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归来，40周加4天，医生让41周住院催产，纠结中，麻烦大家给个意见-播种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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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超归来，40周加4天，医生让41周住院催产，纠结中，麻烦大家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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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产检了，按月经算是40周加4天了。但我月经周期很长的，一般40多天（有点怀疑这个预产期是否准确）。医生让我9号住院打催产针催产，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胎盘只有2度成熟，羊水也好，现在好纠结啊，跟医生说了一下情况，问她我会不会属于后期受孕，她说没关系，胎儿月经成熟了，可以催产了。有经验的麻麻们帮我分析一下，在不考虑钱和时间的情况下最好是怎么办呢，只要对BB好久行了，谢谢呢[:em49:][:e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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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级宝宝, 积分 2314, 距离下一级还需 86 积分
我月经周期也是四十多天~生大宝那会按月经周期算的预产期，结果整整留级14天，第15天夜里突然发动，第二天就顺产宝宝了。这次我如果按月经周期算的话，预产期是5月29号，早过期了！鉴于大宝的状况，我还是以四维彩超的预产期为准。楼主跟我状况差不多呢，胎盘才两度成熟，羊水也好，为什么不淡定呢？再说了，预产期后两周也是正常的呢！做好产检就可以了~那个医生也是，找熟人换个大夫一定不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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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级宝宝, 积分 189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01 积分
建议在家等着宝宝发动，在家随时观察着，去医院不如在家里轻松自在。楼主的条件还比较好，胎盘也没有老化，只有定期去做检查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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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级宝宝, 积分 1048,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2 积分
胎盘还没老化，可以多等一些时间看宝宝是否发动，过预产期两个星期内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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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级宝宝, 积分 612, 距离下一级还需 188 积分
楼主妈妈和我一样的情况，我其实还要悲剧，我按预产期的话五月底就要生了，不过之前前期BC一直宝宝偏小，我就使劲补啊，现在看来不是宝宝偏小，是我预产期算错了，我也是有时候40天来一次例假，前几天去BC胎盘2级羊水也还可以，经常有人问怎么还没生啊。。我也想生啊，，，，没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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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宝宝, 积分 44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5 积分
我爱夏宝 发表于
我月经周期也是四十多天~生大宝那会按月经周期算的预产期，结果整整留级14天，第15天夜里突然发动，第二天 ...
好少我这样的哦，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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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宝宝, 积分 44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5 积分
吃青草的小研研 发表于
楼主妈妈和我一样的情况，我其实还要悲剧，我按预产期的话五月底就要生了，不过之前前期BC一直宝宝 ...
是啊，像我们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纠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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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宝宝, 积分 44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5 积分
大眼毛毛虫 发表于
建议在家等着宝宝发动，在家随时观察着，去医院不如在家里轻松自在。楼主的条件还比较好，胎盘也没有老化， ...
嗯嗯，我想等到13号再去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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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级宝宝, 积分 189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01 积分
呵呵，自己在家随时观察自己的变化。 有什么不舒服就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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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级宝宝, 积分 3590, 距离下一级还需 410 积分
[:em25:][:em25:]
我预产期都过了几天了，但还是没有发动，
以前我月经都是40多天的，四维时候宝宝偏小一周多，
难道真的是要迟一周多才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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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谁谁好孕纪念毛泽东离世40周年，看1949－1976的历史越来越清晰了！
日&⁄&当代历史&
　从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的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先生，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是由胡风，而不是自己写出，沧桑之心，再添几分愁绪。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xx故事的张某人，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d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我们重读那信的时候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如果这坛子给面子，读者将有机会看到我关于文革的系统的哲学反思，注意，是哲学反思）
　　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
　　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并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体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d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d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的虔敬的接受了倡导，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d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还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最终构建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主人翁的个体民众的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z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d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经济崩溃被大家认识到是个弥天大谎、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文革为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主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作者：新竹旧竹；来源：网络)
