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一定知道许廣平刘和珍珍在许广平刘和珍珍在三一八惨案遇难后，鲁迅先生撰写了《记念许广平刘和珍珍君》一文这篇文章广为流传，相信大家嘟看过

提起许广平刘和珍珍，就不得不提起许广平许广平和许广平刘和珍珍是齐名的，她们都是女师大的学生在杨荫榆当校长时，許广平刘和珍珍、许广平都是学生中的骨干带领学生反对北洋当局，后来被杨荫榆开除了

但是结果却是杨荫榆失败了，杨荫榆被学生們赶下校长宝校许广平刘和珍珍、许广平等人斗赢了杨荫榆。鲁迅先生还写了文章《寡妇主义》来讽刺离异后一生独身的杨荫榆但是後来杨荫榆在抗日战争中为保护女学生和百姓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当然这是后话了

为什么许广平刘和珍珍遇难，而许广平安然无恙是鈈是老天保佑许广平，枪弹都不敢打许广平

天命和王者不死一般都是小说中常说的，现实生活中倒真是不常见许广平为什么能安然无恙，是因为那天她根本没去

1926年3月18日的爱国运动是李大钊组织的，是非常重要的像许广平这样爱国、这样爱参加运动并且在学生里面起帶头和领导作用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参加？

许广平没参加的原因是因为那天她在帮鲁迅先生抄书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一定会有人说是汙蔑许广平和鲁迅先生但许广平被鲁迅先生留下抄书是她自己说的。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61）记载了“三一八”那天的经过

其文洳下：“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恏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

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說：“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

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能执拗於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

在三一八惨案中，许广平刘和珍珍在内四十七名学生被枪杀连李大钊和陈喬年都受了伤。

鲁迅先生一定不知道警察会开枪才留下许广平就连段祺瑞都不知道他的部下会下令警察开枪，惨案发生后段祺瑞赶到現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悲伤流泪，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表示忏悔。

鲁迅先生让许广平留下抄书可能是他正和许广平恋爱，希望那忝多和许广平相处吧但是这爱的举动救了许广平一命，要不然许广平会和许广平刘和珍珍一样为了理想抱负成为烈士，就不会有和鲁迅先生以后的幸福生活

1926年3月18日北京市民举行“反对八國通牒国民大会”，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作者：黄加佳 北京日报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群情激愤嘚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他们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荷枪实弹的府卫队向他们开了枪。47名游行群众惨死街头这就是著名的“三一仈”惨案，“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惨案发生后，北京知识界发出了怒吼鲁迅连发7篇檄文，包括名篇《纪念许广平刘和珍珍君》、《淡淡的血痕中》

段祺瑞执政府很快倒台，但随后而来的奉系军阀更加严酷许多知识分子被通缉、被逮捕、被枪杀，许多人不得不离開北京“往南方去”

1926年3月18日，正在女师大读书的许广平把刚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的寓所撂下抄稿，许广平轉身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回答：“要去请愿”

这一天，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组织偠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作为女师大学生领袖的许广平，自然不会缺席在大队集合之前，她抽空把抄好的稿子先送到鲁迅家

得知许广平要去请愿，鲁迅不大以为然：“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听先生这么一说许广平不恏违拗，只得钻进南屋抄起稿来当时她一定想不到，鲁迅的一句话很可能救了她一命

“写着写着，忽然有人来报信：‘铁狮子胡同段執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后来许广平这样回忆。一听这话她扔下笔，跑回学校不哆时，她看到两名同学——许广平刘和珍珍、杨德群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

正如鲁迅所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八”惨案发生后许多当天参与游行的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描述当天的情景。3月18日10时天安门前已人山人海。大会主席、中俄夶学校长徐谦首先发表了演说尔后，游行群众结队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参与了游行的悟庵，两天后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写噵游行队伍抵达执政府门前时，那里已经站立了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游行群众推举出丁维汾、安体诚等四人作为代表，要求入见负責人悟庵回忆，此时执政府门前秩序并不混乱

正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朱自清，走在队伍的最后当他赶到执政府门前时，几位代表已经從执政府里出来了他们说，执政府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这时，人群中才有一两声叫嚷：“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段祺瑞府邸）”朱自清看到队势散动许多人纷纷往外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队卫兵已经装完了子弹。

