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格里芬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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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格里芬
我有更好的答案
格里芬虽然投篮姿势太别扭，没有美感，不够飘逸，但并没有那么多不喜欢啦，可以说再好的球员都有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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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为何总说傻芬手短没人说诺阿手短？
傻芬裸高205臂展213站立摸高267 &裸高210 臂展216站立摸高才270 & 都是选秀时候的体侧数据 为何没人说诺阿手短 &&这里面有诺阿体侧数据：这是傻芬的
[&此帖被连南城东队在 10:42修改&]
这些回帖亮了
傻芬长相萌，调戏起来比较带感，诺阿长得一张大叔脸，鬼才去调戏
不扣篮，显不出来
外国人手短也就罢了 你个白皮黑人也这么短？
发自手机虎扑
图来了，纯tx
快船球员总是能处在风口浪尖。
诺啊裸高能有210？我记得选秀时对阿联和诺啊的评价是，身高和力量阿联均胜出…
发自手机虎扑
怎么描述傻芬的臂展越来越长了了？？以前不是臂展210不到么？
发自手机虎扑
诺阿防守很强悍，让人忽视了他的手短，
发自手机虎扑
树大招风。要是你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引用6楼 @ 发表的:
诺阿防守很强悍，让人忽视了他的手短，
格里芬防守软吗？什么逻辑。
不扣篮，显不出来
快船球员总是能处在风口浪尖。
树大招风。要是你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傻芬长相萌，调戏起来比较带感，诺阿长得一张大叔脸，鬼才去调戏
为了黑啊 笨！
诺阿防守很强悍，让人忽视了他的手短，
发自手机虎扑
引用6楼 @ 发表的:
诺阿防守很强悍，让人忽视了他的手短，
格里芬防守软吗？什么逻辑。
引用4楼 @ 发表的:傻芬长相萌，调戏起来比较带感，诺阿长得一张大叔脸，鬼才去调戏
大头小眼也叫萌？？？
发自手机虎扑
诺阿赤脚206，臂展都加10了你还想怎样。
怎么描述傻芬的臂展越来越长了了？？以前不是臂展210不到么？
发自手机虎扑
诺阿不会飞起来够篮筐！他都是在篮下扣篮的！格里芬都是从罚球线附近起跳有时候能明显感觉膀子不够长
诺阿没有去主动暴露自己缺点。反观格里芬，各种跳起来秀短手。纯TX。。
因为格里芬 0.6盖帽
引用10楼 @ 发表的:
怎么描述傻芬的臂展越来越长了了？？以前不是臂展210不到么？
在那个选秀网站有的看的 好像dpress什么的 我之前看过了 2000年以来的每年新秀的体侧数据都有 傻芬臂展是7尺
引用9楼 @ 发表的:
诺阿赤脚206，臂展都加10了你还想怎样。
在那个选秀网站有的看的 好像dpress什么的 我之前看过了 2000年以来的每年新秀的体侧数据都有 诺阿裸足是6.10.5
引用9楼 @ 发表的:
诺阿赤脚206，臂展都加10了你还想怎样。
里面有诺阿全部体侧数据
控卫对臂展的要求没内线高啊
短芬臂围太壮硕了，那么大一块儿，看起来显短。
诺阿的围度和他显然不在一个级别上。
发自手机虎扑
外国人手短也就罢了 你个白皮黑人也这么短？
发自手机虎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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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人参加团购698.00元&1199.00元(ERROR:15) & 访客不能直接访问为什么库里，格里芬等人的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生出的孩子就是白色皮肤呢，为什么不是黑色皮肤呢？
如题，难道是白人基因太强，同化了。
为什么我长的像我妈，而我妹妹长的像我爸呢。
发自手机虎扑
我想起好多女导游结婚生下来孩子是黑人的故事
因为我住他们隔壁
发自手机虎扑
隐性基因和显性基因 初中的知识
皮肤颜色总的说是由黑色素的量决定的，但黑色素的多少是个多基因控制的性状，所以混血儿并非“非黑即白”，而是看你有多少‘靠黑’那边的基因，在人群里混多了就形成连续的层次。以前是严格的“一滴血决定”，有一滴黑血你就是黑人，虽然1/32的黑看起来和白人无异，再多点也看个人，很多人看起来也很白。黑色主要是3个基因控制的，下图显示了两个纯第一代黑白混血的第二代的可能性：数字是黑色的层次
可见两个混血的后代，纯白和纯黑的可能都很小，多数都是处在中间的不同层次，呈现钟型分布。楼主这例子，库里和格里芬一看就有明显的黑人特征，虽然他们不太黑，看多了就知道。
奥巴马就是黑的
这就要问隔壁老王了
遗传，变异
引用7楼 @ 发表的:皮肤颜色总的说是由黑色素的量决定的，但黑色素的多少是个多基因控制的性状，所以混血儿并非“非黑即白”，而是看你有多少‘靠黑’那边的基因，在人群里混多了就形成连续的层次。以前是严格的“一滴血决定”，有一滴黑血你就是黑人，虽然1/32的黑看起来和白人无异，再多点也看个人，很多人看起来也很白。黑色主要是3个基因控制的，下图显示了两个纯第一代黑白混血的第二代的可能性：数字是黑色的层次
可见两个混血的后代，纯白和纯黑的可能都很小，多数都是处在中间的不同层次，呈现钟型分布。楼主这例子，库里和格里芬一看就有明显的黑人特征，虽然他们不太黑，看多了就知道。
现在不也是一滴血决定，不是纯白就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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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人参加团购698.00元&1199.00元王治河、樊美筠：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对尹海洁教授批判文章回应（授权发布）
我的图书馆
王治河、樊美筠：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对尹海洁教授批判文章回应（授权发布）
