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思考--浙江在线-浙江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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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思考
浙江文明网
杭州市拱墅区文明办主任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具有维护和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功能，对于培养人的高尚品德，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城市、公共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公共道德建设也应与物质建设共同进步，共同提升。因此，分析当前社会公德建设状况，改进社会公德环境建设，深化社会公德宣传教育十分必要。
　　一、新时期公民的公德意识正在觉醒
　　1、环保意识的觉醒。2010年,杭州市在37个小区实施垃圾分类试点，半年后市民情民意办公室对试点小区的1200户居民家庭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调查，有98.3%的市民认同垃圾问题与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一样，是目前城市环境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98.4%的市民认同为了给下一代一个干净整洁的杭州，解决垃圾问题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有86.1%的市民表示为了垃圾分类，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与家庭空间是非常值得的。有市民说“垃圾是错放的资源，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是城市垃圾的最优处理方式，也是实现垃圾资源化的最佳选择。若不实行垃圾分类，日后解决垃圾围城难题的时间将远多于现在为了垃圾分类花费的时间”。垃圾分类试点调查还显示，有95.1%的市民会将报纸、杂志、可乐罐、塑料瓶等单独收集，卖掉或扔到可回收物桶内；86.0%的市民会将电池、灯管等物品单独收集，扔到有害垃圾桶内；77.5%的市民会将食品包装盒、塑料袋等与剩饭剩菜分开，单独收集扔到其他垃圾桶内，77.3%的市民会将废弃的玻璃制品单独收集，扔到可回收物桶内。此外，有61.4%的市民愿意参加或带家庭成员参加以垃圾分类知识为主题的科普游戏活动；有54.0%的市民愿意参加小区内组织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引导小区内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从垃圾分类试点调查数据看，杭州市民的公共道德价值观和公德行为习惯已经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一些市民对保护环境的价值认同度非常高，市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养成，市民自愿参与公德宣传活动的人数比例在一半以上。
　　2、诚信意识的觉醒。不久前，阿里巴巴针对淘宝部分卖家人为“刷钻”，虚假信用炒作的现象，调整搜索规则，封杀虚假信用炒作，遭到了部分卖家的抵制，阿里巴巴集团以“我们宁可关掉自己的公司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集体向不诚信卖家公开宣战。
　　从阿里巴巴集团调整搜索规则，封杀虚假信用炒作，勇敢地向不“诚信”现象说“不”来看，“独行侠”方舟子的十年打假路不再孤独，一些IT行业精英也已经自觉地加入到“诚信卫士”行列，从技术和运行机制上正在努力实践，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3、文明礼仪意识的觉醒。上海世博会既是世界携手展示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盛大聚会,也是中国人向世界展示文明素质的窗口。对于许多国人在上海世博会上的不文明表现呈现出的“一片狼狈”现象，不仅各大媒体聚集痛批，众多网民更是口诛笔伐。有人总结了上海世博会上国人不文明观展的“七宗错”：第一宗，不排队，爱插队；第二宗，随手扔垃圾、随地小便；第三宗，进入展馆后大声喧哗；第四宗，假冒残疾人，走绿色通道；第五宗，找到任意空间，就能躺下睡觉；第六宗：为求留影，见缝插针；第七宗，踩踏草坪。同时指出，上海世博会的这“七宗错”，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十分普遍，很容易看到，有的人在公共场合毫无忌惮地吞云吐雾；有的人乱扔果皮纸屑成为习惯；公共汽车上年轻力壮的抢占老幼病残孕专座，这些现象多到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通过世博会这个“窗户”，一切不文明现象以“密集型”的姿态呈现出来。更有人通过世博会的个人修养缺失，延伸提出了国人在公德上还存在社会公德观念比较淡薄；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规章、制度、公约等不能得到普遍遵守；对陌生人警惕，冷漠有余，关心、帮助不足；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缺乏基本的诚信；在人与人交往中的礼仪规范受到明显的忽视等五大问题。
