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　　　　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两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中国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 。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　　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　　蒋介石认为，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 ，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 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 。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 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 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 ，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　　蒋介石不惜以身作则，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 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 　　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 的精神，学习他们 同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 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　　在蒋介石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面比起来，洪杨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 。　　因此蒋介石认为： 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灭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像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 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 ，要保卫文化 ，首先高级将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不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 。　　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 食衣住行 上体现 礼义廉耻 。子弟要像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像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像古人那样 智仁勇 ；学生要像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像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 。　　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　　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　　据蒋介石说， 新生活的所谓新 ，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 ，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 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 官方倡导的前提。　　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刚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　　正因为上述的缘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咎。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了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显然，他的部下变成了军阀，把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重建文论，他的集团在危机时刻还是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那种向后看的哲学，那种过于陈腐的维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赋予革命党以新的生命的。　　注释：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此话为蒋介石多次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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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 ，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毛泽东的西化程度远高于蒋介石[已扎口]　　楼主：王陈江火 时间： 　　提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人哑言失笑了？当然肯定是蒋介石的西化程度高了！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在作怪，或者是中了西方人理念的蛊毒的结果。如果仅仅站在传统的东西方立场来看，的确如此，但如果站在立足于中国的主体独立思想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主线来看，那么其结果将恰恰相反：毛泽东的西化程度要远高于蒋介石。　　在思想精神方面，蒋介石首先是一个国学造诣较深的人。梁世和在《蒋介石讲国学》中，依照国学门类及蒋介石相关论述，共分为讲《大学》《中庸》、讲哲学、讲兵学、讲民族精神与民族道德、讲经世之学、讲国学书目与治学方法、教儿孙学国学七个部分。《蒋介石讲国学》一书选录演讲文字颇多，可谓名副其实的“讲国学”，而演讲形式的个性化特点，可以更加体现蒋氏个人的国学体悟和修为。在政治体制方面，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更直截了当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而作为治国方略，则宣称：“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中国之命运》第138页)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而作为国民党的奠基性理论的三民主义也体现出了较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主线，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说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　　由此可见，蒋介石尽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得已作出靠拢欧美的姿态，所走的经济道路也可能是资本主义道路，但其骨子里却是坚持反对西化的中国独立自主精神的，是坚持中国正统文化主线发展方向的。那么，毛泽东哪？　　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没有真正有自己特点的精神，其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上基本完全继承了完全来自于西方中心腹地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不过将此通俗化了而已。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中国人民把这种彻头彻尾地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当做绝对不允许有丝毫侵犯的大神来进行崇拜，要求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甚至文盲）全国亿万人民必须认真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和他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和毛式思维方式为思维模式进行思维，这种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超过了“文字狱”。有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传闻：曾经有一位烧窑的文盲大爷因为烧窑口在西面，嫌东风对烧窑不利，于是随口无意说了一句：“东风不如西风好”。这句话立刻捅了毛式思维的大忌，被最终判刑十几年。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毛泽东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掀起“批孔”（包括批林）运动，把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视为“牛鬼蛇神”予以彻底的批倒批臭，让其从根本上彻底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让中国绝对服从于于一个完全非本土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在思想精神的西化程度要远高于蒋介石，如果按照其路线走，中国将会完全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发展主线，彻底抛弃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主体独立思想精神文化，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甚至是危险的。