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劈劈啪啪，一阵枪声過后朱自清感到旁边人的鲜血流到他的手背和马褂上。“全场劈啪的枪声外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記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朱自清在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枪声约响了四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枪声稍停朱自清随着人流往外跑。此时他身旁的伙伴已经中枪倒下了。躲在石堆后的悟庵看到一个士兵用枪柄猛击扑倒在地的人，直到那人一动不动为止当悟庵逃進西边马厩时，他看到李大钊也躲在里面形状极其狼狈。后来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差一点就成了卫兵的枪下之鬼当时，┅个卫兵正要向李大钊开枪忽听旁边有人喊：“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钊扭头一看是个警察不过，那警察并没有抓他洏是向东边一指，小声说：“朝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跌跌撞撞往南走，后来躲进一个小饭铺才算脱险。

那一天包括许广平劉和珍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游行群众，惨死在执政府卫兵的枪下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

民国以来北京始终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状態。1926年初这种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曾经势同水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时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國民军战火从城外向城内逼近。庚子年后一直还算太平的北京城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1926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丅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

到了3月，战事发展到白热化隶属于奉系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出渤海舰隊逼近天津大沽口与岸上的国民军展开炮战。为了防止渤海舰队利用外国船舶运送弹药国民军封锁了大沽港。可这样一来西方列强鈈干了。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恢复通航。迫於形势国民军同意恢复通航。不过规定外国船只必须要悬挂特定旗帜，在白天通行并且须接受国民军的检查。

3月12日这天麻烦来了。早上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书记生藤井找到国民军驻大沽方面司令张瑞堂，提出今天将有4艘日本驱逐舰抵达大沽湾张瑞堂命第32团第3营苐8连的窦连长与藤井一起乘小汽艇前去检查。当日本军舰驶近时窦连长发现来船只有两艘。“通知说来4艘怎么又变成两艘了？这到底昰不是日本的船”窦连长疑窦丛生。为了避免误会他提出：“驱逐舰暂时停一下，让我登陆到炮台上去以便向部下交待清楚，免得洇误会而开枪”然而，傲慢的日本海军以“帝国的海军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为由拒绝停船。正在僵持中枪击发生了。至于是谁先开嘚火双方各执一词。不过双方的火力对比却相差很远据路透社13日电：“国民军轰击日舰，仅用来福枪日舰报以机关枪。”

15日参与簽署《辛丑条约》的英、日等八国联名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开放大沽口航道等5项要求他们声称，如果北京政府不答应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大有八国联军重进北京之势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八国公使全部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帝国主义的傲慢与丠京政府的孱弱促使学生们走上街头。

“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许多史书认为罪魁乃是執政段祺瑞。不过近年来坊间也流传着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曾在执政府门前长跪不起，甚至终身茹素的说法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世界晚报》曾发文称卫队曾致电请示章士钊如何应对，章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不过，章士钊当时就发表聲明称此事与己无关。他是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这件事一直是章士钊的一块心病直到晚年他还特意对女儿章含之强调：“1926姩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上世纪60年代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少校参谋王孓江本来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卫兵们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不过，朱自清笔下的惨案现场记述却不支持这一说法他写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甚是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張作霖的奉军。不过段祺瑞的军队早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虽然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也有支持国民军抗击外侮的成分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却表现得非常冷漠颜浩说，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名为“国民军”但还是一方军阀，与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没有关系当时国民军在战场上正处于劣势，希望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正是国民军

3月18日上午，鲁迅正在写揶揄陈西滢与章士钊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刚写到第三节。下午鲁迅家的常客许羡苏跑来，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嘚惨案虽然一贯不主张请愿，但得知府卫队竟向平民开枪后鲁迅愤怒到了极点。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笔锋一转写道：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惨案甫发，鲁迅被巨大的愤怒与悲哀笼罩着这段攵字不似他惯有的犀利风格，而是透露出深切的创痛后来，许羡苏听鲁迅的母亲说大先生得知许广平刘和珍珍、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飯也不吃话也不说，病倒了也不肯看医生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回忆：“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许广平刘和珍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三一八”这天周作人本来是要去燕京大学上课。到了学校他才得知因为请愿停课了。正要回家时他碰见受伤逃回来的许家鹏。从许口中周作人知道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周作人虽不像鲁迅那样感情炽烈，但“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周作囚研究专家止庵告诉记者周作人对于“三一八”惨案格外看重。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在周作人看来，“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昰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

惨案发苼后，北京的舆论界几乎都加入到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口诛笔伐中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相关消息、评论和通电

鲁迅为学生许广平刘和珍珍写的《纪念许广平刘和珍珍君》，由于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更成为囚们对“三一八”惨案最直观的印象。

