丘面积为七斗的田。有的田离村较远，不容易标方位，就将土改以前的主人名字标在面积前面。譬如，“雄鸡头”四斗，并不是田的形状像一只雄鸡的头，而是田的主人叫王思荣，在土话里，“荣”与“雄”谐音，“雄鸡头”变成了他的绰号。也有以形状来命名的田，譬如“钩头”七斗，形状像一个弯钩，类似阿拉伯数字“7”，面积为七斗。　　除了墒情正常的田以外，有两种特殊情况：一种叫“地改田”，是由地改成的田，有一段时间乡下刮起一股“地改田”之风，不问有无灌溉的水源，盲目扩大水田的比例，因为地势较高，墒情不佳，即使改成田以后，今天傍晚还灌得满满的，明天早上就可能漏得滴水不剩，有点像无底的漏斗；还有一种叫“烂田”，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即使在干燥的冬天，也是烂湿一片，不要说种麦子，就是种草籽，也要烂根。　　田里的庄稼，种两熟水稻。但因为村里没有水利工程，仅靠池塘的蓄水灌溉，夏季尚可应付，到了秋季，就有点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有一半的田种了可以滴灌的玉米，虽然产量只有水稻的三分之二，口感也不佳。令人欣喜的是，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玉米秆长得比大人还要高，估计有两米左右。那漫天遍野的玉米秆，像一道青纱帐，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在这里追逐嬉戏，特别是捉迷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当时因为饥饿，一般比较细小瘦弱的玉米秆有一点甜份，孩子们将它当作糖蔗，折断来嚼着吃。　　冬春季节，比较干的田种大小麦，比较湿的田种草籽（俗称“花草”）。冬去春来，无垠的草籽像给田畈覆上了一层绿油油的厚毯。有时，去田里摘些草籽的嫩头来炒年糕，有股特别的清香，回味绵长；等到草籽开花，像漫天的星星，绿中见红，煞是好看；调皮的孩子和欢跳的小狗，在草籽田里摸爬滚打，自有一番乐趣。在收割季节，整个田畈弥漫着清香，成捆的花草是上好的猪饲料，但农民们不会全部收割干净，剩下部分翻耕入土，作为上等绿肥。草籽田的肥力比麦田强，俗称“歇田”。　　除了大面积种植庄稼以外，还零散地种一点调味品——糖蔗。生产队里给每户分几垄，自己种植，自己维护，自己收获。从发芽到收获，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小孩子天天盼着糖蔗快快长大，三天两头赤着脚到田间去观察长势。不料田里施过人粪肥，里面有钩虫病人排出的钩虫幼虫，最喜欢钻入人的脚趾缝里寄生。常在糖蔗田里行走的孩子，轻则红肿瘙痒，重则溃烂不止，俗称“毒气”。我曾中过招，染上“毒气”，其痒无比，抓搔不止，直至溃烂，吃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苦头，以后再也不敢赤脚乱跑了。　　经脉——沟　　如果说土是田畈的肌肉，那么水是田畈的血液，而田间的沟渠（俗称“田埂”）就是供血的经脉。　　沟有两种：大的一种，一般将一个又一个的池塘连接起来，每当春季发大水的时候，洪水从大沟里面流走，先流进小溪，再流进大溪，起到泄洪的作用；小的一种，主要是为了灌溉，池塘里的水，通过小沟，流进每一丘田。　　每年春天，天上打响雷，地上发大水，池塘里的鱼虾呆了一个寂寞的冬天，也蠢蠢欲动，游到沟里，却不经意间撞进人们预设的渔网。要在水沟里抓鱼，先将上游的流水改道，再在下游布下渔网，然后一个人将鱼从上游往下游赶，最后赶进渔网里。　　鱼是抓到了，只是苦了庄稼。发大水的日子，本来就处处水漫为患，现在为了抓鱼临时将水流改道，势必以邻为壑，水漫金山，淹没庄稼。　　眼睛——塘　　就像一个人一样，有了骨骼，有了肌肉，有了经脉，还要有眼睛，才能气韵生动。田畈的眼睛，就是那一汪汪明镜似的池塘。　　因为附近没有水库，小溪的水流又小，村里只得依赖那几十口星罗棋布的池塘，还有池塘里源源不断的泉水，那是农民的生命源泉。如果没有池塘，就没有丰硕的稻谷。　　炎炎夏日，池塘便成了村民天然的澡堂和游泳池。因为不停地抽水灌溉，从地下涌出来的泉水，清澈见底，透心地凉，干活的农民赤条条地浸在其中，浑身舒坦，比如今孵在空调房不知道要过瘾多少倍。　　记忆中故乡那片有骨有肉、有血有脉、有筋有络、有生命律动的田畈，在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中渐行渐远，随风而逝。社会发展永不停息，所幸这幅童年的田园牧歌图，早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了。
　　双抢　　儿子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他们去杭州富阳去学农，高兴而去，高兴而回，走马观花，权当一次远足。他的最大的收获，是在地里挖了两块大番薯，喜不自胜，老是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而我生在乡村，从小下田帮父母干农活，深深体会到农活的甘苦，尤以夏季的“双抢”为甚。　　进入七月，酷暑盛夏，早稻成熟。收割以后，务必在八月上旬立秋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否则，过了立秋，迟一天插秧，就要迟好几天收割，甚至晚稻还没有成熟，就下霜了，轻则减产，重则绝收。为了在立秋前插秧，必须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叫做“双抢”，为期一个月左右。　　当年我参加“双抢”，从割稻入手。上了初中以后，我和哥哥成了家里的“正劳力”，不光割稻，还要打稻。打稻的时候，左脚站在烂泥里，右脚踩着踏板，双手接过母亲和妹妹递来的水稻，放在脱粒机的滚筒上，来回翻转，进行脱粒。这时，水田里到处都是烂泥，无论是割稻，还是打稻，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尤其是每打一段时间，要将脱粒机往前拖一段距离，两个人拼命在前面拉，一个人用劲在后面推，大家挣扎在泥泞的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使上吃奶的力气，一身泥浆。　　　“双抢”之苦，首在割稻。那锋利的稻叶将手背和手臂划破，一道道伤痕纵横交错。这时，稻叶上的毛毛，和着身上的汗水，流淌到伤痕上，又痒又咸又痛。而且这种痛苦，无法预防，无法医治，只有承受，只有忍耐，直到将所有的水稻割完，才能解放，谁叫你是农民的儿子！　　双抢季节，骄阳似火，烧烤大地，三十六至四十度的高温，将田里的水烧到了五十来度，简直可以煮鸡蛋了。第一次踩进如此高温的水田中，烫得立即把脚板抽回，后来温水煮青蛙，才慢慢适应。为了防止被毒日头晒伤，必须带上遮阳的笠帽，穿上厚厚的布衣，任凭汗水像雨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下流淌。厚厚的布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如此反复，便泛出一层白白的盐渍。口渴了，只有拎起放在田塍上的茶壶，对准茶壶嘴，猛灌一通，喝的是用“六月雪”泡的茶水；身热了，跳进田边的池塘里，在阴凉的泉水中浸泡一会儿。不停地喝水，反复地浸泡，这是当时能够采取的降温措施。　　稻谷收割以后，接着耕田。在生产队里，要经过翻土、压耙等环节。最有意思的是压耙，牛在前面拉，后面拖着一个耙，耙上可以站一个大人。有时候，小孩子贪玩，也站上去，听着那“砰砰砰”的滚动声音，不知不觉中身上沾满了泥浆。　　田耕好了，需要施肥，可以是化肥，也可以是农家肥。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猪，猪圈里积有不少栏肥，要一担一担挑到田头，又沉又重。　　更难的是散栏肥，要用双手把一担担的栏肥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扔到田里，奇臭无比。而且栏肥性热，半天抓下来，双手皮肤皱巴巴的，又烫又痒。　　施完肥料，才是插秧。为了抢时间，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去秧田拔秧，一直拔到上午。每个人的屁股下是一条独脚凳，插在烂泥里，头顶上是一把雨伞，扎在木棍上，插在烂泥里。相对而言，这是“双抢”期间最轻松的活了。只是秧田里多蚂蝗，有时看看两条腿，居然同时叮着几条吸血的蚂蝗吸血，令人恶心，赶紧用手掌拍掉。　　下午三四点钟，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的时候，就可以下田插秧了。将拔好的秧苗挑到田里，一个一个地扔到水田里，这是小孩子最喜欢干的活，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种田的水平有高低，速度和质量相差很大。种田之前，在田的两头，拉一条塑料绳，沿着绳子种，就比较竖直，也比较美观，但有的高手，没有绳子照样种得笔直。　　几个人在一起并肩插秧的时候，速度有快有慢，经常要比试比试。如果先下田插秧的人被后面种得快的人赶上，甚至超越，关进里面，俗称“穿长布衫”，就没有面子了。为了避免被“穿长布衫”的尴尬，只有勤学苦练，提高质量，加快速度，种得既快又好。　　种田虽然比收割轻松一点，也有很多烦恼。除了酷热难耐以外，对腰力是一种考验，弯腰种了老半天，腰酸背痛，站立不直。种田的时候，双脚往后退，留下两条长长的脚印，如果插在脚印里，秧苗就要浮起来，重新返工。每到傍晚，蚊子出动，嘤嘤嗡嗡，不胜其烦。更有一种黑黑的小蚊子，密密麻麻，喜欢钻进人的头发里，叮在头皮上，痒得要死。用沾满烂泥的双手在头上搔痒，头发上沾满了烂泥，会招引更多的小蚊子。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望着沉甸甸的稻穗，是收获第一季的喜悦，望着绿油油的秧苗，是播种第二季的希望。对农民来说，虽然辛苦，也有收获，算是苦中有乐。只有亲身经历了“双抢”，对李绅的这首《悯农》诗才有深切的体会。（《六零后记忆》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0月出版）
　　学习！
