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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FDI）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印度、巴西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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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未来在未来吗
　　葡萄牙贵族佩德罗的一次意外航行，将巴西这个“受到上帝恩赐”的土地暴露在行进中的“饥渴”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并由此被动地成为国际产业链中的一环。富庶的巴西先后成为为西方、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欧美提供甘蔗、咖啡、黄金、棉花、铁矿石……的“原料庄园”。
　　自193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瞬间崩坍的混乱中，巴西甚至整个拉美开始了重新自我发现和定位。巴西是谁的巴西？巴西的未来在哪里？从瓦加斯到军政府，从卡多佐到卢拉，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通过私有化和利用涌入国门的外国资本释放巴西企业的发展动力之后，巴西依靠其得天独厚的，站到了“金砖四国”之列。然而，这个南美大国能否真正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成为“决定性”力量，却取决于巴西能否真正改变依附于西方的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以及一个从未改变过出身的农业。如何走出历史的宿命，成为卢拉和未来巴西政府面对的攸关命题
　　一望无际的绿色丘陵的起伏之间，几幢白色的厂房很是显眼。抬头望去，巨大的烟囱不断冒出水蒸气，地面上那些排列成行的卡车正在有秩序地进出。走近一点，铲车的巨大手臂在半空挥舞，从大卡车的后车厢里取出成吨的甘蔗丢入传送带。几个小时后，这些甘蔗被榨成汁，再经过31道工序的提炼和蒸馏，西方社会如今趋之若鹜的乙醇酒精就这样被生产了出来。
　　这里是位于巴西圣保罗郊区的科斯塔?平托(Costa Pinto)甘蔗提炼基地。Cosan，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糖蔗种植和加工商，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乙醇制造商，在聚集了巴西最主要的蔗糖和乙醇生产产能的中南部地区还拥有其他16个类似的生产基地，每天处理2.4万吨甘蔗，每年生产蔗糖约300万吨，其中约80%用于出口，乙醇酒精近10亿升，其中23%用于出口。
　　不久前，Cosan刚刚在华尔街筹集到了12亿美元，它的目标是成为全球蔗糖和乙醇燃料生产的霸主。
　　这个目标也许不久就能实现。在全球大宗交易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蔗糖和酒精生产为Cosan带来了暴利。从2000年成立至今仅8年时间，Cosan的年利润已经上升到2007年的3.5亿美元，成为巴西国内成长最快的企业。英国《卫报》评价到：“依靠甘蔗、糖以及乙醇酒精搭建起的稳固的产品赢利空间，Cosan相比巴西的企业巨头巴西石油公司甚至淡水河谷，表现出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在《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环保机制的推动下，乙醇酒精作为一种产业化的生物燃料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巴西是目前全球乙醇燃料技术最先进、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2006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175亿升，出口30亿升。在2007年一次与布什的会晤中，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可以改变目前世界的能源格局。”
　　巴西的能源野心不止于此。卢拉正与布什商讨发起一个以巴美两国为主的“乙醇OPEC”。同时巴西正在致力于寻求建立乙醇燃料的全球生产标准，以期标准化生产的乙醇成为全球性商品。巴西的乙醇燃料生产目前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巴西在提升了自己在铁矿石、蔗糖、大豆等一长串国际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后，将再一次获得乙醇燃料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看起来，巴西确实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了。
　　自2003年美国著名投行高盛集团将巴西与中国、俄罗斯、印度一起列为“金砖四国”起，巴西就有了更大的雄心。2003年，正值WTO坎昆会议的最后准备阶段，在巴西的倡导下，21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G20集团，巴西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塞尔索?阿莫里姆(Celso Amorim)成为G20集团的主要发言人；2005年，巴西与日本、德国、印度一起组成“四国集团”，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旨在扩大安理会的框架决议案，作为一直怀有大国抱负、并在拉美国家中最具实力和地位的巴西，明确表达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抱负。
　　“强大的巴西要成为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决策力量。”年担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道出了巴西人埋藏许久的愿望。事实上，也是从卡多佐执政时代，巴西开始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强国”之路。
