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 Bad Gateway
502 Bad Gateway
JSP3/2.0.14　　自序：　　下边这篇文字，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其中并无半点虚构。从形式上来看，它像是一篇“自传”，然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只是一些片段记忆。许多琐事，许多细节，难以绝对正确，但都是我生命中的烙印，难以抹去。但本人既不是伟人、名人，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更不是什么富商巨贾——一个毫无建树的平头百姓，立什么传？不让人笑掉大牙？谁会去看它一眼？思考再三，不如称之为“小说”，带上点“传奇”色彩，或许人们不知底细，误入歧途，看上几行也很难说。　　虽为小说，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以“我”为主线，实录当年社会底层，一些芸芸众生的生死命运。作为小说，总该有个名目吧？就叫“我的前半生”如何？绝对不行！末代皇帝的前半生才有看头，平头百姓的前半生、后半生，有谁会去留意它？再说，这岂不又成了“自传”或“回忆录”什么的？要不，干脆模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取名“黄铜是如何冶炼的”好了。似乎这也不妥，本人从未经历十月革命那样的大熔炉，自然炼不出什么有用的钢材来；至于黄铜，尽管熔点较低，易冶炼，却难免染上铜臭味。要不得，要不得！思前想后，最终总算敲定这样一个命题：流逝的岁月——远去的年代。　　关于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变革，曾有过许多部文学巨篇，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槐树庄》、《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多少年来为人们所熟悉。如果上述著作可以看做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那么本人这篇文字，只能算作流年往事的“非主流”性叙述。一篇不伦不类的文字，年轻朋友们看了也许不合胃口。要在数十年前，有人甚至会兴师问罪，给你扣上许多大帽子、铁帽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还好，如今已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兴什么“文字狱”了。否则，我绝没有这个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过作为“自序”，本人已预先提示，以免读者误读、误解。　　呜呼！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第一章 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第一节 是地主，还是富农？不一样吗？　　那是解放后第二个秋季，父亲正在地里收打黄豆，带着一身泥土和豆叶，被叫回村里，并被告知：我家被划定了地主成分。父亲站在堂屋的天井中，看着出出进进、楼上楼下忙着搬抬箱笼、橱柜等物件，给谷仓、储物间贴上封条的乱轰轰的人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在天井站得久了，便坐在堂屋的竹椅上，一筹莫展；坐得久了，干脆躺倒在竹椅上，仍然一言不发。接下来一天一夜就这样躺着，汤水不进，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刻，大妈、母亲、大嫂抱着一岁的侄儿、七岁的我，都不安地站在父亲身旁，噤若寒蝉，茫然不知所措。　　直到第二天下午，父亲才勉强吃了半碗粥，叫来家里的帮工——一个远房亲戚，让他赶往二十里外的一处山乡，去找我大哥。说是父亲病重，叫他赶快回家来。　　大哥是那个山乡土改工作队成员之一，时任小队长，兼有肃清山中残匪的任务。此时此刻，自己家里被打了地主，理应采取回避，但他又怕父亲一时想不开，出点什么意外，得回去劝劝，开导开导老人家。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他踏进了久违的家门。未曾想到，此举会给他自己和家庭带来了严重后果。　　桐油灯下，他坐在父亲的床边，看着父亲憔悴的样子，强打精神苦苦相劝：说打了地主不要紧，他和老二都有工作，日后的生活不用愁，想开点……　　此时的父亲，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口中只重复着一句话：“我不是自愿献出了八亩良田，不是定了开明富农吗？怎么又成了地主？”　　大哥的劝说未能解除父亲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大哥本身是搞土改工作的，对当年“土改法”的具体章节都烂熟于心，有关章节甚至背诵如流。　　他清楚记得：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第四条规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以剥削为生的叫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还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雇长工），此外或兼一部分土地出租，或放债、经营工商业。”　　该规定的说明中指出：“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　　该决定还规定：“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从当地解放时间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富农。在某些情形下，剥削分量虽然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中指出：“凡雇请一个长工，或有其他剥削，而剥削量也相当于一个长工的剥削量以下者，均不得认为富农。对于这种家庭，就不必去计算其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使超过也不算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二章第二条中还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以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当年我家共有三十八亩田地，除去两亩从别村买得的水田出租外，全部自耕；父亲全年参加劳动，少许年份雇有一个长工，平常年份只在农忙时节雇请临时短工。按照上述规定，应定“富裕中农”，充其量也只能定“富农”成份……　　对于这一切，大哥完全了解，也心知肚明，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他又能对父亲说什么呢？只能劝他接受现实而已。　　黎明时分，大哥怏怏离家而去。此去没几天就进了监狱，四年后才见到妻儿和父母。　　据说，他是在出村的路口，遇见了等候在那里的本村村长和农会长，他两人正为我家被定成地主而愤愤不平。他们两人认为，乡里新来的土改工作队队长不了解情况，听信了前林村干部挑拨，事前没让他们两人知道，就把我家定了地主。问能不能到乡上去请愿，反映真实情况。大哥回答说：“请愿不妥，请示可以”，便别过他们，匆匆上路，不敢久留。　　前林村与汤村相距不过一里多路，是两个相邻的自然村。相比之下，汤村因瓯江改道留下大片滩涂淤地，可以开渠造田，当年村民普遍不像前林村那样贫穷。解放前两村之间也曾在“抽壮丁”问题上有过利害之争，但从未发生过暴力争斗，而且两村之间也并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解放后，概头、前林、汤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行政村，土改工作即以行政村为单位开展的。上述情况也因此而发生。　　听村里的人说，到乡上去“请示”的村长和农会长，当场即被拘留，说他们是被地主收买的狗腿子，是受地主的大儿子（我大哥）所指使的。其中村长“坦白交代”较好，两个月后释放回家；而农会长则“拒不交代，顽固不化”，始终坚持说：他们两个人到乡上反应情况与我大哥无关，也并没有受我父亲收买等事。可谁会相信他的话？结果被判刑两年。　　就在他两人前去“请示”后的第二天夜晚，家里进来几个前林村的民兵，把年过花甲的父亲从床上拉起来，用麻绳反绑了带走。我害怕得哭了起来，母亲则直流眼泪，全家人一夜到天亮都没合眼。　　后来听说，父亲当晚被押解到乡政府，绑在柱子上过了一夜，临晨一个熟人给他喝了一碗茶水，便由两个公安押往碧湖区，投进了监狱。　　祸不单行，过不几天，听说大哥也相继被捕入狱，入狱时才二十二岁。从此，我们家就像落进了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度日如年。　　大哥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每当回忆起当初被捕入狱时的那一幕，仍然情绪激动、悔恨交加。岁月流逝，三十年后得以平反，他仍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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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哥1948年在师范上学时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当年学生示威游行：“反内战”、“反饥饿”，他也是组织者之一。解放军渡江后，他本想随军奔赴大西南，但受到父亲的极力反对，最终未能成行。父亲反对的理由是：我大嫂初怀身孕，老父年逾花甲，一家老少，日后全要依仗长子。其实，这个理由对于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来说，不应该有太大的说服力。但大哥是个孝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父母在，儿不远行”，竟然被父亲说服了，这才留在本地参加土改工作，才有了之后的牢狱之灾。可见大哥当年的革命意志较为薄弱，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关键时刻迷失了方向。　　...那天上午，大哥刚从一个山村回到乡政府驻地，准备躺下休息，见有两名公安战士在屋内等他，说是区上通知开会，派他两人顺道来接，已等侯多时。大哥并没在意，喝了口水，就跟他们上路。一路上，那两名战士肩上扛着步枪，走在大哥的前头，一句话也不说。大哥问通知开什么会，他们只说“不知道”，并不回头，只顾往前走。大哥心里虽然有点疑惑，但也没多想，跟着他俩走就是了。走过几十里山路便到了碧湖镇，他在街边摊上买了包烟，点着吸了几口，又跟着走。走到离公安局门口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只见公安局长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正盯着他们看，突然大声呵斥道：　　“你们两个！走在前头干什么？！快到他身后去！下了他的抢！快！”　　两名战士听到局长的命令，即刻跳到大哥身后，下掉大哥腰间的手枪，并各自举起他们手中的步枪，“卡嚓卡擦”子弹上了膛，对准了大哥。　　直到此刻，大哥才意识到，自己已大祸临头。但接下来头脑里却一片空白，被两支步枪押着，本能地往前走。进到公安局院内，当即被戴上手铐，押往监狱。　　坐在牢房的地面上，大哥开始思考。祸从何来？他对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走过的每一段路，都进行细细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缘由：在那个最不恰当的时刻，以最不恰当的理由，赶回家去看望父亲——一个被打了地主的父亲。