　　从网民高度统一地对国人在上海世博会上所表现的不文明陋习的痛揭看，许多人已经对公德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的已经将遵守文明礼仪规范与爱祖国联系在了一起，已经意识到中国人已经能够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在新时期公民公德意识不断觉醒的状态下，政府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加大推动公德建设的步伐，有助于全社会良好公德风尚的形成。笔者以为，政府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要在“两个改进”上下功夫。
　　二、在改进社会公德环境建设上下功夫
　　公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一种道德行为实际上和它的社会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道德环境建设而言，需要进一步改进用人导向，强化舆论引导，完善执法机制。
　　1、改进用人导向。汉末九品中正制度，将个人血亲道德品行的考察，作为提拔、选拔官吏最主要的参照。而其中的着重点就是你在家里是否孝顺。这种孝顺，是与三纲五常的忠君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国家机关的用人是社会用人的“风向标”，公务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成为“公德模范”。综观现在的干部提拔，公务员录用条件，虽然也强调“德、能、勤、绩、廉”五方面内容，但多侧重于“能说”“会写”“能干”，对“德”和“廉”的考察也仅仅是政治的坚定性，学习的自学性以及有无跨越法律底线，曾被查处，除名、劳教、行拘或者有无“不廉洁”反映等。公德环境建设，需要首先从公务人员开始，加强和改进个人道德品行考察，将是否处处树立公德心，自觉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提拔、录用的重要内容。通过改进和完善提拔，录用前在生活圈、学习工作圈的公示、考察方式，强化人们的公德自律意识，逐步推动全社会形成道德事关“生存”、道德事关“发展”的价值导向。
　　2、强化舆论引导。舆论导向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当代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不再仅仅通过各种组织和行政力量来推行，更多地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传播，因此，公德环境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好大众媒体对社会公德文化形成的舆论导向作用。要高度重视当代社会人们对“公德事件”产生的“文明焦虑”，这种“文明焦虑”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和积极的反应，也会产生急躁、极端的反应，一点“小火星”，可能燃起社会舆论的熊熊“烈火”。对此，舆论要主动引导，确保在人们关注的重大公德问题上不缺位，在关键时刻不失语。推动“文明焦虑”成为“文明反省”和文明自律。改进舆论导向，一要培养一支公德舆论评论员队伍，在大众媒体上对一些反响较大的“公德事件”及时“发声”，进行分析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危害，基于问题的公共性和现实针对性，引导人们进行一次公德反思，启发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德观念。二要建立一支公德舆论引导员队伍，及时收集、跟踪网络公德舆情，对过度张扬个人权利引发的道德离散现象，以不同的身份，发表意见，针砭公德缺失，褒扬文明养成。