　　“从封闭到开放，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进入圣保罗州郊区的圣若泽?杜斯坎普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路口都有一个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的指向牌，如同一提到“巴西制造”，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家世界第三大商用飞机制造公司。
　　在这片分布着各种生产和组装车间的公司园区内，大片的空地被作为停放飞机和试飞的场地。远处，是时时在起飞和降落的飞机，工程师们在交付之前反复测验着飞机各个部分的性能；在身旁，是带着各种航空公司标识的即将交付的飞机――“枫叶”标志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红色机尾的美国西北航空，F字样蓝色机尾的芬兰航空……不同的航空公司，不同的飞机型号，相同的是，他们都归属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从全球斩获的203亿美元订单。
　　成立于1968年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脱胎于军工企业，从轻型飞机到如今120座E195喷气式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40年公司史上经历了几个重要变化，而其中，1994年的私有化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全新的股东和管理团队、持续流入的投资和随之全面复苏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借助ERJ145的成功进入美国支线航空市场。2001年，以27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公司，年利润增长70.6%，这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前所未有的利润记录。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并不是巴西唯一的成功案例。来自巴西产业发展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巴西航空、淡水河谷(Vale)等39家巴西大型公司，自1994年以来，由于相继实施了提高效率和更新技术项目，分别达到了公司历史上最好的运行水平和财务表现。“1994年是巴西经济开始稳定的一年，巴西开放式公司的整体利润水平在1994年至1995年增长了7.9%。”巴西产业发展局局长阿列桑德罗?泰克拉(Alessandro Teixeira)告诉《商务周刊》。
　　1994年，也正是卡多佐大刀阔斧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一年。
　　上任伊始，卡多佐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巴西经济。1960年代，由军人统治的巴西政府开始的工业现代化，带给巴西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飞跃，年，巴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被誉为“经济奇迹”。然而，军政府走的是“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建设之路，资金的严重短缺导致巴西经济很大程度上以负债形式依附于外国资本。借助外债实现的工业化，在1980年代，因为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席卷而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让巴西整个国家接近破产的严重债务危机。整个1980年代被称为巴西“失去的十年”。
　　“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货膨胀率、外资流入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室主任吴洪英这样归纳巴西1980年代的经济基本特征。
　　卡多佐和围绕在其周围的经济学界精英们认为：稳定经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而与此同时，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健全基础。基于这样理论，卡多佐将1990年代初即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推向高潮，甚至是深入到了能源和通信这两个“不可触动”的部门。
　　成立于1942年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铁矿石产量占到了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该公司自1997年启动私有化，以国家钢铁公司(CSN)为首的Valepa.S.A财团、巴西最大的工业集团圣保罗沃特兰蒂姆工业集团、以及美国银行等机构成为淡水河谷的主要股东。2002年，私有化正式完成，此时的淡水河谷已在纽交所、圣保罗和马德里三地上市。
　　作为1940年代由瓦加斯总统亲手从美国“投机者”手中收归国有并成为巴西国有企业象征的淡水河谷，民族主义者显然无法理解，卡多佐为何要再一次将它推向外国资本的囊中。不仅Valepa.S.A财团是一个主要由日本、英国以及美国投资者掌控的国际集团，国家钢铁公司的收购款项也是从美国银行那里取得，当然，美国银行也以4亿雷亚尔获得了淡水河谷5%的股权。
　　“从封闭到开放，这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卡多佐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竞争，自然意味着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比以往更大。”在接受某些议员就淡水河谷私有化的质疑时，卡多佐这样解释道，“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短暂的痛苦，今后所获得的长期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对于私有化的争议，在对国家电信公司的私有化――这一拉美历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案例进程中达到了顶峰。