对尹海洁教授批判文章的回应（一、二）作者 |&王治河、樊美筠“中国社会学”平台经授权发布﹀用一颗平常心理解有机马克思主义&——兼谈我们的过程缘（之一）文 |&王治河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N.Whitehead，1861–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劢、张申府 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劢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说：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当初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两句话之间有何联系。近日读到尹海洁教授用相当犀利的语言质疑我们为人以及我们所做之事的文章，在拜读尹文的过程中，这两句话竟奇妙地走在一起。因为理论的冲突大都因为坚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你对就是我对，真理只能存在你我之间，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这一坚执对立就不美了，也就无智慧可言了，因为美在和谐，智慧在圆融，在深刻洞见事物之间深广的联系，在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带着这样一颗平常心看待尹文，我们就由最初的愤怒变成感恩，感谢尹文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旧雨新知的关心，也使我们借此机缘结识许多新朋友，更感恩尹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把自己所欣赏的理念，所做的事情说清楚，或许尹教授可以和我们一道上路，一道探索，岂不美哉。莫非这就是古德所说的“烦恼即菩提”？还是和读者诸君一道先来看看“尹文”给我们扣了哪些大帽子吧。&“他们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进行宗教渗透”，与他们共建的所谓研究中心“都是他们向中国输入基督教哲学的组织基础”，“搞怀特海智慧儿童教育，对中国的幼儿进行宗教渗透”，“基督徒们对中国大陆的文化侵略”，“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用有机马克思主义取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达到搞乱中国意识形态的目的”，“大肆鼓吹生态文明并以此来遏制中国发展”，“如果任这颗毒瘤在中国理论界恣意生长，结果必然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消解，基督教哲学的泛滥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颠覆。”好家伙，这堆大帽子扣下来连同随之而来的“神棍”，“神学骗子”乱棍横扫，还涉及国内50多所高校无辜躺枪，不知读者诸君怕不怕，反正我是怕了，因为其中任何一条，放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都可以把人送进大牢，令你永世不得翻身，妻子估计自然也就跑掉了哈。有意思的是，尽管满纸荒唐言，但“尹文”有一处居然说的基本贴近事实，尽管关于我们的作用稍稍有点拔高的嫌疑。原文是这样的：“王治河、樊美筠主导了全部的活动，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们的这些做法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行为，感觉他们似乎带着很强的使命意识在做这些事。”说对了，我们的确是带着使命感在做事情。大概打死“尹文”的作者她也理解不了世间还有我们这么一类人。她显然笃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不为名不为利，那一定是为了传教的目的，为了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 & & &有个最简单的事实“尹文”的作者显然忽略了，这导致她的整个立论大厦建立在虚假推论基础上，犯了从事理论研究的大忌：不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底线。 &&& 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不仅作为所谓“主导者”的我们不是基督徒，就连“尹文”讨伐的主要对象----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作者克莱顿也不是基督徒，克莱顿曾在许多场合公开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后来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偶然的。& &&他常常把自己家的大门向学生打开，向中国学者打开，想来也与他的社会主义信仰有关。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欢迎你去他家里的。我们尊重一切有信仰的人，但我们自己由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来美后没有加入过任何宗教组织，我们既不是克莱蒙神学院的全职教授，也不是兼职教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神学院的网站一查教师名单就一目了然了）。此外，我们也没有加入美国籍。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我们爱她还来不及，怎可能做任何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柯布博士对此看的很清楚，在给我们的《第二次启蒙》所撰写的序言中他有这样一段话：“作者樊美筠、王治河博士，多年来一直无私地致力于推动其祖国的振兴与繁荣的志业，该志业是中国既为了自身也为了世界所需要的。我一生很少见到美筠治河这样的人，他们既对自己的母国充满热爱，同时又具有全球意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对学术坚忍不拔的追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二位之智慧与忠诚，对中国思维之深度理解，不倦的献身以及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不仅使他们在西方世界建立了广泛的友谊，获得了尊敬，而且也增强了大家的信心。”[1]既然我们三个都不是基督徒，不知这个“传教”从何说起？我们传谁的“教”？替“谁”传教呢？柯布博士倒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却是个坚决反对传教的基督徒，2005年我陪同他去拜访中国国家宗教局的时候，他当面跟当时的叶小文局长说，他特别赞赏邓小平先生当年开放中国国门时所强调的“禁止传教”。在柯布看来，信仰是个人的事情，用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说，就是宗教涉及一个人对自己的身心下功夫，怎好强迫别人呢？你信什么自己身体力行去践履就是了。（后来才知道，他的反对传教还和他所在教派----卫理公会的规定有关。事实上，了解西方宗教的人都知道，在基督教的上千个流派中，卫理公会是最不喜欢传教的。所以，我们和柯老相处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动员我们跟他去教堂，一次也没有。十多年来，来访的中国学者与政府官员不少，他们仰慕柯老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却从未有哪一位来访学者或官员因此受洗成为基督徒。过程哲学暑期班前后也举办了10多期了，用“尹文”的语言就是“渗透了”10多年了，她发现有一个学员成为基督徒了吗？