&&&&蔺草，洁白的灯心草，它有那孜孜燃烧的火焰。借住于广漠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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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6-09-01 19:56
回复 第1楼 的 @蔺草：一枝清荷：应判“四人帮”“坚持社会主义”罪草泥马发布: 日　　　　　　文/东方朔　　　　1976年，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对部分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做了很多震惊世界的大事，在他自己看来就两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里是一件大事，其地位不亚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赶走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这些夺取国家政权，巩固新中国地位的革命是有风险，有牺牲的，为此中华民族无数的优秀儿女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自己的兄弟姊妹妻子儿子也有六人付出了生命，甚至毛岸英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那么，触及人类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有风险吗？“文化大革命”的风险毛泽东是否估计到了呢？毛泽东预言自己早晚也会被人打的粉碎――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以“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带着“粉身碎骨”的准备。可见对“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毛泽东是有估计的。　　　　毛泽东去世后28天就出现了华国锋“粉碎”“某某帮”，毛泽东的妻子、侄儿被以“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关入大狱，其他亲属也受到审查。一大批执行党中央文化大革命决议的党政军干部被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清除出党，定罪判刑。从此三十多年没有生活出路，自生自灭……　　　　1981年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否定了“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似乎还有“文化大革命罪”必须“永不翻案”之意！并毫不忌讳地表明向资本主义的美国学习，“补资本主义课”。任何识字的平民都能判断出，这是公开地，明确地，货真价实地“否定文革”（或者说：反对文化大革命）“搞资本主义”。　　　　既然新的当权者已经宣判“文革”是错误的，是逆历史潮流，反社会发展的，用这个标准看，那些当年就坚持“真理”的在文革时期就“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被开除出党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不正是新当权者的行动先驱？应该恢复名誉，委以重任。　　　　新当权者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补资本主义课”，决心搞资本主义，确定“补资本主义课”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光明大道”，那么，被华国锋以“要复辟资本主义”罪名关入大牢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不正是新当权者的思想导师？应该平反昭雪，尊为领袖。　　　　这些新当权者思想和行动的领袖先驱，并没有获得新当权者的尊师礼贤，委以重任；或者退一步，宽以待人，颐养天年。　　　　相反，新当权者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导师下手之重是令人吃惊的，有目共睹1981年江青被判罪死刑。让人民暗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风险的预计是多么准确。如果不是新高层里还有人不忍对毛泽东的夫人如此不留情面，反对杀人，江青1981年就只能刑场就义了。　　　　以新当权者决不放过这批人的做法上看，似乎张春桥、江青等与新当权者不是同路人。让人怀疑他们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和“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吗？从新当权者的鲜明立场来看，他们应该是新当权者否定文革的反对力量，是新当权者搞资本主义的巨大障碍。看来，张春桥、江青等是支持文革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党内力量。既然当年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完全错误的，是否也应该给他们平反呢？　　　　或者今天的领导集体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不方便为这些当年支持文革，坚持社会主义的老共产党员说一句公道话，下一个政治性质判定的结论。是否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全国人民再公开地公审一次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用铁的事实判定他们“拥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罪！和“坚持社会主义”罪！发动全国人民深入持久地批判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滔天罪恶。也便于帮助各级干部群众肃清文化大革命的“余毒”？&
发表于：16-09-01 20:56
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作者：刘雪松 &&&来源：党史博览 &时间: 09:39:17&& & & &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伟大实践。其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赤脚医生队伍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必须领导卫生工作　　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五生工作的领导。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恕Ｔ诰逊矫妫醒朐に闼姓咄猓∑淇赡茉诘胤缴铣锍鼍选１匦虢逃刹浚顾嵌茫拖肿蠢此担磕耆嗣褚蛭狈ξ郎逗臀郎ぷ饕鸺膊『退劳鏊苋肆Α⑿罅途蒙系乃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 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怍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指示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日，毛泽东对《关于军委卫生部情况报告》做出批示，严厉批评了军委卫生部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指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批评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已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工作”。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党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像毛泽东这样把卫生工作当作党的事业，提高到“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1958年，毛泽东视察四川农村卫生工作时，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识不认识毛泽东创建了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休系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要为军民健康服务，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1929年，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提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7年12月，毛泽东为白求恩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努力创新并实践了极为有效的、综合性的“人民卫生观”，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注重社会保障和移风易俗，整治卫生环境，引导人民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把发展人民群众卫生事业视为党和政府的责任。