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四）
眉县林校保卫战
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应当是发生在日的眉县党校武斗，起因并非《眉县县志》所述：“‘统指’派约200人围攻‘总司’派驻地县委学校(今水泵厂北院)。”此前眉县两大派虽然势力对比悬殊，但都只是“文斗”，相互写一些大字报和标语攻击对方，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总司”派在县城仅仅只占据着街道最东头的县委党校，党校大门朝南，东、南、北三面都是庄稼地，只有西边与一个小单位相邻。眉县林校是“陕林筹”掌权，对立面“八·二一”红卫兵毫无施展的天地，但也没有被强制取缔，他们照样可以在学校里生活，也可以把在灶房吃饭的餐券兑换成钱和粮票。于是一些骨干分子就把活动重点放在了社会上，先在齐镇街道串连组织起以农民为主的对立面组织“齐镇联指”，后来又在县城组建了“学总司”等。在眉县“学总司”和“齐镇联指”中，林校“八·二一”头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像在“中统指”中林校只派了个赵玉有和我这样一两个人应付差事，其头头王玲霞、高文杰直接指挥着这些机构。
日下午，眉县中学两个学生提着浆糊桶沿街刷写大幅标语，大概到了县委党校门前，仗着“统指”派势力雄厚无所顾忌，在墙上刷写了影射“总司”派的大标语，后来听说内容是“打倒保皇派”，虽然没有明显指出是“总司”派，但却是不言而喻的。在党校门口的几个“总司”派的人看到了，上前去撕大标语，双方争执了起来。随后“总司”派的人把两个刷标语的眉县中学学生，连拉带扯拖进了党校，而后关起了大门。
看到上述一幕的群众飞速跑到“中统指”和眉县中学报告，顿时县城“统指”派不约而同一齐奔向党校，在大门前聚集起一二百人。“反逆流战团”是被“中统指”通知前往的，团长杨明正带着我们排着队跑步前往。我们到了党校门前也跟围观在那里的人一样，只是朝着里边呐喊，要求立即释放被抓进去的人。党校大门紧闭着，任怎么敲打和呐喊就是不开，而且从里边顶得越来越结实。
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身上虽然带着家伙，却也没有用武之地。我和另外一个人曾经爬上党校西邻单位墙上朝里边望了望，院子里看不到人，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杨明正曾提议“反逆流战团”的人从墙上翻过去，把枪提到手里去打开大门。这样可能是一个特效办法，但是立即遭到我和吴飞等反对，说咱真的敢对着人开枪？打死人了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听说真枪实弹干的，打死人要偿命的恐惧主导着头脑，杨明正也就没有坚持和强行下达这样的命令。当时“统指”派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李启立是总负责人，他还不知道“反逆流战团”有枪，要不然会做出与杨明正同样的决定，命令我们去干不能不执行。即使我们提出打死人怎么办，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由他们承担责任，那样又将是另外一种无法预料的结局。
相互对峙毫无进展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天黑之后，期间有人向里边扔土块、石块，使用过“严正警告”、“最后通牒”之类的威胁方式，党校内始终没有应声毫无效果。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和众多围观者一样，一直都站在党校门前高高的土坡上望着。直到街道上的路灯亮起来后不久，突然一支头戴柳条帽肩扛镢头把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跑至党校大门前。是眉县林校的援兵到了，指挥部向“陕林筹”求助，李志德开着汽车，运来了身体精壮的林校学生。那时候“陕林筹”还没有枪，用上山伐树时带的柳条安全帽和挖栽树坑所用镢头的粗木把临时武装起来，做好打一场恶战的准备。
眉县林校准备恶战的学生到来后开始也没有办法，大门不开连对立派的人都看不到。后来调来一辆链轨拖拉机直接向党校大门撞击，这办法肯定是李志德想出来的，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坦克手有这种经验。轰轰作响的链轨拖拉机只三两下就把大门撞开了，林校学生随即手持镢头把高喊着“冲啊”进入党校大院。林校学生总共就那么三四十人，一辆大卡车不会装得太多。围观的群众很少有人跟着往里冲，连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跟进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黑灯瞎火，赤手空拳，凑那种热闹可能有危险。
说是团团围住了眉县党校，实际上只是在大门外的南边有好多围观者，东边和北边就是庄稼地根本没有派人去把守。因为指挥部的目的只是要营救被抓的两名眉县中学学生，不是想要围歼对立面，所以也就没有断绝其逃跑的路子。当大门被履带拖拉机撞击的那一刻，里边“总司”派的人就从东边和北边开始逃跑了，那两个分别被打坏了腿和打成脑震荡的人，可能是跑得慢了点被冲进去的人打了。眉县中学被抓的两个学生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挨了打没有重伤，被冲进去的林校学生很快就救了出来。
《眉县县志》记述这次武斗：“开始，双方以石块对打，接着‘统指’派以链轨拖拉机拥倒学校围墙，并火烧大门后冲进党校，‘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10多人被拉到眉县中学关押毒打，抢走党校公款、粮票、布匹、布票、手表、眼镜、乐器、收音机、照相机、鼓风机等若干，砸坏门窗21副，箱、桌、椅、柜11个，门窗玻璃8000余块。”应当说这样的叙述大多与事实不符，只有外边的人向里边扔土块石块，里边没有任何反应；链轨拖拉机没有拥倒党校围墙，直接向大门撞击；开始时有人在大门外点火企图烧开大门无效，大门是被链轨拖拉机撞开的；“总司”派除两个被打者外，其余皆逃炮，没有抓到10多人更没有拉到眉县中学去关押毒打，如果抓到了人，放在“反逆流战团”关押处理是首选，不会放到眉县中学去；当时黑灯瞎火，林校学生集体行动不是去抢东西，寻找被抓的眉县中学学生砸坏了门窗，至于丢失的那么多东西，是党校武斗后无人看管，以后被偷盗和砸的东西都算在了这次武斗的账上了。
客观地讲，如果驻守在县委党校的“总司”派不抓去眉县中学的两个刷标语的学生，抓了后在被围困时放了那两个学生，“8·23”武斗就不会发生，两大派之间仍还会继续维持在“文斗”状态。是“总司”派首先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武斗是完全由他们引起的。后来清查时矛头只对着“统指”派，以至《眉县县志》上也那么写，似乎是“统指”派无端地围攻“总司”派挑起武斗。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就在眉县党校“8·23”武斗的当晚，被眉县林校“八·二一”控制的“总司”派下辖组织“齐镇联指”，组织了上百人聚集在齐镇街道，第二天又抓走了“陕林筹”两个上街的学生，报复“陕林筹”在县城党校的行动。“陕林筹”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于8月25日黎明，派出30多名与到眉县党校去时同样武装的林校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齐镇联指”驻扎的地方，救回了被抓的同学，抓了两名没有逃脱的“总司”派人员。“总司”派也不善罢休，当即到周围农村以至全县各公社，煽动和调动农民，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人。他们造谣说“陕林筹”抓了多少农民，在校内设立监狱，有的已被活活打死。因而，为了营救这些农民，就来包围和进攻眉县林校。
突然而来的严峻形势，迫使“陕林筹”上下同仇敌忾，开始了一场壮烈的林校保卫战。学校里已经没有明显观点的对立派人员，倾向于“八·二一”的教职工窝在宿舍里不出来，但也没有与外边围攻者遥相呼应的任何举动。除此而外，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都被发动了起来。学校大门紧闭，公开对峙的地方主要发生在学校东边的围墙内外。不高的土质围墙，外边有梅惠渠流过，紧靠渠道的是通往县城的公路。围攻林校的农民大多聚在公路上，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渠道上架了木板来到围墙下，企图挖掘和推倒围墙冲进学校。梅惠渠道与围墙之间只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狭窄地带，容纳不下太多的人。“陕林筹”学生手持棍棒沿墙脚排开守卫，听到哪里有挖墙声就隔墙扔过去各种可以砸伤人的物件，即可有效制止挖墙行动。再说参加围攻的多是农民，打轰轰凑热闹的居多，手里拿件铁制农具，真正冲到前边拼命的没有几个。白天凭着人多势众掀起几次进攻高潮，到了晚上就没有人愿意出动了。
林校保卫战教职工中贡献最大的是化学教师王一志，带领着林业23班的朱宝德、林业28班的王天祥等同学，把不知一些什么东西装进玻璃瓶内，先是平端着，在扔出去的那一刻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玻璃瓶爆炸，谓之玻璃瓶炸弹，面对面开打很有杀伤力。有几次进攻的农民在围墙上架起木梯，已经爬上墙头，硬是被这种玻璃瓶炸弹炸回去的；隔墙听见外边有挖掘声，扔颗玻璃瓶炸弹过去，十有八九会伤及挖墙者，且不会造成较大的伤亡。到了后来就是因为害怕这种玻璃瓶炸弹，围攻的农民才不敢贸然进攻。主一志带领的几个人后来还研制出手榴弹，试验时炸掉了王天祥同学一只手，王天祥在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当选委员。化学教师王一志因此而被对立派看做眼中钉，军宣队进校后，开始查处打死王玲霞事件，就被以“幕后操纵者”的罪名抓了起来。后来王一志把制造武器的责任全部承担了起来，没有涉及到朱宝德和王天祥等同学。
