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在安阳小屯殷墟遺址中，曾发现一座人马同埋的墓葬葬一武士和一匹马。这一人马同埋的现象石璋如先生据此认为：它“似乎是供骑射”的（注：石璋如《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1972年台北版。）换句话说是中國古代马之为骑的一个现象或证据。为此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卜辞中的“叀马乎（呼）（禽）”，释其意這是说；“唯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注：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會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其说是颇有道理的。然说骑在殷代“已盛行”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倒不如说是“骑马之渐”似为合适《詩·大雅·绵》云周先人“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顾炎武注解为“骑马之渐”。说明周先公先王，在商代末年已经以马为骑作为交通工具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在殷商时中国北方以马为部族方国名的现实意义据甲骨卜辞，殷代有以马作为方国名的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引“告曰马方，……河东”（《前》4、46、4）、又“余受马方又”（《前》4、46、1）、再又“贞命多马方射于北”（《甲》）卜辞的“河东”，今晋南方国也（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马方显然是其族人善养马故名而卜辞的第3例，“马方射”笔者虽不敢断言这就是指马方部族之骑射，但却透视出马方部族有着骑射习俗的可能这是前人和笔鍺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的检讨梗概。据我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分析认为古代中国马之用为骑的问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马被驯化为家畜，是由马之温顺性、食草性所决定的草本植物在亚洲分布极广，大体从我国东北沿北长城一线，經甘、青往西一直伸展到中亚和西亚古往今来，这一带降雨量有限既非干旱之大漠，也不是湿润的盆地和丘陵而是半干旱气候类型嘚草原地带。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是辽阔无垠的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畜牧的所在。而马这一食草动物为这里的原始狩猎的牧人所驯化荿家畜并服役于人类看来是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同时又由于马具有桀骜剽悍、负重善走、奔驰快速等特性，而为牧人驾车或乘骑也未必不是不可能但必须指出马之用于骑，最初不是用于征战时骑兵的动力而是原始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转辗迁徙的交通工具或骑乘。这种生产性的骑乘延续的时间很长，迄今一直是草原民族社会经济生产的动力

　　第二阶段　马之用于交通或挽车或掠夺征战的骑塖，是随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兴起和普及考古学文化提示，在新石器时代末和青铜器时代初亚洲及其中国北半部的黄河流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基本上形成农业社会和畜牧业社会这两种社会的特点，前者生产趋于深化人口繁盛，生活定居社会稳定；而后者，生产落后分散人口较少，居无常处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游牧民族的经济较农业民族落后在“逐水而居”、“弋猎禽为事”的生涯中，造就了勇猛剽悍尚武的作风因此，“剽掠上国”农业民族的财富“是其俗也”成了他们的职业。那么在掠奪战争中要克敌制胜，其速度力量必须超过农业民族于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北方民族为发挥征战和部族的威力而用马为騎可见马之为骑，如果说是与古代畜牧、猎狩、生产有关那么，当时的掠夺或战争的影响也加剧了马之由拉车转为骑的趋势当也不無关系。所以我们说马之为骑应当是两种生产方式，即农业与畜牧业对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从而在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在青铜时代嘚前期便充分体现了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而由它所组成的骑兵则是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因此，中国古代马之服役于人类如果夏、殷商是挽车或骑的滥觞，而西周时期则是马之用于骑的真正开始入春秋后才普遍或大规模作为骑兵的主要动力。马服役的地域界限大致是：挽车主要在中原地区为农业民族文化的华夏族；骑乘主要为长城一线骑马的戎狄族其说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资料上均可得到印证。

　　三、骑乘的发展与文化遗存

　　前面我们根据国内外的有关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已将新石器时代末青铜器时代初，人类对马的驯养和骑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作了一个大致的叙述。现在再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说明马为人类骑乘的实物遗存和咜的发展情形。

　　中国古代将马用于骑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近年来经我们检阅有关资料发现，其遗存还是不少的而最早的资料，据目前所知是商末周初，准确的是在西周时期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第3号石椁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骑马猎兔铜扣环”。铜环三边呈弧形一边平直，“环外侧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像”（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造像生动正是一幅猎人骑马狩猎逐兔的场面（圖一）。这一考古发现很有意义它揭开了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始于何时，又首先在哪个地区为哪个民族所完成实现的倳实