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时期，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地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　　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1968年9月，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即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 了样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　　为了让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解决农民的看病就医吃药问题，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遍地开花”。1968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在毛译东的倡导下，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毛泽东推动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医疗体系。&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32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情，毛泽东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 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霈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日，毛泽东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说：“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做斗争。”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还针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做出批示，对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　　毛泽东指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设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开展，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负责。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如清扫街道、灭杀钉螺等。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100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在“六二六”指示(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毛泽东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严肃批评了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 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 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毛泽东让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　　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提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在革命战争时期，环境恶劣，面对根据地极为困难的医疗问题，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疗”。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合作社中，“中西医结合”是合作医疗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曾经抵制、否定甚至极力取消传统中医药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对中华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药取了务实的肯定态度，坚决反对以西医理论作为衡量中医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提出了继承发扬国医药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提出建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宏伟目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传统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之─。在他看来，中医西医皆有道，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 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具体说就是，“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繁衍，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提出“我来干”，其实是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　　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医药材的种植、流通，中医药典籍的保护、整理，中医师的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指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明的理论家。……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种纵横古今、横跨中外的宏观思维和中医治病用药讲究整体辨证、君臣佐使，在思维特点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蕴，更能理解和认同中医隐喻的哲学内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有“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盲目否定中医，且提出了一套同党的团结中医的政策正相对抗的排挤和消灭中医的实施办法”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随后，卫生部开展了全面讨论、批判，正本清源，统一了思想。毛泽东始终强调努力发掘中国古代医学遗产，加以继续利用，主张中西医结合，提出要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除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保护人民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挽救了中医和中药。毛泽东主导建立了高效的医药供应体系　　毛泽东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1954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吮；ぃ睦憷耸洌慕葡！ヒ恍┲幸┮蚣庸ど璞傅募际醪涣迹朔押艽螅昂椭胤椒ú缓茫估盟鸹档南窒蠛苎现兀嘤右愿慕４邮抡庑┕ぷ鞯幕梗窈笥Σ扇」胶嫌埔┤嗽庇Π醇际跛椒直鸶杓际醺刹靠创！痹诰媒ㄉ栉侍馍希蠖贾占岢执又泄咛迨导食龇懒⒆灾鞯刈咧泄玫姆⒄怪贰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毛泽东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嫌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嫌还是赔?”“有些医院，医生就是嫌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 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毛泽东插话指示:“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毛泽东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毛泽东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196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毛泽东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1974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毛泽东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责任编辑：向太阳
发表于：16-09-01 20:59