不过此刻他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只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向组织交代清楚，事态也许还有挽回余地。眼下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但是他想错了。在那个阶级斗争极其敏感的时期，任何事情都难以讲清楚，也无处可以让你讲清楚。谁会相信你？谁敢相信你？谁能站出来替你说句话？在当时，只要地方上某个权威领导的一句话，就可决定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生死命运。大哥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谁也救不了他，连上帝也没办法。善良的人们大凡遭遇此类灾祸时，往往求神拜佛，或者祈求祖宗佑护。其实这都是一种极其无知、极其无奈的做法。或许只有逆来顺受，方能减轻灾祸带来的伤害。善良的人们啊，好自为之吧！　　过不久，听人说：父亲以“收买、挑动村干部替自己的地主家庭翻案，破坏土改工作”的“不法地主”的罪名，获刑十年；大哥以“勾结、拉拢村干部，向政府施压，包庇自己地主家庭”的罪名获刑四年。　　多年以后大哥常对人说：只因自己当初走错了那一步路，才落得如此伤痛的下场。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恨只恨自己政治觉悟低，看不清当前的政治形势，一时迷失了方向，才会引火烧身。　　多年后我问大哥：“在公安局门口被逮捕时，你是不是有可能拒捕？要不然，那公安局长为什么那么紧张，要大喊下了你的枪？”　　大哥笑了，告诉我说，他出身学生，参加土改之前从未摸过枪。参加土改后给他发了一支手枪，什么款式他也搞不清楚，只是挂在腰间做做样子而已，怎么敢拒捕？　　原来那只是一场误会：当时他们土改工作队兼有剿匪任务，他是代理小队长，也配备了枪支弹药。有一天，同事与他开玩笑说：　　“汤陈源，你屁股上挂把枪，会放吗？能不能打中跟前那株杨树呀？”　　大哥笑着回答说：“百步穿杨，没问题！要不要放几枪给你们开开眼？”　　“行啊！就打树顶头那只麻雀吧。”　　头天晚上，前队长才教会大哥如何使用手枪，如何子弹上膛，如何扣动扳机……想到这里，他拔出手枪，子弹上镗，朝着那树顶，并不瞄准，眼睛也不看，随手扣动了扳机。　　只听得“嘭”的一声，大哥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不料，树顶头那只该死的麻雀，竟然中弹坠落。周围的同事都被惊呆了，还以为大哥真是个神枪手呢。　　这事一旦传开，就变了样：说大哥的枪法简直“神”了，树顶头的麻雀一枪一只，连击三枪，三只麻雀应声坠落，连那只已经起飞的麻雀也难逃厄运，坠地身亡……　　于是，这才有了公安局门口局长大喊缴枪那一幕。　　说完这段故事，大哥感叹说：“那时候，即便真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不会拒捕的。谁敢拒捕？谁会自绝人民？找死啊？只能乖乖听候处置。
　　第二节 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哥1948年在师范上学时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当年学生示威游行：“反内战”、“反饥饿”，他也是组织者之一。解放军渡江后，他本想随军奔赴大西南，但受到父亲的极力反对，最终未能成行。父亲反对的理由是：我大嫂初怀身孕，老父年逾花甲，一家老少，日后全要依仗长子。其实，这个理由对于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来说，不应该有太大的说服力。但大哥是个孝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父母在，儿不远行”，竟然被父亲说服了，这才留在本地参加土改工作，才有了之后的牢狱之灾。可见大哥当年的革命意志较为薄弱，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关键时刻迷失了方向。　　...那天上午，大哥刚从一个山村回到乡政府驻地，准备躺下休息，见有两名公安战士在屋内等他，说是区上通知开会，派他两人顺道来接，已等侯多时。大哥并没在意，喝了口水，就跟他们上路。一路上，那两名战士肩上扛着步枪，走在大哥的前头，一句话也不说。大哥问通知开什么会，他们只说“不知道”，并不回头，只顾往前走。大哥心里虽然有点疑惑，但也没多想，跟着他俩走就是了。走过几十里山路便到了碧湖镇，他在街边摊上买了包烟，点着吸了几口，又跟着走。走到离公安局门口大约四、五十米的地方，只见公安局长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正盯着他们看，突然大声呵斥道：　　“你们两个！走在前头干什么？！快到他身后去！下了他的抢！快！”　　两名战士听到局长的命令，即刻跳到大哥身后，下掉大哥腰间的手枪，并各自举起他们手中的步枪，“卡嚓卡擦”子弹上了膛，对准了大哥。　　直到此刻，大哥才意识到，自己已大祸临头。但接下来头脑里却一片空白，被两支步枪押着，本能地往前走。进到公安局院内，当即被戴上手铐，押往监狱。　　坐在牢房的地面上，大哥开始思考。祸从何来？他对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走过的每一段路，都进行细细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缘由：在那个最不恰当的时刻，以最不恰当的理由，赶回家去看望父亲——一个被打了地主的父亲。不过此刻他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只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向组织交代清楚，事态也许还有挽回余地。眼下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但是他想错了。在那个阶级斗争极其敏感的时期，任何事情都难以讲清楚，也无处可以让你讲清楚。谁会相信你？谁敢相信你？谁能站出来替你说句话？在当时，只要地方上某个权威领导的一句话，就可决定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生死命运。大哥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谁也救不了他，连上帝也没办法。善良的人们大凡遭遇此类灾祸时，往往求神拜佛，或者祈求祖宗佑护。其实这都是一种极其无知、极其无奈的做法。或许只有逆来顺受，方能减轻灾祸带来的伤害。善良的人们啊，好自为之吧！　　过不久，听人说：父亲以“收买、挑动村干部替自己的地主家庭翻案，破坏土改工作”的“不法地主”的罪名，获刑十年；大哥以“勾结、拉拢村干部，向政府施压，包庇自己地主家庭”的罪名获刑四年。　　多年以后大哥常对人说：只因自己当初走错了那一步路，才落得如此伤痛的下场。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恨只恨自己政治觉悟低，看不清当前的政治形势，一时迷失了方向，才会引火烧身。　　多年后我问大哥：“在公安局门口被逮捕时，你是不是有可能拒捕？要不然，那公安局长为什么那么紧张，要大喊下了你的枪？”　　大哥笑了，告诉我说，他出身学生，参加土改之前从未摸过枪。参加土改后给他发了一支手枪，什么款式他也搞不清楚，只是挂在腰间做做样子而已，怎么敢拒捕？　　原来那只是一场误会：当时他们土改工作队兼有剿匪任务，他是代理小队长，也配备了枪支弹药。有一天，同事与他开玩笑说：　　“汤陈源，你屁股上挂把枪，会放吗？能不能打中跟前那株杨树呀？”　　大哥笑着回答说：“百步穿杨，没问题！要不要放几枪给你们开开眼？”　　“行啊！就打树顶头那只麻雀吧。”　　头天晚上，前队长才教会大哥如何使用手枪，如何子弹上膛，如何扣动扳机……想到这里，他拔出手枪，子弹上镗，朝着那树顶，并不瞄准，眼睛也不看，随手扣动了扳机。　　只听得“嘭”的一声，大哥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不料，树顶头那只该死的麻雀，竟然中弹坠落。周围的同事都被惊呆了，还以为大哥真是个神枪手呢。　　这事一旦传开，就变了样：说大哥的枪法简直“神”了，树顶头的麻雀一枪一只，连击三枪，三只麻雀应声坠落，连那只已经起飞的麻雀也难逃厄运，坠地身亡……　　于是，这才有了公安局门口局长大喊缴枪那一幕。　　说完这段故事，大哥感叹说：“那时候，即便真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不会拒捕的。谁敢拒捕？谁会自绝人民？找死啊？只能乖乖听候处置。
　　第三节 度日如年　　那一时期，十九岁的二哥在县城参加工作不久，有了大哥的教训，自然不敢回家，只能私底下托人偷偷地带几元钱回来聊补家用。十六岁的姐姐于外县上学，也是有家难回。家中剩下了六十一岁的大妈、四十八岁的母亲、二十三岁的大嫂，八岁的我和一岁的侄儿都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母亲和大妈都是小脚，家中需要出门去办的大小事务只得由大嫂来承担。被打了地主的家，油尽粮缺，还要担惊受怕，那日子真难熬！　　起初，田地里的农事依靠家住三峰村的舅舅，常来帮忙料理。他三、五天来家一次，有时挑一担柴来，有时提一瓶油来，有时……他家是贫农，舅母早年过世，他与比我大两岁的表兄相依度日。解放前他很少与我们家来往，我们家被打了地主，他却来了。他对人说：他是贫农，不怕别人说他与地主划不清界线，亲姐家有难，总要帮扶的。　　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他把我们家的事就当成自家的事来办，从不懈怠，也从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会不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后果。还好，三峰村当时的村干部比较通情达理，并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过激行动。　　日子长了，大嫂不得不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母亲也不得不踮着一双小脚，领着我去水田里做她难以胜任的的农活。　　村里的好心人看见了，就说：“大婶，田埂滑，小心点！”　　有时候母亲的小脚陷进水田里，好不容易才拔出来；我的个头虽小，却生就一双大脚，就让我把稻草拖到田边，她自己捆好，一路歪歪扭扭地挑回家去。大妈身体异常瘦弱，她的一双小脚是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哪能下地干活？就留家里带孩子做饭。　　父亲被绑走二十一天后的那天中午，突然接到通知，让立即托人去监狱，去把他保释出来。我们全家好高兴呀！父亲回来就好，家里就有主心骨了！　　谁知舅舅到镇上去找保人，大半天也不见回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站在大门口一次又一次地抹眼泪。　　天都黑下来了，才见舅舅一个人独自返回。他进厨房喝了一碗凉水，才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原来父亲一进监狱就被戴上了脚镣手铐，躺卧在狭窄牢房的阴湿泥地上，接连几天汤水不进，二十来天没吃过几口饭。想来父亲已痛不欲生。最近四、五天来，同狱的犯人见他躺在地上不吃不喝，一动不动，一直闭口不说一句话，好像没了气，就报告了看守。狱警把父亲拖到狱室外，发现还留有一点微弱的鼻息气。监狱负责人见此形状，怕人死在里边不好处理，才通知保释。　　担保人是镇上一个杂货店老板，父亲的老熟人。他对我舅舅说，这样子是抬不到家的，恐怕中途会断气，还是先抬到他家，往嘴里灌一些人奶，等明天看看情况再说。他还告诉我舅舅，他的儿媳正坐月子，奶水很足。　　舅舅整个下午都守在父亲身边，先后灌了三次奶，尚能吞咽。傍晚见父亲气息稍匀，才跑回来报信。　　第二天下午，父亲终于被抬回家来。我们凑过去看，只见他皮包骨头，变了形的脸上一对眼睛半睁着，眼珠一动也不动，双手的手腕被手铐磨损，渗出脓水。