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可能对取得战争的胜利是有帮助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战争胜利，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无法通过马克思主义取得发达的经济成就也是基本事实，好在他们最终都修改自己的路线，中国人也最终通过改革开放修正了毛泽东的路线，但中国目前的西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要警惕这个问题。本文也不是褒扬蒋介石，他在过去哪个时代也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其坚持中国传统主线发展方向和主体精神独立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二人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虽然有孔武之力，却在思想精神方面缺乏缺乏创新性而更无先进性，故都不适合于中国走向真正强盛的发展之路，而最终被时代所抛弃。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 。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　　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　　蒋介石认为，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 ，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 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对于毛泽东的“反孔”、“批孔”，我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同时我也看到，毛泽东的“批孔”、“反孔”，更多的是出于先前朴素农民的情感，而并不是出于真正哲学的理性。很明显，随着他的地位的变迁，他的“反孔”、“批孔”的性质也随之而改变，尤其他忘记了，在他自己本人身上的孔儒的习气（实际上是封建的习气）的严重的历史影响，特别当他非常热衷于阅读中国古书（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儒书）的时候，情况就更尤其是如此。当他俨然是当今中国的“帝王”之时，他其实不仅没有“反孔”，没有“批孔”，而且他的所言所行简直活脱脱就是当代的活“孔丘”，当然也更是当代的活“帝王”。　　台湾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走“宪政”之路，打破“言禁”、打破“党禁”，这本身即是彻底地“反孔”、“批孔”，这本身即是彻底地改革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体制——彻底地改造中国封建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伟大的气魄。
　　@小石头006
22:05:2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大人物大肆提倡儒教、国学，花巨大价钱去全世界搞孔子学院，让教科书增加一两倍文言文？　　蒋先生隔代好学生。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蒋总裁显然是搞错了顺序 自然败亡大陆 几亿农民衣不果腹生活在贫困线下 你搞再高尚的道德也没有用
　　@小石头006
22:05:2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小罗耳光响亮
22:19:45　　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大人物大肆提倡儒教、国学，花巨大价钱去全世界搞孔子学院，让教科书增加一两倍文言文？　　蒋先生隔代好学生。　　-----------------------------　　又上纲线 蒋介石只是搞错了顺序“仓廪不实而强推知礼节，衣食不足而乱讲荣辱”
　　光头不是强制性要取消春节？　　
　　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叫反动！
　　蒋信基督教，跟国学复古理论相悖，不可能成功；　　蒋是革命者，或者说是造反者，跟国学复古讲究封建秩序的调调儿相悖，也不可能成功。
　　@小石头006
22:05:2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小罗耳光响亮
22:19:45　　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大人物大肆提倡儒教、国学，花巨大价钱去全世界搞孔子学院，让教科书增加一两倍文言文？　　蒋先生隔代好学生。　　-----------------------------　　@雪满前川
22:32:59　　又上纲线 蒋介石只是搞错了顺序“仓廪不实而强推知礼节，衣食不足而乱讲荣辱”　　-----------------------------　　现在衣食足吗？国民人均收入还不如香港台湾的五分之一。　　数亿社会底层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是不是就不要讲礼节了？　　是不是只要没钱，就可以不讲礼节、荣辱？
　　儒家一套完全是封建主义时代产物，在资本主义成为时代主流时，蒋居然想靠封建主义挽救统治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的老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为什么要批孔，毛泽东认为，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
　　@小石头006
22:05:2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小罗耳光响亮
22:19:45　　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大人物大肆提倡儒教、国学，花巨大价钱去全世界搞孔子学院，让教科书增加一两倍文言文？　　蒋先生隔代好学生。　　-----------------------------　　@雪满前川
22:32:59　　又上纲线 蒋介石只是搞错了顺序“仓廪不实而强推知礼节，衣食不足而乱讲荣辱”　　-----------------------------　　@小罗耳光响亮
08:12:33　　现在衣食足吗？国民人均收入还不如香港台湾的五分之一。　　数亿社会底层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是不是就不要讲礼节了？　　是不是只要没钱，就可以不讲礼节、荣辱？　　-----------------------------　　温饱解决了就是衣食足，解决温饱才可以发展教育 古人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抬杠怎么不跟管仲抬抬　　至于你要比台湾 你怎么不比完蛋的罗马帝国呢
　　刮民党虽然驱除鞑虏,但是从未恢复中华　　
　　毛贼子孙眼里，西方文化，马列思想才是好的。在毛贼子孙眼里，传统文化只剩下三从四德，他们不知道传统文化里面有礼义忠孝廉耻，他们不知道传统文化中国诞生了无数苏武式的气节名士。毛贼毒瘤倒是培养了无数贪官污吏。　　
　　国家在复兴国学。居然有无毛毛粪敢反对，建议把这些人全部予以击毙。　　
　　别逗了好吧，人家可是信仰基督教的　　
　　国学救得了被
军人屠杀的中国边民吗？
　　@u_15-04-29 12:55:57　　别逗了好吧，人家可是信仰基督教的　　-----------------------------　　他是孙中山信徒，也是耶稣基督信徒，也是孔子、曾子、王阳明、曾国藩的崇拜者。
　　@小石头006
22:05:2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小罗耳光响亮
22:19:45　　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大人物大肆提倡儒教、国学，花巨大价钱去全世界搞孔子学院，让教科书增加一两倍文言文？　　蒋先生隔代好学生。　　-----------------------------　　@雪满前川
22:32:59　　又上纲线 蒋介石只是搞错了顺序“仓廪不实而强推知礼节，衣食不足而乱讲荣辱”　　-----------------------------　　@小罗耳光响亮
08:12:33　　现在衣食足吗？国民人均收入还不如香港台湾的五分之一。　　数亿社会底层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是不是就不要讲礼节了？　　是不是只要没钱，就可以不讲礼节、荣辱？　　-----------------------------　　@雪满前川
12:15:15　　温饱解决了就是衣食足，解决温饱才可以发展教育 古人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抬杠怎么不跟管仲抬抬　　至于你要比台湾 你怎么不比完蛋的罗马帝国呢　　-----------------------------　　你居然要真理国去和几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比生活水平？五毛你和你的主子就这点出息？你怎么不和原始社会比？就不敢和同时代同一个是地球的国家比？而且，现在的强国屁民，生活水平还真不见得比得上古罗马市民，公民权利更不能和古罗马市民比。　　你还是没有回答：数亿社会底层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是不是就不要讲礼节了？　　是不是只要没钱，就可以不讲礼节、荣辱？
　　@u_15-04-29 12:55:57　　别逗了好吧，人家可是信仰基督教的　　-----------------------------　　老蒋是信仰基督教的，老毛是是信仰马教的，好一对西方文明崇拜者。　　这不逗吧？　　老蒋是孙中山信徒，也是耶稣基督信徒，也是孔子、曾子、王阳明、曾国藩的崇拜者；但本质上，老蒋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专制文化的遗留；　　毛是马、恩、列、斯的信徒，是信仰马教的，死后都念念不忘要去见马克思的。毛也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但本质上，毛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农民，也是专制文化的遗留；　　他们，离现代文明很远。