　　1990年代的巴西电信公司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的无能，在一个网络和全球业务普及的时代，巴西当时的人均电话拥有量仅为8.4/百人，不仅远远不及美国66/百人的普及率，也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将这一落后归结于巴西的贫穷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巴西发展最快的圣保罗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候两年时间。巴西电信之臃肿低效显而易见。
　　当卡多佐政府决定利用私有化的机会为巴西电信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人员配置中，卡多佐回忆道：“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向公众解释，这一选择是最有利于巴西电信，也是最有利于大多数巴西人民的。”然而，那些担心失业的员工、工会领导、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其他国有公司雇员，以及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学者的批评甚至是法律诉讼都纷至沓来。
　　1998年7月，卡多佐政府宣布出售国家持有的电信公司股份时，法院收到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多达100多起反对私有化的诉讼。卡多佐甚至被怀疑借用私有化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口袋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7月29日，当拍卖巴西电信的锤音在里约股票交易所刚刚落下，几百米开外的街道上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对抗，上千人打着“拒绝外国资本”的旗帜参与其中，数十人受伤。
　　最终，西班牙电信拥有了巴西第二大固定电话公司TIM，并与葡萄牙电信共同参股巴西最大的移 动运营商Vivo公司，墨西哥的America Movil公司则控制了巴西第三大移 动运营商Claro公司以及巴西主要长途运营商Embratel公司。
　　“全球因跨国公司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很好地掌控这些跨国公司而为自己所用的国家，会相应的繁荣起来，”卡多佐在自传中这样谈到跨国公司的作用。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别帮助国家转移了公共债务，并带来了18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实现了约13亿美元的赢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润额的4倍；巴西电信也在1998年当年进行重组，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私有化经营。如今，每100个巴西公民所拥有的电话数目从1997年的10.6增加到了2006年的20.7。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成为了巴西私有化成功的范例。
　　然而，由外国资本流入而支撑的私有化显得有些“失控”。如同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一样，巴西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被外企合并或兼并。据统计，截至1997年，在橡胶、汽车、机械、采矿和家庭用具五个巴西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中，跨国公司占到了纯利润总额的70%，而在电子与通讯领域，这一比例为79%，交通业也高达7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以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更新，卡多佐政府通过立宪的形式为外资进入消除了各种障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自1994年间开始大量涌入巴西，1996年，外资净流入额达到342亿美元，而1994年仅为143亿美元。
　　大笔外资以FDI的形式流入，其中变化无常的证券投资资金占到了相当大一部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用来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以巩固稳定货币的成就。但当外资被用来稳定货币和控制物价，卡多佐政府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届巴西政府难以走出的外部依赖“宿命”――不同的只是依赖的形式和效率上的差异。
　　“一场没有打麻药的手术”
　　很多巴西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那一幕：每到月末发工资的那一天，超级市场门口就早早排起长队，人们急切地希望把手中的克鲁赛罗(当时的巴西货币名称)在贬值之前赶紧花出去。当年，巴西的物价上涨幅度是2500%。
　　“这种所谓的超级膨胀，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卡多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感叹道。
　　对经济知之不多的社会学者卡多佐，抓住了通胀问题的关键――在巴西实行的这种指数经济中，通胀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种指数经济机制，才能从这种循环中走出；而只有通过结束货币调整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新货币来取代已经颓废的克鲁赛罗，才会有效打破这种机制。