水　　在一个小小的池塘边，长着一棵古老的乌桕树，树下架着一辆陈旧的龙骨水车，有几个小孩正在欢快地车水。水车的轮轴不停地转动，与支架摩擦，发出的“支格支格”的声音；水车的板叶拍击水面，发出“乓乓乓”的声音；树上的鸣蝉在烈日的曝晒下，“知了知了”叫个不停，仿佛是一首多重的交响曲。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富有诗意的劳动——车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有两千年历史的水车，其结构是用木板做成水槽，头部放在池塘的埠头上，两边用两根木棒固定，尾部浸入池塘中，用两根木棍交叉作为支架，将车身托住，可以按池塘水位的高低而不断调节。水槽分上下两层，用回型板叶贯穿起来，下层板叶刮上，上层板叶滑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将低处的水抬到高处。　　车水考验一个人的技巧和平衡。爬上水车，双手扶在竹竿上，双脚踩在擂子上，左脚右脚交替前行，却是原地踏步，重复劳动。身体的重心要略靠后，才能沉稳；过于靠前，没有力度，轮轴转不起来；过于靠后，人要滑下去，无法保持平衡。　　有意思的是，车水不仅是劳动竞赛，更是风趣的游戏。两三个人在上面车水，即使是一家人，有时也要相互作弄一下。其中一个人突然发力加速，大轮轴飞快地转动起来，其他的人如果反应不够灵敏，或者动作不够迅速，就可能掉下来，或者悬空挂在竹竿上。当然，偷袭者如果碰上高手，比你踩得更快，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人家没有掉下来，自己反倒先掉下来了。　　这种游戏你追我赶，好刺激，好兴奋，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人如果从水车上掉下来，小腿骨碰上擂子，容易受伤。固定在支架上的竹竿突然松动，靠在上面的人可能要全部摔向前方，落得个“嘴啃泥”。更大的风险还在后面，你捉弄我，我捉弄你，谁也不服输，大轮轴转得越来越快，突然连接板叶的木销断了，原先有千斤负荷的大轮轴突然空转，大家一齐从后面掉下来，有可能头破血流。　　从池塘里车水比较简单，只要一辆水车就行了；从江上车水就复杂了，因为落差太大，路程太远，往往需要安装几辆水车接力，一级一级往上抬。据说有一年大旱，有一个村庄的人相互协作，提浦阳江之水，灌山垄之田，路长二里，沿途用了二十四辆水车逐级传递，俗称“打大溪”。车水的都是壮劳力，在车骨上插上柳条或者篾条，做一转的标志，每百转为一班，实行“三班制”，轮班交接，停人不停车，坚持了两昼一夜。大家一边车水，一边唱起《大溪歌》：“一双哟二匝车，二过哟又另又；二双哟四匝车，二四过哟又另又；三双哟六匝车，三六过哟又另又；四双哟八匝车，四八过哟又另又；五双哟过来一十匝车，一十过哟又另又……五双过来一百匝车，一百过哟又另又。”歌声悠扬，车声隆隆，那种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场面，好不壮观！　　水车的两侧，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载体，一侧写着车主的姓名和制车的年月，另一侧写着诗歌。记得有一首诗是用江苏、浙江的一些县域联缀而成：“龙游出龙泉，分水到青田，永康常熟日，浦江太平年。”把八个县名分别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组成一首生动有趣的诗歌。　　说来惭愧，我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于农活并不擅长，只有一样是例外——车水，至今仍引以为豪。酷暑盛夏，记得当年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我们被父亲叫醒，睡眼朦胧，一家人到池塘里去车水。　　我家的水车足足有两丈长，经常浸泡在池塘里，十分沉重。对于刚读初中的我来说，背车是一种考验：右肩要有力，能够承受水车沉重的压力；头颈要有力，将水车往外顶；双手要有劲，将水车往里拉，一扛一顶一拉，用肩、头、手将水车紧紧地钳制，不使晃动，才能平稳地行走在狭窄而湿滑的田塍路上，不会摔跤。尤其是背上去和放下来的时候，不仅要有人在一旁协助，还要顺势而为，才能讨巧。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木工，除了背大轮轴以外，还负责水车的装配和修理，操作起来轻车熟路，即使某些部件损坏了，维修起来也是小菜一碟。他老是说：“求人不如求己，抽水机哪有水车好！”　　等到日出东方的时候，水已经车好，看着绿油油的庄稼，一家人就鸣金收兵了。(《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日)
　　割猪草　　在我的童年，不仅人吃不饱，连猪也吃不饱。放学以后，我拎着一个篮子，到田野里去割猪草，已经成为每日必做的“家庭作业”。现在回想起来，割猪草的方式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捞“水膏药”、割“革命草”、捞“水葫芦”和挑“田荠”(即荠菜)。　　池塘里的水生植物很多，有一种土话叫做“水膏药”的水草，肉猪特别爱吃。“水膏药”的根长在池塘底部的烂泥里，茎一直往上延伸，叶浮在水面，圆圆的，形状像一个膏药，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学名，类似睡莲而略小，类似莼菜而略大。捞“水膏药”的时候，人站在岸上，把两根长长的竹竿伸进池塘里，夹住水面的叶子，然后往一个方向旋转，连茎带根拔起来。当然，这需要技巧，因为“水膏药”很容易从两根竹竿之间滑走，缠绕不住。 堂姐家里养了很多肉猪，需要大量的粗饲料，经常到池塘里捞“水膏药”。大多时候，我只是一个袖手旁观的小看客，偶尔在边上帮她一点忙，做个下手，很是得意。　　老是给人家做下手，没啥意思，后来我也上场了，就去割“革命草”。据大人说，“革命草”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物种，可以给猪当饲料。这是一种水生和半水生的杂草，一般长在湿地或池塘的边上，可以用镰刀割，毫不费力。因为空心，摘取中间的一段，将一头咬嚼以后，含在嘴里，用力一吹，发出“嘟——”的声音，土话就直观地叫做“吹吹”，算是一种土法制作的玩具。孩子们在割草之余，进行比赛，就比谁做的“吹吹”吹得响。　　除了“革命草”以外，还有一种外来物种“水葫芦”，也是肉猪爱吃的饲料。在一个小池塘里放上几个“水葫芦”，过了十天半月，迅速繁殖，挨挨挤挤的，把池塘的整个水面都遮住了。因为在自然界缺少“天敌”，“水葫芦”繁殖过快，有时反而成了一种捞不胜捞的公害。　　最有意思的是挑“田荠”，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说是游戏。挑“田荠”有专门的工具，叫做“田荠钩”，也可以用镰刀。刚开始挑“田荠”，小伙伴们就急不可耐地等着比赛，最好从别人的篮子里赢过来。所以，挑了一半，就进行比赛，赌个输赢。找一个原点，每人放一把“田荠”，然后次第把“田荠钩”扔出去。最远者第一个把“田荠钩”扔回原点，扔中了通吃所有的“田荠”；扔不中，由次远者扔，依次类推，扔中为止；如果大家都扔不中，不分胜负。“田荠钩”扔得远近大有讲究，扔出去远了，虽然可以优先扔回来，但不容易扔中；扔近了，虽然容易扔中，但可能还没有轮到自己，就被人家扔中了。　　天色将晚，胜者拎着一篮“田荠”，满载而归；负者无法向父母交差，只有偷偷地割一篮生产队里的草籽，然后匆忙挑一层“田荠”，盖在上面，伪装好了，悄悄溜回家，跟地下武工队似的。 (《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儿时对人来说是最纯真,也是最美好的,可贵的是那份童真无邪的心灵！所对认知童话般的世界,无忧无虑的儿时,只要又好吃的好玩的好伙伴玩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与满足！于是这也印证了那句话“知足常乐”！然我们成长了也成熟了所对世界认识也相应的增多了,但我们不经意间猛然回过头来时却发现我们何时把那一份童乐丢失了...由此我不断在思考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倒底是认知了自己还是迷失了自己,假真认知换了却是迷失我宁愿不永不成长。　　
　　摸螺蛳·抲黄鳝·捉老鼠·罩麻雀(上)
　　杭州西湖西进以后，新挖掘的水面不再用条石驳岸，而是种了菖蒲等水生植物。人在岸上，除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水里自由自在的游鱼以外，还有密密麻麻的螺蛳。每当此时，儿子总嚷着要摸螺蛳。
　　我也曾劝过他，菜场里的螺蛳多的是，你要多少就买多少，他总说买来的没有自己摸来的好吃。每每带着还少不更事的儿子游西湖，与其说是去看风景的，还不如说是去摸螺蛳的。
　　湖中除了螺蛳以外，还有不少河蚌。在冬天晴朗的日子里，河蚌张开蚌壳，好像跟人一样，也要晒晒太阳。这时，你捡一条长长的枯枝，伸进湖水，刺在两片张开的蚌壳之间，蚌壳马上将枯枝夹紧。这时，你只要提起枯枝，河蚌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有一次，我们在曲院风荷，发现了浅水区有一大堆河蚌，捞起来一数，居然有十八只，装了满满的以一塑料袋，拎起来沉甸甸的。回家一称，居然有十二斤重。
　　于是，我想起童年的往事：摸螺蛳、抲黄鳝、捉老鼠、罩麻雀，既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游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来到附近的外婆家，跟着姨妈们一起到池塘里捞螺蛳。捞螺蛳的工具，是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头扎上一个半圆形的竹架，竹架的直边在下，弧边在上，下面连着一个长长的网兜。双手握着竹竿，沿着池塘的缓坡，将竹架用力往下撑，这时螺蛳连着石子一起滚进网兜里，然后提起竹竿，洗掉污泥，网兜里的螺蛳就成瓮中之鳖了。这个过程，俗称“撑螺蛳”。
　　我因年纪太小，只有跟在姨妈们的屁股后面，跑前跑后，哇哇大叫，看到螺蛳多了就兴奋，螺蛳少了就沮丧。有时将大的螺蛳从石子里捡出来，扔到篮子里，算是帮一点忙。其实，姨妈们一举两得，一者捞了螺蛳，二者管了我这个小孩，而且还管得挺省力、挺开心的。
　　从小像水獭一样在水中玩大，到了十余岁的时候，游泳潜水都是小菜一碟，该派用场了。在暑假里，吃过午饭，我跟几个小伙伴身上穿一条短裤，头上顶一个脸盆，冒着炎炎的烈日，到离家两三里路远的大池塘里摸螺蛳。