　　3、完善执法机制。新加坡的实践经验证明，人们的公德行为是“管”出来的。新加坡将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一国多民族共同遵循的共同价值观，不仅仅停留于概念和口号，而是学习西方文化中重视制度建设之优长，以制度化方式加以固定和贯彻。以奖励、优先和处罚想结合的制度建设固定共同价值观，以执法铁面无私制约不文明行为，让新加坡国民意识到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公德文化”被广泛认同，成为全体国民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加强公德环境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制定和完善可操作性的具有公德行为约束力的法规条例，加强制度建设，更需要我们正视当前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现象，分析探究这样的“公德堕落文化”产生的原因，学习他国的“严管”理念和方法，让不遵守交通规则，乱闯红灯，不遵守禁烟条例，无视他人存在，在公共场所吸烟，不遵守城市市容环境条例，乱丢乱吐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人不能遵守相关公德法规，改革开放以来，出国出境旅游考察学习的中国人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严管”国家，因不文明生活习惯被处罚的是极其少数。因此，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形成，是同严格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忽视管理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
　　三、在进一步改进公德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1、进一步深化宣教内容。践行公德规范需要行为主体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而责任意识的形成有赖于行为主体对公德的价值认同和对自身行为的自省、道德自律。过去我们对公民在公共场所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进行了宣传普及，取得了一些成效。新阶段，政府在深化公德宣传教育上，有必要进步一步深化内涵，在进一步做好文明行为规范的条规宣传普及的同时，更要重在引导公德价值观念的认同上下功夫。要大力宣传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在观念上不仅要进行道德修养，而且它实际上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建立的“公民”的公共权利，从而进一步引导人们在观念上提升自己，使自己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德观念。
　　2、进一步强化基层宣教。当前，针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存在的越到基层，资源越少、力量越小、声音越弱的“波纹递减”现象，一要夯实基础。要进一步强化区(县)以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保障，改进基层公德宣传存在的方法单一，平台缺乏，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使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有人理事、有钱干事、有平台办事”。二要缩短距离。要努力改变基层市民公德教育“空洞说教”的宣教方式，缩短公德教育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感”，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进行宣传。从我区的实践看，挖掘群众身边为之熟悉的公德典型进行宣传教育相比过去那种千人一面、高大全式的典型宣传，群众更能接受，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组织参观城市建设的新变化，开展“人与城市发展同进步”座谈讨论，更能从心底打动人心。三要发动企业。当前，居民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人群基本都是离退休老人，青壮年劳动人群因工作及生活压力，基本无暇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而私营企业、新兴组织没有国有企业那样建有思想道德教育的人员机构、教育场地，教育平台，因而发动私营企业、新兴组织是加强劳动人群公德宣教的一个重要层面。从实践看，发动私营企业、新兴组织自主加强职工公德教育的最好方法是积极鼓励，鼓励参与文明单位的创建，给于荣誉；鼓励企业从事公益活动，给予重点宣传，逐步推动公德建设与企业的文化建设、社会形象相融合。
　　3、进一步丰富宣传手段。在坚持原有宣教渠道宣教阵地的基础上，要在掌握高新的宣教工具和传播手段上进行拓展，丰富宣教手段。要大力拓展网络、手机、电子屏等新兴领域和新兴传播阵地，将公德宣传纳入声、屏、报、网互动平台，使之成为公德宣传教育的“新阵地”。要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科学地集成资源、整合力量、集聚优势，形成统一运行和整体效应。