“尹文”谈到我们这些年在国内“四处建中心，进行宗教渗透”，甚至“对幼儿进行宗教渗透”，十几年来我们参加了无数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真不记得自己的哪次发言专门讨论过基督教。既然都没有讨论过，我们又是如何去进行“渗透”的呢？如果“尹文”的作者肯静下心来花点功夫，象个真正的学者那样，做点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既然扯不上“传教”和“宗教渗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大力推进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研究呢？这大概是“尹教授所理解不了的。估计也是读者诸君最想知道的。因此这里想特别回应一下这一问题，至于我们身份和学术成果的核实，哈工大党委和纪委早有定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径自前去询问求证。至于说我们一篇英文SSCI文章都没有，显然与事实离的不是一般的远，如果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迄今为止我们在上面至少发表了三篇文章）不算的话，那么象刊登我们文章的《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东西哲学杂志》（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算不算呢？[2]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我们对国内对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如此崇拜并将英美国家主导的一个纯粹的“检索工具”捧到“评价标准”的高度，甚至用它来对哲学人文学科进行如此精确的定量评价的做法实在不敢苟同。[3]当然，说我们一篇像样的中文学术论文都没写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等国内一流刊物上的文章都不是学术文章？好吧，如果这样我们也认了，“无则加勉”，以后一定努力争取写出一篇吧。文革整人者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其中包括查出身查三代。这不，“尹文”不仅查出了柯布是基督徒，而且还查出了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属于神学院。来过克莱蒙访学的都知道，过程研究中心既属于我毕业的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也属于克莱蒙神学院，因为当年柯老和格里芬兼任两所学校的教授。克莱顿也是既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哲学系也属于克莱蒙神学院，点击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人文学院的网站（http://www.cgu.edu/pages/9952.asp&上的附属学术机构即可找到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也可找到我们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尹文”为什么只提后者不提前者呢？柯布博士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后，曾对一位来访的学者说，虽然他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当选的。但他更希望能以神学家的身份当选。因为在他看来，今天西方的主流哲学界囿于分析传统的局限，不关心现实，相形之下，反而是神学家们视野更宽广，更有担当和勇气面对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危机，试图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像众所周知的积极推进全球伦理的孔汉思（Hans Küng，又译汉思·昆）就是个著名的神学家。再说克莱顿。人家明明从2011年到2013年当了两年多的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副校长（provost)，为什么硬说人家只当了“一个半月”的副校长呢？反过来说，他即使只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校长，只要人家到中国访问时还在当着，就没有理由说人家撒谎。至于国内媒体报道时把克莱蒙林肯大学张冠李戴成“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或“克莱蒙大学”，那就不是人家克莱顿的错了。人家又不会写中文。大家都知道国内小编生活和工作压力山大，偶尔犯点迷糊可以理解。当然，现在想来，如果事先能让我们看一眼报道，帮助把把关就好了，这是后话了。顺便说一句，“克莱蒙大学”也不是什么野鸡大学，它的英文是Claremont Colleges&（左图摄于日）,是整个克莱蒙几所本科院校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等的统称，在美有“西部小哈佛”之称。不知“尹文”作者是怎么调查的？你或者自己或者托人到校园门口亲自看一眼，照张像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按理，敢于“大胆假设”的学者应当“小心求证”，尤其是社会学学者。自己应当实在考察一下，毕竟“眼见为实”嘛，省得如此臆语而贻笑大方。 & & & &关于克莱蒙林肯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是不是专门传教的，上网一查就清楚了，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好处，搞“截频”什么的，不如这个来的直接、客观、权威。Claremont Lincoln University | Engage in Positive Social ChangeClaremont Lincoln University is an accredited university offering online Master's degrees in Ethical Leadership, Social Impact and Interfaith Action. https://www.claremontlincoln.edu/&还是回到正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积极推进过程哲学研究，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研究？这就得从我出国留学说起了。不过有句话想说在前面。在《易经》的所有64卦中，几乎每个卦都有好有坏，但只有一个卦是例外，那就是“谦卦”。只有它“六爻皆吉”，是最吉利的一卦。这其实是老祖宗在警示我们谦虚做人。因此这些年我们虽然高调做事，但却尽量低调做人。但此番被逼出手讲我们的故事，里面难免吹吹自己，还肯请读者诸君谅解。我是1998年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学校全称叫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英文是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简称CGU。