　　池塘边上水较浅，螺蛳老早被人摸光了，只能游到离岸边较远的深水区去摸。摸螺蛳的时候，先张大嘴巴，猛吸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屏住气息，“咕咚”一声钻进水里，潜到池塘底部的烂泥里，伸开双手，乱摸一气，直到双手捧满，才用力蹬脚，将身体浮出水面，整个过程大约在半分到一分钟。因为离岸边较远，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盛螺蛳的脸盆不是放在岸边，而是飘在池塘的水面上。这样，不停地潜水出水，到下午三点左右，一般可以摸到大半脸盆螺蛳。
　　最怕有风的日子。你潜水之前，飘在水面的脸盆就在身边；等你浮出水面，脸盆可能已经被风吹得老远，还要游过去找脸盆，耽搁时间。有时脸盆里的螺蛳比较满了，随时好像要沉下去，碰巧大风一吹，脸盆果然沉没。有时身体浮出水面，头部不小心碰到脸盆，导致倾覆，前功尽弃。
　　潜水摸螺蛳，对小孩伤害最大的是眼睛。每次浮出水面以后，因为双手捧着螺蛳，无法用手抹去头上、脸上不停流淌的水滴，直接睁开眼睛，浑水就流进眼眶。半天下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血红血红的。好在孩子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泡大，有了相当的抵抗能力，睡一个晚上就恢复了。
　　三个小时的战果，大约能摸到七八斤螺蛳。一家人一天吃不完，于是卖掉一半，每斤五分钱，一共两角钱。摸螺蛳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不仅改善家里的伙食，还能赚到两角钱，这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
　　有一次，我捧着摸来的一脸盆螺蛳，来到外婆家，倒在他们的脸盆里，自己回到池塘里再去摸。正好舅妈在家，以后逢人便夸我这个外甥懂事，直到读大学以后还在夸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摸螺蛳·抲黄鳝·捉老鼠·罩麻雀(下)
　　至于儿时抲黄鳝的情景，我印象最深的是邻村一个专门以钓黄鳝为生的“小老头”。说他老，因为当时已经有六七十岁年纪，满脸皱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说他小，因为是一个侏儒，身高只有一米三四十公分高，个子跟十几岁的小孩子差不多。
　　“小老头”虽然个子矮，但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形象高大，有一点大英雄的味道。在他系在腰间的栲栳里，每次都有不少黄澄澄的大黄鳝，又粗又长。因为黄鳝天生无鳞，光滑圆润的身上还有一层粘液，用手指去抲，“哧溜”一声滑走了，留下一池浑水，所以，大家深感抲黄鳝的不易，更觉“小老头”本领非凡。
　　黄鳝难抲，“小老头”的办法是用钩钓。取一根细铁丝，将一头弯曲，做成铁钩，穿上蚯蚓，作为诱饵。他拿着黄鳝钩，在塘塍、田磡的石缝里伸进缩回，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引诱。如果石缝里有黄鳝，它会张开大嘴，一口吞下，轻轻一提，这条黄鳝就十拿九稳了。 “小老头”经验老到，善观水色，看看是不是浑浊，洞口有没有黄鳝粪便，就大致可以确定石缝里有无黄鳝，以便有的放矢。从池塘石缝里钓出来的黄鳝，与在水田里抓的不同，一般年份要长，颜色要黄，又粗又长，煞是好看。
　　与“小老头”善钓黄鳝不同，我的一位堂兄善抲黄鳝，并以此为生。有一年夏天，我跟在他后面，在田野里转了一天，傍晚满载而归，也让我有了亲身的体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有两种本领，一种是善观形势，沿着田塍一路走过去，看看水色，再看看黄鳝洞，他马上就可以判断里面有没有黄鳝，到底还躲在洞里，或者已经游走了；二是他的食指和拇指仿佛组成一把铁钳，只要被他发现，黄鳝往往在劫难逃，再滑再溜也没有用。俗话说，一物克一物，他是黄鳝的克星。
　　我既没有“小老头”钓黄鳝的本领，也没有堂兄抲黄鳝的能耐，只好去夹黄鳝了。夹黄鳝的工具是黄鳝夹，其实是两条竹片，中间钻一个孔，用铁钉钉牢，可以活动，把竹片的一头，锯成锯齿形，对准黄鳝，猛的一夹，十拿九稳。
　　在月明星稀的晚上，约上两三个小伙伴，左手提着煤油灯，右手握着黄鳝夹，腰间系着栲栳，沿着窄窄的田塍，缓缓而行。黄鳝喜欢晚上游出洞来觅食，一见到灯光，不跑不动，似乎等你去夹，被丢进栲栳里，它还不知成死囚呢。
　　深更半夜夹黄鳝，容易迷路，有时在田野里转圈，回不了家。尤其是在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不辨东西南北。当年老家的田间地头，坟堆丛杂，尤其是新筑的坟墓，磷光点点，忽明忽暗，俗称“鬼火”，因而把迷路叫做“鬼迷”。按乡下的说法，对于“鬼迷”者，旁人要给他打一个耳光，才会醒悟。第二天，他会向人们复述前一个晚上“鬼迷”的亲历，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
　　除了螺蛳和黄鳝，老鼠也是我童年常吃的美食。在我的老家，消灭老鼠不是用老鼠药，而是用一种用木匣砸老鼠的土法，简单实用。
　　用厚木板制成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底部放着一块薄板，薄板上撒着一些稻谷，上方高悬着一块稍小的重木板。只要老鼠跳进木匣里吃稻谷，必然落在薄板上，牵动底下预先设下的机关，高悬在木匣上方的重木板突然砸下来。如果是小老鼠，当场毙命，如果是大老鼠，一时半会死不了，还要挣扎半天，因此在重木板上面再压一块大石头，送它上西天。
　　有一次，木匣里刚刚砸住一只大老鼠。我因为年幼好奇，想急着知道到底死了没有，央求父亲把重木板提起来了，谁知狡猾的大老鼠还没有死，立马跳出木匣，一溜烟逃走了。
　　父亲是捉老鼠的高手，曾经睡在床上徒手捉住老鼠，传为美谈。家里有一只用厚木板做成的牛槽，平时装了秕谷，夜晚老鼠频频光临，窸窸窣窣，不得安宁。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在牛槽上罩了一把稻筛，用木棒支撑，在木棒上系一根绳子，一头连到床头。深夜，父亲听到牛槽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知道老鼠又在“开盛宴”了，一拉绳子，牵动木棒，稻筛应声而下，罩住箩筐，老鼠在劫难逃。他拿了一根尖尖的铁条，透过箩筐的格子，将老鼠刺死。
　　不过，老师傅也有失手的时候，老鼠没有抓着，还赔上了新箩筐。有一年秋天，新箩筐里装着稻谷，晚上老鼠来糟蹋，赶了走，走了来，来了再赶，再赶再走，把父亲惹恼了，用上面同样的办法，果然将老鼠罩住了。父亲志得意满，呼呼大睡，准备来日再去收拾它们。翌日，当父亲起床查看箩筐时，不见一只老鼠的踪影，却发现崭新的箩筐被咬出了几个大洞，老鼠从大洞中逃走了。
　　除了捉老鼠，父亲还喜欢抓麻雀。当时，我家刚刚造了两间新房，里面堆满了稻草，因为二楼的玻璃窗没有装玻璃，麻雀飞进飞出，来去自由，在墙洞里筑巢。晚上，父亲带了一只手电筒，背了一张梯子，偷偷架在墙洞下，悄悄地爬上去，抓到的有大麻雀，也有小麻雀，还有麻雀蛋。一直以来，父亲脸上多雀斑，于是好事者说，那是他喜欢捉麻雀的缘故。其实，他早在七岁的时候，还不会捉麻雀，脸上就开始长雀斑了。
　　到了冬天，是罩麻雀的好机会。一场大雪过后，野外冰天雪地，麻雀无处觅食，只有飞到村落，停在屋顶，伺机冲进家里觅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在二楼的木柜上，用木棒支起一把稻筛，再用一根细绳系在木棒上，一头连到隐蔽的地方。在稻筛下撒了一层秕谷，作为诱饵，同时打开窗门，等待麻雀上钩。我躲在远处观察，发现几只麻雀停在屋顶的积雪上，先是朝木柜上的秕谷张望，发现没有动静，于是胆大的麻雀先飞进来，一只、两只、三只……，所有的饿极了的麻雀在竹筛下欢快地啄食。这时，我突然拉动细绳，稻筛应声罩下，总能罩住几只麻雀，成为盘中餐。
　　也有的小伙伴恶作剧，罩住麻雀以后，在它的身上淋上煤油，然后用火柴点燃，变成一只火鸟，任其飞走。有一次，一只浑身燃烧的麻雀，飞到邻村粮仓顶部的稻草上，引燃了粮仓，把全部粮食烧光，闯下大祸。
　　如今，螺蛳也好，河蚌也好，黄鳝也好，麻雀也好，菜场哪样没有，可总是勾不起我的食欲。还是儿子说得好：“菜场里买来的，哪有自己抓来的好吃！”(《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种菜秧　　我所在的是一个两三百人的小村庄，藉藉无名，只有一样算是小有名气——种菜秧，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菜秧，青菜、南瓜、茄子、苦麻、刀豆和番薯等等，应有尽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每逢农历的一、四、七，就是乡里固定的市日。这时候，大家都到镇上去赶集，有买的，有卖的，还有小孩子逛大街的，小伙子看大姑娘的。在小溪两岸狭窄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排着一个个小摊。大凡卖糖的，是我外婆家村的；大凡卖菜秧的，是我村的。　　卖菜秧是一种小之又小的小生意。一般是十株菜秧并在一起，作为一把。价格具体记不起来了，大概每把一两分钱吧。当时爷爷到镇上去卖青菜，五分钱一斤，卖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即使卖了一担菜秧，也不过一两元钱。　　种植菜秧并不难，难在需要小心伺候。先将土地平整成一畦一畦的，同时将泥土捣碎成粉末状，不能有粗泥块；再将菜籽均匀地撒在细土上，用喷壶喷湿。在菜籽发芽、菜秧生长的过程中，如果老天不下雨，几乎天天要喷水，精心伺候。　　播撒的菜籽，有的是自己地里留下来的，也有的是从走家串户的小商贩那里买来的。自己留的菜籽比较放心，但品种容易退化，一代不如一代；从小商贩那里买来的从照片上看看不错，但没有把握，种植以后才知道好坏，难免张冠李戴，种瓜得豆，所以也有一点小小的烦恼。　　最有意思的是留番薯种。秋天，番薯收获以后，可以堆在家里的地上或者楼板上，也可以整株挂在楼板下，慢慢地吃，越吃越甜，到春节以后就更甜了。只是藏在家里的番薯容易腐烂，或者被老鼠糟蹋，为此特意到屋外窖藏。在村边干燥的高地上，挖一个土坑，四周垫上厚厚的稻草，把番薯藏在里面，再在上面盖上稻草，稻草上面盖上泥土，最后在泥土上面堆一个尖尖的草垛。高地上一个接一个的草垛，煞是好看，成为孩子们游戏玩耍的好场所。第二年开春，移走草垛，挖开泥土，在稻草里躲了一个冬天的番薯种才重见天日。不过，多少要受一些损失，一是雨水淋湿腐烂的，二是老鼠咬坏糟蹋的，三是小孩偷偷挖走的。如果能够留下六七成，也就阿弥陀佛了。　　将番薯种一块连一块浅浅地埋在地里，薄薄地盖上一层细土，不久就会有许多小小的嫩芽钻出来，呈现一片油油的绿意。番薯是扦插植物，等嫩芽长到十几厘米，可以用剪刀剪下来，就是番薯秧（俗称“番薯头”），拿到集市上去卖。长的剪掉了，短的长高了，老的剪掉了，新的发出了，番薯秧剪了一茬又一茬，一般可以剪十来茬，直到过了季节为止，真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落市以后，埋在地里的番薯渐渐腐烂，根须下面又会生出新的小番薯。　　我家每年都要种一点番薯秧，半为留着自家插扦，半为拿到街上卖钱。所以，我对番薯秧有特别的了解，至今还记忆犹新。(《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9月)