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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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關鍵詞:農村　公德　機制 　　論文摘要:伴隨著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农村的社會，將成為我國社會建設與發展中日益凸顯的重要理論和實際問題之一。因之，立足於農村经濟、鄉土和農民的特性，構建农村社會公德建設機制，則是理應擔當的使命。 　　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不僅預示了、民主的發展，而且內蘊了鄉村道德文明的訴求。無疑，作為道德文明基本要求的社會公德，是新農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義上，缺乏現代道德文明的農村，在本質上沒有完成農村的現代轉型。 　　農村的社會公德建設，絕不止是單純的問題，而是新農村建設中的系統工程，既有賴於農村经濟的發展、的改善、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有赖於農村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幹部遵規守德的道德示範等。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社會公德提供易于生長的良好環境 　　作為人類以實踐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道德，其規範要求的客觀規定性和社會歷史性，決定了一定社会的道德關系及其規範對具體的現實个人的既定性和先在性，從而预示了個體道德觀念形成的後天性。道德揭示的个體道德形成的規律表明，社會成員道德品行的形成與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密切相关，以致於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加臟現象”和“保凈现象”。“加臟現象”呈現的是，在公共環境衛生領域，人們在脏亂差的環境中，盡管具有一定的道德認知乃至道德感，但人们的道德意誌會出現懈怠，往往會放任自己的不良行為，從而出现在臟亂環境中任意亂吐亂扔的現象，即“人們所處的環境越臟，隨地吐痰和亂扔垃圾的幾率越高;人們越是亂吐、亂扔，環境就越臟”。这種現象也證實了美國犯罪心理學家凱瑟琳提出的“破窗理論”。“保凈現象”呈現的是與之相反的行為类型。在潔凈的環境中，人們的道德意誌往往會發揮控制力的作用，即能夠控制自己的亂吐、亂扔的不良行徑。因人們不忍心把潔凈的環境弄臟，就使得環境越優美潔凈，人們越是註重維護，以致於在紅地毯上那些隨地吐痰成習的人都會節制。不难看出，人們的社會公德意識和品行與環境的整潔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系。無疑，農村良好社會公德的形成，需要創設相應的環境。 　　農村社會公德环境的創設，相對於城市而言，既具艱巨性，又具急迫性。由於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發展的自然優先性，在客觀上不僅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滞後，而且也造成了农村公共設施和環境衛生的落後。土路的塵土飛揚、柴草和生活垃圾的亂堆亂放、炊烟灰塵的彌漫等，無不構成了農村生活環境臟亂差的圖景，以致於隨地吐痰、乱扔垃圾等成為農民習以为常的不良習慣，而且沒有道德譴責的氛圍。毋庸置疑，對農村普存的傳統陋習瘤疾根治，光靠提高農民的道德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綜合治理和美化農村的生活環境加以改善。 　　第一，進行農村環境的綜合治理，积極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民生活環境的改善。鄉鎮政府要推進村委會进行土路的修建、汙水排放系統的規划與建設、村垃圾的統一管理和整治、環衛崗位的設置等工作，通過“凈化、綠化、硬化、亮化、美化”等優化農民的居住環境，改善村容村貌，為農村環境文明奠定基礎。 　　第二，在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村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對村鎮進行整體布局、科學規劃。依據村鎮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给予經濟發展模式的合理定位，以避免重復建設，并根據鄉鎮發展的特點和鄉村風俗，確定工業主导型、主導型、旅遊主導型村鎮的農村社會道德建設類型。 　　第三，配置公共環境衛生的設施，根據區域面积和村民的活動範圍，間隔合理地擺放垃圾桶，便於人們養成到指定地點扔垃圾的良好行為習慣。矫正農民不良的行為習慣，不僅需要啟動社會教育系統，轉變他們陳舊的思想觀念，提高道德認識，而且也需要為其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創造條件。 　　第四，加大對農村水、電、氣的改造，實行有償使用的原則，為农民節約用水、用電、減少廢氣排放等提供倫理的经濟動力。調查結果显示，農民對糧食和電具有較強的節约意識，但對水的節約意识不強，對廢氣排放造成的認識不足。