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1951年出生，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
今年5月份，他在《炎黄春秋》上以一篇公开发表的《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成为了少有的进行公开忏悔的文革“迫害者”。
他的公开忏悔，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用他的话来说，历史不该被阉割。
“那是我第一次打人”
1967年，王冀豫16岁。他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时逢文革初期，武斗开始，这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少年也被夹裹其中。
大院里的孩子大都是“老红卫兵”派系的成员，最初，王冀豫是个打人不敢下狠手的少年，“打架都是被动的，从来都是后发制人。”但一次群殴事件，改变了他。
尽管时至今日，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王冀豫还是能记得自己开始玩命打人的那个转折点。他说，那是人性最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下，北京中学各派都在筹备自己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他们这些被旁落又自诩正统的“老红卫兵派”到人家“红代会”现场去捣乱。怎么捣乱呢？就拿出后打流氓的架势，看见一些人，穿得比较奇装异服，就过去揍人家，说他是流氓。
所谓奇装异服，也就是当时的少数年轻人为了与众不同或者表达对红卫兵的抗议，穿衣服时把领子翻出来或者穿白球鞋不系鞋带、穿细腿裤之类。
王冀豫的伙伴们打人打得很凶，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把人打倒后，还会用飞行靴踹。王冀豫看到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冀豫的这番言行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
“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王冀豫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很多手足的活动是与思维无关的。”在王冀豫对自己“文革”时期所做的事情开始进行审查和反思时，他发现，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真理。当时，他被激发出来的凶狠，就与思维无关。
“我的堕落就从那一个瞬间开始的。”如果说最开始的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那么接下来，对他而言，打人渐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和乐趣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
此后，王冀豫打架越来越凶，在“顽主”时代，甚至因为敢于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身的江湖气而成了孩子王，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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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墓园的死难记忆
碑文 （1 ／6张）
　　“清明节前后，重庆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会结队到位于城市西边的沙坪公园扫墓。
　　45年前，重庆跟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当年武斗的部分死难者被掩埋在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缓坡上，成为墓群，留存至今。2009年，墓园被正式命名为“红卫兵墓园”，并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称国内绝无仅有。
　　来墓园祭奠的老人大多都是那时的参与者、经历者。在这座“红卫兵墓园”里，当年生死相搏的双方早已冤恨冰释，平静祭奠曾经互为敌我双方的死难者。
　　这段抹不掉的血色记忆之所以得以留存，其间往复约二十年，颇费周折。这留存本身，关乎生者的记忆，关乎历史的痕迹，更关乎如何去直面。”
　　冰释的记忆
　　在墓碑前摆好花圈和遗像，然后是默哀、三鞠躬、回忆死难经过、献诗献花，重庆18中当年的30多位老同学，在墓园的西北角祭奠三位死难的同学。
　　这是4月4日，清明节的上午，整个过程气氛平和。一位姓徐的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同学们基本上每年都来。这个两米多高的墓碑，当年他亲自参加了修建，现在还是原样。墓里埋的只有同学的衣物，没有遗体。
　　墓园西北角的一座墓碑上摆着一块特别制作的彩牌，上面是12位年轻学生的肖像，四女八男。牌子上方写着“重庆市第29中学文革罹难校友”。
　　当年的校友蔡凯先生告诉记者，牌子在清明节前就放到了墓碑上，当天来了很多老同学。墓里其实只埋着8位同学，另外4位同学当年是另一派的死难者，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都是死难者，都是同学，就一起祭奠了。”
　　18中、29中的这些老同学说，早在1969年他们“上山下乡”后，互相对立的双方就不再对立了，还有曾经观点对立的男女同学结为了夫妻。扫墓，同学们也都是一起来，不论当年是哪方哪派。当年生死一道，同学之间的纯洁无私才是他们最深的记忆。
　　被否认的开放
　　沙坪公园是个免费公园，平日里早晚会有很多人在园内游玩。但墓园门口有两位老人24小时值班，大门紧锁，平常来墓园的人绝少。
　　今年清明节前，突然传出消息说重庆“红卫兵墓园”清明节将开放。随后，重庆沙坪坝公园管理处否认“开放”一说，“因墓园存在多处安全隐患，目前未对公众开放。”公园管理处周女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清明节当天，墓园门口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园门口临时设了一个祭奠接待处。当天来扫墓的大多是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当地的游客，年轻人极少，偶尔有带着孩子的家长想到墓园参观。但进入墓园必须登记，只有死者的亲属、同学、同事等才可以入园。游客则不得入内。
　　“红卫兵墓园”2009年能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大约十几年的波折，有很多人的努力。
　　墓园的《素描》
　　“我最早系统收集整理墓园史料”，57岁的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4月1日在他家中这样对记者说。
　　他的说法尚难佐证，但是记者收集到的公开资料中，有篇题为《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文章，署名就是陈晓文。