在林校保卫战的日日夜夜里，“陕林筹”的所有人都是竭尽全力的，男女同学齐上阵，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无论哪里出现紧急情况，只要有人吆喝，就都挺身而出，直到把进攻者打退为止。很多人就是拿着被褥躺在围墙边的，在学校或者班上担任委员和文革小组长的，此时都非常负责，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个个双眼熬得通红。平时那些所谓的逍遥派，即什么天大的事儿都与己无关者，此时也都一反常态积极行动起来。因此，林校保卫战组织得很成功，围攻者从没有踏进校园一步。后来听说张全学老师的一张虎皮褥子在此期间丢了，那是因为“八·二一”派的人和倾向于“八·二一”派的一些教师离开了学校，林校被围是“八·二一”煽动农民的结果，此时由于愤恨有把他们的被褥拿去用于晚上值班守卫的，张全学老师的虎皮褥子很可能是被顺手牵羊做了这种用场。
“总司”派凭着造谣煽动起来的农民毕竟是乌合之众，以王玲霞为首的“八·二一”头头们智商并不怎么高，眉县林校原政治处干部虽然是“八·二一”的铁杆后台，却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跟学生们一起干。因此，对于围攻林校始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按说林校周围那么大，为什么单要从东边进攻？北边是村庄不好展开行动，而西边是庄稼地，南边是一条大路，如果迂回进攻或者奇袭，肯定能够攻入学校里边来。很可能是组织者没有这种谋略，或者是压根儿就指挥不动那些乌合之众。最终东边的围墙全都被推倒了，但是慑于“陕林筹”众志成城誓死保卫学校的气概，围攻者始终都没有占领林校一寸阵地。
眉县县城的“统指”派领导，此时把尽快解除眉县林校被围视为头等大事。8月27日成立了“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9月1日，动员“统指”派观点的金渠、城关、第五村公社数百名农民，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分别从东、北、西三路增援林校，分别都被包围林校的“总司”派拦截。双方没有怎么动手，但是支援的人想要靠近林校很困难，最后只好都撤了回去。
眉县县城“统指”派与眉县林校完全不通音讯，电话线一开始就被切断。因为关乎我们林校的事情，这期间“文攻武卫指挥部”每次会议我都参加了。一次会议上李启立提出，派人去林校讲定在校内最高的建筑物水塔上安装一支红色电灯泡，亮着就说明安全，有紧急情况就把灯泡熄灭，这里便立即组织前往救援。大家都说好，派人去林校送信的任务义不容辞地布置到我们“反逆流战团”头上，我答应立即去办。
当天下午，我带领了另外两个人，拿着枪，甚至把子弹都上了膛，乘坐汽车绕道西边的第五村公社，等到天黑之后潜行到林校去。那天晚上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夜战，我们行至距林校一里地之遥听到喊声连天，便没有再敢往前走，联系送信未能成功。第二天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假扮解放军。那时候军人威信极高，没有人敢轻易找执行任务的解放军的事。我到县人武部找政工科张科长，谎称我们要演节目需要借几套军装。张科长很热情，在人武部里只找到了两套，说随后他再想办法。我计划着要去三个人，少一套军装，又去找了住在县公安局旁边的县人武部陈国清部长。
前边已说到陈国清部长是离职休养的老红军，爱人能说会道。据说是陈部长带着部队打到甘粛某县时，枪毙了伪公安局长，便娶了其姨太太。平时陈部长爱人见了我们就常打招呼，我也到陈部长家里去坐过。陈部长的儿子是爱人前夫伪公安局长的孩子，在西安卫校读书，身边的女儿是亲生，都对我很热情。听说我为了演节目借军装很支持，说他还有套校官服。我说要战士装，“文革”后部队领章帽徽不分官阶，一律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便把他正穿的那一套给了我。
假扮解放军到林校我不能去，怕被围在外边的林校“八·二一”的人认出来。我挑了三名身材魁梧的眉县中学学生，吴飞是齐镇公社雷村大队人也不能去。我把军服装在一个大提包里，和三个人一起走到眉县县城西头往齐镇方向的公路上，看见前后无人时钻进了玉米地，让他们换上军装，连同腰里的皮带一起扎上，然后把他们的衣服装进大提包。为了避免出大的意外，我让他们都把腰里的手枪取出来交给我，塞进了大提包。一切装扮停当，我先提着大提包走出玉米地，看看四周无人，才招手让三个人出来，朝着齐镇方向大大方方地走去。
假扮解放军去林校送信顺利完成了任务！听说三个人走到林校墙外时，围攻林校的农民在公路上聚集了很多，目瞪着他们从眼前走过。他们板着脸，连那些人瞅都没有瞅，在十字路口右转弯走向林校大门。我曾为我的策划和实施颇为得意，李启立问过我具体过程，他说还有漏洞，并非持枪执行任务，大热天哪有三两个军人风纪扣扣着，还扎着皮带在路上行走？我想了想也是的，可惜那些人没有李启立聪明，没有识破这一点。否则让抓住这个把柄，就是天大的事。
就在围攻林校双方面对面交锋之时，有林校的七八个学生被抓了去。还有林校的数学教师林庆安，自恃是印尼华侨，没有公开表态站在“陕林筹”一边，一天去了齐镇街道买东西，被“总司”派的农民围住盘问。林庆安汉语讲得并不标准，也听不懂农民的方言土语，被怀疑是“陕林筹”的探子而抓了起来，与学生一起关在“总司”派指挥部。后来林校仗着有辆大卡车，由李志德开着大白天突然驶出校门，即使被拦阻也不害怕，完全可以朝着拦挡者冲去，然后往西绕道第五村公社而到县城来，李荣华还坐着汽车到县城来过两次。9月3日，来县城的李志德把林校学生被抓的事告诉了“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营救被抓林校学生的事。李启立提出邀请曾担任解放军营长的眉县面粉厂赵轩，具体部署和指挥战斗。
赵轩果然不负众望，当天晚上坐着林校的汽车到了林校，连夜研究部署营救方案，决定采取突然袭击。9月4日中午12时过后，“陕林筹”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又是头戴柳条帽，肩扛镢头把，在赵轩带领下跨出校门，迈着整齐的步伐杀向齐镇街道，直朝“总司”派指挥部所在的齐镇大队办公室冲去。正在吃午饭的“总司”派人员顿时慌作一团，毫无抵挡扔下碗筷四散而逃。“陕林筹”所有人毫发无损，成功地救出被抓的学生和教师林庆安，还顺便抓回10多名没有逃掉的“总司”派人员。
在林校被围期间令人最为担心的是“总司”派有了枪。林校之所以被久困而没有攻破的原因，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只拿着干活儿的农具，没有构成太大的威慑力，“陕林筹”凭借有利地势和顽强的抵抗精神，就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如果“总司”派手里有了枪，就可以远距离地朝着守卫人员射击，尤其是林校东边围墙被推倒后，林校已陷入岌岌可危之中。
“总司”派可能有枪的忧虑来源于眉县人民武装部，作为当时全面主持人武部工作的政委冯崇华，明显地支持“总司”派。“文革”开始后，全县原来拿在民兵手里的武器和训练民兵的弹药，全部被收回存放在人武部院子的枪械库。此时冯崇华万一利令智昏，把武器弹药发给或明抢暗送给“总司”派，林校就将立即处在极端危险之中。这样的担忧不知道是谁最先意识到的，我们“反逆流战团”被“中统指”赵玉有通知，立即对人武部进行24小时监控。人武部在县委大院东南角，白天我们放出流动哨紧盯着人武部朝西的大门，到了晚上我们便爬在县委办公室的房顶上，对人武部院子进行全方位监控。杨明正明确告诉大家，如果发现私运枪支弹药就可立即开枪，打住打不住人就会报警出去。自从林校被围后，“中统指”总部24小时都有人，届时会迅速组织从四面八方堵截从人武部开出的车辆和人员。
我们连续在县委办公室房顶爬了两个晚上后，那天中午李志德开着汽车，拉着二十多个林校学生到了县城，李荣华也来了。他们先到“中统指”商量了一下，然后开车直接去了县委大院，把汽车停在人武部门口。“反逆流战团”被唤去帮忙，我们到人武部时，“陕林筹”几位学生正在会议室里与政委冯崇华交涉，我便加入其中。
“陕林筹”提出：鉴于目前林校被数千名“总司”派农民围攻的现状，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武斗，必须保证现有存放在人武部枪械库里的枪支弹药的绝对安全；人武部前一阶段的表现我们很不放心，认为应当把这里的武器转移到驻扎在第五村公社的8163部队去。8163部队是21军63师8145部队的一个团，当时21军被认为是支持“造反派”的。因此，要求冯崇华下命令打开枪械库，派人跟“陕林筹”一起把全部枪支弹药送到8163部队去，当面清点数字，与8163部队办理交接手续。
冯崇华时年50多岁，秃顶，光溜溜的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身上穿着便装，趿拉着鞋，大热天圆领白汗衫从下往上卷起来，露出白白的肚皮。对于“陕林筹”提出的要求，冯崇华可能有两种考虑。一是纯粹多此一举，8163部队和眉县人民武装部都是解放军，安全的程度是一样的；二是怕“陕林筹”在搞阴谋，枪弹装上了汽车，怎么挡得住不往8163部队拉而拉去林校？因此，始终不答应“陕林筹”的要求，也没有多余话，顶多说一句：我们绝对保证存放在人武部里的武器的安全，不会出任何问题！
“陕林筹”学生再三明确提出，对眉县人武部主要是冯崇华不放心，只信任8163部队。冯崇华对此也不予以反驳，一副不哼不哈毫不理睬的神态。尤其是歪坐在排椅上，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乳头，好在现场没有女性，否则会被认为是在耍流氓调戏妇女。冯崇华的态度惹恼了学生，有人把桌子拍得通通直响，还有人走上前去扯住冯崇华胳膊，冯崇华始终都没有松口。这期间我没有开口也没有动手，心想冯崇华肯定不会答应，走走交涉的过程可以，最终只能强行打开枪械库搬上汽车运走。