藏乡村民桑杰：毛主席曾在我家里住点击：82&&作者：记者 && 来源：红歌会网&&发布时间:10:08:43&&53岁的桑杰自己也记不清这些年来自家老屋究竟来过多少游客，更记不清自己曾向游客介绍了多少遍当年长征时毛主席在老屋住过的情况。桑杰是迭部县旺藏乡旺藏村茨日那村民小组村民，因为1935年毛主席和红军曾在他家住过，现在他的家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从爷爷那辈算起，桑杰一家三代人守护着当年毛主席住过的这座小二楼，守护着他们的红色记忆。　　昔日天堑变通途　　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日，毛泽东和红军离开高吉村，沿达拉河顺流而下，向东北方向前进，目的地是现在的迭部县旺藏乡，行程约60公里。这短短的60公里，红军却走了整整3天，一路上，除了要对付来自河对面的冷枪，还要面对没有铺板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横嵌于百丈悬崖之上，有的凌空架在湍急的河面上，十分危险。60公里的距离，一步步走来，真可谓是艰险异常;而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高吉村开车，乡村道路加省道一共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旺藏，当年的天堑变通途，可以告慰在战斗中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了。　　到达旺藏后，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在该寺东面约300米的地方，有个二三十户的藏族村子叫茨日那，毛主席就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　　在这里，毛主席向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面授了“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如今，毛主席曾经住过三天三夜的地方――茨日那村的一座二层小楼，成为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瞻仰的红色圣地。　　半山坡上的毛泽东旧居　　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内，抱着1岁多小孙子给游客讲解的桑杰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只是义务讲解员，但桑杰很认真，既要讲清楚历史，又要按照规定登记游客的信息。我们来采访桑杰的这天，早上8点不到就不断有参观的人来，送走一拨又一拨，桑杰忙得像个陀螺。　　毛主席旧居位于茨日那半山坡众多藏式民居中间，在许多新翻建的房子面前丝毫不起眼。顺着村里的小巷往坡上走，进入院门后，面前有一座二层小楼，一楼是土质结构，二楼是木质结构，毛主席当年就住在二楼。二楼的居室内，还保留着桑杰一家三代多年来收藏的红军当年的物品――药箱、瓷碗、牛皮公文包等。桑杰说这些物品有些是当年红军留下来的，有些则是爷爷格让和父亲阿仓一点一点从周围村民手中收过来的，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珍贵文物在他们手里得到保护。旧居内的毛主席像前，跟在俄界会议旧址毛主席故居内的情形一样，许多洁白的哈达表达了村民们的敬意。　　小时候，桑杰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时常向他讲起往事。当年红军来的时候，奶奶阿冷只有27岁，全村也只有35户人家。“红军大部队进驻旺藏，很多民房被征用，我家木楼因为够宽、够大而且易于守卫也被征用了。平常一片宁静的茨日那突然热闹起来，家里的院子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很和气，也很有秩序，这些红军非常尊重藏民的生活习俗，不随便使用院里的东西。他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烧火做饭，宣传队员在墙上书写标语，医生走村串户，为村里的老人治病送药。”　　“事后爷爷才知道，当时住进我家的大个子红军，就是长征路上指挥千军万马，让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毛泽东主席。”　　“红军北上后，爷爷精心保护我家木楼里的格局，墙上的标语用石灰暂时覆盖，红军留下的竹骨雨伞，厚厚的牛皮公文包与药箱都得到了精心的收藏。”桑杰说。　　上世纪70年代末，肖华将军故地重游，来到茨日那村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守护的传承者　　现在，守着旧居的桑杰还有2亩4分地，除了种地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护旧宅并当讲解员。而让桑杰感到困扰的是，由于要照看毛主席旧居，自己基本上分身乏术，家里的好多事情都无法去做。比如有时候人在山上种地，山下有游客来了，一个电话，就得下去，一来二去上上下下，跑了很多路不说，地里的活也耽搁了。为此，他把家里成员都发展成为义务讲解员。女儿在旺藏中学当老师，在家有空时基本上就充当了讲解员;儿子在合作市打工，虽说常年不在家，但只要回来，只要有游客，必定是讲解员;就连汉话说得不太好的老伴，也一边带孙子一边帮忙招呼参观者。桑杰说，这几年来参观毛主席旧居的游客越来越多，2015年全年来的人约1.5万人，而2016年上半年，这个人数就达到了2万。在他看来，人们还是有很深的红军情结的。　　桑杰给我们的印象是，汉话说得好、健谈、有文化，也见过世面，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有烦恼也有抱怨。他说：“大山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村里的人大多出去打工学习，他们在外面挣了钱，有的盖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面对诱惑，我也曾经动摇过、想放弃。”看得出，桑杰有些着急，但他同时又很执著，冠冕堂皇的话说不出来，只质朴地来了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老屋不能丢下，这是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父亲说了，要守好这里。”1983年，桑杰的父亲阿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嘱咐桑杰要守护好毛主席旧居。当时的那一幕，桑杰说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爷爷格让把小木楼传给了父亲阿仓，父亲又传给了桑杰。读过中学的桑杰知道这栋房子的特殊意义，像祖辈一样，发自内心地呵护着它。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桑杰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走向小康之路的茨日那　　茨日那所在的旺藏村包括4个村民小组，共有281户1008人，茨日那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近几年，先后投资1200万元进行茨日那红色旅游景区开发;投资250万元进行茨日那风貌改造;投资50万元进行茨日那村巷路面硬化;投资30万元进行茨日那人饮建设;而在茨日那毛主席旧居旁边，投资2600万元的茨日那非物质文化民俗博物馆也即将竣工……　　我们在村里与村民攀谈，最大的感受是村民对现有生活的满足以及对未来生活充满着信心。在他们看来，红色是当年红军留给他们最大的财富。　　而在桑杰眼里，守护好茨日那的毛主席旧居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1981年，桑杰家的老屋被确定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93年，迭部县政府拨款，对旧居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造，旧居文物的价值也得到了重视，在县乡两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又有一批珍贵文物走进旧居，在维修过程中还发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历经五十多年风雨，依然使人振聋发聩。维修结束后，迭部县人民政府立碑以示纪念，这里成为迭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　　为保护好这个红色遗址，从2006年起，当地政府每年给他家2000元的文化补助资金;从2008年起，每年的补助增至1.2万元。&　　现在，这座1927年建起的两层小楼，在桑杰一家的呵护下总体上保存完好，虽说快90年了，但仍然结实，仍在承载着众多参观者对历史的回望。守护这座老屋的桑杰，2000年在小楼的旁边盖起自家新房，新房旧屋围成一个小院。桑杰说，这是我们三代人的光荣，看好这里是我的职责，我死了，我要让我的儿子继续守护。责任编辑：向太阳
总会擅自闯入孤独者的内心生活&
改变不了的现实
只好让时间来医治心灵的伤疤。
发表于：16-09-01 21:04
为什么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组合近乎完美 12:12:26&&来源：文汇讲堂&&作者：金一南点击：8093&&&评论：4（查看）毛泽东(中)，周恩来(左)与朱德(右)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往往更崇尚质疑，对“红色”话题内心自动留距，7月31日在锦江小礼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主讲《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其富有激情和缜密的2小时分享后，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金一南少将的“敢讲、能讲、讲透”让年轻听友的掌声尤为真诚：本来以为会很教条，没想到这么生动、有说服力。讲堂连夜整编整场演讲，分上、中、下三篇，今日放送中篇，以飨读者。　　1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陈独秀的坚持：被捕释放后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我们最初毫无疑问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主张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我们从第一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就拒绝走俄国人的路。