该校成立于1925年。“尹文”说该校世界排名在1501位，在我看来，排1501还是高了，应该排最后一名才对，当然也可以排第一。因为这是全美唯一一所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本科生的研究型大学。因此你可以把它排最末，也可以排第一，因为只有这么一所，你怎么归类？所以一开始给国内刊物投稿时，编辑们总喜欢擅作主张地把作者单位改成“克莱蒙研究生院”。这大概是“尹文”所说“野鸡大学”的一个来源吧。我们CGU虽然在排名上吃了些亏，但也没“尹文”说的那么不堪，因为我们有几位世界级的大教授，就是国内所谓的“没大楼有大师”吧。除了格里芬，柯布，还有被誉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德鲁克（Peter Drucker)，研究积极心理学和领导力的世界领军人物米哈里（Mihaly Csikszenmihalyi)和只有硕士学位的来自英国的维特根斯坦第三代传人菲里普教授（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我的追忆文章《哲学家，他守望生命的神秘——追忆D.Z.菲里普教授》，《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出国吧。出国那年我38岁。出国前的我，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也曾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到了这把岁数了还出国洋插队，许多人不理解。这也跟建设性后现代有关。学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于1993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多次再版后，2006年此书由北京大学出了修订版《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该书可以算国内比较早研究后现代哲学的专著了。虽然该书给我赢得了一些荣誉，包括拿了一个优秀成果一等奖，但越研究到后来，我越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滋生不满，因为这一思潮专攻解构，热衷否定。它既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没有为新时代勾绘出任何蓝图”。[4]&它或许适合西方，因为现代性在那里已经根深蒂固盘踞数百年了，而刚刚经过文革劫难的中国，百废待兴，这块土地迫切需要建设。也正在那时邂遇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科学》是格里芬主编的长达34本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中的一本，在《后现代科学》的中文版序言中格里芬教授有这么一段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写道：“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在大环境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居然还有这样一些真心关心中国的美国学者，这引起了我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兴趣。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它当时属于社科文献情报中心，那里有1500种外文期刊，这给了我得天独厚的便利研究条件。进一步的研究使我发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过程哲学”（又称“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在当代的奠基人是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大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他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早开始反思现代西方文明的哲学家之一。而怀特海本人在其名著《过程与实在》第7页上则明确指出自己的过程哲学更加接近中国哲学，这自然是指中华民族是《易经》的民族，注重变化，讲究和谐，强调相互联系的思想已经浸透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了。这激发了我前往美国读书的渴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了解过程哲学。通过托福等外语考试，被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录取，我来到克莱蒙跟随格里芬读博士。坦率地说，这个博士读的比较辛苦，除了自己资质愚钝外，学校对德语和法语的外语要求也加剧了读博的难度，再加上早期勤工俭学在餐馆和图书馆打工，使得这个博士学位前后读了八年。汗水洒下，收获也是蛮大的，除了我的毕业论文（后来以《过程与多元：中国和而不同思想研究》为名2012年在德国Ontos Verlag&出版社出版）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特别是它们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樊老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除了工作上帮我撑起了半边天，更主要的是学术上的。大家知道，或许受第一次启蒙的影响，我们搞现代西方哲学的往往看不起搞中哲的。客观说，这方面黑格尔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因为他从没有把“中国哲学”当作哲学“认真对待过”，《易经》被他看作肤浅的，孔子的道德哲学更被他看作一钱不值，他甚至希望孔子的著作最好从来没有被翻译过。[5]&受此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一直是我的学术短板。而怀特海却声称自己的思想更贴近中国文化，还对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说中国的天道思想“美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殊胜处”何在呢？过程哲学具体在哪些方面和中国传统妙合呢？正是在这里，樊美筠这位喜爱与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学者帮了大忙，使我体认到中国智慧的博大精深，从而加深了自己对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内在价值的理解。