　　如今被摆放在巴西中央银行地下钱币博物馆显著位置上的1994版“雷亚尔”，成为了挽救动荡许久的巴西经济的关键。在卡多佐和他的经济学家幕僚小组推出的“雷亚尔计划”中，不仅包括使用新的雷亚尔替代已经贬值殆尽的克鲁塞罗，同时还包括提高利率、收紧银根等一系列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这一所谓的“冲突疗法”抛出后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年底，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历史性地降低到了22.41%，虽然这一数字依旧很高，但在接连几年高达三位甚至四位数的通胀率下，这一降幅已然令人敬佩。要知道，整个1980年代不仅是巴西“失去的十年”，同时也是埋葬接连推出的通胀抑制计划的“坟墓”――从“克鲁扎多计划”到“科洛尔计划”，由多届政府先后出台的6个反通货膨胀计划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
　　卡多佐对《商务周刊》笑称：“是巴西足球帮了我的大忙。”1994年，对巴西人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巴西足球在20年沉寂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足球的胜利让巴西人民似乎看到了自己仍然可以成就伟大的决心。”巴西国内媒体评论到，“人们预言，这种胜利可以一直贯穿到巴西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经济。”
　　民众信心无疑为新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铺平了道路。巴西产业发展局局长阿列桑德罗?泰克拉向记者介绍，1994年是巴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通胀率从1994年的50%下降到1995年1月的1%―2%，财政预算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30亿美元的盈余，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5%。
　　然而，对于卡多佐来说，新的改革思路虽然奏效，想要维系其战果的长久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外力。
　　自1994年7月新货币雷亚尔开始流通，其汇率被固定为1∶1与美元挂钩。为巩固和稳定这一明显被高估的汇率，巴西只有迅速增加外汇储备。卡多佐通过提高利率、使资本账户空前自由化等方式，吸引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西国内，成为稳定经济的支柱。当年，巴西拥有40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的70%均是在过去一年中积累的。
　　高估的汇率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外贸赤字的增加。遵循着“汇率越高估，进口就越便宜”这样的逻辑，“雷亚尔计划”实施头半年，巴西就出现了“进口繁荣”，外贸盈余转变为赤字，且随着“雷亚尔计划”的进一步深入，赤字进一步扩大。1996年该国贸易逆差为55亿美元，1997年达到85亿美元，1998年为64亿美元。这期间巴西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5%以上。
　　一方面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以保护过高估价的本国货币免受投机性袭击，一方面是外贸赤字扩大，外资成为维系巴西经济稳定的关键。然而，后者的大量流入反过来又造成了巴西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的急剧上升，到1998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
　　“为什么又是外债？”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未出乎卡多佐的预料之外。如今在对《商务周刊》回忆这段经历时，卡多佐这样说到：“就如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曾经说过的，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正如一场‘没有打麻药的手术’。”顿了顿，紧锁着眉头的他接着说：“我希望，同时也努力，让这一改革带来的疼痛少一点”――随之而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险些再次摧垮了巴西脆弱的金融体系，显然，这位昔日的“雷亚尔总统”说此话时有些无奈。
　　没有谁愿意承受没有麻药的手术，但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变得难以纠正。
　　“不曾远去的庄园”
　　“雷亚尔计划”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的暂时稳定和私有化运动，给巴西私营部门带来的发展动能是巨大的。巴西外交部向《商务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的工业投资规模几乎是1991年的1.5倍。以私有化运动高潮发生的1997年为例，工业投资占到了当年GDP的3%。
　　事实上，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出口，也是后来的卢拉政府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愤怒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卢拉，虽然曾经在巴西电信私有化过程中对卡多佐政府进行了谴责，然而在自己的任期内，他继续延续了卡多佐的“私有化”政策。