　　篾匠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先生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在南方随处可见。在我的童年，居家过日子，处处都有竹器的影子：淘米的淘箩、舀水的竹筒、挑泥的扎箕、盛谷的箩筐、晒谷的篾垫、筛米的米筛、躺人的竹椅和睡人的竹席。　　要将竹子制成竹器，少不了篾匠的一双巧手。一筒青竹，对剖再对剖，剖成竹片，再将竹皮竹心剖开，分成青竹片和黄竹片。然后再根据需要，竹皮部分剖成青篾片或青篾丝。　　劈篾的时候，篾匠一手持篾，一手持刀，这还不够，于是把牙齿也用上了，咬住篾片，慢慢地拉开来了，一直拖到地下。乡下家家户户都养鸡，地上经常拉满鸡屎，难免沾上篾片，最后咬到篾匠的嘴巴里，很不卫生。所以老家有一句谚语，形容做篾匠的艰辛和无奈：“篾匠学得会，鸡屎吃三堆；篾匠学得精，鸡屎吃三斤。”　　除了常用的篾刀、锯子、凿子，篾匠还有一件很好玩的工具——篾铁。它的形状像一把铁打的小刀，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插在任何地方，柔软的竹篾都能从小槽中穿过去。　　儿时的篾匠，大多是上门做东家的，或新编竹器，或修修补补，做上一两天。只有给生产队里做生活，才需要十天半月，因为需要修补的箩筐特别多。　　我们生产队里每年请来修补的篾匠叫做小毛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头上癞痢，油光可鉴，永远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能说会道，与社员们关系十分融洽。小毛师生性幽默，曾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小毛师啊小毛师，你人还长得不错，就差这个瘌痢头！”有一次，他跟老婆吵架，老婆生气了，他凑了上去，以逗小孩的亲密口吻说了一句俏皮话：“小毛嫂嫂，笑一口！”听到这句话，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哈哈大笑，有的笑弯了腰。这句话一时成了当年村里的流行语，如果你想逗人，开口便是：“小毛嫂嫂，笑一口！”闻者便会心一笑。　　小毛师家里有一儿一女，那时都已长大成人。因为年年来村里做生活，混得熟了，热心人便主动给他的儿女作伐。正好我的堂伯父也有一双儿女，年纪般配。双方父母同意了，还要征求儿女本人的意见，两对兄妹便在镇上相亲，俗称“看人”，一见钟情，定了终身，结为连理。　　不是每个篾匠都能像小毛师一样长期有东家可做的，有的篾匠挑着担子走家串户，一头是工具，另一头是劈好的各种篾条。谈好价格以后，篾匠就在主人家门口干活。这样，周围吸引村里的男女老少前来围观，以招徕更多的生意。　　最常见的是补篾席。篾席用得时间长了，又光又滑又清凉，也容易破损。篾匠用篾铁将旧篾或者破篾抽掉，补上新篾。补好的篾席，颜色深深浅浅、斑斑驳驳。只要能补，人们还是喜欢旧篾席，因为睡起来清凉滑爽。 　　如今，竹器的使用越来越少。前年回家，无意中看到家里的一个小箩，做工精细，结实耐用，不失为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同时又是家中的“文物”，上面还有爷爷用毛笔书写的年份，居然有五十岁了，比我还要大一截呢！(《六零后记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箍桶匠　　“箍桶哦——箍桶哦——”，随着这样的吆喝声，只见一个箍桶匠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工具箱，走家串户，无论春秋冬夏、寒冬酷暑。揽着了生意，就放下担子，取出刨、刀等工具，干起活来。　　木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之密切，只要看一看越剧《九斤姑娘》（也叫《箍桶记》）就行了。戏中聪明伶俐的九斤姑娘与她的父亲张箍桶之间，有一段幽默诙谐的对唱：　　张箍桶：天亮要箍天亮桶， 　　九斤姑娘：就是那清早起来的洗面桶。 　　张箍桶：还有那晏昼要箍午时桶， 　　九斤姑娘：就是侬阿爹的老饭桶。 　　张箍桶：还有日落西山黄昏桶， 　　九斤姑娘：长工短工都要用，田畈回来洗脚桶。 　　张箍桶：还有半夜三更要紧桶， 　　九斤姑娘：阿囡房里的红漆桶。 　　张箍桶：要箍有盖无底桶，要箍有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有盖无底是锅盖，有底无盖豆腐桶。 　　张箍桶：要箍无底无盖桶， 　　九斤姑娘：无底无盖是蒸桶。 　　张箍桶：还有恩恩爱爱夫妻桶， 　　九斤姑娘：夫妻桶，总成对，就是早间挑水桶。　　在我的童年，很多器具都是木头做的，打水用的木桶，洗衣、洗碗用的木盆，就连尿桶、粪桶也是木制的。从前有的人家姑娘出嫁之前，专门要请箍桶匠上门做几天生活，把日常所需的各种木桶做齐全，作为陪嫁的妆奁。　　木桶以圆形为主，而造房子用的门槛、窗户则是方的。人们把箍桶匠又称作圆作木匠，以与造房子的方作木匠相区别。与制作方形家具相比，难就难在木桶是圆形的，箍桶匠刨木料的刨子不同于木匠的刨子。圆作刨时，箍桶匠双手持木料，在刨子上刨；而方作刨时，木匠用双手推着将刨子刨。　　还有一个难处，木匠做的家具，只要牢固就行；而箍桶匠箍的木桶，除了牢固以外，还要滴水不漏。箍桶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靠胶水，就能让木条与木条之间严丝合缝。在箍好的桶底，还要塞些锯末，以防漏水。箍桶这一行，虽然算不上巧夺天工，也堪称滴水不漏。　　大伯伯生前是小有名气的木匠，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做十六把椅子。解放初期，乡下生活困难，很少有人请木匠做家具，他每每在空闲的时候，走家串户，上门客串箍桶匠。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日常器具更新换代，塑料桶、金属盆越来越多，箍桶匠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职业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剃头匠　　“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有亲眼见过剃头挑子的人，领会不了这句歇后语的妙处。　　据说，过去标准的剃头挑子是用扁担挑着，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三个抽屉，上面一个是放钱的，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的工具，这是一头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置小煤炉，上面放一个大沿黄铜盆，这样可保持水的热度，这是一头热。　　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经没有这么考究了。剃头匠只是背一只药箱一样的箱子，里面装了剪子、推子、剃刀和香粉等必备的工具，那行头倒有点像一个赤脚医生了。　　上门剃头实行年费包干制，一般大人一年两元，孩子减半，半个月上门一次。大人除了剃头以外，还要修脸、刮胡子，比较细致。而小孩子嫌剃头太难受，围裙带着油渍，脑袋被扭来扭去，所以任凭剃头匠千呼万唤，就是不理不睬，最后只好叫他们的父母出面，揪着耳朵拉过来，省略到只剩下剪发一道程序，连头也不洗了，就一溜烟跑去玩了。　　那时，小孩子喜欢剃“扎箕头”。扎箕是农家使用的竹编农具，呈大半个椭圆型，一边开口，形如低沿簸箕。小孩的“扎箕头”，就是头的前部和当中留有几毫米的头发，两边和后头边缘都剃光的发型，形似一只扎箕。也有的小孩子剃成“板刷头”，留下短短的头发，看起来像板刷一样。至于爱美的小伙子，就剃“西洋发”了，要三七分开的，将两边的头发都往后面斜斜地飞翘着。至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十有八九剃光头，无挂无碍，非常方便。　　当时到我村剃头的，一个是上了年纪的洪光师。他生性幽默，一脸笑容，喜欢跟孩子们开玩笑。调皮的孩子们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洪光师（死），今日不死明朝死，明朝不死后日死，后日不死一锄头打你死！”还有一个“轿夫村”的永明师，好像世代都以剃头为业。　　儿时，母亲抱着妹妹，带着我，叫村里的一位矮个子理发师剃头，三个人一共才花两角钱。上初中以后，我到镇上的理发店里去剃头。记得有一个剃头匠叫溪泉师，年纪轻轻，背有点驼，喜欢给顾客讲笑话：有一个北方人到南方来，看见红红的石榴，一时心动，买了两斤，拿了一只，没有剥皮就咬了一口，又苦又麻，随手扔到溪上；再吃，再扔，直到全部扔光为止。这个笑话是他从别处听来的，还是自己编造的，我不清楚，或许是以讲笑话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吧。　　曾经听过一则有关剃头的笑话，令人捧腹，至今记忆犹新。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个徒弟学剃头，师傅教他先用剃刀在西瓜上刮，练习浮劲。师傅娘叫他去干活，他“哦”的应了一声，将剃刀插在西瓜上，转身去干活了，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学习期满，徒弟正式给人剃头。这时，师傅娘又叫他干活了，他又“哦”的一声，将剃刀插在人的头上，转身去干活了，来剃头的人鲜血直流。　　这当然只是笑话，虽然剃刀划破皮肤的事情屡见不鲜，再蹩脚的剃头匠也不会把人的头颅剖开。(《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日)