　　这篇日后被媒体广为传播和引用的文章中介绍了“红卫兵墓园”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墓园实况、埋葬的死者身份和数目等情况。其中还记录有陈晓文当年采访到的一些死难者亲属。
　　多年研究重庆“文革”历史的作家何蜀，在“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文保单位后，写过一篇题为《墓群的记忆》的文章，其中就引用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资料。或许，“红卫兵墓园”这个概念出处也就在此。
　　早年，陈晓文在重庆一个区文化馆工作时接触过文物保护方面工作，接受过短期培训，了解文物保护“田野调查”的一些基本程序知识。
　　1984年在重庆职工大学毕业时，曾想写一篇“文革语言”的论文，没写成。但当年28岁的他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兴趣。毕业后进入重庆出版社，利用周日时间开始收集“文革”方面的资料，想做一本“文革辞典”方面的书。
　　当时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做这件事，经常到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商量事情。看到当年的墓地风化得很厉害，认为墓地资料很值得收集，于是有了紧迫感：几位同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墓地资料，先绘制了墓地平面图，再给每个墓编上号，然后根据编号抄写碑文。
　　1995年时，陈晓文的高中同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刘小枫知道他在做这件事后，约他写了《素描》一文，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
　　渡过拆除危机
　　多年从事重庆“文革”史料收集的作家、重庆《红岩春秋》原副主编何蜀告诉记者，“红卫兵墓园”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很长，其间经历反反复复。
　　“文革”后有的墓被毁了。重庆机械学校死难者的墓，大约埋有十几个人，碑本来很高。否定“文革”时，学校有领导对这个碑看着很不顺眼，曾气愤地说，他们是什么“烈士”，就派工人去毁了。
　　重庆大学“文革”时建的死难者的墓碑，这个时候也被平掉了。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该墓园的去留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它炸掉，清除“文革”遗迹与记忆；一种是保留，警示后人。何蜀回忆说，很多人写信给重庆和中央的领导，说重庆否定“文革”还不彻底，标志就是这个“红卫兵墓园”的存在。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文革”前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被打倒，“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有一天，此前从未去过“红卫兵墓园”的廖伯康亲自去考察了一番。其中一个墓碑上写着：“我兵团战士、女、终年十四岁”，名字看不清了。廖伯康非常感慨，专门开市委常委会，拨款两万元，给墓地修了一道围墙，并提出“不宣传、不开放、不销毁”的三不原则。
　　墓园得以渡过一次危机。
　　第二次拆除危机发生在1993年。重庆当地媒体报道称，当时，某港商要投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不知何故，整个规划不了了之。
　　2005年12月时，再次传出重庆“文革”墓群将被拆除。其后有关部门证实“这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前，重庆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议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强“红卫兵墓园”的保护。
　　从“半公开”到“没质疑”
　　日，“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按重庆当地媒体的报道，许多部门、许多人都做出了努力。
　　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公园管理处成立了三人调查组，9月开始工作，半公开收集墓园史料。据称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最终，形成30万字的文本。
　　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处在了公开状态。当地人大、政协也敢说这事了。区和市文物局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据称，当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有媒体报道说，2009年重庆市首次将“文革”墓群纳入该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候选名单。在当年9月14日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上，获得了参会的近20位专家的评审通过。报道称：“没有一人提出质疑。”
　　关于武斗的死难记忆
　　“红卫兵墓园”里埋有多少死难者？
　　在重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媒体的报道中也有差异。
　　陈晓文的文章里的计算是，墓园的113座墓里，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二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达58.9%；26岁以上者达46.5%。陈晓文说，以后的工作是补充完善墓园里死难者名单。他认为，意义就是“拯救史料”，无史料即无历史。
　　根据何蜀的研究，墓园里埋得最多的是工厂企业里的职工造反派，如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每个厂死的人都不少，有的大墓里埋着几十个人。埋在墓园里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何蜀说，重庆大学是全国大学中因武斗死亡大学生最多的，一共死了27人。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在1967年到1968年间参加武斗死亡的，还有少部分是被乱枪、流弹打死的无辜者，或枪走火及试制武器中发生事故死亡的。
　　当年，重庆的造反派分成“815”和“反到底”两派。
　　起初双方武斗是用棍棒、钢钎、刀、石块等。日，“815”率先拿枪攻打“反到底”的一个据点。“反到底”当时控制了建设机床厂。这个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是最新式的，号称全国第一步枪厂。听说对方用枪，这边也马上发枪。此后“815”又到军队抢枪。但抢来的枪比较落后，有的还是抗战时期的老枪。
　　武斗最厉害发生在1967年8月。