大家知道，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一直不是主流，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主流思维是机械思维，要让被机械思维影响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世界接受这样一种动态的有机思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思想脉络上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也加剧了它的被边缘化。或许跟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不无关系，别说几十年前，就是今天除了安乐哲先生的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全美国也没有几所大学的哲学系讲中国哲学，要讲也大都放入宗教系去讲。海外研究新儒家的杜维明先生那么有名气，当年也只能在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讲他的儒学，而非哲学系。中国哲学被认为是宗教，当然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哲学界所排斥，从而被放入到宗教系。然而不是主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从历史上看，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首先产生在边缘的。我坚信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感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疾风暴雨，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一种具有高远的整合精神，能把各种零碎知识整合为一种综合远见的学说，而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在我们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对未来有所作为、有所筹划的充满建设性的理论体系。然而遗憾的是或许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今日的美国学术界，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事物持一种犬儒主义 (cynical) 的态度。他们奉解构为圭皋，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为时髦。躲在象牙塔里玩解构自然很安全，然而，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则是一条远为艰难的路途。可贵的是，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选择了后者。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主张“尊重他者，倾听他人”。他们并非一味拆除精神家园，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求，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6]可以想象，在机械思维横行，“划一思维”强势，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依然猖獗的西方土壤中，怀抱上述理想的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要生发成长自然很难。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在西方未受重视的思想在中国未必就不受欢迎。在柯布看来，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的价值观念。加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最有可能探索一条新路出来，一条既避免西式现代化的覆辙，又整合传统与现代优秀资源的后现代之路或曰超现代之路，也就是生态文明之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期待着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引领世界，而最终成为新时代新文明的领袖。柯布院士、格里芬博士等思想家已经意识到美国政府已经被大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所绑架，因而不可能再继续领导世界，世界的希望在中国。难道看好中国不对，非要唱衰中国才行？这是什么“神逻辑”？& (未完待续）&[1]&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2]&据哈佛大学世界宗教所访问学者富瑜博士考证：“在国际学术界，哲学、历史、宗教等学科的权威杂志都归于AHCI检索系统，例如大名鼎鼎的哲学期刊Nous, Mind, Journal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Review, Philosophy East and&West, Philosophy等都是AHCI检索期刊，而不属于SSCI系统。&如果有人以哲学家没有在SCI期刊发表文章说明哲学家没有水平，自然是贻笑大方，暴露其无知到极点，因为SCI根本是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同样，说哲学家没有在SSCI体系发表文章，等于说明作者对国际学术规范一无所知。”[3]&关于SSCI崇拜的危害，可参看张春海先生《正视盲目崇拜SSCI的“惑”与“祸”》的文章。[4]&汤一介：《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日《人民论坛》。[5]&参见樊美筠&,&王治河&：“第二次启蒙与文明对话的新使命”，《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6]&陈晓明:& “批判之后：中国后现代的艰难行程”, 《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3期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对尹文的回应（二）——兼谈我们的过程缘文 |&樊美筠上文治河谈及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吸引我们的一大原因是它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它令我们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差异的欣赏，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对和谐的推重，使我们换了一副眼镜看世界，这一看，则看出了其中的精彩，发见其中的璀璨处。