　　赤脚医生　　儿时喜欢看电影，有两个名词想来想去抓破头皮就是搞不懂：一个是“地下党员”，明明是生活在地上的，怎么还说是“地下”的？另一个是“赤脚医生”，明明是穿着鞋子的，怎么还说是“赤脚”的？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有一个镜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当村里的赤脚医生抱起小孩时，那小孩把穿在脚上的两只鞋子脱掉，然后欢天喜地地说：“我也当赤脚医生喽！我也当赤脚医生喽！”当时，我的年纪跟电影中的小孩相仿佛，对“赤脚医生”的认识，也跟电影中的小孩差不多：赤着脚的医生。　　在我的印象中，赤脚医生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常背着药箱，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不但要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小孩子最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　　久而久之，赤脚医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态度很好，但是医术一般，只能打打针，包扎包扎，最多看看伤风咳嗽。可在离我家不远的海塘村，有一个赤脚医生叫洪成土，却摸索出了盲肠炎不开刀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至今已经治好了近两千个患者，有的还是省、市、县三级医院回绝的疑难杂症病人。　　洪成土自幼丧父，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长大以后，他常想：自己能不能学一点医术，给母亲看病？于是，他从公社里花一毛钱买了一本医书，自学医疗知识。当时，他跟隔壁的四叔学拳，不慎摔伤，后来演变成坐骨神经痛，无钱医治。有个朋友跟他说，打银针可以治疗坐骨神经痛。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借了一本医书，开始学习针灸知识。没有银针怎么办？说来也巧，有一次医生在治疗时，不慎将一根银针掉在地上。他手疾眼快，一脚把银针踩住，等医生走了，才捡起来了，据为己有。按照医书上的介绍，他用这根“捡”来的银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结果一针下去，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居然消失了。更令人称奇的是，隔壁生产队长的母亲牙齿痛，痛了三天三夜，痛得直拍大腿。他壮着胆子，试着给她打了一针，居然针到病除，轰动全村。后来，村里分配到一个赤脚医生的名额，而洪成土家得成分是中农，按理是没有资格的，幸亏队长竭力推荐：“像他这样聪明的人，村里没有了。”好运终于落到了他头上，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农村缺少药品，赤脚医生经常翻山越岭，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不知道爬过多少次悬崖，遇到多少次危险。有一年夏天，洪成土与村里的卫生员一起到地处深山的马岭脚挖草药。他们正在峭壁寻找草药，突然从山顶上滚下许多大树，咆哮而来，幸亏躲避及时，眼看着疯狂的大树从头顶滚下去，吓得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被任何一株大树碰到，定要粉身碎骨。事后才知道，山民们为了省力，不是将砍倒的树抬下山去，而是让它们自己滚下山去。　　附近有一座山，叫做“官岩山”，山上有一条陡峭的天然石缝，好像被薄刀切开一样，叫做“薄刀弄”，从来没人敢下去。洪成土天天看着“薄刀弄”，心里痒痒的，想下去探个究竟。有一天，他和卫生员背着白色的帆布包，将绳子的一头捆在山顶的大树上，一头系在腰间，沿着绳子滑下去，准备采药。这时，在山下劳作的农民看见了，奔走相告：荒无人烟的“薄刀弄”里闹鬼了，有两个鬼背着白色的包。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所谓的“鬼”，原来是正在那里采药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跟赤脚医生结缘，最早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断奶。到了四虚岁，我还在吃奶，让母亲很头痛。第一次，母亲到大队的医疗室，找到赤脚医生，讨了一点红药水，将乳头涂红了，我还是照吃不误；第二次，母亲又到大队的医疗室，找到赤脚医生，再讨了一张橡皮膏，贴在乳头上，我再也不吃奶了。　　后来，我有什么伤风、咳嗽、发烧、痢疾等小毛病，母亲总是把我带到大队医疗站，请赤脚医生给我看病。记得吃的消炎药是五分钱一颗的“四环素”，三分半一颗的“土霉素”，退烧药是两分钱一颗的“安乃近”，止泻药是“痢特灵”，多少价格记不清了，反正都很便宜。　　八十年代初，我上了初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药罐子”。每当生病，我不去乡里的卫生院，因为那里的医生板着脸孔、爱理不理的，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而是喜欢找学校附近的一位赤脚医生。他是我伯父的同学，父亲的朋友，待人接物非常和善，脸上永远是笑嘻嘻的，并把病症、病理和治疗方案，耐耐心心地告诉患者。后来，他潜心研究家乡的文史，颇有所得，据说还能写旧体诗。　　九十年代以后，赤脚医生摇身一变，成为执业医生了。父母年迈多病，喜欢去村医疗室看病，因为执业医生既熟悉，又热情，但童年对赤脚医生的印象，永远无法磨灭——赤着脚的医生。(《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磨剪刀·锵菜刀
　　“磨剪刀哎……锵菜刀……”有一天，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突然听到这样抑扬顿挫、韵味悠长的吆喝声，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近。在我的童年，磨刀匠扛着一条特制的四尺长条凳，走家串户，悠长的吆喝声久久地回荡在乡村。
　　儿时听到磨刀匠的吆喝声，孩子们便从家里跑出来，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尾随在他的身后。磨刀匠一边走，一边吆喝，希望能接到生意。比磨刀匠更心焦的是小孩子，只怕没有生意，磨刀匠会离开村庄。等磨刀匠接到生意，放下凳子，开始干活，孩子们一颗悬着的心，便松了下来，以他为中心，围成一圈，仿佛众星捧月一般，一直到他磨好刀剪、离开村庄为止。
　　有意思的是，磨刀匠在磨菜刀的时候，劈开双腿，跨坐在凳子上，那姿势仿佛是在骑马。磨菜刀一般要经过粗磨和细磨两道工序，先在砂砖上进行粗磨，然后在油石上进行细磨。磨了一阵，磨刀匠就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两下，又眯起一只眼睛，看看刀锋是否锋利。
　　有的菜刀变钝了，光磨还不够，就需要用锵刀将它锵薄。锵菜刀的工具是一根尺把长的铁杆，两头装有横扶手，铁杆中间镶一把锋利无比的锵刀，用它将菜刀的两侧刮薄。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菜刀本是坚硬的钢铁煅打而成，但在更加锋利无比的锵刀下，也只有乖乖地就范，仿佛是木匠用铁刨刨木头一样干脆。由此可见，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强中更有强中手。
　　磨剪刀与锵菜刀相比，难度要大一些。菜刀是一片，而剪刀是两片，合在一起后，刀尖对齐，松紧适度，紧而不涩，松而不旷。剪刀磨好以后，磨刀匠用破布条或者纸片试验刀刃，轻轻一剪，布条或者纸条一刀两断，功夫才算到家。
　　磨剪刀和锵菜刀都是小本生意，甚至是无本生意，投入少，赚钱更少，当年具体的工钱是多少，早已忘了，最多是五分、一角吧。干这一行的，往往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常年走家串户，风里来，雨里去，赚的是一点辛苦钱。(《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补缸·补碗·补锅
　　如今，过着用破即扔的一次性生活，方便是方便了，但回想起童年那种修修补补的日子，心头竟有种宁静致远的幸福感。年与时驰，家什也在时间中慢慢沉淀，补丁如一页页日记，记录着酸甜苦辣的故事；裂缝像老人的皱纹，刻下毕生欢笑哭泣的痕迹。最让我感怀的，是补缸、补碗与补锅。
　　乡下的家家户户都有大大小小的缸，盛水的水缸、腌菜的菜缸、装米的米缸、酿酒的酒缸、做酱的酱缸、装粪的粪缸，大的可盛装几百公斤的水，小的用于做酒酿。缸是易碎品，容易出现裂痕，买新不如补旧，来得节省。
　　“补缸哦——”，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村边走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补缸匠，手里拎一只包，里面有几只铁钻和—把小铁锤，还有铁沙和盐卤等材料。他们进村串户，吆喝揽活，需要修补的人家，将缸、坛、罐抬出来。