　　@欣喜不已-29 09:23:05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的老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
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为什么要批孔，毛泽东认为，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　　-----------------------------　　毛泽东的“批孔”、“反孔”，更多的是出于先前朴素农民的情感，而并不是出于真正哲学的理性。　　很明显，随着他的地位的变迁，他的“反孔”、“批孔”的性质也随之而改变，尤其他忘记了，在他自己本人身上的孔儒的习气（实际上是封建的习气）的严重的历史影响，特别当他非常热衷于阅读中国古书（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儒书）的时候，情况就更尤其是如此。当他俨然是当今中国的“帝王”之时，他其实不仅没有“反孔”，没有“批孔”，而且他的所言所行简直活脱脱就是当代的活“孔丘”，当然也更是当代的活“帝王”。
　　4月24日夜，3名
人越境屠杀3名中国村民，到今天4月29日被韩国媒体披露出来。　　国观里的五毛自干狗集体回避，一致关心外国人民去了。。。
　　儒家所谓教化了2000年的国人，结果又怎么样！？　　只不过是上层的虚伪无耻残忍卑鄙！　　下层怯懦愚昧卑贱顺从！　　我们中国从先秦时期一个如此伟大的民族，在儒家教化了2000年后　　堕落成一个下贱无耻愚昧肮脏怯懦自私虚伪自残自淫（意淫）的劣等民族！　　儒学邪恶阴毒至极！　　无论儒学的原始如何优秀，当时如果它被用到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　　儒学必然成为一个恶毒至极的自残学说，虚伪无耻极点的学说！
　　@tedaren-28 23:17:20　　蒋信基督教，跟国学复古理论相悖，不可能成功；　　蒋是革命者，或者说是造反者，跟国学复古讲究封建秩序的调调儿相悖，也不可能成功。　　-----------------------------　　那些信奉西欧马列教的，不也在推崇国学复古理论吗？　　蒋开始是革命者，但取得政权之后，就变成统治者了。统治者最害怕别人也革命，所以就要用所谓国学来让百姓听话、做顺民了。
　　老蒋是信仰基督教的，老毛是信仰马教的，好一对西方文明崇拜者。　　奇怪吗？　　老蒋是孙中山信徒，也是耶稣基督信徒，也是孔子、曾子、王阳明、曾国藩的崇拜者；但本质上，老蒋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专制文化的遗留；　　毛是马、恩、列、斯的信徒，是信仰马教的，死后都念念不忘要去见马克思的。毛也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但本质上，毛也是中国儒家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农民，也是专制文化的遗留；　　他们，离现代文明很远。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反右时怎没了脾气？　　关于“刘文典不畏蒋介石”的老故事，借助现代网络，传得更加沸沸扬扬。 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到校指责校长刘文典包庇纵容学生，刘文典不服，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奋起还击，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
这个“学者大战元首”的传奇，虽然细节多有出入，但总体并非空穴来风、有证可寻，鲁迅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基本可信。同时，刘文典还讲过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由此，其一代大师风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样是这位刘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则彻底没了脾气。
刘文典在1949后被安排到云南大学当一级教授，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刘文典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样的谦恭，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
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着，刘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顺风顺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开始了，刘文典和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交心运动”降临到刘文典所在学校——云南大学。
2013年第9期《炎黄春秋》记载了这段历史——这也是刘文典人生的最后时光。
伴随反右深入，云南大学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校党委安排刘文典在会上作检查。起初刘文典检查“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当然，这样的检查没有自己“脱裤子”，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校党委组织校员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由刘文典所在的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他。这些人大都是刘文典的师兄弟级，高校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揭批刘文典时，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
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他首次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师，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的儿子提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疑问。对于父亲在“忍辱自污”，他的结论是“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
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楼主：小罗耳光响亮 时间： 07:46:03　　老蒋是信仰基督教的，老毛是信仰马教的，好一对西方文明崇拜者。　　==============　　老蒋是个假基督，不过是讨好美国人而已，和宋美龄政治联姻而已。基督老蒋一点不懂，圣经基本一页都不看。　　也不想想，儒家怎么会和基督能融合？
　　@tedaren2005
23:17:20　　蒋信基督教，跟国学复古理论相悖，不可能成功；　　蒋是革命者，或者说是造反者，跟国学复古讲究封建秩序的调调儿相悖，也不可能成功。　　-----------------------------　　@小罗耳光响亮
07:43:00　　那些信奉西欧马列教的，不也在推崇国学复古理论吗？　　蒋开始是革命者，但取得政权之后，就变成统治者了。统治者最害怕别人也革命，所以就要用所谓国学来让百姓听话、做顺民了。　　-----------------------------　　孔教历来是维稳用的，呵呵，　　再说，孔教没啥节操，谁是老大就跪舔谁~~~~
　　洋务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但又处处以传统行事，他们本身就已经充满矛盾。从发展来看，他们西化是有进步意义，但还是跟整个社会脱离，或者说普通百姓并没有这种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封建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实际到文化大革命才算完成。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提要】蒋介石的思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巨。作者从透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其推崇儒家文化的现实动机。　　【正 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记述。本文仅就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系略作阐述。　　一　　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的学庸》是蒋氏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科学的学庸》，为蒋氏1959年在台北订正。其内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学之道上篇、大学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经》、《春秋》，通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后人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历代对四书的注释，加上朱熹的训诂、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正宗的儒学传统。　　蒋氏指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5页。）　　其中关于《中庸》，蒋氏指出：它是“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页。）。　　对于《大学》、《中庸》，理学家程朱认为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孔门传授心法”。