正如著名创意大师，“有远见的英国人”菲利普·多德所说：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构成了中国人了解自己文化价值的最佳途径。因此之故，对于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我们充满感激。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在我们的《第二次启蒙》一书的后记中我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此文想重点谈谈，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来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吸引我们另外一大原因，那就是它独特的实践品格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其倡导者知行合一的风范。与主流学术界的大部分西方学者服膺“价值中立”(value free)，喜欢袖手言心性，将理论与实践，知识和行动分的清清楚楚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尝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在这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深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读者诸君不难发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克莱顿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要改造世界，我们既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动, 但“有时候最大的思想来自于行动中”。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真是一批践履”知行合一“的人，是真正意义上“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人。”[2]&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在柯布，格里芬等人身上得到生动体现。按照我们非常尊敬的国内某著名非营利机构负责人对柯老的评价，柯老的一生可以说是“学术求真的一生，问题求解的一生，知行合一的一生。”此言我们还没有转达给柯老，老人要知道了估计一定又会说：嘿，俺还在世呢！因为在许多庆祝的场合如80大寿，88米寿，90大寿，面对人们的贺辞，柯老总喜欢说：行，这下我的“悼辞”也有了。治河当年部队的一个战友转业后在地方做了一个不小的官，有一次治河开会路过他的地盘前去看他，在喝高了之后，这位昔日的战友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傻子，只不过有人反应快一点，有人慢一点。仅此而已。你可以骗人一时，但最终人们总会知道你是什么人。现在想来，柯老这类人就是靠自己的行动，赢得人们爱戴的。为了支持过程研究，柯老卖掉了他的祖传豪宅，一开始租住在老人院的两居室中，夫人过世后，则租住在一居斗室中。虽然身为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却异常的简朴，他已经25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他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我载他回家，因为已过饭点，遂问他中午吃什么？他说有昨天吃剩的方便面。我说“那怎么能吃呢”？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没问题，我可以吃”。虽是刚做完手术，虽是剩饭，但他认为每粒粮食都是神圣的。&就是这样一位节俭到极致的大思想家，2015年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50万美元，罄家举办了数千人参加的生态文明大会---第9届生态文明论坛。相信任何良心未泯的人读了柯老那封公开信都会动容。信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今年（2015）已经90岁了,我有两个漂亮、聪明、可爱的曾孙,我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让我悲哀的是,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个像我出生时那样热情好客、充满希望的世界。为此,我和其它人代表我们这个星球,正在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跨学科会议。”（参见：新华社：《一位美国九旬老人对生态文明的执着追求》，/world//c_.htm）“尹文”质问柯布博士为什么不在美国宣传生态文明，却跑到中国来“鼓吹”生态文明？并认为柯布博士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柯老怎么不在美国宣传生态文明了？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柯老就写了西方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按照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尤 金·哈格罗夫( Eugene Hargrove) 教授的考证，这本书是“第一本由一个哲学家独立写作的、以书的篇幅来讨论环境伦理的专著”。[3]柯布当时就预见性地警告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提出要适当调整国家事务的优先顺序。其后的几十年间，柯布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几本重要著作，包括与澳大利亚生态学家查尔斯·伯奇 ( Charles Birch) 合著的《生命的解放》 ( 1982 年) 、 与生态经济学创始人赫尔曼·达利( Herman Daly) 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 ( 该书 1992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其中文版以《21世纪的生态经济学》为名已于2015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 。他还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人。著名的克莱蒙“后现代窑洞”也是他奠基的第一锹土。连续召开了10届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召开的。这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生态文明论坛。刚刚公布的《2016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还特别提到了该论坛。10年来已经有数千位美中学者，环保领袖和官员参加了该论坛。