　　补缸匠补缸时，三个指头捏着小钻，另一只手握小铁锤，对准裂缝，“笃笃笃”，一阵不轻不重的敲击，沿着裂缝敲出—条约半公分宽的浅槽，然后再在浅槽的两侧敲出两个小坑，安装铁搭钩。最后沿缝口捺上盐卤拌的铁沙，将整条缝口捺平，缸就补好了。
　　小孩子看到有补缸的人进村，新鲜热闹，都来围观。看那补缸匠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淡淡定定，一副笃悠悠的样子，我的心却悬在半空中，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为什么？缸作为一种易碎品，土话叫做“琉璃货”，榔头敲轻了，凿不出孔来，榔头敲重了，只怕旧缝未补，又添新缝。而且，补一条长缝，要用的铁搭钩，需要八个十个，活像一条蜈蚣。每装一个铁搭钩，都要忙上一阵，等全部安装好，非得半天一天。等到整只缸补好了，我悬了半天一天的心，才算石头落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补碗跟补缸是一样的道理，只是一个大件，一个小件。作为瓷器的碗，比陶器的缸更坚硬，不能用榔头敲，而必须用钻子钻，补起来更加麻烦，更加需要耐心。“没有金刚钻，不拦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补碗和补缸，还有补锅，一般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两个徒弟。每到一处，徒弟走村串巷兜生意，师傅则在驻地生火开炉。补锅匠左手掌里摊一个用几层布叠成的布饼，上面放一层绿英砂，右手的铁勺子从坩锅中提取出一粒咖啡豆大小的铁水珠，倒在布饼上，衬到破锅的底部，再用另一根沾上油水的小棍子在内侧压上，锅就补好了。
　　如今，补缸、补碗和补锅的老行当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直至在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但建设低碳社会，这个“补”字后面隐含的节俭精神，还不能丢。。(《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打铁·打锡
　　国庆长假，带儿子参观杭州市拱宸桥西的中国刀剑博物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刀和剑云集于此，琳琅满目，处处是刀光剑影。看到最后，是一个模拟的打铁铺，还有几个打铁匠的蜡像栩栩如生，不禁莞尔，把我的思绪带回了童年。
　　每年冬天，浙江永康的打铁匠不期而至，在村里的台门口临时支起一个打铁铺。从此以后，“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仿佛一支美妙的曲子，传遍大半个村，成为乡村冬日的一道风景，也满足了我童年的好奇心。
　　打铁铺因陋就简，中间放个大火炉，炉边架一风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膛内火苗直蹿。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然后移到大铁墩上，师傅掌小锤，徒弟抡大锤，不断锻打。师傅右手握小锤，左手握铁钳，不断翻动铁料，坚硬的铁块在不停的锻打中，渐渐变方、圆、长、扁、尖，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术。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让木炭烧得更长，打铁匠预先要进行土法处理。在泥地里挖一个坑，灌进水，倒入红壤，进行搅拌，使其变成泥浆，再倒入木炭，再次搅拌，这样的木炭吸附了湿漉漉的红壤泥浆，同样能够烧旺，还能延长燃烧的时间。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为了使刀刃锋利，必须加上少量的钢。钢和铁都是“死硬分子”，又不是做加馅料，搓把圆，捏把扁，要把它们揉在一起，谈何容易！先将铁器烧红，放在铁墩上将锋刃打卷，加进钢材；放进火炉再次烧红，继续在铁墩上锻打；反复几次以后，老的铁和新的钢混在一起，就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了。
　　有一天，因为打铁师傅没有把火红的铁器钳牢，从铁墩上掉下来，不幸落在徒弟的脚背上，当即起泡。师傅没有给他治疗，也没有让他休息，还是天天带伤坚持高强度的工作，后来整个脚背都溃烂了。村里的好心人看不下去，送给徒弟一支药膏，涂在创处，用布包好，过了一段时间，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除了铁器以外，日常的器皿作兴用锡器。“打壶瓶打镴哦！”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我知道浙江永康的锡匠来了。锡器的土话叫“镴”，打锡器就叫“打镴”。锡器有香炉、蜡烛台、茶叶罐和酒壶，当时乡下喝的米酒和白酒，装在敞口、细颈、大肚的酒壶中，土话叫“壶瓶”，这是锡器的标志。
　　锡匠支起担子，拉动风箱，旧锡器很快就在炉中化成锡水，然后制成锡片。把锡片剪成各种需要的形状，用一个木棰在铁砧上敲敲打打，焊好接口，一件锡器就成型了。最后用锉刀锉一遍，用砂纸打一打就行了。
　　锡匠也能制作简单的铜器，譬如铜锅铲、铜瓢之类的。一般是用旧铜器或者铜板和铜钱，放在炉里溶化，将铜水倒进预先准备好的模具里，冷却就行，然后用锉刀把粗糙的地方锉锉光。两者的区别在于，铜器是铸造的，锡器是打造的。
　　长大以后，我对古钱币产生兴趣，当年为了打实用的铜铲和铜瓢，村人不知溶化了多少铜钱和铜板，或许还有珍贵的古钱币呢！
　　八十年代以后，农具和生活用具都买现成的了，但至今还是忘不了儿时打铁、打锡和铸铜的情景。(《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阉猪·阉鸡
　　去年到浙江嘉兴出差，席间听一位朋友说起，当地有一道名菜：小猪睾丸。我闻言莞尔，因为这道所谓的名菜，在我老家也有，并且在童年不知道品尝了多少次。
　　老家的小猪有点名气，就是浙江金华的“两头乌”。雄猪饲养二三十天，就要进行人工阉割，这个手术一般由家里的男人做。阉小猪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拎起小猪的两条后腿，靠在椅背上，另一个人手起刀落，迅速将小猪的睾丸从中间剖开，切除，再在刀口处涂上一点唾沫，敷上一撮从烟囱里刮下来的煤灰。我不知道这一撮煤灰到底有什么功效，是止血消炎呢，还是防止别的小猪去舔刀口。
　　当年爷爷阉割小猪以后，将睾丸交给奶奶，在灶头的炭火里烤熟，给我这个小孙子享用。小猪睾丸经过炭火的烧烤，驱除臊气，吃起来粉粉的、香香的，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美味。
　　与雄猪从小阉割不同，雌猪一般长到四五十斤，也要经过一次阉割。阉猪师傅是外婆家的邻居，不知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人们叫他“帝帝狗”。据说，特的父母曾经给他算过命，算命先生信口雌黄，说他贵不可言，将来可以当皇帝，从此起了一个“皇帝狗”的绰号。毕竟帝制已经被推翻了，皇帝自然没有当成，于是就变成 “帝帝狗” 了。
　　在阉割的时候，“帝帝狗”将雌猪摁倒在地，一脚踩住猪头，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将猪肚划开一口小孔，然后用两个手指伸进孔去，摸到猪肚里的卵巢，拉出来，再切除。当然，雌猪比雄猪阉得迟，体重要大，力气也大，挣扎得凶，需要有一两个大力士在一旁配合。
　　除了阉猪，还有阉鸡。雄鸡如果不是长大以后做种鸡，也要进行阉割，才能长肉，不会发情。
　　阉鸡师傅坐在一条小凳上，将小鸡捉住，反剪双翅，缚在一根木棒上，用双腿夹住。先将肚子上的鸡毛拔去一撮，拿起锋利的阉鸡刀，飞快地在鸡肚切开一条道口子，再用一把两头带钩、俗称“铁弓”的工具，把那道口子撑开，用一根尺把长、一头系着条细线的圆竹棒，伸进口子里，捻起线儿拉扯几下，再用一个小勺子，把鸡子从里面掏出来。阉鸡师傅掰开鸡的嘴巴，灌上几滴水，一只鸡便阉好了。
　　邻村有个阉鸡师傅，有一年南下广东阉鸡，赚了不少钱，想坐飞机回家。他是个半文盲，不会说普通话，把“阉”字说成土话“结”字。在机场安检时，安检人员问他是干什么的，回答是“结鸡”（与“劫机”同音）的。安检人员一下子惊呆了，居然有人敢在机场公开劫机？！连忙把他扣下。直到取得老家证明，知道是一场误会，才把他放出来。
　　这可不是笑话，此人后来还是镇兽医站的站长呢！(《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修伞　　现在伞是稀松平常的了，一把破了，随手丢弃，再拿一把好的。而在我的童年，伞是很珍惜的，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直到破得不能再补为止。　　“修凉伞—补雨伞—哦！凉伞雨伞修哇？”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修伞匠挑了担子过来，一头是三个抽屉的木箱，装着修伞的工具；另一头是一个箩筐，盛了各式各样的伞骨架，以及一捆伞纸和一小桶桐油。听到吆喝声，村人便从家里拿出残破的油纸伞和油布伞，请修伞匠修补。这时，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以修伞匠为中心，围成一个圈子，看他如何修补。　　修伞匠在膝盖上摊开一块脏兮兮的围布，套上脏兮兮的袖套，开始补伞。给油纸伞打补丁最简单了，只要在破损的地方刷一层桐油，再粘上一层棉纸，然后在棉纸上再涂上一层桐油，干燥后即可。换骨架就复杂多了，只见修伞匠一会儿掏尖嘴钳，一会儿拿剪刀，干净利落，轻松纯熟。不论伞有什么毛病，只要到修伞匠手中，三下五去二，保证给你修好。　　为了减少伞的磨损，延长使用的时间，在老家晴天是不带伞的，最多带一个上尖下圆的笠帽，遮蔽太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万不得已，撑起雨伞。所以，在我的童年，脑子里没有遮阳的凉伞，只有挡雨的雨伞。　　我喜欢油纸伞，举在手中，相当轻松。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伞面还绘了画，煞是好看。