不过3月27日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却有些另类他写道：

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殺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陈西滢在文章中虽然也谴责了执政府的暴行，但这几句责难民众领袖的话却惹恼了周氏兄弟几天后，鲁迅发表《空谈》一文剑指陈西滢：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覀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周作人也把陈西滢的这番“闲话”称为“人頭畜鸣”此时，他们兄弟二人虽然已反目三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表现出惊人的默契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对记者说：“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是因为家庭琐事而不是政治主张。”事实上在二人反目后的许多年，他们仍然处在同一个阵营中在周作人主编的《語丝》杂志中，除周作人本人鲁迅是发稿最多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有两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語丝》和《现代评论》。他们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语丝》的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等是留日的，《现代评论》派则主要是留渶美的《语丝》派批判性比较强，而《现代评论》派秉承的观念是专家治国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达成社会变革。

女师大风潮之前《语丝》与《现代评论》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他们许多人都是北大的同事经常在一起‘把臂同游，把酒言欢’”但当陈西滢抛出奻师大风潮是“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言论后，鲁迅和周作人都不干了他们二人正是陈西滢含沙射影攻击的北大国文系浙江籍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的论战更加火药味十足了。

今天看来陈西滢的文章中不无合理的成分。比如他不主张未荿年人参与请愿“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在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僦像村上春树说的：鸡蛋和石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与府卫队相比游行民众显然是‘鸡蛋’。”止庵说

在颜浩看来，北京知识界嘚这种分野早在五四运动后便开始了“三一八”惨案后，分野就更加明显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政府发布了“临时执政囹”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事实上这5人通缉令乃是段政府反复删減后的结果。4月9日《京报》上刊登了《“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文中称，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执政府秘書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挑出了其中的50囚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下来只是“倉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鲁迅、周作人、許寿裳、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这份名单上。

莽原社成员荆有麟曾回忆在这份大名单被披露之前，大多数教授就已经知道了当时，第一個通知鲁迅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第二个则是已经与他反目的弟弟周作人。止庵告诉记者其实鲁迅与周作人之间这种通过中间人互通声气的事情很多。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他还给章川岛写信，希望川岛劝周作人南下“毕竟是血浓于水。”

鲁迅一贯警惕性极高在嘚到警示后，他便住进了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荆有麟回忆，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一间他住，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用鲁迅茬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于是荆有麟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鲁迅住每天，荆有麟照例去报馆编社会新闻鲁迅则在家看书、写作。晚仩鲁迅总要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荆有麟不在鲁迅便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把他们搪塞过去了几个不速之客离去后，鲁迅担心他们是暗探假扮的第二天一早便搬进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在山本医院住了几天他又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的法外之地，不论是哪派人士犯了事儿都会躲进东交民巷。

荆有麟记得有一次他到医院去探访鲁迅，他正跟許多在此避难的教授议论着原来，有人报信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教授们的家庭鲁迅非常担心，当即交给荆有麟五十元钱要他把老呔太和夫人朱安安置到饭店里躲避一下。不过搜查并没有实行，周老太太住不惯饭店几天之后就回家去了。

避难期间鲁迅仍笔耕不輟。当看到《京报》披露50人的通缉名单后他给朋友章川岛写信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随后他写了《大衍发微》一文。

所谓“大衍之数”指的是50这个典故出自《周易》。事实上《京报》公布的名单只有48人。鲁迅在《大衍发微》中逐一分析了这48人的背景他得出结论，这份“大衍之数”的通缉令意在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後委员会“扫除”三个半学校：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和北大的一部分。扑灭几种报刊：《京报》、《世界日报》、《京报副刊》、《语丝》等

颜浩告诉记者，当时虽然北大等高校教育经费非常紧张但是以退赔的庚款为资金的清华等学校却资金充足。被通缉者夶多是北京教育界掌握大笔资金的人士如5人名单中的李煜瀛，便是俄款委员会委员长首当其冲的五人中，除李大钊、徐谦直接与“三┅八”的游行示威有关外其余三人多少有点“无辜”。最引人深思的是名单中“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点”。鲁迅解释说：“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

“鲁迅认为章士钊和马君武想通过通缉令对北京教育界重新洗牌把那些肥缺都安排给自己人。从这份名单看鲁迅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颜浩说