究其原因，至少有兩方面:其一，许多村沒有安裝水表，既不限量也不交費，這種無償使用或低價使用方式，使得村民缺乏節約用水的自我利益的約束機制，以致於經常發生經济學的“公地悲劇”現象;其二，對于我國淡水嚴重缺乏的實情，社會對村民進行系統的宣傳教育不够，致使許多村民不知道淡水的有限性和嚴重稀缺性，總以為水像空气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從而在客觀上縱容了水的浪費現象。 　　二、健全農村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為社会公德的生長提供制度支撐 　　英國著名的经濟學家和政治家F.A.哈耶克曾提出一個值得倫理學深思的問題:“一切道德體系都在教诲向別人行善，……但問題在於如何做到這一點。光有良好的願望是不夠的。”由於遵規守德不是人的天性，加之道德以提倡、勸戒、建議為特征的價值導向，為人们提供了較大的自主選择行為的空間，即人們守德與背德，依靠的是個體的道德追求，憑借的是个人的覺悟和自覺性，而事實上光靠個人自身內在的思想覺悟往往難以抵制各種利欲誘惑。為此，社會必須建立道德的制度保障机制，使道德提倡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類型在社會中得以保護和推行。質言之，道德需要借助制度規範要求的明確、具體、穩定以及強制而彌補其白身的軟弱性，從而完成道德自身力量無法實現的普遍規範要求。尤其是對農民的道德培養，還肩負著改变其傳統陋習的重任。由於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存在和發達是社會公德得以產生的客觀基礎，因此，隨地吐痰、亂穿馬路、亂扔垃圾、不排隊、大聲喧嘩等陋習，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與我國漫長的農業社會公共生活空間的狹小密不可分。對於这種傳習而來的不守公共秩序、公德意識淡漠等醜惡行徑，除了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公民城市文明行為的形成外，還必须要啟動系統，運用、行政、經濟等綜合手段，遏止人们的不良行為習慣。具而言之，我国農村公共生活領域陋習瘤疾的根治，村民社會公德意識的強化，村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除了施之一般性的道德教育外，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更需要法制、社会管理等外在機制的强力促進。
一是建立鄉村的制衡制度，避免村幹部的貪汙腐化現象。農村地區普遍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個體經濟比较發達，村鎮集體經濟发展不平衡，但集體收益仍然客觀存在。而村集體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合理與否，既關系著村鎮的公共設施建設，也关系著村民道德感的形成。一旦村鎮經濟的發展能夠惠及當地居民，村幹部不擅自挪用、濫用、私用集體款項，農民的道德感就易於形成和樹立起來;相反，如若集體收益僅為少數村幹部把持和獨享，村幹部以權謀私，就會消解農民的道德感。为此，必須要建立村財務的約束制度，即通過制度安排，对錢財的使用權限加以限制、对其使用用途以及財務支出定期公開加以規定，以遏制村幹部的私用公款現象。 　　二是制定富有針對性的《村民自治章程》，確立本村利益關系的協調原則，使村民具有共守的行為規範。村委會要根據本村利益關系的特點和矛盾的焦点，制定詳盡的行為規範，使行為準則
明確，以避免村民因是非觀念模糊而使不良行為泛滥。如農村的私搭亂建、房屋出租、流動等，要出臺細則加以管理，以維护村容的整潔和村莊的穩定秩序。 　　三是建立社會公德的奖罰制度。獎懲與道德行為模式具有聯動性。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而人的動機從驅動源来看，又可分為內驅動性动機和外驅動性動機。內驅动性動機是由自我的内在追求和滿足而產生的活動動力，如自己的價值追求、理想和信念等;外驅動性動機是由活動以外的某些外部刺激而對人們誘發出的推動力，如行為後果的風險性、懲罰性、獎勵性、獲益性等。人作為活動的意識主體，不僅了解行為的目標，而且會基於自己目標實現概率的高低及行为後果的利與害，調適行为的方式，選擇對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為类型。因而，一種行為模式或行為類型的形成，不光取決於行為主體對其价值合理性的認同，也與行為恒常後果對行為主體的利益損益密切相關。為此，家班杜拉在其“三方互惠決定论”理論中，既揭示了人的思想對其行為的决定性，也指出了人的行為後果對其思想的影响性。他說:“一方面，個体的期待、信念、目標、意向、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著他的行為方式;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来又部分地決定著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等。這說明，一旦某一行為模式經常損害其活動主體，无論它在社會推崇的價值系統中具有多高的位置，潛在的負价效會消融人們踐行的積極性。