　　从8月初到8月20日前后的日子，双方在为争夺重庆市内的两个制高点，发生了两次最大的武斗。武斗中，“反到底”派曾用三七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平射，“815”进攻的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直到9月中央调查组到现场调查，还有几十具尸体没有人收殓。双方的死难者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和学生。
　　当年9月5日，中央发了“95命令”，双方把枪交了，大规模武斗才告一段落。
　　1968年4月后，因双方各自支持不同的四川领导，武斗重新开始。这次“815”再次首先动枪，一下就把没有武器的“反到底”派打散了。
　　这次更冷血。
　　何蜀记得，武斗中当年重庆大学一位姓段的大学生，被对方俘虏。对方要他投降。段说了一句“815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当场被打死。
　　重庆大学还有一位姓辜的大学生，帮“反到底”派守工厂，最后独自一个留下用机枪掩护同伴撤退，被攻上来的“815”派乱枪打死，身中七弹。
　　蔡凯回忆，29中死难的“815”派的同学，有几位是帮学校搬家，赤手空拳，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围上来的对立派乱枪打死的。
　　“我是‘尸长’郑志胜”
　　郑志胜逢人常会如此自我介绍：“我是‘尸长’郑志胜”。
　　今年71岁的郑志胜与其他收集“文革”史料的人不同，他自己写了本还没有出版的书，其中记录了他在“文革”中埋葬死难者的传奇经历。
　　郑志胜告诉过很多人、很多媒体，“文革”中他处理过300多具尸体，埋在墓园里的有200多具。起初，他被称作“殡葬连长”。后来带着俘虏处理尸体，又被叫作“俘虏营长”。后来同学聚会时，有个女同学说你叫“尸长”好了。
　　郑志胜说他是被迫干上处理尸体这件事的。
　　“文革”前，郑志胜进入重庆大学。郑说，当时他是光着脚到学校的，校长给他解决了一双鞋。“文革”开始后，他就站在了校长一边，校长被打倒后，郑志胜说他就失势了。一天“815”派的人找到他说，你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死人你来处理吧。
　　当时，尸体越来越多，先是埋在重庆大学，后来埋不下了。郑建议把死者埋到沙坪公园，也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当时沙坪坝区主要是“815”派控制。公园则是“815”腹地的腹地。
　　这个地方早年就是块墓地，埋有为数不多的军人烈士。
　　郑志胜回忆说，尸体运来，好一点的不分男女他要和“俘虏”们一起擦洗。开始是用丝绸把尸体裹起来，后来用过化纤绸，最后用白布。当时白布比丝绸贵。他们还买来圆木，再锯成薄板，做棺材。
　　有的死难者下葬会举行仪式。棺材抬来，放到挖好的坑里，亲属们都围站在坑边。然后有人宣读，某某为革命路线，献出宝贵生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语。然后鸣枪。枪声中有人大喊：“落葬”！大家就往棺材上盖土。
　　武斗停止后，郑志胜被分配到了新疆。后来又因为“文革”中曾纵容他人打死过人，坐了13年牢，日出狱。这个日子郑志胜随口就能说出。
　　郑志胜记得，坐牢时，孩子来看他，不叫他爸爸。直到离开时才喊了一声：“爸爸，妈妈在家等你回来。”
　　怎样记住？
　　“这毕竟是一段历史，不管你怎么看，它都摆在那里。”陈晓文说，他编的“文革辞典”已有700多条，这花费了他近三十年的生命。编这个辞典，就是想让未曾经历“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有感观的认知。一个词当时怎么用？背后有什么含义？同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词典更注重生活史、文化史，理性和感性并重，还采用了一般词典不用的加注的方式。
　　他还提过建议，公开征集“文革”文物，建一个与墓园相连的博物馆。他说，作家漆园子曾提过很动人的设想，像耶路撒冷一样建一个“哭墙”，把死难者的名字（重庆乃至全国）都刻在上面。
　　4月4日将近中午，一位少妇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到墓园献花。女儿突然问道：“妈妈，红卫兵是什么？”
　　采访郑志胜那天，在墓园门外，一对年轻男女大学生也站在一旁听，两眼茫然。女生是重庆人，男生是山东人，想进园参观，未获许可。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年轻的大学生没人知道这个校园里曾经有一个“红卫兵墓园”。就是老年人，只是偶尔会有人告诉你大概的位置，说的地点会完全不一样。
　　29中的老校友说，在家从来不跟孩子们提“文革”的事，孩子们也不感兴趣。说急了，孩子们就会蹦出一句：“疯子，都是疯子！”
　　在何蜀看来，“文革”的死难者都很冤枉。当时很多人喊着“头断西南，血染四川”去死的。但是，很多资料还都不开放，只能在民间收集，何蜀认为，这很难得到准确的信息。
　　何蜀直言，“红卫兵墓园”的名字是不准确的。他认为更准确的名字应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据了解，墓园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记者在墓园正门外墙上看到，上面仍有“文革墓园”字样的痕迹。
　　文并摄/本报记者王进
　　（原标题：红卫兵墓园的死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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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顽主“小浑蛋”被杀真相 被200红卫兵扎成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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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
近４０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 ()&& () 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１９６８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２００多个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就办”
顽主周长利
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８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势不两立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指挥”老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１０个兄弟，碰上了８０多个，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１８０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的武装带过时了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押‘抢车！’骑了１１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８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
