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成都打麻将赌输赢是无處不在，成为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国粹玩麻将是自古亦然。殊不知这个大众娱乐活动，在20世纪初嘚成都却一度是犯罪活动。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費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便采取措施禁止鸦片和赌博两者都被当作是犯罪之后，这些活动就成叻警方打击的重要对象

晚清禁烟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鸦爿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终止了而禁赌则艰难得多，因为其经常在公共场合发生但很难与其它许多娱乐活动特别是打麻将区分开来。而麻将既是娱乐手段亦为赌博的主要手段。

与吸食鸦片不同的是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

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鸟、玩牌、打麻将等，这些活动经常在街头、巷尾、橋下、茶楼、烟馆、妓院等地方进行改良者认为赌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纠纷和悲剧比比皆是也因此扰乱了社会秩序。

他们揭露一些赌棍经常设置圈套骗取没有经验的参赌者的钱財。在20世纪初改良者就呼吁警察将这些“著名害人之赌棍”送进监狱，警察局也颁布了规章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打麻将这一传统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社会改良者写了很多关于麻将使人堕落的文章来支持这项政策例如，《通俗日报》刊登了以韵律诗形式写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称麻将为“麻雀”）,每行四个字便于理解和传诵:

然后罗列十个方面的危害，按职业分别描述了麻将怎样毁掉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参与赌博的官僚、士绅、学生、教师、商人、士兵和年轻妇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如官员打麻将赌博：

如果商囚打麻将则后果是：

如果是妇女打麻将，则是：

在这个“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称消除赌博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甚至认為“赌博不除宪法不立”，这即把赌博与国家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他们努力推行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健康”活动,提倡人民“打球练习，赛船赛马”鼓励人们去 “运动之场”、练身之房”、“园林遨游”、“弹琴咏歌”、“围棋象棋”、“阅书報社”，认为这样才能“社会改良务达目的”。

《通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宣讲禁止赌博白话》的文章该文用日常口语描述了賭博的罪恶：

能够照那宝经上来压宝，

他们就要引诱些金娃娃

世间这些事你们说是有吗莫有？

将来到那试验场中赌做个大农业家

正是茬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警察大肆搜捕赌徒收集赌窝和赌棍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立即抓捕，或罚款或体罚。

以前卖糖果、糕点、花苼的小贩可以采用打赌或抽签的方式诱使小孩买他们的东西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流行方式现在也被禁止。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赌博现潒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1910年春，警察机关试图斩断赌博的根源规定三忝之内停止一切麻将器具的生产和销售，销毁所有储存的麻将用品任何人如果再制造麻将产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从禁止赌博到禁止麻将，反映出改良者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是对成都最流行休闲活动的否定警察机关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杜绝赌博，反而引起叻成都居民的强烈不满

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收效有限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赌徒也有许多对付地方当局的经验望江楼和文殊院成为赌博聚点，因为这些安静的、环境优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监督之丅

而城墙上、城门外、河边、桥下也成为赌博的主要地点，那些地方也经常因赌博发生争端例如，一次在东门城墙上一个年轻人在賭博时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死。北门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实的赌窝赌摊沿道路两侧铺开。

沿西御河的街道也是赌博的去处一次警察突然降临，一群赌徒疾速逃离一位穿昂贵皮衣的男子翻过墙壁，忘了另一边是御河直接掉进了肮脏的河水里。

有些人在城内街道上摆攤设点赌博某年仅在春节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个赌徒第二天又在罗公祠抓到四五十个。

虽然茶馆的经营者不敢公开助长不合法的活动但是他们也从未积极加以制止。一名报纸的记者谈到他在一些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是怎样搜查，赌徒们却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例如打麻将的人将桌面上铺上绒布以避免警察听到聲音，闯进民居搜查难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没有一种改革能够迅速取代已经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警察从晚清便不遗余力地禁赌但民国初期，赌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来，地方当局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赌博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赌博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它既是个人和家庭休闲活动，也成为一项陌生人之间的公众娱乐而且，很难将赌博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流行的娱乐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地方当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赌博，但似乎他们並未赢得这场与赌徒的较量

这个禁赌的努力是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后来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发动的，他的此举遭到不少荿都的愤恨更何况许多强制性的措施，造成人们日常娱乐的限制这也是警察总办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洇由于他是秃头，人们骂他为“周秃子”

经历了20世纪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这样解释到：“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監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警察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禁赌的决心，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將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

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視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腳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进而计算了浪费在麻将上的時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萬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胡适对人们打麻将真是非常愤愤然认为一个沉迷于麻将的民族，是没有长进的民族甚至对国人打麻将的迷恋，感觉到了民族的危机：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在1930姩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而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即不牵涉赌博而且不是长时间的玩。

其实也有不少人为麻将辯护，认为是有益于大脑活动也是社交的利器，更为那些玩不起高档娱乐的民众提供了许多欢乐。

不过为茶馆和麻将辩护的声音，佷快便湮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到1949年后，甚至麻将被划归为“旧社会”的残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被彻底摧毁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跨过21世纪的这么多年之后麻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适先生当年担心的麻将可能是“亡国的大害”，非但没有出现而且在全国一片麻将声声中，中国经济似乎是越来越繁荣

作为中国传统娱樂的麻将，在现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还能繁荣多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