因此，要想使村民普遍具有良善道德，就必须建立獎懲機制，使守德者受到褒獎且得利，無德者受到譴責且虧利。有鑒於此，對村民講究卫生、保護環境等社會公德的倡導，就需要制定相應的管理規章制度加以保障。 　　綜括論之，農村社會公德的建設，不能光依靠道德自身，因為有些社會公德的缺失，不完全是人自身的道德問題，恰恰是社會管理不完善或制度缺位所致，所以，我國当前以提升公共文明為要旨的社会公德建設.就不能僅囿於道德教育自身，更要註重為社會成员的道德踐行提供制度的支撐。 　　三、制定合乎鄉情良俗的村規民約，為村民提供具體的道德行為準則 　　由於道德調節人們利益關系和人性完善的指向更多是带有普遍性的，因而，道德法則通常是籠統的抽象性原則，它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和約束常常是一般性的導引，而不是具體的嚴格規定，而社會公德也同樣具有一般道德的特性，即道德要求的抽象性、原则性和籠統性。事實上，道德惟有回歸生活並能夠回應生活中的倫理问題，倫理生活才能真正成為人們所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並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洞性。因此，農村社會公德的規範內容要实現鄉村的本土化，即制定過程要民主化、表述的語言要農民化、規範要求要農村化。發挥農村基層組織的主導作用和村委會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功能，由村民讨論共同制訂合乎本村實情的村规民約，使村民易於識記、遵守和評價。這種由村民共同讨論並達成共識的社会公德要求，不僅為村民的道德行為提供了具體的準則，也為村民的道德監督和評價提供了褒善貶惡的標準。更为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主張的“交談伦理”原則，使村民成為制规者，實現了村民的自我道德訴求，這種對村民道德主體性的尊重，既有利於村民道德積極性的調動，也有利於村民的自我道德约束，還減少了道德宣傳的社會成本，因為村民制規過程的議论、商討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道德宣傳教育。為此，我們要糾正一種偏頗的觀點，以為政府展開的專門宣傳活動才是道德教育，忽視村民道德商討過程中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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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啟动鄉土社會的面子文化，強化熟人社會的道德褒貶功能 　　社會成員道德品行的好壞，既與獎罰制度的導向和約束相關，也與道德評價的舆論褒貶相連。道德評價对行為善惡價值的判斷、道德責任的確認、道德價值信息的傳遞，無不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認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為。而農村的道德評價所形成的閑言碎語的，對村民的道德品行更具影響力。一方面，農村的熟人社會特征，為道德評價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尽管改革開放和的推進，促進了農村地區的工業發展，加速了農村人口的流動，但以土地為主要生产資料的農村經濟形式，仍然是農民最重要的經濟活动方式。農村多數人一生或多半生依附於土地而勞作，甚至許多家庭的幾輩都生活在一村一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基本上還是在熟人圈裏走动。費孝通先生對中國傳統農业社會的研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論，仍能反映當代許多農村地區村民的交往特點。它表明，熟人社會的亞文化價值原則、輿論評判等，對个體道德仍具有維系作用。另一方面，農村保有濃厚的中国人特質的“臉面”社會心理特征。在民族性的研究中，中國人所具“面子”的人格特質，已成為共識;而心理學研究成果也表明，許多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有意控制他人對自己形成良好印象的“印象整飾”，的傾向性。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的面子心理更加突出，恰是農村地區濃郁的面子文化，為家裏爭氣、為家人長臉的面子榮譽感和“丢人現眼”的恥辱感，使得道德評價的輿論發揮著強大的鞭答作用。有鑒於此，村委會要註重輿論引導，對村民的良善道德行為要及時給予褒揚，對不良道德行為给予譴責，形成眾矢之的的輿論氛圍，以弘揚正氣，打击歪風邪氣，使村民明是非.知好歹.趨善避惡。 　　五、發揮村幹部的道德示範作用，促發村民的道德行動 　　道德教育不同於科學教育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需要教育對象的認同。應該說，道德有兩種存在樣態，一種是文字形態的道德，即通過文字表述出來的道德理论、規範、條例、篇言等，另一種是活動形態的道德，即以行動註解的道德。