　　2007年9月，卢拉担任荣誉主席的劳工党提出了将1997年私有化的淡水河谷再次国有化的提议，然而遭到了卢拉本人的否决：“政府没有讨论过国有化淡水河谷的问题，因为当年的私有化拍卖是受政府尊重和保护的合法行为。”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作为目前巴西最赢利公司之一的淡水河谷，要保证对国内进行足够的投资。3个月后，当卢拉会见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总裁阿格内利时，后者向总统保证说，该公司的投资80%在巴西境内。据悉，淡水河谷2008年的投资金额为110亿美元。
　　从卡多佐到卢拉，相继进行的两轮私有化浪潮中所获得的持续投资，使巴西企业也从初期的增加产能、更新流程、降低成本以及突破产业瓶颈，发展到了如今向外扩张和追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涌现出了一批像淡水河谷、巴西航空那样可以与西方相媲美的跨国公司。
　　年营业额达到197亿美元的淡水河谷在去年入榜世界500强，排名359位。总部位于里约热内卢的淡水河谷俨然已经是一家全球公司，这不仅仅是指其刚刚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一年一度“淡水河谷日”的宣传，“还因为，淡水河谷的足迹已经几乎遍布了全球”，淡水河谷新闻官法蒂玛?克里斯蒂娜(Fatima.Christina)指着电子版图上那些闪闪发亮的小红点――意指那里已经开设了淡水河谷在当地的分支或办事处，骄傲地对记者说。
　　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以及第二大镍生产和出口商，淡水河谷在私有化两年后即开始海外并购，第一个目标便瞅准了最大的钢铁市场――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钢铁公司，淡水河谷拿到了这家美国三大最赚钱的小型钢铁厂50%的股份。1999年还未过去，淡水河谷的触角又伸向彼岸，购得法国Usinor公司出售的铁合金矿。此后，淡水河谷的国际化脚步一发不可收，相继在中东、拉美进行铁矿石和其他矿资源的投资。去年年底结束的对加拿大英可国际镍业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瑞士矿业巨头斯特拉塔的收购，将再一次扩大淡水河谷的国际版图，为已经掌握在其手中的铁矿石定价权增添砝码。
　　营业额723亿美元、位居“世界500强”第65位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拉美地区最大的炼钢企业Gerdau和制造汽车底盘的马可波罗公司(Marcopolo)，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巴西国家钢铁公司(CSN)以及橙汁加工企业Cutrale等等，作为巴西最主要的创利集团，都先后在过去10年从国家企业成长成为具备跨国业务的全球公司。
　　1960年代军政府进行的巴西工业化，是建立在有限的国内市场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得不成为西方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环节；而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以石油、钢铁、汽车为主的巴西工业发展，则表现得更加独立。在卡多佐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内需的扩大。
　　“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与整个社会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过程是同步的。”卡多佐对《商务周刊》解释说。事实上，在1930年代瓦加斯总统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时，巴西的城市化便进入扩张时期。年，巴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1%增加到了66%，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0%。吴洪英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这些新增加的一亿多人口，造就了巴西国内市场消费的主要动力。”
　　如同19世纪末雇佣劳工代替奴隶制，使得巴西建立初步的工业化成为可能，当进行了50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迁徙和城市化结束之时，巴西工业体系伴随着“巴西制造”在全球的扩张也开始因为内需的同步增长而日渐成熟。
　　与此同时，大批农民向城市的迁徙，也给巴西的传统农业结构带来变化。“年，巴西的农业经历了较大的调整。”巴西农业协会主席卡洛?劳瓦塔利(Carlo Lovatelli)告诉《商务周刊》，“在这之后，巴西农业明显得到了恢复。”
　　卡多佐担任总统期间，在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障碍，依然是困扰了巴西100多年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作为葡萄牙殖民时代的遗留，为了尽快获得产出，葡萄牙王朝将大片未开垦土地“馈赠”给了有限的一群人，在经历了所谓的“蔗糖经济”、“咖啡经济”以及“棉花经济”等轮回后，大庄园制仍然是如今巴西农业的主要土地所有形式―― 1%的人口控制了45%的可耕地。
　　社会学家出身的卡多佐很清楚一点，巴西的很多矛盾和问题源于类似土地分配这样的社会不公平，于是一个致力于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分配计划”在卡多佐上任第二年就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被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评价为“发展中国家最有雄心的这一土地分配计划”。2002年卡多佐卸任之时，总共解决了58万个农民家庭的土地问题，对445万公顷土地进行了再分配。
　　土地问题的缓解，再加上宏观经济的稳定，使得农业生产计划得以进行。2004年，巴西的农业产值恢复到了GDP的30%，同时出口双倍增长。卡洛?劳瓦塔利预计，“2010年，巴西的农业出口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