就在不久前他还以91岁高龄之躯，前往洛杉矶市中心参加游行，反对美国石油公司破坏环境的恶行。大家都知道，柯老并不是不批判美国和西方，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柯老也一再告诫中国不能模仿美国。结果这被“尹文”说成是一个“陷阱”，要让中国不发展。抛开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食品安全不谈，单看看已疯狂扩张到京津冀、山西、陕西、河南等11个省74个城市的严重雾霾，就知道建设生态文明有多重要了。如果天空布满了令人窒息的雾霾，水也污染的不能喝，那么再高的GDP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理解正是这份对中国人民的大爱，这份悲悯情怀，让已90高龄的老人间关万里坐着经济舱飞往中国，到浙江安吉参加生态村剪裁，飞贵州黔东南参加有机州大会，亲赴苗寨的田间鼓励村民种有机作物。老人多次对我们说，一旦生态灾难来临，富豪可以做飞机乘游艇逃掉，广大穷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洛杉矶飞北京要十多个小时，我们要给他买商务舱或头等舱，他说“省点吧！”我心疼老人，坚持要给他买，他最后居然说你们要给我买，我就不去了。无奈之下，我找到一个折中办法，多花100多美金，给他买了个“长腿”，就是经济舱第一排，那样腿多少可以伸开些。老人接受了这个方案。就这样，到了北京腿还是肿了，后来还是安金磊老师找到一个著名的道医朋友给老人推拿了一下才好些。&“尊重他者，倾听他人”既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基本原则，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生活中柯老和蔼可亲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次国际会最让中国学者感动的是老人总是认真的倾听每一位中国学者的发言，无论你的话题如何枯燥，你的英文如何结结巴巴，他总能准确找到你发言中的亮点。可见他是真听了。比起那些讲了就走，从不听他人发言的学术大腕，境界之高低，当下立判。美国长谷大学哲学系主任劳尔（Stephen Rowe)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来加州只想看两样东西：一是柯布博士，一是圣地亚哥的海豚。他认为柯老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南方绅士。”你或许以为我在这里无原则地吹捧柯老，我在文后会附上一封我们刚刚收到的柯老给“尹文”作者的公开信，我们和柯老的距离，大家径可自行去丈量。如果你看到柯老生活中没有一个私敌，就以为老人只是个没脾气的好好先生，那你就错了。在美国，柯布博士和格里芬博士以反美帝国霸权而名闻遐迩。9/11之后，他俩不仅召开反美帝国的会议，而且四处演讲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挑战美国人民反思：为什么人家要炸我们？呼吁人们“以宾拉登的眼光”看世界。10年间，格里芬已经写了10多部揭露美帝国阴谋的书，其中《新珍珠港》一书已在中国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在格里芬看来，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掩饰其政策的实质，但是其政治、经济等政策无不显现出一种帝国主义倾向。美帝国的政治在其根本上是一种富豪政治。这种富豪统治在多方面威胁着人类的进步事业，其中包括生态事业。在唱着“打败美帝野心狼”歌声长大的许多中国人看来，格里芬的思想和言论似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但如果我们做个简单的换位思考，设想自己是格里芬，一位美国人，身处“爱国主义精神”高涨的美国，面对悍然入侵阿富汗，出兵伊拉克，庞大的军事开支，加速建设太空武装，通过《爱国法案》的强大布什政府，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到格里芬风骨的坚硬度，从而将敬意留给他。因为这是个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权。格里芬不是佛教徒，但他那种大无畏，那种面对强敌的坦然与淡定，令人遥想起“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的佛门大德的高蹈。[4]&这种人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我们连具有这种伟大风骨的人也要喷，也要黑，扪心而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除了是反美帝国斗士，格里芬还是环保卫士。由于在70年代深受洛杉矶大雾霾的危害，他当时在校园里骑车上坡时因为污染空气大量进入肺部而感到胸口疼痛。他意识到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已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后果。正如有记者所说，人不吃饭也许能活一个月，人不喝水也许能活一星期，人不呼吸活不过10分钟。到了连呼吸都有问题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以促使现实改变。他决定自己率先做点什么，以推动生态文明。于是和太太安妮一起在圣芭芭拉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段用很廉价的钱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绿色环保的“生态屋。”这个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二层楼生态屋外形参考了希腊建筑的设计，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每月电费只有３美元，水费也才20美元左右。想想看，这二十多年下来，仅此能源一块，就节省了不知多少。看似美如“诗意的栖息地”的房间内，其实每样东西都是二手货。最贵的也不超过200美元。有的柜子是用十几片木板重新组合的，有的木板之间还保留着无法拼合的缝隙，但这恰恰顺应了整个房间的朴实风格，丝毫没有因陋就简的突兀感觉。一次当我们带学者去拜访格里芬时，他与安妮笑着对我们回忆起他们曾经几次光顾一家二手家具店，因为相中了一个尺寸超高的柜子，他们认定这个柜子很难找到买主，于是耐心地等了一年半，果然最终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手。夫妻俩为此很是得意呢。20多年来，他们接待了数以万计的来访者，他们的生态屋演变成生态教育的基地，年复一年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普通美国人。[5]&美国今日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说跟他们的努力一点关系没有。除了生态屋，为了减少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节约能源，格里芬先换了一辆每加仑汽油可以跑53英里的小型本田混合动力轿车，不久前又干脆换了纯电动的尼桑LEAF。