我们围在他身边呼唤，先见到他眼珠子动了一下，接着嘴唇也动了动，好像要对我们说话，但是听不到声音。　　等到晚上，隔壁邻居家的媳妇偷偷送过来一小碗人奶。她的儿子已有半岁，此前常常背着孩子来我家串门。这天，她经过我家后门口，听到消息后，才过来帮助我们的。随后的几天里，每当夜幕降临，她都会送来一小碗她自己的奶水——救命的奶汁！　　几天之后，父亲就能吃些米汤和稀粥了，自然得有人喂他才行。接下来一天比一天好转，有时还能从被窝里伸出颤微微的手，摸摸我的头。但说话的声音很微弱，就像从喉咙里漏出来的一丝声息，几乎听不清说些什么。　　半月之后，他就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自己喝粥吃饭了。　　当时，由概头、前林、汤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行政村（其实三个村之间并无经济上的联系，谈不上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村干部暂时由概头和前林的人来担任，因为汤村两个主要村干部已经入狱。所以这一天，由那两个村的干部带领他们村的民兵和群众来到我家里，把前些日子贴上封条的粮仓、箱笼、财物、家具等，统统拆封，搬到概头塔下的学校里去分配，分给三个村的贫、雇农（主要是前林村的贫、雇农）。　　当时楼上楼下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响动很大，惊动了躺在床上的父亲。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卧室里爬了出来，坐在堂屋的地上，背靠房柱，眼睁睁看着面前来来去去搬物件的人群。　　这完全可被视作与革命群众的敌对行为——反革命行为。这下可把大妈、大嫂和母亲吓坏了，费了好大的周折，连劝带拖，才把他弄回卧室的床上去。　　还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村干部和群众的注意和重视。人们只顾忙着搬运物件，并没把父亲看在眼里，或许视而不见吧；父亲的身体情况也没有因此而恶化。
　　第四节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金砖”　　说到被打地主那些事，我总会记起当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那一天，概头小学的院内正在分配从我家抄出来的财物。我们全家人都不敢出门，只在屋里静候——据说从我家抄去的财物，等分配结束后，会有一些分剩的东西退还给我们。　　记得太阳已走到后门外的树顶头了，才见一个民兵前来通知，叫去个人把一些分剩的东西搬回家来。大嫂连忙跟随那个民兵走了。　　大嫂走时，不到一周岁的侄儿哭着要跟着去，大妈抱着他哄了好一会才安静下来。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母亲和大妈都不说话，仿佛在等待命运的判决；连我也不敢出声，只有不懂事的侄儿在大妈的怀中安然入睡。　　终于等到大嫂抱着一只木箱匆匆忙忙进门来。母亲立即打开木箱，动手整理箱里的东西。箱子里全是一些破旧衣服，没有一件像样点的东西。面对一箱子破衣烂衫，大人们都沉浸在伤感中，母亲眼里又盈满了泪水，泪珠子终于滴落下来，洒落在手中的衣物上。好在父亲睡在卧室，不在跟前，对这一情节并不知情。要不，他会更伤心，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异常举动呢。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把那些破烂衣服一件一件整理好，折叠在一起。忽然，她低声地惊叫起来：“呀！你们看，这是什么？”　　原来她在箱底的一条破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两小块“金砖”。所谓“金砖”，其实只是不到二两重的两块骨牌大小的金块。那是解放前几年，纸币天天贬值，“金圆券”几乎成了一堆废纸，父亲才把先前出售农产品所得的所有钱币，统统兑换成这两小块金子，装在一个小木盒里，然后藏于装衣物的旧木箱箱底。这次打地主抄家时，很快被发现，造册登记后与其他物品一起拿走了。没料到，这对尤物又跟随那只古旧木箱“回家”来了！难道祖宗看到子孙患难，忽然显灵了？　　母亲和大嫂都紧张得双手发抖，看着那两小块金灿灿的尤物，不知如何是好。　　一场惊呆过后，大妈首先镇静下来，对母亲说：　　“放回原处先别动它，要是有人发现，一定会前来索要……”　　“他们要是真的找来怎么办？”母亲不安地问，她还在惊恐之中尚未缓过神来。　　“没办法，只能交出去。”大妈果断地作出决定，她把那两小块金子从母亲手里接过去，放回箱底。　　就这样，母亲、大嫂和大妈都在这忐忑不安、祸福不知的等待中，看着门口发呆。　　夕阳的光照渐渐移上楼沿。这时，只见本乡那位说话口吃的乡长，带领两名民兵，匆匆走进门来。他向惶恐不安的一家老小扫视了一眼，问道：　　“退，退还给你们的那箱子在，在哪儿？”　　“这就是。”大嫂指了指跟前那只木箱。　　“里，里头的东西，动，动没动？”　　“叠了叠衣服，”母亲回答。　　“看，看见金，金块没有？”　　“看见了，就在箱底，等你们来拿。”大嫂早已看出事态严重性，要不乡长咋会亲自来？于是强作平静地回答。　　“快快，拿，拿出来！”　　母亲连忙从箱底取出那两小块金灿灿的东西，递到乡长展开的特大手掌中。乡长接过那金子，置于耳边，相互敲击了一下，听着那朗朗的美妙音响，脸上露出了笑容。　　金块被拿走了，得而复失！看来祖宗并未显灵。大人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无奈和悲哀。　　过后好多天，才听隔壁人家那位曾给我父亲偷偷送奶水——好心肠的邻家媳妇说起当时分发财物的现场情况：　　那天小学校院内人声飞扬，秩序纷乱。忽然听得有人喊道：　　“两块金砖哪儿去了！谁拿走了？”喊话人是概头村的农会长，他手里拿着造册登记簿，发现少了关键的物品——两块“金砖”。　　这还了得！场面上的人都十分紧张，面面相觑，都想从别人脸上寻找答案。现场经过反复查找，仍无着落。几个曾经经手过的头面人物开始相互怀疑：　　“定是有人藏起来了！”　　“谁？谁有这胆量！”　　“会不会被哪个小人偷走了？”　　“哪个人最后过的手呀？”　　“登记造册后，不是放进农会长面前的那个箱子了吗？”　　“你们看！这箱子里哪有？”农会长把面前的小箱子倒过来、复过去，让大家看。　　这时在场的乡长发话了：　　“大，大家别，别吵！想，想一想，是不是放，放到别，别的箱里去啦？”　　其中一个民兵提醒说：会不会落在退还给地主家的那只箱子里了？　　乡长于是当场作出决断，命令两个民兵和他一起前来我家查找。　　这才有了上述的小插曲。　　据说，对于那两小块金砖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事件，曾让在场的群众十分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想必是，谁把已经登记造册的金块子从小箱盒里偷偷拿出来，私下藏到木箱的破旧衣服内，打算过后再乘机取走？……谁有可能做这种事呢？谁有机会做这种事呢？群众暗中把矛头指向那几个在台面上张罗的村干部。　　后来事实证明，那几个在场当事的村干部，全都清白无辜。只是那两小块金子自身“回家”走了一趟，也算是向旧主人告别吧。
　　第五节 逆来顺受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父亲已经能下床拄着拐杖走路，说话也与平常一样了。他一生劳作，天性好动，整天闷在房子里耐不住。这一天天气晴好，风和日丽，他拄着拐杖来到村外田野上。　　只见眼前的冬小麦已长到半尺多高，一片嫩绿，在风中卷起层层绿浪——记得往年此时，应该赶紧除草施肥了。可如今，这片麦田不知全都分给了谁家；还有那大片大片的板栗、柑橘和桐子树，如今也全都与己无关了。想着往日在这田间的操劳，想着一年四季的耕耘和收种，想着当初农忙时节的情景，看着眼前这片自己用大半生汗水浇灌的土地……　　想着、看着，看着、想着，……他突然仰天长呼：“苍天啊！苍天啊！苍~天！苍~天！……”　　这一回他又闯祸了。有人听见了呼叫声，报告到乡政府。不久，上面便下来通知：令他接通知后三日内，自带铺盖，向碧湖区劳改所报到。　　那天上午吃过稀粥，父亲显得出乎意料地平静，似乎目前的一切对他都无所谓了。临出家门时，见母亲暗自饮泣，回头对她说：　　“不要这样，都别送。家里生活要没什么特别难处，不要写信给老二”　　老二是指我二哥，他这是吸取了当初在大哥那件事上的教训。　　母亲和我还是送他到村口，看着他渐渐走远的身影，终于消失在村外的田野中。此刻，八岁的我，第一次感到特别伤心，很想哭，但我没有哭。　　母亲接下来一整天都没说过一句话。到了晚上，我已经上了床，母亲在桐油灯下缝补我的裤子，却在偷偷地饮泣，让泪水滴落到手中的裤子上。看着油灯下独自饮泣的母亲，我也忍不住泪滴豆粒般地从脸上滚落下来。　　时光荏苒，一年后的某一天，舅舅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与父亲同队劳改的释放人员，他告诉舅舅有关父亲的消息：父亲是一个劳动的好手，务农的行家，因此深得劳改所管理人员的同情和好评，决定提前释放。当天同时被释放的还有另外四个人，让他们凭劳改所的证明，到公安局去领取释放证。　　到了公安局，其余四人领了证都走了；父亲却被留了下来，又送回劳改所。后来听说，当时公安局的一个领导是前林村人，也就是当初坚决要吧我家定地主的那伙人之一，是他放不过我父亲。　　我父亲今生今世与他并无冤仇，这话到底是真是假，一直无从知晓。我父亲后来提起过此事：说十多年后曾在街上碰见此人，那人当时因历史问题也回家种田了。他看见我父亲时，走过来想要打招呼，父亲却怒目而视，不曾开口，他只好走开去。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自从上回劳改释放被公安局扣留又过去一年之后，劳改局（劳改所已升格成劳改局）再次决定释放我父亲。这一次从劳改局直接拿了释放证就可回家了，再未发生父亲一直担心的事。　　当年父亲被判十年刑期，实际上只劳改了两年零八个月，劳改期间没受过大苦，也未曾被虐待，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父亲说，当时有一个与他同队同室的劳改犯，据说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的什么团长。他是读书人，曾上过黄埔军校，从来没干过农活，常常被管理人员训斥，甚至挨打。父亲很同情，每天下地干活总着意与他凑到一块干，他的那一份活，父亲也帮着干了。他很感激，问父亲：　　“老人家，你是个出力的种田人，犯了什么事进到这儿来？”　　“地主！”父亲回答说。　　“怎么…..”他想了想，再没问下去。　　劳改释放回家后，父亲又开始在自家分剩下的那几亩田地里忙个不停，天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人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精神。
　　第二章 绝望中流逝的童年　　第一节 从老屋到佛庙　　童年，本该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贫困也罢，艰难也罢，都有成人承担着，孩　　子总是开心的。但我的童年，却因时代的大潮，家庭的不幸，而变得暗淡而苦涩。　　我的童年是在瓯江边一个叫汤村的小村子度过的。所谓“江”，其实只是一条较大的溪流，在我童年的时侯，水流量丰沛，可通帆船；江对岸是连绵的青山，层峦叠嶂，山上长着茂密的草木，是附近村镇取之不尽的烧柴。这是一条美丽的小江河。有歌为证：　　瓯 江 风 情　　瓯越群山溪水潺湲　　源源清流如绢似练　　这才有了瓯江八百里情缘　　布谷啼绿了三月的原野　　桃花映红了春姑娘双脸　　瓯江哟
瓯江　　是我梦中的亲娘　　我永久依恋的故乡　　夕阳点燃熔金的水面　　朝晖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才有了瓯江无数个日夜　　秋蝉唱不停丰收的喜悦　　柑桔把金果缀满绿谷田园　　瓯江哟
瓯江　　有我梦中的亲娘　　我永久依恋的故乡　　山下的古镇把帆影留恋　　江畔的新城将宏图展现　　这才有了瓯江世纪的悬念　　愿青山永葆青春容颜　　让绿水再写画卷诗篇　　瓯江哟