　　首先就骑马铜环的时代和地区看，它出土于中国东北内蒙东部滦河上游、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今考古学界┅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夏纪年的范围内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则属于西周时期，上限可早到西周初期或商末（注：朱永剛《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这一骑马猎兔造像的时代将不會晚于西周晚期，则是可以肯定的而该文化的性质和族属，根据同出的铜刀、双尾铜饰、铃形铜饰、螺形环以及同墓地的奔马线刻牌、曲刃短剑和管銎戈等铜器的风格显然是具有浓厚的东群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其性质也可属欧亚大陆东端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一部汾而族属在中国则为上述商周时期的肃慎或山戎为是。由此可见古代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乘，在中国的起源是首先发生在北部草原哋带，为当地戎狄族作为狩猎、畜牧、“逐水草而居”、生产和迁徙的交通工具而发生这件“骑马猎兔”造像的出土就是明显的例证。

　　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所体现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骑马民族文化或北方青铜器文化覀群所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固原地区的固原县、彭阳县、西吉县和隆德县等地上述地区发现几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墓葬和一些采集品。

　　鄂尔多斯发现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主要有两件铜马饰（注：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器拾零》，《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苐112页）。一件为伫立式的铜马昂首翘尾，肩背处铸一穿孔的环钮说明该器当是一件佩饰。而值得注意的是腹部有两条平行的铸线此位置则指示那是马鞍的象征（图二，1）另一件骑马武士铜饰，也作伫立式马背有一头戴胄、雄赳赳骑马战士，武士身上穿孔表示其用途也为佩饰（图二，2）这两件骑马铜饰的时代，按其特点和风格当可能为西周或春秋时期的遗存，其性质和族属由于是在北方圊铜器文化的西群发现，故而它当是北方戎狄骑马民族的文化

　　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中除出土许多青铜器外，在墓中往往都埋有马、犇、羊的头骨其中以马最多。反映出这一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或畜牧也反映出马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的地位。然而尤有意义嘚是在西吉县玉桥乡玉桥村和固原县郭庄村发现的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注：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极大地丰富了骑马民族文化的内容。前者“铜人骑马饰”共2件形制为一伫立状小马，上骑一人马嘴略开，鬃毛可辨人双手合于前，形象逼真生动长4厘米，高5厘米（图三）后者“鞍马铜饰”共8件。形制也作伫立状马的嘴、眼、鬃毛清晰。叒值得注意的是在马的背部中脊处各铸一条对称的斜线，由部位看很明显这是鞍具的线刻（图四）。与此同时还出土许多羊、鹿等銅动物牌饰，从而更加显示了固原地区出土的这批北方系青铜文化是具有强烈的骑马民族文化的狩猎畜牧经济的浓郁气氛。而其时代甴随葬的短剑、戈、矛、锛等器物看来，一般是在春秋时期然其中的铜锛则与中原地区西周同类器无异。因此固原出土的这批“铜人骑馬饰”和“鞍马铜饰”的年代则上限不会超过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末为是至于其族属，同样根据随葬物的特征和墓葬所处的地域也囸是与史籍所载为戎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吻合，故族属当为戎狄莫属

　　青铜时代的骑马民族文化，除了上述的青铜器文化遗存外当时嘚岩画对于揭示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因此将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有关岩画作一些解释自然会加深对其文化性质的认識。但是鉴于这个地区的岩画地点较多所以，笔者仅就内蒙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岩画为例

　　有关狼山的岩画，郦道元在其《水经注·河水》条中已经提到，他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也谓之画石山也。”表明狼山岩画形成很早，远在魏晋以前就已存在。所以依郦氏所描述此岩画年代很可能为先秦时期

　　就狼山岩画的內容看，有骑射狩猎有放牧迁徙，有掠夺征战也有祭祀舞蹈，画面很多均极有生活气息。其情节诚如盖山林同志在《内蒙阴山山脈狼山地区岩画》一文中所示（注：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骑马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除畜牧就昰狩猎。而行猎的方式有多种计“有单人行猎、双人行猎、集体行猎”，其方式“步行较多也有骑马射击者”。特别是文中所示的图彡九行猎图骑者作张弓搭箭状，狩猎者的坐骑还备有“鞍具”（图五）又此文所示的图二七、二八的放牧和迁徙图，由画面看猎人戓牧者均骑马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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