后来，我去找了人武部作训科长赵益山，知道是他负责民兵训练，枪械库的钥匙一定在他手里。赵益山是人武部内倾向于“统指”派的人，我向其上交过公安局的枪支还打过其他一些交道，不但认识而且熟悉。我对赵益山说，跟冯政委交涉不会有结果，你还是把钥匙交出来打开枪械库，免得最后砸开锁子就成抢了。赵益山说，钥匙确实在我这儿，这些东西放在人武部最担心的还是我。但是我不能主动交给你们，那样就全是我的责任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能把赵科长套进去。
最终，枪械库是被砸开的，林校学生和“反逆流战团”的人一齐涌了进去。哇！真是大开了眼界，库房里的枪支弹药堆得满满的，还有两门八二炮，炮弹13发，子弹都是整箱整箱的，有三四万发。轻重机枪有十多挺，剩下的都是抗日战争中那种三八大盖，大多数枪栓已被拿下来集中放在一起。好多人都惊奇地拿起枪来看，杨明正不知怎么“嘭”的一声扣响了扳机，好在枪口朝上子弹打在了房顶，顿时吓得把枪扔在了地上。这时候李志德吼了一声：“他妈的，都赶快搬！”大家这才都缓过神来，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大大小小的人一起动手，个个都累得汗流夹背。人武部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制止，眼睁睁看着把一捆捆的枪支，一箱箱的子弹搬上停放在人武部大门外的林校卡车上。直到搬得枪械库里什么都没有，装了快要与车厢持平那么一大车，学生们才都爬了上去或躺或坐，然后由李志德开着驶走了。
“陕林筹”当时确实只是要把眉县人武部存放的武器弹药，搬到信得过的8163部队去，没有抢回林校的一点儿意思。那天我也坐在装满武器弹药的汽车上，直接开到了第五村公社的8163部队驻地，然后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一件都没剩，全都交给了8163部队。部队首长很支持我们的行动，特地给我们做好了饭，猪肉豆腐粉条和青菜熬了一锅，雪白的大米饭，大家放开肚皮吃了个饱。饭后，李志德就又开着车把大家拉回了林校。
这就是“文革”中眉县人民武装部抢枪的详细经过，可以归之为“抢”，但也应该与那种抢了拿到自己手中有所区别，本意是为了防止流散到社会上。至于后来这些枪支弹药又到了“陕林筹”手里，那是林校被围解除后，“陕林筹”为了防止再次被攻，开车去了8163部队，要求将眉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交给林校。恰在此时部队执行至今尚未公开承认的毛泽东要求武装“造反派”的指示，便欣然同意让“陕林筹”拉走了放在他们那里的全部眉县武装部枪械弹药。8163部队的首长曾拍着李志德肩膀竖起大拇指，夸奖李志德是好样的，还送给了李志德一支军用“五四”式手枪。8163部队这种做法在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中随后所造成的恶果显而易见，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一些人到处去武斗，打死了人，受到了惩处，皆是因为拥有这么一车武器弹药而造成的。对于这样一种责任一直未予追究，就连如今的《眉县县志》也没有一字提及，清查中只是追究了一派群众组织的责任。我估计，迄今为止全国所有关于“文革”的文字资料中，可能都没有这样如实的记载。
眉县林校被围的彻底解除，最终是由宝鸡军分区出面制止才得以解决的。“统指”派对政委冯崇华领导的眉县人民武装部完全丧失了信任，直接去向宝鸡军分区和8145部队求助。我记得曾奉命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了宝鸡军分区汇报情况，听说军分区政委杨建鼎支持“保皇派”，我们专门找了司令员和姓张的副政委。后来张副政委亲自乘车来到齐镇，才说服动员围攻林校的农民全部撤离。
这一时期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很难说哪个支的对哪个支得错。后来，&冯崇华被调任长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8163部队被调往武斗严重的安康地区制止武斗。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则扮演了与在眉县时不同的角色，制止武斗收缴枪支，促进大联合，帮助成立革命委员会立了新功。8163部队政委和冯崇华分别当上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和长安县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副主任。
到此为止的眉县“文化大革命”武斗还没有动用枪支，因而也没有伤及人命。应当说这些武斗都是被称之为“保皇派”的“总司”派挑动起来的，由于“统指”派在力量对比上占据着优势，“总司”派没有占到便宜，似乎就是受害者，岂不知始作俑者正是他们自己。
《眉县县志》在记述这些事件时，对事发原因含混不清地叙述或者压根儿就不讲，只是罗列其过程和造成的恶果，给人的印象是“统指”派无缘无故就去武斗打人，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的真相不相符合。这样的叙述恐怕不只是《眉县县志》仅有，而是一种描述“文革”的普遍习惯。“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怪胎，它的形成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的，又是一个占据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庞大群体，如果只是简单地为其定义，说成是一群喜欢打打杀杀的疯子，或者说就是天生专事破坏的施虐者，那就很难涵盖出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本来是相同的，出现不真实是人为的，这就是当代人评述当代事件的局限性。党校武斗和抢枪两件事都是眉县“文革”中的大事件，早被定论为“造反派”打砸抢，但是其中的细枝末节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去叙述。以小推大，全国“文革”中的无数事件，很可能都被“宜粗不宜细”了，后来人真正想要了解“文革”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了。
真枪实弹的流血武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1军（又称8133部队），是1967年2月由山西调防至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1967年7月，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由于以21军军长胡炜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与同样是“造反派”的“工总司”派观点不同，以交大为首的“工总司”派在西安建国路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门前举行了长达20多天的“八·五静坐”，矛头直指21军，最后无果而终。据后来的胡炜回忆录披露，当时21军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的，被认为是“支左”的“模范”，军长胡炜因此而受到重用，于1974年12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
驻扎在宝鸡地区的8145部队是21军的63师，支持“造反派”不仅在表态上，而且有一系列具体行动。眉县林校被围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说就是这种具体行动的组成部分。紧接着又于1967年9月，调整了眉县人民武装部领导，8145部队驻眉县五坳农场一连奉命在眉县“三支”“两军”，生产科科长吴瑞谦就任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而后又调来常好仁任部长。日由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2月13日在宝鸡地区支左委员会主持下，召开万人大会宣告成立眉县革命委员会，38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总司”派代表。于是，眉县地区形成了“统指”派的一统天下。虽然“总司”派未被宣布非法和取缔，但是其针对“统指”派的活动却被视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眉县地区的一系列流血伤亡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接连发生的。据《眉县县志》叙述，“文革”中发生在眉县地区的流血武斗总共有8次（包括眉县林校打死王玲霞，此案似应不属持枪武斗），其中“陕林筹”参加的有6次。
日眉县林校被围解除后不久，隶属于8145部队一个团的8163部队，把我们从眉县人武部搬送到他们那儿的武器弹药，交给前来讨要武器弹药的“陕林筹”副主任李志德，一汽车拉回到眉县林校。此时西安“八·五静坐”刚刚结束，全国各地都在“文攻武卫”，武斗不断升级，已经开始动起真枪实弹，解放军交给的这么多急需的东西，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时隔不久，8163部队还派出指战员到眉县林校，训练从来没有摸过枪的学生怎么使用。同学们全被组织了起来，每个班一名军人指导，教大家怎么拉开枪栓推子弹上膛，怎样瞄准射击，要求把敌人放近了再开枪，一枪一个不浪费子弹。