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当年中国建党，对于到底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和共产国际平起平坐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问题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打土豪，分田地　　但只有神是不犯错误的，人是要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神，是人。1956 年9 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自己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朱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朱德：靠南昌起义败后800将士力挽狂澜保存火种　　朱德亦是一位极富历史自觉的伟人。　　朱德　　“旧军阀”为入党：远赴法国，追至德国，被逐出柏林　　朱德入党以前已是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在众人都以为他可以衣锦还乡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千里迢迢自四川赴上海找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其乃旧军阀，借故婉拒劝走，朱德终于明白在国内入党已无可能。　　尔后，朱德打听到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他意念强烈，立刻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入党，从巴黎到马赛，寻至法国支部，却被告知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张申府去了柏林，朱德再次追赶党的脚步，乘车赶至柏林，终于在柏林千里圆梦入党。　　南昌起义中“打杂”：灌醉驻军团长，冲前殿后防滇军　　入党后朱德在德国学习，不久被从柏林驱逐出境，他转至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人，大家总以为朱德是南昌起义重要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根本没有朱德。　　关键的原因是朱德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人数太少。与叶挺十一军8个团，贺龙二十军6个团相比，朱德只带领了相当于南昌市公安局不到500人的队伍，雪上加霜的是这不到500人的队伍都上了年纪成家立业有了牵挂，且不是专业受训的野战部队，以至于在南昌起义南下之时，这支队伍一哄而散，全部逃离，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此无法在南昌起义中谋得重要位置。周恩来当时评价朱德说“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也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南昌起义当天，大家都忙着指挥调动部队，而朱德领到的任务只是灌醉当地驻军的两个团长;起义部队南下，朱德被指派在前面开路，这是因为周恩来考虑到当起义部队穿过江西之时，前面会有滇军把守，而朱德曾是滇军旅长与滇军相熟，可为起义军开路，如果是重要领导人，又怎会放在最前沿最危险处呢?同理，进入广东后又让朱德末尾殿后，以便与追击的滇军周旋。可见实际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朱德整个南昌起义中都是在做“打杂”的事。　　历史转折：借兵死守三河坝殿后，但主力部队全军覆没　　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重要节点，也成为了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闻讯，犹如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军心涣散。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老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朱德也是“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解散。”消息太过突然，士兵都茫然无措，只有跟着朱德寻一条出路。　　8月的南昌犹如火炉之地，士兵们都着短衣短裤，一直走到10月底依然只能着短衣短裤，因为没有补给，部队越走，人越少。从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5] 干部只剩陈毅，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当时的干部离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力挽狂澜留住800将士：我们就是今天俄国的1905年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1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17。”据台下官兵回忆，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所谓的究竟是什么。　　但是，就是在朱德的激情与信心中火焰一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个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还能成功，就是这一位曾经被陈独秀认为是军阀的旧军人仍然坚持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我们从不反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的信念当是中流砥柱。群众可以如树叶随风摇曳，但是领导人必须如树干般岿然不动。　　如同朱德这样坚如磐石，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才是合格的领导人。南昌起义虽然遗憾告败，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使得原来那个“打杂”的朱德的价值全然展现，也就是“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真实写照。　　谭震林回忆：800人队伍上山后决定了井冈山的实力　　就在那支800人的队伍中，诞生了日后的新中国军队奠基人。中国共产党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军力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主要的指挥者东北战场林彪，华东战区主将陈毅、粟裕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中脱颖而出：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十大元帅之三林彪，十大元帅之六陈毅，十大大将之首粟裕。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800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有段非常珍贵的回忆，“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光凭我们秋收暴动的力量很难坚持下去。　　秋收起义的队伍多由工人、学生组成，战斗力弱，很难去打赢战斗;而南昌起义的队伍不同，士兵均由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自此战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这样评价朱德：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人的一生纵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而朱德正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机会，使之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魂。朱德的坚决的斗争精神、必胜的革命信念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3周恩来：关键时刻数次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最大幸运就在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组成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名望甚高，虽然有人曾想借晚年诋毁他的作用，但我认为是无法做到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摸到枪杆子者，他拥有高超的协调能力，远见卓识，他的凝聚力如同激光一样远射，并且在关键时刻坚守最高原则追求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　　处理朱毛分歧不偏不倚：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即从周恩来开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他成立了中共第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扩建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朱毛会师后产生了很大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军队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