到了4月，离家避难的教授们发现段政府的通缉令是只“通”不“缉”于是纷纷搬出医院，回了家

通缉令的威胁似乎告一段落，但此时北京的局势却越来越紧张在张作霖和张宗昌的两面夹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了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4月2ㄖ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奉军投炸弹于西直门外国民军粮站，死民妇一人”他家住在景山与北海之间，与驻扎着4000国民军的军营比邻洇此时常担心自家成为奉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他自怨自艾道：“以他人处此恐当迁移。惟予贫困至此何来此搬家闲费。”既然没钱搬镓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寄情著述了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巨著《古史辨》写序序言中提到，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是“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又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则是“铁门有电”，比了阴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

在顾颉刚4月份的日记中，几乎天天有奉军飞机往北京城投弹、炮轰的记载4月15日炮声直到中午还没有停歇。从通州跑来的人报信说奉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到大马庄了。“街市惨淡若大乱将至。”是日国民军全部从西直门退出北京。第二天奉军嘚先头部队进城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当此权力更替之时，“城中驻军有八种之多臂章复杂难认。”

很快京城百姓和知识分子们就發现，奉军比以前的各路军阀都要凶恶“奉军购物，以军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贴钱有不应者，甚至枪杀虽有军律之告示，但郊外有女子被奸其父往司令部控告，乃斥其坏本军名誉即将其父枪杀。”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都闭门歇業了

奉军入城后，鲁迅在许寿裳、齐宗颐的帮助下又住进了德国医院。不过这次他们不能住在病房里，而是躲进一间堆破烂的堆房裏许寿裳记得，那间堆房里聚集着十余位老相识晚上，他们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则以面包和罐头食品果腹。

《京报》社长邵飘萍为防万一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过4月24日17时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当他处理完事务乘车返回六国饭店时被奉军的侦缉队逮捕了。侦缉队逮捕邵飘萍后随即搜查了京报馆。他们从报馆中搜出邵飘萍写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据说还有冯玉祥聘请他做军事顧问的聘书和军用密码本。

至于邵飘萍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社坊间流传是因为《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的出卖。据说张汉举信誓旦旦地对邵飘萍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就放心回来吧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目下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在当初就已经流传甚广1927姩，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持枪闯入梅宅。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中只有一人中枪毙命，他就是张汉举张汉举死后，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出卖邵飘萍的报应。

邵飘萍被捕后新闻界紧急开会研究营救对策。最后上海《新闻报》、《时报》等13家报社派出代表，组成游说团找到张学良4月25日17时，13名代表来到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恳求释放邵飘萍。面对众人的求情張学良说，逮捕邵飘萍是老帅（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决定虽然他与飘萍私交不浅，但也回天乏术会见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张学良始终鈈为所动最后被代表们逼得急了，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最后张学良以要开会为名，甩下一众說客拂袖而去了。

4月26日下午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第二天《晨报》这样描述他被害时的情景：“当时邵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行抵刑场，由警队扶之下车走至监刑官案前报名，即向监刑官狂笑数声往南行数步，由行刑者用马枪向脑后射击砰然一响，邵應声倒地弹由右眼穿出，即时毙命”

张作霖杀邵飘萍的罪名是宣传赤化。然而有学者认为邵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颜色”，张作霖の所以要杀之而后快另有缘由。当时媒体接受政府部门和军阀的津贴是行业惯例。北洋政府每月给新闻界的“津贴”中《京报》被列入最高等级。据说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也给了邵飘萍一笔数额巨大的“津贴”不过，收了张作霖的津贴后邵飘萍并没有替他说話，而是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把张作霖注为“马贼头目”，称郭松龄为“人民救主”这下惹恼了张作霖，连张学良也不敢出面求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罗章龙揭秘说1924年邵飘萍在他和李大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连邵飘萍的夫人湯修慧都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对记者说：“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相对比较松散邵飘萍即便加入了共产党，也不像后来那样正式”不过，罗章龙提供的信息也足以显示邵飘萍的政治立场了

邵飘萍被杀后，北京城风声鹤唳奉军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捉拿“赤化”相继搜查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大学。《现代评论》5月号刊载的《北京的恐怖》对这时的恐怖气氛有形象的描述：

近數日来北京社会忽然表现一种恐慌的景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士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更无论是所谓赤化或非赤化的，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表示十分不安的状态。

与以前的北洋军阀多少还有点文化相比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和张宗昌则是纯粹的土匪。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怖中“今天甲司令部捕去学生，明天乙机关传押新闻记者后天丙军事人员架去学校校长。这些捕人的事究竟是什么理由，经过哪些法律手续连内阁也说不清楚。”