实事求是地讲，“陕林筹”绝大多数人对于舞枪弄炮并不热心，只是因为这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去参加，从心底里讲也怕伤到了自己。真正热心这种事儿的是一些情绪容易激动，或者有点英雄主义的同学。要说一开始就抱着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人也不多，是随之而来的形势把某些人推上了那种历史舞台。“陕林筹”并没有明确宣布或专门抽调哪些人成立什么武斗队，而是每有行动便由一些情绪容易激动者拼凑起来。这次武斗参加的是这么十多个人，另一次未必就是那么一些人，一般每个班常去的就是那么三几个人。
眉县县委党校“八·二三”武斗和林校被围事件结束后，“总司”派完全处在了劣势地位，不但在县城就是连齐镇也无法立足，只好流窜到一些边远地区，采用毛泽东当年搞革命的办法——农村包围城市，“总司”派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靠近周至县的东部边缘地区，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是其核心堡垒，包括眉县林校“八·二一红卫兵”王玲霞等人的“总司”派骨干都聚集在这里。随着整个陕西境内武斗不断升级，“总司”派通过各种渠道也弄到了一些枪支弹药。
眉县林校被数千名农民围困11天，虽然未被攻破造成伤亡，但是这种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挑衅行为，让“陕林筹”几乎所有人都耿耿于怀。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林校对立面“八·二一红卫兵”一手挑动起来的，一种复仇的心理始终笼罩在心头。此时其骨干分子已逃之夭夭，千方百计寻找这些人秋后算账乃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总司”派盘踞在东部地区并且开始拥有枪械的状况，此时成为眉县“统指”派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经过多方侦察掌握情报后进行了周密研究，决定对“总司”派总部所在的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进行“围剿”。日，“陕林筹”接到命令，由李志德驾驶汽车，率领林校和齐镇中学自愿参加的学生，除了在车头上架起两挺轻机枪外，每人发给一支步枪，弹药充足，直接赶至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武斗，远非战争中的两军对垒可比，大都是一种毫无章法的混战。李志德把汽车停在王家堡村外，大家便跳下车来，随即一窝蜂向村子里涌去。不是那种冲锋陷阵似的奔跑，而是端着枪齐头并进式的缓慢前进。事先没有讲怎么打，一汽车总共拉那么三五十个人，没有实行四面包围截断退路聚而歼之。当汽车停在村外持枪人员跳下车时，村子里就有人飞跑着去报信了。“总司”派闻讯并未组织抵抗，而是撒开腿四散而逃。“围剿”的人看见有人跑即开了枪，随即枪声不断一片喊杀声。村里的老百姓一看这种阵势当即回家关门闭户，从门缝里朝外瞧热闹。“文革”中农村一个大队真正整天蹦跶着搞“革命”闹派性的人也没有多少，绝大多数人家是闲事不管过自己的日子，王家堡村的一般农民都与“总司”派无关。“围剿”的人没有去骚扰群众，直接冲向“总司”派聚集的大场中，冲到屋里时已空无一人。随即朝四面八方搜索，在村外朝着远远逃跑的“总司”派胡乱地开着枪。《眉县县志》记载这次武斗“农民孙志发、王明珠分别被枪和流弹打死”，死者可能是农民身份，但属于“总司”派的骨干，绝非王家堡大队不相干的群众。
武斗结束后李志德即开着汽车把学生拉回了学校，由于没有彻底摧毁根基，“总司”派很快又回到了王家堡，继续在这里对全县的“总司”派发挥着影响。为了报复“统指”派对王家堡的“围剿”，为死难的孙志发、王明珠报仇，“总司”派于日，将横渠公社“统指”派10余人抓至王家堡非法审讯。由于被“统指”派上次打死的孙志发是“总司”派孙良成的亲属，审讯中孙良成用木棒打死了10余人中的刘明刚。
消息传到县上“统指”派指挥部，指挥部立即组织眉县林校和城关地区150余人，于1月24日再次开至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分三路包围了王家堡。眉县林校只是由李志德开车拉去40多人，这次武斗由“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李启立亲自指挥，有点像战争中那种攻城夺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的意思。可是，由于兴师动众走漏了消息，等到大队人马开到王家堡时，“总司”派的人已逃得没有了踪影。“统指”派气愤之下砸了“总司”派居住的生产队办公室，烧了办公桌，却自始至终没有也没有必要放一枪。为了彻底拔掉“总司”派在这里的“据点”，“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村里贴出公告，不允许全大队任何人家再参与“总司”派的一切活动，也不允许接纳“总司”派在村里活动，否则将追究所在人家的责任。这一招还算管用，从此“总司”派再没有占据过王家堡。也许是众多的村里人出面讲了话，不许那些蹦跶的人再给村里带来祸害。《眉县县志》记载这次武斗“砸了生产队办公室的公文柜，烧了办公桌和一年的会计账目，抢走印章、粮票和布票等”，或许这些东西过后查看确实丢了，但归结为被“统指”派抢了却未必是事实。这是看惯了电影中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镜头，把“文革”武斗中的“造反派”视同于日本鬼子。实事求是地讲，“文革”武斗中不排除有人趁伙打劫，但绝非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目的和有过这种行为。如同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战士，也有占领阵地后私拿贵重物品的，却不能说整个革命部队都是如此一样。
王家堡“据点”被彻底拔除后，“总司”派便被驱赶到与周至县交界的青化公社和秦岭山脚下的营头公社等更为偏远的地方活动。紧接其后分别于日晚和日下午，发生在营头公社街道和青化公社凤池村的两次有伤亡武斗，“陕林筹”并未参加。而这两次武斗都是“总司”派的武斗人员先行行动而引起的，前者是袭击营头公社的“统指”派，后者是去凤池村抓“统指”派的人。摩擦中双方各有伤亡，造成了流血事件，而且并非对打扫射时击中，全是相互吵闹中开的枪。
眉县周边地区不断发生的武斗事件，使得“统指”派越来越觉得拥有枪支的“总司”派是心腹之患。因此，千方百计解除其武装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日上午，“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接到西安地区“工联”派下属的理发系统群众组织电话，告知其对立面“西安理发造委会”一个文艺宣传队，今天乘火车到眉县。名义上是去宣传演出，实际服装箱和乐器包中藏有几挺轻机枪，是专门给眉县“总司”派送武器去的，可能在常兴火车站下车。
“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听到这一消息后尚心存疑虑，想着眉县“总司”派不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再说眉县“统指”派和“总司”派的分歧对立不同于西安的“统指”派和“总司”派，西安两大派在眉县支持的对象是一致的，“工总司”不会支持眉县的“总司”派，更不可能有为其送来好几挺机枪的反常行动。正当举棋不定之时，常兴车站“统指”派把电话打到县城，报告“总司”派的武斗队到了常兴车站，把他们赶到了北边的土塬半腰，控制了车站站台，好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西安传来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当即打电话给“陕林筹”，希望迅速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武器落在眉县“总司”派手里。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意识到的严重问题，“陕林筹”不能置之不理。李志德立即通知各班那些一呼即应的同学，有两挺机关枪架在车头上方，分别由林业专业24班刘万宝和我们林业专业25班兰海楼掌握，剩下的人发给步枪和手榴弹。20多人匆匆登上汽车，李志德开着朝常兴车站南的渭河边疾驶而去。
“陕林筹”汽车到达常兴车站渭河南公路上的时候，就看见常兴车站方向的教坊渡口渭河便桥上，有好多人正在匆匆过河。渭河从宝鸡流至眉县境内的河水，除了夏秋季外一直比较小，那时候渭河上连最早的蔡家坡大桥还未修建，枯水季节便搭建一个狭窄的便桥代替木船摆渡照样收费。“陕林筹”武斗人员迅速从汽车上跳下来，提着武器弹药朝河边冲去。在距离河边50多米时，双方便都开了火。对方武斗人员以河岸土坎为掩护，发射强劲火力，竭力阻止“陕林筹”人员前进，保护掩人耳目的文艺宣传队顺着河边朝东撤退。“陕林筹”武斗人员被密集的子弹阻止，只好伏下身来，架起机枪对射，寻找机会匍伏前进，双方因此而处在胶着状态。