当时很多人家贴了一张年画——《毛主席去安源》，风尘仆仆的毛泽东，腋下夹的就是一把油纸伞。后来看戏剧《白蛇前传》中的《游湖》一场，许仙和白娘子在西湖相遇，风雨同舟，许仙撑的也是一把油纸伞。如今，有的旅游景点还在出售各式各样轻巧美观的油纸伞，不过不是用来遮阳挡雨了，已经演变为纪念品。　　油纸伞虽然轻巧、漂亮，但油纸毕竟只是一层纸，容易捅破。母亲喜欢买油布伞，虽然笨重，但很牢靠，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耐用远比美观重要。油布伞的伞面是白布加桐油，颜色是单一的黄色，伞柄和伞骨较粗。　　到了八十年代初，油纸伞和油布伞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尼龙伞，后来还出现了二折伞、三折伞等折伞。记得我上初中一年级那年，有一天上午，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幸亏母亲给我买了一把新的尼龙伞，交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托着新雨伞，笑嘻嘻地对我说：“一把新伞子！”谁知下课以后，不慎把弯弯的伞柄折断了。　　在老家，伞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报丧。不论晴雨，报丧者腋下一定要夹一把伞，在伞的顶尖上，还要扎一束苎麻线。亲戚一看这把扎了苎麻线的伞，就知道是人没了。为什么报丧要用伞，或许是“丧”、“伞”同音吧，因为在老家的方言里，是没有后鼻音的。　　(《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弹棉絮　　每次路过杭州市河坊街的潘永泰棉花店，两脚仿佛被胶水黏住了一般，总要驻足观看，久久不愿离开。听着那悦耳动听的声音，看着那轻盈跳舞的棉花，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童年的家乡。　　在我的记忆中，弹棉絮是件很好玩的事情。有一把专门的大木弓，牛筋为弦，比大人的身高还要高，还有木棰、铲头和磨盘等工具。弹棉花时，将弓用一根绳子吊在半空中，正好在被弹的棉花上，弹棉郎一手握住弓背，一手拿木棰，敲打弓弦，弓弦在木棰的敲击之下，发出“嘭嘭啪啪，嘭嘭啪啪，嘭嘭啪啪”有韵律的声音。棉絮弹好以后，平铺在像床一样大小的木板上，用专制的木盘把棉絮压平实，纳上一层纵横交错的棉纱线。所用的线纱一般用白色，但用作嫁妆的棉絮，必须配以红绿两色线纱，以示吉利。　　如果是旧棉重弹，须先除掉表面的旧纱，然后卷成捆，用双手握住，在满布钉头的铲头上撕碎，再用弹弓弹松。一床又硬又黑的棉絮，经过弹棉郎的巧手，变得洁白柔软，面目一新，仿佛是一种魔术，让小孩们惊喜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根据弓弦在棉絮里的深浅不同，弹出来的声音高低不同，深深浅浅，高高低低，非常悦耳，仿佛是一曲叮叮咚咚的民乐。曾经看过黄宏、魏宗万、赵亮等主演的电影《鬼子来了》，里面一段很逗人的情节，就是小学音乐教师出身的日本少佐，把弹棉絮的弹弓误成乐器，让弹棉郎进行演奏。弹棉郎就唱起了一曲弹棉絮的歌：“弹棉花啊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我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听着这熟悉的声音，差点笑断了肚肠筋。　　弹棉絮是一种温暖事业。弹棉郎给人们带来了温暖，但给自己留下的却是职业病。弹棉絮飞絮满天，夏天还不能开窗户，又闷又热，其辛苦不言而喻，经常是眉毛胡子雪白一片。即使戴上口罩，一辈子也不知要吸入多少棉絮。　　儿时家里的老房子是透风的瓦房，每到冬天，北风一吹，室内室外一个温度，寒彻肌骨，厚实的棉被正好抵御严寒。如今，在城里密封的钢筋水泥房里，即使是三九寒冬，盖两床轻飘的云丝被，也足以御寒，所以轻飘温暖的云丝被、七孔被、羽绒被，逐渐取代了厚实保暖的棉被。　　结婚以后，母亲在老家特意请人给我弹了两床厚实的棉絮，每床足足有十四斤重。我嫌棉絮太重，盖在身上，像压了一块石板，动弹不得，只能把这两床厚实的新棉絮当作垫被，辜负了母亲的爱子之心，也辜负了弹棉郎的辛勤劳动。　　修伞　　现在伞是稀松平常的了，一把破了，随手丢弃，再拿一把好的。而在我的童年，伞是很珍惜的，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直到破得不能再补为止。　　“修凉伞—补雨伞—哦！凉伞雨伞修哇？”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修伞匠挑了担子过来，一头是三个抽屉的木箱，装着修伞的工具；另一头是一个箩筐，盛了各式各样的伞骨架，以及一捆伞纸和一小桶桐油。听到吆喝声，村人便从家里拿出残破的油纸伞和油布伞，请修伞匠修补。这时，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以修伞匠为中心，围成一个圈子，看他如何修补。　　修伞匠在膝盖上摊开一块脏兮兮的围布，套上脏兮兮的袖套，开始补伞。给油纸伞打补丁最简单了，只要在破损的地方刷一层桐油，再粘上一层棉纸，然后在棉纸上再涂上一层桐油，干燥后即可。换骨架就复杂多了，只见修伞匠一会儿掏尖嘴钳，一会儿拿剪刀，干净利落，轻松纯熟。不论伞有什么毛病，只要到修伞匠手中，三下五去二，保证给你修好。　　为了减少伞的磨损，延长使用的时间，在老家晴天是不带伞的，最多带一个上尖下圆的笠帽，遮蔽太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万不得已，撑起雨伞。所以，在我的童年，脑子里没有遮阳的凉伞，只有挡雨的雨伞。　　我喜欢油纸伞，举在手中，相当轻松。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伞面还绘了画，煞是好看。当时很多人家贴了一张年画——《毛主席去安源》，风尘仆仆的毛泽东，腋下夹的就是一把油纸伞。后来看戏剧《白蛇前传》中的《游湖》一场，许仙和白娘子在西湖相遇，风雨同舟，许仙撑的也是一把油纸伞。如今，有的旅游景点还在出售各式各样轻巧美观的油纸伞，不过不是用来遮阳挡雨了，已经演变为纪念品。　　油纸伞虽然轻巧、漂亮，但油纸毕竟只是一层纸，容易捅破。母亲喜欢买油布伞，虽然笨重，但很牢靠，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耐用远比美观重要。油布伞的伞面是白布加桐油，颜色是单一的黄色，伞柄和伞骨较粗。　　到了八十年代初，油纸伞和油布伞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尼龙伞，后来还出现了二折伞、三折伞等折伞。记得我上初中一年级那年，有一天上午，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幸亏母亲给我买了一把新的尼龙伞，交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托着新雨伞，笑嘻嘻地对我说：“一把新伞子！”谁知下课以后，不慎把弯弯的伞柄折断了。　　在老家，伞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报丧。不论晴雨，报丧者腋下一定要夹一把伞，在伞的顶尖上，还要扎一束苎麻线。亲戚一看这把扎了苎麻线的伞，就知道是人没了。为什么报丧要用伞，或许是“丧”、“伞”同音吧，因为在老家的方言里，是没有后鼻音的。　　(《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纺纱·织布·裁缝
　　如今，人们习惯于到商场和市场购买成衣，很少买布料请裁缝缝制了。而在我的童年，家家户户纺纱织布，请人印染和缝制，还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状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千古名篇《木兰辞》就从花木兰织布起兴。不过，织布二字写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要经过很多工序，我印象最深的是采棉、纺线和织布。
　　每到秋高气爽的日子，棉花盛开，白茫茫一片，人在地里摘棉花，仿佛置身银色的海洋。每天放学以后，我怀里围上围裙或者腰间系上栲栳，屁颠屁颠地到自留地里去摘棉花。看着白花花的，捏着软绵绵的，那份愉悦，那份舒畅，那份欢欣，至今还记忆犹新。
　　摘下来的棉花经过晾晒、挑选以后，用机器轧花，使棉绒和棉籽分离；然后用弹弓弹花，使其蓬松；经过搓棉，接下来就是纺线了。
　　当时奶奶还健在，夜以继日地纺纱。她坐在纺车前，右手转动纺轮，带动线锭子转动，左手捏着棉条接向线锭子的线头，棉条上的棉花随着线锭子的快速转动自动加捻成线，缠绕在线锭子上，左手顺势向后拉，纺出的线越来越长，手不断由前向后，由后向前，线丝丝缕缕绵延而出。纺出的线一层层缠绕在线锭子上，越积越多，逐渐成为一柱，这时一锭线就纺好了。奶奶就这样循环往复地劳作，纺车不停地欢唱着，发出“嗡—嗡—嗡—”的声响，线锭子不停地长大，直到体态丰满为止。
　　因为奶奶年迈，织布是母亲的活儿。坐在布机前，母亲手脚并用，右手投梭，穿过经线，交给左手，右手拉动钢扣，拍打一次纬线，这时脚踩踏板一次。然后，左手把梭子穿过经线交回给右手，左手再拉动钢扣，拍打一次纬线。那光溜溜的梭子在纱线之间不停地穿梭，那梭屁股里吐着长长细细的纱线，如同精灵一样在母亲灵巧的双手里来回窜动。在不停的“哐当”声中，棉布逐渐变长，成为一匹。在漫漫寒夜里，我在经常在梦中被“哐当”“哐当”的织布声惊醒，知道母亲还坐在煤油灯下织布，那是全家过冬御寒的希望所在。
　　那时候，纺纱织布大多是从秋末开始到春节之前。祖母纺线，母亲织布，每天从早忙到晚，从晚忙到深夜。在寒冬腊月里，纺线织布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没法取暖，只好挨冻；没有饭吃，只能挨饿，从中影射出女人操持家务的艰辛。
　　布匹织好以后，请人印染，接下来就是做衣服了。我家不是把布送到裁缝店里，而是请裁缝师傅上门做衣服，来得合算。母亲年年请邻村的一对姐妹来做，姐姐是师傅，叫竹云，妹妹是伙计，叫竹仙。姐妹俩任劳任怨，和气耐心，在临近有了名气，也算是打出品牌。