瓯江　　有我梦中的亲娘　　我永久依恋的故乡　　这是离别故乡数十年后写下的一首歌词，童年时代我绝没有这种感受。　　我们家的老屋靠近村子南头，那儿有一条大路直通瓯江边。近村这一头，大路两侧是错落有致的水田，年年都种水稻，期间与黄豆和苜蓿（三叶草）轮作：春天里稻田一片嫩绿，生气盎然；入夏则是稻穗摇曳，丰收在望；秋后豆苗青青，仍有无限生机；到了冬春之交，红花苜蓿光彩夺目。四季更替，总有看不完的新鲜感。沿着大路向外走出四、五百米，两边便是麦田、甘蔗田、瓜地、栗树林和茶园，一年四季另有一番景色；再向外走，就到了江边广阔的青草地，和铺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沙滩了。　　记得小时候与村里的小伙伴们去那青草地放牛，绝对是一件乐事。草地与沙滩之间有三、五口池塘，沿着青草地边缘一字儿排开，之间有小水沟连接相通。每到春天，总有些许小鲫鱼盲目窜进水沟，一旦发现水边有人，便东躲西藏，钻进水草丛中再也看不见。此刻，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捉住它了。夏天里水牛吃饱了青草，总爱躺在池塘水中泡个凉水澡，赖着老半天不起身，这时候，我们便可以乘机跑去附近瓜地里偷摘西瓜吃，既降暑又解渴，快活极了；入秋之后，还可以钻进附近的甘蔗林中，任意掰取不同品类的甘蔗——糖蔗、青蔗、竹杠蔗、台湾蔗，任你挑选——那蔗水的甘甜滋味，至今记忆犹新。可惜好景不长，八岁那年土改，家里被打了地主，两头牛都被没收，江边的青草地也就与我无缘了。　　与村里同龄人相比，无论干农活还是上山砍柴，我都不如别家孩子。上山砍柴，即使我笨鸟先飞，比别人提早出门、提早过渡、提早上山，可挑回家的柴捆总是最小，也总是最迟一个到家。记得有一次在下山的路上，连人带柴掉进了山边的水田里，短裤被柴枝从上到下拉开一个大口，不得不露着半板屁股回家，一路让人笑话，到家母亲见了又流眼泪。　　土改时，我们家的房屋被分成三部份，搬进来两户人家。其中一户从前林村搬来，担任汤村的农会长，阶级斗争意识特强，最喜欢把全村的地富分子集中起来训话。有时无端找茬，破口大骂，走起路来神气活现，村民们知道他的厉害，都敬而远之。几年后他干脆让我们全家扫地出门，赶到村外一座破庙里去住。父亲因此又陷入极度痛苦，几天吃不下饭。　　第二年，这个让人畏惧的农会长突然暴病身亡。有点迷信的村人就说：是我家祖宗“显灵”，他受到报应。据我后来了解，可能得伤寒病致死。祖宗若真能“显灵”，父亲怎么会被打地主、进监狱？我辈子孙怎么会受那么多苦？连父亲自己也不相信什么“祖宗显灵”的荒谬说法。何况我辈上过学、读过书的人呢？我以为，让我们家扫地出门，搬去村外那座破庙住，恐怕也不能完全责怪那个“暴病亡人”，当年的形势锁定了我们家必有此一劫，怪不得什么人。　　我幼年时那座庙里曾有许多尊泥菩萨。仿佛记得，正面中央有一尊较大的佛像，其左右各有一尊小一点的佛像，背面还有一尊，像是女佛；两侧靠墙，立着十多尊怪模怪样的泥塑像。那时候年纪幼小，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菩萨。如今凭记忆猜想：中央那尊高大的，大概是如来佛；左右那两尊，大概是普贤菩萨和文珠菩萨；背面那尊，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了；两侧靠墙立着的，那些怪模怪样的，大概是十八罗汉吧。
　　庙里还有别的什么菩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村中的中老年妇女在特定日子里，会聚集在庙内念经拜佛。有时候，她们数十人围坐在一张拼合起来的长桌前，敲着各自手中的木鱼，口中念念有词，想必是“南无阿弥陀佛……”那类我们孩子听不懂的言词的无数次重复吧；有时候她们排着长队，踩登着一双双小脚，各人手执佛珠一串，围着庙堂一圈一圈缓缓转悠，口中仍然念念有词，仿佛是在给手中的佛珠数数，又似乎永远数不清那数目似的。在这一群妇女当中，我们家的大妈几乎总是领头的。　　想来那时候庙里的香火还是很旺的。几经何时，菩萨都没了，破损的庙门终日禁闭，再也不见有人进出了。　　那年我们家要搬进去住的时候，它早已经破败不堪，四面的墙壁多处破损坍塌，屋顶的瓦片也稀稀拉拉。晴天，屋内阳光缕缕，地上花花斑斑；雨天，雨水点点滴滴，如麻不断……无奈之下，各处借来一些瓦片，在亲戚和好心人的帮助下修修补补，总算有了个躲风避雨之处。空空如也的庙堂内，找来些旧篾帘和草帘子，拼隔成三间，才勉强安顿了下来。　　但每到夏季，雷雨滂沱，山摇地动，这破庙危房便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让人愁肠百结，惶惶不可终日；冬夜里，则北风呼啸，穿堂而过，一家老少都冻得瑟瑟发抖，无处躲避。　　不过庙前包涵一个不大的院落，还是不错的。院墙内有早年栽种的两排呈“L”形排列的冬青树，常绿不衰；院墙两侧各有四棵长得高高的圆柏，苍翠夺目，直指蓝天；庙后是生产队新栽的一大片梨树和庄稼地，生机盎然。　　记得我上初中后，每周一节的自然课中，老师教给我们最基本的果木嫁接技术，我对这门功课饶有兴趣，就在庙后那些新栽不久的梨树上学习，实践。我学会了“枝接”一种嫁接法，试着在一棵树上嫁接三、四种不同品类的梨树枝芽，竟然取得成功。心想，等到来年梨树开花结果的时候，就会看到一棵树上结出各色各样不同的梨果来，那有多开心！这让我十分得意，因此爱上了自然课，对果树嫁接尤其感兴趣。课外还特地借来几本当年苏联米丘林的有关著作（中译本）来看。　　第二年，那几株梨树上的接枝都冒出了新芽，而且长势喜人，估计再过一、两年就会开花结果。不幸的是，那年我初中毕业，升学无门，远走青海去了。两年后回家探亲时，发现庙后的梨园没了，变成了生产队的晒谷场。我的那点爱好和兴趣就此被扼杀在萌芽中了。　　庙东数十步有一口活水池塘（至今犹存），流水源源不断从通济堰的支渠灌入，于塘内旋转一周，再由出口处的小渠放出，流经远近的水田，最终重新归入瓯江。池塘南岸是一条用拳头大小鹅卵石铺成的大路，可通往碧湖镇；路边沿岸，有石板铺成的长长石级，可供人们洗衣、洗菜、洗手、洗脚，洗各种村人能洗的任何东西。　　每当夏日傍晚，田地里干了一天农活，带着一身泥土和汗渍的小伙子们，会跳进水中痛痛快快洗个澡；这时，不足三寸长的小鱼会在腿旁脚边乱窜，可就抓不住它；有时还可看到两尺多长的水蛇在水边出没，甚至两条纠缠一起，在水面上下翻滚，仿佛在打架，又像是摔跤或“相扑”。大人们却说，它们在交配。“交配”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交配”？大人们只笑笑，不说。但有时候，那些洗澡洗得痛快了的大男人们，也会朝着孩子们大声叫喊：　　“回家问你的老爹、老娘去！‘交配’是怎么回事，去问个清楚吧！”于是，塘边的男男女女便大笑不止。孩子们却认为，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也不明白。　　那池塘西头有好几株硕大的百年古樟，其中一株就立在池塘岸边，树冠半边伸入池塘上空，映在水中，树影婆娑，时隐时现……　　在我心目中，这一切原本都那么美好！可惜家庭不幸，让这美丽的画卷统统失色无光。　　直到十多年后落实政策，才让我们又搬回老屋住。那时候我正从青海回家探亲，对这座住了十多年，度过了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破庙，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念念难忘。
　　第二节 好老头和坏小子　　记得土改时搬进老屋的另一住户，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孤老头子——“五保户”，来自概头村。分给他的，是紧靠天井一侧的一个开间，连带一截走廊。他就在那走廊上起个小锅灶，独自烧菜做饭。他当初一搬进来，就对我母亲说：　　“对不住了，对不起了！我死后一定把房子还给你们……”　　母亲吓了一跳，惊慌地对他说：“日后千万别说这种话，别人听了会怎么想？我们要担惊受怕的！你安心住着就是了，千万别再说这种话……”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和我们家相互照应，相互帮衬，相处甚好，直到他年老过世。　　他很喜欢小孩，对我和侄儿都慈爱有加。在我的记忆里，他烧煮的芋艿特别好吃，有一股浓浓的香味。那毛芋是从他自己的自留地里挖来的，洗得干干净净，放锅里煮熟后就招呼我和侄儿过去吃。他在一旁显露满脸慈祥，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俩吃得津津有味。　　听我母亲说：搬进来的头一年，每逢农闲没事，他总会一手抱着侄儿立人，一手牵着我，带领我们去村外玩耍。有一次，被那个前林村搬来的农会长看见，叫去训了一顿，上了一堂阶级斗争教育课。但他不知悔改，别人也拿他没办法。一个孤老头“五保户”，雇农出身，没犯什么大错，能拿他怎么办？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青海回家探亲，发现他住的那间屋空着，不见了他的身影；楼板和屋顶被雨水朽烂得一塌糊涂，似乎早已“人去楼空”。　　大哥告诉我说，他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卧病不起，一日三餐靠我们家端过去吃一点，吃得很少；到年底，终于不治身亡。在他卧病期间，大哥几乎天天都要过去探视。他临终前拉着我大哥的手说：　　“我走了，这房子就归还给你们家。为了不让别人说话，就算100元卖给你们家好了……”大哥虽然点了头，等他真的离去之后，并没有接受那两小间房子。那房子如今早已坍塌见天，成了深藏老屋建筑群中的一处“天坑竖井”，墙壁和地上都长起了青苔和杂草，破败的样子不忍目睹。　　其实，原先我们家住的那半边老屋，自从父母和大嫂相继去世后，大哥的子女都搬去村口的新屋住，老屋再不住人。因年久失修，也同样破败凋零，面目全非了。如今，我也上了年纪，每年清明从城里回村去上坟扫墓，都忍不住要去那老屋探视一番。　　只见那房梁上野蜂筑了槽，窗棂和门框上蜘蛛结了网；蒿草入室、青苔登堂；想那清晨，乌啼、雀噪；入夜，鼠奔、虫鸣……好生凄凉！恐怕即使有野狐潜入修炼，得道成仙，也不足为怪的。《聊斋》中不就有许多这类引人入胜的狐鬼故事吗？人世间的古怪事还少吗？当今的报章和杂志上，不是每天都可以见到奇奇怪怪的人和事吗？说不定，在一个月白霜清的夜半，忽然听得房门吱嘎一声，狐仙倩娘或娇娜便站立在廊下，正向你频频招手呢！《聊斋》中的狐狸精，个个艳丽而善良。　　如今，老屋如此破败凋零，父亲在天之灵见此情景，恐怕要痛心疾首，嫌我辈子孙不知好歹，败家子，让好好的房屋破败至此。作为子女，我辈又如何向他老人家说得清楚？　　岁月流逝，我们的父母、大嫂及那位慈祥的“五保户”老头，都已走远去了，只有那破败的老屋，还在孤独中任凭风吹雨打。于是，一种悲怆心情不觉油然而生，又似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长房那几位堂兄的房子与我家相连，只隔着一条走廊，也分给了几家外村人。其中一户人家的兄弟俩，比我大两、三岁，成了我的克星——主要是那个为弟的，天天逼着我与他玩铜钱。虽然每次只一分钱的输赢，但日子一长，累计竟欠了他五角多钱。天天逼我还钱，我不得已，把母亲藏在卧室板壁里的十几枚铜钱，和打地主剩下的一付老花镜都拿去抵了债。母亲发现后要打我，又不忍心，只是对着我直流泪。　　此后，那家伙无论怎么逼我，再也不和他玩铜钱。他很生气，无论在村头、田间，一见面就强迫我蹲在地上，让同村的小伙伴们一个个从我头上跳过去。我傍晚回家，进门前总要先擦干眼泪，免得让母亲发现，又要陪着我流泪。这一“胯下之辱”，连同平日里天天所受的屈辱，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以致成年后胆小怕事，遇事畏缩不前，性格内向，严重缺失与人交往技能。尽管后来我和那个“施虐者”先后都上了初中，他再也没有欺负过我，可那段童年时代的“屈辱史”，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原本同一个村里的孩子打架，弱者被强者欺负，挨打受气，本来是每个孩子童年时期的正常阅历，平常事，不足挂齿，或许还会成为今后人生的“美好”回忆呢！但身处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地主家的孩子与地主本身的处境并无明显区别——同属被“专政”的家庭成员，其心身和人格遭受伤害，从来司空见惯。造成这种伤害的，并不是某个时段的某个具体“克星”，而是那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长年遭受人格歧视和人性压抑，导致自卑、自贱的“惯性”使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波及日后一生。　　小时候的“敌人”，长大后也许会成为朋友。即使成不了朋友，为生计而各奔东西，再次相逢时，也可一笑泯“恩仇”；但那个严酷环境所留下的“伤痕”，可能伴随和影响你整个人生。无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还是大清帝国旗下的奴才们，他们惟命是从、逆来顺受的奴性人格，无不源之这种特定生活环境形成的“惯性”。　　也许，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劣根性”吧。看来，柏阳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也不是全无道理。我本人不就是“丑陋者”之一吗？