“陕林筹”在渭河南岸占据着优势，李志德看见对方一群人从河边向东逃跑，随即带领几个人，开着车去东边截击，于霸王河桥东堵住了企图逃走的文艺宣传队，共计20多人，不少人手里拿着大提琴小提琴一类乐器。这些人都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看见拿枪的“陕林筹”人员，都乖乖地举起双手表示投降。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只知道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演出的。李志德不听他们啰嗦，一挥手全都被赶到了汽车上。汽车转回正在激烈交火的阵地公路边，李志德下车望了望处在胶着状态的远方，自语道：“这不行，得赶紧再搬援兵来！”随即开上车，押解着俘虏的文艺宣传队回到林校。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和几个同学闲聊，突然看见李志德手里提着枪骂骂咧咧地沿着宿舍找人。此时正当中午时刻，各班宿舍里的人不多，找来找去没找到几个有用的人。李志德看见了我们几个，骂道：“他妈的都是些耍笔杆子的，要紧的时候一个都用不上。”我接过话说：“你说弄啥我们弄不了？”李志德说：“现在常兴车站那边正打着，得人去支援。”我说：“那我们去，你们去时就没有叫我们呀？”李志德笑了笑，一挥手：“那走！”我们几个就跟着李志德上了停在教学大楼前的汽车。汽车上已经架好了机枪，有一些步枪和子弹放在车厢里。另外还有十多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支枪，都是一些过去没有上过武斗战场的人。李志德叫把一支机枪交给我，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枪托顶在了肩膀。李志德笑了，说：“这一回就看你的了！”
李志德开着汽车到达县城时，没有从南边公路上直接往常兴车站渭河边驶去，而是开进了县城街道。原来李志德拉着我们这些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想到“中统指”所在的文化馆二楼去找些有用的人来。不料汽车行至县委大门前丁字路口时，遇到县革委会主任薛海平。薛海平看见汽车上的人全副武装，知道是去武斗，便站在车前阻挡。李志德不理，发动着汽车让薛海平让开。薛海平伸开双臂拦挡着汽车，用哀求般的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去武斗。李志德接连按响喇叭要薛海平让开，围观的群众很多，薛海平就是不让，最后竟爬在了车头前。李志德只好从驾驶室出来，对着车上边说：“下来几个人把薛主任抬上去，跟咱们一块去！”于是薛海平就被抬上车来。这样一来耽误了半个多小时，李志德怕赶不上支援便没有再去文化馆楼上，立即开上车驶出了县城。在县城外把薛海平一个人放在了公路边，带着反对武斗的县革委会主任去毕竟不方便，随后汽车便朝着常兴车站方向的渭河边急驰而去。
等到我们乘坐的汽车还行驶在教坊渡口阵地不远的公路上时，就看见我们“陕林筹”的人拖着枪走了过来。汽车开到跟前，我们班的姚俊俏大声吼叫：“咋这么暮囊（慢的意思）？早来十分钟，就把狗日的包了饺子！”原来早在十多分钟之前，“总司”派硬是凭着机枪的密集扫射，顺着河岸朝东杀开了一条血路逃跑而去。如果支援的人早来10分钟，从截获文艺宣传队的东边堵住退路，河北边被赶至半塬上的“统指”派已追杀了过来，控制了便桥北岸。这样以来，在河边对峙的“总司”派便彻底没有了退路，“统指”派四面围攻，最终只能是“总司”派武斗人员被击毙得一个不剩。
那真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可怕结局！我扛着机关枪，只会朝着对面的人不停地扫射，打死人是肯定的，而且可能不止一个。此前双方对峙都是远距离对射，还没有达到面对面开火的白热化程度。尽管如此，最终清查这次武斗还是死了三个人。一个是“总司”派的机枪手罗秀明，落实为我们班的文革组长兰海楼打死；第二个是“总司”派埋伏在清湫原的王文岗，落实为林业专业24班的刘万宝射中，两个人都是中弹后顿时脑浆迸流而亡；第三个是“总司”派的陈志实，因不慎被自己带的手榴弹炸死。&
当时兰海楼和刘万宝都不知道打死了人，后来认定那两个人都是中了机枪子弹而死，“陕林筹”这边的两挺机枪分别拿在兰海楼和刘万宝手里，便给他们各自落实了一条人命。刘万宝同届学生毕业分配时留校继续审查等待处理，最后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劳动。兰海楼在学校时被给以记过处分，分配到镇安县工作。我后来也被安排在镇安县，听说已在腰庄公社做农业干事的兰海楼，又曾被眉县公安局派人进一步讯问，好象要重新处理关押。兰海楼当时几乎精神崩溃，清理了东西准备去坐牢，后来却不了了之。想着刘万宝肯定也会有这么个反复，最终还是继续在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两个同学都是贫农出身尚且如此，如果我这个富农出身的打死了人，恐怕早就要脑袋搬家了。
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人上了车，加上我们这些没有派上用场的援兵挤了一卡车。算不上是凯旋而归，但也不是打了败仗，汽车开着回林校，大家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行至去往金渠公社的岔路口时，有几个人在前边拦挡汽车，说他们是“统指”派的，“总司”派好多人到了金渠，拿着枪找“统指”派的人闹事。李志德决定去看看，让那几个人上了车，把汽车拐去金渠公社的公路上。
金渠街道紧靠着太白山，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终年不断，是“太白酒”的正宗产地。我们在报告情况的人带领下转了不少地方，都没有看到“总司”派的踪影，更没有看到拿枪的陌生人。那几个人跟我们这些拿着枪的人一起走来走去，壮了胆格外高兴。我们所到之处都扬言要是有“总司”派来骚扰，就来找“陕林筹”，我们会派人来对付他们的。我们在金渠街道待了半个多小时，就从那儿直接往西，由土路开回林校去了。
被押回林校的那些西安理发系统“造委会”的文艺宣传队员并未受到虐待，因为他们说不知道眉县真正的“造反派”就是“统指”派，看着对立面叫什么“总司”便以为是西安的“工总司”派，上当了。“陕林筹”在学校管了一顿饭，当天下午便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眉县火车站南的渭河边上，让其由便桥过河，从眉县火车站乘车回西安去了。
日常兴车站教坊渡口武斗，“总司”派死了两个人算是吃了大亏，同时仗着新增加的几挺机枪，便四处寻机报复。4月22日，“总司”派武斗队公然到槐芽中学，抓去该校“统指”派头头黄军琪，押到小法仪公社吕家庄大队严刑拷打审讯。消息传到“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当天晚头头们便议决次日攻打吕家庄，营救黄军琪。
日早上，“统指”派眉县林校、槐芽中学、金渠中学和营头公社等地300余名武斗人员，团团包围了吕家庄。“总司”派突围撤走时又把五花大绑的黄军琪拉着，转移至郝南堡村。“统指”派追至郝南堡村，救出黄军琪时已是一具尸体，身上缠着的铁丝直勒进骨肉里，情景极为凄惨，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流泪。事后查明，黄军琪是被“总司”派的刘炳才、杜华山最终开枪打死的，被审讯时还遭受到严刑拷打。顿时，“为黄军琪烈士报仇！”“向总匪讨还血债！”激烈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伴随着朝天鸣放的枪声，气氛十分壮烈。正当此时，没有逃掉的“总司”派武斗队员张西存、王宏斌被抓获，拉至李志德面前。李志德二话没说就对其开了枪，而后眉县林校林业专业28班学生刘刚善和“统指”派的董广才一齐开枪，当场击毙了这两个俘虏。
黄军琪尸体被抬到了县城，穿上黄军装，复盖上鲜艳的红旗，“统指”派召开群众大会，沉痛悼念黄军琪“烈士”，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悉数到会。会后抬着黄军琪遗体，在街道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总匪讨还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一种大规模武斗的气氛笼罩在眉县地区上空。
日，到处流窜的“总司”派头头带着武斗队，占领了设在常兴火车站的县食品公司，随即又控制了整个常兴火车站，作为“总司”派新的据点和根据地。正在千方百计寻找“总司”派为黄军琪报仇的“统指”派，当然不能允许它的存在，“围剿”和攻打常兴火车站“总司”派据点，便成为“统指”派大大小小头目们的共识。经过连续几天派人侦察收集情报，“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于5月29日开会决定，次日围攻常兴，占领县食品公司，全歼“总匪”残余势力。
日晚，“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调集眉县林校、齐镇中学、眉县中学、槐芽中学和城关、金渠、横渠等地“统指”派武斗人员400余人，分三路秘密完成了对驻守在常兴火车站县食品公司“总司”派的包围。30日凌晨5时许，总指挥一声令下，“统指”派四面开枪。睡梦中被惊醒的“总司”派立即从两栋楼和院墙上组织还击，双方火力都十分凶猛。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八九点钟，“统指”派仍未能再前进半步，固守的“总司”派也没有打开缺口冲出包围，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
眉县地区的真枪实弹武斗发展到此时，两大派中都已融入了“高人”指点，也就是所谓的“幕后黑手”。“统指”派里有曾经是人民解放军营长的赵轩，“总司”派里却有原眉县贫协主席曹振山。曹振山外号曹大麻子，当年是河北平原上有名的抗日英雄，流传着一首快板就叫做《曹大麻子打日本》。后来曹振山因指挥武斗被抓了起来，其老婆仍还享受老干部家属待遇，到处找领导说他家老曹是老革命，咋还能让共产党抓起来？不久也就真的释放了，可能是有大领导讲了话。在这些“高人”指挥下，打起来是有那么一些章法，譬如“统指”派的四面秘密包围，没有留下“总司”派拼命突围逃跑的缝隙；“总司”派凭借楼房和四面高墙的优势固守，使得人数多于其近10倍的“统指”派也未能攻进县食品公司。但是被指挥者却不是当年的八路军和解放军，没有那种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统指”派没有只身抱着炸药包炸碉堡者，“总司”派也没有用自己身体吸引对方火力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即使指挥员下达这样的命令，也可能被拒绝，指挥员却不能像在战场上那样执行纪律，这儿毕竟不是真正的战场。