　　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与巴西的国际谈判能力的增强是分不开的。2003年，在卢拉的倡导下，21个发展中国家在WTO中建立了G20集团，这一组织是为了防止在坎昆会议上出现发达国家预先商定的结果，能够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G20如今已经成为WTO谈判尤其是农业谈判中一个公认的重要对话者。
　　在巴西与欧盟在蔗糖上以及与美国在棉花产品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巴西都在WTO的诉讼中取得了有利地位，捍卫了自己作为世界蔗糖和棉花霸主的话语权。巴西贸易谈判代表塞尔索?阿莫里姆说：“巴西的谈判者们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对农业贸易原则公然扭曲的行径。”
　　不过，巴西显然还未成为多边贸易中的“决策力量”。几百年来主导巴西经济的主要支柱――铁矿石、钢铁、石油以及，虽然以跨国公司等更先进的组织形式代替了古老陈旧的作坊和庄园，但它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中，仍然是一个西方主流经济主导的世界。老庄园主们不会因为换成董事长的名头而有能力改变世界生产链条的顺序，高效率的巴西乙醇巨头本质上仍然具备庄园的特性和产业地位。
　　2007年，Cosan的董事长兼CEO奥米特?西尔弗伊亚?梅隆(Ometto Silveira Mello)被《福布斯》称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位“乙醇”亿万富翁。虽然近几年梅隆一直试图将Cosan转变成为公众公司，奥米特家族的绝对控股却掩盖不了其仍然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本质，即使它已经在巴西和华尔街两地上市。
　　奥米特家族来自于巴西西部的马托?格罗索州，在那里，奥米特家族拥有着上万公顷的牧场。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保护巴西热带雨林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000多个家庭正在等待可以从奥米特家族的牧场租到一点地借以谋生，可以想象其所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自1936年梅隆的祖父在皮拉西卡巴建起了第一家榨糖厂，昔日的牧场主现在已经拥有了16个生产基地，这些基地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生产和加工体系。以科斯塔?宾塔生产区为例，在不断“吞食”周边的小加工厂和甘蔗园后，如今已经占据了近1.36万公顷的甘蔗种植面积。显然，奥米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现代工业方式生产的老庄园主。
　　奥米特只是巴西数个“乙醇巨头家族”中的一个。可与Cosan分庭抗衡、在蔗糖和乙醇加工行业位居第二的Vale de Rosário，背后站着的是比亚吉(Biagi)和朱吉拉(Jungeria)两大家族，他们的根源同样可追溯至16世纪的葡萄牙人定居时期，如今都管理着上万公顷的甘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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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济栏目中国投资凶猛 巴西FDI政策趋严
&人民币来了& 去里约热内卢机场的路上，一幅宣传画非常有创意：绿色的巴西地图映衬在蓝色的海洋上，地图中央画了一个投币口，几只拿着硬币的手正向里面投钱，手臂的袖子上分别印着美元、欧元、荷兰盾和人民币的图案。 巴西人似乎是这幅画的拥趸。2010年，巴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484.62亿美元，据2011《世界投资报告》，在2010年吸引最多FDI的国家中，巴西排名从第十五位提高到第五位，巴西排名上升缘于0多亿美元投资的带动，其中的71亿美元与西班牙威爽集团向中石化出售巴西子公司40%股份有关。正如画面上写的一样：Today Brazil is one of the world's safest places to invest（巴西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地之一）。 从历史上看，巴西从未出现过投资增长高于GDP增长的情形，近年投资率提高，也只是达到18.5%，在全球排第107位。巴西发展银行副行长对我说，尽管投资率在增加，但还是比不上中国30%以上的指标。他们预计，在政策以及FDI的共同作用下，2014年投资率可以达到23%，这解释了巴西渴望获得FDI的重要原因。 下表记录了巴西在近几年的获得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2010年，巴西获得FDI资金总计484.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近54%，其中中国贡献了约为170亿美元。同年，来自欧洲的FDI减少了22%，日本大跌83%。此前，在金砖国家中，巴西的FDI流量一直小于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直到去年，巴西利用FDI的总额首次超过印度。（见表1） 巴西人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什么都不缺，但是缺钱，看来上帝也不那么富裕；而中国什么都缺，缺水、缺粮、缺油、缺矿，就是不缺钱。从去年的数据看，那幅画的最大响应者是中国，不差钱的中国人不仅买走了巴西的铁矿石、大豆，现在又带着更多的&人民币&投资巴西的石油、电力，甚至购买土地。 就如毛罗部长（巴西外交部东亚司）所说，巴西人明了中国到巴西投资的目的。&21世纪，能源和粮食的安全问题凸显，巴西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后天的缺陷&。他举例，&我们目前还有相当于四个德国领土面积的可用耕地没有开发，占巴西可耕地面积的45%；而中国到&十二五&规划结束时，可耕地只占到国土面积的11%-12%。