　　第三节 初小与高小　　记得土改后最初的那些年里，大娘、母亲、大嫂都是戴帽的地主分子，必须每天写日记：一天里做了些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以及家里来过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等等，都要如实记录，每周一次，送交概头村的村委会支书。大嫂识字，她们三个人的日记由她来写；我在概头小学唸初小，送交日记的任务则由我来负责。对于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这项任务似乎过于沉重。我勉为其难，每逢星期一上学前，必须按时踏进那支书的家门，战战兢兢，不敢说话；交上日记本，退出支书的家门，才敢放开脚步，跑去学校上课。等待我的，往往是老师的白眼和训斥，以及同学们的耻笑；翻开课本，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老师讲了些什么全听不进去。因而，在概头初小念书期间，曾留级一年。　　当年的概头小学，四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首先给一年级讲课，然后二、三、四年级依次讲下来；教室的座次也是一年级在前，四年级殿后。如此，我在最后一排的单独座位上，连续坐了两年，也算是特殊“待遇”吧。　　土改当年，汤村只是一个三十多户，不足二百人口的小村。从我家开头，竟有九户被定了地主。有几户不足十亩耕地的自耕农，也成了地主。我家拥有四十多亩田地，农忙时节要顾短工。相比之下，也算得上是“大”地主了。因此，当地人戏称汤村是“小台湾”，不但地主多，被抓进监狱的人也多。自然，我也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儿”，在本乡的小学里也有了点小名气。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地主儿”，自然对我另眼看待。除了训斥之外，老师从来不和我说话；同学们都与我划清界限，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耍。年龄比我大的，则经常寻事欺负我。我幼小的心灵，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后来姐姐从艺师毕业，和姐夫结婚了。考虑给我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就把我转到碧湖“完小”去上学。碧湖小学的老师不问你是不是“地主儿”，都一视同仁，对于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倒是另眼看待，格外亲切。　　头两年就寄住在姐夫家里。姐夫的弟弟比我小一岁，上学却比我高一年级（因为我家被打地主后，我初小曾留级）。他对我很友好，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两个好朋友。他的父母我称呼“亲家公”和“亲家婆”。二老为人处事仁慈善良、温文尔雅，对人和蔼可亲，待我就像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记得有一次，我大便时一条蛔虫夹在屁股眼下不来，我害怕得了不得。亲家婆听见后立即跑过来，用手指垫张粗纸把蛔虫硬拽了出来，还笑着安慰我：“别怕，别怕，虫子出来就好了，肚子就不会痛了。”　　亲家婆曾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不少字，会写家信。她信佛，经常见她背唸佛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说话声音很好听，口才也很好，每逢晚上居委会召集居民开会时，会上大家都爱听她发言。有几次她不放心晚上把我们两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就带我俩一起去开会。他（她）们在屋内开会，我们两个就在房门外玩耍，总能听见她朗朗的说话声。有时会开得很迟了，我们两个往往会在门边的矮凳上睡着，等她开完会，把我俩叫醒，领我们回家。她一手牵一个，口中不断地叮嘱我俩看好路，别让石头子扭伤了脚……　　就这样，寄住她家两年多时间里，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父爱和母爱。后来，他们家由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外村的生产队又不分给口粮，没了吃的，生计无着。亲家公和亲家母只能分别去投靠几个在外工作的儿子（二老先后生养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四个儿子也都先后上学读书，成家立业，老四上了浙大，后来成了教授。）　　姐姐和姐夫先前已分配到浙南山区小镇——景宁中学去教书。当年丽水至景宁没有直达车，必须经云和住一宿，第二天从云和出发，汽车要翻山越岭，爬过三十八盘、七十六弯才能抵达。姐姐有时晕车晕得一塌糊涂。而且丽水发往云和的班车每天只发一班，从碧湖必须经过两个渡口，赶去南山车站搭车，往往赶不上趟，或者客满无票，又要返回，等第二天再去。因此，姐姐怕坐车，回家一次非常不容易，自然再无法照顾我。我也无法在这个充满慈爱的家庭里再继续住下去了，又回到汤村自己的“地主”家中。岁月流逝，如今二老已过世多年，但二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仍会在我的梦中见到。　　记得姐姐和姐夫去景宁教书的头一年，暑假里曾回碧湖来，晚上带我和瑞茂（姐夫的弟弟，梁家的老四）在“碧小”大操场看了两场露天电影。头一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二场据说是译制片，《冷酷的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所以至今还能记得那影片名，内容却全然模糊了。虽然是黑白片，（五十年代初，乡镇的露天电影一般都是黑白片）但银幕上人物会走动、会说话，言行举动都和真人、活人一模一样，完全不同于先前看过的幻灯片。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大开眼界、大为惊喜了。那《梁山伯与祝英台》好像是越剧，我们孩子哪里听得懂？不过，银幕上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其实我和瑞茂都不认识哪个是梁山伯哪个是祝英台，是姐姐和姐夫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的）不停的舞动着水袖、长裙，伴随着扩音器里的悠扬乐声，频频起舞，口中依依呀呀地唱，也很好看、很耐看的。至于那《冷酷的心》，则让我第一次见识了西洋人的怪模样，金发蓝眼，看着有点恐怖，也有点刺激。其中一些零星的镜头，似乎还能记得一点影子。　　汤村离学校有五里多路，早上上学去要自带午饭。中午本镇的同学都放学回家吃饭去了，我独自在教室里吃自带的那碗冷饭，冬天可以把饭拿到学校食堂去热一下再吃。我不好意思坐在食堂餐厅里，让老师看见我吃红薯丝饭和腌咸菜，便端到食堂外面的太阳地里吃。碰到下雨天，只好端回教室里去吃了。每天早、晚，来回要走十几里路，沿途全是农村的庄稼地，田野一年四季不断变换着色彩。这对我来说，倒也另有一番乐趣。　　记得那几年过年，村里有些人家照常办年货：做年糕、制作米花糖、油炸豆腐、包粽子…..等等，我们家这一切都不敢想，能吃饱肚子就算老天保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好东西吃，而且乐于在我面前炫耀，这让我羡慕之余又平添了几分伤感。　　正月里学校又开学了，我不再去想过年的事。那天早晨我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刚走到村口，就被村头一家大娘叫住了。她把我领进屋去，倒出我书包里的书本，往里装满她家自制的各种年货，让我先送回家去，回头再装上书去上学。看着满满一书包我垂涎已久的那许多好吃东西，我激动得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成年后，每次走过那大娘家门口，就会想起那难忘一幕，想起那位好心的大娘。她用她那慈悲的心，温暖了我绝望的童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让我懂得：慈悲，只有慈悲，才是人性的闪光点！　　1956年上半年，我们那一带相邻的几个乡镇曾发生农民上街游行闹事。平息后，当地政府对粮、油、棉、生猪等统购物资控制得更为严厉。谷物一旦上场晒干，全部收入当地粮库，农户家不留口粮。说是日后发放回销粮，但终于没有等到，陷入饥荒。在当年，所有农副产品都不能自由买卖，违者一律按“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买卖所得，重者扣上“坏分子”帽子，就地管制劳动，甚至收监劳改。　　当时农户家庭养猪，自家无权宰杀或出售，必须由当地政府统一收购；农户自家养猪却吃不到猪肉。时值饥荒，于是各家各户私底下采用给猪灌卤水的办法，把养到半大的猪毒死，谎称猪得瘟病死了。其实村干部心知肚明，睁一眼闭一眼了事。　　我们家养的那头猪大约也有七、八十斤重了，便如法炮制，用卤水毒杀那头平常日子以野菜和水草精心喂养的，倒霉的“黑白花”。谁知那头“黑白花”被灌了卤水之后，死不甘心，它窜出了破庙大门，在村外的地头、田边到处乱窜。我们慌了神，于是紧追不舍。闹腾了一个多时辰，它才终于倒下。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退毛、破腹、清理内脏，便大功告成。下锅不一会，猪肉的香气升腾起来，弥漫、飘散开去，让满屋的所有空间都充满了肉香味。那浓浓的肉香，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去关好大门，全家人都围拢到餐桌边，正准备享受这顿“满汉大餐”，突然，有人推开大门进屋来。全家人惊恐万状，一看，却是大嫂的一个远房亲戚来串门，才松了一口气。他闻到肉香味，笑呵呵走近餐桌，飞快地拿起桌上的筷子插进肉盆里。看着他大块大块往口中塞，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心想：“你干吗吃得那么快？还让不让我们自家人吃啊！？”.　　这真是一场绝美的“宴席”，也是我平生所享受的一次最特殊、最称心的美味佳肴！我和侄儿立人都吃得满头大汗，如痴如醉，眼泪汪汪。简直是风卷残云，眨眼功夫，一大盆猪肉连汤带水点滴不剩。