蒋氏亦附会程朱解，逐句对《大学》、《中庸》作了解释与发挥。如关于“中庸要旨”，他说：“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意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意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9页。）　　关于研究中庸的次序，蒋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到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读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照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绪言及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诸言及第一章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100页。）　　关于所谓中庸之纲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三句，蒋氏逐句作了解释，他说：“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　　至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　　关于“率性之谓道”，蒋氏的解释是：“‘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　　“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物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祛除掉了，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显著，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于“修道之谓教”，蒋氏首先说明“道”与“理”的关系，然后阐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就是“修道”，就是“教”。他说：“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应乎人情、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01—103页。）　　以上仅是蒋氏“中庸要旨”中，对所谓中庸全书之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的解释，就可表明蒋氏对于诸子之学的理解与钟情。　　正如蒋氏自谓：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注：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第132—133页，（台）正中书局，1986年版。）。　　又说：“中国有很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学、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来，世界中没有那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我们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65页。）。　　“我们最要紧的，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7页。）。
　　　　二　　对儒学人物，蒋氏一生最推崇的莫过明儒王阳明。蒋氏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2378页。）　　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注：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之一便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1535页。）。　　王阳明，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今浙江绍兴）。他曾筑室故乡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号阳明山人。王阳明是儒学大师，心学代表人物。　　《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总汇，它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并对“心学”体系进行了加工论证。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尤其是《传习录》中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形成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是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又是道德修养的标准和道德实践的方法，所以又是一种道德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即等于“心”，是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心中的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道德修养、实践的过程。同时，王阳明认为知和行不应该分为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行合一”。　　王阳明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唯心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被封建统治阶级来所颂扬。他的“心学”也浸透了蒋介石的心田，成为蒋氏“求学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学”的基础。这在蒋氏的《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革命哲学的重要》、《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革命教育的基础》、《今后军校教育的方针》等文中，均有阐述。　　如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王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8—629页。）　　蒋氏还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与王阳明哲学作了附会比较，得出就“行”的哲学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结论。如1950年7月，他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演讲词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二者的一致性：　　“一，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　　二，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指一切学问、知识之‘知’，不易强求；而且这种知识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　　三，阳明所谓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知’，是属于‘生而知之’的一面；总理所谓知难行易之‘知’是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　　四，将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致良知’学说合并研究，则与总理‘知难行易’学说的精义完全相同。　　五，总理的哲学思想，符合科学的理论；因为我们一贯的本体论，既不偏于唯心，亦不偏于唯物，而著重于人性论，所以总理的哲学，遂成为世界不朽的学说。”（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页。）　　上述，蒋氏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去比附和阐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说，旨在说明二者在“行”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目的是强调一个“行”字。就是号召中国的老百姓，只要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行”就是了。　　总之，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儒学，在其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多有论述，即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他指出，“四书五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这些经书里，是有许多‘放之天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当然里面也有很多不适合于现代需要的章句，我们如要使糟粕尽去，精义灿然，那就要把四书五经里面适合于现代需要的传记、伦理、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部分，加以撷取，加以编次，加以解释，使人简切易知，都能笃信，都会实行，那才可以让往圣之学由暗而彰了”（注：蒋介石：《整理文化遗产与改进民族习性》，见蒋载宇：《蒋中正先生思想研究》，第33—34页，（台）正中书局1984年版。）。