& 雷纳托&弗洛雷斯是里约EPGE/FGV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曾参与巴西加入WTO的谈判，他对我说：&我们都清楚中国处在需要大量矿产资源的发展阶段，并且中国的外交战略就是和那些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包括拥有石油、铁矿石和粮食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比如巴西，以确保能够获得这些国家的原材料供应。& 中国在巴投资及趋势 当巴西人卖东西数钱数到手颤时，还要与中国人谈判谈的口干，是因为新的投资或合作者接踵而来。巴西农业科学院德玛瑞思（Damares）博士上任只有45天，却接待了5个中国农业代表团。在我采访巴西发展银行副行长卡洛斯时，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总会计师李汝革刚刚离开他的办公室。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领事馆陈小玲领事到任履职半年，中国资金进入巴西的规模之大，还是把她吓了一跳。她对我说，在她到任的头三个月里，亲眼见证了中国公司的120多亿美元投入在里约一个地区，包括中石化的70多亿美元，以及国家电网20亿美元的投资。 根据巴中商会已公布的中国投资分类看，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大多是投向资源性产品，其中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占45%，矿业占20%，农业20%，钢铁10%（见图1）。2010年在巴西投资的93%资金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其进入模式，兼并和收购占46%，农牧业投资占23%；合资企业只占10%。 如果从州政府的角度，或者就农业领域的投资，应该说重庆在巴西萨尔瓦多购地30万公顷项目比较受欢迎。不是因为购地，而是因为配套的工业园项目。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今年6月告诉我，&我们在巴西种的大豆已经运回到了中国&。黄奇帆市长介绍，当地政府白送三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以支持他们建设加工、物流、仓储的格林天地工业园项目。下一步他们还计划扩大参与巴西东西铁路和港口码头的建设。 但巴西中央政府则更倾向于有更多的投资进入制造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巴西的中期目标是：第一，成为另一个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中心；第二，希望成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国家。而这两个目标的追赶对象就是中国，巴西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像中国一样的、在当下国际分工体系中有竞争力的国家。 去年，巴西刚刚完成了年的科技发展计划，这是巴西第一个针对科技与创新的计划。巴西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罗纳尔多&莫塔（Ronaldo Mota）司长对我说，他们完成了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目标。现在又进入了了新的四年计划，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制定2020年科技发展计划（与《巴西国家四年发展计划》时间重叠）。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学术界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之间建立起联系，促进技术向产业化的转移。司长说，这也正是巴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这方面十分成功。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却相对封闭，他们对于产业界的需求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得到改变，巴西的发展前景将是一片坦途；如果无法实现，尽管增长还会继续，但却是不可持续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在关注创新。在新的四年计划中，有十六项重点科技发展项目，最重要的两项是纳米科技与生物科技，还包括航空航天，以及工业电子领域的远程控制、信息技术系统等。& 巴西渴望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合作。巴西总统罗塞夫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4月签署的《年共同行动计划》，达成在两个领域中巴之间未来加强合作，其一是明确两国合作建立纳米技术实验室，其二是信息和通讯技术。这就说明为什么华为、等企业在巴西的投资会受到欢迎。 但巴方也非常坦率地说，从20年前开始，巴西和中国就合作制造遥感卫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合作项目，&但是巴西目前还没有火箭&，期望不言而喻。 不难看出，当下巴西关注的是那些具有扩散技术进步的产业投资。所谓扩散技术进步的产业主要包括机器制造业、产业和信息产业。 中国投资凶猛 巴西FDI政策趋严 FDI限制因素将越来越多 巴西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是投资流量较小的国家，当1998年金融危机时，巴西实行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外资收购或并购了几乎全部的国有企业，使巴西的FDI一度上升，之后又迅速下降，徘徊在100亿美元左右。如今面对滚滚而来的FDI，巴西出现了以国家宪法为据、设置投资附带条件以及引导或者限制投资取向的趋势。其做法无外乎是修改法律、投资项目引导目录、技术转让、研发机构优先以及出口退税等等。 巴西《圣保罗页报》报道称，巴政府正在考虑对采矿业的FDI设限，包括设置国内供应最低限额以及基于&投资者情况&来筛查交易。诉求是&不仅要改善外贸的质量，也要改善投资的质量&。 巴西发展银行副行长明确表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有很好的电力传输技术可以转让给巴西&。