周长利死后，边作军带领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集体发丧边作军的眼睛很亮，说话深沉有力这一两年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关注自己的帖子，边作军买了电脑，先把要发的写在稿纸上，再用手写板回帖子，还在手边摆了本《新华字典》“我就是个老初二水平，怕写错别字对不住大伙儿”
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刚一开始，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９７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
小浑蛋在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干子弟，但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边作军说，６月２４日，他和周长利等人带着吉他在动物园集合“有８个人，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要去玩，谁也没带家伙，我身上还有一条苏式武装带，周长利就穿着学生模样的白的确良长袖衫和蓝裤子，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实在跑不动了，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正好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一前一后，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宝蛋等三个人跳了过去，又追过来，最后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被团团围在了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儿是我惹的，但是们只知道小浑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浑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里，他说，谭子，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把一把芬兰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子就捅了过去”芬兰匕首一侧刀刃长，一侧刀刃短，和杀猪刀相似，上面有血槽适合放血“也不懂哪是要害，打架都和起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是佛爷，被打得残废了修鞋，前几年也死了周长利的朋友回忆他当时身上一共被扎了２６刀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的家，“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他于是和周长利的父亲借了个板车，还有邻居、朋友一起去领回了尸体“给他洗，衣服就和筛子似的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上黑压压跪了好几百号人”当时的一句话是，“边作军四角城搬兵”，边作军将所有的大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浑蛋送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有很长时间都不敢上街但其实也没真弄死人，传说把北京的菜刀买空了，这就夸张了”
真名王南生，是解放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出生，“谁是流氓啊？是维护社会正义”周长利死后，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１００天至２００天不等，后来纷纷从学习班参军去了东北而顽主群体因为要报仇，使北京市一时草木皆兵一个月里，平民与大院的冲突频发，周长利的一位姓袁的朋友８０年代初刑满释放，“军代表说，因为冲突的事实不清，只以流氓斗殴罪判我１５年，如果有实事，就直接枪毙了”“１９６６年，‘１２２６’会议后，最先起来的老们已经被宣布为‘保皇派’那时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地位的老，大都来自部委大院，“也不服，大学生的‘三司’组织可以乱抓人，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那就上社会”
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其实也并不风光“的父母都受到了打压”所在的翠微中学，与太平路、育英三所中学组织了“三校联防”这些学校包括了军博宿舍、铁道部、空军、海军、总政等大院的孩子们，也是老最厉害的组织“大学生要来砸学校，三卡车人还没下来就被打回去了东城有架打，三个学校一起出动”不使用边作军“顽主”的称呼“小浑蛋这种人，对干部子弟不满，飞军帽，扒衣服，不过他镇着的时候，东城西城的流氓还是不敢露头”
对于起因的讲述也有自己的版本：“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军装，当时人少他们人多，有人认识来劝开，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浑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浑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不碎你不姓王”讲到这就说：“完了第二天就死了”回家后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浑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第二天的确来了２００多人，“自行车从甘家口排到了二里沟，两站地全站满了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至今都觉得自己后来被关了１００多天很冤枉，他们一直自称“干部子弟”和惩办了坏分子“干部子弟手里拿着钢丝锁、菜刀、三棱刮刀等”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楚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干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浑蛋向水科院方向走有人问小浑蛋“服不服”，小浑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４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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