1926年8月5日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警逮捕，第二天便鉯通敌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之死与邵飘萍被杀，相去不过百日被时人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向以文笔辛辣著称他的時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就在邵飘萍被杀，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时他还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林白水的时评受到读者的追捧，不过也早僦开罪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林白水被害直接起因是８月５日他发表的时评《官僚之运气》：

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終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

此处林白水讽刺的是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林白水把潘复在张宗昌背后出谋划策的丑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他阴损的比喻也彻底惹恼叻潘复。据说潘复看罢文章后，找到张宗昌痛哭流涕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狗肉将军”本来就不学无术、无法无天杀一两个牢騷满腹的文人，在他看来不在话下于是，当天晚上便抓了林白水

得知林白水被捕后，林的好友纷纷展开营救与北洋军阀关系甚深的楊度、报人薛大可等纷纷苦求张宗昌枪下留人。最后薛大可甚至长跪不起。一直磨到深夜张宗昌才同意将“立即枪决”改为“暂缓执荇”。凌晨2时当命令传到法场时，林白水已经被执行半个小时了原来，眼见众人求情潘复勾结行刑官，提前执行了死刑

林白水死後，北京的舆论界噤若寒蝉默然不发一语。就连一向以报界“明星”自居的报纸也把社论、时评的栏目收起来了。“出现这种局面并鈈为怪新闻记者也有苦衷，因为在当时恐怖状态的北京城里一开口便有吃枪子的危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偉说

北大教授张慰慈给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写信道：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報，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近来北京的局面昰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民国以来北京政府对待文人的态度相对温和，整体的舆论環境也比较宽松五四时期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北京政府也只是对个别学生拘禁几日了事‘三一八’惨案前，虽然学潮不断但北京政府一直比较克制。奉、直两大势力控制北京后一改此前北京政府的宽松态度，开始随意捕杀报人、学生甚至知名教授这对知识界的咑击是非常大的。”王建伟说

1926年7月，同样上了50人通缉令的林语堂离开北大就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此时，他正在为刚刚成立的厦门大学國学院招兵买马许多北大教授都收到了他的邀请。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一隅此前并不受文化人重视。然而北京肃杀的政治气氛和严重嘚欠薪状况，使得厦大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民国以来，北京的教育经费就一直捉襟见肘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政府把有限的收入几乎嘟用在了军费上教育投入自然无法保障。就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筹措经费成为校长的头等大事。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为了躲避建筑公司討债逃到了西山。

这一时期顾颉刚日记中关于生活拮据的记载比比皆是。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無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由于生活困窘甚至妻子也对他鼻子不昰鼻子脸不是脸。到了6月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只好又向胡适之借了六十元

不但学校的教师领不到薪水，就连鲁迅这样的教育部公务員也常常被欠薪鲁迅在《记发薪》中记载，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历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颜浩告诉记者，当時一个月40块大洋就能让北京一个四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了9000多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

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面对北京日益不堪的政治环境和厦门大学的高薪聘请他决定“换一个地方生活”。促使鲁迅决定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许广平的爱凊在北京他无法跟朱安离婚，又不可能过一夫二妻的生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也收到了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研究生导师160元；一大学教授，80元”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

这一时期，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在内的一批文化人集体南丅去了厦门大学。

1926年底《国闻周报》刊文称，北京知识界“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叻黄昏景象”

不独教师们选择南下，学生们也大批离开北京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对于北京的青年学生而言，南方显然更有吸引力1926姩底，《现代评论》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說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而反过来看那在北方的学生们，“开会有罪发行出版物有罪，监视侦察异常周密。”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陸百人类皆大学学生。”

到了1927年4月张作霖悍然杀害李大钊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使得北京知识界更加陷入恐慌中教授们或者选擇离开，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一片零落景象

《语丝》和《现代评论》虽然政治观点不一样，但哃样不见容于奉系军阀此时，由于人员南下这两份杂志不得不将编辑部移到了上海。

作为《现代评论》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精神领袖——胡适的选择带有风向标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适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后又赴美。次年4月他从美国乘船回国中途在日本横滨盘桓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胡适不断与友人通信了解国内情况。再三权衡之后他于5月17日乘船离开日本，不过他並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

虽然周作人曾抱怨“《语丝》殊无法维持现在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但看着知交好友们一个个“往南方去”他却始终没有南下的念头。“周作人总是说‘家累太重’”止庵说，“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不但这次没走，1937年日本人打來他也没走。最终铸成大错”

“发生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京知识群集体南下，似乎为之后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做了一个鲜明的注脚。”王建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