　　　　三　　上述说明，蒋氏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崇尚有加，而儒学道统也影响蒋氏一生。可以说，蒋氏思想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莫不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这在他的思想基础“力行哲学”中最能体现。　　蒋氏“力行哲学”重心强调一个“行”字，故称“力行哲学”。如蒋氏所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人类一切真实的成就，都基于力行”。　　蒋氏“力行哲学”无论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社会等，都基于“天人合一”这一基本观念出发的。而这一基本观念来自中国的道统，其见于典籍甚多；如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朱晦庵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故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性，然后有形”；程明道的“天人本一体，何必言和”；程伊川的“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陆象山的“宇宙即吾心”；王阳明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等等。　　蒋氏即以“天人合一”为力行哲学的基本观念，如力行哲学的宇宙论，认定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是心物合一的本体论。他说：“天下一切事件，总不外乎精神和物质二者，因此在哲学上产生唯物论唯心论和一元论二元论等等不同的学说。”“据我研究的心得，认定精神离了物质，既无由表现，物质离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与物质，实为一体之两面，或者说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所以无论唯心唯物，如果偏执一见，都是错的，都是不能应用于一切实际事物，而改善人生，创造福利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48页。）　　“物质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宇宙的本体应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从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67页。）　　蒋氏进而解释说：何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著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的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435页。）。　　关于力行哲学的人生论，蒋氏认为就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就是所谓人兽之辨，或人与“非人”之辨。进一步讲，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性，那便成了“非人”，而与禽兽无异。对于人性问题，蒋氏引用孟子的话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几句话就可说明：凡是人类必须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方称得之为人；否则就不能算是人，亦就是‘非人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375页。）蒋氏强调：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以‘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就有一种天赋灵明的德性，这就是明德。明德本来是人生所本来具有的”，我们做人的道理，就是要躬行实践这种本性，复起本体之灵明。更进而扩充发扬之，便自然能养成我们理想的人格，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上说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对蒋氏思想浸透之深。　　蒋氏思想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主要是受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而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对蒋氏影响甚微。在蒋氏的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对佛道两家虽有几次提及，但也仅仅是片言只语，且对佛教持排斥态度。如1953年9月他在《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演讲词中说：“我们以往的圣哲，给我们留下来的哲学基础，是非常广大高远的，而且都是著之于日常生活之中，虽匹夫匹妇，亦即‘可学而至’的，决非如世人所想象那样虚玄幽妙之谈。只可惜自宋代以来，就掺杂了佛学，于是陷入了清静寂灭的玄妙之境，就是所谓‘静’的哲学；而其能见之于经世济时、实践笃行者，几乎是廖若晨星”，“到了明代的王阳明，才卓然倡导‘知行合一’之学……我们先代的哲学，到这里才算有了生气”（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315页。）。　　又说：“大家知道，在王阳明的时代，乃是科学尚未萌芽的时代，正是所谓汉儒考据，宋儒性理，又加之佛学空寂玄妙之说，汩没了理性的时候。”（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380。）事实上，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它植根、繁衍、发展、演化，并且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明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亦是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心性学和道家文化的思辨思想。
　　　　四　　蒋氏将中国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学’，把知识范围外的外修工夫称为‘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065页。）。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与颂扬，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为反共服务。　　蒋氏是封建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其一生，曾两次推行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即30年代，蒋氏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和60—70年代在台湾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两次文化复兴运动与其说是复兴传统文化，不如说是为其统治和反共服务。1934年2月，蒋氏在《新文化运动之要义》讲词中说：“我们现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10页。）蒋氏所谓的“新生活”，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目的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使广大人民的一言一行服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60—70年代，蒋氏在台湾再次发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目的，用蒋氏的话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0月版，第3720页。）。上述，蒋氏所谓复兴民族文化的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的哲学亦为政治哲学，中国的伦理亦为政治伦理，蒋氏亦承续了这个传统。在蒋氏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如蒋氏在论述什么是哲学时说：“一国哲学之盛衰，简直是关系于其国家之兴亡，与民族的消长，我们现在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必要使哲学先能复兴和独立起来。”（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530页。）“我以为我们今日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423页。）蒋氏还强调：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蒋氏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蒋氏又是中国封建道统的卫道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死而后已；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中国固有道统为己任，其目的均是为其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效力，为反对共产主义服务。　　【作者简介】秦英君，1949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历史学教授。北京，100037　　【责任编辑】公羽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日本人用尊孔复古手段奴化中国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胡适，就连鲁迅也在被禁之列。　　“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平津以后，分兵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解体，出现了政治真空。