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格里芬并不缺钱，也不吝啬。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社长薛颖女士曾当面问格里芬和安妮：“你们为什么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节约能源和资源？”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从自己做起。” 就在上个月当我们带着首届生态文明领导力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参观他的生态屋时，正值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位来自中国党校的老师问他如何看待川普对气候变化的断然否定（因为川普声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人编的骗局”）？ 格里芬露出了一脸“他算老几”的不屑：“我们才不管他的胡言乱语呢，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2012年，已查出癌症并刚刚做了大手术的格里芬，仍然坚持抱病前来中国演讲。行前我们给了他一些我们所搜集到的中国学者想听的演讲题目。他说我这次去什么纯学术的题目都不想讲，只想讲生态问题。这就是他后来分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做的那个演讲：“生态危机:中国能否拯救文明”。这被“尹文”理解成一篇东西翻来覆去讲，没有学术含量。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格里芬一定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来中国了。要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忠言告诉中国人民。今天，已经行动不便的格里芬仍然笔耕不辍，想通过著述唤醒人们，正视可能面临的巨大生态危机。2015年他出版了新书《史无前例——文明能否在二氧化碳危机中幸存？》。书中有一个部分讨论了生态冲突和生态难民等问题。他意味深长地对前去探望他的中国学者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关心的是子孙后代。”至于克莱顿，这位《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主要作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他曾是加州赛车冠军，由于意识到赛车不生态，毅然放弃了心爱的赛车爱好，但却依然保持着快捷的工作作风。他不是在上课，就是外出演讲或写作，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或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上山驰行上百哩，或是带着一家人去大自然中野营。他有一位知性的太太，一双可爱聪明的双胞胎儿子，还有一只名叫“夏天”的小狗。每当客人到来，克莱顿教授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夏天”叫出来与大家握手，完全将他作为家庭的正式成员介绍给客人。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是素食主义者，也鼓励“夏天”吃素。就连给狗买的啃着玩的东西，他们也给它换成素的，以培养它平和的性情。为了践行生态理念，他们一家四口几乎每天都骑着单车去上学上班。如果去中国演讲，他则既不逛景点，又不购物（抵制消费主义），唯一的要求就是保证他每天至少有半小时个人独处的时间，这时他或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在房间静坐（如附近无处可去的话）。然后他又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问：“现在我们该做什么了？”眼里心中全是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强调分享，他著述甚多，同时又在学校教授“生态文明”等课程，他大概是全美第一个开设生态文明课程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不仅其讲课内容生动有趣，而且形式也新颖，使学生们坐在小小的教室里，借助现代高科技，同时能听到能看到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生态文明的思想家或践行者们的思想或故事，还能与他们提问互动，此门课中，他还常常组织学生走出课堂，考察体验周边地区的生态实践。也难怪学生们喜欢他的课。读到这里，读者诸君估计也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大洋两岸，如此“卖命”地推动生态文明。柯老，格里芬和克莱顿等的人格魅力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咱们中国人喜欢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治河的茹素，我们的不买和少买衣服的确是受到他们的影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尝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们虽然资质愚钝，然而十多年来亲耳听说了，亲眼目睹了柯布和格里芬等后现代大家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也就渐渐明确了自己今生的大使命：推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我们理解这无疑也是后来出现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大使命。（未完待续）&[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2]&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6-477页。[3]&Eugene C． Hargrove，“A Very Brief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the Novice”，http: / /www． cep． Unt． edu/novice． html．[4]&王治河：《后现代精神与后现代思想家的风骨——从敢于向霸权说“不”的格里芬谈起《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5]&对生态屋有兴趣的读者可看一下新华社记者的参访视频：视频:环保使者——大卫·格里芬http://process./blog/stati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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