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第二卷&&【1-15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象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象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了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
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象一块粗糙的岩石。
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象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象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象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象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看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大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
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了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他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象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叉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涌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
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楞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象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象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象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他告诉生民地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
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
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
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他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钟。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
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他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
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
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田福军？”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个人我好象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党委会讨论。
老石他们告辞后，他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直到十二点，他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出来，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
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啁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
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就离家出走。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乔伯年生气地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为什么要让记者来？”
生民嘴里漏着气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唉，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地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地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
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
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市委书记秦富功问张生民：“开什么会？”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得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
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功笑了笑，说：“等一会乔书记就来呀，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
秦富功和市上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
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哩。
秦富功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秦富功等人都连连说：“好！好！”
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这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
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
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象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象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
秦富功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啊！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这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
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涌到了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近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富功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
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
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走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
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富功就象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
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
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象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象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不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拉”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象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如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象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象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象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露密”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象不象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拾元！”
“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道。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象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玻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
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
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
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象话了。
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象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倒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祝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罗。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他的箔…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
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量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去看玻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玻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沉沉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象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式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出去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愣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象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
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箔…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好的局面……”“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玻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了他。高凤阁不是来汇报的，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
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
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得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
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
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
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象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处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是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两个人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崂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
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跹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来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常当然，他们的“一致”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
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
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象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干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予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制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圪崂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崂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崂那面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楞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在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得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崂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象钻进去了许多毛毛虫……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崂，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土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
走到石圪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象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象个绵羊尾巴。瞧，胡得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治功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治功就成了石圪节的一把手。
他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凉崖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
公社里从来没有象如今这样消闲啊！
田福堂蹲在徐治功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治功：“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徐治功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治功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田福堂本来是到石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治功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
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中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
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
“为什么？”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哩！好好当你的教师！”田福堂生气地说。“爸，农村眼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哩……”“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呀！”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有劳力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民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能劳动哩……”“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麦子种完，犁锄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
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象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象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象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哩！
在他们这个责任组时，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圪崂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的被吆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八十二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象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二十一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西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他们家里最大的熬煎，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流子两手空空，谁知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就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些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恋爱。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地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她，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
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钉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钉的衣裳。象土地一样朴素和深沉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生育以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她在他耳边叼念说他们不能象其他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年轻人成家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他还是老主意：决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转弯抹角地嘟囔。另外，她在枕头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她还想给他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生完虎子后，没用公家催促，他就带妻子到石圪节医院戴了节育环……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锄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圪崂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地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圪崂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
麦子种毕，又停了锄务，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开始——田家圪崂的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
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做起圪塄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扩大蔬菜种植。
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象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她撒娇说：“多睡一会吧！你常天不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现在又没要紧活路，你再睡一会……”说着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箍住了他的腰。少安没法，只好依了她。
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
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他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圪节赶集去！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圪节赶集去。是呀，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
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
秀莲说：“等咱们有了自己的新窑，就再结婚一次！”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个新家。
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吃过饭出去了——老人劳动心劲越来越大。
少安临起身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干脆把咱们刚摘下的老南瓜带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
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圪节。
石圪节的集市和往常不大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
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飘浮着庄稼人淌起的黄尘。
不时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象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花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
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卖了。
他把毛口袋卷夹在胳膊窝时，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揩汗的手帕，再拣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三块五毛八分钱，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还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他头上的那块已经肮脏得象从炭灰里捡出来似的。
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
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的手里提着个黑人造革提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
少安问他：“你到哪里去呀？”
“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要给你说！”
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民要给他说什么事。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议论，他也就不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他想来想去，也没做过什么出格事。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出主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他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
根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
根民现在已成了石圪节公社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背梳起来，看起来已经蛮象个公社领导了。这人性格随和，但脑子利索，在石圪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时候，他一直象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
少安跟根民进了公社院子。徐主任正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时，徐治功只抬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往石板棋盘上一掼：“将！”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治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圪塄溜了畔……”徐治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往石板上掼，这时将举棋子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仰起脸问刘根民：“掏了圪塄溜了畔，黄河泛滥怎么办？”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
徐治功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掼在棋身上，对民政专干说：“再将！”
刘根民只好转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麻缠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整天蹲在凉崖根下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看他的样，跹蹴在机关不下乡，把我们几个快忙死了……”因为根民说公社的事，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地笑着，根民擦完脸，说：“现在说咱的事，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峁村买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去。这是个受罪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回去话……”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工钱怎样？”“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四百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畜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一百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一千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另打问别人去……”根民立刻说：“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问题。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牲畜也使用不坏，到时保准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赚了吗？你这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帐都算不开！”
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吸烟卷。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根民：“信用社能给我贷一千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七百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哩。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一二百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元就得你自己想办法。
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给你回话！”根民说：“那也好。不过，时间不要太长，中学那面催得很紧……”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
孙少安回家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忙去了。秀莲正给虎子洗脸——她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圪崂的饲养院。
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回来得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言传，甚至也没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买个什么。
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要商量一下。
过会就回来了。”
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面睡的。
少安放下碗把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
少安卷好一支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
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
孙玉厚听儿子说完，迷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划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象古星像图似的点点杠杠；除了他，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帐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较复杂的数字，他就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这种“星像图”。孙玉厚在地上划了一会，抬起头，说：“除去了沓杂，一天能赚不少钱。”
这笔帐孙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孙玉厚看着儿子说。“这活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儿八百才能买来！咱们借百二八十手都抖得哩。这么多钱怎敢借？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七百块，剩下的就要向私人错。私人谁有那么多钱？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向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时借下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了人家……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也是限时间还，而且要扛利息……”“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一两个月活，这些帐债开过，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父亲借债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帐忘记了。
孙玉厚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
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事里有没有凶险？另外，几百块钱你向谁借？”
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叭、叭”地使劲吸烟。在一片沉寂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一声牛的哞叫。
天色暗下来了。
过了一会，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这活去。”
父亲无可奈何地说：“就叫人家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磁器活……”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后，秀莲已经躺在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
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她说：“你怎睡下还点灯熬油呢？”
“我一个人怕……”妻子说。
和秀莲躺在一块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
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丈夫：“你怎么啦？”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给妻子说了一遍。
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
她一下又想到她的“主题”上了。
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哩！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畜？”
兴奋的秀莲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这事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办法给咱转借这钱！我知道哩，我姐夫手头有点积攒哩！”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这门路倒能试一下！”
夫妻两个于是光身子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里借钱的事。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邮出去！”性急的秀莲说着，便身上一条线不挂跳下炕，从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的那支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她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
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她爸的心，因此由她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才把信写完。
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乘着兴致干完了恩爱之事，又搂着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时，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告诉了父亲。
孙玉厚说：“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组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不愿意？你给组里交包工钱，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天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住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经心着哩！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满能行。只要你能买得起牲畜。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少安说：“按现时包工行情，一个月交队五十元，我多交上十元……”父亲的态度使少安另外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里的回信。
但是，他和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