这种状况，不利于日军巩固其军事成果。于是，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从而实现对迅速扩大的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成了当务之急。　　1937年8月，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他抵达天津便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少将为派遣军特务部长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喜多原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在中国多年，熟悉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前清遗老和原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有广泛联系，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理想人选。此后，日寇在华北的“政务”无不与喜多的政治设计有关，而喜多的设计遵循的又是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方针。　　对于治理华北，喜多勾画出的是一幅怎样的路线图呢?据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在1938年1月向新闻界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这句话表明：第一，日军认为，在占领区建立令他们满意的统治中国人民的制度要求助于孔夫子。这里所说的“孔子的时代”显然指的不是2500多年以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而是五四乃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种蒙昧的农业宗法制儒教社会，这是实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的前提。第二，喜多看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化，已经不完全属于“孔子的时代”了，这是不利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所以“必须”倒退回去。第三，由于离开“孔子的时代”还不远，喜多认为“回”是可能的，而且颇有信心，否则，他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基本方针已定，喜多诚一便以极高的效率实施起来。　　第一是扶植一个“孔子时代”的政权取代九月份成立的临时性的“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作为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工具。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选的自王克敏以下十余名政府委员，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旧官僚和清朝遗老，是一批笃信儒教的顽固守旧人物。　　当代某年迈国学大师为当年日本没能完全战胜中国以至大和民族没有变成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感到遗憾，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历代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这个傀儡政府以北洋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蓝袍青马褂为礼服，恢复春秋两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全面向“孔子的时代”的传统回归。　　成立新民会，作为思想教化和民众动员的工具。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会就在喜多诚一导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内各区奉命扎牌楼，放焰火，大大庆祝了一番，足见日本人对这个组织的重视。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王克敏兼任，副会长是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是“平生慕孔孟”的缪斌，实权则掌握在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下发展，省、市、道县、区、乡、学校、机关、团体，都建立了新民会的组织机构，其触角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各个领域，职能也随之扩大，具有了“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所以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见《华北治安战》）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叫作“新民主义”。“新民”这个词也是喜多捉摸出来的，他觉得“王道”一词有点古老，对青年号召力不大，而儒家精义具备于《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亲当作新’”，喜多从这里找到了他觉得满意的替换词。　　日本人很重视会道门的工作，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加入了安青帮对其操纵和利用，一贯道由于投靠日伪并被其利用而出现了八年发展的极盛期。尊孔复古对这三方面的人物都驾轻就熟，主子一声令下，很快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由伪市政府出面，令全市放假一日举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均须参加。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子监孔庙内“冠盖云集，蓝袍青马褂触目皆是，盛极一时”，“名流萃集，不可胜数”，“主祭官市长江朝宗步行上台阶，虽年逾古稀，而步履矫健，不让壮年，……于古乐悠扬中，率全体人员按照礼仪行礼，庄严万方，……数次行三跪九叩礼，无露倦容者”。礼仪之完备、正宗，远远超出当今之祭孔者。
　　江朝宗在讲演中痛诉“民国以来，误于一般盲从趋时之士，但知欧化，致令学校废经，从此数千年文化先进之邦，反成无教之国，无怪举国若狂，天下大乱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会诸位努力实行孔子的学说。”西田顾问大讲“良心”，谓“大学所讲，……根本问题，在于良心。”倒是根本特务机关长说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要向远处去求，只要能实行孔子之道，中日双方的真正提携亲善，立时即可以实现的。”　　　　修改学校教学内容，恢复读经。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读经看作“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日军所到之处，总是以极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华北统一的伪政权建立以前，各地方维持会都奉命设立了文教组，负责学校教育和教材的审定。日军8月8日进驻北平，16日维持会就提出了《各级学校教科书修订案》并于次日成立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原定8月28日开学，因教材修订未完成而推迟到9月20日。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小学有《孝经》、《论语》、《孟子》，中学有《大学》、《中庸》、《礼记》，专科以上有《书经》、《易经》。教材一下子印不出来，古旧书摊上此类书籍被抢购一空。　　通过读经，在青少年中倡导爱家、敬老、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强化“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担任过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工夫，而改革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十年。”可见强令青少年读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日军在其巩固占领的农村地区推行大乡制，大力扶植乡绅势力，强化绅权，乡长几乎清一色是乡绅。他们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载体、乡村宗法制度的支柱和“专制政治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的依靠力量，只能是这个阶级。记得那时候县里的日本顾问，很“礼贤下士”，积极主动地和有点名气的乡绅交朋友.　　长期受儒家学说熏陶和影响的中国历代官员“仁、义、礼、智、信”的操守如何，他们中有几个不贪不诈，不骄奢淫逸、欺压百姓、专横跋扈？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究竟是骗人的还是什么货色，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此还不是可见一斑吗？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　　刘明伦男，汉族，日生。籍贯：黑龙江省双城市五家了乡民富村。离休时所在单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务：审判员。伪满时就读学校：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国民优级学校。