这样以来，双方交战虽然进入白炽化程度，但那只是火力凶猛浪费子弹，战斗形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双方对打射击中，“统指”派的李志义被“总司”派苟再贵击中身亡，“总司”派的魏浩民又被“统指”派董广才击毙。直到中午11时左右，解放军8145部队一个排从宝鸡乘铁路巡道车赶到常兴，荷枪实弹高喊双方停止射击，而后进入中间地带，才最终结束了激烈对抗的严重局面。
这次武斗最为可悲的一幕发生在停火后。双方在部队制止下停止了射击，解放军一个排持枪站在中间地带，邀请两派头头到远离现场的铁路道房谈判。双方都不是最高首长出面，而是派去了代表，“统指”派的代表是赵玉有和眉县中学一个学生，“总司”派的代表叫包秉琪和杨生春。正在谈判之时，“统指”派齐镇中学学生伍应宽和眉县林校林业专业22班学生程华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铁路道房外，从窗户伸进枪去，当场打死了“总司”派谈判代表包秉琪，打伤了杨生春。谈判当即中止，现场秩序大乱。部队竭尽全力制止再度开火，被围在县食品公司内的“总司”派武斗人员仓皇逃跑。那些赤手空拳的“总司”派人员来不及跟武斗队一起逃走，被部队保护起来最终带回了宝鸡。
“陕林筹”除了在县境内参加武斗外，还参与了眉县境外的两次武斗。一次是&1968年5月18日，岐山县“造反派”攻打五丈原嘴头村的武斗；一次是1968年6月上旬，支援蔡家坡西北机器厂被围的武斗。
“陕林筹”“文革”一开始就在宝鸡地区造成一定影响，后来又拥有足够的枪支弹药也不是什么秘密，周围县先后都派人来眉县联系过。我在“眉县反逆流战团”时，曾带着人到扶风县益店镇一带侦察过，到过法门寺所在的村庄。那时候看见的藏有舍利指的宝塔，孤零零竖在那里，似乎还有点儿倾斜，周围拴着不少耕畜，牛粪与黄土搅混在一起，要走到跟前还不容易。具体去益店镇侦察什么，为什么去侦察已记不起来了，反正是与扶风县“造反派”来联系有关。后来经常到眉县林校来联系的是蔡家坡西北机器厂的一个工人，家在眉县，40多岁，能说会道。因为我们班同学李中建就是西北机器厂的工人子弟，学校不上课后回了家不再来学校，直到1970年元月毕业分配时才又找到学校来。
岐山县“造反派”攻打五丈原嘴头村的武斗究竟因为什么引起，是谁联系“陕林筹”而去支援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次武斗中说我们班姚俊俏打死了一个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据说是战斗结束后抓住一个俘虏，拉至李志德面前，被李志德拿起别人手里的步枪打了一枪，然后踢下坡去。俘虏在滚坡的过程中，有人朝着开了一枪击中脑袋，自然就毙命了。后来清查中这条人命算在了李志德的账上，但是还要追究击中脑袋那个人的责任。眉县林校和眉县公安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落实到姚俊俏头上。
1968年6月6日，歧山县蔡家坡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而后西北机器厂被长时间围困。对立面把机枪架在北面半塬上，对着西北机器厂院子不停扫射，发现有人就开枪，打死打伤了四五十人。西北机器厂派人前来请“陕林筹”帮助解围，李志德开着汽车领着20多名精锐的武斗人员，带足了弹药去了蔡家坡。关于“陕林筹”支援蔡家坡西北机器厂的武斗，王克华同学在写于上世纪70年初的关于林校“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因为他就是参加者之一，所以真实而可信，这里不妨原文抄录。
&&&&大约在1968年6月，不记得是哪一天了。这天下午有人来叫我去参加武斗。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武斗，觉得自己没有为组织出过力，内心有愧，所以人家一叫，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提一支老七九中正式步枪，上了学校唯一的那辆汽车，开车人是我们组织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志德。
&&&&汽车出发时好象天已黑了，要不就是在眉县县城等向导，天黑时才行动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汽车沿着渭河南岸向西往岐山高店开，然后向北开，在蔡家坡南岸渭河边停下。当晚明月当空，渭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我们在河边按照命令脱光了裤子，把枪支背在身上，裤子卷成团举在手上，跟在一个农民模样的向导后面，鱼贯下河涉水向对岸走去。显然，这个向导对当地的渭河水情很熟，直至走到对岸，水总在腰部与胯部以下，如果没有向导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过河后就是蔡家坡了。这是一个工业重地，有不少国防工厂都在这里，而我们是应西北机器厂造反派之邀而来的。当晚就在该厂食堂吃了一顿饭，然后在礼堂里抱着枪席地而坐休息。有人闭眼假寐，我无睡意，四处乱看，只见有几个人在打造棺材，旁边已停放着几口造好的棺材。我不由得想到，这次武斗不知谁会被抬下来放进这棺材里，心中不禁有了几分寒意。
&&&&拂晓时分，我们开始偷袭敌人。除了我校的武装外，参加行动的还有西北机器厂和陕西第九棉纺厂的工人武斗队员——因行动中听到有人说“我是陕九的”，才知除了西北机器厂之外，还有陕九的工人参加，其它还有哪些单位参加，我就不知道了。为了防止误伤，每人发一个红领带，规定了口令。到了北塬下，先向东走，再上塬，上了一段时间的塬后再向西走了一段路天就亮了，偷袭就变成进攻，但我们都不知道要进攻哪里，只是跟着走。
&&&&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火力的阻击。这里的地势是这样的：道路深陷于庄稼地之间，也就是说长着麦子的麦田高于道路，我们背靠着麦田蹲着不动，有一个工人坐在路边半人高的麦田旁边放哨，没人向前进攻了。这就是文革时期武斗的特点：一是没有严格的班排编制，也没有人督战和执行战场纪律；二是除了少数二杆子，一般人都知道打死人是要偿命或可能要偿命的，而被别人打死则肯定是白死的！我们就这样蹲伏或坐在被火力封锁的路边不动，等待时机。我校的刘刚善和另一个同学是参加武斗的“老兵”，配备有我校自造的枪榴弹——步枪枪筒上卡一个套筒，把手榴弹插进套筒里，手榴弹的拉环拴在枪身上，枪膛里推上一颗空包弹，一击发，火药的推力就会把手榴弹发射出去。这时，他俩就坐在地上，把枪托顶在两脚之间，枪身斜向前上方，凭经验向对方阵地上发射了几颗枪榴弹。正在这时，坐在麦田边上放哨的那个工人突然喊了一声“麦地里有人”，&向麦地里打了一枪迅即滚下麦地躲在路边，说是麦地里有敌人的一个机枪手。我们都紧张地盯着头上方的麦田，如果敌方的机枪手突然从麦田里跳出来，居高临下地喊一声“不许动”，我们肯定会被俘虏的。过了一会儿，前面传来喊声，说是阵地攻下来了。我们提着枪上了麦地搜索前进，一个提着自制小口径手枪的工人可能是个小头目，果然从半腰高的麦地里用脚踢出了一个机枪手，机枪手扔下枪举起双手。这时，这个小头目用小口径手枪对着机枪手的脸打了一枪。这是一瞬间的事，我吃了一惊，吓得楞住了，心想这人完了。结果看见被打的人眉毛与鼻梁之间的眼角有一个小孔，流出一丝血水，还是举着手向前走，好象一时还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看来是子弹的口径太小，没有伤着要害的缘故。因为是工厂武斗队员的俘虏，与我们没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就走散了，也不知这个伤者是死是活。
&&&&经过了解，才知道敌方阵地被攻下来的经过：听说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复员老兵，凭着战斗经验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地形地物运动了几下，很快占领了有利地形，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空档冲上了敌方阵地，一手持枪、一手举着拉环扣在手指上的手榴弹，喝降了敌人。
&&&&我们又向前冲，占领了一个梯田，梯田外方的边上有一道土坎，我持枪趴在土坎后面，看见右边紧挨着一个工人机枪手，感到机枪手的目标太大，容易引来敌人的火力，就爬起来提着枪向左越过几个人才趴下。我小心地抬起头向前下方村庄里看去，看不见敌人躲在哪里——我这才感到自己不是打仗的料，眼睛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敌人目标，而有的人探头看一眼就知道敌人躲在哪里。我向那位工人机枪手看去，只见他抬起机枪向下方射击着，敌人的子弹射在他面前的土坎上，打得土花乱溅，他也不在乎，只是射击，我不由得非常佩服，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突然，只见他抖了一下，喊了一声“我中弹了”，头一歪，伏在机枪上不动了，有人大喊“卫生员”，扑过来抢救，一看，子弹是从后面打进去的。大家一齐转身向后面土塬远处的上方看去，看见有一个人正拼命地向后逃跑，因为很远身影很小。身边有人以为是后面自己人的误伤，高喊着“是自己人，不要开枪”。然而那个人只是跑，此时才有几个人举枪向那个远处逃跑的人射击，未打中，那人跑远了。我举着枪，想开枪，又怕万一打中惹祸，终于没敢开枪。
&&&&相持了一会，敌方的火力渐渐没有了，像是退了，我们跃起向下冲锋。我跑在一条路上向下冲，突然在我前面一两步远的地方溅起了子弹打出的土花，我按照支左解放军战士训练的方法就地卧倒，把步枪夹在两腿与两肘之间，全身绷直，在地上滚了几滚，跳起来再端枪向下冲，和战友们直冲到一个高水塔下面卧倒。枪冲着上方，上方没有动静，我们向水塔上面开了几枪没有人还击，这才松了口气。万幸呀，如果有人坚守，别说用机枪扫了，只往下扔手榴弹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