　　第四节 苍天不老，却也留情。　　四、五月份是家乡多雨的季节，同时也是天气变幻莫测的时节。即使朗朗晴空，出门人也不忘带上雨伞、斗笠。至于下田出工的家乡农民，被突然而至的暴雨淋透全身，那是极平常的事。我每天上学，都要背上系着双肩带的大斗笠，避免下午放学的路上被浑身淋透。　　这天放学比平日早，我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和大斗笠，手里拿本小儿书，一路走一路看。那条路走惯了，闭着眼睛也不会走进路边的田地里去。因此，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常常放慢脚步缓缓而行，一路到家能读完三、四本小儿书。那些五花八门的小故事，让我头脑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奇思异想，是我童年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天气有点闷热，天上乌云翻滚，但我并不在意，一路缓缓地走，一页一页细细地阅读。离村不到一里路了，头顶落下几滴豆粒大的雨点，我戴上大斗笠，仍然看我的小儿书。前方一百多米处的坟地路边有一座破旧的古凉亭，雨大了可以躲一躲，因此我并未加快脚步。　　突然一声霹雳，狂风大作，头上的斗笠被吹挂在肩上直扑腾，手中的小儿书吹落于路边的麦田里。我跳进麦田，抓住那本小书，直奔凉亭而去，顾不上戴斗笠，只觉得头脸被“石头子”砸得很痛。　　等躲进凉亭后才发现：地头边、道路上、凉亭内外……目之所及，遍处都是鸟蛋大小的冰疙瘩；凉亭屋顶的瓦片被狂风揭得光秃秃见天；不远处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翻倒在地；空中飞舞着断枝、残叶和麦草；冰雹像石头子，夹杂着雨点，铺天盖地砸下来。　　我卷缩在墙角的亭柱旁边，用斗笠遮盖头面，暴露的腿脚任凭冰雹击打……　　风暴终于衰弱而停息，原野一片狼藉：冰雹成堆，泥水横流，倒卧的树木、断枝、残叶、麦草遍地都是。我从墙脚边跳起来，夺路而逃。跑出不到十米，忽然听得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回头看，先前躲避的那道凉亭的土墙突然坍塌，激起一股泥浆和粉尘，活像平地升起的烟柱。要是再迟上几秒钟逃离，此刻一定葬身那墙下……我没敢多想，只顾没命地向村头那座破庙——我的家跑去。　　跑近庙屋，见庙后那株三十多米高，顶天立地的千年古枫，已被拦腰折断，其上半截竟飞过屋顶从庙前落下，砸塌了东南角的庙墙，留下一地断砖残瓦。　　忽然听见母亲呼喊我的名字，看见她正从大门口向我走来，我跑过去搂住她的身子，忍不住哭出声来。她抚摸着我的头和脸，她满脸泪水纵横，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　　庙内满地泥水，屋顶瓦片已被旋风揭去大半，像是开了无数口天窗。大妈和大嫂正愁容满面，站立在撒满冰蛋儿的墙根下发呆。先前去生产队干活的父亲和上山砍柴的大哥尚未归家。只有六岁的侄儿不知愁，赤脚在屋檐下拣冰雹玩耍。此前，大妈把他塞进隔壁汤姓祠堂的祖宗牌位底下，才避免去了这场冰雹的打击。　　直等到傍晚，父亲和大哥才陆续归来。他俩均未受伤，真是万幸！据说父亲当时刚刚奔到一棵大树底下，被一阵狂风吹走了他头上的斗笠，父亲回头去追赶那顶斗笠，追出十几步远，听得身后的大树轰然倒下，差点被压成肉泥。　　在这场天灾中，我们父子竟然都有惊无险，逃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带来的劫难。虽说老天无情，有时也留情。我以为，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绝对需要一点阿Q精神，否则，将无法生存。人们常挂在口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就是构成这阿Q精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我人生的“黄金”时段　　第一节 能上学真好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自己的“黄金”岁月，初中三年，也许算得上我人生的“黄金”岁月。　　1956年秋，我考入“碧中”（当时称“丽一中”），个人户粮关系都转去学校，吃国家供应粮，虽然谈不上吃得很饱，但也未曾挨饿。每到星期六傍晚，我就到学校大厨房里，把自己星期天应得的定量米讨出来，带回家去，洒入大锅煮着的青菜里。那么一点米粒洒在一大锅青菜绿叶上，星星点点，就像夜空中的星斗，历历在目，颗颗入目，屈指可数。即便如此，也总比全无米粒好得多，全家人都吃得很高兴。　　当年的“碧中”是一座初建的中学，尚未设立高中部，我们是该校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校舍全部都是新建成的三层红砖楼，其中教学楼一长排共四栋，一律坐北朝南。朝南的一面是走廊，朝北一面是教室。朝北的大窗户和朝南的向阳走廊使得教室采光很充分。到了晚上，教室里有明亮的日光灯提供照明，这对于当年的一座乡镇中学来说，也够气派了。　　冬天，有太阳的日子，那条长长的阳光走廊就变得十分可爱。课间时间，我们七、八人一组，分两拨人马，依靠墙壁相互推挤，哪一组的“队员”完全被挤出行列就算输了，对方获胜。这项运动就叫做“挤暖”，与“拔河”有点相似，但用力方向正好相反：一个全靠推力，一个全靠拉力。阳光长廊里的这项运动，既充分吸取了太阳能，人体内由于用力推挤也产生出大量热能，不需要任何体育器材和设备，是一项非常环保的体育运动。可惜没有列入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中。但这项运动也有一个弱点：紧依着墙壁挤压，身上的棉衣容易被墙壁的红砖擦破，这是一个重大损失。当年每人每年只有六尺布票，远远不够做一件棉衣的。为了避免衣服被擦破，我每次都不让身子紧贴墙壁。但这样一来，往往首先被挤出行列，从而淘汰出局。好在我们的目的是取暖，不以胜败论英雄，也没有什么奖牌。　　碧湖镇并非县城，为什么当年要把“碧中”称为“丽一中”呢？也许这与当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据说当初曾计划在瓯江下游建造一个大型水电站，就像新安江水电站那样，形成如今的千岛之湖。这样一来，整个丽水县城就将会像原淳安县城一样，被沉于湖底。当年丽水县级行政机构听说要迁往云和，县城周边的居民自然也要迁移别处。就当年来说，碧湖小平原是丽水的“粮仓”，又在丽水上游，肯定要保留下来，不会被水淹没。与云和相比，碧湖区域的人口要多得多，分布也相对密集。所以，当年把重点中学的校址选在碧湖镇近旁，也是很自然的。至于那个水电站后来为什么下马不再建造，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作为“丽一中”的第一届学生，其实受惠匪浅。因为当年“丽一中”的教师都是从全省各地抽调而来，师资力量较强，对我们的学业肯定大有好处的。　　总的来说，初中三年，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幸福、最难忘的年月。曾记得，学校四周是广阔的田野；大门外不远，有古老的通济堰缓缓流过；校园内绿树成荫、花木扶疏、绿草如茵；光鲜的细沙操场与平坦的天然草地相接；单杠、双杠、秋千，跳远、跳高的沙坑，篮球场、排球场，还有那个诱人的气象小园……至今仿佛都还历历在目。　　其实，初中的三年恰逢“反右”、“大跃进”、“大办钢铁”，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潮激荡中，只是我们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没有切身感受罢了。　　记得反右斗争中，二哥曾受到牵连，但未定右派分子，还算幸运。不过他的“预备党员”身份被停止，从此之后，再也未能入党。记得我们学校有位老师——教导主任，被定了右派分子。他在大街上被几个什么积极分子当街拦住，被迫跪在地上，被用杉树刺刺他的脸面，很可怕。我吓得跑回学校几天不敢上街。据说，他只所以被打成“右派”，只因为在公开场合说了这样一句话：　　“眼下农户缺粮，那些家住农村，户粮关系未转来学校的学生，饿着肚子来上课，尽打瞌睡，提不起精神，听不了课。可见农村的境况不妙。”　　这就让他闯了大祸，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第二节 “大办钢铁”和“除四害”　　这期间，我们在校学生也参予了大办钢铁和消灭“四害”运动。“大办钢铁”分配给我们学生的具体任务是：去瓯江边洗铁砂。在江边的沙滩上，每人挖取一洗脸盆细沙，端到水边去淘洗，让流水冲去细沙，盆底会留下薄薄一层乌黑的沙状物，这就是将要用来炼钢的“铁砂”。　　一盆一盆地淘洗，一天下来，每人洗得三、五两不成问题。上交到学校，集中起来，送往炼钢高炉。这项工作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丝毫谈不上辛苦，甚至充满了在江边玩耍的乐趣。至于那些黑沙子能不能炼出钢来，就不是我们所担心的事了。　　更有趣的还是“除四害”。所谓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苍蝇是最污龊的飞虫，一会儿飞进茅坑里去，一会儿又飞到餐桌上来，污染食物、传染疾病。它与吸人血的蚊子狼狈为奸，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自然除之而后快。历次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就是针对它们，收拾它们的。这次除四害，它们自然难逃其咎。　　至于那些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老鼠，历来都是人类的大害，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此类刁物有着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生育能力，子子孙孙斩不尽杀不绝，大有贻害万年之虑。正如校长在动员大会所说：人类与鼠类的斗争不是一日两日，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所能彻底解决的，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持久战，需要同志们作长期的，持久不懈的斗争。决不能半途而废，功败垂成。　　对于那些整日里叽叽喳喳的麻雀，本来并不十分令人讨厌，可它们有时会偷吃一点田间的谷物，在那个粮食十分短缺的饥荒年月里，被列入“四害”之一，还是可以理解的。好在如今它们已经平反归队，成为益鸟。目前，这个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已在城市的公园和居民社区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过着食宿无忧的幸福生活。至于将来会不会乐极生悲，就很难说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还是说说当年它们的危难时刻吧。　　好像是在稻谷飘香的季节，一个星期天。全县的机关学校，村村镇镇，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动员起来，采取统一行动。锣鼓、镲钹，锅盖、脸盆，搪瓷缸，碗、碟、瓢、勺……一切可利用的响器，都被搜罗出来，按预先部署好的时刻，一起动手敲打起来。试想，全县近百万人口在同一时间冲向田野，一起闹腾，各类响器的敲打声、年轻人的呼喊声，响成一片，响彻云霄，远近遥相呼应，那阵势真可说是千古奇观了。　　据说经此一番闹腾，那麻雀们被惊吓，没有落脚之处，只能不停地在天上飞，直到疲极而衰，衰极而亡。然而这样闹腾了大半天，也不见有一只麻雀，因疲惫至极而坠落毙命的。最后不得不无功而返。倒是“二甲”班（二年级甲班，我是“二乙”班）的一个男同学，家住碧湖镇，他每天晚上出去掏麻雀窝，取得了辉煌战果：先后半个月他一共捕获58只麻雀，都用热水褪了毛，烧烤着吃了，留下的58对脚爪，上交学校团支部，荣获全校“除四害”标兵（第一名），得到一张由校党支部签发的奖状和一本红皮笔记本。　　不好意思，在这次除四害运动中，我也获得了一张奖状和一个红皮笔记本。不是因为抓麻雀，我没那个本事。我是因捉田鼠而得奖，第二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学校曾放一个星期假，让大家分头出去抓麻雀、捉老鼠，放开手脚除四害。家在农村的住校生，也可回家去住，只要有利于“除四害”，怎么都行。学校离汤村不远，也只五、六里路，我自然乐意回家住。还可以把一个星期的定量米粮称出来，带回家去，和全家人分享米粮的味道。　　一到家，搜寻出多年前曾经用过的老鼠夹，插上一小块带皮的红薯干作为诱饵，置于床边墙角处，专门等待那夜间出没，满屋乱跑，作恶多端的硕鼠上夹受死。谁知第二天早上起来察看，大失所望。夹上的红薯干掉落在一旁，却不见老鼠的影子。不知道是那老鼠夹子有毛病还是老鼠们太狡猾了，一连两天都一无所获。我心急如焚。　　七十岁的老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他对我说：　　“这家里的老鼠鬼的很，没有香油和肥肉，哪会轻易上当受骗？那稻田里的老鼠要笨得多，兴许好捉住。”　　“真的？收割过的稻田里，我怎么没见有老鼠？”　　“你见没见那些晾晒在田里的稻草？”　　“见了呀，难道老鼠爱吃稻草？”　　“憨儿。那一捆一捆的稻草下面，有田鼠做的窝，里边一定藏有老鼠。”　　“是呀！是呀！我怎么没想到！”　　于是我决定立刻奔赴村后那一大片稻田，去剿灭那些该死的田鼠。八九岁的侄儿立人，听见了我和父亲的对话，坚决要求参加这次灭鼠行动。我自然巴不得有个好帮手啦。两个人各自喝了两大碗芥菜稀粥，就急匆匆出发了。　　由于前段时间天气晴好，收割后的稻田早已晒得干硬龟裂，那晾晒在田里的一捆捆稻草也差不多晒干了。当我小心地揭开一捆稻草时，奇迹发生了。猛然间蹿出三只田鼠，从我脚边逃窜，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侄儿立人像猫一样机敏，追上去只一脚，踩死了一只，另外两只逃之夭夭。　　初战告捷！立人功不可没。接下来两人紧密合作：我专管揭发那些鼠窝，立人动作机敏，奋力踩踏，连连得胜，战绩辉煌。有一捆稻草底下竟然藏着“一家五口”，在光天化日之下已顾不得亲情恩爱了，都各自四散逃窜。让立人一脚踩死了两只小的，我一脚踩死了一只大的。太刺激啦！这第一天下来，取得首级（鼠尾巴）15根，士气大为振奋。之后的几天，战果不亚于第一天，一星期下来我和侄儿共踩杀田鼠76只，割取老鼠尾巴77根（其中1根尾巴是大哥地里干活时打死的一只老鼠所得）。　　77条鼠尾上交到学校，荣获“除四害标兵”第二名；“二丙”班的一个同学上交鼠尾51条，荣获第三名。　　与我同座位的女同学对我所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并为我名列“二甲”班那位掏麻雀窝的同学之后，而打抱不平。我本人心里倒没什么不平衡的。我知道，麻雀长有翅膀，能海阔天空地飞翔，是那么好抓住的吗？即使掏麻雀窝，黑灯瞎火的，爬上爬下也很不容易。哪儿像躲在稻草窝里的田鼠那么容易得手？