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伪滨江省（现黑龙江省）双城县新康村镶蓝旗头屯国民小学校读书（降级一年）；1944年1月到日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村新康国民优级学校读书1978年8月至1984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工科长、人事科长；1984年4月至1991年11月沈阳市中给人民法院审判员（正处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专职教师，1991年12月离休。　　看了《致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亲历者的信》，五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沦陷时期，对我东北风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特别是对表少年学生装实生奴化教育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实又浮现在我眼前。现在，我本着"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三亲原则，估就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教育侵略、衽奴化教育方面的情况略述如下：为便于统治，他们把学校通通改为公办，但各学校还是按照旧的教学制度上课，课程设置变动不大，只是取消了"党义"，换成"修身"　　汉奸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一些清室遗老遗少，提倡尊孔读经，高小国文课是文言文，还学《孝经》和论语》等，作文也是文言文　　黄云裳 女，民族：汉，日出生；籍贯：安徽省黄山市。退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啤酒四厂；职务：职员。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青岛女中　　日伪还在学校中设修身课，学习“古圣贤”的经典语录，向我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亲日思想，如“三从四德”和日本的“八纮一宇”，企图用封建礼教来束缚我们的思想，麻痹我们的反抗意识，乖乖地当顺民。　　当时日伪每年都要在兰山路市礼堂举行祭孔仪式，学生也要穿着校服去礼拜。祭孔典礼上，在孔子画像前棼香，让我们依次走过孔子像前，向孔子鞠躬。　　三字经、论语，读了几千年，中国怎么越来越落后？　　遍国都是华大妈、夏老栓、阿Q、孔乙己、小D，个个愚昧落后！　　历史早已证明，这种教育是极其有害的！　　李启亮，男，汉族，日出生。籍贯：山东省高密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二中学。职务：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学校：青岛市立中学。　　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在伪设中小学实施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措施。　　措施就是大搞封建复古和欺骗宣传。　　姜铁容，曾用名，姜绍庠，男，汉族，1925年9月出生。籍贯：青岛市即墨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一中学。职称：高级教师。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东文书院。　　青岛沦陷期间，我就读于青岛东文书院中学部。　　东文书院的校长李仲刚是个地地道道日本人豢养的走狗。抗日战争前他就在青岛开设日语补习夜校，散布媚日卖国言论，培养亲日投敌分子。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前国民党政府曾组织缉捕他，但他很狡猾，漏网了。日本统治青岛，李仲刚被日本“兴亚院”托上台，担任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并出资资助他办起实施奴化教育的东文书院。“书院”一词很有迷惑性，因为它用了中国古代设书院授徒的名义，容易招摇过市，迷人耳目，招收学生。在学校的二进门处，设有拓版的孔子像，并焚香供奉，以此标榜孔孟之道。　　这种活动，在伪晋北政厅也得到恢复。1939年春，晋北政厅委员长夏恭向日军驻该厅最高顾问前岛建议，要求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前岛高兴地表示赞同：“很好，满洲国早已实行了，日本也尊重孔子的。”于是，晋北政厅文教科礼教股下令大同县文教股筹办。　　大同县文教股李保奉命后，搬出祁晋康、曹履中两个清末秀才担任司仪，备好牛羊供品，在太宁观庙内举行了春丁祀孔典礼。这天夏恭、财政厅长崔学闵、民生厅长吕登瀛，晋北政厅股长以上伪职官员、各机关团体人员和中等学校全体师生参加了典礼仪式。日军也派代表到会场观礼，实行监督。典礼后，大汉奸夏恭无耻地对前岛说：“中国不尊敬孔子，皇军来中国反而尊敬孔子，奉行春丁祀礼，真是王者之师，救民于水火之中。孔子在天有灵，也要赞称日本皇军大大的好！”
　　读《孔府档案选》，看真实变色龙，夫子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想　　　　《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看见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什么“鸡汤”。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在曲阜“圣人之乡”，并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　　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孔府衍圣公恨之入骨，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收录在档案选里的这份缉拿文本，让我们见识孔府对贫苦族人的盘剥、压迫之甚　　按说这孔家本属华夏正宗，儒家寨也是华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讲过“华夷之辨”，况且这华夏的帝王官民对孔家着实不错，这孔府总该心向华夏矢志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后人实乃国际主义战士，多次顾大局顺大势，配合杀入中原的外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虽然老赵家对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没想吊死在一颗树上，那赵宋被完颜家打到南边去了后，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圣公。虽说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处夷狄，不可弃也。”孔家老祖宗这句话乃是对别人说的，轮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是：谁给骨头谁就是主人，管他是人还是畜生。　　数十年后，蒙夷兴起，将金夷灭之，在衍圣公孔元用的率领下，孔府审时度势，大义凛然地倒向了忽必烈，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　　孔元用死后，孔元措一系乘机夺权，孔家内部为了衍圣公称号展开了争夺，持续数代，主要就是关于帽子颜色的大讨论，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说了。最后，鞑元仁宗判孔元措一系为正溯，孔元用一系彻底败北。呜乎哀哉！可怜孔元用为忽必烈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狗血，他的后人却惨遭排挤打压，苍天啊！　　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派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数千万汉人鲜血的酋首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众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其实孔府平日里就财富六车威震乡里，广大劳苦百姓无不献地献女，为奴为仆，改姓为孔以求沾得衍圣公之圣恩。这蠲免孔府兵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当然，钱多不咬手，何况这可是“儒教大宗师”的恩赐啊！　　朱明崛起，赶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几度了？数不清），那朱元璋虽鄙视孔家人品，却也知儒家寨对维护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续封衍圣公。要论孔府衍圣公中最具与时俱进顺应大势素质的莫过于明末孔府衍圣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没得说，此公本非嫡传，却不但受封衍圣公，还先后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谓“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东，离曲阜还远着的时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献银，跪纳印信。　　哪晓得这回换主急了点，没几天，大顺军跑了，来了清夷大军，这位三姓衍圣公知错就改，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表示“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市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让孔府衍圣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崇祯时衍圣公孔衍植晋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尤其具讽刺意味的是，急切进表的衍圣公，就是“旧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接着，为响应清政府发布的剃发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令族人剃发。