&&&&在这个村子里大体搜了搜（不进农民家），没有搜到敌人。有一处地上插着一颗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小炮弹，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绕过去。我听说有一个我方的人正在村里搜索前进，突然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几个人用枪逼住，他扔下枪滚坡而跑，对方开了枪，没有打中，捡了一条命。
&&&&我们又跟着大队向西，朝土塬上面前进。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走。突然前面枪声大作，败“兵”如潮水般地退了下来，问了一下撤退的人，他们说敌人的增援来了，人很多，顶不住，快跑！这时的我，真正体会到了“兵败如山倒”这句话的含意，人们只有一个想法，跑吧！越跑人越多，一窝蜂地跑回了出发的地方，我们则跑回了西北机器厂。
王克华同学记述的只是他参加这次武斗的经过，其余同学的行动并没有描述。据后来的传说，“陕林筹”武斗人员在支援西北机器厂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据《岐山县县志》记载：“1968年6月6日，蔡家坡地区爆发大规模武斗，死19人，伤30余人。”都与“陕林筹”无关。“陕林筹”武斗人员是攻取对立面据点的主力军，其他单位参加者只是配合。王克华回忆录中记述的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复员老兵，一手持枪、一手举着拉环扣在手指上的手榴弹喝降敌人，可能只是最后时刻的勇敢表现，而冲上和拿下据点则主要归功于“陕林筹”武斗人员。武斗结束后，“陕林筹”武斗人员受到了西北机器厂众多职工“英雄”般的欢迎，主力队员还被抬起来不停地向空中抛去，场面十分热烈。
蔡家坡武斗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后者还是针对陕西而发。随即，眉县林校驻进了军宣队、工宣队，收缴枪支弹药，清查武斗，逮捕了李志德，武斗彻底结束。
回顾眉县地区的真枪实弹武斗，应当说几乎都是一直处在劣势地位的“总司”派挑起来的。按照当时的政治倾向鉴别，眉县“总司”派确实属于“保守派”，与西安地区以交大“文革总会”为首的“工总司”派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应该彻底战胜的对象。“总司”派拿起毛泽东当年闹革命的办法，“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根据地”，武装袭击“统指”派基层组织，与县革命委员会直接对抗，破坏全县形势稳定。几次武斗主要是“统指”派企图拔掉“总司”派总部据点，阻碍机枪落入其手和因为“总司”派抓了人或打死人后进行救援和报仇。似乎都是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正义”之战。参加武斗者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决不是主观邪恶地杀人放火。如果追究责任，应当首先追究的不是那些参加者，而是发动“文革”致使人们形成那种神圣感的始作俑者。
武斗中杀人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按照刑事犯罪应当受到惩罚，但是不应按照一般杀人对待，应当实事求是地弄清前因后果，公正地让他们承担那些自身原因造成的恶果，譬如说打死俘虏，在战场上也是要执行纪律的。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人公开地讲出来，即使现在讲也不会有市场，反而会遭到痛骂。仔细分析眉县政法机关最终对武斗中打死人问题的处理，好象也不是“一碗水端平”。同样是打死人，这一个被执行枪决，另一个却只判了10年以下有期徒刑；凡是家庭出身不好者有人命在身，几乎都是枪毙决不留情。尤其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又把过去已做过的结论完全推翻，重新抓捕了人。1970年3月9日，眉县召开了7500人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杀死黄军琪的杜华山、刘炳才，作为震慑犯罪开展运动的先头炮，后又于8月4日处决了李志德、伍应宽，最终相继判处刘刚善、程华智、姚俊俏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完全把武斗中的杀死人命，与社会上杀人放火刑事犯罪同样看待。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公布的，自日起施行。此前的法律及审判依据五花八门，“文革”中先有一个《公安六条》，“一打三反”中有个3号文件，定罪的依据是这两个文件，审判程序则毫无法则可循。从全国来讲，对于“文革”中涉及人身伤亡以及其他问题的处理，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哪种情况该杀，哪种情况该抓，哪种情况应当不予追究没有具体规定，全由各地根据形势需要自行其事。再加上“逼、供、信”是普遍的现象，以口供为依据作为主要手段，其中的冤、假、错案应当说为数不少。由于当事人以及亲属不愿或不能申诉亦或不被立案，至今没有听说过对这类案件有一件进行过复查。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义上说来，这是不公平的！
李志德被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最终的当权者称之为“杀人魔王”，冠之以“反革命杀人犯”的头衔。但是在眉县林校当年大多数“陕林筹”人心里，不能说是“英雄”，却也被看做是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李志德家庭出身贫农，抗美援朝中被选定为志愿军坦克手，应当说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复员转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当水电工，是工人中为数不多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正是因为这些100%的革命元素，李志德表示站在“造反”的学生一边时，即被推举为群众组织头头，甚至一度成为“陕林筹”革命纯洁性的一张名片。
说到李志德“造反”，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直接面对当权派杨登风有过什么举动，也绝对不会策划于密室误导学生。他具体的工作就是开汽车，汽车要到哪里去他就会到哪里。汽车拉人去武斗，他则必然要去参加武斗。李志德不是任何一次武斗的总指挥，而只是领着学生去冲锋陷阵。李志德的“罪行”应当说就是那两次直接开枪打死俘虏，在战场上是违犯纪律，避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谈，也属于刑事犯罪范畴，与“反革命”毫无关系。被李志德打死的人与李志德毫无个人恩怨，之前甚至压根儿不认识。李志德打死他们既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挟嫌报复，完全出自当时环境下那种至高无上的“革命”意义。
李志德被逮捕后，情知自己涉嫌的人命较多，终归难免一死，曾经表示林校人员武斗中总共打死的5个人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学生无关，因为学生是他开车拉去的，学生在学校里待着就不会打死人。在追查眉县林校学生刘刚善、姚俊俏打死人中，李志德说是他先开的枪，即使他们后来不补那么一枪，人也活不了。尤其说到姚俊俏开的那一枪，人在滚下坡时就已死了，后来那一枪打的是死人，算不上杀死人命。可惜李志德的这一番苦心完全都白费了，他被判了极刑，其他人一个也没有被轻判。
被关押在眉县看守所里的李志德，一直不知道外边已经发生的一切变化，把眉县林校清查看做是对立派“八·二一红卫兵”在进行反攻倒算的派性活动。我们班同学田印虎曾和李贵明一起到眉县看守所，提审李志德落实其他人的问题。田印虎回来后对我们说，李志德硬得很，戴着手铐脚镣连正眼看都不看李贵明。对李贵明提出的问题，一两句就回答完了，再要追问什么一声不吭。李贵明立眉瞪眼警告李志德放老实点，李志德则冷笑着说：“李贵明，我看你不是来落实问题的，而是想害人打击报复的！”随后任何问题都拒绝回答，搞得李贵明很狼狈。
李志德被执行枪决时，眉县林校已迁至武功县杨凌镇，“文革”中最后一届学生已毕业分配离开学校，我和同班同学熊永庆被留校审查。我因为是已被揪出来看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怕出现意外未被通知前往，熊永庆被和学校数十名教职工一起坐上汽车到眉县参加了公判大会。那天学校里和汽车上都张贴出好几幅同样内容的大标语：“枪毙反革命杀人犯李志德大快人心！”
熊永庆后来对我说，那天枪毙的另外一个人，当被押上主席台时竟吓得瘫软下来迈不动步子。被反绑着的李志德走上前去踢了那人一脚，骂了声：“脓包！”而后大步跨了上去，脸上虽无英勇就义之态，却也不那么沮丧。被押在台子上的李志德抬着头目视前方，林校的李贵明领头高呼口号：“枪毙反革命杀人犯李志德！”“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李贵明喊声震天，响应者却只有林校教职员工，而且声音不大嗡嗡嘤嘤。后来押解的解放军把李志德的头按了下去，但在宣布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那一刻，李志德又把头仰了起来，望了一眼台下的林校教职员工，他已看不到过去风雨同舟的“战友”，迈开步子走向了刑场。相比之下，同时被执行枪决的齐镇中学学生伍应宽，大概早已魂飞天外，硬是被拖下台子的。