　　第三节 饥饿中的村庄和家人　　接下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稻谷和番薯单产千斤、万斤的浮夸风层出不穷。按这个产量征购粮食，农户家庭哪来口粮？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我们家日子就更难过了。　　迫于饥饿，许多社员趁着月黑风高，去生产队番薯地偷挖他们自己种的番薯。他们的行径与《地道战》中，抗日民众趁黑夜去抢割他们自己种的麦子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抗日民众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胆识的抗日英雄行为；而他们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无疑是明目张胆的偷窃行为！即使在番薯地碰着了，也装着没看见，相互回避，采取各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战略战术。连他们自己也默认是偷窃。　　星期天回家曾听说，隔乡有一个“富农分子”，因东墙事发，被告到大队，上报到公社，结果批斗游街。他经受不住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终于趁着一个明月之夜，在他曾偷挖过的番薯地头的一棵大树下，上吊自尽。据说此人曾经是小学教员，师范毕业，在农村也算得上是个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了。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缘故回家种田，并被定了富农成分，最终遭此厄运。　　也许正因为这种身份，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脆弱，也更容易折损吧。孔乙己就比他坚强多了，即使被打断了腿，仍能活下来，并且照样喝酒、照样吃茴香豆……　　此事一经传开，自然让各村村民人人自危，当他们出工经过自己曾偷挖过的番薯地边时，自然放慢了脚步，而心跳却急剧加快。可是饥饿又迫使他们仍然铤而走险，继续这不光彩而危险的“偷窃”行径。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活命，谁还管得了那许多？更何况这地里所出的哪样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的汗水所换得？偷它没商量！　　这期间，父亲也曾参与这种行动，母亲害怕不让去，父亲就说：　　“不去，全家都要饿死！你懂什么？”母亲便无话可说。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期间，若没有二哥私下拿回家的那些猪饲料票，救了全家人的命，其后果真不堪设想（那一时期，二哥被下放到机关养猪场养猪。场里养着近百头猪，饲料尚能填饱猪肚子）。从这些哑巴畜生的口中夺食，也是无奈之举，不得不让猪们受点委屈了。　　那时候，一个村子里饿死几个人，不是什么新鲜事，汤村也自然难免。　　那种饲料票是全县通用的，购买猪饲料的凭证，到碧湖粮站，就可买到连皮的干番薯丝。记得买回家来当天，就煮了一大锅，我连续吃了四大碗，意犹未爽，还想吃；不到七岁的侄儿立人竟吃了五大碗，吃得满头大汗！比起树皮草根来，也算得上是“美食”了。　　不过，事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发生胃痛、胃胀、胃扩张之类的麻烦事。可见我们的肚子绝对经得起时代的严峻考验！　　初中三年，二哥有时候会私底下托人带几元钱回来补贴家用。记得有一次受托的人没把钱带到，身体瘦弱的大妈登着她那双“三寸金莲”，走十来里路去追讨，第二天脚肿得不能着地。　　这期间，姐姐则隔月便从她们微薄的工资里省出10元，寄到我的学校，让我送回家去（不敢直接寄去汤村地主家庭），每次我都分文不少交到父亲手里。母亲私底下总是小声对我说：　　“你留一点自己用，不必全数拿回家来的。”我就说“好，好”，真想从中扣下一元来自己买点学习用品，但一想到这是姐姐省下来给家里的救命钱，还是一分不少交到了父亲手里。母亲见了只是叹口气，不再说什么。
　　@汤陈里
15:32:00　　自序：　　下边这篇文字，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其中并无半点虚构。从形式上来看，它像是一篇“自传”，然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只是一些片段记忆。许多琐事，许多细节，难以绝对正确，但都是我生命中的烙印，难以抹去。但本人既不是伟人、名人，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更不是什么富商巨贾——一个毫无建树的平头百姓，立什么传？不让人笑掉大牙？谁会去看它一眼？思考再三，不如称之为“小说”，带上点“传奇”色彩...........　　-----------------------------　　冷冬拜访，支持佳作！
　　第四节 我的几何课老师　　当年初中所学的课目中，我数理化的成绩不错，语文相对较差。不过有一篇写假期里大哥带我去“堰门口”（一条流向瓯江的小水渠的出口处）捉鱼的作文，竟然受到语文老师表扬。这才让我对这门课也稍感兴趣。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平面几何，甚至有点“入迷”。那些由线条组成的各种图形：无论是方的、圆的、还是三角、多边形，都让我兴奋不已。这些单调、抽象的线条为我展示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让我的思想得以自由飞翔。　　教我们平面几何的老师姓吴，是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常常与我们这些孩子们一起闹着玩，从来不批评我们。课堂上他常给我们出其不意地开个玩笑，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我们大部分同学都爱听他的课。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题一般不会太多，绝大部分同学都能按时完成。　　但有一次他布置的作业中有一道难题，我们全班同学都做不出来。整个晚自习中，大家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费在那道题上，还是徒劳。有的同学失去了耐心，就找到吴老师那儿去请教，并带回老师的题解答案。于是大家都围过去照抄了事。我也挤上去抄来那道题解，再回到自己课桌前仔细分析，总感觉求证步骤太繁杂——不是最佳解题途径。　　别的同学做完作业都回寝室睡去了，我不死心，独自一人留在教室，死啃那道题。午夜时分，忽然有了灵感，一下子找到了最佳求证方向，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当时我真想立即把这个伟大发现向全班同学宣告，把我今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公之于众，让所有人来和我共享……可此时此刻已是更深人静，哪有什么人听我倾诉心中的喜悦？只好关了教室的日光灯，也回寝室去睡觉。　　星期日，学校只开早、晚两顿饭。这个周末我没有回家，吃过早饭后，正与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坐在通铺上聊天，准备去镇上逛街。没料到吴老师这时候踏进了我们那个狭小而拥挤的寝室。我们几个人立刻从铺位前站了起来，有点疑惑地看着老师。他一进门就朝我大声问道：　　“汤陈里，听说星期三布置的那道作业题，你另有求证方法？”　　我们作业尚未交上去，吴老师怎么知道的？不知道是哪个嚼舌头的同学把这事告诉吴老师的。我心里嘀咕：　　“是不是这道题我做错了？”我心里嘀咕。　　吴老师口里说着，便在我们的通铺上坐了下来。见我们几个还站着，就招呼我们大家都坐下来，然后从他中山装的下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置于膝盖上，又从制服上口袋拔出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支钢笔，对我说：　　“汤陈里，你过来，做来我看看……”　　我绝对没想到，他是为那天晚上曾让我兴奋不已的那道几何题而来。于是我连忙凑前去，跪在他的膝前，接过他手中的钢笔，就着他膝盖上的记事本，动手描图画线（因为我们的寝室里既没有椅子和凳子，更没有书桌，只能以老师的膝盖为桌）。我在那记事本上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引出两条虚线，吴老师看了一眼，便抬起头来，高兴地对大家说：　　“对了！这道题汤陈里同学的思路很明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们要向汤陈里学习，不要一遇到难题动不动就放弃，要多作思考，善于思考，才能让你的头脑里长出知识的参天大树……”　　我受宠若惊，颜面发烧，昏天晕地，简直无地自容。　　吴老师不但在我同室的面前表扬了我，后来又把这道题拿到课堂的黑板上去演示。　　事后我才知道：他布置的每道作业题，都预先准备好两套以上解题求证方案，如果我们遇到难题去求教他，他只告诉我们其中一种解法，看我们还有没有找到其他的求证方法。等待适当时机，他再向我们逐一演示其他那几套预案。这道难倒全班同学的作业题，被我侥幸蒙对了，让他很高兴，事后他却不说破其中的隐情。　　我知道他这样做既是对全班学生的鞭策，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此后，每一堂几何课我都加陪专注听讲；每一道习题更不敢有半点马虎。初中三年的几何课成绩，无论期中、期末，还是毕业考都得了满分5分（当年中小学实行5分制，大学我就不知道了）。这自然水到渠成，毫不含糊了。我心里想，作为学生，遇到这样一位老师，真是天大的福气。如若能升入高中，能再当他的学生，那该多好！　　未曾料到，这初中三年竟成了我学业的“顶峰”，平面几何也就成了我今生所学得的最深奥的学问了，尽管多年后都忘得一干二净。无奈升学无门，从此一蹶不振，无论学什么都一事无成。