　　记得童年家里有包括纱盒、锭子、纺车、织机在内的整套纺织工具，从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废弃，至今踪影全无，只留在我的脑海里。
　　(《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围 裙　　三百年前，在英国苏格兰高地的一次保卫战中，一个军官突然下令士兵脱掉穿在短裙里面的内裤，向对方发起进攻。对方的士兵以为他们的敌人发疯了，于是掉头就跑。从此，“穿苏格兰短裙不穿内裤”的传说便传扬开了。 　　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只知道在童年时代，老家真有一种不穿内裤的男式围裙，功能跟苏格兰短裙相似，俗称“御胯”。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土布条，蓝白相间的细碎条纹，大约有两三米长，半米宽，围在腰腿之间，仿佛是一条短裙，平时折得窄窄长长的，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据《康熙字典》说，“御”者，进也，是指衣服加于身；“胯”是人体的一个部位，相当于“怀”；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指围在怀里的衣物。　　童年的酷暑盛夏，在炎炎烈日下劳作的男人，最典型的打扮就是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上穿着一条短裤，肩上搭着一块布条（即“御胯”）。汗流浃背的时候，将布条擦一擦身上的汗水，就是汗巾；将布条在腰间一围，褪掉里面的短裤，跳进池塘里洗澡，就成了浴巾；裤子弄湿或者沾上泥巴，不能再穿了，干脆把布条围在腰腿间，就形同不穿内裤的苏格兰短裙了；在田野里摘了梨子或者莲藕等土产，洗洗干净，用布条一包，就成了一个包袱。所以，这块布条可以一物多用，功能远超苏格兰短裙。　　我的一位邻居，年老鳏居，夏天最爱用这种布条代替短裤。他围着布条，躺在台门口的长石凳上午睡，有一个经典的姿势：仰天躺着，双手垫着后脑勺，左腿弓起，右腿搭在左腿上，腰腿间的春光一泄无余。我们一帮小孩子看见了，禁不住哈哈大笑，一个劲儿地做鬼脸。有时笑得太放肆，把他从美梦中吵醒了，便骂我们是“麻痘鬼”。小孩子挨骂以后也不懊恼，嘻嘻哈哈，一哄而散。　　“双抢”期间，打稻是重头活之一。当年用的是人工脱粒机，需要用脚来踩。踩脱粒机一般要三个人，边上的两个人手脚并用，一边在脱粒机上转动手中的稻秆，一边脚踩脱粒机，中间的一个人只管脚踩脱粒机，要求踩得重、踩得快、踩得久，也不轻松。这个踩脱粒机的任务，十有八九落在我的邻居身上。当年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去田间拾稻穗的时候，看到邻居的腰间围着一块布条，因为没穿内裤，随着脚的上下踩动，里面的东西一摇一晃的，有时难免春光泄露，让我忍俊不禁。　　即使在其他季节，农民外出也喜欢系这种布条。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将布条围在衣裤之外，以免泥巴弄脏衣服或者农具磨破衣服；挑担的时候，将布条垫在肩上，可以缓解压力和减少疼痛；休息的时候，将布条铺在地上，可以当作席子；严寒的时候，将布条扎在腰间，可以御寒。那年头，小伙子们时兴在野外进行摔跤比赛，事先用布条将腰板扎紧，以便屏气和发力，然后“呸，呸”两声，在手心上吐两口唾沫，摩拳擦掌，相互较劲。一言以蔽之，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这种随身携带的布条成为乡下男人须臾不可或缺的心爱之物。　　男式围裙俗称“横御胯”，女式围裙俗称“直御胯”，款式截然不同，跟现在的围裙差不多，不过没有上半截，只有下半截，用两条长带子系在腰间，一直垂到鞋面，下面缀满流苏，看起来美观一点。女式围裙一般是粗布做的，染成黑色或者蓝色，上厨房、喂猪食、扇稻谷或者筛大米等做脏活的时候，围在衣服外面，以便保持整洁。女式围裙的下摆卷上来，塞进系在腰间的带子里，可以盛物，特别是摘棉花、摘绿豆时。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向左邻右舍分喜粿（如花生、瓜子），也用围裙兜着分。到了冬天，棉袄外系上女式围裙，底下笼个火熜，那是相当的暖和。　　记得中午的时候，大家喜欢捧着饭碗，汇聚在村子的台门口，边吃饭边闲聊。这时，隔壁的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太太，一双小脚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从系在腰间的女式围裙下摸出两个玉米饼，交给她已经四十几岁的独养儿子，这个舔犊情深的场景，特别温馨，特别感动，也让我们小孩子羡慕不已。　　女式围裙上的那两条长带子，都是自家织的，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当年因为家家户户多子多女，家庭妇女既要从事劳动，又要照顾孩子，干脆用女式围裙将婴儿的身体裹起来，放在母亲的背上，围裙上的两条长带子先向前绕过母亲的肩膀，再往后绕到背后，扎在孩子的臀部。这样，解放了母亲的双手，可以背着婴儿干家务。　　后来，每当看到少数民族妇女背上背着一个竹篓、竹篓上坐着一个婴儿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在婴儿时代被女式围裙扎在母亲背上的情景。最不能忘怀的是，母亲一手揭开锅盖，一手拿着木瓢，弯腰向水缸里舀水，然后直腰将木瓢里的水倒进锅子里，一弯一直，反复多次，被女式围裙扎在母亲背上的我感觉真不舒服。　　我上学前的那一年，堂嫂叫她的小妹妹红珍来帮助看管儿子。红珍跟我同年，当时才七虚岁，背上用女式围裙扎着一个两虚岁的婴儿——她的亲外甥、我的堂侄儿。如今看来，叫未上学的小女孩一天到晚背婴儿，未免有点“残酷”，但在当年也不算稀奇。就这样，红珍背着一个婴儿，我空着双手，两个小伙伴一起在村里闲逛，或许是小女孩比小男孩更有本能的母性吧。　　一滴水珠见世界。从童年“御胯”这块小布条里，我看到了劳动人民因陋就简、一物多用的大智慧。　　(《六零后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老行当(上)　　前年秋天，举家到杭州市余杭区老余杭旅游时，在老街上看到一个钉秤的小摊。儿子感到很新奇，我也觉得很亲切，于是花钱买了一根木杆秤，作为一种怀旧的玩具。由此，我想起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代的各种老行当。　　钉秤　　木杆秤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工具，换豆腐要称斤两，碾稻谷要称斤两，买柴 禾也要称斤两，居家过日子还真的少不了一杆秤。　　木杆秤由带秤星的秤杆、秤锤、秤勾和秤钮四大件组成。钉一根杆秤，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规格有从三百市斤到一市斤的，当然，中药房里还有几两几钱的小秤。钉秤匠有两种，一种是开店摆摊，坐地服务，还有一种挑着担子，上门服务。　　钉秤的关键应该是计量准确，毫厘不差。不过，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譬如经常卖东西的人家，希望木杆秤钉得分量偏重一些，最好九两九变成一斤；反之，经常买东西的人家，希望木杆秤钉得分量偏轻一些，最好一斤变成九两九。有的人家同时备有两杆秤，买进卖出，分别使用。当然，当时的钉秤匠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基本的原则还是坚持的，稍微有一点误差，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至于太离谱，把九两变作一斤，把一斤变作九两。　　儿时的木杆秤，有十两制的（俗称“十两花”），有二十两制的（俗称“廿两花”），隔壁邻居甚至有十六两制的（俗称“十六两花”），真正让我懂得了“半斤八两”这个成语的含义。　　后来，十六两制的率先淘汰，二十两制的随后也淘汰了，剩下十两制的，不仅方便使用，还方便计算。如今，市制的木杆秤都改成了公制的“公斤秤”，习惯市制的乡下大妈大婶们，又要进行一次艰难的换算了。　　敲白铁　　儿时到镇上赶集，看到白铁铺前挂满了各种各样用白铁打制成的日用器具，有畚箕、漏斗、喷壶、烟囱、水桶、火熜……这些都是招揽顾客的活广告。　　一张白铁皮，白铁匠要靠一把大铁剪剪裁，或圆或方，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直或弯，全靠手工完成。还有一把木锤、一把铁锤、一把钳子、一把尺、一把剪刀、一段铁轨和一个圆规，可以利用。加工白铁的功夫，主要体现在敲打上，敲过了，就伤了铁皮，不经用，还容易生锈；打得不够，不仅接不稳固，而且不防漏。　　除了防漏，还要省料。一刀下去，准确无误，剪多了，浪费材料；裁少了，成不了型，所以预先要精确计算，里面包括了三角几何等各方面的知识。而白铁匠像一般的手艺人一样，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全靠祖辈传艺，苦琢磨勤实践，熟能生巧。　　也有白铁匠挑着工具担，走家串户，上门服务的。当年有个胡子刮得很干净的白铁匠，皮肤白皙，模样斯文，不像是一般的手艺人。据父亲说，这个白铁匠以前是地主家的少爷，游手好闲，喜欢赌博，是老家有名的纨绔子弟。解放前，他叫家里的长工陪他一起赌，长工没有赌资，他就送钱给他们，长工赌赢了，就把钱拿走，长工赌输了，他就把钱还给他们，只出不进，坐吃山空。　　捅烟囱　　每次从电视里看到从煤矿里升井的工人，就不由想起童年时代捅烟囱的，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全身漆黑，反而把牙齿衬托得雪白，还有两只眼睛乌珠在骨碌碌地转动，扑闪扑闪的。　　当年捅烟囱的大多是浙江绍兴人，手里拿着一把用竹梢制作的圆扫把，走家串户，要的只是烟囱里的烟墨。跟一般上门服务的工匠不同，捅烟囱的人不吆喝，也不跟户主打招呼，穿堂入室，直奔灶间，直接捅扫烟囱。等主人发觉的时候，他已经捅好了，也不用支付报酬，扫下的烟煤就归了他。　　当时看到捅烟囱的人浑身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