理想的道德狀態應是這两種道德形態的統一，既有豐富的道德理論和合理的道德規範，又有良好的道德活動和社會風氣。事實上，在道德教育中，對教育對象的道德接受和內化發生作用的，絕不止是写進文件中的道德條例、寫進教科書中的道德規約、人們嘴上说的道德口號、墻上挂的道德訓示，更為主要的是教育者、周圍人群對道德的實际踐行所產生的示範作用。換言之，受教育者對道德倡導的价值、思想、觀點的認同，不僅取決於道德理論的科學性、合理性，而且也取决於社會成員對道德的態度和踐行狀況，因為社會成員都具有社會學習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動，會通過觀察、模仿等社會学習，熏染受教育者。無須贅言，最能打動教育對象的教育方式，不是單純的說理，而是道德行動的示範性教育。應該說，以行動註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尤其是在農村，村委會干部和黨員的率先垂範作用，是無言的道德說服力。因此，發揮村幹部的道德示範作用，為村民樹立“零距離”的道德典範的標桿.尤為重要。 　　六、開展社會公德的，提高村民的道德認識 　　在農村社會公德建設中，要反對唯經濟發展論，认為只要把農村經濟搞上去，农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養会自然而然提高，無須施之道德教育的片面觀點。但同样值得註意的是，對農民的道德教育，切忌大道理的空泛說教，要契合農民的認知能力和特點。 　　進行以利導德的公德教育。對農民的道德教育，在施之必要的管理制度的同時，還必須要把道德與促進他們的美好生活聯系起来。過去，在道德教育中，囿於傳統的社會本位的道德建構理論，講的最多的是道德是一定社会對人們提出的規約，強調最多的是道德的社會調節功能，挖掘最深的是道德對社会存續的意義，給人感覺最強烈的是教育對象是道德接受的客體。這種道德思維模式，使得“道德緣何存在”以及“人為何遵德”這類倫理學的重要基本理論問題的解答，完全倒向了道德的工具論。道德價值的這種社會工具化的詮釋，否定了人的自我完善和幸福生活對道德的內在訴求，割裂了道德與人們生活意義的關聯，致使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不把道德置身於社會成員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鏈條中，不註意引導教育對象感受道德對個人的意義，即德行對個人發展的功效價值。這種缺乏對道德的个體生活意義完整闡发的道德教育，更多是使人惶恐於道德的被動和無奈，產生對道德的疏離、排斥和抵觸，消减人們對道德內在追求的動力。因此，在農村開展道德教育，不要远離道德與農民美好生活的意义關聯，如對的社會公德教育。要讓村民認識到.潔凈的生活環境不仅有益於他們的身體健康，而且有益於他們村域經濟的發展。對于工業主導型的村鎮經濟，社會公德的環境教育要與吸引外來资金投資建廠、擴大就业、增加收人聯系起來;對於農業主导型的村鎮經濟，社會公德的環境教育要與強化綠色產品而擴大其農產品的銷量聯系起来;對於旅遊主導型的村镇經濟，社會公德的環境教育要與發展事业聯系起來。 　　開展針對性的社會公德教育，避免道德教育的泛化。普遍性是道德規範體系的重要建構原则，因此，道德的規約一般具有普適性，但道德教育是對象化的，是對具體社會成員的教化，也就是說，社會成員的年齡、生活境遇、社会身份、職業活動、文化素養、行動能力等方面的個性差異性的客觀存在，要求我們在道德教育中，必須能夠把普遍的道德原則實行对象化的具體轉化，依施教对象的個性特征而提出針對性的道德要求，從而避免空泛的大道理和原則的說教。我們在施教過程中，要把道德的普遍性原則創造性地轉化為教育對象的身份原則或場合原則，根據不同的社會成員的心理特征、生活境況、接受能力及在不同場合的不同身份，提出相宜的行動規範，以達到道德公約的細化，增強道德的指導力。在我國社會的實際道德教育中，存在著嚴重的教育對象個性特征被抹殺的問題:一方面表現為具有個性差異的社會成員，在“教育对象”的歸類抽象中完全被同一化了，即只看教育對象的同質性而不進行異質性的具體區分，忽視不同群體道德規範要求和接受能力的特殊性，以致於不能進行針對性的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在施教中只見“普遍道德原則”不見適宜具體教育對象的“針一對性道德規則”，只會用同樣的抽象的道德原則教育所有人，不把普遍的道德原則與教育對象的生活实際相結合，只把道德当作知識進行灌輸，根本不涉及教育對象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經常遭遇的道德困境和所面臨的道德選擇的情境，不為特定的教育對象提供解決道德沖突的選擇建議，以致于發生教育對象即使熟背道德規則也無法在具體的道德情境中進行有效選擇的現象。有鑒於此，在農村开展社會公德教育.不僅需要使用農民的語言講解社會公德的基本要求，而且需要圍繞農民的人格特質、接受能力以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實際道德問題，展開針對性的道德教育，避免居高臨下的純粹灌输式的理論說教以及應景式的制造道德文明的形式化教育。转貼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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