我们班同学姚俊俏，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人，家庭出身富农成份。因为是“黑五类狗崽子”，自始至终连“红卫兵”都没有当上，但是却有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心”。姚俊俏有那么点爱出风头的毛病，刚开始批斗“牛鬼蛇神”时，他时不时地走上前去“端正”一下被批斗者的态度。大家虽然也都“气愦填膺”，却不好意思动手动脚，有姚俊俏这么摆弄几下子，顿时增加了火药味。主持会议者虽不绝口称赞，却也不加阻止，甚至呈现出欣赏的目光。于是姚俊俏受到了鼓舞，每每有这种场合便自觉表现一番。后来发展到从上到下穿一身黄军装，腰里扎着皮带，需要时便解下来没头没脑地朝被批斗者打去。姚俊俏小名叫“二毛”，校内外很多人不知有姚俊俏，而“姚二毛”一名则传扬得很远。眉县林校差不多的“牛鬼蛇神”，都不同程度地挨过姚二毛的打。姚俊俏以此表现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岂不知他的父亲在家乡也被人这样地打着。
武斗开始后，姚俊俏是积极参加者之一，几乎每次武斗都少不了他。那时候我和李缠本、薛治民、赵树建、刘正楷、许长学、贺光明等跟姚俊俏住在一个宿舍，每次姚俊俏都是兴致勃勃而去，为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战斗而自豪。同时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有一次因为预计到战斗可能激烈，临走前便把被褥捆起来，把灶房的餐卷掏出来放在床上，对我们说：“回来不了了餐卷就是你们的，被褥麻烦给我捎回家去。”我们听得都有点毛骨悚，没有人答话，姚俊俏却跑着一溜烟去了。
姚俊俏在武斗中一直没有听说打死过人，是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清查武斗时，被审查落实出有人命案在身。负责姚俊俏专案的是奸诈狡猾的李贵明，千方百计诱使姚俊俏承认，在五丈塬武斗中先被李志德打了一枪踢下坡，在滚落中又被击中脑袋而死的那个人是他打死的。刚开始姚俊俏不承认，甚至说他那个时候就没有放枪。但是经不住李贵明翻来复去地倒弄，承认说那个时候放过枪但不是朝那个人开的。再后来李贵明便围绕着姚俊俏这一枪就是击中那个人脑袋的那一枪，施展出全身伎俩要姚俊俏最终承认。李贵明信誓旦旦地向姚俊俏打空头支票：“只要你坦白从宽承认了，我保证你一定宽大处理，不要说坐牢，连开除处分都不会给你！”姚俊俏是在一天中午快要吃饭时首次承认的。为了迫使姚俊俏承认，李贵明领导的专案组采取车轮战，连续几天不让姚俊俏吃饭。那天中午又到了吃饭的时候，李贵明说要是承认了马上可以去吃饭，不承认继续饿着。姚俊俏就是在这种连逼带骗的情况下开始承认那个人是他打死的。
姚俊俏承认打死人后晚上回到宿舍，想着害怕哭哭啼啼。我们问姚俊俏为什么哭？姚俊俏说他承认了那个人是他打死的。我们一听都不敢答声，只有李缠本问：“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打死的？”姚俊俏哭着说：“我不知道。我记得就没有朝着那人开枪。”李缠本说：“那你承认啥哩？”姚俊俏说：“李老师说只要我承认了，这件事就算清查结束了，不会给我啥处分。”李缠本说：“你再别相信李贵明那狗日的胡咧咧，那是在骗你呢！”这种话只有李缠本敢说，就是那些其他贫下中农同学也都不敢吱声。姚俊俏于是又哭了起来，整个晚上都翻来复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姚俊俏就去找了李贵明，把头天的口供全都推翻。李贵明并不气馁，说是允许犯错误的人思想有反复，让姚俊俏认真深入思考，是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呢，还是顽固不化抗拒从严死路一条。过些日子，姚俊俏在李贵明花言巧语诱骗下又承认了，晚上回到宿舍后又是哭哭啼啼。李缠本再次打问，姚俊俏又说他承认了那个人是他打死的。李缠本告诉他不要上李贵明的当，说那狗日的不知道用这办法害了多少人。于是，第二天姚俊俏又去翻了供。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次，李缠本甚至说：“你要是承认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但是最终没有阻止住姚俊俏，被李贵明诱骗着写了检查交待，签上名字按了手印。
1968年12月，我们上一届同学毕业分配后不长时间，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工宣队、革委会做出决定，把姚俊俏与程华智、刘刚善、刘万宝、彭龙德一起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农村劳动。1970年3月“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这几个人除刘万宝外，又都被逮捕押回眉县重新处理。姚俊俏看到李贵明的承诺完全是放了狗屁，在监狱里彻底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也许是因为打人凶手“姚二毛”恶名在外，眉县公安局下决心要惩处姚俊俏，便施用了种种酷刑。据曾同时被关押在眉县监狱的同学说，姚俊俏在监狱里把打就挨扎了！后来办案人员告诉他只要承认那个人是他打死的，保证不枪毙他。姚俊俏在不堪忍受其苦的情况下又一次上当了。最后，当出示判决书要姚俊俏签字画押时，才看到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姚俊俏这一下完全清醒了，死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为此而被弄断了手指头，再怎么痛打也不肯就范。于是，没有姚俊俏签字画押的判决书送去批准时，被最终判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俊俏被判决后并没有立即送往劳改场，而是在眉县看守所关了8年，脚镣手铐未取，每天放风时被拖到院子，好多公安人员围着你踢一脚他打一拳，各种打人的刑具齐上，受尽了折磨与摧残。直到8年后，眉县公安局的人气出够了，才被送往渭南的省二监关押改造。
姚俊俏在劳改场服刑期间表现不错。1980年我从工作的镇安县到商洛地区开会，在地区林业站看望林校同学时，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刘刚善。刘刚善因为父亲病故，被批准只身回家参加葬仪而后返回劳改场，见到刘刚善时是在他返回的途中。刘刚善说他们几个都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姚俊俏在里边烧锅炉，监狱简报有一次还表扬了姚俊俏，登了好长一篇，后来可能因此还被减刑1年。
姚俊俏坐了整整19年的监狱，1989年刑满释放回到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附近的大白杨农村家中。好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地处大城市郊区的大白杨农民生活过得不错，没有等到儿子归来的姚俊俏父亲，特地给小儿子留下了一些拆迁补偿款和房子。姚俊俏回家后依靠出租房子生活，娶了妻，生下一个儿子，没有从事过什么正当职业。晚年姚俊俏以组织秦腔自乐班演唱为乐，于2011年不幸患癌症去世。
我曾经要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同学，却一直穷忙没有与其晤面。听去看望过姚俊俏的同学讲，姚俊俏已不愿意提及往事，只对一位同学说过，他至今都不能肯定那个人就是他打死的。姚俊俏是因为连自己都不能肯定的“滔天罪行”，受尽折磨后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中的三分之一时光，而后又带着这样一笔糊涂账，去见他当年为之“誓死保卫”的毛主席。我在这里用了不短的篇幅说了姚俊俏，为的是把这位同班老同学藏在心底不能对人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即使不能告白于天下，也可以告慰一下其在天之灵。
诸如姚俊俏这种证据上不能完全站得住脚的“文革”案件，恐怕不会是一些个案，其数量之多难以估计。从全国来讲，处理“文革”案件不要说有法可依，就是连一个统一的规定原则都没有，全都是随心所欲。当政者至今对于“文革”的矛盾心理和态度，不可能主动和允许去复查这类案件，谓之“不要翻历史老账”。这样一来，类似姚俊俏这样的人，就只能到上帝那里去讨公道了。
关于“文革”中的武斗，始终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话题。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文革”研究家，也没有人在这方面花费功夫。似乎那是一种公认的破坏活动，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只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鼓吹“文攻武卫”引起了全国大乱。江青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恐怕回答是否定的。有资料披露毛泽东曾经要求武装“造反派”，各地支左的解放军一开始对武斗态度暧昧不是没有原因。实际上武斗作为“文革”中的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应该予以深刻的剖析，也许这就是解开“文革”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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