再后来，为了避清帝胤模讳，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识大体顾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怕是连汪精卫吴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　　孔家如此识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赏，孔府一门更是得势，至于老祖宗所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乃教化万民之语，非孔家治世准则。说到孔家，笔者有一疑问一直无解，那就是现今天下孔姓无不自称孔丘老先生正宗嫡传后人。这就怪了，春秋时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时，孔姓家族没有十几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门只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还有个哥哥，孔老先生后二世还单传，怎么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许计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家妊娠全部流产引产，或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姓男子全部结扎了。　　袁世凯复辟之初，孔家连发两封“劝进电”，要袁“早日登极，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胜欢汴鼓舞之至”“一体悬彩庆贺”“祷祀而请之者也”（《孔府档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梦灭，张勋又继承和发展了袁的事业。“民国六年”成了“宣统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拍电报，电文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诛猷普天同庆”，“敬贺大喜”不胜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后，磕头叫“万岁爷”的机会又没了。　　此后多年，孔家对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时时念怀。1919年，孔令贻“入觐天颜”，在紫禁城里享受了骑马待遇。后，孔府对清废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称“微臣”。更可一观的是，清亡十几年之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以“宣统十五年”向溥仪“叩谢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至曲阜“朝圣”，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说，据称当年之宴席账单保存得还颇为完好。五个月后，孔丘生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十一月，《尊孔祀圣》决议通过，且“决议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职，吹捧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的良图”（《孔府档案》8466卷）　　1935年，已经为全面侵华积极备战的小日本开始煮文化武器粥了，东京又是盖孔庙，又是开儒教大会，祭孔，这种场合，不能少了“圣裔”，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去了。1937年，日军大举扣动扳机之前，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　　日，在沦陷后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长官”，“部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并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档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卫“还都三周年”之际，拍出祝贺电报，口称“我主席”，大赞其“旋转乾坤之，实为从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档案》8905卷）。　　孔令煜于1942年在汪伪政权纪念孔丘大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要“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孔府档案》8886卷）
　　楼主，你读过毛泽东选集，或者说，你理解了毛泽东思想？　　可笑啊可笑，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楼主恰恰是那个把辨子死死放心里的人，可惜你的学识了！　　每逢时代变迁，总有一批守旧者，也有一批革新者，不幸，蒋介石就是那个守旧者，毛泽东就是那个革新者。吊诡的是，革新者总是胜利者；悲哀的是，楼主至今还是那个守旧者。　　大学开宗即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楼主，你学到中华传统的精髓了吗？　　
　　@小石头006 4楼
22:0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裹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宗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在不远游等等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或者说儒家的传统，希望常凯申的后代以及民果余孽们永远地保留下去，一万年也不要不变。　　-----------------------------　　+1　　
　　DANG领导下的光电，审查体制。　　反腐、黑社会、政治、文革、大跃进、鬼片、社会热点、群体事件、城管、边境战争，通通都不能拍！　　甚至连远华走私、红楼、明星丑闻、雷政富、妓女、民间个人英雄、飙车、绿教恐怖袭击、邪教、政治人物，都不能拍！甚至连民族英雄，都不能拍！　　《速度与激情7》这样的飙车戏，在会让拍吗？　　有什么让拍的？　　蜘蛛侠钢铁侠第一滴血超人蝙蝠侠这样的超级英雄，不受D的领导，公然自造武器、在大街上打架斗殴，能拍吗？没有伟光正领导，竟然能拯救世界，什么价值观？　　《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野战排》之类揭美军丑、反映美军不正义战争、体现美军尸横遍野的，在可以拍吗？　　《肖申克救赎》之类揭露监狱和体制黑幕的，可以拍吗？　　如果雷政富可以拍，那一定票房30亿！　　如果西南王、王局长夜奔可以拍，那票房100亿！呵呵　　这么多大老虎，故事一定很精彩，内幕一定很曲折，可惜奥巴马不让拍。　　现在反而禁区更多了。像《霸王别姬》，换现在，一定过不来审，同性恋、文革，不封才怪。　　活着、鬼子来了，被禁；天注定、无人区，都会被禁，很越轨吗？　　都怪奥巴马，限制俺们拍电影。只能拍闹剧和小妞爱情剧了，这不会触犯禁区吧。　　闹剧和小妞爱情剧可以走向世界吗？　　呵呵
　　几十年来关于志愿军死亡的数字一直很神秘，从不明确，而几本书出的数字都不一样。　　苏联解密档案指出志愿军战死达百万；　　1984年的电视记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CCTV播的，里面说“38万英灵长眠于
土地”，当时听了浑身一激灵，怎么比过去说的伤亡总数还多？　　另外，洪学智回忆录的后记里说：“在
我们牺牲了数十万战友。”一个上将数数还是可以的吧。　　现在官方努力试图统一口径，说是18万3千，官方媒体一边“言之凿凿”地在专家学者咬定“志愿军阵亡数字18万3千“。但实际上，这还只是过了50年后才由各地民政部门进行的不严谨统计，全部是有户口的、户口上查得到名字的志愿军死亡者，统计出18万3千这个所谓权威数字（然后又遮遮掩掩承认还有近3万“失踪”）。但问题是：姑且不论各地民政部门统计的遗漏（估计各地民政部门统计时，也就是根据家庭申报来查找，而过了50年，有多少家庭不存在了？），这些统计，全部是有户口的、户口上查得到名字的才计算在内！而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到1953年---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才开始在部分农村建立起了户口登记制度！一直到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才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而一直到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才基本完成户口登记！那时候，
战争早结束了！　　所以，志愿军死亡18万3千的这个所谓“最终”数字，其实只不过是50年后还能找得到名字的志愿军死者！而当时，无数无名死者、无数没户籍的死者，过了50年，谁能统计？看《集结号》就知道了，一支部队死得只剩下一个人，却连上级和番号都找不到！　　千人埋一坟，都是没名字的。有几个志愿军牺牲者被得到统计？　　所以，这个死亡18万3千的所谓“最终”数字，你信吗？　　最近有消息说 2014年10月确认的
烈士共有197653名，再一次对言之凿凿的专家学者打了一记耳光。又一次让中国的专家威信扫地。　　那么，志愿军阵亡数字到底哪个数据更可信呢？既然你们不让我们相信走邪路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今天我们就相信社会主义老大哥——前苏联的统计数据吧：　　据前苏联官方档案最新解密文件披露：　　在“伟大的
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36574人。英、法、土、澳、加等联合国其他参战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在这份最新解密档案中称：中国志愿军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维基数据：美军的死亡人数是：33686死于战场，2830非战场死亡，8176失踪，总共4万多。南韩方面有13万8千军人死亡，37万平民死亡。美方估计志愿军大约40万战死，人民军21万战死。
　　@caonima-30 08:03:14　　楼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