他认为，巴西法律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并不区分其资金来源，但是外商投资需对巴西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他们希望中国的投资者知晓，&我们希望中国的投资能够与他们在巴西的研发活动相结合&。 巴西外交部东亚司部长说，对于没有研发活动的投资，他们已没有兴趣。&几年前，只要是投资者来到巴西，我们都会高兴。现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投资，而是满足条件的投资。条件就是，投资者需要在巴西建立研发中心。& 他举证，&巴西宪法第290条规定，巴西国内市场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创新来发展市场，进而积累巴西的国家财富，这一任务不仅是针对巴西国内企业的，对外国企业也一样，他们的研发活动同样能够推动巴西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十分明确，就如同中国一样。中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巴西也想取得类似的成功。& 巴西在调整与引导FDI的结构。雷纳托教授强调：&中国的直接投资对巴西不是威胁，但是我们已经到了可以选择在重要的战略领域限制或接受国外投资的阶段，这是我们的权利，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铁矿石领域，有大量日本的投资，我们当然也欢迎中国的投资；石油是管制十分严格的行业，所以外国的投资将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中国投资石油行业，将会面临来自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激烈竞争，因为石油资源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前巴西更需要的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特别是通信领域，我们需要外国投资者的共同参与。 毫无疑问，巴西的投资结构将会越来越复杂，下一步将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巴西发展银行副行长说，&我们将要推出很大规模的水电站项目，石油和天然气输油管道项目，仅在这个领域未来五年的投资大约有3000亿-4000亿美元，约占巴西全部投资的40%左右。&他希望中国也能参与进来。 但全面介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企业心存忧虑。 据中国驻里约副总领王西安说：为迎接2016年奥运会，巴西计划兴建从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500公里的高铁，已筹备了很长时间。巴西希望中国承接这个工程。前一段说即将招标了，韩国、日本、德国、法国准备来投标，但是中资公司没有来，因为巴西的环保门槛太高了，都怕进来亏钱。结果是巴西把招标日期后推，还是希望有中国的参与。 同样，重庆在巴西购地事件遭遇的审批，也凸显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其《土地法》修改以及&试验&的转折点就在重庆购地的敏感时期。&西方国家能买，为什么中国就不行？&中国人当然会这样问。无论是出于对国土安全的考虑，还是抑制日益频繁的土地现象，反正巴西出台了对外国人在巴西购买土地的规定和限制。在华盛顿的时候，一位美国人告诉我，美国曾提醒过巴西，中国有3.2万亿外汇储备，巴西有多少地可以卖给中国？ 面对这些&附加条件&以及巴西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可能放缓投资的力度。巴西预测2011年的经济增长约为5%左右，比上年降低约2.5个百分点，巴西人乐见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希望以牺牲环境等代价追求高增长。巴西人说：与中国不一样的是，我们不想争世界第一，不想在经济与科技方面争第一，我们的目标与重点不一样，我们要改善投资的质量与创新。 针对中国FDI的《议程》 在巴西采访期间，我看到至少三个版本的所谓《协作议程》，他们是由巴西的重要智囊机构或个人提出的，尚没有形成巴西政府的最后决策。但从人们的响应程度上看，这项提议有可能演变为最后的决策。假设这个决策最终得以出台，有可能结束中国在巴西投资&高歌猛进&的时代。 在世界银行顾问、巴西发展银行顾问和圣保罗大学教授Jorge Arbache的提案中，他用很小篇幅肯定了中国对巴投资的正面影响，即中国对商品和产品的需求使巴西基本保持高位出口高盈利能力。之后指出&警报器已拉响&。他认为，所提出的合作议程的核心是&巴中关系需要有战略眼光&，进而叫《发展协作议程》。 他认为该议程应首先考虑出口产品多元化；其次是市场准入和协议，特别是在投资领域，要满足两个国家的利益，提高附加价值以及技术的外溢性。 他认为巴西要&深化与中国的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制定，而且是对称条件下的有质量的投资；要使出口产品多样化和推动市场准入，实现多元化的出口目的地，避免过度集中在中国&。 这将需要巴西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外交与贸易政策，加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协调；为了促进企业的国际化及竞争力，巴西应重点放在降低企业税收、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率、加大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化基础设施投入以及铲除官僚主义，等等。
巴西在日内瓦的WTO顾问维拉（Vera Thorstensen）更是提出了一个所谓《冲突中的共同议程》，建议巴西政府成立一个针对中国在巴西投资的&监察委员会&，并应明确设立投资的优先领域清单；此外，她也提出了&中国的投资要有新技术流入的承诺&，以及分析两国在服务领域的可能的互补性，并提议要以&非政治化的贸易保护手段&，保护巴西的制造业，将&审核（进口）产品以获得向更高水平的转变&。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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