　　第五节 升学无门，另辟蹊径。　　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了，一心想着升高中，念大学。　　毕业前，我和这一届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室去训话。那位年轻的校长据说出身雇农，曾给地主家放过牛，或许也曾有过高玉宝的经历，给《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地主干过活，受过地主的气。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专为升学考试的事。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站立在他面前，他立刻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八个地主崽子。　　他默默地看着我们，思考片刻，才发话，冷语冰人：　　“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做好到农村去，当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的思想准备，没必要参加升学考试…..”　　校长的话，一开头就如一盆冰水，向我们头顶淋了下来，让我们浑身发冷。我心里估摸：难道此后再也不能继续上学读书了？难道所有学校的大门都将对我们关闭？难道只剩下走向田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条路可走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我们是怎么走出他办公室的。　　升学考试临近的那些日子里，我心灰意冷，好生郁闷，对谁也不想说话，只想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躲着。　　但我们八个地主崽子，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参加了升学考试。结果可想而知：除了我们八个人，其余一百多位同学全数录取，包括那些曾经补考四、五门功课的同学。　　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自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化，大中院校的政治空气骤然升温，开始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阶级路线。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尤其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自然要被拒之门外了。在大城市，或许要稍好一些，但我们学校面向农村，其生源主要来自广大农村的农民子弟，像我们这号属于“另类”的“地主崽子”，也就成了无法逃避的牺牲品。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总不能投到“地主崽子”的头上去吧，我辈只能认命。　　吴老师以为我一定会报考高中，将来准备升大学，没想到我因为是“地主儿”，根本不可能继续上学。　　临别时，他那只天天捏着粉笔在黑板上行走，我所熟悉的大手搭在我的肩上，眼里含着泪水，对我说：　　“坚持自学，等待机会，不要放弃……”　　“好的……”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心里好难受！难道就这样和吴老师分别，再也不能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再也不能看他在黑板上画图写字了？难道从此就得回汤村去，接受一个“地主儿”的命运？　　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在农村将意味着什麽？自然只有忍饥、受寒、遭歧视、受压迫的份，从此再也不能离开村庄和土地，必定要遭受种种不公平对待，还不得不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且永无出头之日。　　怎么办？只能到县城去找二哥想想办法。结果二哥给他一个在乡下小学当校长的同学写了一封短信，介绍我去他那座小学任临时代课教员。　　这让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暂时不用回村当“新农民”了，忧的是凭我这点水平，能胜任代课教员的工作吗？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那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那座山乡小学。小学校长接过介绍信，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了好几遍，才问道：　　“你几岁了？”　　“十六。”　　我心想，当时他一定很担心：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农家男孩，能任教？教初入学的山里孩子识几个字，做几道加、减、乘、除的算术题或许可以，但作为学校的一个代课老师，仅仅限于这一点够吗？……　　当年我虽已过了十六周岁的生日，但个头小而胖，看着很稚嫩，或许还带点先天愚型的邋遢样子吧。他作为一校之长，对我表示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况且我当时的“穷酸样”，也着实让人不敢恭维。换做任何一位小学校长，恐怕谁都难以接受面前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家伙做他学校的代课教员。我心里已经不存什么希望。　　大概是看在我二哥的面子上吧，毕竟是二哥要好的同学嘛。看校长的脸色，似乎有可能被接收，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从办公桌后边站了起来，对我说：　　“每月工资15元，自带米粮，饭菜学校厨房代做，每月另交伙食费2元5角。下个星期一前来报到。”　　他说得清楚，我听得明白。我真的被录用了！　　当时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竟忘了是怎么走出那位校长的办公室，来到田野上的。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一路跳腾着回到家里。父母听了都很高兴，大哥的脸上也露出了喜色。因为这是大哥当年读师范所选择的职业，后来头脑发热，走错了一步路，才落得目前这地步。其实，大哥对教员这个职业还是十分向往、十分留恋的。　　我的前方似乎有了一条出路，一条迷茫不清的山间小道。或许，过许多年后能争取转正，成为一名真正的山村小学教员，一名名副其实的“园丁”？有这种可能吗？难道只是我目前的一种奢望？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努力学习，认真执教，赢得学校的认可。我一定要实现我的理想，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园丁”！　　未曾想，几天之后我便放弃了这个“终极目标”，丢掉几天前希望做一名“园丁”的理想，选择了另一条更加渺茫的漫漫长路，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人的命运就像你手中的万花筒，它变幻莫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演绎出让你想象不到的图案。也许，人生因此而变得精彩！
　　第四章，盲流大西北　　第一节 远走“高飞”　　这天傍晚，母亲正为我收拾简单的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去那座小学报到。这时，我的一位远房堂兄走进屋来。他邀我同他一起远走新疆，去寻找人生的锦绣前程。　　他对着我和母亲侃侃而谈，说新疆很容易找到工作，工人一月工资40元没问题，比在本地做代课教员强多了。　　是啊，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工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工人每月有固定工资、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吃国家供应粮，这与“工农联盟”的盟友——农民相比，简直天上地下！与一个被临时聘用的乡村小学代课教员相比，也不言而喻：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山村小学的代课教员，想要转正就那么容易吗？简直是异想天开！说不定什么时候都会被辞退；当然，最现实的还是那每月工资15元与40元的差距，连初小一年级学生也能算得出来，能不让人向往！　　一个月工资40元，这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了。　　天下难道有这等好事？我兴奋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这样一来，那个渴望成为“园丁”的理想，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呀，能有错吗？　　向我提出这个伟大倡议的堂兄，学名汤秀枝。这名字带点女性味道，其实他是个很有主见的男子汉。他长我五岁，也是“地主儿”，初中毕业后已有六年代课教龄，颇有一点社会经验，成了我人生道路上最初的领路人，对我此后的命运起到关键性作用。　　打算和我们结伙同行的还有一个“同类人”，比堂兄低一届的同学，概头村人，小名“三梨”（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名魏纪靖，还是我们家一门很少往来的远亲呢。　　如此这般，在两位兄长带领下，出门去闯荡江湖，心里踏实多了。　　天大的好事呀！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堂兄的这个倡议，接连几天让我兴奋不已。　　大方向虽已敲定，但还有诸多疑难和具体事项尚待解决：如此出走，会不会被视作“逃亡”，再被抓回原籍监督劳动？从地图上看，新疆地处边陲，路途遥远，而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尚未通铁路，听说即使坐火车，连续十多个昼夜也到不了，此去今生今世还能回来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今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乘飞机不就几个小时，坐火车也不过三、四天吧？有多远的路吓成那样？不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吗？岂不知，这个地域距离，对于五、六十年前一个从来没出过门的农村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全国许多城市不通火车，更别说飞机了；那时候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尚未建成一座桥梁，东西南北的交通可想而知！　　再说路费和粮票如何解决？……因此母亲一直愁眉不展，但一想起大哥的遭遇，又怕耽误了我的前程。　　当初大哥就是因为父亲的阻拦，没有随军去大西南，留在家乡参加了土改工作，才落得如此下场。此刻，父亲有满肚子的忧虑也说不出口，只是满面愁容的看着我，长叹一声。　　“怎么办？”摆在面前的抉择也许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不敢草率从事。　　最后，决定进城向二哥讨个主意。结果二哥给予坚决支持，并与姐姐联手为我筹得路费80元。在当年，80元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要数月全工资倾囊而出才能凑够。母亲从米缸里称出十几斤大米，去到本村有人在上海工作的人家里，换得十几斤全国粮票，全让我随身带着。　　至此，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启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